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爱国的故事（汇集20篇）

1912年5月的一天，杨春於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双石乡一个贫农家里，3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不幸病逝，母亲带着他和刚出生的弟弟相依为命。几年后，母亲被卖到外地。杨春於只能独自带着弟弟，给通江县一户人家做放牛娃。

1933年杨春於参加红军。手上没有枪怎么打仗?首长对他说：“小鬼，你年纪还小，个子又不高，没有力气背枪!”实际上，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枪支发给新兵。入伍才几天，杨春於所在部队就在一个叫方山的地方打了一仗。上战场之前，部队发给他一支“瞄枪”。其实，这根本就不是枪，只是一根木头，尖端绑上一把刀，是士兵平时训练用的。手里总算有了“家伙”，杨春於没有多想，拿起“瞄枪”就跟着战友们冲锋。敌人只有一个连的兵力，杨春於所在连队还没与敌人正面接触，敌人就投降了。

1933年12月，部队到达县。杨春於所在部队接上级命令：附近有军阀刘湘的一个兵工厂，迅速攻打，缴获其武器弹药和造枪设备。出发之前，杨春於领到一把大刀。黑夜里，敌军不明情况，仅1个小时就投降了。战士们赶紧清理战利品，将工厂里的枪支弹药及造枪机器带上，迅速撤离战场。这次战斗，杨春於凭着一把大刀缴获了两支钢枪。因忠厚老实、英勇善战，他很快被首长看中，编入徐向前的警卫排当警卫员。

做了徐向前的警卫员后，杨春於开始了长达8年的警务警卫工作。“朱老总爱兵是出了名的，红军战士提起他，没有人不敬佩!”在杨春於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跟着朱老总一起长征的岁月。

红军到达茂县的时候，杨春於被提升为警卫排长，专门负责朱德的警卫工作。当时，杨春於带的警卫排编制为30人，共3个班。3个班分工很明确：一班负责首长衣食住行，二班负责看管物资及枪支弹药，三班主要负责站岗放哨。

杨春於记得很清楚。长征途中，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几双草鞋或者麻鞋，这个习惯是有原因的。一次，走在前头一支部队的一名小战士掉队，正好被朱老总碰上。因为没有鞋，小战士的一双光脚被划得鲜血淋淋，朱老总马上叫警卫员去找一双鞋给他穿上。从那以后，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几双草鞋。碰到没有鞋穿的战士，他便叫警卫员从马背上取下一双鞋给战士换上。在长征途中，常常会有饿得走不动路的战士，只要朱老总碰上，都会将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们。杨春於说，朱老总兜里一直有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身边战士的名字。警卫连100多名战士，他都叫得出名字。

目前，生活在乐山且依然健在的老红军只有3位了，杨春於是其中一位。提到“杨老红军”，知道他的人都肃然起敬。杨春於先后打了近20年仗，4次负伤，3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次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的体内至今还留有解放战争时期敌人的一块弹片。

新中国成立后，杨春於曾任四川西昌军分区司令员，病休后一直在乐山干休所休养。

在一个静静的夜晚，两个特务从女牢房带走了一个同志。铁门边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中等身材的女同志迈着稳稳的脚步向高墙边的黑漆铁门走去。她不是江姐吗？这么晚带她出去，敌人打什么鬼主意呢？

江姐叫江竹筠，童工出身，1939年入党，一直在白区工作。1947年夏天，重庆地下党要派一批同志到川东去支援农村里党的活动，发动武装起义，迎接解放。江姐向党要求参加这个工作。组织上考虑到她刚生孩子，没批准；只批准了她的丈夫，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带领一批同志到川东去。分别的时候，他们互相勉励要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了避免暴露，他们决定暂时断绝通讯联系。

几个月后，随着川东农村工作的发展，重庆地下党又派了一批同志去支援。江姐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出发了。到了万县，党组织告诉她，情况很紧急，命令她到奉节去跟那儿的彭咏梧同志联系。

江姐化了装，怀着兴奋的心情到了奉节县城。那是个阴雨天，她打着雨伞，沿着泥泞的江边走着。城门口围着一大群人，她也走上前去。原来是城头上挂着一排木笼，木笼里盛着一颗颗人头。她知道又有好些革命者牺牲了，心里觉得很难过，不忍看。再一想，不对，应该知道是谁牺牲了，好向党汇报。可是人头已经腐烂，没法辨认，只好到旁边去看布告。布告上一连串的名字，个个给打上红笔的勾。她只瞥了一眼，就看到使她触目惊心的几个字：“匪首彭咏梧……”

这个打击多么残酷啊！江姐感到眼前发黑，城头和木笼好像在空中旋转。她要痛哭一场，但是城门口站着一排敌人，她只好让眼泪往肚子里咽。她知道不能迟疑，应该马上离开。她抬起头，强压住她内心的悲愤，朝那木笼望了最后一眼，就默默地踏着泥泞的路走开了。

江姐很快就找到了党，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她没哭，嘴唇微微抖动，平静地吐出仿佛经过千百次考虑的话：“这算不得什么！请转告上级，我请求留在老彭工作的地方。”党同意了她的请求。敌人风闻彭咏梧的妻子在这一带活动，就四处搜捕。几个月后，一个叛徒出卖了她，她在万县被捕了，立刻被解送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敌人从叛徒口里知道，江竹筠是地下党的地委委员。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为了从她口里得到需要的东西，一个多月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对她的严刑审讯。这天夜间带她出去，看来也不会例外。同志们紧偎在牢门口，静静地守望着。

刑讯室离牢房不远，夜间，万籁俱寂，那边的声音显得特别清晰。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疯狂地吼叫着。

江姐回答说：“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不能告诉你们。”

同志们知道，敌人又要下毒手了。大家屏息听着。先听见特务们用刑的声音，江姐倔强的呵斥声。接着，一个特务高声叫道：“拿竹签子来！”竹签子一根根地钉在江姐的指头里，也一根一根钉在同志们的心里。江姐大约是昏过去了。一会儿，听见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绝望地嘶叫起来，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声音。

又是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一声呻吟。

这天夜里，渣滓洞牢房里的人们通夜未眠，大家怀着异样沉重的心情。

朝霞透过山峰，阳光泻满山谷。高墙边的黑漆铁门一响，人们聚在风门口张望。只见两个特务拖着昏迷不醒的江姐，往女牢房去。她熬受了一夜的折磨，流血过多，完全失去知觉了。

江姐还没醒过来。女牢房的同志把她的伤口包扎起来。这时候，大家发现，她在遭受敌人严刑拷打的时候，因为忍痛，紧咬着牙关，连嘴唇也咬破了。

集中营的同志们都关心江姐的身体，都为江姐的英雄行为感到骄傲。许多慰问信和诗从各个牢房秘密的传到女牢房来。有一间牢房的同志们集体写了一封信，信里说：

“亲爱的江姐：一个多月的严刑拷问没能使你屈服。我们深切地知道，一切毒刑，对那些懦夫和软弱的人才会有效；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当我们每餐咽下霉米饭的时候，当我们被半夜里的敲梆声惊醒，听着歌乐山狂风呼啸的时候，当我们被提出去审讯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你，亲爱的江姐！我们想你保证：我们要像你一样地勇敢，坚强，在敌人面前不软弱，不动摇，不投降！……”

江姐醒过来了，同志们的关怀和慰问，使她激动。她请人代笔，给同志们回了一封信。同志们记得最清楚的，信上有这么几句话：

“同志们太好了。这算不了什么！……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一位十七岁中国女童子军泅水游过苏州河，勇敢护送国旗献给八百壮士的壮举，振奋了整个上海战区和租界民气军心。

中日淞沪大战中，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英勇事迹，震惊中外，为我全国军民竖起一座不屈不挠的精神堡垒。

原来，当时八百壮士为了掩护数十万国军撤退，在四行仓库独力对抗日军，除了租界外，上海基本上都被日军所占领。这时候，女童子军杨惠敏，正在租界难民收容所服务，眼见对岸日军旗帜遍布，独四行仓库屋顶未竖国旗，于是立下决心，为英勇孤军作出献旗的壮举。

她随即奔赴上海市总商会，接过国旗，激动地说：“我……太兴奋了，我有荣幸来做这一件事!我愿意尽我的力量达成这个任务，即使牺牲!” 授旗者接着说：“好!去吧，万一你有什么……我们会转告你的家里，我们将永远纪念你。”说完，杨惠敏将外衣脱去，把国旗紧紧的缠在腰间，再穿童子军装束，入夜以后，到茶叶大楼的俱乐部，这时英国卫兵与俱乐部的人大部份都认识她，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夜半以后，便趁机溜出大楼。

