寻找最美乡村教师颁奖典礼观后感【经典20篇】

“感动中国”的力量是风的力量，轻轻荡涤着人的心灵，温暖而隽永。尽管获选的十大感动人物和群体有着不同的社会和职业背景，也在用不同的方式感动着别人，但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共同的特质——震撼人心的真、善、美。正是这种令人震撼的力量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善良和社会的美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我们的社会注入了清新正能量。

他，日夜潜心于科学研究，废寝忘食;他，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书写量子通信的科学新篇章;他，悉心于自己的学生后辈，培养可造之才;他，为国锻造通信领域的超级科技。他就是东阳人——潘建伟。潘建伟，46岁，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由我国科学家自主研制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它将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这将是跨度最大、史上最安全的通信网络。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正是潘建伟。潘建伟长期从事量子光学、量子信息和量子力学基础问题检验等方面的研究，对量子通信等研究有创新性贡献，是该领域的国际著名学者，潘建伟有关实现量子隐形传态的研究成果入选美国《科学》杂志“年度十大科技进展”，并同伦琴发现X射线、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等影响世界的重大研究成果一起被《自然》杂志选为“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其研究成果曾6次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中国年度十大科技进展新闻”、5次入选欧洲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进展”、4次入选美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事件”。

还有奋不顾身，冲入火海的王峰，扎身山区的教师支月英等等，让我深受感动。

作为一名一线教师，我们要向这些模范学习，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深入扎实开展课改，努力探讨三代导学案的使用方法，做一名合格的人们教师。

不是所有的泪水都源自悲伤和痛楚，不是所有的哭泣都因为恐惧和怯懦。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2016年度感动中国颁奖晚会观后感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于家庭来说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天下父母的最大心愿。但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发现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发育障碍的特殊孩子，其中最严重的要数自闭症的孩子。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不能快乐成长，家长更是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社会压力和生活煎熬。那种煎熬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孤独症，后来才知道孤独症国际通用说法叫自闭症。

儿童孤独症是一种发生在儿童早期的全面性精神发育障碍性疾病，目前还找不出准确的发病原因，没有相应的治疗药物和有效手段，前景比较暗淡。我的心情随之也黯淡起来。我能给孤独症孩子和孤独症家庭做点什么呢?于是，写了一首歌。歌写好了给谁呢?这时，吉林通化的刘丛凤来了。她就是一个做孤独症的专门家，为了做孤独症她几乎倾家荡产，在所不惜，是这个地区做孤独症的第一人。也因此我认识了我国做孤独症的第一人——田惠萍。

田惠萍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曾在四川外语学院和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任教。期间，她被公派到德国留学两年。1993年3月创办中国第一家服务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性组织—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任所长至今。曾荣获中国国际交流学会及中国青少年基金会颁发的“展望奖”，曾被美国《读者文摘》(亚洲版)评为“今日英雄”。

她还是中国“心盟”网络组织的发起者，作为全国最早的孤独症儿童康复先驱机构的创办人。

有报道说：20多年前，当4岁的儿子被确诊患上孤独症时，田惠萍几近崩溃。这种病在现实生活中早已存在，直到1943年，美国精神病医生凯纳才提出这一概念并确定下来。由于儿子是中国第一批被诊断为孤独症的患者，田惠萍也是十分茫然，连她自己也是第一次听说。她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孩子无法再跟正常人一样去上幼儿园，更不可能达到学龄后去读小学了。“不仅是孩子，作为母亲，我也将跟孤独症长期共处了。”

1993年，田惠萍从重庆来到北京。当时她只有一个信念，要办一所学校，要把像儿子一样的孩子都收到自己身边。几个月后，中国第一家服务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性专业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成立。

她估计，孤独症在中国儿童中的发病率为万分之八到九。而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估算，我国有10万精神残疾儿童，其中绝大多数为孤独症儿童。而包括成年人在内的孤独症患者，国内达数百万之多。

孤独症发病原因至今不明，因此医学上并没有有效地治疗方法。通过专业性训练有些症状可以明显改善，但疾病将伴随绝大多数孤独症患者一生。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建立了为孤独症儿童及家庭提供社会服务NGO。由于缺乏政策性支援，很多NGO面临着巨大挑战，主要是经济压力和技术压力。后者突出表现在怎样提供以专业技术为基础的优质服务，如何培训教师等方面。

2005年，在德国米索尔基金会的资助下，通过一系列行业培训活动，由星星雨发起成立了“心盟”孤独症网络。田惠萍说，心盟的使命就是通过资源整合、行业建设和权益倡导提高成员的服务能力。目前，其成员近60家，遍布全国各地。两年来，已组织过11次能力建设培训，6次教师培训，组团赴德国访问1次，资助4家机构完成战略规划。

田惠萍是个理想主义者，正是患病的儿子让她的生活发生了完全有意义的转变，“走向了一条更有价值的路。”现在，田惠萍的孩子每周一到周五在一家成人智障专业机构接受训练，“虽然他还是一个典型的孤独症患者，但生活得很好。”

2009年，通化的冬天格外寒冷。田惠萍突然来到了通化。她要为通化市的孤独症孩子和孤独症家庭、孤独症工作者尽心出力。那些天，她和她的伙伴吴良生，冒着风雪，一场一场地报告，一地一地地辅导，匠心独运，苦口婆心，诲人不倦，精诚所至，让通化人很感动。

作为当地孤独症爱心协会的名誉会长我有机会和她有了较多的接触。论起来，她稍稍大我一点，但看起来她更显年轻一些。她是一个一见面就能给人十分深刻印象的人，是一个听着十分骇人但一接触就能融洽相处的人，是一个有经历能够看轻一切的人，是一个不知天命，不知疲倦，不畏艰险的人，是一个啥都想知道、都想尝试的人。它特别的爱说能说。在我主持的座谈会，她自己就能说上几小时。

那些天，她在通化电台逗留的时间最长，参加通化电台组织的媒体座谈会，做客安琪的《百姓说事》直播间，接受通化电台名牌栏目王燕的《百姓访谈》。我们之间的交谈广泛而有成效。她对通化的文化历史饶有兴趣，她对通化的风土人情，情有独钟，因而深得通化人的喜爱。

