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爷爷的故事作文最新20篇

爷爷他们这个排，说是新兵，也都入伍半年多了。说是老兵，还没经过“紧急集合”的考验，算上个半新半老的兵吧。大家正暗自庆幸，庆幸自己排没被“紧急集合”所“折磨”，每晚都可以笑着入梦……

“新兵怕号，老兵怕哨”是连队流行的一个口头禅。是说新兵最怕夜半三更的紧急集合的号声，他们容易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老兵经过一天的劳累，正在香甜的梦镜里幻游的时候，猛听叫哨，懒洋洋的，就怕起来站哨。

紧急集合是战士们不止一次的经历课题。一般选在最黑的夜晚，战士们睡得正熟的时候。要求在3分钟之内，全副武装到达集合地点，排好队。由连排长逐个检查衣扣、鞋带、背包、武器装备是否整齐，然后再进行个小型的军事演习。最后由连长或指导员做个讲评。

爷爷他们这个排，说是新兵，也都入伍半年多了。说是老兵，还没经过“紧急集合”的考验，算上个半新半老的兵吧。大家正暗自庆幸，庆幸自己排没被“紧急集合”所“折磨”，每晚都可以笑着入梦。

月有阴晴圆缺，世事无绝对。天有些阴沉沉的，月亮早不知躲到哪儿去了，星星也悄悄地藏了起来，显得格外的黑，真是伸手不见五指。经过一天紧张教练的战士们，都进入了香甜的梦乡。黑乎乎的宿舍里，有打呼噜声，有咬牙声，也有说梦话声。凌晨1点，紧急集合的号声陡然响起，划破了沉寂的夜空。节奏短促的号声，让人听起来，特别响亮，分外刺耳，又十分紧张而震惊。正在酣睡的战士们一骨碌爬起来，马上进入了“一级战备”的紧急状态。只听到“噗噗嗵嗵”脚踏铺板的起床声，沙沙的穿衣声，嘶嘶的打背包声，还有小声的说话声，那是用气流冲动嗓子的气流声，不发出音语言：“我的裤子哪里去了?”“我的袜子怎么不见了?”“哎，这是我的衣服，你怎么给我穿走了?”“谁拿我的背包带了?”发出繁杂的声音来，各自在看不到东西的黑暗里，像瞎子似的摸索找寻着自己的东西……

好紧张哦，小杨这天没穿绒裤，套了几层单裤，也分不出哪是里层的裤腰了，蹬也蹬不进去，脱也脱不掉，最后果断地抽出一条单裤穿上了，好狼狈;小李抓起棉袄就往腿上穿，却怎么也穿不进去，小声骂了一句：“它妈的，这裤腿咋这么细呀!”;还有的小声喊：“你怎么坐到我头上了?”“哎哟，谁踩着我的腿了!”虽然不让说话，低声的话语，总是接连不断地伴随着他们紧急集合的整个过程穿插着，继续着。

战士们睡的都是通铺，一排平平的铺板上一个接一个地铺着他们的褥子和白色床单，大概也就超不过80厘米宽，这就是每个人的睡觉范围。就是平时起床也是你碰我，我撞你的，更不用说是紧急集合了。他们都紧张地进行着超速度的起床、打背包、携带武器一系列的程序。那真是以毫秒来计算时间的，一点不敢迟疑。爷爷虽然紧张，但他仍按自己的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着，绾好的背包带就在枕头底下，把叠好的被子往上一放，把两个活鼻一拉，背上就下地穿鞋。鞋带也是平时穿好的快速系带法，拉着两个活鼻就可以系上了。再拿上枪支弹药，边跑边系子弹带，扣扣子。他用了2分40秒，按时完成了任务。第一个跑到集合地点的是机灵而又稳重的小张，以1分50秒的速度取得了第一名。受到了连长、指导员的赞赏。

接着，连长又下达了命令：“上级命令我连运送支前装备，看红色信号弹出发，绿色信号返回。行动要秘密，不准开大小灯，只允许开尾灯。时速15——20公里，马上准备，现在解散!”大家急忙跑到各自的车上，发动了汽车，“隆隆”的引擎声响彻了夜空。“嘭!”一颗闪亮的红色信号弹划破了阴沉沉的夜空，显得格外明亮，分外鲜艳夺目。一排一班的第一辆车出发了，一辆接一辆地相继跟上去了。一个个红色的尾灯连成一条红线缓缓爬行，像是一条长长的巨龙在夜幕中蜿蜒穿行。每部车都按照前部车尾灯的指引，不快不慢地摸索前进。大概走了40分钟，到达了“目的地”。一颗绿色信号弹升空了，车队便原路返回，结束了这场紧张的“任务”。

人们常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而在军队，在军事上“时间就是胜利”。只有赢得了时间，才能使自己处于克敌制胜的有利时机和地域，掌握优势，赢得胜利。在许多战斗片里，不都是这样吗?战斗在汶川地震抢险救灾的广大官兵，在抢救群众的整个过程中，体现了他们快速机敏。他们争取了时间，赢得了时间，就能救出的生命。所以，紧张快速、整齐划一是部队的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与地方工作的最大区别。

当他们回到宿舍，打开灯之后，大家都惊呆了。“哇……”一只老鼠被他们踏得粉身碎骨，死在房屋当中。哈哈，战士们的动作真快啊，比老鼠还迅速。平时爱说笑的小李掂起老鼠尾巴歪着头笑着说：“看是你快，还是我们快?你平时那个机灵劲儿哪里去了!现在服气了吧?”“噌”地一下扔了老远，逗得大家大笑起来。这时小张拽着小李吊在屁股后的衬衣袖子，说：“我也掂起你的尾巴来了!”大家一看，又是一阵开心的哄堂大笑。小刘放好武器，一摸口袋，怎么有个硬硬的东西?掏出一看，是钱夹，再一展开，看到一张漂亮的女孩照片。心想：“哦，我和小周穿错衣服了。”举起钱夹就喊：“大家看呀，小周的媳妇多漂亮!”“我看!”“我看!”大家你争我抢地传看着。小周脸红得像个熟透了的大苹果喊着：“快给我!快还给我!”谁肯给他呢，在班里传遍了。“好漂亮!”“小周好福气哦!”“你们还不睡觉!”啊，是连长在窗外的声音。一派热闹非凡的场景戛然而止，像是电影里突然换了个镜头，立即变得鸦雀无声。