夜空是黝黑的，远处有英军走动的影子，马路对面，她感觉四行仓库大楼像一个巨人，凛然的俯视着她，为了不让英军发现，只有沿着楼下铁丝网，爬到另一缺口，从窗子爬进去。爬过马路，她急剧跳动的心刚稳定下来，忽然听到枪声，她以为被敌军或英军发现，连忙倒在战壕里不敢动，红绿的火舌在她头上飞舞，原来是白天的广播引起敌人的敌意，向四行仓库发动进攻。

不久，枪声沉寂下去，她又开始慢慢爬，终于爬到仓库东侧的楼下，一根绳子自楼上垂下，由于早已通知守军，杨惠敏知道这根绳子是迎接她，她拉动绳子，楼上的人迅速的吊进窗子。谢晋元团长和几位高级军官早已在窗口迎接，杨惠敏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献在他们面前时，朦胧的灯光雨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都激动得流下泪来了!谢团长紧拥着杨惠敏，大颗大颗的热泪滴在她的脸上，这位百战英雄，在敌人的炮火下没有哼过半声，这时却泣不成声的说：“勇敢的孩子，你送来给我们的岂仅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

清晨，谢团长立刻吩咐部下准备升旗，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扎成旗杆。

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曦微中，平台上稀落的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的举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但是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调而悲 壮 的感人场面，叫人永远也忘记不了。

四行仓库的军心大振，弟兄们脸上掠过几个月来没有的笑容，当谢团长带领杨惠敏参观仓库时，许多弟兄躺在血泊中呻吟，杨惠敏问他们：“你们打算守到什么时候?”“死守!”简短有力的语调，令她感动得哭了，再说：“我求求你们，把你们的名字抄给我，万一以后，全国的老百姓也好知道你们的名字!”

将士们抄了一张名单给她，这时枪声又起了，谢团长立刻送她走，此时，杨惠敏不肯离开，说：“让我留下为你们服务!”谢团长坚持地说：“为了你的安全，为了你更可以为国家服务……”这时空中枪炮声四起，谢团长立刻开了近苏州河的边门把她推了出去，说：“我们永远记得你，感激你，去吧!冲过去，跳下河!”

她一个猛冲，跃下苏州河，头上的枪声便响过不停，她知道自己已被日军发现，幸好懂游泳技术的她可以深潜入水，游至对河公共租界登岸，抬头看时，苏州河畔已站满了人，纷纷向四行仓库屋顶迎着朝阳招展的美丽国旗欢呼招手!有人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国军胜利万岁!”

四周人群一齐欢呼高叫起来，响彻云霄，个个泪眼模糊。日本军机在四行仓库屋顶盘旋，企图将国旗击倒，可是始终失败，两岸的市民高声欢呼。

英国路透社记者先后将八百壮士和女童子军的英勇事迹，传遍海内外。当八百壮士完成坚守四行仓库的使命后，中央同意撤军到租界去，没有多久，杨惠敏也走到租界去为八百壮士服务。

杨惠敏不仅是中国女童军的光荣，也是中国女青年的榜样，保家卫国不是一定要持刀持枪，一面小小国旗，足以振奋战场上的军心民气。而童子军精神，就是不居功、不怕死，完全是服务人群的仁爱牺牲精神。

刘胡兰――一个15岁的农村姑娘，她――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挫败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她以自己青春的热血，书写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当年，她的英雄事迹之所以迅速名扬四海，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山西《晋绥日报》刊登的消息，二是歌剧《刘胡兰》的上演，三是毛泽东两次为刘胡兰题词。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阎锡山调集近万兵力对晋中地区进行扫荡，声称要“水漫平川”。阎系七十二师少将师长艾子谦率领3个团兵力坐镇文水县，情况开始日益恶化。当时，中共文水县委出于爱护，曾考虑让刘胡兰随同部分干部转移上山，但刘胡兰得知后，坚决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她的理由是自己年龄小，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并且熟悉当地的情况，便于开展工作。后来组织上批准了刘胡兰的请求，让她留在了云周西村。

一、屠“狗”

阎系部队“水漫平川”后，石佩怀(小名石大成)接受了大象镇阎系乡长的任命，走马上任成为了云周西村新一届伪村长。上任伊始，他积极为阎系军队派粮派款，递送情报，瓦解为中共工作的相关人员，群众愤恨地称他为“狗村长”。继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刘胡兰，通过中共地下交通员把石佩怀的情况汇报给区长陈德照，陈德照又很快把此事汇报给文水县长许光远，并请示处理办法。许县长下达了处死石佩怀的指令。l946年12月21日晚，在刘胡兰的放哨掩护下，陈德照带着武工队员从西山下来后和共方秘密村长白裕河等人处死了“狗村长”。

翌日下午，云周西村伪村公所书记张德润，把自己推测的“狗村长”被杀经过报告给了驻大象镇的阎系军队一营，情报内称：“石村长被杀，系八路军二区区长陈德照及其弟‘鱼眼三’(绰号，大名为陈德礼)和该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等共谋杀害。”一营营长冯效翼和副营长侯雨寅闻讯后秘密来到了云周西村，在地主石廷璞家里，张德润向冯、侯二人详细报告了石佩怀被杀经过和村里地主被斗争的情况，并且还报告了共方在村里的干部、积极分子、干部家属的名字，计有：刘胡兰、张年成、石六儿、石五则、张生儿、韩拉吉、梅兰则、金仙儿等。

云周西村共方农会秘书石五则，过去受到过刘胡兰面对面的批评。区党委为了纯洁组织，撤销了石五则农会秘书的职务，并开除了他的党籍。阎系“水漫平川”后，因为党组织没有让石五则转移上山，他牢骚满腹，不但不积极为党工作，反而千方百计投靠敌人。石五则完全从思想上、组织上背叛了党和人民，进行着种种罪恶勾当。

“狗村长”被镇压后，12月26日，天象镇恶霸地主“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和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白占林带着一帮复仇队员来到云周西村。到村后，吕德芳命令部下到各处搜捕抢劫，他来到岳父石春义家，又同石春义到了段二寡妇家里，在这里第4次召见了叛徒石五则，石春义在大门外为他们放哨。石五则告知吕德芳杀死石佩怀的是二区区长陈德照。

密谈结束后，复仇队员已把村民集中起来“开会”，吕德芳在会上向群众“训话”。他威胁村里的共方干部，要他们“自首”，又威胁群众，要他们“告密”，声言不弄清石佩怀被杀的真相势不罢休。可是，没有一个人说话。“训话”完毕，匪徒们把陈德照家中的东西抢得一干二净。又用枪托把陈德照的大伯陈树荣打出门外，一把火烧毁了陈德照家的房子。后来，敌人拉着抢来的18车粮食、衣服，急急忙忙地逃走了。刘胡兰站在一家屋门的拐角处，一直监视着这群匪徒的暴行。敌人走后，刘胡兰把敌人这次暴行的经过和匪徒的姓名，迅速地通过交通员石三槐报告给了区长陈德照。石五则也通过石春义把近几天了解的情况报告给了吕德芳，并且和吕德芳进行了第5次交谈，把云周西村党组织成员名单全部出卖给敌人。

1947年1月8日，天刚蒙蒙亮，吕德芳率领复仇队员和阎系―营二连连长许得胜带着几十个“勾子军”(晋中百姓对阎系军队的鄙称)突然袭击了云周西村。许得胜命令石五则的弟弟石六狼引导“勾子军”到李玉芳家里抓住了石三槐。旋即，石五则也被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队员韩流八等“绑”了起来，石五则知道这是在演戏，并不慌张。

四闾闾长石长茂，引着4个“勾子军”抓住了民兵石六儿和张生儿，另一伙“勾子军”抓住了韩拉吉。“勾子军”还在地主石廷璞院内吊打了石六儿，但石六儿始终没有吭声。当日下午，石三槐、石六儿，石五则、张生儿、韩拉吉5人被敌人带到大象镇据点。

