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爱国的故事【推荐20篇】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40多年过去了，如今钱学森已90高龄。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一)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地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二)

钱学森是中国军事高科技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对我国军事科学研究提出了高层次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并直接倡导了军事系统工程和军事运筹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就深刻地阐述了“战争是一门科学”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战争的规律，研究战争这一门科学，这就形成了现代军事科学。”

经过潜心研究，钱学森在1998年的一次书面发言中，对军事科学体系作了完整的论述。他指出：“在军事科学，基础理论层次是军事学，技术理论层次是军事运筹学，应用技术层次是军事系统工程。”他将军事系统工程的作用和功能定位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更好地去解决贯彻执行军事路线、军事战略中的实际问题”，并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作战模拟;武器装备系统的设计方案论证、战术技术指标的确定与效能评估;后勤系统的组织管理;作战指挥体系的设计;战略问题的定量分析和战争模拟。

1978年5月，在钱学森等人的建议下，我军开始了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研究试点工作，军事科学院成立了第一个军事运筹研究分析机构。如今，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已经在我军战略战术、部队编制体制和兵力结构研究等各个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取得累累硕果。

关于我国的国防战略，钱学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重要建议。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局部地区的“小仗”可能是我们到21世纪初主要的战争样式，要搞一些平时必须保留的、精锐的、可以马上打仗的部队，应认真从军队编制、装备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建议受到军队领率机关高度重视，如今已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对我国国防战略和军事工业改革发展，他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他还提出军工企业要实行“军民结合”，而民用企业要实行“民军结合”的观点，以及用“柔性自动化生产系统”改革军工企业的观点，为我国军工企业的改革和民用企业的战时动员准备提供了重要思路。

钱学森在晚年还特别强调了军事科学要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问题。1999年，他对前去看望他的总装和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指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各学科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借鉴。国防建设是个大系统，在实践中遇到的都是大问题，而专家们往往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看问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应提倡各学科间的互相交流和讨论。

(三)

谋求中国军事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是钱学森毕生的夙愿。因此，他以科学家的超前目光，对国防和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见解。自1985年以来，钱学森曾多次谈起关于“科技帅才”的话题。钱学森说：“现在要求培养一批科技帅才，即是一批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的人才”;“当帅才的，在领导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时，应该从基础应用到工程实践，都能够考虑到”。钱学森支持新学科，扶植边缘学科，每一种创新的观点和设想都能得到鼓励。他说：“要提倡创新思维，正确与否交给实践去检验。”

早在1986年，钱学森就认为，高技术革命必将带来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军队将成为知识密集的部门。未来战争将广泛使用各种先进武器系统，战场情况错综复杂，从而对指挥人员的科技文化和军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他在分析外军与我军军官的文化水平后敏锐地指出，为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军队干部应逐步达到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师职干部应是硕士，军职干部应是博士，战士的文化水平也要相应提高。他的远见卓识受到中央军委、总部的高度重视。

今年已90高龄的钱学森，仍时刻关心着国防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军委领导同志说，要抓紧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记者在钱老家中看到，在他卧榻正对面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尊“神舟号”航天飞船的模型。透过飞天的神舟，他那智慧的目光将永远注视着祖国腾飞的未来。

我国出现了许多的爱国名人，他们都是为了祖国而放弃自己的美好生活，小编收集关于爱国名人的故事，欢迎阅读。

1、 钱学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2、吉鸿昌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3、华罗庚

大数学家华罗庚，在“七•七”事变后，从生活待遇优厚的英国回到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祖国，不为金钱和学位，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50年，他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第一流数学家，并被美国伊里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他毅然带领全家回到刚解放的祖国。

4、茅以升

在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中，有许多人都是留学国外又回国服务的。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1916年20岁时，到美国留学，成为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的研究生，很快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为了获得实践的机会，他晚上上课，攻读博士学位，白天到一家桥梁公司实习，亲手绘图、切削钢件、打铆钉、油漆，终于成了一个既懂理论又有技术的人才。美国人很佩服他，一份份聘书从各地寄来，请他担任工程师。

但是，茅以升没有接受聘请，而是决定回国了。美国有些人劝他：“科学是没有祖国的，是超越国界的。科学家的贡献是属于全人类的。中国条件差，你留在美国贡献会更大。”茅以升回答：“科学虽然没有祖国，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祖国更需要我。我要回去为祖国服务!”

1919年，茅以升带着一身本领回到国内，开始了为国造桥的事业。现在浙江省钱塘江上那座雄伟壮观的大桥，就是茅以升设计并主持建造的。

5、董存瑞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6、肖邦

肖邦一生不离钢琴，所有创作几乎都是钢琴曲，被称为“浪漫主义的钢琴诗人”。他在国外经常为同胞募捐演出，为贵族演出。1837年严辞拒绝沙俄授予他的“俄国皇帝陛下首席钢琴家”的职位。舒曼称他的音乐像“藏在花丛中的一尊大炮”，向全世界宣告：“波兰不会亡”。肖邦晚年生活非常孤寂，痛苦地自称是“远离母亲的波兰孤儿”。他临终嘱附姐姐路德维卡把自己的心脏运回祖国。

7、文天祥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辞拒绝了敌人的劝降。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到土牢里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

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将军，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文天祥怒喝道：“死就死，还说什么鬼话!”于是，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慨就义了。文天祥生前，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

8、詹天佑

清朝末年，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十分聪明好学，又立志为国效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本国人才不信任，像修铁路，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管有才干，也只能当助手。

1905年，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的工程。詹天佑说：“京张铁路如果失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我则坚持由自己来办!”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和工人们一起吃住在工地，细心勘探，大胆试验，经过4年艰苦的劳动，终于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原来那些瞧不起中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敬佩。

今天，我读了《屈原》我深有感触。

屈原原本是一个官员，他甘愿为朝廷出力，愿为老百姓伸冤。他办事公正廉洁。但因为当朝皇帝听信谗言，把屈原贬为庶民。最后，屈原已经看不惯这个世界，就跳河自杀了。

像屈原这样爱国的人，竟然会贬为庶民，而他的忠言，却被小人的谗言，给当了下去，他的忠言皇帝一丝不信，他为百姓的安危，百姓的利益着想，他为国家的安危、国家的利益着想。他清正廉洁，没有一丝的私心。

而现在的官员，对老百姓们不管不稳，对国家不尽心尽力。只知道把自己的腰包填满，把自己的生活提高，而其他的不闻不问。

如果我长大了当了百姓的父母官，我将像屈原那样，为百姓、为国家着想。像屈原那样公私分明，公正廉洁，不会有一丝的私心。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国家奉献自己的一生。

你听爱国人士的故事吗?如果你没有听说过，那么，我现在为你们介绍一位爱国人士吧。

钱学森，著名科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许多开创性贡献。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倡导人。

1949年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徐徐升起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所以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他这一曲折的斗争过程，表现了钱学森那时对祖国的挚爱之情，是非常感人的。

1950年9月中旬，钱学森辞去了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职务，办理了回国手续。他买好了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了搬运公司装运。

然而，就在他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忽然收到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的通知——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甚至要坐牢!

