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简介及代表作(最新20篇)

妖君擎苍向神族挑起战争，神族付出惨痛代价封印了擎苍，同年天孙夜华出世。七万年后擎苍破出封印，青丘狐帝幺女白浅再次将擎苍封印，因此被封法力、记忆和容貌，落入凡尘与夜华相识、相恋，后被带入天宫。

天宫中，爱慕夜华的素锦屡次陷害白浅，并让白浅误会夜华冷酷无情，继而又害白浅被挖双眼。

白浅伤心欲绝，产子后，纵身跃下诛仙台。因诛仙台戾气破解封印，她恢复记忆，为忘记夜华，饮下忘情药。百年后二人在东海重逢。夜华认出白浅，相随相伴，再续前缘，更唤醒白浅记忆。

面对往日仇怨，白浅问素锦讨回双眼，怎料又中了素锦的计，再不肯原谅夜华。此时擎苍再次醒转，夜华来不及解释，亲自斩杀擎苍,付出生命封了东皇钟，面对魂飞魄散的夜华，白浅悔恨自责。幸而三年后，夜华苏醒，二人再续前缘。

爱荷华，即艾奥瓦州，是美国50个联邦州份之一。以下是小编带来的汪曾祺散文《遥寄爱荷华——怀念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应安格尔和聂华苓之邀，到爱荷华去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认识了他们夫妇，成了好朋友。安格尔是爱荷华人。他是爱荷华城的骄傲。爱荷华的第一国家银行是本城最大的银行，和“写作计划”的关系很密切(“国际写作计划”作家的存款都在第一银行开户)，每一届“国际写作计划”，第一银行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招待酒会。第一银行的墙壁上挂了一些美国伟人的照片或图像。酒会那天，银行特意把安格尔的巨幅淡彩铅笔图像也摆了出来，画像画得很像，很能表现安格尔的神情：爽朗，幽默，机智。安格尔拉了我站在这张画像的前边拍了一张照片。可惜我没有拿到照像人给我加印的一张。

江迪尔是一家很大的农机厂。这家厂里请亨利·摩尔做了一个很大的抽象的铜像，特意在一口湖当中造了一个小岛，把铜像放在岛上。江迪尔农机厂是“国际写作计划”的赞助者之一，每年要招待国际作家一次午宴。在宴会上，经理致辞，说安格尔是美国文学的巨人。

我不熟悉美国文学的情况，尤其是诗，不能评价安格尔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位置。我只读过一本他的诗集《中国印象》，是他在中国旅行之后写的，很有感情。他的诗是平易的，好懂的，是自由诗。有一首诗的最后一段只有一行：

中国也有萤火虫吗?

我忽然非常感动。

我真想给他捉两个中国的萤火虫带到美国去。

我三天两头就要上聂华苓家里去，有时甚至天天去。有两天没有去，聂华苓估计我大概一个人在屋里，就会打电话来。我们住在五月花公寓，离聂华苓家很近，五分钟就到了。

聂华苓家在爱荷华河边的一座小山半麓。门口有一块铜牌，竖写了两个隶书：“安寓”。这大概是聂华苓的主意。这是一所比较大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房子，买了已经有些年了。木结构。美国的民居很多是木结构，没有围墙，一家一家不挨着。这种木结构的房子也是不能挨着，挨在一起，一家着火，会烧成一片。我在美国看了几处遭了火灾的房子，都不殃及邻舍。和邻舍保持一段距离，这也反映出美国人的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心理。美国人不愿意别人干扰他们的生活，不讲什么“处街坊”，不讲“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除非得到邀请，美国人不随便上人家“串门儿”。

是一座两层的房子。楼下是聂华苓的书房，有几张中国字画。我给她带去一个我自己画的小条幅，画的是一丛秋海棠，一个草虫，题了两句朱自清先生的诗：“解得夕阳无限好，不须怅惆近黄昏”。第二天她就挂在书桌的左侧，以示对我的尊重。

楼上是卧室、厨房、客厅。一上楼梯，对面的墙上在一块很大的印第安人的壁衣上挂满了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色各样的面具，是安格尔搜集来的。安格尔特别喜爱这些玩意。他的书架上、壁炉上，到处都是这一类东西(包括一个黄铜敲成的狗头鸟脚的非洲神像，一些东南亚的皮影戏人形……)。

餐厅的一壁横挂了一柄船桨，上面写满了字，想是安格尔在大学划船比赛获奖的纪念。

一个书柜里放了一张安格尔的照片，坐在一块石头上，很英俊，一个典型的美国年轻绅士。聂华苓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

南面和西面的墙顶牵满了绿萝。美国很多人家都种这种植物，有的店铺里也种。这玩意只要一点土，一点水，就能陆续抽出很长的条，不断生出心形的浓绿肥厚的叶子。

白色羊皮面的大沙发是可以移动的。一般是西面、北面各一列，成直角。有时也可以拉过来，在小圆桌周围围成一圈。人多了，可以坐在地毯上。台湾诗人蒋勋好像特爱坐在地毯上。

客厅的一角散放着报纸、刊物、画册。

这是一个舒适、随便的环境，谁到这里都会觉得无拘无束。美国有的人家过于整洁，进门就要脱鞋，又不能抽烟，真是别扭。

安格尔和聂华苓都非常好客。他们家几乎每个晚上都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爱荷华是个安静、古板的城市(城市人口六万，其中三万是大学生)，没有夜生活。有一个晚上，台湾诗人郑愁予喝了不少酒，说他知道有一家表演脱衣舞的地方，要带几个男女青年去看看。不大一会，回来了!这家早就关闭了。爱荷华原来有一家放色情片子的电影院，让一些老头儿、老太太轰跑了。夜间无事，因此，家庭聚会就比较多。

“国际写作计划”会期三个月，聂华苓星期六大都要举行晚宴，招待各国作家。分拨邀请。这一拨请哪些位，那一拨请哪些位，是用心安排的。她邀请中国作家(包括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和在美国的华人作家)次数最多。有些外国作家(主要是说西班牙语的南美作家)有点吃醋，说聂华苓对中国作家偏心。聂华苓听到了，说“那是!”我跟她说：“我们是你的娘家人。”——“没错!”

美国的习惯是先喝酒，后吃饭。大概六点来钟，就开始喝。安格尔很爱喝酒，喝威士忌。我去了，也都是喝苏格兰威士忌或伯尔本(美国威士忌)。伯尔本有一点苦味，别具特色。每次都是吃开心果就酒。聂华苓不知买了多少开心果，随时待客，源源不断。有时我去早了，安格尔在他自己屋里，聂华苓在厨房忙着，我就自己动手，倒一杯先喝起来。他们家放酒和冰块的地方我都知道。一边喝加了冰的威士忌，一边翻阅一大摞华文报纸，蛮惬意。我在安格尔家喝的威士忌加在一起，大概不止一箱。我一辈子没有喝过那样多威士忌。有两次，聂华苓说我喝得说话舌头都直了!临离爱荷华前一晚，聂华苓还在我的外面包着羊皮的不锈钢扁酒壶里灌了一壶酒。

晚饭烤牛排的时候多。我爱吃烤得很嫩的牛排。聂华苓说：“下次来，我给你一块生牛排你自己切了吃!”

吃过一次核桃树枝烤的牛肉。核桃树枝是从后面小山上捡的。

美国火锅吃起来很简便。一个长方形的锅子，各人自己涮鸡片、鱼片、肉片……

聂华苓表演了一次豆腐丸子。这是湖北菜。

聂华苓在美国二十多年了，但从里到外，都还是一个中国人。

她有个弟弟也在美国，我听到她和弟弟打电话，说的是地地道道的湖北话!