二、告密

这天晚上，石三槐、石五则等5个人在大象镇武宗祠堂内由吕德芳、许得胜、侯雨寅、孟永安(石佩怀的继任者)等人组成的刑庭上的表现是皆然相反的。石六儿和石三槐虽经严刑审讯，但始终守口如瓶。韩拉吉和石五则屈膝投降，供出了村里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基本情况：妇救会秘书刘胡兰、陈德照、石世芳是共产党员;石三槐是八路军的“公人”;石六儿是八路军的民兵……张生儿在敌人面前也说了他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当晚，一营营部把一份报告送到二一五团团部。报告认为，石佩怀忽被暗杀致死，系该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共方区长冯德照(系陈德照之误――笔者注)及其弟‘鱼眼三’等人所为。这个报告被送到二一五团团部后，团长关其华，政治主任夏家鼎、副团长祁永昌、政工秘书李天科等人在文水城内团部召开了政务会议。会上，关其华等人认为最好在大象镇附近做个“典型”：要想在文水县推行政权，建立据点，必须要杀几个人，使当地一般农民及游击队、民兵对阎系部队产生畏惧感，不敢再捣乱。夏家鼎拿着一营的报告宣读后，由李天科根据一营报告，用毛笔给师部写了一份报告，由关其华亲自交给了艾子谦。

艾子谦阅毕报告，与政治主任张称扶商议后亲自下手令，“……为了开展地区，建立据点，经师部审核研究，准予将呈报的人处死，以便建立据点，推行政权……。”1月11日夜，在大象镇一座四合院北房大厅里一群人围桌而坐，正在讨论对云周西村的共产党采取行动的计划。他们是：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营长冯效翼、一营特派员兼机枪连指导员张全宝(人们一般称其为“大胡子”)、副营长侯雨寅、大象镇“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新上任的云周西村村长孟永安、一营二连连长许得胜、机枪连长李国卿等。会议决定，第二日拂晓，包围云周西村，采取行动，其具体分工情况如下：李国卿负责警戒，许得胜负责扣捕人，孟永安负责召集全村民众开会，吕德芳负责杀人行刑，张全宝除负责总指挥外还要不惜一切手段，“帮助”刘胡兰“自白”。

以上告密实情及具体的行动安排，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直到1959年9月以后才大白于天下。

三、行凶

1947年1月12日上午，艾子谦、张全宝、吕德芳、许德胜等人率部进入云周西村，封锁了所有路口。石三槐、石六儿、张年成、石世辉、陈树荣、刘树山先后被阎系部队抓到村南观音庙外西侧广场。村里群众大多数也被驱赶到广场上来。刘胡兰见事态紧急，躲在了刚生过小孩的邻居金钟嫂家里，但看到那里已躲了好几个群众，唯恐连累了大家，便义无反顾地去了观音庙广场。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发现了人群中的刘胡兰，要她自白，被拒后和白占林、温乐德一起把刘胡兰从人群中拉出，和其他6个人押在了一起。

大胡子张全宝和许得胜宣布了7人的“罪名”后，要村民进一步“揭发”他们的罪状，但村民们没有一人说话。无奈之下，大胡子把叛徒石五则以及贪生怕死的张生儿、韩拉吉等人叫出来，准备行刑。敌人残忍地杀害了石三槐等人后，刽子手们问刘胡兰是否害怕，是否要“自白”，得到的却是“我死也不屈服，决不投降”的回答。恼羞成怒的敌人用铡刀杀害了年轻的共产党员刘胡兰。

四、惩凶

刘胡兰等7位烈士遭杀害的惨案发生后，全县军民义愤填膺。“解放文水城”、“消灭阎系部队”、“活捉‘大胡子’”、“为刘胡兰烈士报仇”等口号响彻汾河西岸。1947年2月2日，王震将军属下的三五九旅攻进了文水县城，阎系部队全部缴械投降。八路军俘获了阎系七十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兼伪文水县县长唐剑秋、阎系二一五团代副团长张育修以下官兵1500多人。

密谋杀害刘胡兰烈士的主犯之一，大象镇“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在战斗中化装成一个商人，从文水东庄村向北逃窜，在宜儿村附近被八路军击毙。吕德芳的哥哥，文水县三青团书记、“三料特务”(指国民党、日寇、阎系)吕善卿，经上级批准处决，但推迟到召开刘胡兰烈士追悼会时执行，先由吕梁军区派人押到交城县三道川训练班里。在此期间，看管人员对吕善卿进行了反复审讯，追查刘胡兰惨案中的告密者。吕善卿在俘虏中与公安局看守所中均没有看到吕德芳，认为他不是逃走，就是被打死了。为了逃脱罪责，每次审讯时，他都把惨案的阴谋活动推到他弟弟吕德芳身上，说自己不知道内情。1947年夏，公安人员再次对吕善卿进行了审问，他交代了在太原和文水的特务活动，同年秋被镇压。

白占林、武金川、石喜玉、温乐德最初都是村里的民兵，在环境恶劣时，投敌叛变，当了复仇队员，1947年1月12日随敌回村，公开抓人、打人、杀人。大象镇复仇分队长武金川，2月5日在大象镇被逮捕，当天下午，被押到云周西村。燃烧着为烈士复仇火焰的云周西村群众，在刘胡兰烈士就义处，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镇压。在大庙前人群中带走刘胡兰的复仇队分队长白占林，2月18日被大象镇民兵在保贤村扣捕，押解到神堂底村交给公安部门，在中庄村被镇压。复仇队员温乐德1951年被依法管制。

石喜玉被捕后，被押送到文水公安局。在审讯中，他不承认曾被抓到大象镇后见过吕善卿，更不承认出卖刘胡兰的罪行，说随敌回村打人、杀人是被迫的。因为没有更多的确实证据，1948年春经县委书记、县长批准，石喜玉被取保释放。

云周西村村长孟永安，1947年1月12日随敌回村，担任残杀人民大会的主席。1947年7月，他被从清徐煤矿追捕回来，后病死在监狱中。屠杀7烈士的阎系帮凶韩拉吉，因和伪乡公所指导员争风吃醋，1947年l 2月被敌打死。阎系二一五团团长关其华，一营营长冯效冀，在1948年6月21日的介休“张兰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

五、捕“漏”

解放后，制造和参与刘胡兰惨案的凶手，还有一批漏网在逃，人民并没有因为这笔血债的部分参与者被惩而停止对案情的进一步调查。

与文水县东边毗邻的祁县是晋中平原上的一个富庶大县，贾令镇是祁县的一个大镇，镇上有家“万和堂”药铺。1948年祁县县城解放后，“万和堂”药铺新来了―个炊事员。此人虽然烹调手艺不怎么出色，但却老实、勤快，不善言谈，见人面带微笑，毕恭毕敬。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各级政府按照中央指示，对各类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镇压和清算。“镇反”运动开始后，在云周西村召开的农民控诉会上，一位农民谈到，他在祁县贩枣时见到一个人，很像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首凶许得胜。在场采访的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吴钢听后，认为这是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大事，调查如有进展可以密切配合全国镇反运动的进行。他当即在公安部门的协助下，驱车赶赴祁县进行深入调查。原来，贾令镇“万和堂”药铺那位炊事员，正是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二连连长许得胜。许得胜参与屠杀刘胡兰等烈士后，因为杀人有“功”，不久被提升为营长。1947年2月2日，文水县城解放时，他逃回原籍祁县武乡村继续作恶。l948年，祁县县城解放，许德胜逃至贾令镇，潜伏在“万和堂”药铺当了炊事员。经群众检举揭发，1951年公安部门将许得胜拘捕，4月4日在祁县武乡村许犯被枪决。

1947年2月，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首凶“大胡子”张全宝在“交城战役”中被击伤，在医院住了5个月后，出院后任阎系亲训师一团五连少尉指导员。1948年6月在介休“张兰战役”中，又被人民军队击伤。1949年3月，张全宝又跑到太原追击师三团五连当上了上尉连长。4月24日，太原解放，张犯被俘。他被送到华北军区教导团二团训练了3个月，7月间，转察哈尔农垦大队劳动改造。

张全宝深知自己罪恶严重，化名为张生昊，隐瞒了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历史，1950年7月25日被释放。8月1日，张全宝回到了原籍运城县运城镇卫家巷。他剃掉了惹人注意的胡子和腮上长着长毛的黑痣，摆了一个纸烟摊子，做起了小买卖。1950年冬，歌剧《刘胡兰》在运城上演，引起的反响盛况空前，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谈论着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在街头摆纸烟摊的张全宝，听着人们的议论，吓得心惊肉跳。没等太阳落山，他就早早收摊，回到家匆匆吃了饭，照着镜子打扮起来。他先把两腮刚刚露出黑茬茬的胡根刮了两遍，胖胖的脸显得一片青白。然后，他穿上一件棉大衣，头上戴顶带耳棉帽，用大口罩包住大半个脸，又戴了一副茶色眼镜。天色渐渐黑了，张全宝向戏院走去。