临别我给她总结了六个“不”，这就是——不辞辛苦、不避风寒、不知疲倦、不耻下问、不辱使命、不畏艰险。

六个“不”远远概括不了她做人做事的风格、风范，但通化做孤独症的朋友都愿意记住这六个“不”，因为这是田惠萍在通化的一个写照，也是我和田姐友情的一个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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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早上我们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我非常激动。因为，开学典礼有一项：颁发全国青少年五子棋比赛奖，得奖的人就有我。

不一会，开学典礼开始了，第一项：升国旗，第二项：校领导表扬在暑假期间，参加有比赛活动的同学，我和姐姐都在其中。校领导还为我们颁奖了呢！

学校还请了一位抗战老兵，为我们讲述抗战时期的故事，通过老兵爷爷讲故事，我知道了，那些抗战英雄们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仍然那么坚强、勇敢。为了我们的家园，不怕牺牲，顽强的与敌人作斗争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当代学生学习。我向他们致敬。

开学典礼在一片激烈的掌声中结束了。这真是一场使人难忘的开学典礼呀！

安静地坐在客厅的一角，向记者伸出的手温暖而有力。挥毫泼墨，“长征万岁”四个大字，一气呵成。更多时候，她会被电视上的画面吸引，挥手让周围人静下来，电视上正播着一部关于长征的电视剧，一个红军战士英勇战斗，不幸中弹牺牲……

她的目光久久不愿离开。

面对她，面对这位百岁红军老战士，如同面对一部中国革命史、民族奋斗史。

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是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红军。她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9月，被评为双百人物之一。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王定国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忠贞追随者的人生写照。

百多年风雨，从黑暗到光明;两世纪奋斗，唯初心从未变。

蜕变

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她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她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她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

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王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

获得自由的王乙香改名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至今，王定国清楚地记得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细节：

“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1933年12月，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一个人从平凡到伟大有一个起点，入党就是王定国的起点：“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

长征

五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长征，一个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老记忆中，牺牲与战斗永不磨灭：“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

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来说，考验更大。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

革命路上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王老如此坚定。

过若尔盖草地时，王老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历经艰辛，王定国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让王老铭记的，是和毛泽东主席一起过草地，“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

王定国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

战斗

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从长征开始，王定国的战斗方式就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

王定国身材瘦小，平时就爱唱爱跳，还担任过地方革命负责人，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抽调到剧团做宣传工作。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战地宣传是怎样的情景，又意味着什么。

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一边要长征，一边要作战，一边还要创作、编演、做宣传。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宣传队员所走的长征路，有时甚至超过一般部队的一倍。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王定国回忆。

无悔

生死追随不改初心

在王定国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

1936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王定国所在的剧团改称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过黄河后剧团跟总部行动。

“战斗中，我右腿被流弹击伤，剧团从士门到凉州时，我右腿又挨一枪，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冻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扎了一下照样行军。”王定国回忆说。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入了牢房。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王定国那个时期的全部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

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谢觉哉一下子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日记中曾记载，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经过“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从此，不识字的王定国有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识字教师”。

从此，王定国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并全都抚养成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大量谢觉哉文献，总文字量多达500万字。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开始了新忙碌。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关注林业发展，提出了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建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又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

昨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参加万蝶作文班举办的颁奖典礼。

一来到颁奖典礼的现场，只见有许多小朋友已经来到了。我看见他们都向签到处走去，于是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向签到处走过去。

到了签到处，我先签了一个名字，然后那里的老师给了我一件衣服，我穿上去刚刚好，后来我又得到了一个小贴纸，上面有我的名字。于是我对号入座后，等待着颁奖典礼的开始 。

颁奖典礼开始了，只见每个同学都面带笑容，手拿奖状和礼品，都高兴极了。我也放松了许多，心想：“啊哈!看来这件事多么光荣呀，能在颁奖台上让广大观众看着自己的奖品，是多么荣幸呀!”我在心里暗暗笑道。可是，老师说了一句话，使我大惊失色、紧张万分。老师说：“同学们，你们每人说一句感谢的话。”我想来又想去，终于想出了一句很好的话：“我十分感谢自己的父母和老师，是他们在我背后一直鼓励着我，是我作文获了奖。”当我上场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可是老师没让我们发言，我的心又放了下来。就这样，我也获得了奖状和奖品，于是我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本次颁奖典礼让我既紧张，又害怕，还激动。

开学第一天，天气阳光明媚，太阳照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

进到教室，听见班长说：“开学典礼开始了!”我们听到后都很高兴，赶快拿起凳子整整齐齐的站到门外站队，等待班长发命令。

班长带着我们下楼到操场上，同学们挤挤的站在一起，董老师和别的老师在五年级的地方忙前忙后的，累的满头大汗，最后把座位弄得非常整齐，像电影里面的座位一样，一排排，一列列。

几位校长们走上讲台，他们有的身体胖胖的，个子矮矮的，有的高高的，身体壮壮的，他们脸上都露出慈祥的表情，说：“我宣布，开学典礼现在开始!”我们听后，热情的鼓掌。这时，台上又上来两位同学，他们是主持人，一男一女，说：“现在开始鸣炮奏乐”，刚说完，就听见了操场食堂那边放弃了响亮的鞭炮声。

接下来乐队上场了，我一眼就看见里面有我们班的丁静帆，里面有好几种乐器，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吹着欢快、响亮的乐曲，走到了国旗台下。护旗走出来开始升国旗，这是我们早已经站了起来，敬礼，眼睛齐刷刷的望着五星红旗，那时，我感到非常自豪!