这天的晚饭后，我和爷爷、奶奶坐在阳台的椅子上乘凉。这时奶奶轻轻地哼了一首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伴着奶奶的歌声，爷爷给我讲起了他小时候的一段经历：

爷爷出生在农村，在他小的时候，每天都和几个同龄的小孩子一起结伴去山坡上放羊。羊儿总是美美地享受着嫩嫩的绿草儿，他和其他孩子们则在一旁玩耍，嘴里还时不时地哼几句小山歌。

有一天，当他们玩得正开心的时候，突然从远处走来了两个GMD兵，他们走到爷爷和他朋友面前不怀好意地说：“小孩儿，把你们的羊给我们吧！我们给你们钱可以买好多好吃的。”爷爷还没反应过来，两只羊儿就被士兵赶走了，另一个士兵让爷爷与伙伴们跟着他去拿钱，爷爷的朋友们比他稍大些，好像知道GMD都不是好人，就没有去。可是爷爷当时年幼，不知道他们是坏人，以为是好事，便不顾小伙伴的劝阻，兴高采烈的跟着GMD兵去了。

在去的路上，其中一个士兵突然停了下来，狡猾的说：“你回去吧，回去问你们的村长要钱！”爷爷觉得很奇怪，但又不敢问GMD兵，于是非常疑惑地跑回了家，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母亲。没想到老奶奶知道了这事儿后狠狠地骂了爷爷一顿：“傻孩子，你以为你遇上的是共产党的红军吗？红军才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好人！你今天是让GMD的人给抢了，能保住小命就不错了！”爷爷这才明白：原来GMD的人是抢走了他和伙伴们的小羊，他们根本没打算给钱。GMD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他们欺辱穷人、抢穷人的东西，他们都是大坏人。

这时爷爷顿了顿感慨地说：“爷爷小时候可没想到能过上像现在一样太平、安逸的生活呀！这多亏了共产党呀！”“是呀，解放前，奶奶虽然生活在青岛，日子过的也是穷困潦倒，不太平。”奶奶接着又兴致勃勃地讲起了他小时候的一些事情：

那时候，人们生活水平非常低，人们都吃地瓜干、吃玉米面等营养很低的食物，要是哪年遇上了天灾人们自己造成的灾害或者碰上了饥荒，人们连树皮这样毫无营养的东西都你争我抢地拿来充饥。贫穷的人们都住在草皮房顶的屋子里，夏天，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人们在屋里放满了大大小小的盆子，接从屋顶滴下来的雨水；冬天，凛冽的寒风呼呼地在外面吹着。屋子里四处透风，一家人在床上紧紧搂在一起，互相取暖。

有一次台风将至时，奶奶的母亲就带着她和她妹妹一起去了一个公共避灾的大房子里，那里面人山人海，有年迈的老爷爷老奶奶，有还在咿呀学语的小孩子，有年轻力壮的青年，有带着很多孩子的妇女，还有饱经风霜的中年人……人们在地上铺着被褥，老人孩子坐在被子上，年轻些的男子妇女就站在旁边……

听着爷爷奶奶的故事，再想想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像我这样的小朋友可以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并且快乐的成长；像爷爷奶奶这样的老年人政府给发着退休金，可以颐养天年。我心里不禁由衷地赞叹：共产党真伟大！多亏了共产党解放了中国。我们的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科技技术不断进步。是共产党让我们过上了平静安逸的幸福生活，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我们就不会有现在这样如此美好的快乐生活，我们的祖国就不会发展的如此迅速。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我衷心的希望我们的祖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更加繁荣发展。我要好好努力学习，长大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众多党员的一员，为祖国的繁华、昌盛进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听爷爷奶奶讲解放前的故事作文

我出生在素有“将军县”之称的金寨县，这是一片乐于奉献的红土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潜移默化着我一天天长大。今年春节，我和爷爷参观立夏节起义圣地——丁家埠大王庙，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1929年5月6日(立夏节)共产党员周维炯，在丁家埠大王庙以摆宴的方式灌醉了团总和团丁，成功地领导了震撼鄂豫皖三省的立夏节起义。在周维炯烈士遗像前，爷爷讲起了周维炯单枪匹马降女王的故事。

周维炯成功领导立夏节起义后，名声大振，打土豪，战民团，屡战屡胜。但是盘踞在九王寨的民团武装，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号称“母老虎”的女头领带领下，处处与红军作对，成了红军的心腹之患。

为减少正面冲突带来的重大伤亡，周维炯通过对女头领为人的分析(出生贫寒，很讲义气)，提出了说服收编的设想。得到组织同意后，他便带上两名警卫，只身上了九王寨。寨里的民团听说周维炯要来，早已设下了埋伏，当他们刚到寨前一片树林时，突然，碰到了敌人设下的吊杆，把两个警卫同时吊到了空中。周纵身一跃，跳到了附近的一棵大树上，高声喊道：“早就听说你们首领勇猛，原来只会这种下三烂的手段呀，怎不敢出来和我较量较量?”

话音刚落，只见一名女侠带着数十名随从，飞奔到周维炯面前，用枪指着他道：“炯爷!你好大胆呀!马上就要成为我枪下之鬼，还敢与我较量?”“较量什么?”“客随住便!”“好!痛快!今天我到要和你比比，若能赢我，我答应与你合作!”“好!一言为定!”