歌剧《刘胡兰》连演数场，场场爆满。张全宝低头挤进人群，躲在剧院最后面，胆颤心惊地看完全剧。回家躺在床上，张全宝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原来，歌剧中屠杀刘胡兰等烈士的大胡子叫“许连长”――许连长就是许得胜，编剧也弄不清楚事实的真相了――看来这一关又躲过去了。

张全宝高兴得太早了。镇反运动开始后，被关押在山西省万泉县公安机关的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机枪连文书王连成和二一五团二营副营长傅永清，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检举出张全宝躲藏在运城的线索。1951年5月8日，运城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包围了张犯的住宅。公安人员破门而入，将其抓获。运城县公安局把张犯转押到万泉县公安局。经过万泉县公安机关多次审讯，张全宝供认了密谋和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全部事实。

侯雨寅也是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手之一。1947年2月1日，在交城县的西岭、东社战役中，侯雨寅被八路军交文支队擒获，被押送到吕梁九分区联络部训练大队受训。他隐瞒了密谋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全部经过，于3月16日被释放，回到原籍程山县宝泉庄。1950年秋，晋南稷山县―伙反革命分子串连地下组织“汾南游击队”，阴谋暴动，妄图颠覆人民政权，侯雨寅亦参加到其中，自命为“大队长”。正当候雨寅做着颠覆人民政权美梦的时候，1951年5月11日，他被程山县公安局逮捕，当晚又被押解到万泉县公安机关。在审讯中，尽管他百般狡猾，但在确凿证据前，终于不得不承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1951年6月22日下午，绿杨夹道的文(水)祁(县)黄土路上，走来一辆双套骡子大车。车上三四个公安人员押着两个凶犯，车两旁还跟着七八个公安民警，双手紧握步枪，威武雄壮。马车前盘上，捆着小个子侯雨寅，张全宝则被捆在车厢里。经过公审，二人被就地枪决。

六、追叛

1958年9月，在湖南省工作的陈德邻(陈德照的六弟，当时任湖南省吉首县委组织部长)和其他受难者家属，向公安机关检举了石五则过去的可疑表现。公安机关根据检举的材料，进行了严密的侦察。同年12月，公安人员来到云周西村，依靠广大群众的检举、揭发，获得了新的材料。l2月l9日，文水县公安局将调查结果送汾阳县政法办公室(当时文水、汾阳、交城合并为汾阳县)。12月30日，公安机关又送去一份补充材料，政法办公室搁置了这些材料未及时予以处理。

1959年6月，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郑林来云周西村视察工作时，指示政法机关迅速处理这―案件。县委书记召集了有关人员作了研究，并呈报地委。地委研究后，派出得力干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10个主要地区(如旅顺、太原等)进行侦察，进一步澄清了部分案情，石五则等三人成为了重点调查对象。

1959年9月，文水县公安人员在云周西村逮捕了石五则、张生儿、石喜玉。翌年8月，公安局又逮捕了书写密告材料的张德润。中央公安部对此案非常重视，指示组织省、地、县联合专案组，并要求山西省公安厅一定要把此案彻底查清。1960年5月30日，联合专案组到达文水后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调查，终于搞清楚了石五则、韩拉吉和张生儿“告密”的全部真相。

石五则为人阴险狡猾，公安机关曾在1947年10月怀疑他出卖刘胡兰而将他扣捕。当时，由于他未承认出卖刘胡兰的罪行，又因当时文水城被敌人占据，党政军民一致对敌，没有来得及进行周密的侦察，未获足以证明其罪恶的确切证据，1947年12月23日石五则被暂时释放。石五则回村后，为了掩盖罪恶真象，嫁罪于人，向别人大肆宣传说，石三槐把什么都暴露给“勾子军”了。在威严的法庭上，尽管石五则装聋作哑，百般抵赖，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张生儿对他参与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罪恶事实供认不讳，196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石喜玉亦承认自己充当帮凶的杀人事实，被判处死刑。大象镇复仇队员、逮捕刘胡兰烈士的温乐德，1959年12月23日在大象镇被捕，196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逮捕在案和由外地解押文水监狱的罪犯有：原阎系七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张称扶、二一五团政治主任夏家鼎、政治室秘书李天科、一营机枪连长李国卿、一营二连三排排长申灶胜、一排排长牛志义等人，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制裁。阎系二一五团一营二连四排排长李保山1960年7月21日畏罪自杀。

1963年2月14日，石五则被文水县人民政府枪决，至此，刘胡兰等7烈士惨案的侦破和处理工作全部结束。

文天祥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辞拒绝了敌人的劝降。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

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丞相，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文天祥怒喝道：“死便死，还说什么鬼话!”

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概就义了，给世人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

陈天华

革命家陈天华，在日本留学时，听到沙俄军队侵占满洲，****无能的清政府又要同沙俄私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消息后，他悲愤欲绝，立即在留学生中召开拒俄大会，组织拒俄义勇军，准备回国参战。回到宿舍后，咬破自己手指，以血指书写救国书，在书里陈述亡国的悲惨，当亡国奴的辛酸，鼓舞同胞起来战斗……他一连写了几十张，终因流血过多而晕倒，可嘴里还在不停地咸：“救国!救国!”别人把他救醒后，他坚持把书一份一份装入信封，从万里迢迢的日本寄回国内。读到的人无不感动。

吴玉章

老革命家吴玉章，年轻时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元旦，因清朝末年中国贫弱，日本帝国看不起中国，在悬挂的万国旗中，故意不挂中国国旗。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吴玉章挺身而出，代表留日学生向学校当局严正提出：必须立即向中国学生道歉并纠正错误，否则，就要举行ba课和绝食以示抗议。学校当局在中国爱国留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只得认错道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40多年过去了，如今钱学森已90高龄。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一)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地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二)

钱学森是中国军事高科技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对我国军事科学研究提出了高层次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并直接倡导了军事系统工程和军事运筹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就深刻地阐述了“战争是一门科学”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战争的规律，研究战争这一门科学，这就形成了现代军事科学。”

经过潜心研究，钱学森在1998年的一次书面发言中，对军事科学体系作了完整的论述。他指出：“在军事科学，基础理论层次是军事学，技术理论层次是军事运筹学，应用技术层次是军事系统工程。”他将军事系统工程的作用和功能定位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更好地去解决贯彻执行军事路线、军事战略中的实际问题”，并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作战模拟;武器装备系统的设计方案论证、战术技术指标的确定与效能评估;后勤系统的组织管理;作战指挥体系的设计;战略问题的定量分析和战争模拟。

1978年5月，在钱学森等人的建议下，我军开始了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研究试点工作，军事科学院成立了第一个军事运筹研究分析机构。如今，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已经在我军战略战术、部队编制体制和兵力结构研究等各个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取得累累硕果。

关于我国的国防战略，钱学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重要建议。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局部地区的“小仗”可能是我们到21世纪初主要的战争样式，要搞一些平时必须保留的、精锐的、可以马上打仗的部队，应认真从军队编制、装备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建议受到军队领率机关高度重视，如今已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对我国国防战略和军事工业改革发展，他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他还提出军工企业要实行“军民结合”，而民用企业要实行“民军结合”的观点，以及用“柔性自动化生产系统”改革军工企业的观点，为我国军工企业的改革和民用企业的战时动员准备提供了重要思路。

钱学森在晚年还特别强调了军事科学要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问题。1999年，他对前去看望他的总装和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指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各学科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借鉴。国防建设是个大系统，在实践中遇到的都是大问题，而专家们往往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看问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应提倡各学科间的互相交流和讨论。

(三)

谋求中国军事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是钱学森毕生的夙愿。因此，他以科学家的超前目光，对国防和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见解。自1985年以来，钱学森曾多次谈起关于“科技帅才”的话题。钱学森说：“现在要求培养一批科技帅才，即是一批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的人才”;“当帅才的，在领导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时，应该从基础应用到工程实践，都能够考虑到”。钱学森支持新学科，扶植边缘学科，每一种创新的观点和设想都能得到鼓励。他说：“要提倡创新思维，正确与否交给实践去检验。”

早在1986年，钱学森就认为，高技术革命必将带来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军队将成为知识密集的部门。未来战争将广泛使用各种先进武器系统，战场情况错综复杂，从而对指挥人员的科技文化和军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他在分析外军与我军军官的文化水平后敏锐地指出，为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军队干部应逐步达到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师职干部应是硕士，军职干部应是博士，战士的文化水平也要相应提高。他的远见卓识受到中央军委、总部的高度重视。

今年已90高龄的钱学森，仍时刻关心着国防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军委领导同志说，要抓紧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记者在钱老家中看到，在他卧榻正对面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尊“神舟号”航天飞船的模型。透过飞天的神舟，他那智慧的目光将永远注视着祖国腾飞的未来。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jiang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我想到了美国历史上一位著名人物说过的话：“我只是遗憾我只有一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而想起这句话，又使我陷入沉思，从中受到启示。