有一次中国作家聚会，合唱了一支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聂华苓是抗战后到台湾的，她会唱相当多这样的救亡歌曲。台湾小说家陈映真、诗人蒋勋，包括年轻的小说家李昂也会唱这支歌。唱得大家心里酸酸的。聂华苓热泪盈眶。

聂华苓是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有一次她和在美的华人友好欢聚，在将近酒阑人散(有人已经穿好外衣)的时候，她忽然感伤起来，失声痛哭，招得几位女士陪她哭了一气。

有一次陈映真的父亲坐一天的汽车，特意到爱荷华来看望中国作家。老先生年轻时在台湾教学，曾把鲁迅的小说改成戏剧在台演出，大概是在台湾最早介绍鲁迅的学人之一。老先生对祖国怀了极深的感情。陈映真之成为台湾“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幼承庭训有关。陈老先生在席间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听了，一时非常激动，不禁和老先生抱在一起，哭了。聂华苓陪着我们流泪，一面攥着我的手说：“你真好!你真好!你真可爱!”

我跟聂华苓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哭过了。”

聂华苓原来叫我“汪老”，有一天，对我说：“我以后不叫你‘汪老’了，把你都叫老了!我叫你汪大哥!”我说：“好!”不过似乎以后她还是一直叫我“汪老”。

中国人在客厅里高谈阔论，安格尔是不参加的，他不会汉语。他会说的中国话大概只有一句：“够了!太够了!”一有机会，在给他分菜或倒酒时，他就爱露一露这一句。但我们在聊天时，他有时也在一边听着，而且好像很有兴趣。我跟他不能交谈，但彼此似乎很能交流感情，能够互相欣赏。有一天我去得稍早，用英语跟他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的问候的话：“你今天看上去气色很好。”他大叫：“华苓!他能说完整的英语!”

安格尔在家时衣著很随便，总是穿一件宽大的紫色睡袍，软底的便鞋，跑来跑去，一会儿回他的卧室，一会儿又到客厅里来。我说他是个无事忙。聂华苓说：“就是，就是!整天忙忙叨叨，busy!busy!不知道他忙什么!”

他忙活的事情之一，是伺候他的那群鹿和浣熊。有一群鹿和浣熊住在“安寓”后山的杂木林里，是野生的，经常到他的后窗外来做客。鹿有时两三只，有时七八只;浣熊一来十好几只，他得为它们准备吃的。鹿吃玉米粒。爱荷华是产玉米的州，玉米粒多的是，鹿都站在较高的山坡上，低头吃玉米粒，忽然又扬起头来很警惕地向窗户里看一眼。浣熊吃面包。浣熊憨头憨脑，长得有点像熊猫，胆小，但是在它们专心吃面包片时，就不顾一切了，美国面包隔了夜，就会降价处理，很便宜。聂华苓隔一两天就要开车去买面包。“浣熊吃，我们也吃!”鹿和浣熊光临，便是神圣的时刻。安格尔深情地注视窗外，一面伸出指头示意：不许做声!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是猎人，看着窗外的鹿，说：“我要是有一杆枪，一枪就能打倒一只。”安格尔瞪着灰蓝色的眼睛说：“你要是拿枪打它，我就拿枪打你!”

安格尔是个心地善良、脾气很好、快乐的老人，是个老天真，他爱大笑，大喊大叫，一边叫着笑着，一边还要用两只手拍着桌子。

他很爱聂华苓，老是爱说他和聂华苓恋爱的经过：他在台北举行酒会，聂华苓在酒会上没有和他说话。聂华苓要走了，安格尔问她：“你为什么不理我?”聂华苓说：“你是主人，你不主动找我说话，我怎么理你?”后来，安格尔约聂华苓一同到日本去，聂华苓心想：一个外国人，约我到日本去?她还是同意了。到了日本，又到了新加坡、菲律宾……后来呢?后来他们就结婚了。他大概忘了，他已经跟我说过一次他的罗曼史。我告诉蒋勋，我已经听他说过了，蒋勋说：“我已经听过五次!”他一说起这一段，聂华苓就制止他：“no more!no more!”

聂华苓从客厅走回她的卧室，安格尔指指她的背影，悄悄地跟我说：

“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十二月中旬，我到纽约、华盛顿、费城、波士顿走了一圈。走的时候正是爱荷华的红叶最好的时候，橡树、元宝树、日本枫……层层叠叠，如火如荼。

回到爱荷华，红叶已经落光，这么快!

我是年底回国的。离开爱荷华那天下了大雪，爱荷华一点声音没有。

一九八八年，安格尔和聂华苓访问了大陆一次。作协外联部不知道是哪位出了一个主意，不在外面宴请他们，让我在家里亲手给他们做一顿饭，我说“行!”聂华苓在美国时就一直希望吃到我做的菜(我在她家里只做过一次炸酱面)，这回如愿以偿了。我给他们做了几个什么菜，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碗扬州煮干丝、一个炝瓜皮，大概还有一盘干煸牛肉丝，其余的，想不起来了。那天是蒋勋和他们一起来的。聂华苓吃得很开心，最后端起大碗。连煮干丝的汤也喝得光光的。安格尔那天也很高兴，因为我还有一瓶伯尔本，他到大陆，老是茅台酒、五粮液，他喝不惯。我给他斟酒时，他又找到机会亮了他的惟一的一句中国话：

“够了!太够了!”

一九九○年初秋，我有个亲戚到爱荷华去(他在爱荷华大学读书)，我和老伴请他带两件礼物给聂华苓，一个仿楚器云纹朱红漆盒，一件彩色扎花印染的纯棉衣料。她非常喜欢，对安格尔说：“这真是汪曾祺!”

安格尔因心脏病突发，在芝加哥去世。大概是一九九一年初。

安格尔去世后，我和聂华苓没有通过信。她现在怎么生活呢?前天给她寄去一张贺年卡，写了几句话，信封上写的是她原来的地址，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

1991年12月20日

※选自：《草木春秋》※

法语系女硕士生乔菲，从小立志做一名翻译，偶然机会她邂逅了翻译天才程家阳。乔菲为躲避前男友、程家阳之兄程家明，误打误撞与程家阳结下梁子。不料在第二日的高翻局实习生迎新会上，乔菲发现程家阳竟是自己的实习教师。

两人带着对彼此的误会开始了一场在高翻局中猫与鼠的较量，最终乔菲通过不懈努力，得到了程家阳的肯定;而两人在历经种种波折后，也终于确认了对彼此的感情。

正当乔菲事业爱情都如沐春风时，一场变故突袭而至，程家明也在此时再次介入乔菲的情感生活。种种现实和猜忌令乔菲与程家阳矛盾丛生，最终不得不分手。乔菲此后远走他乡进修法语，程家阳亦接受事业上的新挑战。

两人各自历经成长，面临生死考验后，最终涅磐重生。乔菲终愿直面自己的感情，追求更高的职业理想;程家阳也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小说中的女主角乔菲是一位名牌大学高级翻译，迫于生活压力去夜总会打工，与失恋买醉的外交部长儿子程家阳发生关系后陷入爱情——典型的灰姑娘和高富帅套路。后来，乔菲怀孕堕胎不能再生育，又遭到女二号的陷害，引发了一连串爱恨纠葛。有网友称，原著情节“狗血”，且不乏大尺度情欲描写。

在电视剧里，删去了一些敏感情节，乔菲变成了积极向上的女硕士，程家阳也少了许多阴暗面。

周瑜(175年—210年)，字公瑾，东汉末年名将，安徽庐江舒县人[1] 。洛阳令周异之子，堂祖父周景、堂叔周忠，都官至太尉。长壮有姿貌、精音律，江东有“曲有误，周郎顾”之语。

周瑜少与孙策交好，21岁起随孙策奔赴战场平定江东，后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任，周瑜将兵赴丧，以中护军的身份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建安十三年 (208年)，周瑜率军与刘备联合，于赤壁之战中大败曹军，由此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建安十四年(209年)，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建安十五年(210年)病逝于巴丘，年仅36岁。

正史上周瑜“性度恢廓”“实奇才也”，孙权称赞周瑜有“王佐之资"，范成大誉之为“世间豪杰英雄士、江左风流美丈夫”。宋徽宗时追尊其为平虏伯。位列唐武庙六十四将、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白露通常在每年9月8日至9月22日之后9月23日是秋分时节。