该到校长们讲话了，这时，风停了，天上的云停了，小鸟也停止了叫声，我们也都安静了起来，好像往地上扔了一根针都能听见了。校长说起卫生，不能乱吃零食，垃圾食品不能吃。校长还说我们要注意安全，过马路走横道，乘车船，要买票，不要上河边。我认真的听着，他们的话声回荡着我们整个校园。

这真是一次难忘的开学典礼!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播出了，看完感动中国，我真心觉得，闲着是罪恶的，浪费钱也是罪恶的。闲着，其实就是浪费时间，那么概括起来，浪费是罪恶的，应该怎么办?应该珍惜，珍惜生命，珍惜时间，珍惜金钱，珍惜资源。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绿色港湾模式，让艾滋病患者在“生产自救”的同时进行“心灵自救”

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今天，23年过去了，官方数字报告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增长到约70万人。2007年，约有5万新发感染和2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预计有12万到15万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而目前仅有4万人接受该项治疗。这4万人中，就包括了先后在山西“绿色港湾”艾滋病区接受救治的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这是一篇北京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2004年6月，临汾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艾滋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涌入丁师傅爱人的病房。那天是他爱人的生日，医护人员专程买了一个大蛋糕，买了鲜花，还点上了生日蜡烛。

在“绿色港湾”，丁师傅的爱人第一次听到别人祝福她“生日快乐”。她特别开心，还唱了几首歌答谢大家。生日过后，丁师傅爱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心情也开朗多了。发现自己成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她还从来没笑过。“她有勇气活下去了。”丁师傅说。

大年三十的时候，丁师傅的爱人，还收到了郭小平送的100元红包。正月初一，几位患者及家属还吃到了医护人员包的饺子。

小患者苗苗最喜欢护士周亚琴，每次她下班回家的时候，苗苗都要拉住她的手，让她带好吃的。她每次上班，苗苗都会在大门口等她。周亚琴说，“苗苗把我当成他的亲人了。”

在患者眼里，院长郭小平从不穿白大褂，不戴口罩和手套。他平均一周来“绿色港湾”一次，每次都要坐到患者床前问寒问暖。“一点也不像领导，没有架子，很随和，就像熟人见面一样。”一个患者的母亲说。

为什么要给患者发红包呢?我把这个问题抛向郭小平。

郭小平：“我们要让患者感觉这里像一个家，所以取名为‘绿色港湾’。绿色寓意着生命，港湾就是家。得了这个病的患者思想压力都非常大，必须让他们乐观一点，鼓起生活的勇气，这样对治疗才有好处。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艾滋病人的心理治疗。我们倡导医护人员和患者‘结对子’，医院其它病区的医护人员也会轮流到‘绿色港湾’值日，我们还号召医护人员在节假日和周末把艾滋病孤儿带回家，让这些娃们也能感受到家庭温暖。不少患者在‘绿色港湾’治疗后可以出院，却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听上去，这个“绿色港湾”好像是艾滋病患者的世外桃园，但是据了解，“绿色港湾”模式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对艾滋病人采取隔离措施。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它的创建人郭小平又是怎么想的呢?

郭小平：“是患者的贫困、心理压力和传染病医院的客观情况，构成了病区搬迁的理由。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是山西省4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之一，原来的艾滋病病区设在医院本部，艾滋病病人不敢出门活动，担心遇到熟人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加之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较低，在传染病医院易与其他传染病患者发生交叉感染。一旦交叉感染，艾滋病患者就很危险。很多患者过早死亡是因为并发症死亡，并不是因为艾滋病毒。

2004年7月，我们自筹150万元将以前的SARS隔离区改建成‘绿色港湾”将艾滋病患者全部转了过去。从2004年7月24日建成至今，该病区共收治艾滋病患者120多人次。该病区的艾滋病患者只需要负担生活费用，住宿、治疗都免费，患者可以自愿入院，来去自由。”

记者去过一次“绿色港湾”，在开满芍药花的田野上，离临汾市区大概十公里的车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风光旖旎的田园式病区。一个患者告诉我：“在市里，别人都躲着我们，弄得我们都不敢出门。在这里，大家都是这个病，没有谁躲着我们走。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有空还可以玩一玩。”来自病区的一份资料表明，来此地就诊的患者中，95%都是农民，每天的生活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市内住院，他们每天都要到街上买饭吃。而在这里，院方盖了四个灶台，他们可以自己做饭。

2004年7月是“绿色港湾”开诊的日子，这里也被称之为“艾滋病人生产自救区”，患者在这里可以获得免费治疗，得到家庭般的看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属还可以通过为病区打工来维持生活。

在这里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维修房屋的、种菜养猪的，都是患者家属。

丁师傅的妻子1997年5月在做一次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6年后开始发病，住进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当时传染病医院还没有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住院一周，就花费1，000余元，只好出院。“我当时都绝望了。”丁师傅抹了抹眼角的泪。

2004年5月12日，丁师傅接到院长郭小平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传染病医院现在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治疗，希望他们能尽快到医院就治。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丁师傅说，当时，他就挑上一些小麦，带了500元钱，带着妻子赶到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并随后到了“绿色港湾”，丁师傅还获得一份兼职工作————洗床单被罩、打扫卫生。天气变冷后，他又干上烧锅炉的活，每月 600元。此外，丁师傅还带领五六个病人在病区内的土地上种药材，院里也给每个人发放了相应的劳务费。

“绿色港湾”占地面积90亩，除1，500平方米的建筑及院落外，其余均是可耕地。去年，他们收获了3万余斤玉米，大部分都分给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大白菜也收获了不少，除当福利分发，留下自用部分外，其余的都卖掉了。丁师傅一家人吃的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救区自产，都是免费的。

“绿色港湾”病区主任乔吉平说：“种植蔬菜和中药材，都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之一。去年，院方购买了150吨煤，用于烧锅炉取暖，医院的开支很大。而且医院不收患者一分钱，除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外，国家规定要收的床位费，医院也免了。”

我看到，这里共有36间病房，每间病房两个床位，带有独立的卫生间。此外还设立了治疗护理区、行政后勤区和被誉为全中国最有爱心的学校————红丝带小学。治疗护理区内除病房外，还为患者及其家属设有活动场所，如VCD娱乐活动室、图书室、乒乓球馆等，用于丰富患者及家属的文化生活。

实践中的困惑

郭小平：“最大的困惑是经费问题。“绿色港湾”虽然只是我们临汾传染病医院的一个病区，但却承担着全省差不多90%的艾滋病人救治工作。国家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有一条是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也就是说，政府及国际基金组织所给予的援助多数用于艾滋病人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山西的艾滋病人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本身就面临着温饱问题。比如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不少是孤儿，还是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谁来负担?医院每年要往绿色港湾这个病区投100多万元，才能保证这里的正常开诊。在这里生活、工作和接受治疗的医护人员、病人和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们眼前就面临着严峻的冬季取暖问题。建筑是当时搬迁时医院自筹资金建的临时过渡房，一直想盖新的住院部但是到现在资金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锅炉又坏了，要想解决又得一笔开支。大家都知道，艾滋病人最怕感冒，这么冷的天气，取暖问题解决不了，对他们的身体最不利。医院很困难，确实很困难。