建国60周年来，纵观古今中外，多少爱国人士把宝贵的生命无私地奉献给了自己的祖国：苏武，文天祥，董存瑞，邱少云……。不管他们的生命是长是短，贡献是多少，他们的献身是悲壮是慷慨，都以成为过去。但他们的这“一次”生命却奉献得如此伟大，永远都在人们的心中闪光，美国总统林肯，由于领导废权运动被杀害，革命者方志敏也在白色恐怖的年代献出了生命，并留下《可爱的中国》以表达他死而无憾的心情。所有一切，不都表明他们对祖国的赤诚与无私吗？但他们的这一次生命奉献的伟大。

不错，生命赋予每个人只有一次，然而这“一次”却又不尽相同，就说现在的社会，虽有许多人都忠心效力于国家如杨利伟等航天英雄。

但仍有人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心中主要的。“什么爱国？值几个钱？”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在深圳，不就有人把外国人刚扔下的人民币捡走用吗？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留美学生被人家的豪华生活所迷，一去不复返。我不禁要说，我们正处在改革时代，正需要每个人将自己这仅有的一次生命放在祖国建设上。像他们那样，又怎能好好地利用这唯一的一次生命呢？

1931年，蒋介石为阻挠吉鸿昌抗日，逼他去英国“考察”。一日，吉鸿昌和国民 党驻美使馆的一个参赞去一家邮局寄包裹回国，邮局职员却以轻蔑的口气说：“中国?我不知道中国。”随同的参赞对他说：“你干吗要说你是中国人?你可以说你是日本人，这样可以受到礼遇的。”

吉鸿昌怒不可遏地一把抓住参赞的衣领说：“你觉得做一个中国人丢脸吗?我觉得当一个中国人光荣的很!我吉鸿昌誓死不当洋奴!”他回到住处，当即在一块小牌上写下“我是中国人”。一句话清楚地道出了吉鸿昌的爱国之心!

是 是的，现在说“我是中国人”已经算不了什么了，因为外国人已经不敢再小瞧中国人。然而，在祖国遭受灾难的时候，有谁敢站出来说：“我是中国人。”那才是真

正的爱国之人!我们小学生也一样，不忘祖国母亲的养育之恩，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吉鸿昌叔叔就算是被嘲笑也不当卖国贼、洋国奴，就因为我们中国人有这种精神，所以我们现在的中国十分强大。

张自忠上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盟军中阵亡的最高将领，也是现代战争面对面厮杀，贴身肉搏，喋血拼刺中唯一战死的将军。

那是长江流域春夏之际的一个夜晚，张自忠将军率领着只有两千战士的部队渡过湖北襄河，直扑日军主力，死战不退，最终全部阵亡。张自忠将军浴血之战的真实意图，就是以决死的意志，扑向劈面而来的日军。“我生国死，我死国生!”将军呼啸着冲向敌阵。此一战他就是要杀敌，就是要战死沙场!

像岳飞、袁崇焕一样，张自忠也受过冤屈。1937年，“卢沟桥事变”张自忠奉命和谈，他没能与日军作战，成了全国一片骂声中的汉奸与卖国逆贼。张自忠将军无言地承受了这一切。他率领这些穿着草鞋的农家子弟，有的只有十六七岁，长得还没有枪高，就要和敌人去拼命。他们从南到北地行进着，谁能知道将军的心里一直在寻找机会，历史最终将给将军一条保留名节的血路。

这一天终于来了。

穿过冰冷的河水，暗夜里行进的他心里清楚，他要战死在这里。中日战争中最惨烈搏杀的战场是在长江三峡东口外的鄂北。据战报公布，张自忠将军生命的最后时刻，全身被数弹洞穿，可他没有倒下，仍面对日军挥舞着早已无弹的手枪，最后几位保护他的士兵也全部阵亡了。日军第三中队长堂野射出一枪，击中张自忠额头，血污糊住了将军的眼睛，他大声呼叫杀敌!日军一等兵藤冈之用刺刀穿入了他的左肋。日军惊遇鬼神，说将军倒下时像一座山。

当天夜里，日军确认战死的是张自忠上将时，发出了短暂的欢呼，接下来他们一起郑重地给张将军敬礼。第二天，日军又用柏木棺材埋葬了将军，当晚他们接到总司令部命令，把张自忠的遗体运到武汉。是夜，一支中国军队突袭此地，发了疯的中国军人敢死队冲向日本鬼子，二百多名官兵倒下，他们从敌人手中抢回了将军的忠勇之驱。中国军人作战的果敢、顽强，以前所未有的火力，使日军为之胆战心寒。将军以死激发了中国军人复仇的火焰。将军不惧死，士兵何曾怕死?正如张将军战前所言：“人生百年，终有一死，贵在死得其所!”他属下的士兵斩断了生的念头，毅然地冲向了敌人。

张自忠将军的灵柩，由湖北武昌起程运往重庆，举行国葬。当日，十万人口的宜昌，倾城出动，万人空巷。在将军灵柩经过的长江边，为他送行。日军飞机多次在宜昌上空盘旋，十万宜昌人眼睁睁地看着敌机，没一人惊恐躲避。日军看着这破天荒的场面没有轰炸。将军以死拼杀没能战胜的敌人，显然被将军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所震慑。

轮船汽笛响彻长江，载着将军缓缓驶离宜昌码头远去，驶在长江上，开向流着中华民族忠勇之士热血的天险三峡。

张自忠上将的遗躯经过秭归，峡边高山上再一次立满了人群。这是屈原故里的乡亲，他们默默地望着。长江上传来一首古老的歌谣，这是两千多年前屈原的《招魂》，凭吊亲人，秭归人从来就是这么唱着：“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

一个人把自己置于死地，将军深义何在?一个民族，一条大江，正是有了这样的忠勇之子，其文明才能日夜不息地流淌至今。

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谢东屏离开故乡，流亡北平。1932年春，考入北平的东北中学。一名历史教师经常向他讲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奋起救国的英雄事迹，向他介绍进步书刊，使他认识到要挽救中华民族之危亡，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抗日。1934年，谢东屏考入东北大学。他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二

1936年8月谢东屏投笔从戎，参加张学良在西安举办的学兵队，任一连指导员，领导队员学文习武。

西安事变前，谢东屏被调到张学良的第二手枪营任四连指导员，在西安灞桥一带驻防。西安事变后，1937年5月间，谢东屏被调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八师做文秘工作。七七事变后，谢东屏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持续3个月的上海保卫战，虽然中国军队牺牲惨重，但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上海守军于11月12日撤至沪郊。谢东屏等十几个人离队步行到安徽，然后乘船去武汉。在武汉，他受到中共中央长江局李涛的接见。党组织派谢东屏等人到东北军第四十九军补充团，当时团部在湖北宜昌县。谢东屏在营里做文秘工作，并在该营里秘密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谢东屏任支委。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阶段。日本侵略军以优势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五一”大扫荡。在反扫荡中，有一次，谢东屏和几个工作人员露宿在易县的小兰村，拂晓前发现有人在说话。他告诉大家别吭气，然后一个一个爬到一户屋里去，钻入了地洞。他进洞以后，子弹上膛，镇定地说：“敌人要是发现我们，就一个一个地把他吃掉。”结果，敌人空扑一场。反扫荡后，谢东屏被任命为易县敌工部部长、县委委员。1943年春，他被调到晋察冀边区一地委任敌工部副部长，从事敌情侦查工作。

三

1945年抗战胜利后，谢东屏随同第二批干部从关内挺进到东北。10月初，被任命为辽阳县县长。

当时辽阳的伪警察、土匪、地痞、流氓到处横行，还有以张枢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明目张胆地与我人民政府为敌。谢东屏召集伪辽阳协和会、地方维持会头头开会。在会上宣布：限3日内将枪支、弹药上缴民主政府，违者依法惩处。并张贴布告，广为传播。大批的枪支、弹药和各种战刀等很快上交给人民政府，使社会秩序好转，人心稳定下来。当时辽阳除陶瓷厂处于半停产状态外，其余工厂都停产了。广大工人无工作，生活无保障，处于饥饿之中。谢东屏提出：“工厂要尽快开工，尽快解决工人就业和吃饭的问题。”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一些工厂开工了。工人有了工作，生活有了保障。接着商店开业，学校复课，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谢东屏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忘发展教育事业。1946年春节前，市政府机关干部冯德馨反映铧子山区没有小学，谢东屏听后，马上给铧子区区长郭洪林写信，让他帮助解决建校的房木和砖瓦等问题。不久学校建成了，解决了贫苦孩子就近上学问题。