第一场飞马射铜板，说好规则，只见那女贼纵身上马，马飞奔而去，她身体一侧，连扔三枚铜板，击中一枚，围观者一片欢呼。周维炯飞身上马后，马遇到生人，不听使唤，狂奔乱跳。周维炯顺势一仰，连扔三枚铜板，三发三中，人人目瞪口呆。

第二场为空中取物，以谁先取到旗杆上的沙袋者为胜。说罢，女贼一下跳到旗杆下，敏若猿猴，周维炯眼看不是对手，拔出手枪“砰!砰!”两下，沙袋应声而落，他纵身一跃，抓入手中，那女贼还惊呆在半空中。

两场较量之后，山寨民团心悦诚服，答应了周维炯收编的条件。

哦!我终于明白了，革命先烈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能打败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仅靠得是勇猛，更凝聚了他们超人的智慧呀。我爱我的家乡，更爱我的祖国了。

爷爷是一个乡里人，用俗话来讲，就叫做“粗人”。

爷爷今年70多高龄了，然而他却从来没有停过手下一地儿的活，锄几根小青菜，播几粒水田稻，总看见他在烈日炎炎之下，左手一顶大草帽，右手一瓶矿泉水，扭动他那粗犷的身躯，便是半瓶水下肚，食指贴额，抹下几粒亮晶晶的汗水，然后弯腰，继续他的工作。

也许正因如此，他的笑容里，才会有五十多岁才会焕发出的朝气与活力。他和无数的普通老百姓一样，不匠见，不斯文，就是这么平平淡淡，就是这么平平实实。

正是他的平淡，才有让人挖掘他心中故事的魅力。谁知道呢，他有没有遇到过大风大浪，他又有没有一些特殊而充实的生命阅历，老话说的好：“最贴近真理的语言，往往不是出自哲学家之口，而是出在劳动人民的嘴里。”

我曾经屡屡去爷爷老家，他次次都会搬出他那不知名品牌的电瓶车。每次午饭过后，阳光正好，我便请求他带我到田野里去“兜个风”，与其说是看风景，还不如说是对爷爷那电瓶车的好奇。我右脚跨入，爷爷便把我抱入后坐，他骑上电瓶车，我便快马加鞭地去催促，爷爷便发出几阵“干涩”的笑声，手一放，脚一抬，电瓶车一动，我便目不转睛的盯着上窜下跳的电表显示器，很是开心。咱们俩顶着个小太阳，飞驰在大大的麦场，爷爷会说：“你看着这地，多好的地呀，你爷爷我小时候啊，就是在这里插秧，多少年过去，好像这麦子是那年刚播的一样，你看看那时候哪有这个电瓶车给我坐呀，你再看看，那个地方就是我种下的地……”他看着我凝视着电瓶车的眼神，终于沉默了，只是微笑着望着我。

现在想来，爷爷身上好像也就是这些平淡无奇的事儿，然而我却能看到，爷爷少年时仰天大笑的身影，他骑着全新的自行车，飞驰在同样的道路上，他以和我同样的好奇，凝视着世界。

物是人非，这些往事，只有爷爷记得，我爷爷只是个乡下人，他没有什么作为，没有作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然而他的故事，他的生命历程是属于一段时光的，是属于他一个人的。

我不能了解他的故事，也无法了解他身上所肩负的一切深沉和思考。

我只知道，这个粗人在老时还能撒几颗小青菜，播几粒水田稻，笑得跟五十多岁的人一样。

又值一年清明，缅怀故人，我想追思我敬爱的爷爷。

从小到大，爷爷在我心中一直都是一个既清晰又模糊的形象。他是农民。爸爸时常提起他，讲到他那勤劳的品格，他尊重文化、重视教育的过往，爷爷便一直这样高大的立在我的心中。可惜，爷爷这高大的形像是在亲人的描述中形成的，在我出生前爷爷就去世了，甚至因为家里穷，他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我的爷爷，他是最普通不过，却又是最吃苦耐劳的四川农民。在爸爸的回忆中，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没有一天，爷爷会闲下来。春分将至，万物复苏，爷爷便要开始在田里育小秧，紧接着就要插秧。我小时候曾在海淀公园里体验过插秧，虽然只插了短短十几分钟，还是把我的腰累得不行，何况爷爷就是这样不辞辛劳地插遍十八亩大田。夏末秋初，爷爷便要打谷了，“他那时要一个人扛着一百八十斤的谷子，真不容易！”在爸爸深情的描述中，我似乎看到了爷爷正挑着担子，穿着褪了色的深色卡其布套装，脚上踏着灰绿色的解放鞋吃力地踩在田埂上负重而行。秋天，河坝里艳阳高照，爷爷带领一家人在烈日下种小麦，种蚕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虽然生活的担子很重，但爷爷凭着他那双粗糙的双手给家人撑起了一片天，养活了一家九口人，甚至还供出了两个外地求学的学生。

爷爷不仅勤劳，他还十分尊重文化，重视子女的教育。

每年春节、清明、中元节，家里都要在爷爷的主持下进行祭祀活动，听爸爸说，他在这些方面是从不马虎的。中元节的那次祭祀是一年里最重要的一次，这次祭祀会延续好几天，爷爷会拿出祭祀专用的桌子、餐具……亲手做几顿丰盛的佳肴，把所有的祭品工整的摆在案上，口中还念念有词……如今爷爷不在了，我们家却留下祭祀的习俗。每年春节，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赶回老家，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我想，爷爷的在天之灵看到我们这样的和乐，他一定会很欣慰吧！

在爷爷的心中，任何事情都要让步学习、让步教育、让步文化。爸爸说过一个细节，爷爷从小就教导他，带字的纸不能随意扔到地下，要尊重中国字，尊重文化。那时家里人口多，生活的担子很重，当时还是生产公社，子女如果不上学，干农活就可以挣工分养家了，这样爷爷的担子就会减轻些，但爷爷没有这么做，即便是四处借钱，他还是供爸爸和小叔去外地读书，要知道爸爸当年可是十里八村第一个出门上大学的农村娃。