又过了几天，钱学森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

钱学森交给搬运公司的行李遭到美国海关及联邦调查局的检查，据说从中“查出”电报密码、武器图纸之类。移民及归化局要“审讯”钱学森，说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后来又说钱学森在美国念书时认识的几个美国同学之中，有几个是美国共产党员。移民及归化局扬言钱学森“违反美国移民法”，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话说出口没多久，又连忙改口。因为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正是钱学森求之不得的!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被监禁着。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移民及归化局迫害钱学森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公愤。不少美国友好人士出面营救钱学森，为他找辩护律师。他们募集了15000元美金作为保金，才算把钱学森从看守所里保释出来。

1955年6月，钱学森写信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同志，请求党和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总理得知后非常重视此事，并指示有关人员在适当时机办理此事。经过努力，1955年10月1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

听了以上的介绍，你是不是感到了钱学森那颗拳拳报国之心呢，那就让我们也行动起来，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后，精忠报国吧!

[名人爱国故事

从小受父亲进步思想的熏陶。1923年考入武昌第一师范附属高级中学学习，两年后升入省一师。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董必武的直接教育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3月，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第 1大队任队长。曾参加支援黄安、麻城地区农民协会反击地主武装的战斗。6月，被党派回黄安，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负责指挥和领导全县的军事斗争。党的“八七”会议后，参加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和黄麻起义。并一直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党代表职务，和吴光浩、曹学楷等带领革命军转战鄂东北，开辟柴山保，粉碎国民党“会剿”。1930年春，当选为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同年4月，任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徐向前带领一师转战鄂豫地区。1931年至1932年，先后担任红四军直属警卫团团长、红十师二十八团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1932年夏于河南新集被张国焘错杀。1945年，党的“七大”追认为革命烈士。

1927年，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11月参与领导黄麻起义，组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任党代表兼第1路党代表。后与吴光浩等率部到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斗争。次年1月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党代表，参与领导光山县柴山堡地区的武装斗争。7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党代表。1929年和徐向前共同为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指导边区武装斗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1930年 3月起历任第1军第1师政治委员、第4军第10师第28团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第75师政治委员等职，参加鄂豫皖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夏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于河南省光山县新集(今新县)。

1924年，考入武昌第一师范附属高级小学学习。当时的一师是董必武、陈潭秋宣传进步思想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在董必武的直接教育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戴克敏一家可谓真正的革命家庭。戴克敏的十叔戴先诚在1927年12月5日黄安城突围战中壮烈牺牲;二伯父戴先治和四伯父戴先致于1928年同一天被敌人押到紫云程芳村凌迟处死;三伯戴伯先在白区做地下党的工作，由于叛徒告密在黄安城落入敌手，也于1928年遇害;堂兄戴道溥1929年在反“会剿”中被敌机炸死，装殓时已体无完尸。堂弟戴道高曾任黄安农民自卫队队长，参加黄麻起义和根据地反“会剿”斗争，1930年在麻城乘马岗作战牺牲;大弟戴道深1930年11月在攻打黄陂姚家集战斗中身负重伤，疗伤时不幸被捕，同年底在檀术岗英勇就义;1932年7月，戴克敏被张国焘错误杀害于河南新集;父亲戴雪舫于同年九月在新集为掩护学生转移时，被敌机炸伤，经抢救无效牺牲;八叔戴叔先亦于同年10月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堂妹戴醒群于1939年9月在夏家山被捕，被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采用分尸酷刑残忍杀害。

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6月，在武汉参加了“五卅”运动。7月，受董必武的派遣与曹学楷、徐朋人、王秀松、汪奠川等黄安旅省青年利用暑假回到黄安，进行革命活动，创办了《黄安青年》小报，转载各地反帝斗争消息，传播革命理论，使黄安的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在反帝爱国运动中，他十分注意党团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介绍了郑位三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使黄安党团组织在革命斗争中逐步扩大。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武汉，10月进抵黄安，他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到黄安指导工作。至此，黄安党团特支由秘密转入公开，县党团特支办公所在地也由七里坪迁到县城。并于同年冬，指派共产党人吴焕先、吴先筹在箭厂河、四角曹门等地办起了“三堂红学”，建立起一支百余人的农民革命武装。1927年2月，黄安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当选为县农民协会常委，负责领导全县的革命运动。同年3月，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撰写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等文章，对农民运动作了高度评价。4月，随农讲所学生军驰援麻城，平息了反动红枪会的叛乱，撰写了《剿灭麻城会匪经过》一文，进一步论述了发动广大农民起来革命的重要作用。5月，参加了叶挺指挥的中央独立师平定夏斗寅叛军进攻武汉的战斗。6月，于农讲所结业，被党派回黄安工作，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兼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

“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下令“清党”，大肆屠杀革命者。他不顾敌人的“通缉”，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继续领导群众坚持斗争。8月初，负责组织成立了黄安县防务委员会，被选为常务委员，负责指挥和领导全县的军事斗争。