对艾滋病人的诊断问题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国家把诊断的权利交给疾控中心，医院没权利诊断艾滋病。但是我觉得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是医院的事情，而不应只由疾控中心来做，因为疾控中心没有行医权。今年我们医院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病人在2005年通过疾控中心的血液化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艾滋病患者，今年在我们医院要做一个胆囊手术，令人尴尬的是手术中发现，他体内的HIV为阴性!这下我们都着急了，一个标准复查两遍，最后送到本地疾控中心，结果都是阴性。现在这个检验已经通过省里送往北京，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病人很焦急，每天都要问我有没有结果，问自己到底是不是艾滋病患者。因此我觉得，关于艾滋病，现在存在检查、治疗和预防不衔接的问题。

再就是艾滋病的防治资金中，“防”大于“治”，治疗资金严重不足。国家每年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大都用于预防。我们病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接收艾滋病患者1，000多人，各项开支非常多，每年需要几百万元，但从建立至今，卫生部和省里提供的资金较少，我们的医护人员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经验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及时掌握艾滋病治疗和管理的前沿信息。我虽然管理着这个病区，却从来没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更不要说其他医务人员了。

艾滋病人动手术难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年，山西一个艾滋病患者因患子宫肌瘤要动手术，竟然没有医院敢接收她，后来还是在媒体的帮助下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艾滋病人隐瞒病情，悄悄去综合性医院做手术，这样无疑会增加艾滋病在综合性医院的传染几率。如果国家能形成一套关怀、治疗、疏导病人的办法来规范艾滋病治疗，就为艾滋病治疗医院提供了指导。”

采访结束，郭小平忧心仲仲的表情，还一直在眼前闪动。他所创立的“绿色港湾”发端于医院工作人员的善良之心，很多工作靠每个人的主动奉献，这样的人文关怀具有多少可持续性?郭小平的艾滋救治实践是否还有创新空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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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们度过极不平凡的一年。年初的病毒肆虐，武汉抗疫，全国动员，谱写了一曲曲生命的赞歌。入汛以来，全国多支干流告急，在抗洪抢险一线筑起钢铁长城。这一年，是脱贫攻坚决胜年，无数基层干部冲锋在一线，只为全面小康不落一人;这一年，航天航空大放异彩，嫦娥五号、天问一号、北斗三号，科学强国，万众瞩目。

致敬英雄，无愧民族脊梁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近代史从来不乏民族英雄，抵御外侮、捍卫尊严，千千万万的国人展示着自己的民族气节。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更是用血肉之躯，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

然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不良价值观的传入，许多人开始遗忘历史，甚至出现亵渎英雄的痛心举动。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小学生不谈革命先烈，只识游戏人物;不说祖国大事，只知明星八卦。如何帮助青少年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绝不是光靠学校教育和父母引导就行的，必须让全社会参与其中。

我们欣喜地看到，民族情怀，英雄崇拜正在培养。共和国的底色是红色，我们是决不能淡化这个颜色的。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崇尚英雄、缅怀先烈，才能激扬英雄精神，砥砺家国情怀。要想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英雄人物、爱国主义的崇敬，就是最基本的民族认知。

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保家卫国、舍生取义，英雄就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两弹一星程开甲、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导弹之父钱学森，航天英雄杨利伟、医者仁心屠呦呦、抗疫斗士钟南山，今年的感动中国人物中，人民英雄张定宇、战斗英雄王海、抗洪抢险陈陆、北斗之星谢军、当代愚公毛相林，他们的身上流淌着英雄的血脉。

平凡如斯，岂止大道至简

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在我们的身边，也有着普普通通的感动。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人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心。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对亲人的关爱是我们最应该用心的。仁者爱人，人恒爱之，推己及人，大爱无疆，当我们把更多事情放在心上，那就是另外一种境界。

在江西南昌的一条小巷里，每到饭点就人流涌动。他们不是来逛街的，而是为了给亲属热饭和炒菜。一墙之隔的肿瘤医院里，有他们难舍的心中牵挂。为了给千里求医的人们家的温暖，万佐成、熊庚香夫妻俩，两米多宽的小小天地，为远方的陌生人，提供了家的庇佑。18年来不打烊，温暖烟火人间。

“有的病治不好，但能让病人吃好一些，遗憾也能少一些”。年近古稀的老人，舍弃了安稳的小本生意，选择在陋巷坚守希望。每天早上4点，夫妻俩早早备好炉火，等待着病友们翻炒家的味道。一家人的早点铺，变成了千百个家的厨房。迎来送往、春去秋来，也许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但是爱心厨房成为家的守候。

同样令人感动的，还有疫情期间温暖医护人员的快递员汪勇。以凡人之力，书写守护传奇，医护人员守护病人，平凡市民守护医者。当看到医护人员出行困难、防护不够的时候，汪勇也开始行动起来。尽管上有老、下有小，但是男儿担当让他不能停歇。坦诚相见、持之以恒，他的志愿者队伍是江城武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传道受业，满园桃李芬芳

用知识改变命运，要让山区的孩子也能接受教育——这是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的承诺，也是她为之奋斗一生的努力。从2002年的四处奔波筹款，到2008年的学校正式招生，再到2011年起的高考连年优秀，张桂梅用女子柔弱，换来山区孩子明媚的春天。

每天早上5点，是她用喇叭唤醒孩子们的斗志昂扬;夜深人静的时候，是她默默守候着孩子们的安然入睡。走出大山，走向更远，折翼的天使才更要奋发。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今年63岁的张校长，没有任何积蓄，她把所有都捐献给了教育。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久病缠身的弱女子，站立成压不垮、击不倒的勇士。

把孩子送出大山，把希望播撒于社会，张校长也是张老师，张老师更是亲爱的妈妈。与她一样有着教育情怀的叶嘉莹，是已经期颐之年的大学教授。出身于书香世家，毕业于名牌大学，学贯古今，闻名中外。她是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是最美教师的学者。