谢东屏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一心扑在工作上。从1932年到1945年，整整14年，他只回过一次家。抗战胜利后回辽宁工作，他本来可以从沈阳到新民的家看看，但却没有回去。1945年腊月的一天，谢东屏的胞兄谢庆丰赶着马车路过辽阳时，从布告上看到谢东屏的名字，亲哥俩才在县政府见了面，叙谈14年的离别之情。谢庆丰回家告诉了谢东屏的妻子刘玉秀。翌日凌晨，刘玉秀忙打点行装，凑些路费，领着孩子，昼夜兼程赶到辽阳，终于见到了分别14年的亲人。谢东屏像一座上满发条的钟，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胃痛病不时地向他袭来。有一次，正在开干部会，同志们看他头上直冒虚汗，劝他休息，他却说：“这是老毛病，不算啥，挺一挺就过去了。”这样的事何止一次。人们赞叹地说：“谢县长心中装着天下受苦人，唯独没有他自己。”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在三个月时间里，以谢东屏为县长的辽阳县政府就为全县人民办了五件大事：维护社会治安。歼灭了在七岭子盘踞的土匪、特务3000余人，消灭了黄大巴掌、郑国秀、跨海等股土匪;从政府中彻底清洗了旧统治力量，改造政权，建成新的民主政权。建立了区公所、工作队和保安队;恢复生产，救济失业。恢复了铧子沟煤矿和灵山、唐户屯的兵工厂。救济贫民粮食20余万斤，现款20余万元。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减租，反贪污运动。改善了部分群众生活，经济收入1280万元。大部分是清理敌伪资财，返还了欠安平等地的征款。

1946年3月12日，国民党占领沈阳，进而向辽南进犯。3月21日进攻辽阳火车站。东北民主联军十一旅三十三团进行阻击，战斗持续4个多小时，后来部队撤出市区。谢东屏率领干部在亮甲、隆昌、安平、连河等地建立了区政府，积极发动山区群众参军参战，发动妇女做军鞋，组织民夫送粮草、出担架、赶大车，支前活动轰轰烈烈。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疯狂地向辽阳东部山区进犯。谢东屏贯彻上级关于“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村不离村”的指示，和其他同志一道坚持山区斗争。10月24日，他率县保安团和部分干部50多人，从八盘岭急行军到连河，正好鸡叫，大家睡一会儿就天亮了。这时通讯员跑来报告，说算盘峪方向发现了敌人。于是紧急集合，谢东屏把队伍拉到水泉沟，在山上观察敌情。部队乘夜间转移。经华家堡子、榆树林子，越过双岭，到达大黑山已是次日10点多钟。26日11时，由于坏人告密，隆昌、连河两股敌人分两路从大西沟向大黑山包围过来。谢东屏立即命令兵分两路向外突围。干部战士个个英勇顽强，战斗持续到下午4点多钟。因敌我力量悬殊，我方伤亡惨重。谢东屏在战斗中为了营救同志也身负重伤。

1947年1月7日夜间，谢东屏启程去找部队，当行至刚家堡子生铁岭岗梁时，被反革命分子蔡玉生和杨贵喜暗杀，时年36岁。

谢东屏为辽阳县人民的解放而光荣牺牲了。为永远缅怀谢东屏，辽阳县人民委员会于1966年4月建成谢东屏烈士陵园。陵园正门两侧镌刻着“江河大地存忠骨，浩气永存留人间”。

1947年1月12日，这是云周西村人民难忘的一天。这天早上，东方刚刚闪亮，刘胡兰早早起来，把她转移上山的消息告诉了父母，一家人忙着为她收拾行李，刘胡兰边洗衣服，边和母亲谈论上山后的打算，刘胡兰的心情十分激动。

就在这时，敌人和地主武装，忽然包围了云周西村，封锁了所有路口，严令不许任何人出村。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刘胡兰已无法离开村子，她和母亲商量，先到隔壁刚生下小孩的金钟嫂家里隐蔽，如果被敌人发现，就说是伺候坐月子的。当刘胡兰来到金钟嫂家时，屋里已经有好几个人了。这时，街上又传来急促的锣声，紧接着就是敌人的嚎叫声：“大家听着。一家只许留一人，留下两个的就按私通八路办理。”

怎么办?留下来，万一被敌人发现，这卧床的产妇，初生的婴儿，这满屋的乡亲们，将要受到牵连，不!绝不能连累他们!刘胡兰毅然谢绝了金钟嫂的挽留，走出屋来，向村前的大庙走去。

刘胡兰来到大庙广场找到了母亲，女儿的突然到来，使胡文秀十分震惊，她悄悄地问道：“胡兰，你怎么也来了?” 刘胡兰低声向母亲说明了原因。

不一会儿，“复仇”队员武金川忽然在人群中发现了刘胡兰，窜过来威胁说：“今天要你自白，不说就要你的命。”刘胡兰狠狠地瞪着他说：“我没有什么可自白的。”武金川灰溜溜地窜回了大庙。

天空乌云翻滚，广场气氛森严，这时候，刘胡兰已经清楚，一场严峻的考验就在眼前。她轻轻脱下了指环，掏出了手绢和万金油盒，郑重地交给了母亲，决心用鲜血与生命同敌人作一场殊死的斗争。

母亲胡文秀看着女儿这不寻常的举动，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刘胡兰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她把母亲的手拉过来，让她把3件东西握紧……妈妈明白了，她擦干了眼泪，收藏好女儿留给她的3件东西，准备迎接将要发生的一切。

几个敌人扑上来要抓刘胡兰，乡亲们靠在一起保护她。敌人用枪托殴打群众，刘胡兰大声喝道：“闪开，我自己会走。”她昂首挺胸向大庙走去。

刘胡兰踏进大庙，大殿下满身血迹的石三槐、石六儿等6位同志巍然屹立，刘胡兰深表敬佩。

她跨进大庙的西厢房。审讯刘胡兰的是阎军军官大胡子连长张全宝，他根据叛徒的告密，已经知道刘胡兰是被捕中惟一的共产党员、区干部，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妄想从刘胡兰口中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于是，他沉着脸问道：

“你就是刘胡兰?”

刘胡兰响亮地回答：“我就是刘胡兰，怎么样?”

“你给八路军干过什么事?”

“只要我能办到的，什么都干过。”

“那么你们村长是谁杀的?”

“不知道。”

“你们区上的八路军都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张全宝一连碰了几个钉子，再也沉不住气了：“你，你，你就什么也不知道?”

刘胡兰镇静地回答：“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张全宝想发作，突然，贼眼一转，威胁着说：“现在有人供出你是共产党员。”刘胡兰知道自己被坏人出卖，她把头一扬，自豪地说;“我就是共产党员，怎么样?”

“你为啥要参加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为穷人办事。”

“以后你还会为共产党办事不?”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干到底。”

张全宝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的一个小女孩，竟如此厉害。见硬的不行，就换软的，他奸笑着哄骗说： “自白就等于自救，只要你自白，我就放你，还给你一份好土地……”

刘胡兰轻蔑地说：“给我一个金人也不自白。”

张全宝恼羞成怒，他收起阴险的笑睑，敲起桌子嚎叫：“你小小年纪，好嘴硬啊，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刘胡兰斩钉截铁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

张全宝对她无可奈何：“刘胡兰，只要你当众说句今后不再给共产党办事，我就放了你。”

刘胡兰坚定地说：“那可办不到。”

敌人的利诱和威胁都失败了，但他们并不死心，妄图用血腥的屠杀逼迫刘胡兰投降。在大庙西侧广场上放下了铡刀、木棒，刘胡兰和石三槐等同志被押到刑场，他们怒视敌人，匪徒们如临大敌，惊慌失措。

群众们见自己的亲人来到刑场，一下子涌了过去，匪徒们急忙用刺刀阻挡，张全宝气急败坏地逼问群众：“你们说这7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群众中立刻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好人，都是好人。”张全宝慌了手脚，急忙命令匪徒准备屠杀。

一场悲惨的大屠杀开始了，敌人先将我地下交通员石三槐，民兵石六儿、张年成和干部家属石世辉、陈树荣、刘树山6位同志，用乱棍打昏后，用铡刀一个个杀害了。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地，锋利的铡刀卷了刀刃，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张全宝却洋洋自得，指着6位烈士的遗体向刘胡兰嚎叫;“你看见了吧，自白不自白，投降不投降?”