我的爷爷他不是一个伟人，他不是一位英雄，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个劳作在春夏秋冬永不停歇的农民，一个爱子女并为他们奉献的父亲，一个看重教育尊重文化的中国人！

现在，爷爷的形像在我脑中越发清晰，他老人家就像四川画家罗贯中的作品——《父亲》中的那位老人，他正慈爱地注视着我……

敬爱的老红军爷爷：

您好！

也许，今天的您已是白发苍苍；也许，今天的您已是步履蹒跚，可是，无论怎样我们也不能忘记您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身影。

我的爷爷也是一名军人，当我还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宝宝时，爷爷就经常给我讲革命前辈的英雄故事。红军过草地，爬雪山的艰辛，八年抗战的不屈不挠，您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深深印在我的心里。上学后，老师告诉我们，革命前辈的故事不能忘，革命前辈的精神不能忘，革命前辈的爱国主义情怀不能忘。老师教导我们热爱祖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基本原则，热爱祖国要从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

今天，我们的祖国已不再是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祖国强大了！

现代化的城市繁华耀眼；科技发展日新月日；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神九天宫太空对接，蛟龙深海探索试验。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祖国变化，每天都能体验到生活的幸福与美好。

请老红军爷爷放心，我们不会忘记您们的付出与牺牲。做为祖国未来的我们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去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让祖国变得更加繁荣、富强，谱写祖国和谐发展的新篇章！

祝您们永远健康、长寿。

此致

敬礼！

这是我的爷爷，1961年光荣的成为了一名解放军叔叔，这是他人生中第一张照片。爷爷说能成为一名解放军感到很自豪，保家卫国是他最大的责任。

我的奶奶年轻时漂亮吗？你看那甜甜的笑容、长长的辫子。

爷爷在部队上很有上进心，经过自己努力拼搏，很快成为通讯班班长，之后升排长、副连长职务。爷爷在一次出差的时候，爷爷和奶奶偶然相遇了，一见钟情，两人通过书信相互传递着各自的爱意。

爷爷戴着他得来的军勋章出现在奶奶面前，奶奶感动的流下了眼泪。郎才女貌，最纯真的爱情开始了。

爷爷后来从部队转业了，当中也发生了许多坎坷故事，这些都阻挡不了他们在一起。

岁月如箭，一晃奶奶五十岁了，爷爷亲手买来美丽的玫瑰花送给奶奶，奶奶有点害羞，捧着鲜花热泪盈眶，不知该如何表达，一切尽在不言中。爷爷你也太浪漫了！

两人笑得多开心，就像手中的“不老翁”。

爷爷、奶奶担负着整个家庭的重任，为了大家庭生活他们早出晚归，眼角皱纹多了，白发也多了。

爷爷、奶奶相依相伴，多了些岁月的沧桑。可他们的笑容始终没变，笑得是那么慈祥、那么温暖！

一路上有你陪伴，真好！手心手背，我们永远不分开！

“爷爷、奶奶祝你们健康长寿！我爱你们！”

这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我知道有你们关心我、呵护我，我感到很骄傲、很自豪。你们的优良美德我牢记在心，发扬你们老一辈光荣传统。我一定要努力学习，长大后一定要学会感恩。

5月22日上午，刘伯承带着队伍前进了，他让肖华领导的工作团走在队伍最前面。突然，山林中传来“呜嗬、呜嗬”的喊叫声，只见山路上站着几百名彝族青壮年，他们手持棍棒、枪支、石块、长矛和弓箭，不停地呼喊着、奔跑着。这时，肖华和通司令走上前去，向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彝族人耐心的解说红军的宗旨和借道北上的目的，并表示愿意和他们友好合作，并说红军刘司令愿意与彝族首领结盟修好。很快，红军得到回话，彝族沽基家首小叶丹愿与红军结盟

当天下午，刘伯承与小叶丹在肖华的安排下见面。小叶丹见面前这位司令戴着眼镜，态度和蔼，连忙摘下头帕，按照彝族最虔诚的礼仪下跪行礼。刘伯承急忙把小叶丹扶起来，亲切的说:“红军是保护穷人利益的，我们打仗目的就是要把压迫百姓的人消灭，我们应该结尾兄弟，联合起来打土豪，不要自己打自己。”一席话说的小叶丹心里热乎乎的，他忽然站起来说:“刘司令你的话句句说道俺心窝里去了。按照俺们的传统习惯我们今天歃血为盟，兄弟相称。”刘伯承爽快的答应了。

小叶丹喊了一声，几个黎族人跑上来手里提着一只羽毛十分美丽的大公鸡，端着两碗清清的水。小叶丹左手抓鸡，右手握着大镰刀，口中念到:“五月二十二日，刘司令，小叶丹结义为兄弟。”说完举手割断鸡喉，鲜红的鸡血滴进碗里，刘伯承也举碗发誓，说罢，两人举碗一饮而尽，静静的山谷顿时一片欢腾。读到这里，我为红军长征的壮举而自豪。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草地的气侯就是奇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冒出来似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来，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给遮没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还有几颗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朵朵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路，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了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连打了几个寒颤。他这才发现衣服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堆火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是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他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袋里，意外地，手指触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裤袋翻过来。果然，在裤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kē)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没有发现它!”