究其一生，叶嘉莹都在为中国传统文化奔走。桃李天下，传承一家，大师风范，震古烁今。我们总说文化自信，民族认同，真正学习并教育出更多传承者，是叶教授矢志不渝的伟大事业。诗词古韵，名家论稿，为不懂诗的人开一扇窗，你就是诗词国度特别发亮的光点。为往圣继绝学，为华夏启民智，叶先生的风骨让人佩服。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正是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才能汇聚成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靠着每一份坚守和感动来实现的。最后，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英雄，送给奋斗努力的你我。

今天晚上我们全家和电视机里的观众一起流着眼泪看完《2020最美孝心少年》的颁奖典礼。身边总有一些人，会让你感动;总有一些人，让你感同身受;总有一些物质，能够填满你的心房。在我观看完后，有一种名为“感动”的东西，占据了我的整个心房。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足以让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命运的坎坷，使他们体会到了别人所不能体会到的艰辛。那一幕幕的情景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他们为了给母亲治病和时间赛跑，利用放学时间去送票。邵帅为了母亲克服自己怕黑的心理。这么胆小的一个男孩竟然作出了为母亲捐骨髓的决定。……我的心一次次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我们从小就常听人说：为人子女的我们，无论走的多远，飞得多高，也走不出母亲的心，飞不出母亲的牵挂。一天，也许只要一个电话，一句：我很好。就可以让母亲放下那颗牵挂的心。父母的心与我们始终是靠在一起的，是分不开的。我们常常享受在这种父母的爱中，却从未想过如何去回报自己的父母。这些孩子这么伟大，这么懂事!他们令我们多少人脸上火辣辣的。

再来看看自己，向他们这样年龄是常跟父母顶嘴，总是让父母为我们担忧。父母头上那几根刺眼的白发，深深刺痛了我的心。曾经也想让父母笑口常开，却总弄得他们眉头紧锁;也懂得推动摇篮的那双手，也推动了整个世界，却总让他们远离了笑容。当看见他们失望的神情，我们的嘴角，再也上扬不起来。我们的一切，牵动父母的世界，他们的一切，又何尝不是呢?俗话说：羊羔有跪乳之义，乌鸦有反哺之恩，《跪羊图》古往今来感动了无数人，父母对儿女的养育之恩深似海，而我们做得再多，比起父母对我们的关爱也只是犹如沧海一粟。这些孩子用孝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我们一天天再长大，父母在一天天老去，我们总是以工作忙为理由很少去看望父母，怎布置终有一天他们会离开我们，少了唠叨，少了关怀，少了他们的疼爱，到时的我们只有低头叹息，后悔自己以前为什么没有孝敬他们了。现在不把握住时光，好好孝顺他们，又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真要等到失去了才懂珍惜，才知道自己以前拥有那么多的幸福吗?谢谢你们在我们好多人迷茫的时候给了我们一盏灯：这个世界，惟有爱，能冲破一切阻碍。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身为炎黄子孙，就该懂得——百善孝为先。从这一秒开始：让我们一起用爱，填满世界;用行动，孝顺父母吧。孩子们，你们为我们全中国人敲醒了警钟。不要等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而伤心悔恨呀!

去年十一长假，我们一家人回了一趟河北老家。第二天上午，叔叔提议去衡水湖转一转，放松一下心境。

由于人多，爸爸，姑姑和妈妈坐别的车先走。我跟奶奶，叔叔坐在同一个车里，因为叔叔和司机是同学，叔叔就跟司机坐在了前面，我跟奶奶坐在汽车的后排。汽车里异常热，可是叔叔却让我把窗户关了，因为他害怕奶奶着凉。一路上，叔叔不断的回头往后看，隔三差五的问奶奶有事没，奶奶说了声没事，他才放心的扭过头。

窗外的风景真是美极了!虽然是十月初，盛开的荷花早就凋零了，可是接天莲叶的荷叶绿的还是那么耀眼，那么漂亮。湖水一望无际，那么清澈，像一面镜子，在阳光的照耀下，风一吹，湖面上就像泛起了一层金光闪闪东风金子，美丽极了!

猛然间，我才发现奶奶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好像很难受的样貌。叔叔突然叫司机停车，把窗户开了一点，还对奶奶说：“妈妈，你坐前面吧!我看得眼花缭乱，头晕!”

奶奶只好无条件服从和叔叔换了位置，奶娘坐在了前面，脸色也逐渐好转。其实，我是明白的，叔叔说头晕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他看到奶奶晕车，明白奶奶不会和他换座位的，所以，他找了个借口，让奶奶坐在前面，那样就不会晕车了!

孝敬老人是我们每个人应当做到的。有时，一个小动作、一句话、一个眼神都能体会到对长辈的爱。或许，老人期望的并没有那么复杂，只期望儿女平平安安。而儿女们应当做到的，就是常回家看看，陪陪父母，陪陪长辈，让他们快欢乐乐!

我从事教师这个职业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对于教师这个职业，我抱怨，不满，觉得付出与收获不平衡，从未规划过自己的职业生涯，教师只是我生存的一种技能。而何校长的培训改变了我的想法，让我懂得把教育当成一项事业来追求。热爱自己的教师工作，关注每一个学生健康成长。在培训中何校长指出，在播种和收获之间有一段时间叫做等待。教师要拥有理想，热爱教育;了解学生，学会沟通;简单的教，快乐的学;规范教学，充满激情;加强学习，学会研究;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心里健康，自我调适。抱怨没有用，不满没有用，只有端正自己的态度，把教育当做自己的事业来追求，热爱教育事业，才能在教师的道路上，越走越宽敞，越走越顺。由此我觉得我们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才能把简单的机械的工作做的更有意义。为此我认为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爱，是成为智慧型老师的前提。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充分说明，爱，是教育的前提。智慧型老师必须是懂得爱，懂得施爱，懂得用爱润泽学生心灵的圣者。当代社会，孩子的家境非常复杂，尤其是独生子女多，留守孩子多，单亲家庭多，老师的爱就尤其重要，懂得爱的作用，那么工作就有了源泉，教育就有了凭借。以爱作法宝，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工作自然会事半功倍。新型的师生的关系带来的是师生合作，交流、民主和平等，这为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提供了强大保障。