党的“八七”会议后，他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发动秋收起义计划，起草了《中共黄安县委关于组织暴动计划》，积极组织农民自卫军和农民义勇队，参加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和“黄麻起义”。黄麻起义胜利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党代表，与潘忠汝等率鄂东军清除了光山南部的反动地主武装红枪会和黄安尹家河、八里湾等地的反动民团组织。同年12月5日，黄安县城失守，他同吴光浩等人于12月下旬来到黄安北乡的木城寨，举行了起义领导人的会议，决定到黄陂县木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会后，他在黄安闵家祠堂集合鄂东军主力，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坚持游击战争。后参与开辟鄂豫边苏区。1928年1月，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7军，他任第七军党代表，与吴光浩、汪奠川、曹学楷等五人组成第7军领导核心。同年4月，率第7军一部重返黄安老区，一举消灭了上戴家村民团，缴枪20余支。5月，他和吴光浩、曹学楷等与中共黄安县委领导人在黄安檀树乡清水塘村召开会议，决定开辟光山南部的柴山堡地区，在黄(安)、麻(城)、光(山)边界建立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实现工农武装割据。他进入柴山堡后，积极深入群众宣传革命主张和政策;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一些上层开明人士与我党合作，使第7军在柴山堡地区迅速扎下根来。7月，工农革命军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任党代表。1929年，主持开办了随营党务干部学校和随营军事学校，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了大批骨干分子，使当时的正规红军和赤卫队各级都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参加并指挥了鄂豫边红军粉碎国民党连续发动的“罗李会剿”、“徐夏会剿”、“鄂豫会剿”作战。同年11月20日，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光山召开，他与徐向前共同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在大会上获得通过。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地位;规定了红军与地方党政群众团体的关系以及扩大红军、瓦解敌军等政策;总结了开展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对鄂豫边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1930年春，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当选为特委委员。同年4月，红11军31师改编为红1军1师，任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徐向前带领红一师转战于鄂豫边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三次出击平汉路，连续取得了杨家寨、阳平口、花园镇等战斗的胜利，全师由原来的800人，迅速发展壮大到3000余人。1932年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第25军75师在皖西成立，任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鄂豫皖苏区反“围剿”，转战皖西地区，打了许多胜仗，有力地配合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胜利完成商黄作战计划。

1932年3月底，率部参加苏家埠战役。在此期间，遭到“左”倾路线的迫害。1932年夏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于河南光山县新集(今新县)。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为革命烈士。

周素园，1879年生于贵州毕节，前清贡生，年轻时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政院秘书。1921年回到贵州，先后任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1925年回到家乡毕节，不再参与政治，闭门读书，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涉猎甚广。

“九一八”事变后，周素园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但苦于报国无门，内心十分苦闷，在家书中写道：“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目前，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

1936年2月初，红2、红6军团先后占领位于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实现了战略转移第二步的任务——由黔东到黔西。

当红军快要打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周素园一起逃走。周素园却表示：“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莫雄吃惊地问道：“难道你不怕红军?”周素园平静地说：“我又没有鱼肉乡民，怕什么?”

红军攻占毕节城后，在位于城内十字街的周素园家里发现有许多宣传马列的书。翻开一看，上面圈圈点点，就报告给了红6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二人马上登门拜访，在询问了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书?

周素园回答：“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

王震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赞成，完全赞成。”

于是，在贺龙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诚心邀请下，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并在家门口挂出牌子。一时间，黔西地区的反蒋抗日武装纷纷前来归附。

2月2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城内的小校场正式宣告成立，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

期间，红2军团政委任弼时专门宴请周素园，并请他给驻威宁的云南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劝他不要与红军为敌。

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曾回忆：“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时，周素园坚持要与红军同行。贺龙知道后深为感动，称赞道：“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

红军进入云南后，军团领导考虑到周素园体弱多病，怕他不能适应紧张频繁的行军作战，准备拿出一笔钱，送他去香港治病并做统战工作。可周素园坚决不同意：“我在中国的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几位首长，我周某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就这样，周素园坚持与红2、红6军团指战员一起，不畏艰险，跋山涉水，走完了长征路。1936年12月2日，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在保安，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称周素园“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担任了八路军的高级参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在贵阳病逝。中共贵州省委赠送挽联：“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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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是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早年曾为木工,后以卖画为生,五十七岁后定居北京。下面是小编分享的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的爱国故事，相信你们有兴趣!

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的爱国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伪警司令、大特务头子宣铁吾过生日，硬邀请国画大师齐白石(1863—1957年)赴宴作画。

齐白石来到宴会上，环顾了一下满堂宾客，略为思索，铺纸挥洒。转眼之间，一只水墨螃蟹跃然纸上。

众人赞不绝口，宣铁吾喜形于色。

不料，齐白石笔锋轻轻一挥，在画上题了一行字——“横行到几时”，后书“铁吾将军”，然后仰头拂袖而去。

一个汉奸求画，齐白石画了一个涂着白鼻子，头戴乌纱帽的不倒翁，还题了一首诗：

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

将妆忽然来打破，浑身何处有心肝?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齐白石为了不受敌人利用，坚持闭门不出，并在门口贴出告示，上书：“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

齐白石还嫌不够，又画了一幅画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画面很特殊，一般人画翡翠时，都让它站在石头或荷径上，窥伺着水面上的鱼儿;齐白石却一反常态，不去画水面上的鱼，而画深水中的虾，并在画上题字：“从来画翡翠者必画鱼，余独画虾，虾不浮，翡翠奈何?”

齐白石闭门谢客，自喻为虾，并把作官的汉奸与日本人比作翡翠，意义深藏，发人深思。

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谢东屏离开故乡，流亡北平。1932年春，考入北平的东北中学。一名历史教师经常向他讲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奋起救国的英雄事迹，向他介绍进步书刊，使他认识到要挽救中华民族之危亡，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抗日。1934年，谢东屏考入东北大学。他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二

1936年8月谢东屏投笔从戎，参加张学良在西安举办的学兵队，任一连指导员，领导队员学文习武。

西安事变前，谢东屏被调到张学良的第二手枪营任四连指导员，在西安灞桥一带驻防。西安事变后，1937年5月间，谢东屏被调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八师做文秘工作。七七事变后，谢东屏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持续3个月的上海保卫战，虽然中国军队牺牲惨重，但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上海守军于11月12日撤至沪郊。谢东屏等十几个人离队步行到安徽，然后乘船去武汉。在武汉，他受到中共中央长江局李涛的接见。党组织派谢东屏等人到东北军第四十九军补充团，当时团部在湖北宜昌县。谢东屏在营里做文秘工作，并在该营里秘密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谢东屏任支委。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阶段。日本侵略军以优势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五一”大扫荡。在反扫荡中，有一次，谢东屏和几个工作人员露宿在易县的小兰村，拂晓前发现有人在说话。他告诉大家别吭气，然后一个一个爬到一户屋里去，钻入了地洞。他进洞以后，子弹上膛，镇定地说：“敌人要是发现我们，就一个一个地把他吃掉。”结果，敌人空扑一场。反扫荡后，谢东屏被任命为易县敌工部部长、县委委员。1943年春，他被调到晋察冀边区一地委任敌工部副部长，从事敌情侦查工作。