已经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饿得难忍受。为了不致一口吞下去，他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突然听见一声低低的叫声：

“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略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

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杈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粘贴在前额上，雨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努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地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张开眼睛，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没有动得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里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举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翕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他觉得那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左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干燥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聚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的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一，二，三，四……”

一共只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发射出一种喜悦的光。那同志合拢了夹着火柴的党证，双手捧起，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到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卢进勇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mò)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手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自己的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像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

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了。在风雨、在烂泥里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起一层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嗞——嗞”地响着……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剩下的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一，二，三，四……”

在那样一个年代里，黑色、红色、黄色交织着。黑色是日本的侵略统治，红色代表着革命与鲜血，黄色则是革命有望胜利的曙光。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老百姓有谁不每天提心吊胆，有谁不总是被枪炮声与哭喊声惊醒。哪里有压迫，哪有就有反抗。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手无寸铁，却用坚强的意志、灵活的战术，为国人带来了一片光明。他们就是红军。他们书写了一个个令后人敬佩的革命故事，他们靠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钢铁意志，他们就是我们现在传颂的红色的记忆。

当过红军的爷爷，对于那段时光记得犹为真切。爷爷常常给我讲他记忆中的苦难和光明。

那年我十七岁，正好是红军与日本鬼子战斗频繁的时候，我们湘西这边山多，地形复杂，好打伏击，有几次日本人被我们打得措手不及，便直接动用了先进武器，我们根本不是对手，只能每天用自己的身体去挡他们的枪林弹雨。

打着打着，我们的人越来越少，子弹也快用完了，我们只好撤退，谁知小鬼子竭力阻拦，“砰”的一声，我的左臂被击中，剧痛袭来，血不住地流，我只好咬破衣服，包住伤口，在别人的搀扶下缓慢前进。这时，我们的班长黄龙说：“不能这样下去了，这样我们迟早难逃一死，必须有人留下打掩护，为我们的革命保存实力！”这里没有感人的话语，有的只是一个个中国战士，中国英雄！还没等班长说完，就有人主动请求留下，我也艰难地举起我的右手。班长看见我举手，奋力呵斥：“小罗，你是想拖累我们吗？这不是开玩笑的！”我呆呆地望着他，眼泪已在眼眶打转，旁边的人也在说：“你还小，你要好好疗伤，以后打更多鬼子。”此时我的眼泪已流到嘴角，我不忍心又无奈地放下我的右手。随即，班长带着一帮人在前面掩护，而我们就一路撤退。小鬼子越逼越近，他们开战了，只听见枪声一片，我自己的心隐隐作痛！我已料到这是和班长他们的生离死别了。走了许久，枪声也听不见了，我望着天空，似乎看到了了一抹红色，这是多么的庄严伟大的颜色。

我又仿佛看见了班长与战友奋勇杀敌的英姿，和那一片片被惊起的鸟儿，可能这一切的一切不复存在，但这些人传递给我们的革命精神永存。说到这，爷爷不忍再说下去……

相比于电视剧，爷爷讲的故事，带给我的是语言和情感融汇在一起的感觉，是这样的真实。听完，我久久不能平静，我无法忘怀爷爷讲述时的动情和激荡。

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

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

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一幢幢大厦鳞次栉比，一一座座花园星罗棋布，一条条小河川流不息，一条条柏油马路四通八达。这是我的家乡。

青砖红瓦的民房寥寥无几，广阔的田野看不到边，一片片野草覆盖荒地，泥泞的羊肠小道连接前村后庄。这也是我的家乡。

夏日的夜晚，爷爷喜欢将他童年的往事讲给我听，说是与我一起忆苦思甜。我喜欢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因为那些我前所未闻的“奇闻异事”总能勾起我强烈的好奇心。

“我们呀，咳咳……我们小时候一天能吃两顿饭就不错了。上学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常常饿着肚子捱着上半天课。实在饿得不行，也有过偷偷地拿一把别人家的山芋干子，被别人发现了，就迅速拿一个放进嘴里，转身狂奔。哪像你们现在，吃的都是牛肉干，山芋干是什么?恐怕还不知道吧……”

“我们那时候呀，哪有新衣服穿哦，冬天时一件棉袄的里面就是光光的，阵阵寒风从下面往上窜。大穿新、二穿旧、三穿破。看看你们现在，哪还停留在穿得暖呀，要穿得时尚，穿得有个性，哪个孩子身上的衣服不是名牌专卖店的……”

“每天凌晨，我们就要外出卖菜，骑着自行车拖着两筐豆芽菜走村串乡，无论刮风下雨、风雪雷电，从不敢停下来歇歇。这苦，对你们现在来说，唉……”

为什么滨海发展得这么快?那是因为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我们的生活都达到了小康。现在的我们富裕了、丰衣足食了，摆脱了缺衣少食的苦日子，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我们更应该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1936年10月15日，在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前夕，毛泽东同志曾亲笔致函一位红军高级将领“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们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此致革命的敬礼!”这位被毛泽东誉为红军“干才”的传奇人物就是红六军团军团长、开国上将陈伯钧。

陈伯钧(1910-1974)，四川达县人，是1927年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元勋之一。毛泽东何以称陈伯钧“干才”?纵观陈伯钧的人生经历，他确实是实干、苦干、拼命干起来的，长征前历经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开辟赣西根据地、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他英勇作战，多次负伤，又经过万里长征的千锤百炼，终得锻造成红军之骨干、将才!红军长征时，年仅二十几岁的陈伯钧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十三师师长、五军团参谋长，红四方面军九军参谋长、四军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军团长。他从江西中央根据地出发，直到将台堡三军大会师，随着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路线，曾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强渡大渡河、三过草地、两爬雪山。在三个方面军都任过职的红军高级将领中，他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还有彭绍辉、黄火青、李干辉等)。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伯钧率领所属部队，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了许多恶仗、硬仗。他任连长时经常带领部队担负攻坚任务，在永新北乡指挥战斗中，身先士卒，腿部中弹，负了重伤;龙冈战斗胜利后，追击敌谭道源师，歼灭该师过半，缴获步枪2000余支，机枪46挺;反击敌公秉藩师时，巧妙运用战术，抄小路预先设伏，将公秉藩师全部缴械。每战之后，陈伯钧都要总结经验教训，指挥艺术越来越高，仗也越打越精，他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曾屡建战功、三次负重伤，荣获过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当毛泽东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时，陈伯钧也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被免去红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学习。任红五军团参谋长时，陈伯钧因不满当时一些人在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曾上书红军总部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遭到错误批判，被降职为红十三师师长。但陈伯钧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率领的红十三师常常能在短时间内力克强敌，连打硬仗，曾被中革军委誉为“红军坚师”，毛泽东曾因看了该师连打胜仗的战报，兴奋地喊过“十三师万岁”。