二、勤总结，多反思从理论上提高自己的水平，并有效地指导我们的教学。从今天起，我要多多练习，笔耕不辍，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守住自己心灵的净土，躬耕精神的园圃，把困惑变成收获，把收获变成经验，让不懈的写作成为精神的自觉;笔耕不辍，对教育现象进行思索，对教育问题进行研究，促进自我的专业成长，争取成为一个研究型的老师。行走在学习的路上，越发觉得自身的不足，细细梳理着收获与思考的同时，有个想法在心中越发明确。那就是：在深感差距中追求自己的希望，在明确方向中坚定自己的信念——专业素养，好好修炼，笔耕不辍，厚积薄发促进自我的专业成长，争取成为一个研究型的老师。

商丘市第二实验小学组织了师德教育报告会，会上张书记作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做幸福的引路人”的专题报告。通过学习使我受益匪浅。

高尔基曾经说过：“谁不爱孩子，孩子就不爱他，只有爱孩子的人，才能教育孩子。”教师的爱是良好师生关系的润滑剂，教师的爱是教育工作的灵魂。有了爱，我们之间就能以诚相待、心心相印。有了爱，师生就可以无障碍地沟通;有了爱，在师生和谐的氛围中，就可以开展教学互动，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爱孩子首先要尊重孩子，要平等民主地对待孩子，尊重他们发展的积极因素，让他们主动地发展。因此每当孩子有事情跟我来讲时，我都认真地听，而且同个别幼儿对话时，我一般都蹲下来，使孩子感到教师是尊重他的，孩子们已把我当成了‘大朋友’，有什么事情都愿意跟我讲。在日常的教育过程中绝对不能体罚或相体罚，更不能羞辱孩子，否则不仅伤了孩子的人格和自尊心，更容易让孩子对学习失去兴趣、对学校产生害怕的感觉，甚至是排斥来园上学等。

幼儿可塑性大，模仿性强，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回对他们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幼儿教师的道德水平，决定着幼儿的道德水平。因此，我们做幼儿教师的一定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时时处处给幼儿以楷模之影响。日常工作中注重自身的修养，做到文明、礼貌，善于与人合作，待人真诚，有耐心、不急躁，谈吐文雅，朴素，活波大方，端庄、整洁，诚实有自信，表里如一，动之以情，以情育人，晓之以理，以理塑人。

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将严格要求自己，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做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

法治社会是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法治建设是提升区域形象的一项重要举措，是社会治理转型的必经路径，是制度创新的样本，标志着区域文明程度、综合实力的高度，对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文化繁荣，引导区域社会有序、健康、快速发展和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平安具有重要意义。

我认为，要搞好法治建设，实现理想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要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是法治建设的基础

法治建设需要坚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基础，而公民的法律素质则是其不可或缺的主体基础。这个基础性条件越充分，公民在依法治国中的主体性就越容易实现;公民主体性实现得越充分，依法治国的本质——人民当家作主，就越能够得到体现和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法律素质的高低好坏，直接影响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制约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因此，大到一个国家，小到某个区域，要实实在在地推进法治建设这一伟大事业的进程，就应当高度重视并且不断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只有公民具备了较高的法律素质，才能理解立法的本意就是规范和制约公共权力，保护民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才能有效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才能树立遵纪守法的观念，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保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才能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才能充分调动参与法治化进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是法治建设的关键

领导干部是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完成党的历史任务而奋斗的骨干力量，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管理者和组织者，决定着法治建设的方向，影响着法治建设的发展程度。要加强地方法治建设，关键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抓好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就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推进领导干部法制教育制度化、规范化;坚持和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法制度;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制度;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法律培训制度;完善领导干部自学法律制度;建立健全重大事项决策法律咨询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法律知识的考试考核。

三、强化司法公正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保障

司法是保证权利得以合法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是实现、维护和争取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只有保证司法公正，严格依法办事，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才能不断地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只有保证司法公正，公民才会相信法律是限制、约束权力，保护权利和自由的，才会将纠纷诉诸法律，法治建设才能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要推进法治建设，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必须全面履行司法职能，严格遵循法律。

四、从严治党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落实到位。

(1)必须严守理想信念阵地。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树立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我们党建党治党的一条基本经验。

(2)必须严管党员干部队伍。党员是党的肌体细胞，干部是党的执政力量，党员干部决定党的生命力和党的事业成败。坚持党要管党，必须严格管理党员干部队伍，特别是要选好用好执政骨干队伍。它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以培养选拔更多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为重点，在提升党员干部素质和能力上下工夫，在创新选人用人机制上下工夫，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管理的科学化水平;要求党员干部勤于学勉于思，时刻用共产党员标准来要求自己，时刻用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来警示自己，做到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

(3)必须严抓党群干群关系。党的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强调，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作风建设，善始善终、善作善成，防止虎头蛇尾。着力解决一些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以为民服务的实效来检验活动的成果。

(4)必须严格党内法规制度。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是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根本。要加大制度的执行力度，解决制度虚设和执行不到位问题，切实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5)必须严惩各类腐败分子。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的鲜明政治立场，也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严是爱，松是害。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既是对事业负责，也是对干部负责。现在，庸懒散奢不良风气在干部队伍中有滋长蔓延之势，一些干部不思进取、庸庸碌碌，贪图安逸、得过且过，甚至贪污受贿、腐化堕落，为群众所不满。这其中，主要是干部自身的原因，但与组织上疏于教育管理不无关系。对干部管得严一点，是对干部的关心和爱护。

加强法治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之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探索的过程，贵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部门各负其责、各尽其能、齐抓共管，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机制，贵在求真务实，贵在坚持不懈。相信，只要上下齐心协力、不懈奋斗，法治建设必将为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提问：江苏对乡村教师，特别是距县城比较远的乡村教师，给予什么样的待遇?与县城教师在工资待遇上有什么区别?