三

1945年抗战胜利后，谢东屏随同第二批干部从关内挺进到东北。10月初，被任命为辽阳县县长。

当时辽阳的伪警察、土匪、地痞、流氓到处横行，还有以张枢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明目张胆地与我人民政府为敌。谢东屏召集伪辽阳协和会、地方维持会头头开会。在会上宣布：限3日内将枪支、弹药上缴民主政府，违者依法惩处。并张贴布告，广为传播。大批的枪支、弹药和各种战刀等很快上交给人民政府，使社会秩序好转，人心稳定下来。当时辽阳除陶瓷厂处于半停产状态外，其余工厂都停产了。广大工人无工作，生活无保障，处于饥饿之中。谢东屏提出：“工厂要尽快开工，尽快解决工人就业和吃饭的问题。”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一些工厂开工了。工人有了工作，生活有了保障。接着商店开业，学校复课，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谢东屏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忘发展教育事业。1946年春节前，市政府机关干部冯德馨反映铧子山区没有小学，谢东屏听后，马上给铧子区区长郭洪林写信，让他帮助解决建校的房木和砖瓦等问题。不久学校建成了，解决了贫苦孩子就近上学问题。

谢东屏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一心扑在工作上。从1932年到1945年，整整14年，他只回过一次家。抗战胜利后回辽宁工作，他本来可以从沈阳到新民的家看看，但却没有回去。1945年腊月的一天，谢东屏的胞兄谢庆丰赶着马车路过辽阳时，从布告上看到谢东屏的名字，亲哥俩才在县政府见了面，叙谈14年的离别之情。谢庆丰回家告诉了谢东屏的妻子刘玉秀。翌日凌晨，刘玉秀忙打点行装，凑些路费，领着孩子，昼夜兼程赶到辽阳，终于见到了分别14年的亲人。谢东屏像一座上满发条的钟，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胃痛病不时地向他袭来。有一次，正在开干部会，同志们看他头上直冒虚汗，劝他休息，他却说：“这是老毛病，不算啥，挺一挺就过去了。”这样的事何止一次。人们赞叹地说：“谢县长心中装着天下受苦人，唯独没有他自己。”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在三个月时间里，以谢东屏为县长的辽阳县政府就为全县人民办了五件大事：维护社会治安。歼灭了在七岭子盘踞的土匪、特务3000余人，消灭了黄大巴掌、郑国秀、跨海等股土匪;从政府中彻底清洗了旧统治力量，改造政权，建成新的民主政权。建立了区公所、工作队和保安队;恢复生产，救济失业。恢复了铧子沟煤矿和灵山、唐户屯的兵工厂。救济贫民粮食20余万斤，现款20余万元。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减租，反贪污运动。改善了部分群众生活，经济收入1280万元。大部分是清理敌伪资财，返还了欠安平等地的征款。

1946年3月12日，国民党占领沈阳，进而向辽南进犯。3月21日进攻辽阳火车站。东北民主联军十一旅三十三团进行阻击，战斗持续4个多小时，后来部队撤出市区。谢东屏率领干部在亮甲、隆昌、安平、连河等地建立了区政府，积极发动山区群众参军参战，发动妇女做军鞋，组织民夫送粮草、出担架、赶大车，支前活动轰轰烈烈。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疯狂地向辽阳东部山区进犯。谢东屏贯彻上级关于“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村不离村”的指示，和其他同志一道坚持山区斗争。10月24日，他率县保安团和部分干部50多人，从八盘岭急行军到连河，正好鸡叫，大家睡一会儿就天亮了。这时通讯员跑来报告，说算盘峪方向发现了敌人。于是紧急集合，谢东屏把队伍拉到水泉沟，在山上观察敌情。部队乘夜间转移。经华家堡子、榆树林子，越过双岭，到达大黑山已是次日10点多钟。26日11时，由于坏人告密，隆昌、连河两股敌人分两路从大西沟向大黑山包围过来。谢东屏立即命令兵分两路向外突围。干部战士个个英勇顽强，战斗持续到下午4点多钟。因敌我力量悬殊，我方伤亡惨重。谢东屏在战斗中为了营救同志也身负重伤。

1947年1月7日夜间，谢东屏启程去找部队，当行至刚家堡子生铁岭岗梁时，被反革命分子蔡玉生和杨贵喜暗杀，时年36岁。

谢东屏为辽阳县人民的解放而光荣牺牲了。为永远缅怀谢东屏，辽阳县人民委员会于1966年4月建成谢东屏烈士陵园。陵园正门两侧镌刻着“江河大地存忠骨，浩气永存留人间”。

公元1820年9月，嘉庆帝在承德中暑，突然病死。皇子旻宁继位，改元道光，世称道光帝，也叫清宣宗。道光帝除了同他父亲一样，疲于应付国内此伏彼起的反清起义外，还面临了另一重危机，即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和威胁。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在他在位期间发生的。

道光年间，江南暴雨成灾，一时饥民遍野。户部尚书潘世恩正在苏州家乡守孝，家中囤积了白米数万石。这天，有江苏按察使登门求见，请求潘大人开仓救济灾民。潘世恩眼珠一转，推托说：“开仓济民，义不容辞，只是不巧得很，仓库上月就空了!”

来人沉稳地一笑，说道：“那正好，下官就借来贮米吧!”他当即派手下将各仓加盖封条，然后下令散发仓米赈济灾民。事后按市价偿还了米钱，弄得潘大人哭笑不得。

这位机智能干的按察使，就是日后以禁毁鸦片名垂青史的林则徐。

进入十九世纪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急需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而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只许可在广州一地同外国通商。中国的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进口的工业品没有销路。外国商人于是转向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鸦片是一种摧残人体的毒品，会使人吸食成瘾，这就使鸦片交易始终保持着六倍以上的高额利润。西方国家向中国全力倾销鸦片，仅在道光帝执政的前十五年间，就造成了六千万两以上的白银外流，全国染上烟瘾的人口达二百多万。

面对国计民生的恶化，林则徐再也看不下去了。公元1838年9月，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向道光帝上了一份奏折，大声疾呼：如果再不严禁鸦片，那么几十年后，中国几乎没有可以派出抵抗敌人的军队，而且没有可以发军饷的白银，国家就被鸦片蛀空了!道光帝本人也抽过鸦片，亲身感受过洋烟的毒害，林则徐的警告使他触目惊心。于是他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公元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外国烟贩和勾结他们的洋行商人，起初并没有把他的到来放在心上。他们知道，清朝官员都爱钱，只要花上银子，没有过不了的关。于是，他们派怡和洋行的老板伍绍荣为代表，去求见林则徐，暗示贿赂的数目。