刘胡兰怒不可遏，痛斤敌人;“要杀就杀，要砍就砍，我死也不自白，共产党员你们是杀不绝的，革命烈火是扑不灭的，你们的末日不远了。”

刘胡兰遥望着吕梁山，仿佛想起了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想起了培育她成长的党，想起了未来的灿烂世界。

张全宝看见刘胡兰在思索，还梦想着刘胡兰能够转变，刘胡兰忽然转过身来，质问他：“我咋个死法?”

这惊天动地的声音，宣告了敌人的彻底失败，张全宝阴沉着脸，沙哑地发出了绝望的嚎叫：“一个样……”

群众再次向刑场涌来，这情景把敌人惊呆了。

突然，张全宝看到了护村堰上的机关枪，便恶狠狠地叫道：“快，快把机关枪调过来，把全村的人统统给我扫光。”敌人的机关枪在向几百名手无寸铁的乡亲们瞄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胡兰大义凛然，挺身挡住了枪口，大声喝斥敌人：“住手!要死，我一个人死，不许伤害群众。”

刑场就是战场，英雄斗志如钢，刘胡兰昂首挺胸迈着矫健的步伐，向着烈士染红的铡刀走去。

铡刀前，刘胡兰止步回首，泰然自若地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养育她的家乡土地和勤苦勇敢的乡亲们。“永别了，乡亲们，战斗吧，同志们，敌人的末日不远了，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她鄙视了一眼垂死挣扎的敌人，甩了甩披在脸上的短发;仰望翻滚的乌云，环顾万里江山……她坚信，黑夜即将过去，祖国的明天将阳光灿烂，就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刘胡兰同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她从容地走向铡刀……

今天，我读了《屈原》我深有感触。

屈原原本是一个官员，他甘愿为朝廷出力，愿为老百姓伸冤。他办事公正廉洁。但因为当朝皇帝听信谗言，把屈原贬为庶民。最后，屈原已经看不惯这个世界，就跳河自杀了。

像屈原这样爱国的人，竟然会贬为庶民，而他的忠言，却被小人的谗言，给当了下去，他的忠言皇帝一丝不信，他为百姓的安危，百姓的利益着想，他为国家的安危、国家的利益着想。他清正廉洁，没有一丝的私心。

而现在的官员，对老百姓们不管不稳，对国家不尽心尽力。只知道把自己的腰包填满，把自己的生活提高，而其他的不闻不问。

如果我长大了当了百姓的父母官，我将像屈原那样，为百姓、为国家着想。像屈原那样公私分明，公正廉洁，不会有一丝的私心。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国家奉献自己的一生。

风中轻轻呜咽，月色淡然的寂寞暗暗褪去。

战国时代楚国臣子屈原，是个有胆识、有智慧、口才好、文章、作诗都很厉害的人。但是也因为他的天赋太好，遭到臣子靳尚的嫉妒。当他看到屈原，心中就怒火中烧，便在楚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楚王不能辨明是非，一气之下，把屈原赶出宫外，但屈原仍时时担心国家大事：新皇帝上任后，靳尚又搬弄是非，屈原又被赶出宫外，后来屈原就带着满腹的委屈抱着大石，跳入汨罗江中，结束了他的一生。

屈原的爱国事迹，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屈原虽然被小人污蔑，被赶出宫外，但他仍关心着国事，为国家操心，连死前的一分一秒，脑子离乡的也都是国事，我们很应该效法屈原的爱国精神。屈原把一生都献给了楚国皇帝，无怨无悔，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想屈原一样爱国，但是最少也不能做想靳尚一样的小人，到处污蔑，中伤别人。

爱国是很重要的，如果连国民都不爱国的话，国家就会变得四分五裂。同样的，我们在过团体生活的时候，听从组长的命令，积极地做好自己的事，像这种爱国也服从精神是我们一辈子都受用无穷得。

爱国有多重要?如果屈原和其他大臣一样，都不是爱过的好大臣，楚国就不可能和秦国成为当时的第一强国了。我们现在没有皇帝了，但是我们要如何做个爱国的好国民?我们出生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家乡。爱护家乡不乱丢垃圾、不吸毒，使我们国家的治安变好，就会有许多观光客来游山玩水，是国家的风气变好，科技进步，自然而然就成为强盛的国家。

其实爱国的方法有很多，像我们虽然不能处理国家大事，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却很多!我们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来守护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现在，我们纪念爱国的屈原，因为我们不忘过去。我们不忘过去，所以我们腾飞，在纪念中，我们学会了坚强与独立;在纪念中，我们学会了反思与远眺;在纪念中，我们学会了沉痛和怀念。

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每个人不忘历史。我们心中都明白，纪念不是纯粹纪念，在纪念中，在一种回首和追思的过程中，我们会励精图治，依然接过手中飘飘的红旗!

我国出现了许多的爱国名人，他们都是为了祖国而放弃自己的美好生活，小编收集关于爱国名人的故事，欢迎阅读。

1、 钱学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2、吉鸿昌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3、华罗庚

大数学家华罗庚，在“七•七”事变后，从生活待遇优厚的英国回到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祖国，不为金钱和学位，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50年，他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第一流数学家，并被美国伊里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他毅然带领全家回到刚解放的祖国。

4、茅以升

在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中，有许多人都是留学国外又回国服务的。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1916年20岁时，到美国留学，成为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的研究生，很快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为了获得实践的机会，他晚上上课，攻读博士学位，白天到一家桥梁公司实习，亲手绘图、切削钢件、打铆钉、油漆，终于成了一个既懂理论又有技术的人才。美国人很佩服他，一份份聘书从各地寄来，请他担任工程师。

但是，茅以升没有接受聘请，而是决定回国了。美国有些人劝他：“科学是没有祖国的，是超越国界的。科学家的贡献是属于全人类的。中国条件差，你留在美国贡献会更大。”茅以升回答：“科学虽然没有祖国，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祖国更需要我。我要回去为祖国服务!”

1919年，茅以升带着一身本领回到国内，开始了为国造桥的事业。现在浙江省钱塘江上那座雄伟壮观的大桥，就是茅以升设计并主持建造的。

5、董存瑞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6、肖邦

肖邦一生不离钢琴，所有创作几乎都是钢琴曲，被称为“浪漫主义的钢琴诗人”。他在国外经常为同胞募捐演出，为贵族演出。1837年严辞拒绝沙俄授予他的“俄国皇帝陛下首席钢琴家”的职位。舒曼称他的音乐像“藏在花丛中的一尊大炮”，向全世界宣告：“波兰不会亡”。肖邦晚年生活非常孤寂，痛苦地自称是“远离母亲的波兰孤儿”。他临终嘱附姐姐路德维卡把自己的心脏运回祖国。

7、文天祥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辞拒绝了敌人的劝降。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到土牢里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

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将军，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文天祥怒喝道：“死就死，还说什么鬼话!”于是，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慨就义了。文天祥生前，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

8、詹天佑

清朝末年，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十分聪明好学，又立志为国效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本国人才不信任，像修铁路，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管有才干，也只能当助手。

1905年，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的工程。詹天佑说：“京张铁路如果失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我则坚持由自己来办!”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和工人们一起吃住在工地，细心勘探，大胆试验，经过4年艰苦的劳动，终于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原来那些瞧不起中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敬佩。

今天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讲述了王二小的为国牺牲的故事，我读过后非常感动。

首先是抗日小英雄王二小，他小小年纪就帮助八路军参加抗日。一次，他去山上放牛，看到了日本鬼子来围剿(jiǎo)，便把日本鬼子带入了八路军的埋伏圈，自己却丧命在日本鬼子的手中。他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事情发生在河北省沫源县，年仅七岁的王二小非常勇敢，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去保护乡亲和干部，于是王二小把敌人引到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内，只听到子弹打出的声音，于是敌人知道他们上当了，敌人就把他挑在枪尖上摔死在石头上。王二小就这样英勇的牺牲了。于是文艺战士方冰和很快创作了《歌唱王二小放牛郎》这首歌。

王二小是一位抗日英雄，他不怕威胁，勇敢地与敌人搏斗。他为了保卫祖国，不惜自已，结果壮烈牺牲。他牺牲时才十三岁。我们应该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后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五千年的历史潮流。1898年3月5日，一代的开国元勋应运而生，周恩来正传承了这历史的发展，以读书爱国，爱国读书为宗旨。当12岁的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时，周恩来与书香、与爱国便开始了不解情缘。