每年9月8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165度时，为“白露”节气。“白露”是反映自然界气温变化的节令。露是“白露”节气后特有的一种自然现象。此时的天气，正如《礼记》中所云的：“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对“白露”的诠释——“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

其实，气象学表明：节气至此，由于天气逐渐转凉，白昼阳光尚热，然太阳一归山，气温便很快下降，至夜间空气中的水汽便遇冷凝结成细小的水滴，非常密集地附着在花草树木的绿色茎叶或花瓣上，呈白色，尤其是经早晨的太阳光照射，看上去更加晶莹剔透、洁白无瑕，煞是惹人喜爱，因而得“白露”美名。

节令至此，正当仲秋季节，气候一如春季，不仅花木依然茂盛，而且有的花的颜色较春天更艳，如木芙蓉、秋海棠、紫茉莉、鸡冠花、雁来红，特别是田野里迎风招展的荻花。古诗云“日照窗前竹，露湿后园薇。夜蛩扶砌响，轻娥绕竹飞”。

此时天高云淡。气爽风凉，可谓是一年之中最可人的时节。但此时节，地球上的许多有生命的东西，会在萧瑟秋风中随之由荣而衰。不过，万物兴衰皆自然，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舜亡。

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这时夏季风逐渐为冬季风所代替，多吹偏北风，冷空气南下逐渐频繁，加上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南移，北半球日照时间变短，日照强度减弱，夜间常晴朗少云，地面辐射散热快，故温度下降速度也逐渐加快。

吴太祖大皇帝孙权(182年-252年5月21日)，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三国时代东吴的建立者。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在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中打下了江东基业。建安五年(200年)，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之掌事，成为一方诸侯。

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与刘备建立了孙刘联盟，于赤壁之战中击败曹操，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派吕蒙成功袭取刘备的荆州，使其领土面积大大增加。

黄武元年(222年)，孙权被魏文帝曹丕册封为吴王，建立吴国。黄龙元年(229年)，孙权正式称帝。孙权称帝后，设置农官，实行屯田，设置郡县，并继续剿抚山越，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他又多次派人出海。黄龙二年(230年)，孙权派卫温、诸葛直到达夷州。

孙权晚年在继承人问题上反复无常，引致群下党争，朝局不稳。太元元年(252年)病逝，享年71岁，在位24年，谥号大皇帝，庙号太祖，葬于蒋陵。是三国时代统治者中最长寿的。[1]

孙权亦善书，唐代张怀瓘在《书估》中将其书法列为第三等。

本书以破案的形式讲述法医工作各个方面的知识，整本书用案例串联，从法医现场勘查，法医临床学、法医病理学、法医人类学和法医物证学等主要方面用生动的故事和平实的语言来介绍这个工作，同时包含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和医学常识。

作者秦明是炙手可热的新锐悬疑作家，同时又是安徽省公安厅物证鉴定管理处主检法医师，拥有优秀的写作经验和工作经验，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影响力大。

用案例带知识的法医科普图书还比较少，这种悬疑的写作方式会大大提高科普书的可读性。

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生性豁达不羁，

初入华山武功平凡，后遇高人授以“独孤九剑”，更意外取得五岳各派剑法精髓，因而引致师父岳不群的猜疑，借口逐出师门。其实岳不群表面正直，内里奸诈，为独得旷世秘笈“葵花宝典”，竟设计谋令武林各派相互暗算，唯最终作法自毙。令狐冲自幼与不群之女岳灵珊情投意合，岂料林平之的出现，令岳灵珊转投其怀抱。后令狐冲结识黑木崖首领的独女任盈盈，二人志趣相投。几番生死误会之后，彼此才明白互相深爱对方，然而盈盈已身中剧毒，奄奄一息。经历了世间的霸权纷争，令狐冲与任盈盈终于知音共赏，结为伉俪，从此笑傲江湖 。

因为善良之神与邪恶之神转世、更迭，神界内部矛盾逐渐升级，以毁灭之神为首的一众神诋向以海神、修罗神为首的另一众掌权神诋发起了战争。而就在这个时候，同时掌控海神、修罗神两大神诋之位的神界执法者唐三斗罗大陆外传神界传说的妻子小舞却怀孕了。

神界的危机由此升起，唐三预感，除了神界内部矛盾之外，还有巨大危机即将到来，这危机又是什么呢?

神界传说，是拙作斗罗大陆II绝世唐门之后，一部承上启下的神界故事，在这里，大家会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同时，这一部神界传说，也将是未来斗罗大陆III的前传。

王羲之(303-361)，中国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号澹斋，汉族，祖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会稽(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有书圣之称。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王会稽”。其子王献之书法亦佳，世人合称为“二王”。此后历代王氏家族书法人才辈出。东晋升平五年卒，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王称紫藤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王羲之兰亭序被后人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现在住址存于革命老区山东临沂兰山区，受其影响命名了洗砚池街，且王羲之故居就在洗砚池街上。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沈从文，他在创作上很受沈从文的影响。以下是小编带来的汪曾祺散文《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希望对你有帮助。

沈先生逝世后，傅汉斯、张充和从美国电传来一幅挽辞。字是晋人小楷，一看就知道是张充和写的。词想必也是她拟的。只有四句：

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这是嵌字格，但是非常贴切，把沈先生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面。这位四妹对三姐夫沈二哥真是非常了解。——荒芜同志编了一本《我所认识的沈从文》，写得最好的一篇，我以为也应该是张充和写的《三姐夫沈二哥》。

沈先生的血管里有少数民族的血液。他在填履历表时，“民族”一栏里填土家族或苗族都可以，可以由他自由选择。湘西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大都有一股蛮劲，狠劲，做什么都要做出一个名堂。黄永玉就是这样的人。沈先生瘦瘦小小(晚年发胖了)，但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小时是个顽童，爱游泳(他叫“游水”)。进城后好像就不游了。三姐(师母张兆和)很想看他游一次泳，但是没有看到。我当然更没有看到过。他少年当兵，漂泊转徙，很少连续几晚睡在同一张床上。吃的东西，最好的不过是切成四方的大块猪肉(煮在豆芽菜汤里)。行军、拉船，锻炼出一副极富耐力的体魄。二十岁冒冒失失地闯到北平来，举目无亲。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经常为弄不到一点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冬天屋里生不起火，用被子围起来，还是不停地写。我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他写信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他在信里说了一些他刚到北京时的情形。——同时又叫三姐从苏州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安慰我。他真的用一支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了。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那么多的学问，真是一个奇迹。

沈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他应当算是个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搞机床设计时，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做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他的“耐烦”，意思就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一个时期，沈先生每个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都要出几本书，被称为“多产作家”，但是写东西不是很快的，从来不是一挥而就。他年轻时常常日以继夜地写。他常流鼻血。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来不易止住，很怕人。有时夜间写作，竟致晕倒，伏在自己的一摊鼻血里，第二天才被人发现。我就亲眼看到过他的带有鼻血痕迹的手稿。他后来还常流鼻血，不过不那么厉害了。他自己知道，并不惊慌。很奇怪，他连续感冒几天，一流鼻血，感冒就好了。他的作品看起来很轻松自如，若不经意，但都是苦心刻琢出来的。《边城》一共不到七万字，他告诉我，写了半年。他这篇小说是《国闻周报》上连载的，每期一章。小说共二十一章，21×7=147，我算了算，差不多正是半年。这篇东西是他新婚之后写的，那时他住在达子营。巴金住在他那里。他们每天写，巴老在屋里写，沈先生搬个小桌子，在院子里树阴下写。巴老写了一个长篇，沈先生写了《边城》。他称他的小说为“习作”，并不完全是谦虚。有些小说是为了教创作课给学生示范而写的，因此试验了各种方法。为了教学生写对话，有的小说通篇都用对话组成，如《若墨医生》;有的，一句对话也没有。《月下小景》确是为了履行许给张家小五的诺言“写故事给你看”而写的。同时，当然是为了试验一下“讲故事”的方法(这一组“故事”明显地看得出受了《十日谈》和《一千零一夜》的影响)。同时，也为了试验一下把六朝译经和口语结合的文体。这种试验，后来形成一种他自己说是“文白夹杂”的独特的沈从文体，在四十年代的文字(如《烛虚》)中尤为成熟。他的亲戚，语言学家周有光曾说“你的语言是古英语”，甚至是拉丁文。沈先生讲创作，不大爱说“结构”，他说是“组织”。我也比较喜欢“组织”这个词。“结构”过于理智，“组织”更带感情，较多作者的主观。他曾把一篇小说一条一条地裁开，用不同方法组织，看看哪一种形式更为合适。沈先生爱改自己的文章。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头地脚页边，都是修改的字迹，蜘蛛网似的，这里牵出一条，那里牵出一条。作品发表了，改。成书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总要改。有时改了多次，反而不如原来的，以至三姐后来不许他改了(三姐是沈先生文集的一个极其细心，极其认真的义务责任编辑)。沈先生的作品写得最快，最顺畅，改得最少的，只有一本《从文自传》。这本自传没有经过冥思苦想，只用了三个星期，一气呵成。