可这一回，烟贩们的如意算盘打空了。林则徐听完了来意，拍案而起，怒斥道：“本大臣不要钱，只要你的脑袋!”他命令伍绍荣回去告诉外国主子：限三天以内，把所带的鸦片全部交官，并且签立今后永远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如果胆敢违令，一经查出，货物一律充公，贩卖鸦片的商人一律处死。

英国大烟贩颠地，是外国鸦片商人的头目，手中还拥有走私武装。他先是呈报了一千箱鸦片，妄图蒙混过关。林则徐早就调查过海上商船的情况，知道他弄虚作假，下令传讯颠地，对他提出警告。颠地回船后，继续拖延时间，对缉私人员进行武力挑衅，于是林则徐决定逮捕他。

英商监督义律把颠地藏匿在商馆里，拒不交出，还以战争叫嚣相威胁。林则徐针锋相对，封锁了黄埔一带的江面，又派兵包围了商馆。广州百姓自愿参加巡逻，一防颠地潜逃，二防内奸混入。商馆断水断粮，义律再也无法顽抗，不得不同意交出所有船上的两万多箱鸦片。

林则徐派人在虎门海滩的高处，挖了两个长宽各五十丈的大池，池壁有涵洞与大海相通。6月3日，林则徐率领广东大小官员，前来监督销毁收缴的鸦片。一箱箱鸦片被投入浸满海水的大池中，再倒上海盐和生石灰，顿时池水沸腾，浓烟滚滚，鸦片化作了灰烬。成千上万围观的群众，发出了春雷般的欢呼声。一批焚毁，冲刷干净，又投入一批。就这样，虎门销烟整整持续了二十三天。

林则徐在查禁鸦片的同时，加强了海岸的军事防备。他修固和增筑炮台，在珠江口的海面上设置木排铁链，还招募水兵，组织团练，发动民众保卫海疆。虎门销烟后，义律率英国兵船多次发起武力挑衅，都被中国军队击退。

今天，我从书中我了解文天祥的事迹。

文天祥，出生于1236年，是现在的江西县人，初名云孙，字天祥，改字宋端，号文山，是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保佑四年时，文天祥考取了年进士第一，因为父亲逝去所以未受官职。后咸淳六年1270年，文天祥因得罪奸相贾拟道而遭到罢斥。可是，好人多磨难，文天祥最终还是没能摆脱命运的折磨，家离破碎，国家又快要换皇帝了。可是，文天祥就是文天祥，即使是在南宋危亡之际，也仍然领兵抗敌，可最终兵败被俘，身陷囚禁，但即使在最终临死之际，也仍然不肯向任何元朝官员下跪，最后引颈就刑，从容就义。

文天祥就这样就义了，但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马本斋1901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东辛庄。自幼聪颖，读过私塾，粗通文墨，后为生活所迫，随父亲到东北。之后投身奉军(东北军)。1924年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在讲武堂毕业后，从士兵升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直至升任奉军独立21师第四团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毅然弃官还乡务农。

抗日战争爆发后，吕正操率领的东北军两个营和一部分群众武装，到河北开展游击战争，开创了冀中抗日的新局面。在这种新形势下，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马本斋挺身而出，组织了回民抗日武装——回民义勇队，开始了同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

不久，马本斋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党的领导和八路军的帮助下，回民义勇队迅速发展、壮大，改名为冀中游击军回民教导队。1938年7月，回民教导队和吕正操组织的冀中军区回民干部教导合编为回民干部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就在这一年，马本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书上写道：“我决心为回民族的解放奋斗到底，而回族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与领导下方能实现。”此后，他以无比的热情和坚强的毅力，完成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

马本斋率领的这支回民武装，机智勇敢地战斗在冀中平原上，给了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1940年的康庄战斗中，马本斋指挥部队从四面八方向敌军猛烈进攻，经过半小时的战斗，除六、七个伪军逃跑外，其余50余人全部歼灭。这一次战斗，缴获大炮一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步枪60余支，马10余匹，以及许多弹药。八路军冀中军区通报嘉奖马本斋同志，并授予回民总队“攻无不克，坚而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的锦旗。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马本斋认真学习，忘我工作，关心群众疾苦，关心战士生活，受到群众和战士的爱戴。由于长期劳累，他身患疾病，但为了工作，他不愿休养、治疗，直到病得不能起床，才被同志们送进了医院。后来，病情进一步恶化，他估计医治无效，就嘱咐家属说：“我觉得不能为人民为国家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是件憾事，教孩子继续我的志向做革命工作，告三弟领导回民族抗战，革命到底。”

1944年2月7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马本斋，在山东莘县不幸逝世，终年43岁。

2009年9月14日，马本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唐朝时的大将。当时，两人因为平时的一些误会，积怨很深，感情很不好。平时即使同桌吃饭，互相都懒得瞧上一眼，更别提说话了。

后来安禄山造反，皇帝命令郭子仪做朔方(今宁夏一带)节度使，李光弼成为他的部下。当时的节度使大致相当于战区司令长官兼行政长官，权力极大。

李光弼这时有些担心，怕郭子仪公报私仇，借故杀他，他甚至想偷偷逃走。哪知郭子仪反向皇帝极力举荐他，结果皇帝就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同时，郭子仪还将自己部下的一万精兵分给了他，让他带兵东征。

郭子仪此举，让李光弼产生了更大的误会，心想郭子仪这次一定不会放过他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找到郭子仪说：“今后不管怎么处置我，我都不抱怨，只图不连累妻小。”

郭子仪听后，很是诧异，忙离开座位，抱住李光弼，眼含热泪说：“国家危急，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不能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了。”

李光弼见郭子仪心胸如此坦荡，便带队请战。此后，将帅一心，在平判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 「博闻强志, 明於治乱, 娴於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候, 王甚任之」. 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 引起上官大夫及及令尹子兰的嫉妒, 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 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 连带的也不采纳他的谏言, 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 屈原满怀悲愤, 落拓江湖, 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 怀石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死后数十年, 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 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姓的心中.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

据说屈原投江后, 楚国的百姓哀痛异常, 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 渔夫们起船只, 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尸身. 有位渔夫还拿出事先准备的粽子, 鸡蛋等食物, 扑通的往江里面丢, 说是让鱼假吃了, 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 一老医师则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 说是要药晕了蛟龙, 使它不能伤害屈大夫. 过不了多久, 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 龙须上还沾著一片屈大夫的衣襟. 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 抽了筋, 脖子上, 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睕, 脖子上, 又用雄黄酒抹七窍, 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这些小孩子. 据说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五日. 从此以后, 每年到了五月五日, 人们都要划龙舟, 吃粽子, 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 有些地区, 则在端什节插菖蒲或艾草於门上, 这固然是因为蒲艾有禳毒的功用.