沈健：第一，我们增加一些岗位津贴。通过提高岗位津贴，乡村教师一个月平均增长一两百元。第二，鼓励各县为到乡村任教的教师建流动性住房。解决好房子问题很重要，我曾在苏北的一个县看到，因为有了流动性住房，校长、教师只需一个月回县城一次。精神激励与物质待遇同样重要，要给乡村教师提供专业发展机会、给予精神鼓励，比如对职称政策进行调整，建立荣誉制度。我们下一步的重点是教师培训，还有师德教育，着重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和专业化水平，解决教不好的问题。

由于地理及自然环境制约，乡村学校教师生活工作条件艰苦，发展空间较小，职业幸福感、成就感、荣誉感普遍较低，所以，长期以来乡村教师特别是偏远乡村教师“下派难”，部分乡村学校特别是偏远村小、教学点教师得不到及时补充，教师年龄偏大，结构不合理，严重制约乡村教育发展。及时科学补充乡村教师，建设一支素质优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乡村教师队伍，是发展乡村教育的保障。

《办法》从5个方面提出保障乡村教师的培养和补充。一是进一步统筹区内师范专业招生计划，改革师范教育培养模式，建立起师范院校与研训机构、中小学校联合培养乡村教师的机制;二是加强乡村教师本土化培养，自2016起，将地方免费师范生计划由每年200名扩大到300名，由区内高等院校定向培养“一专多能”的教师，协议到乡村学校任教;三是继续实施国家和地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特岗计划，加大音乐、体育、美术等师资紧缺学科教师的招聘数量;四是做好高校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工作;五是对自愿到乡村学校支教的退休特级教师、高级教师，经支教学校所属教育部门审核、公示，由各市、县(区)财政按照每人每年20000元标准予以补助。

此外，《办法》从两个方面对乡村教师编制管理做了明确规定，进一步保障乡村教师数量充足，解决乡村教师“下不去”问题。

拜读了李镇西老师的《做最好的老师》一书，感触很深。这本书是李老师25年教育教学思想和智慧的精华集粹，全方位地阐述了李老师的教育观、学生观、班级管理、思想工作、心理教育以及语文教学的理念与实践。李老师把他的教育思想、教育机智、教育技巧与教育情感融为一体。语言朴实而富有诗意，形象而充满激情。读着书，让人不禁为之激动、赞叹、折服!

在序言中，李镇西老师的这一段话也令人回味无穷：“你也许不是最美丽的，但你可以最可爱;你也许不是最聪明，但你可以最勤奋;你也许不会最富有，但你可以最充实;你也许不会最顺利，但你可以最乐观……因此，你若是工人就要当技术最出色的的工人;你若是营业员，就要当服务质量最佳的营业员;你若是医生，就要当医术最高的医生;你若是教师就要当最负责任的教师。”这是写给他学生的，也是写给他自己的。读到这儿时，我的内心便会受到触动：对啊，自己和自己比，今天和昨天比，每天反省自己的行为，不正是在“做最好的自己”吗?是的，“做最好的老师”强调的是“自己和自己比”——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比，不断地超越自己。所以，只要我从每天最平凡的小事做起，每天反省自己一天所做的事，理清思路，相信自己，就一定能有所进步

李镇西老师说到，爱是永恒的教育理念，没有爱便没有教育。他认为教育中的“爱心”意味着对学生的成长以至未来一生的负责，这是我非常欣赏的观点，一直以来我也坚信自己是个有爱心的老师，读完这本书，我对教育中的“爱心”问题也有的新的认识和理解，在书中他谈到“教育并不是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教育中真正的爱必然包含着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乃至必要的合理惩罚。”有时我也在怀疑，对于我们班的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到底要不要惩罚?如今我明白了这其实只是一个教育的必要手段，需要老师用爱心去把握的“度”的问题了。因为教育之爱绝不是迁就纵容学生，绝不是放弃严格要求和严肃的纪律。在李老师从教之初，他也曾经讽刺过学生，曾经辱骂过学生，曾经体罚过学生。但是后来他将这一切都变成了教育财富，这一次又一次的教育困难、一次又一次的教育失误最终将他磨练成了一位著名的教育专家。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光阴飞逝间，我也是一名高中生了。

今天，学校组织我们举行了开学典礼，开学典礼上，先是升国旗奏国歌。之后，学校的老师代表，新生代表，以及家长代表和毕业生代表----我们的学姐，都做了发言，而我，则是安静的在下面听着，我听得很认真，因为我知道，这些讲话可能会影响我的一生，时刻提醒我该如何做人。

听到家长代表说‘在家长心中，最重要的是你们，他们为你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你们好。’是啊，天下的父母为儿女做的事都是为儿女好，我的父母也一样，他们对我的恩情太重了，我现在唯一能够报答他们的，只有学习，好好学习，才能让他们不为我的学习担心，才能让他们多为自己想想。

听到学姐说，学习习惯比学习成绩更重要，学习成绩再好，学习习惯不好，迟早会被学习习惯好但曾经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超过。那时，我就决定先把学习习惯养好，因为我的成绩本来就不怎么好。

发言之后就是颁发奖学金，有一千的，有五千的，但在我看来，钱多少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学校对他们的一种认可。

我不知道我在未来会不会像那些学长学姐一样站在讲台前领取学校发给我的奖学金，但我会努力，努力学习，努力做好我自己，为了不辜负我的父母和老师，也为了不辜负我自己。

开学典礼，新的征程开始。

“秦奶奶，我给您剪剪指甲吧!”王威摘下口罩，笑着对躺在4号病床上的老人说。“好哇!快坐。”王威坐在秦奶奶床边：“奶奶，我给您讲个故事好不好?”王威笑着，边剪指甲边问：“您看我像得过重病的人吗?”“不像!你长得白白净净、气色又好，还这么漂亮，哪像得过重病的?”秦奶奶摇摇头。“我得过甲状腺癌，还是晚期!”王威说。病房里的人听后都睁大眼睛不敢相信。“是真的。”王威语气平缓，跟大家讲起自己患病13年的一幕幕——

“8岁时，我得了甲状腺癌。当时，我爸拿到诊断书，‘扑通’一下晕坐在地上。从此，我躺在病床上大把大把地吃药，一次次地打针化疗，头发都掉光了。爸妈带着我在黑龙江四处求医，花光了家里全部积蓄，但病情却急剧恶化。我脖子上的肿瘤越长越大，丑死了。肿瘤压迫气管，我呼吸困难，连睡觉都得坐着。在家人的精心照顾下，我坚持了8年。16岁时，爸妈带我来北京看病，检查的结果是：甲状腺癌晚期。当时医生说我活不过6个月，所有的医院都不愿接收我……那时，‘能够活下去’是我最大的愿望。”