1934年10月18日，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大背景下，陈伯钧率部开始长征。他指挥的十三师为红一方面军全军后卫，掩护兄弟部队先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抵达湘江前，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派人给他送来中央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同志的一封信，说“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陈伯钧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把坐骑让给了伤病员，亲率十三师在敌人夹击中打了一整天阻击战，十三师指战员前仆后继，终于掩护整个方面军渡过湘江。陈伯钧也因此在红军高级将领中获得了“铁屁股”的美誉。刘伯承元帅后来评价：“十三师是我最放心的师!”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1972年在北戴河疗养时曾深情地对陈伯钧说：“要不是你的十三师在湘江战役与敌苦战一整天，我们前面的部队没那么顺利渡江，就不知是什么结局了。”

陈伯钧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养成写日记的良好习惯。在红军长征的两年征程中，陈伯钧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驻地休整，除了生重病的1935年底、1936年初两个月采取几天集中写一篇外，都一天不落地坚持记日记。有时作战紧张实在没有空隙就过后补写。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颇为完整的红军长征日记。这部日记真实地记载了那个艰难岁月的天时、地理、民风、我情、敌况，从每日行军的里数，到每次难忘的战斗;从身经百战的真实记录，到马背攻读的心得体会;从蒙冤受屈的抑郁心志，到庆祝胜利的欢快时刻，无不行云流水般地舒展于他的笔端，成为记录我党我军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的一部信史。也正是依据自己的日记，陈伯钧到陕北后，在红军大学为我党我军绘制了第一幅较为精确的红军长征路线图。新中国成立后，陈伯钧在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任领导工作期间，还多次讲军史、讲长征，留下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

1987年6月，《陈伯钧日记·文选》正式出版，聂荣臻同志在书的序言中称：“这是一位红军老战士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和艰难险阻的征途中留下的珍贵史料。”徐向前同志为这部书题词：“陈伯钧同志的光辉业绩是永不磨灭的。”

我的小书橱里一直静悄悄地躺着一本《红军长征的故事》。它是怎么来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一见这书名就想过：这些老掉牙的故事肯定没有我喜欢的童话故事有意思……所以，我一直不愿意碰它。

在妈妈一次次的“软磨硬泡”下，我终于一篇一篇地往下读，最平淡最朴实的语言简单直白地叙述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字里行间、点点滴滴中，我被深深地吸引了：

战地英雄故事中，贺子珍在敌人飞机的轰炸与机枪扫射下，不顾生命危险从安全的隐蔽处冲出掩护伤员，头部、上身、四肢被17块弹片击中。由于没有麻醉药，医生在给她做手术时，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

一袋干粮故事中，13岁的小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因照顾伤员自己的干粮袋被河水冲走。为了让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她没告诉战友，拔了许多野菜将挎包塞得鼓鼓的装作干粮。后来她的身体不行了，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于是争着分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家的温暖……

现在的我无法体会红军战士当年真实的生活，我只有努力地想象着红军战士：穿着单衣草鞋爬雪山;啃着野菜树皮过草地;面对死亡他们无畏无惧;面对艰险他们一往无前;面对困难他们坚毅忍耐;面对战友、同志和亲人他们又体贴关爱、无私奉献……我的心一次又一次被深深震撼，久久不能平静……

小董是个红军女战士，1935 年随红军长征来到金沙江的时候，她才13 岁。

登山前，每人除了粮食外，还发了几个小辣椒。小董她们怕辣，不愿意带辣椒。当地的一位干部告诉她们：“实在感到发冷，就嚼一口辣椒增加点儿热度……”

第二天，部队向雪山出发了。雪下得更大，还夹杂着李子那样大的冰雹。越往上走越难受，小董只觉得头晕眼花，一阵阵恶心想吐。她真想坐下来休息一下，但向导的话响在耳畔：“多累也不能坐下去，坐下去就起不来了!”

山上的风，“嘶——嘶——”地狂叫着，把地上的雪卷起来和天上正下着的雪搅在一起，如同大海里的波浪，一个旋涡一个旋涡地卷动着。由于大家穿的都是单衣，有的同志还光着脚，雪打到脸上、身上，像铁沙子打得那样疼。头上好象带着一个大酒篓一样，头重，脚轻，身子直摇晃。军团的一位首长在风雪中使劲拉着小董，边走边吓唬她说：“小鬼，好好走哇!不能坐下，一坐下可就要在这‘天国里‘成仙啦!”

到了山顶，谁也不敢停，歪歪倒倒一股劲往下走。很多人陆续在积雪很厚的雪坡上往下溜，一溜就是几十丈远。小董一见，如释重负，往地上一坐就跟着人们溜了下去……

下到半山腰，头才慢慢地轻松了些，呼吸也渐渐地均匀起来。

13岁的红军女战士小董，凭着自己坚强的意志，胜利地随着大部队，翻越了一道又一道大雪山……

当贺自珍胜利地走出了草地，赤着双脚踏上坚实的土地的时候，她禁不住两行热泪顺着双颊流了下来。这是欢乐的眼泪，她和她的战友们，终于战胜了草地。这时，前面传来了消息，红军先头部队已经消灭了胡宗南的部队，队伍再往前走，到达班佑，就可以补充到粮食，并且有宿营地了。贺自珍高兴得同战友们抱在一起，热烈地跳起来。

在班佑，贺自珍痛痛快快地把身上、头上的泥垢洗了洗，头发也剪短了，人显得利索多了。由于缴获到布匹，红军发动当地居民赶制了一批军衣，分给了各个连队。军衣数量很少，只能够发给最需要的少数人。休养连的同志们看到贺自珍的衣服实在太破烂了，就分给她一套。贺自珍坚决不肯收下，而把原来的衣服补了补，洗干净，又穿上了。她说：“同志们也都很困难，让别人先换吧，我还可以凑合再穿一段儿。”