他不大用稿纸写作。在昆明写东西，是用毛笔写在当地出产的竹纸上的，自己折出印子。他也用钢笔，蘸水钢笔。他抓钢笔的手势有点像抓毛笔(这一点可以证明他不是洋学堂出身)。《长河》就是用钢笔写的，写在一个硬面的练习簿上，直行，两面写。他的原稿的字很清楚，不潦草，但写的是行书。不熟悉他的字体的排字工人是会感到困难的。他晚年写信写文章爱用秃笔淡墨。用秃笔写那样小的字，不但清楚，而且顿挫有致，真是一个功夫。

他很爱他的家乡。他的《湘西》、《湘行散记》和许多篇小说可以作证。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起棉花坡，谈起枫树坳——一到秋天满城落了枫树的红叶。一说起来，不胜神往。黄永玉画过一张凤凰沈家门外的小巷，屋顶墙壁颇零乱，有大朵大朵的红花——不知是不是夹竹桃，画面颜色很浓，水气泱泱。沈先生很喜欢这张画，说：“就是这样!”八十岁那年，和三姐一同回了一次凤凰，领着她看了他小说中所写的各处，都还没有大变样。家乡人闻知沈从文回来了，简直不知怎样招待才好。他说：“他们为我捉了一只锦鸡!”锦鸡毛羽很好看，他很爱那只锦鸡，还抱着它照了一张相，后来知道竟作了他的盘中餐，对三姐说“真煞风景!”锦鸡肉并不怎么好吃。沈先生说及时大笑，但也表现出对乡人的殷勤十分感激。他在家乡听了傩戏，这是一种古调犹存的很老的弋阳腔。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对年轻人打鼓失去旧范很不以为然。沈先生听了，说：“这是楚声，楚声!”他动情地听着“楚声”，泪流满面。

沈先生八十岁生日，我曾写了一首诗送他，开头两句是：

犹及回乡听楚声，

此身虽在总堪惊。

端木蕻良看到这首诗，认为“犹及”二字很好。我写下来的时候就有点觉得这不大吉利，没想到沈先生再也不能回家乡听一次了!他的家乡每年有人来看他，沈先生非常亲切地和他们谈话，一坐半天。每当同乡人来了，原来在座的朋友或学生就只有退避在一边，听他们谈话。沈先生很好客，朋友很多。老一辈的有林宰平、徐志摩。沈先生提及他们时充满感情。没有他们的提挈，沈先生也许就会当了警察，或者在马路旁边“瘪了”。我认识他后，他经常来往的有杨振声、张奚若、金岳霖、朱光潜诸先生、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无朋党色彩，也无酒食征逐。清茶一杯，闲谈片刻。杨先生有一次托沈先生带信，让我到南锣鼓巷他的住处去，我以为有什么事。去了，只是他亲自给我煮一杯咖啡，让我看一本他收藏的姚茫父的册页。这册页的芯子只有火柴盒那样大，横的，是山水，用极富金石味的墨线勾轮廓，设极重的青绿，真是妙品。杨先生对待我这个初露头角的学生如此，则其接待沈先生的情形可知。杨先生和沈先生夫妇曾在颐和园住过一个时期，想来也不过是清晨或黄昏到后山谐趣园一带走走，看看湖里的金丝莲，或写出一张得意的字来，互相欣赏欣赏，其余时间各自在屋里读书做事，如此而已。沈先生对青年的帮助真是不遗余力。他曾经自己出钱为一个诗人出了第一本诗集。一九四七年，诗人柯原的父亲故去，家中拉了一笔债，沈先生提出卖字来帮助他。《益世报》登出了沈从文卖字的启事，买字的可定出规格，而将价款直接寄给诗人。柯原一九八○年去看沈先生，沈先生才记起有这回事。他对学生的作品细心修改，寄给相熟的报刊，尽量争取发表。他这辈子为学生寄稿的邮费，加起来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抗战时期，通货膨胀，邮费也不断涨，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面反面都得贴满邮票。为了省一点邮费，沈先生总是把稿纸的天头地脚页边都裁去，只留一个稿芯，这样分量轻一点。稿子发表了，稿费寄来，他必为亲自送去。李霖灿在丽江画玉龙雪山，他的画都是寄到昆明，由沈先生代为出手的。我在昆明写的稿子，几乎无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一九四六年，郑振铎、李健吾先生在上海创办《文艺复兴》，沈先生把我的《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寄去。这两篇稿子写出已经有几年，当时无地方可发表。稿子是用毛笔楷书写在学生作文的绿格本上的，郑先生收到，发现稿纸上已经叫蠹虫蛀了好些洞，使他大为激动。沈先生对我这个学生是很喜欢的。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他们全家有一阵住在呈贡新街，后迁跑马山桃源新村。沈先生有课时进城住两三天。他进城时，我都去看他，交稿子，看他收藏的宝贝，借书。沈先生的书是为了自己看，也为了借给别人看的。“借书一痴，还书一痴”，借书的痴子不少，还书的痴子可不多。有些书借出去一去无踪。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两个同学把我扶到他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我才醒过来。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先生开了门，一看，一句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了。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家庭，随时都在亲切和谐气氛中。两个儿子，小龙小虎，兄弟怡怡。他们都很高尚清白，无丝毫庸俗习气，无一句粗鄙言语，——他们都很幽默，但幽默得很温雅。一家人于钱上都看得很淡。《沈从文文集》的稿费寄到，九千多元，大概开过家庭会议，又从存款中取出几百元，凑成一万，寄到家乡办学。沈先生也有生气的时候，也有极度烦恼痛苦的时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见到过，但多数时候都是笑眯眯的。他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真像一个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荣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这样畅快地大笑。

沈先生五十年代后放下写小说散文的笔(偶然还写一点，笔下仍极活泼，如写纪念陈翔鹤文章，实写得极好)，改业钻研文物，而且钻出了很大的名堂，不少中国人、外国人都很奇怪。实不奇怪。沈先生很早就对历史文物有很大兴趣。他写的关于展子虔游春图的文章，我以为是一篇重要文章，从人物服装颜色式样考订图画的年代的真伪，是别的鉴赏家所未注意的方法。他关于书法的文章，特别是对宋四家的看法，很有见地。在昆明，我陪他去遛街，总要看看市招，到裱画店看看字画。昆明市政府对面有一堵大照壁，写满了一壁字(内容已不记得，大概不外是总理遗训)，字有七八寸见方大，用二爨掺一点北魏造像题记笔意，白墙蓝字，是一位无名书家写的，写得实在好。我们每次经过，都要去看看。昆明有一位书法家叫吴忠荩，字写得极多，很多人家都有他的字，家家裱画店都有他的刚刚裱好的字。字写得很熟练，行书，只是用笔枯扁，结体少变化。沈先生还去看过他，说“这位老先生写了一辈子字”!意思颇为他水平受到限制而惋惜。昆明碰碰撞撞都可见到黑漆金字抱柱楹联上钱南园的四方大颜字，也还值得一看。沈先生到北京后即喜欢搜集瓷器。有一个时期，他家用的餐具都是很名贵的旧瓷器，只是不配套，因为是一件一件买回来的。他一度专门搜集青花瓷。买到手，过一阵就送人。西南联大好几位助教、研究生结婚时都收到沈先生送的雍正青花的茶杯或酒杯。沈先生对陶瓷赏鉴极精，一眼就知是什么朝代的。一个朋友送我一个梨皮色釉的粗瓷盒子，我拿去给他看，他说：“元朝东西，民间窑!”有一阵搜集旧纸，大都是乾隆以前的。多是染过色的，瓷青的、豆绿的、水红的，触手细腻到像煮熟的鸡蛋白外的薄皮，真是美极了。至于茧纸、高丽发笺，那是凡品了(他搜集旧纸，但自己舍不得用来写字。晚年写字用糊窗户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