屈原真是太伟大了!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邓稼先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战时期，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十二岁的放牛娃王二小，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他和爸爸、妈妈，哥哥生活在一起，虽然清贫，但他们相亲相爱，生活充满了温馨。

一九四二年的一天，一声巨响，日本鬼子的炮弹落到了二小的家里。在山上放牛的二小和哥哥眼睁睁的看着刚才还温暖的家和亲爱的爹娘，顷刻间灰飞烟灭，惊恐得不知所措。

二小亲眼目睹日本鬼子残酷杀害村民，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二小的哥哥石头和乡亲们被鬼子抓去修炮楼，二小把乡亲们凑的几个黑菜饼送给工地上的哥哥吃，可恶的鬼子却一脚把菜饼踩进土里。愤怒的二小看到地上有一只蝎子，他用弹弓偷偷把蝎子甩进了鬼子的脖子里。不一会，鬼子被蜇得跳了起来。

恼羞成怒的鬼子端着刺刀刺向二小，一个乡亲举起铁镐砸死了鬼子。工地上一片混乱，乡亲们纷纷逃走，二小躲开了鬼子的追赶，却和哥哥石头跑散了。

又累又饿的王二小走了三天三夜，沿着公路，昏昏沉沉地走进了八路军伏击鬼子的埋伏圈。

八路军吴连长担心会误伤二小，放弃了这次伏击行动。但一个掉队的鬼子却抓住了二小，吴连长策马追上鬼子，救出了二小。

二小被带到根据地，和边区的女干部柳老师住在一起。柳老师是大学生，她教村里的儿童团员们学习文化。她对二小既像妈妈又像姐姐，让二小感受到了温暖。

王二小一心想着要报仇，儿童团长铁柱却瞧不起二小。二小为了让大家瞧瞧自己的本事，从村里偷了两个地雷，要去炸鬼子，却在雨夜中迷了路。

吴连长冒着大雨找回了二小，他很欣赏二小的勇敢。柳老师却生气了，她认为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不能做无畏的牺牲。

鬼子向山里扫荡，二小因为淋雨而生病了。柳老师背着二小，和乡亲们一起转移到长城脚下。

迷迷糊糊的二小躺在柳老师怀里，听柳老师流着眼泪讲要孩子们好好活下去的道理。他恍惚看到了自己的娘，也明白了柳老师一片苦心。

二小跟着柳老师和吴连长，学了许多知识。他懂得了，鬼子欠下的不仅是他一家，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血债。他还懂得了，等打走了鬼子，自己长大了，还要建设我们的国家。

鬼子的大扫荡又开始了。吴连长带着队伍去山那边，说要设个包围圈等鬼子来钻。

柳老师带着二小和孩子们又转移到了长城边上。太阳高高地照着，柳老师要教孩子们识字。一转身，她看见悄悄逼近的鬼子钢盔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柳老师一把将孩子拉到自己身后，枪声响了，柳老师倒下了。

鬼子来了。

二小看到鬼子向乡亲们转移的方向走，心里着急，他不能让鬼子追上了乡亲们。二小急中生智，唱着放牛歌从山坡上走了出来，他要把鬼子引到另一条道上去。

鬼子果然抓住二小，要二小为他们带路。

二小领着鬼子走到了八路军埋伏的山沟，大叫着要吴连长快开枪。此时才知道中计的鬼子气急败坏，把刺刀扎进了二小的身体，将二小挑了起来。

二小像一片树叶飘落下来，满山的树叶都一起纷纷飘落下来。每一片树叶都像被二小的鲜血染红，满山遍野都是红叶。

乡亲们得救了，八路军发起了进攻，把鬼子全部消灭在山沟里。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当时任涞源县青救会干部张士奎(现为保定市离休干部)同志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报道给了边区青救会，《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条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根据这篇报道，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感染了无数青少年。现在，王二小的坟上长满了青草。他的鲜血染红的那块大石头，现在还静静地卧在山沟里，人们把它叫做“血色石”。

为了纪念小英雄王二小，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在二小的家乡涞源县上庄村建设了“二小希望小学”，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作家陈模创作了革命传统纪实小说《少年英雄王二小》，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投资拍摄了故事片《少年英雄》 。

南宋末年，元军大举进攻中原，直逼南宋都城临安。1275年，时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为响应朝廷“勤王”的号召，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了上万人的义军，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信心和勇气，投身于抗击元军入侵的战斗之中。

1278年，文天祥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遭到元将张弘范的攻击，兵败五坡岭，当即吞服冰片，自杀未果，却在昏迷中被俘，被押往厓山。

张弘范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不禁也受到感动，不再强逼文天祥了。

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安置在接待投降者的“会同馆”的高级房间里，里面摆有美酒佳肴。南宋亡国之君前来劝降，文天祥北跪于地，痛哭流涕说：“圣驾请回!”南宋亡国之君无话可说，怏怏而去。

被扣押北营时，文天祥便明白地告诉伯颜：“宋状元……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1279年，元平章阿合马来到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却要他下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以胜利者自居，傲慢地说：“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嘲讽地说：

“南朝若早用我为相，你去不了南方，我也不会到你这里来，你有什么可神气的?”阿合马用威胁的口气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正义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不由你。”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孛罗一来就大摆威风，要文天祥下跪，遭到文天祥的拒绝，左右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文天祥说：“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至于此，幸早施行。”孛罗问：“你们丢掉君王，先后另立二王，算什么忠臣?”文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孛罗再问：“那你干出什么功绩了?”文天祥答：“做一天臣子尽一天责，谈何功绩!”又说：“现在只有一死，不必再说什么!”孛罗叫道：“你要死，我偏不叫你死，要把你关押起来!”文天祥凛然答道：“我为国死都不怕，还怕被关押!”被关押期间，文天祥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尽管心如刀割，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已至此，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1282年，元世祖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对元世祖仍然是长揖不跪。忽必烈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

“那你究竟要什么?”文天祥回答：

“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十分气恼，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解到刑场。监斩官问：“丞相还有什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什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出了方向，文天祥面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文天祥死时年仅47岁。

陆游是我国宋代杰出的爱国诗人。最近我学习了他的一的首诗——《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诗的大意是：我本来知道，当我死去后，人间的一切就都和我无关了;但唯一使我心痛的，就是我没能亲眼看到祖国统一。因此，当大宋军队收复了中原失地的那一天到来之时，你们举行家祭，千万别忘记把这好消息告诉我!