1910年春天，十二岁的周恩来进银冈书院读书。那天修身课上，魏校长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请问诸生为什么读书?”同学们踊跃回答，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也有的说：“为挣钱而读书。”“为明理而读书”还有个同学说：“为了帮助父母记帐。”原来他的父亲是个商人。魏校长问周恩来：“你呢，为什么读书?”周恩来站了起来，清晰而将定的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铿锵有力的话语，博得了魏校长的喝彩：“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周生啊!”少年周恩来在那时就已经认识到，中国人要想不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凌，就要振兴中华。读书，就要以振兴中华为目标。

在东关模范学校的3年，周恩来用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精神激励自己。每天，他完成作业后，就博览群书。他一边读，一边摘录名言警句，还写读书心得。他常常读到深夜，大地沉沉地入睡了，他还在书海里遨游。少年周恩来就胸怀中华，放眼世界。他的作文经常联系国家和国际大事。有一次，他看了白人资本家贩卖黑人孩子的《汤姆和琼斯的故事》，为黑人孩子的悲惨遭遇而流下热泪，同时对资本家的罪行而义愤填膺。于是，他带领同学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黑人孩子。倾吐了发自肺腑的怜悯和同情;一封写给白人资本家，表示了无比的愤慨与抗议。在政治生涯中，他也严格要求自己，适应时代的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站在时代的前列。读书，就要以紧跟时代为要求。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周恩来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学到了很多知识。他上课专心听讲，遵守纪律，课后认真按时完成作业，进步很快，各门功课成绩都不错，特别是作文、书法和英文，每学期他都名列第一。周恩来先后阅读了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著作。他还在课外读了《离骚》、《史记》、《汉书》等历史文学者作，他特别赞赏《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但周恩来认为如果只是东一点，西一点，这叫作浮光掠影，一知半解，算不得学问。周恩来提出：“读书宁精勿杂，宁专勿多”。读书，就要以“求精不求多”为原则。

1919年留学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同志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这些正是那些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在为他日后投身爱国运动、吸收进步思想打下可基奠!读书，就要以贡献祖国为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日理万机，但周恩来一直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发扬“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刻苦读书精神，“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用于实践。在他生命的最后587天，谈话227次，会见外宾56次，开会32次，而他几乎天天看书，依旧如邓小平所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读书，就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履践。

周恩来总理一生酷爱读书，无论是在条件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日理万机的和平建设时期，他用一生实践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让我们也像周总理一样，发出“为中华之昌盛而读书”的青春誓言，开启别样的书香缘与爱国情!

今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我高高兴兴地拿起《刘胡兰》这本书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20XX年10月8日，一个暴风雨的一天，伟大的革命英雄刘胡兰就从一个贫困的家庭里诞生了。

20XX年刘胡兰11岁时，它加入了她们村的抗日工作，并且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尽一切所能做好坑日工作。后来，在她15岁时，一次在转移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的过程中，不幸被敌人的阎军逮捕了，同时还抓到了她们村的几个农民，敌人逼问她：“还有哪些共产党员，仍然给共产党员办过些什么事”，她咬紧牙关，装做什么都不知道，敌人逼她没法子，只好用卑鄙的手须折磨她，可是刘胡兰她还是没把军情告诉敌人，敌人只好把她给杀了，刘胡兰就这样英勇的壮烈牺牲了，

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用这样的话纪念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我看完《刘胡兰》这本书后，被她这种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不折不扣的斗争精神深深吸引了。我在想：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无数的革命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今天，所以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当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热爱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国家的昌盛英勇奋斗，为人民的幸福而默默奉献。

每个人在愤怒至极时骂人、摔东西、甚至打架来发泄自己的情绪，采用最多的方式是骂人，但这些方式为谦谦君子所不齿，基本不用。周恩来总理无疑是人们心中的谦谦君子，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日月可鉴，没有出格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一位伟人一生中也有一次“国骂”。

周总理身边最后一批秘书之一纪东，在《难忘的八年》一书中披露了周恩来在文革中同“四人帮”斗争时唯一的一次“国骂”。

1973年前后，毛泽东共三次点名批评周恩来。“四人帮”趁机火上浇油，对周恩来进行了疯狂密集的围攻，大有把周总理打倒踩在地上之势。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讲到他的处境，他说，“我难呐。”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关于林彪集团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周恩来认为林彪团伙是“极左”，所以要清除“极左”势力。但是“四人帮”反过头来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反过来批评周恩来清除“极左”的做法。

当时周恩来手中拿着一个文件，看了以后，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纪东随后听到周总理骂了一句：“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缩，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周恩来后，“四人帮”借机对周总理进行所谓的“帮助”，实际上是一个围攻。周总理一言不发只向他人要了一支烟，大家都知道总理他从不抽烟，难道他要破戒吗?

大家看到，总理把拿在手里的烟揉的粉碎，揉的粉碎。这时总理揉碎的不仅仅是这一支香烟，而是他那颗滴血的心，他的心有多么悲怆。

在“文革”的特殊时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和屈辱，他都默默忍受了，他的信念是舍身忘我，要把国家带出浩劫。

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当年中央办公厅的秘书一说到总理所受的委屈，许多人都是谈到一半，就谈不下去了，眼泪就下来了直至泣不成声。这样的一种情绪、感情，包含人们对总理无可比拟的崇敬爱戴。

1140年，金兵又大举进攻南宋。岳飞等将领分路出击，岳飞负责中原一线，他一面派人到河北一带联络当地的民间抗金组织，一面亲率大军进击，收复了河南许多州县，驻军郾城，两军展开激战。郾城大战中，金投入精锐骑兵15000人。兀术以头戴铁盔身穿铁甲的3000“铁塔兵”打前锋，以号称“拐子马”的骑兵居左右，列队进攻。岳飞指挥儿子岳云等率军应战。将士手持刀斧，冲入敌阵，上砍骑兵，下砍马腿。双方从下午激战到天黑，宋军大获全胜，追杀金军几十里。

岳家军乘胜前进，抵达开封的朱仙镇，北方人民抗金情绪高涨。岳飞请求宋高宗下令北伐。宋高宗和朝中的奸臣秦桧害怕抗金力量壮大，会威胁自己的统治，于是向金求和，并命令岳飞撤回军队，岳飞愤慨地说：“十年的功劳，一天就断送了!”1141年，宋高宗解除了岳飞等抗金将领的兵权。秦桧又派他的爪牙诬陷岳飞谋反，把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逮捕入狱。另一位抗金将领韩世忠去质问秦桧，根据什么说岳飞谋反，秦桧拿不出证据，竟厚颜无耻地说：“莫须有。”韩世忠愤怒地对他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1142年初，宋高宗和秦桧杀害了岳飞。那时候，岳飞刚39岁。

岳飞一生廉洁正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天下才能太平?”，岳飞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天下便可太平!”。他一生坚持抗金，保卫了南宋人民的生命财产，因此受到历代人民的尊敬。

陆游是我国宋代杰出的爱国诗人。最近我学习了他的一的首诗——《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诗的大意是：我本来知道，当我死去后，人间的一切就都和我无关了;但唯一使我心痛的，就是我没能亲眼看到祖国统一。因此，当大宋军队收复了中原失地的那一天到来之时，你们举行家祭，千万别忘记把这好消息告诉我!

这首诗是陆游八十九岁高龄，重病在床时写给儿子的决笔诗，也是遗嘱。人死之后，本应无牵无挂了，但诗人偏偏“但悲不见九州同”。自己即将离开人世，他不悲;即将与家人永别，他也不悲;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才是他心中唯一悲伤的事情。这其中既充满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又包含对屈辱求和的南宋王朝的不满和谴责。这种拳拳爱国之心，殷殷爱民之情，感天动地，催人泪下，又令人振奋。

陆游一生经历了北宋的末年和南宋的前半朝。他所见所闻的都是祖国分裂、女真入侵带给人民的灾难和痛苦。因此，他念念不忘的就是祖国统一。他的一生写了九千多首诗，篇篇都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最显著的特色。

读着陆游的诗，我想到了杜甫、辛弃疾、文天祥、吉鸿昌，想到了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想到了用笔呐喊的鲁迅，想到了为祖国的自由而战斗的黄继光、董存瑞，想到了为祖国争光的奥运健儿，想到了为香港回归而做出巨大贡献的邓小平爷爷……

正是这千千万万爱国人士，用他们深沉而热烈的爱国激情，谱写了一曲曲爱国的颂歌。

《示儿》是一首充满了爱国主义思想的诗歌，它激励着每一个读者热爱祖国，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而努力奋斗!

初中水平

胸怀壮志身先死，

却恨未能雪国耻。

不求千古传芳名，

只盼北定中原日。

[爱国的名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