在昆明，搜集了一阵耿马漆盒。这种漆盒昆明的地摊上很容易买到，且不贵。沈先生搜集器物的原则是“人弃我取”。其实这种竹胎的，涂红黑两色漆，刮出极繁复而奇异的花纹的圆盒是很美的。装点心，装花生米，装邮票杂物均合适，放在桌上也是个摆设。这种漆盒也都陆续送人了。客人来，坐一阵，临走时大都能带走一个漆盒。有一阵研究中国丝绸，弄到许多大藏经的封面，各种颜色都有：宝蓝的、茶褐的、肉色的，花纹也是各式各样。沈先生后来写了一本《中国丝绸图案》。有一阵研究刺绣。除了衣服、裙子，弄了好多扇套、眼镜盒、香袋。不知他是从哪里“寻摸”来的。这些绣品的针法真是多种多样。我只记得有一种绣法叫“打子”，是用一个一个丝线疙瘩缀出来的。他给我看一种绣品，叫“七色晕”，用七种颜色的绒绣成一个团花，看了真叫人发晕。他搜集、研究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消遣，是从发现、证实中国历史文化的优越这个角度出发的，研究时充满感情。我在他八十岁生日写给他的诗里有一联：

玩物从来非丧志，

著书老去为抒情。

这全是记实。沈先生提及某种文物时常是赞叹不已。马王堆那副不到一两重的纱衣，他不知说了多少次。刺绣用的金线原来是盲人用一把刀，全凭手感，就金箔上切割出来的。他说起时非常感动。有一个木俑(大概是楚俑)一尺多高，衣服非常特别：上衣的一半(连同袖子)是黑色，一半是红的;下裳正好相反，一半是红的，一半是黑的。沈先生说：“这真是现代派!”如果照这样式(一点不用修改)做一件时装，拿到巴黎去，由一个长身细腰的模特儿穿起来，到表演台上转那么一转，准能把全巴黎都“镇”了!他平生搜集的文物，在他生前全都分别捐给了几个博物馆、工艺美术院校和工艺美术工厂，连收条都不要一个。

沈先生自奉甚薄。穿衣服从不讲究。他在《湘行散记》里说他穿了一件细毛料的长衫，这件长衫我可没见过。我见他时总是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蓝布长衫，夹着一摞书，匆匆忙忙地走。解放后是蓝卡其布或涤卡的干部服，黑灯芯绒的“懒汉鞋”。有一年做了一件皮大衣(我记得是从房东手里买的一件旧皮袍改制的，灰色粗线呢面)，他穿在身上，说是很暖和，高兴得像一个孩子。吃得很清淡。我没见他下过一次馆子。在昆明，我到文林街二十号他的宿舍去看他，到吃饭时总是到对面米线铺吃一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超不过两角五分。三姐是会做菜的，会做八宝糯米鸭，炖在一个大砂锅里，但不常做。他们住在中老胡同时，有时张充和骑自行车到前门月盛斋买一包烧羊肉回来，就算加了菜了。在小羊宜宾胡同时，常吃的不外是炒四川的菜头，炒茨菇。沈先生爱吃茨菇，说“这个好，比土豆‘格’高”。他在《自传》中说他很会炖狗肉，我在昆明，在北京都没见他炖过一次。有一次他到他的助手王亚蓉家去，先来看看我(王亚蓉住在我们家马路对面，——他七十多了，血压高到二百多，还常为了一点研究资料上的小事到处跑)，我让他过一会来吃饭。他带来一卷画，是古代马戏图的摹本，实在是很精彩。他非常得意地问我的女儿：“精彩吧?”那天我给他做了一只烧羊腿，一条鱼。他回家一再向三姐称道：“真好吃。”他经常吃的荤菜是：猪头肉。

他的丧事十分简单。他凡事不喜张扬，最反对搞个人的纪念活动。反对“办生做寿”。他生前累次嘱咐家人，他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但火化之前，总要有一点仪式。新华社消息的标题是沈从文告别亲友和读者，是合适的。只通知少数亲友。——有一些景仰他的人是未接通知自己去的。不收花圈，只有约二十多个布满鲜花的花篮，很大的白色的百合花、康乃馨、菊花、菖兰。参加仪式的人也不戴纸制的白花，但每人发给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不放哀乐，放沈先生生前喜爱的音乐，如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等。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载一九八八年第七期《人民文学》

※选自：《人间草木》※

汪曾祺先生是我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半白话、半古文，风趣而幽默；他才华横溢，曾是沈从文等知名作家的学生；他的文字朴实而无华，组合在一起却使人回味无穷。在他的笔下，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那么有趣。在他的散文中，有关于吃的不在少数，而几乎每一篇都会引起人的食欲，恨不得做起来吃一吃。今天我就要谈一谈汪曾祺在吃上的造诣。

要说关于吃的文章，这本散文集中的《宋朝人的吃喝》这一篇，我印象最深。在这篇文章中，汪曾祺分析得可谓有理有据。他先从发明了东坡肉的苏轼开始，分析了东坡肉的特点，而又从《韩熙载夜宴图》中寻找线索，甚至运用放大镜来观察食物。他更是从《东京梦华录》、《会仙楼》、《水浒传》……等前人的作品中总结。在不同的书籍中对比之后，他得出了结论：宋朝人的吃喝较为清淡，种类也不多，大多是分开各自吃，而基本不吃海味。

当我在看完这些文字后，我颇为感触。以前我偶而会想到一些好奇的事情，却没有去查证。现在想想，如果当时我能学习汪曾祺先生，应该会有不小的收获。汪曾祺先生在他感兴趣的事情上，总会花大功夫去研究、去了解。在他的文字中总会让人感觉到生活的悠闲，给人们带来轻松。他的文字总有一种无形的魅力，或许这也就是“纯粹的文人”的原因吧。我们也更应该学习汪曾祺先生跳脱的人生态度，在遇到困难时也要跳脱出来，自己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长恨歌》

《忆江南·江南好》

《钱塘湖春行》

《赋得古原草送别》

《忆江南词三首》

《忆江南·江南忆》

《琵琶引》

《观刈麦》

《李白墓》

《花非花》

《问刘十九》

《大林寺桃花》

《卖炭翁》

《夜雪》

《暮江吟》

《放言五首·其三》

《池上·小娃撑小艇》

《除夜寄微之》

《杨柳枝词》

《采莲曲》

《浪淘沙·借问江潮与海水》

《春题湖上》

《放言五首·其一》

《望月有感》

《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阴雨·岚雾今朝重》

《长相思·汴水流》

《望驿台》

《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

《放言五首·其五》

《后宫词·泪湿罗巾梦不成》

《南湖早春·风回云断雨初晴》

《为薛台悼亡》

《垂钓·临水一长啸》

《放言五首·其二》

《偶作寄朗之》

《微雨夜行》

《邯郸冬至夜思家》

《望月有感》

《放言》

《咏菊》

《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

《山泉煎茶有怀》

《观游鱼》

《放言五首·其四》

《燕诗示刘叟》

《春词》

《村夜》

《江楼月》

《南浦别》

《母别子》

《送后集往庐山东林寺,兼寄云皋上人》

《闻李六景俭自河东令授唐邓行军司马,...