这首诗是陆游八十九岁高龄，重病在床时写给儿子的决笔诗，也是遗嘱。人死之后，本应无牵无挂了，但诗人偏偏“但悲不见九州同”。自己即将离开人世，他不悲;即将与家人永别，他也不悲;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才是他心中唯一悲伤的事情。这其中既充满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又包含对屈辱求和的南宋王朝的不满和谴责。这种拳拳爱国之心，殷殷爱民之情，感天动地，催人泪下，又令人振奋。

陆游一生经历了北宋的末年和南宋的前半朝。他所见所闻的都是祖国分裂、女真入侵带给人民的灾难和痛苦。因此，他念念不忘的就是祖国统一。他的一生写了九千多首诗，篇篇都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最显著的特色。

读着陆游的诗，我想到了杜甫、辛弃疾、文天祥、吉鸿昌，想到了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想到了用笔呐喊的鲁迅，想到了为祖国的自由而战斗的黄继光、董存瑞，想到了为祖国争光的奥运健儿，想到了为香港回归而做出巨大贡献的邓小平爷爷……

正是这千千万万爱国人士，用他们深沉而热烈的爱国激情，谱写了一曲曲爱国的颂歌。

《示儿》是一首充满了爱国主义思想的诗歌，它激励着每一个读者热爱祖国，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而努力奋斗!

初中水平

胸怀壮志身先死，

却恨未能雪国耻。

不求千古传芳名，

只盼北定中原日。

[爱国的名人故事

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刘晓连是一位与新中国同龄的传奇飞行女将军。她先后飞过七种机型，是目前中国x队所飞机型最多的女飞行员。

说起刘晓连，人们都会想到她曾创造的航空史上的奇迹。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九时三十二分，刘晓连和她的机组完成转场任务后，驾驶军用运输机从张家口机场返回部队。当飞机爬升到七百米高度时，忽然受到一架歼击机的撞击，“嘭”地一声巨响，机组人员全部被震昏过去……

被震倒在中央操纵台上的刘晓连清醒过来后，第一个发现飞机已下坠四百多米。“快抢救飞机！”她大吼一声并奋力撑起身子，双手紧紧抓住驾驶盘，但由于机头底部被撞破，机体变形，机械、电器、仪表等设备严重损坏，部分操纵系统失灵，飞机似一匹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就在这万分危急之际，她强忍伤疼在机组人员的协同下，以超常的力气将飞机拉平。

此时又出现意外。正当刘晓连机组艰难地驾驶重伤的飞机降落时，她发现跑道上有歼击机在起降，假如强行在跑道上迫降，很可能与其它战机相撞，造成机毁人亡。于是，她毅然决定在备降的草坪上着陆。在前起落架被撞掉的情况下，刘晓连靠平时练就的过硬的技术和临危不惧的军人品质，飞机迫降成功！

一场灾难避免了！事后专家们在检查飞机时认定，机上铆钉等连接部件已大部分断裂，再有三分多钟，飞机将在空中解体。这样的飞机能安全飞回，在航空史上是奇迹。从飞机被撞到成功迫降只有五分钟。就在这短短的生死之间的五分钟里，刘晓连创造了奇迹，保住了战友与战鹰的安全，为此她荣立了一等功，被授予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成为人们仰慕的英雄。

“把工作当作事业来干！”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刘晓连在她四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不停奋进，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第一”和“之最”。

一九六九年，二十岁的她担任机长，成为空军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女机长；一九六九年，她担任团飞行参谋，是中国x队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女作战参谋；一九八二年，她荣立一等功，成为中国第一位荣立一等功的女飞行员。她领受任务，驾机进藏，成为第一个驾驶大型运输机进藏执行任务的女机长；一九八六年，她从空军学院（空军指挥学院）毕业，成为空军第一位由院校毕业的女指挥员；一九九一年，被空军首批授予“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

如今，刘晓连不再驾机升空了，但她仍然保留着做飞行员的标准：一切都要做到最好！身为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她以四十多年来形成的独特品质和作风，培养着一批又一批合格的空军指挥员。同时，还在为中国女飞行员的培养尽心尽力。

刘晓连简介：

刘晓连，全国妇联副主席，特级飞行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1949年11月出生于辽宁大连，祖籍河北蠡县。

1965年7月从北京育才学校招飞入伍，1967年毕业于第一航空学校（现第一飞行学院），是新中国第三批女飞行员。

历任飞行员、作训参谋、团副参谋长、师政治部副主任、师副政委、武汉基地副政委、空军指挥学院政治部副主任，现任中国人民间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

曾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1次，三等功3次，获得空军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所带领的机组被空军授予“忠于职守，勇于献身，保证安全的模范机组”称号。先后飞过7种军用运输机，安全飞行4000余小时，是第一位驾驶国产运—8飞机的女飞行员，也是第一位执行进藏任务的女机长。曾多次参加空运、演习、抢险救灾、科研试飞等任务。

先后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军英模代表大会、全军先进妇女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执委，第九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

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他那浓眉英姿，微笑神态依然留在人们心间;他那机智幽默，挥洒自如的外交家的风采依然有口皆碑。他，就是我最崇拜的人。

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周总理办公室里有一只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特意发问：“总理阁下，您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了下了这支钢笔。”美国记者听了无言以对，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周恩来总理的应变能力和口才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心系人民的情怀更是温暖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我常听到这样的话：“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周总理关心人民的事迹有很多，其中有件事让我无法忘怀。一次，周总理到地震灾区慰问受灾的人民。这天上午，人们齐聚到广场，周总理来了。人们欢声雷动。周总理登上一辆卡车，正准备向群众发表慰问讲话，突然她发现现场的群众是迎着风口坐的。原来，当地政府考虑到周总理身体不好，希望总理在背风的地方讲话。而周总理却说了一句话："听我口令，向后转。"开到群众的面前，周总理一个人迎风而立，而群众则可背风听他讲话了。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出，周总理时时处处为人民着想。

当周总理逝世的时候，联合国下半旗致哀。可见周总理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爱戴，还深受世界人民敬仰。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在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战中，74军曾有“抗日铁军”和“头号王牌”的威名，而张灵甫一直跟随74军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几乎无役不与。无庸置疑，国共内战之前的74军是一支英雄的抗日部队;否认这段历史，对于那些在疆场上甘洒热血、壮烈殉国的抗日英烈，显然是不公平的。