在休养连的同志陆续都换上了新军衣以后，贺自珍才脱下她那补丁摞补丁的衣衫。在长征途中，贺自珍从没有因为毛泽东的地位而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总是把自己看作是红军中普通的一员。

贺自珍有兄弟姊妹5 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贺先园，弟弟贺敏仁。哥哥和她很早就参加革命，小妹先园被敌人杀害了，贺怡和贺敏仁后来也参加了革命。大革命失败，她的父母逃离永新的时候，贺敏仁很小，寄养在舅母家里。13岁就追随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第三纵队当战士。第三纵队扩大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他像姐姐贺自珍一样，长得十分标志，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做“美人”，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份而觉得高人一等，因而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

长征的时候，他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年纪小，政治觉悟比较低，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

这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私自拿去了一千多个花边(银元)。于是，师部把刚刚17岁的贺敏仁五花大绑起来，要枪毙他。这时，贺敏仁才如梦方醒，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他哭喊着，也悔恨不已。同时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自珍，反映这个情况，希望他姐姐救他一命。贺敏仁严重违犯群众纪律的事很快在部队传开了，大家非常气愤。有的说：“贺敏仁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拿藏民的钱财，破坏我军纪律!给红军抹黑。”有的说“他不配做红军战士!”“真是害群之马，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有的建议斗争他，有的主张开除他的军籍。师政委接到报告后，大发雷霆：“三令五申要严守纪律，遵守群众纪律，他竟然充耳不闻，明目张胆地破坏纪律，必须严肃处理!”师领导决定严肃军纪，枪毙贺敏仁。命令下达后，贺敏仁所在团的团长和政委为这事伤透了脑筋。贺敏仁擅自闯入喇嘛庙，拿走藏民的钱，对红军的纪律置若罔闻，明知故犯，不严惩就不能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但是他年龄小，又是贺子珍的亲弟弟、毛泽东的小舅子，还是谨慎处理为好。于是就对师政委说：“贺敏仁罪不容诛，但他是毛泽东的妻弟，还是……”师政委一听就火了，打断他的话说：“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的战士，这是红军铁的纪律!难道他是毛泽东的妻弟就可以徇私情、从轻发落吗?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

团政委连忙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既然他是毛泽东的亲属，毛泽东一向对自己的亲人要求很严，我们建议还是发个电报给毛泽东，听听他的意见，这样比较稳妥。”“说得有道理。”师政委点了点头：“那就发个电报吧!”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发份电报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给电池充上电，电充不足还是发不出。给毛泽东的电报三拖两拖，延误了不少时间，好不容易才发出去。

师领导等急了，这样的事应该及时处理，如果处理晚了，就会在少数民族中、在部队里产生不良影响。“不能再等了!”师政委对大家说，“现在要紧的是维护部队铁的纪律，坚决制止可能再发生的损坏群众利益的行为。如果军纪不严，乱拿群众东西，怎么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拥护?这还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吗?这与国党军队还有什么区别?”停了一会，他又继续说：“我们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更需要铁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最后他下令：“立即执行!”

军法如山。贺敏仁被处决的时候，痛哭流涕，高声呼喊：“冤枉啊冤枉，我只拿了百十个铜板……大哥大姐，你们在哪儿!快来救我啊……”他要那个永新老乡写的信，还没有来得及写哩……贺敏仁的叫冤可能是对的，因为长征路上的最强壮的民工，也很难一个人挑走1000多个银元，而贺敏仁身体单薄、年龄又小，怎么能拿走那么多银元呢?但他确确实实拿了藏民的铜板，触犯了红军铁的纪律。

结果，军委指示缓期执行的电报回来时，贺敏仁已经被枪毙了。

毛泽东始终没有收到处决贺敏仁的电报，也没有接到任何其他形式有关处决贺敏仁的报告，他对贺敏仁被杀一事毫无所知。一个多月后，消息传到了贺子珍耳里，她很震惊，又很伤心，偷偷地痛哭了一场。

对于这件事，红军中一时传说纷纷。有人认为是对的，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击贺自珍和毛泽东。贺自珍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毛泽东过不去，拿自己的弟弟开刀呢?但她控制住自己，客观地对这件事情作了调查。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他根本拿不走一千多银元。况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真有那么多银元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为拿的是铜板，一百个铜板也就值一元钱。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复，就采取了行动。她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泽东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

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贺自珍态度很平静。她说：“我们一家革命，小妹仙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贺子珍强抑内心的悲痛，没有告诉毛泽东，怕分了毛泽东的心，因为那时红军正处在危难时刻，革命太需要他了…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我和爷爷都是电视迷，经常为了看自己喜欢的节目而吵得不可开交，爸爸就会来劝架。

一到星期六、星期日我的“电视瘾”又发作了，那时爷爷正在看新闻，每天早上看新闻是爷爷的习惯，可我的电视剧《大清后宫》开始了，今天可是大结局，岂能错过?我先来第一招，“甜言密语”。不一会你就能听到银铃般时的说话声!“好爷爷，我要看，好不好嘛!”爷爷还不一如既往的沉默。

我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我眼疾手快一把抢过摇控器，调到15台，爷爷生气了，大声吼道：“快调回来，你不知道一点国家大事咋行了，调回来”我却装做没听见，还是笑呵呵的看我的电视。这下爷爷发火了，脸色发青，一双喷火的眼睛盯着我说：“快给我摇控器!”我怎么能让爷爷抢去，就不甘示弱地说：“我不给你，你又能怎样?”，“你。。。。。。你。。。。。。”爷爷气奋地说不出话来。爷爷就朝电视奔去，我马上意识到爷爷要拔电源，果然，随着一声响，我心爱的电视被关掉了，我十分懊恼，不顾一切的和爷爷大吵起来，这时，爸爸来了，指责地说：“爸，她好不容易放假看会儿电视，你就让她看看。”爷爷听后，大声斥责爸爸，可爸爸还是好言好语地劝爷爷不要再看了。爷爷只好愤愤回到屋里看书去了。