王威抬起头看看秦奶奶，说：“来，您换一只手。”她接着讲：“2008年春节，听着热闹的鞭炮声，我庆幸自己又赚了一年，但我也接到了病危通知。当时，我一个人躲在卫生间里大口地吐血，胸膛里像火烧一样难受，似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人要走了，我能做点什么呢?我想起给《星光大道》写信，希望栏目组帮我完成最后一个心愿——我要捐献遗体。我登上《星光大道》，唱了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在整个录制过程中，我没有流泪，只是微笑，我要为病痛中的人加油，也想告诉拥有健康的人保持健康、珍惜生命。2011年12月19日，在家人的陪同下，我终于在同仁医院签下了遗体眼球捐献志愿书。

《星光大道》的节目播出后。我接到了一位特殊观众打来的电话，他就是煤炭总医院的王明晓院长。王院长说：‘王威，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想着帮助别人，如果你就这么离开了，作为医生我很不甘心。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尽全力挽救你!’很快，我住进了煤炭总医院。经各科专家会诊，检查结果是：甲状腺癌晚期，双肺弥漫性转移、淋巴转移、骨转移。医生们说手术风险非常大，我很可能就下不了手术台。手术还做么?我妈握着医生的手恳求说：‘手术你们尽管做!我把孩子交给你们了。’当天，手术进行了6个半小时，医生小心地剥离开与肿瘤纠缠在一起十几年的血管和神经，从我的脖子里取出了10个肿瘤，最大的比我的拳头还大。手术成功了!睁开眼睛的那一刻，我一个劲地傻笑，连泪水都觉得是甜的。

出院前，王院长来看我，说：‘孩子，以后有什么打算?’我说：‘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也要像你们一样，救死扶伤，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王院长推荐我上黑龙江鹤岗卫校，学校破格录取了我，还免除了我的全部学费。2012年7月，我毕业后回到了煤炭总医院，成为心脏中心的一名护士。过去，我是病人，被人照顾;现在，我是护士，照顾病人。这种转变多有意思、多令人高兴啊!”

说到这，王威甜甜一笑：“奶奶，您说是不是呀?”秦奶奶和病房里的人都说“姑娘，你太不容易了!”大家叮嘱王威：“你现在也得注意身体啊!”王威感激地点点头。

2013年初，王威进行了身体系统复检，结果很好：血液中的癌细胞没有了。医生说：“王威现在的状态是健康的。她创造了奇迹!”而坚强、乐观的妈妈说：“这场病也许是上帝给王威一个化了妆的祝福。生病那些年，女儿可遭罪了，模样连我看了都觉得丑。现在，女儿健健康康，越长越漂亮，还有一份心爱的工作，我跟女儿一样，高兴!”

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是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红军。她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9月，被评为双百人物之一。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王定国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忠贞追随者的人生写照。

百多年风雨，从黑暗到光明;两世纪奋斗，唯初心从未变。

蜕变：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她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她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她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

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王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

获得自由的王乙香改名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至今，王定国清楚地记得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细节：

“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1933年12月，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一个人从平凡到伟大有一个起点，入党就是王定国的起点：“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

长征：五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长征，一个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老记忆中，牺牲与战斗永不磨灭：“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

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来说，考验更大。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

革命路上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王老如此坚定。

过若尔盖草地时，王老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历经艰辛，王定国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让王老铭记的，是和毛泽东主席一起过草地，“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

王定国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

战斗：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从长征开始，王定国的战斗方式就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

王定国身材瘦小，平时就爱唱爱跳，还担任过地方革命负责人，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抽调到剧团做宣传工作。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战地宣传是怎样的情景，又意味着什么。

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一边要长征，一边要作战，一边还要创作、编演、做宣传。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宣传队员所走的长征路，有时甚至超过一般部队的一倍。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王定国回忆。

无悔：生死追随不改初心

在王定国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

1936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王定国所在的剧团改称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过黄河后剧团跟总部行动。

“战斗中，我右腿被流弹击伤，剧团从士门到凉州时，我右腿又挨一枪，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冻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扎了一下照样行军。”王定国回忆说。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入了牢房。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王定国那个时期的全部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

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谢觉哉一下子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日记中曾记载，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经过“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从此，不识字的王定国有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识字教师”。

从此，王定国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并全都抚养成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大量谢觉哉文献，总文字量多达500万字。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开始了新忙碌。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关注林业发展，提出了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建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又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

今年55岁的支月英是江西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的一名乡村教师。为了让山里孩子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她默默坚守深山36载。 1980年，19岁的支月英远离家乡，只身来到离乡镇40多公里，海拔近千米且道路不通的山村小学任教。

36年来，支月英一直坚守在偏远的山村讲台，为了让山里孩子们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她筹建新校舍、创办快乐图书室、开设全科特色教学。她既是老师，又是校长，还是保育员，为孩子们做饭、洗衣、垫付学费更是家常便饭。学生们对支月英的称呼，从最初的“支姐姐”，到后来的“支妈妈”，再到现在的“支奶奶”。三十多年过去了，一千多个山里娃从这里走出了大山，而支月英却落下了一身病痛：视力、听力减弱，甲减和糖尿病让她每天离不开药。

面临退休的支月英，最担心没有新老师愿意来这偏远的教学点。“乡亲们把我当做亲人，山里娃就是我自己的孩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干下去!”支月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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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惠萍，中国第一家自闭症服务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的创始人。

1988年，田惠萍留学归来，发现自己的孩子患有儿童自闭症，从此开始了走了上了研究和治疗自闭症儿童的道路。1993年，田惠萍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服务自闭症儿童的专业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23年来，田惠萍坚持以正确的理念推动自闭症议题在中国社会得到广泛关注;她和她的机构，帮助了6000多个自闭症家庭，让这些父母逐渐掌握与自己孩子相处的方式方法。著名导演薛晓璐根据她的故事制作了电影《海洋天堂》， 2013年她登上央视《开讲啦》栏目，向国内公众普及自闭症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