张灵甫原名张钟麟，又名宗灵，字灵甫。1903年8月20日出生在陕西长安东大乡的一户农家，1923年在长安中学毕业后，回家乡做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26年，张灵甫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自此开始了其二十年的戎马生涯。

抗战期间，张灵甫经历硬仗、恶仗无数。他曾在给家中兄长的信中说：“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未卜，家人当我已死，绝勿以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予妻守嫁，听其自然。”字里行间，流露出一名职业军人为保家卫国赴汤蹈火、舍生忘死的凛然之气。

1937年8月，上海淞沪保卫战中，时任153旅305团团长的张灵甫勇猛果敢、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在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杀红眼的张灵甫脱掉上身军服，高声喊道：“兄弟们，不怕死的跟我上，小鬼子也没有两条命!”他抱着机枪跳出战壕，带领一百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此后，张灵甫又率领全团将士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八百多人。

1937年12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带领305团阻击日军。在与日军的殊死搏战中，张灵甫左臂中弹，匆匆包扎后继续投入战斗。部下劝他随伤兵撤过长江到后方就医，张灵甫说：“昔日项羽兵败，犹不愿渡乌江，我岂能因伤渡长江?当与敌决一生死以践誓言!”负伤后的张灵甫坚持不下火线，官兵们无不感奋力拼。305团终以团长负伤、连长伤亡五人、排长以下伤亡六百余人的代价，拼死夺回了阵地，把日军堵在南京东南郊的大门之外。当74军51师师长王耀武要求他离队就医时，张灵甫“违抗”军令，拒绝离开部队。雨花台南面阵地被日军突破后，张灵甫在敌两面夹攻之下，依然坚守在阵地前沿，率部力战不退。张灵甫肃立队前，面向紫金山，对部下训示道：“盖有光荣战死之决心，乃能作绝处逢生之奋斗!”他率全团官兵挺枪举拳，向中山陵方向同声宣誓：“誓与日寇血战到底!”此后，张灵甫率部转战上坊镇和华严寺一带，后因伤势严重，暂别部队回到西安养伤。

1938年10月的武汉会战中，张灵甫奉王耀武之命，对盘踞在江西德安县万家岭、张古山一带的日寇进行围歼。真正让张灵甫威名远扬的，正是这次德安反击战，此次战役是继平型关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之后中国军队的第三次抗日大捷(史称“德安大捷”或“万家岭大捷”)。张灵甫在这场战役中立下了头功。当时，日军106师团占领了张古山，在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张古山山势陡峭，工事坚固，易守难攻，要拿下绝非易事。而张灵甫却提出了一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亲率一支突击队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在夜幕中悄悄逼近张古山。日军做梦也没想到，中国军队会在这黑灯瞎火的晚上爬上鸟兽绝迹的张古山，当张灵甫的突击队“从天而降”的时候，许多日军还在睡梦之中。在正面部队的配合下，张灵甫率突击队浴血死战，身中七块弹片不下火线，坚持指挥战斗。经过五天五夜的鏖战，最终取得了胜利。共歼灭日寇106师团等部六个联队，计一万七千七百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张自忠上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盟军中阵亡的最高将领，也是现代战争面对面厮杀，贴身肉搏，喋血拼刺中唯一战死的将军。

那是长江流域春夏之际的一个夜晚，张自忠将军率领着只有两千战士的部队渡过湖北襄河，直扑日军主力，死战不退，最终全部阵亡。张自忠将军浴血之战的真实意图，就是以决死的意志，扑向劈面而来的日军。“我生国死，我死国生!”将军呼啸着冲向敌阵。此一战他就是要杀敌，就是要战死沙场!

像岳飞、袁崇焕一样，张自忠也受过冤屈。1937年，“卢沟桥事变”张自忠奉命和谈，他没能与日军作战，成了全国一片骂声中的汉奸与卖国逆贼。张自忠将军无言地承受了这一切。他率领这些穿着草鞋的农家子弟，有的只有十六七岁，长得还没有枪高，就要和敌人去拼命。他们从南到北地行进着，谁能知道将军的心里一直在寻找机会，历史最终将给将军一条保留名节的血路。

这一天终于来了。

穿过冰冷的河水，暗夜里行进的他心里清楚，他要战死在这里。中日战争中最惨烈搏杀的战场是在长江三峡东口外的鄂北。据战报公布，张自忠将军生命的最后时刻，全身被数弹洞穿，可他没有倒下，仍面对日军挥舞着早已无弹的手枪，最后几位保护他的士兵也全部阵亡了。日军第三中队长堂野射出一枪，击中张自忠额头，血污糊住了将军的眼睛，他大声呼叫杀敌!日军一等兵藤冈之用刺刀穿入了他的左肋。日军惊遇鬼神，说将军倒下时像一座山。

当天夜里，日军确认战死的是张自忠上将时，发出了短暂的欢呼，接下来他们一起郑重地给张将军敬礼。第二天，日军又用柏木棺材埋葬了将军，当晚他们接到总司令部命令，把张自忠的遗体运到武汉。是夜，一支中国军队突袭此地，发了疯的中国军人敢死队冲向日本鬼子，二百多名官兵倒下，他们从敌人手中抢回了将军的忠勇之驱。中国军人作战的果敢、顽强，以前所未有的火力，使日军为之胆战心寒。将军以死激发了中国军人复仇的火焰。将军不惧死，士兵何曾怕死?正如张将军战前所言：“人生百年，终有一死，贵在死得其所!”他属下的士兵斩断了生的念头，毅然地冲向了敌人。

张自忠将军的灵柩，由湖北武昌起程运往重庆，举行国葬。当日，十万人口的宜昌，倾城出动，万人空巷。在将军灵柩经过的长江边，为他送行。日军飞机多次在宜昌上空盘旋，十万宜昌人眼睁睁地看着敌机，没一人惊恐躲避。日军看着这破天荒的场面没有轰炸。将军以死拼杀没能战胜的敌人，显然被将军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所震慑。

轮船汽笛响彻长江，载着将军缓缓驶离宜昌码头远去，驶在长江上，开向流着中华民族忠勇之士热血的天险三峡。

张自忠上将的遗躯经过秭归，峡边高山上再一次立满了人群。这是屈原故里的乡亲，他们默默地望着。长江上传来一首古老的歌谣，这是两千多年前屈原的《招魂》，凭吊亲人，秭归人从来就是这么唱着：“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

一个人把自己置于死地，将军深义何在?一个民族，一条大江，正是有了这样的忠勇之子，其文明才能日夜不息地流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