哎!这电视之争究竟要争到何年何月何日呀!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所有小贩都向红军部队围拢过来。为避免买卖拥挤，各部红军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用现大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嘈杂，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族、回族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产生了兴趣，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拉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因为她们对女战士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战士“实行检查”。红军女战士当时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晚饭。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简直就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

红军经过短暂的休整，由此继续向陕北行进，由于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沿途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一天，山羊爷爷买来锄头和铁锹，在森林里忙碌开来。他找到一块没有树木的空地，先铲除杂草，接着挖起一个个小土坑来。挖完这一块空地，他又找另一块空地接着挖。

山羊爷爷挖成的小土坑排列没规律，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坑和坑的距离不相同，有的短 ，有的长 ；土 坑大小也不一，大的可装下一个排球，小的只能容下一个乒乓球了。

一连好几个月，山羊爷爷都做这事，他不嫌累，不怕脏，整日乐呵呵的。森林里的空地都被他老人家挖完了。

一次兔子妈妈碰到山羊爷爷，她好奇地问:”山羊爷爷，你挖小土坑有什么用呀？“

山羊爷爷捋了捋白胡子，笑着回答说“这些小土坑啊是爱心屋，我要用它们贮藏爱心！“

兔子妈妈先摇了摇头再点了点头，说：“贮藏爱心？爱心屋？爱心屋好呀！“

山羊爷爷是森林学校的首任校长，一生桃李满天下。现在他年纪大退休了，可学生们却没忘记他，不断有学生来看望他们的老校长。

山羊爷爷有一个布袋子，专门来装学生们送的礼物。

春天，一大群喜鹊飞来看望山羊爷爷了，他们衔来许多成熟的枇杷孝敬老校长。山羊爷爷乐得合不拢嘴，说：“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些枇杷，来，你们帮我吃。吃完后把枇杷子放进布袋里，我要把你们的爱心贮藏起来！“

喜鹊们离开后，山羊爷爷把半袋子枇杷子提到森林东边的一块空地上。他一个土坑放一粒枇杷子，然后用土填平土坑。山羊爷爷把喜鹊们的爱 心藏进爱心屋。

夏天，一群猴子从老山羊家经过，他们给老校长送来一大篮子红桃。山羊爷爷高兴得走路一颠一颠，他说：“这么多桃子，我一个人吃不完。来来来，你们一人一个，解解渴。吃完后，把桃核放进布袋里，我要把你们的爱心贮藏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山羊爷爷把一袋子桃核提到森林南边的一块空地上，他一个土坑埋一粒大桃核，把猴子们的爱心精心贮藏起来。

秋天，松鼠们在山羊爷爷家相聚，他们抬来一筐蜜枣。山羊爷爷喜得眉毛都在笑，他说：“谢谢你们还记得老校长！这么多蜜枣，我吃一个月都吃不完。来，你们每人十粒，吃完后把种子留下，我要用布袋贮藏你们的爱心。“

吃完蜜枣后，山羊爷爷和松鼠们一起，来到森林西边的一块空地上。松鼠们知道小土坑是老校长的爱心屋，就帮山羊爷爷将一布袋蜜枣种子分散贮藏起来。

冬天，黑熊冬眠前又给山羊爷爷寄来一大箱礼物，山羊爷爷连脸上的皱纹都在乐。他打开箱子，里面是一袋袋栗子。他说：“今年的栗子我就不吃了。“

山羊爷爷把栗子倒入布袋，提着它们来到森林北边的一块空地上。他给每个栗子找一个土坑，就像给他们找一个新家；然后给他们盖上松土，就像盖上棉被。

第二年春暖花开季节，山羊爷爷贮藏的所有种子破土而出，发了芽，长成小树。人们便把这些树叫爱心树。

一年又一年，山羊爷爷贮藏的爱心越来越多，山上的空地都变成果林 。

山羊爷爷去世那天，有些爱心树开花了……

我的爷爷住在老家安家村，他非常疼爱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看我，还给我带来了很多绿色食品，都是家乡的土特产。

今天是星期五，早上，爷爷打电话说要来看我，下午就到。下午，由于我刚考上跆拳道的黄带，所以做了一下午的体能训练，累得我浑身酸痛。放学后，妈妈告诉我爷爷来了，我身上的疼痛立刻消退了许多，我急忙跑回家，看见爷爷正在楼下抽烟，我兴奋地叫了一声：“爷爷！”爷爷看到我和蔼地笑着说：“好孩子，放学了，爷爷给你带来好吃的了！”说完，爷爷用手亲切地抚摸着我的头。我仔细地观察着爷爷，看到他满头的银发，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了，脊背更加弯曲了，爷爷明显的衰老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啊！我鼻子不禁一酸，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我扶着爷爷上了楼，告诉爷爷我最近报了吉他班，并拿出吉他弹给爷爷听，爷爷欣慰的笑了，说：“我年轻时非常爱好音乐，音乐能陶冶人的情操，使人心情舒畅，你好好学，以后教教我”

“好”我连忙答道，然后我教了爷爷一些基本指法，爷爷认真的弹了起来，爷爷笨拙的动作逗得我哈哈大笑。

晚上妈妈特意去杀了一只鸡，给我们吃，我亲自给爷爷盛上一碗鸡汤和一碗鸡块，爷爷忙夸我是个好孩子，我乐极了，心里甜甜的，像吃了蜜一般。

吃完饭后，因楼上闷热，我陪着爷爷下楼乘凉，爷爷给我讲老家的趣事，还讲了许多故事，教会我许多做人的道理，我听得津津有味，我们玩得开心极了。

今天，爷爷和我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我爱我的爷爷，祝愿他健康长寿，长大后，我要好好孝敬我的爷爷。

[我和爷爷的故事作文4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