《开元九诗书卷》

《和元八侍御升平新居四绝句·看花屋》

《残春晚起,伴客笑谈》

《慈乌夜啼》

《酬梦得比萱草见赠》

《上香炉峰》

《早寒》

《月夜登阁避暑》

《和元九与吕二同宿话旧感赠》

《长恨歌》

《琵琶行》

《卖炭翁》

《赋得古原草送别》

《钱塘湖春行》

《暮江吟》

《忆江南》

《大林寺桃花》

《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直中书省》

《长相思》

《题岳阳楼》

《观刈麦》

《问刘十九》

《买花》

《池上》

《缭绫》

33名顶尖强者的灵魂被禁锢在无尽的虚空牢狱中。脱困的契机，却掌握在一只天真无邪的少女手中。

为了脱困，白亦与32名同伴一道，深入透彻地培养起了这位少女，展开了一段轻松愉快的奇妙之旅。

本书你为何召唤我描述了一群各个领域的强者之魂被禁锢在了一片名为虚空的无尽牢狱之中。

在一片被黑暗所完全笼罩的地方，正在上演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双翼燃烧着火焰的天使，浑身披挂着厚重盔甲的骑士，手持金色长剑的十字军战士，正在和着一群由浑身黑烟的骨龙，狰狞而恐怖的死亡骑士，还有数不清的骷髅兵所组成的邪恶大军鏖战。

双方的厮杀战场并非在某处遍布战火与硝烟的平原或是满地骸骨的埋骨地，而是一片漆黑看不见边际的黑暗之中，这无疑是种很诡异的想象。

水浒传《水浒传》是以宋江起义故事为线索创作出来的。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徽宗时期，《宋史》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等都有记载。从南宋起，宋江起义的故事就在民间流传，《醉翁谈录》记载了一些独立的有关水浒英雄的传说，《大宋宣和遗事》把许多水浒故事联缀起来，和长篇小说已经很接近。元代出现了不少水浒戏，一批梁山英雄作为舞台形象出现。

《水浒传》是宋江起义故事在民间长期流传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吸收了民间文学的营养。《水浒传》是我国人民最喜爱的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之一。它产生于明代，是在宋、元以来有关水浒的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由作者加工整理、创作而成的。

全书以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为主要题材，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反抗压迫、英勇斗争的悲壮画卷。作品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残暴，揭露了当时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和“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成功地塑造了宋江、鲁智深、李逵、武松、林冲、阮小七等一批英雄人物。小说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人物性格鲜明，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但作品歌颂、美化宋江，鼓吹“忠义”和“替天行道”，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

《水浒传》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是人类文化的瑰宝。施耐庵故居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大丰白驹镇。施耐庵：元末明初作家。

一旦立秋，民间用吃炖肉的办法把夏天身上掉的“膘”重新补回，此称之“秋膘”。以下是小编带来的汪曾祺散文《贴秋膘》，希望对你有帮助。

人到夏天，没有什么胃口，饭食清淡简单，芝麻酱面(过水，抓一把黄瓜丝，浇点花椒油);烙两张葱花饼，熬点绿豆稀粥……两三个月下来，体重大都要减少一点。秋风一起，胃口大开，想吃点好的，增加一点营养，补偿补偿夏天的损失，北方人谓之“贴秋膘”。

北京人所谓“贴秋膘”有特殊的含意，即吃烤肉。

烤肉大概源于少数民族的吃法。日本人称烤羊肉为“成吉思汗料理”(青木正《中华腌菜谱》里提到)，似乎这是蒙古人的东西。但我看《元朝秘史》，并没有看到烤肉。成吉思汗当然是吃羊肉的，“秘史”里几次提到他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吃了一只“双母乳的羊羔”。羊羔而是“双母乳”(两只母羊喂奶)的，想必十分肥嫩。一顿吃一只羊羔，这食量是够可以的。但似乎只是白煮，即便是烤，也会是整只的烤，不会像北京的烤肉一样。如果是北京的烤肉，他吃起来大概也不耐烦，觉得不过瘾。我去过内蒙几次，也没有在草原上吃过烤肉。那么，这是不是蒙古料理，颇可存疑。北京卖烤肉的，都是回民馆子。“烤肉宛”原来有齐白石写的一块小匾，写得明白：“清真烤肉宛”，这块匾是写在宣纸上的，嵌在镜框里，字写得很好，后面还加了两行注脚：“诸书无烤字，应人所请自我作古。”我曾写信问过语言文字学家朱德熙，是不是古代没有“烤”字，德熙复信说古代字书上确实没有这个字。看来“烤”字是近代人造出来的字了。这是不是回民的吃法?我到过回民集中的兰州，到过新疆的乌鲁木齐、伊犁、吐鲁番，都没有见到如北京烤肉一样的烤肉。烤羊肉串是到处有的，但那是另外一种。北京的烤肉起源于何时，原是哪个民族的，已不可考。反正它已经在北京生根落户，成了北京“三烤”(烤肉，烤鸭，烤白薯)之一，是“北京吃儿”的代表作了。

北京烤肉是在“炙子”上烤的。“炙子”是一根一根铁条钉成的圆板，下面烧着大块的劈材，松木或果木。羊肉切成薄片(也有烤牛肉的，少)，由堂倌在大碗里拌好佐料——酱油，香油，料酒，大量的香菜，加一点水，交给顾客，由顾客用长筷子平摊在炙子上烤。“炙子”的铁条之间有小缝，下面的柴烟火气可以从缝隙中透上来，不但整个“炙子”受火均匀，而且使烤着的肉带柴木清香;上面的汤卤肉屑又可填入缝中，增加了烤炙的焦香。过去吃烤肉都是自己烤。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着烤，或一只脚踩在长凳上。大火烤着，外面的衣裳穿不住，大都脱得只穿一件衬衫。足鄧长凳，解衣磅礴，一边大口地吃肉，一边喝白酒，很有点剽悍豪霸之气。满屋子都是烤炙的肉香，这气氛就能使人增加三分胃口。平常食量，吃一斤烤肉，问题不大。吃斤半，二斤，二斤半的，有的是。自己烤，嫩一点，焦一点，可以随意。而且烤本身就是个乐趣。

北京烤肉有名的三家：烤肉季，烤肉宛，烤肉刘。烤肉宛在宣武门里，我住在国会街时，几步就到了，常去。有时懒得去等炙子(因为顾客多，炙子常不得空)，就派一个孩子带个饭盒烤一饭盒，买几个烧饼，一家子一顿饭，就解决了。烤肉宛去吃过的名人很多。除了齐白石写的一块匾，还有张大千写的一块。梅兰芳题了一首诗，记得第一句是“宛家烤肉旧驰名”，字和诗当然是许姬传代笔。烤肉季在什刹海，烤肉刘在虎坊桥。

从前北京人有到野地里吃烤肉的风气。玉渊潭就是个吃烤肉的地方。一边看看野景，一边吃着烤肉，别是一番滋味。听玉渊潭附近的老住户说，过去一到秋天，老远就闻到烤肉香味。

北京现在还能吃到烤肉，但都改成由服务员代烤了端上来，那就没劲了。我没有去过。内蒙也有“贴秋膘”的说法，我在呼和浩特就听到过。不过似乎只是汉族干部或说汉语的蒙族干部这样说。蒙语有没有这说法，不知道。呼市的干部很愿意秋天“下去”考察工作或调查材料。别人就会说：“哪里是去考察，调查，是去‘贴秋膘’去了。”呼市干部所说“贴秋膘”是说下去吃羊肉去了。但不是去吃烤肉，而是去吃手把羊肉。到了草原，少不了要吃几顿羊肉。有客人来，杀一只羊，这在牧民实在不算什么。关于手把羊肉，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收入《蒲桥集》，兹不重述。那篇文章漏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即羊肉要秋天才好吃，大概要到阴历九月，羊才上膘，才肥。羊上了膘，人才可以去“贴”。

载一九九三年《中国美食家》试刊号

※选自：《人间草木》※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1] 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2]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疯狂天后》以女权社会为主体世界观设定，女人当权执政，生孩子是男人的分内事。正式开播前，片方接连公布的预告片花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热烈讨论，作为古装爱情玄幻轻喜剧，在董意穿越之初，现代人与古代人语言及思维的不同引发的笑话，众主角之间的感情发展也是一大看点。

21世纪的奋发努力好姑娘董意勇敢地追逐梦想，一腔热血却在冰冷残酷的现实中日益消磨，勤勤恳恳的她混迹于剧组多年仍是一个打杂的小剧务，所幸她也慢慢学会在平凡日子中寻找乐趣——比如像一个小迷妹一样默默花痴自己的男神。

然而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改变轨迹，在一次与导演的争执中，董意不小心落水，醒来后意外发现自己穿越到一个架空的王朝，更神奇的是，这还是一个“女权至上”的国度，而自己则是“天后”，这个国家的帝王般的存在。

董意本来是一名演员，因为有一次和导演吵架，逃跑的时候掉进河里，史书记载凡是坠入天河的人，醒来后必性情大变，朝纲必大乱，天河之灵，天花所在，一月一开，阴阳交会，灵魂交换。

董意是通过灵魂交换变成天后的，但是灵魂交换，实属异象，所以会有所时限，书上记载天花三十日开放一次，不过也随性，一旦开放，穿越极现，花一旦不开，魂飞魄散。

在知道自己真正身份之后的天后是离开这个女权的世界，还是回到自己的时代，时间已经不多，天后最后应该是借助天花的力量回到现代。

掉河穿越灵魂互换之后的天后虽然有后宫30个男宠，但是最爱的还是被囚禁与冷宫中的天爵，两人一起在女儿国后宫谱写一段传世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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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劫不复有鬼手，太平人间存佛心。抽丝剥笋解尸语，明察秋毫洗冤情。

"20个挑战心理极限的重口味案发现场20份公安厅从未公开的法医禁忌档案尸语者残忍、变态，惊悚、刺激、真实、震撼……高速公路上抛下9袋尸块，被割下的膀胱里居然藏有冰碴，2000辆飞驰而过的车里，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垃圾场里被捆绑的女尸，全身器官都已经蜡化，要如何下手，才能验出她死亡的真相?电话打到一半，话筒里却传来沉闷的挣扎声，潜伏在校园当中的魅影，真的吞噬了那些女孩?资深法医老秦亲自捉刀，首度披露惊悚案发细节，创下悬疑小说从未到达的震撼尺度!

荒山残尸、灭门惨案、校园禁地、公路游魂、水上浮骸、天外飞尸……

每一案都让你无法入睡!

为了降低耳聋发生率，控制新生聋儿数量的增长，预防工作尤为重要。1999年，卫生部颁布了《常用耳毒性药物临床使用规范》，加大了对耳毒性药物临床使用中的规范化管理力度。针对大陆耳聋发生率高、数量多、危害大，预防工作薄弱的现实，卫生部、教育部、民政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老龄协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10部委局共同确定：每年的3月3日为“全国爱耳日”(Ear Care Day)。

中国有听力语言残疾人为残疾人总数的首位。为了降低耳聋发生率，控制新生聋儿数量的增长，预防工作尤为重要。针对中国耳聋发生率高、数量多、危害大，预防工作薄弱的现实，卫生部、教育部、民政部等10部委局共同确定每年的3月3日为中国爱耳日。

2015年3月3日，是第十六个全国“爱耳日”，也是国际爱耳日。今年的主题为 “安全用耳，保护听力”。外出一定要给它们“穿上”保暖外衣，可以戴上耳包，或用宽大的帽子、围巾遮住耳朵。耳朵是我们聆听世界的窗口，平时您注意爱耳保护。

《所有路的尽头》是刘晓东系列的终篇。

他是中年男人、知识分子、教授、画家

他是自我诊断的抑郁症患者

他酗酒

他有罪、以几乎令人心碎的憔悴自救救人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刘晓东

弋舟的小说这一两年有种从里往外的成熟，感觉就像一片认真种的庄稼历冬历夏到了季节，字里行间有一种金黄饱满的成色。如果说中篇小说相当于音乐里的萨克斯，用来形容弋舟这篇小说恰当不过，全篇因着追寻一个人的死因吹出了一曲明暗有度、隐喻丛生、低徊百转的历史挽歌

——《十月》卷首语

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从代际的意义上说，近些年来，70后一代作家的小说创作已然在文坛格局中占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份额。而弋舟，正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位。我们注意到，在他的中篇小说《所有路的尽头》(载《十月》杂志2014年第2期)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句谈论绘画的叙事话语：“这位画家的画风我很喜欢，作品中极端的技巧主义倾向彰显了画家卓越的感受力”。对应于弋舟的小说创作，这句话多少带有一点夫子自道的意味。细察弋舟的小说创作，那样一种特别专注于完美艺术技巧追求的“技巧主义倾向”，其实是一目了然的事情。这一点，同样突出地表现在《所有路的尽头》中。虽然篇幅不算太大，但弋舟却精心地为自己的小说设定了一种别出心裁的询唤艺术结构。

所谓“询唤结构”，就是指作家抓住一个关键性的情节，不断地探求追问事件的真相。追问的过程本身，也正是小说文本的展开过程。小说一如既往地采用了弋舟惯用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一开始就给出了邢志平忽然跳楼身亡这一悬疑性事件。邢志平何许人也?邢志平乃叙述者“我”(即刘晓东)的校友，一位熟悉的陌生人。

何谓“熟悉的陌生人”?所谓熟悉，是指邢志平曾经和“我”在一起有过两次共度生日的经历。而所谓陌生，则是指尽管有过两次共度生日的经历，但实际上“我”却对邢志平的情况没有什么了解。唯其陌生，所以，在意外地获知邢志平的死讯后，“我”方才执意要搞清楚他究竟为什么要自杀。

那么，作为当下时代看似相当成功的富有者，邢志平到底为什么要跳楼自杀呢?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先后接触了老褚、尚可、丁瞳以及尹彧等几位与死者有过不同程度交往的人。正是在与这些人物堪称抽丝剥茧的沟通交谈过程中，邢志平自杀的原因慢慢地浮出了水面。老褚一方面把邢志平界定为“弱阳性男人”(“‘弱阳性男人?’我重复了一遍这个称谓，眼前浮现出邢志平的样子。的确，记忆中这个毛发柔软、脸色白净的男人，实在是，太弱阳性了”)，另一方面也向我披露了邢志平居然身患乳腺癌的惊人事实。那么，乳腺癌会是邢志平的自杀原因吗?他的情人尚可的说法否认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不是，对于肉体的疾病，他从来没有觉得是难以克服的。他这个人内心的负荷实在是太多了，转嫁在肉体上，曾经弄坏过他的肺，弄漏过他的胃，最后居然向他的乳房下了手。但这些都不足以彻底击垮他。实际上，他对身体疾患的态度反倒是乐观的，在医院里，他还积极去帮助经济困难的病友。”只有在与他前妻丁瞳的交谈过程中，潜藏在邢志平自杀背后的时代原因，才开始进入了“我”的视野之中：“一个人躲在自己巨大的豪宅里，宛如又回到了大学时代，臆想着丁瞳，臆想着尹彧，忧伤地抚慰着自己。”“他一天天地苍白，日复一日地走向腐烂和霉变，像个谨慎的吸血鬼。他被自己彻底地戕害了。”“他终究解放不了他自己，他这个无辜而软弱的人，这个‘弱阳性’的人，这个多余的人，替一个时代背负着谴责。”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自然只能是八十年代。这一点，在曾经的诗人尹彧出场后，更是得到了强有力的证实。作为心目中的精神偶像，尹彧在邢志平的心目中一直“代表着一个时代和一种价值观”。但一种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却是，八十年代的文化英雄尹彧，早已经彻底垮掉了：“眼前的男人，体格依然硕大无朋，但说老实话，更像是一个被气吹起来的草包。从前的一切，都消失了，精，气，神。”就这样，导致邢志平自杀的原因渐次被揭示出来：“那么，这是促使邢志平去死的根本原因吗?我想不是。邢志平是敏感至极的人，他不会很晚才发现这个事实。也许，他知道尹彧的归来，也许，那本诗集，他知道出自谁手。他就是这样在默默地忍受。也许，当知晓了这些不堪的事实后，这个失去了乳房，失去了财产，失去了老婆，失去了儿子的富人，只是开始瑟瑟发抖。”最后压垮邢志平的那根稻草，是自己的精神偶像——诗人尹彧在新时期中国诗歌史上的缺位：“因为他的世界破碎了，变得空空如也，就像他被剜除了的胸口。因为偶像与禁忌都已坍塌。”

至此，我们自然也就看明白了，通过对于一位时代富人邢志平自杀死因丝丝入扣的追问探寻，借助于一种询唤结构的巧妙设定，弋舟把自己的笔触从一个微小的切口，极其深入地探入到了时代精神的深处。说到底，揭示一个人的死亡原因只是表象，弋舟更大的艺术野心，显然是要借此而在一种强烈对比的意义层面上最终写出他自己关于八十年代的真切历史记忆。与八十年代形成鲜明对照的，自然是当下这个阴霾遍布物欲横流的庸常时代。“天已经黑下来了，空气滞重，有股沉甸甸的分量。

遁入夜色，我有种挤进什么里面去的感觉。”“‘你没问题吧?外面儿现在的空气你得花双倍的力气才能挤回去。’她朝窗外看了看，‘像是有群看不见的胖子横在路上。’”“雨停了，但空气像是混了沙子的水泥，更加沉甸甸的。”这些文字，当然是在写实，在以写实的方式真切再现当下时代阴霾遍布的气候状况。但在一种象征隐喻的层面上(请一定不能忽略弋舟关于“尹彧”的特别命名方式。真难为他居然能够想出这样一个富有深意的诗人名字来。一方面，诗歌离不开隐喻，另一方面，作家的这部小说中也处处都是隐喻式的表达)，弋舟所书写表达的，其实是当下这样一个精神横遭截杀的物质化时代境况。有了当下时代这样一个参照系，八十年代那样一种鲜明的理想主义气质，自然也就得到了强有力的凸显：“你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属于青年的。那个年代，一个诗人所享有的优待无与伦比。”只有在那个一个理想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精神时代，如同尹彧这样的诗人方才能够被公众追捧，方才能够成为标志性的人物。某种意义上，从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行走至物欲横流的当下时代，无异于从天堂坠落到了地狱。邢志平最根本的的精神痛苦，实质上正是肇源于此。尽管在世俗眼光里，他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书商，一个富人，但真正支撑着他的精神支柱，却是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余晖。邢志平可以忍受种种不堪的现实，但却实在无法承受精神偶像坍塌的残酷事实。他最后的纵情一跃，正是内心彻底绝望的必然结果。在这个角度上，邢志平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八十年代的祭物。也正因此，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面对着邢志平的遗像，“我”才会生出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来：“上面的那个年轻人，穿着白衬衫，扣子一直系到最上面的一颗。

这就是一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有学生的概括，羞涩，单纯，你还可以说眼睛里‘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在那个特定的情境中，邢志平显然成为了八十年代的一种化身。所以，“我”也才会有“我想我是在向照片上的那个八十年代致哀与告别”这样一种情绪的生成。同样不容忽视的，还有作品中一再出现过的“八九级”这个说法。假若邢志平的遗像可以被看作是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一种象征，那么，“八九级”的隐喻意味显然就值得格外注意。“八九级”，毫无疑问必须被看作是一个虽然内涵丰富但却消逝已久的思想精神象征物。虽然只不过是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但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却已然变成了一个供人凭吊的精神遗物，细细想来，端的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直令人感叹不已。

敏感的读者大概已经发现，弋舟的《所有路的尽头》实际上潜藏着双重的两条故事线索。从时间层面看，一方面是借助于“我”的口吻讲述着的当下这个阴霾时代的故事，另一方面则是借助于老褚、尚可、丁瞳、尹彧等人讲述出的八十年代的故事。从人物层面看，一方面是邢志平、丁瞳、尹彧与尚可他们的故事，另一方面却是叙述者“我”也即刘晓东的故事。需要强调的是，刘晓东的故事，同样与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存在着无法剥离的紧密关联。同样作为“八九级”的学生，“我们同一年从大学毕业，而那一年夏天，我却只能流离失所，孤身一人逃难般地潜入了遥远的云贵高原。”正是在云贵高原，那个当时还没有成为旅游胜地的束河，那个“我”把它叫做“绍坞”的地方，收留并庇护了“我这样一个逃亡者”。而“我”之所以要逃亡?乃是因为对于一场重要历史事件的深度介入。“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纳西族妻子。

当时的我犹如丧家之犬。她和她的族人接纳了我。我们结婚了，一度过着平静的生活。其后时风骤变，我无法再忍受这‘被人揪一把鸡鸡’的生活，我想离开，非但想离开高原，我还想走得更远。千辛万苦，我终于登上了飞越太平洋的航班。在飞机上，我感到了恐惧。我想反悔，宁愿回到‘被人揪一把鸡鸡’的日子里去。但我终究还是没有回头。”“是真的没有回头。此后我去过欧洲，去过非洲，最后停留在了太平洋西南部的那个岛国。在那里，我取得了国籍，隐瞒了曾经的婚姻，娶妻生子。”正因为有过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所以，“我”才会总是被一种莫名的罪感深深缠绕：“人们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怪癖。不是的，这是阴暗，是罪。”非常明显，“我”之所以会对邢志平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与“我”们同属于有着共同历史记忆的一代人密切相关。惟其如此，“我”方才要执拗地搞明白邢志平的死因究竟何在。因为，通过询唤艺术结构的设定澄清邢志平的过程，实际上也正是“我”试图澄清自我生命真相进而追问生命存在本相的一个过程。从根本上说，对于邢志平、尹彧或者“我”来说，内心深处都有着一种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八十年代情结。或许正因为如此，弋舟才会写到：“我想象他们的婚姻。想象他们每次做完爱，彼此的心中都会来上一句：尹彧在哪里?这句话，更像是对于一个暌违了的年代的盘问。他们是在喊自己的魂。这可能会成为一个规律，类似生理步骤，像前戏，高潮，平台期一样。而这，都是一个时代对于他们的馈赠。那是理想主义彻底终结后的余波。”此“尹彧”一方面固然是尹彧，但另一方面却肯定更是“隐喻”。是的，只能是“隐喻”。除了象征隐喻的方式之外，我实在想象不出弋舟还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真切祭悼那个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来为消逝已久的八十年代招魂。

不能不注意到，在与“我”的对话过程中，丁瞳曾经突出强调过自身一种精神撕裂感的存在：“‘我并不排斥金钱，甚至，我还有着极度的物欲。’她像是在自言自语，‘我想过得体面，但我无法说服自己，让自己忘掉，我曾经是一位诗人的情人。我的确很分裂，很不幸，邢志平只能成为我这种分裂迁怒的对象。”实际上，何止是丁瞳呢?小说中的其他几位主要人物，邢志平、尹彧、“我”、尚可，甚至于也还包括小酒店的老板与老板娘这两位“有故事的人”，某种意义上也都处于一种精神被撕裂的状态之中。也正因此，当尹彧说自己一生注定失败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瞬间垮掉了。这种滋味我很久没有过了。所以我也不能确定。我只是喉头被什么狠狠地哽住。没有这种假设。

这一生，我注定失败。这几乎是对一代人的宣判和指认。”邢志平走了，“而我，还欠着一个巨大的交代。这不是双重国籍这样的事，没人追究，你就可以当自己的良民。我时刻面临着审判。我跟神父告解过，但没用。我很羡慕那些异国的酒鬼们，他们只消把内心的脏水泼给他们的神就万事大吉。我却不行。我并没有得到赦免，我还没有权利去死。”在这里，“我”那种无法摆脱的罪感绝不单单是刘晓东个人的事情，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共同宿命。无论如何，能够借助于对于一个自杀者死因的追问询唤，写出整整一代人共同的历史宿命，写出一代人无法忘怀的历史记忆，正是弋舟这部《所有路的尽头》最根本的思想艺术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