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爱国故事大全【优秀20篇】

命运对于五岁的张海迪来说，并不公平甚至是很残忍的，在五岁的时候别的孩子都无忧无虑的玩耍，不开心了埋进妈妈的怀里，苦恼这个时候的张海迪被确诊为脊髓血管瘤。她小小年纪不得不以轮椅作为代步的工具，在一次手术后坐轮椅都成了奢望，她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这样的小海迪依然保持着坚强乐观的情绪，她的床边有一个大的立柜柜子上镶嵌了正面的镜子。张海迪就利用镜子来躺在床上看书，通过顽强的执着她自学成功了小学初中甚至高中的课本。张海迪并不满足当前的状况，当时英语渐渐显露头角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语言。张海迪就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天一定要背十个单词如果完不成任务，她就狠狠地咬一下自己的手指头作为惩罚。有一次她从医院做检查回来已经累得虚脱眼皮子都要抬不起来了，但是她依旧没忘记这个任务强撑着精神背完了十个单词。

张海迪终于拿下了英语，不但学会了英语还成功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海外的书籍。当她被家人用轮椅推着到出版社，她捧着厚厚的翻译稿呈现给编辑的时候，出版社的所有人都被张海迪顽强不屈服于命运的作弄所感动了。

但是张海迪并没有满足于现在的成就，她继续翻阅各种翻译的相关的书籍为国内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来自国外优秀的精神食粮。张海迪的一生是丰富跌宕的，也是身残志坚的典型代表。

美国人克里斯托弗·里夫在电影《超人》中扮演超人而一举成名。但谁能料到，一场大祸会从天而降呢?

1995年5月27日，里夫在弗吉尼亚一个马术比赛中发生了意外事故。他骑的那匹东方纯种马在第三次试图跳过栏杆时，突然收住马蹄，里夫防备不及，从马背上向前飞了出去，不幸的是，摔出那一刻他的双手缠在了缰绳上，以致头部着地，第一及第二颈椎全部折断。

五天后，当里夫醒来时，他正躺在弗吉尼亚大学附属医院的病房里，医生说里夫能活下来就算是万幸了，他的颅骨和颈椎要动手术才能重新连接到一起，而医生不能够确保里夫能活着离开手术室。

那段日子里夫万念俱灰，许多次他甚至想轻生。他用眼睛告诉妻子丹娜：“不要救我，让我走吧。”丹娜哭着对他说：“不管怎样，我都会永远和你在一起。”

随着手术日期的临近，里夫变得越来越害怕。一次他3岁的儿子威尔对丹娜说：“妈妈，爸爸的膀子动不了呢。”“是的，”丹娜说，“爸爸的膀子动不了。”“爸爸的腿也不能动了呢。”威尔又说。“是的，是这样的。”

威尔停了停，有些沮丧，忽然他显得很幸福的样子，说：“但是爸爸还能笑呢。”“爸爸还能笑呢。”威尔的这一句话，让里夫看到了生命的曙光，找回了生存的勇气和希望。10天后的手术很成功。尽管里夫的腰部以下还是没有知觉，但他毕竟克服了剧烈的疼痛而顽强地活了下来。

他充满自信，每天坚持锻炼，以好身体和好心情迎接每一天。后来，他不仅亲自导演了一部影片，还出资建立了里夫基金，为医疗保险事业做出了贡献。里夫坚信他会在50岁之前重新站立起来，他要做一个真正的“超人”。

在克里斯托弗·里夫的自传里，他郑重地记下了儿子的那句话：“但爸爸还能笑呢。”是的，不管灾难有多严重，都要记得，我们还有微笑。

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的大文豪，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都是享誉世界的名作。但他的妻子却是有名的泼妇，脾气甚坏。她是一位医生的女儿，托尔斯泰跟她结婚时已经34岁了，而她却是一位芳龄18的天真少女。托尔斯泰年轻时风流成性，玩弄过不少女人，他为了真诚地对待这位少女，便把详述过去荒唐事情的日记，交给了她。这位少女虽吃了一惊，仍然勇敢地重申她的诺言。于是她们结合了，开始了一种互相忠诚又互相苦恼的生活，一直维持了48年。

48年中，他们生了13个孩子，然而两人的感情仍有介蒂，性格与脾气也大异其趣，经常是吵吵闹闹的。托尔斯泰曾写有三种日记：第一种是夫妻可以同看的，第二种是只写给自己看的，第三种是写了自己也不再看，死后才可让人看的。有人问他成名的秘诀，他说，因为我娶了一个脾气不好的太太！

但托尔斯泰最终还是与太太分离了。82岁那年的一个严寒的冬天，他为了永远躲开吵吵闹闹的妻子，在黑夜之中离家出走了。他坐上一辆又慢又冷的火车，漫无目的地行驶。但他没走多远便突然得了急性肺炎，不得不在阿斯他波佛车站的站长室休息。他的太太赶来后，为了不影响他的病情，未能及时见面。直到他昏过去后，她才被准许入内，在他听不到的耳边说了她的爱，在他无感觉的嘴唇上印下了她的吻。然而，为时已晚，托尔斯泰竟因年老体衰而承受不了心身打击，已经长辞人世。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悲剧就这样结束了。

叶锦添是个很难界定的人。二十多年来。他游走在古典与前卫之间，带着一份恣意妄为的轻狂，创造了多部堪称风华绝代的经典作品。他穿最简单的黑白素色，谈笑间总是温文尔雅，脑子里却装满天马行空的奇思异想。从服装设计、电影美学到视觉艺术，合作过的都是大导演，拿过的都是大奖项，他不停游走于各个领域却又总能得心应手。2010年，他担任造型设计总监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热播，奇才叶锦添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

1957年，叶锦添出生在香港的一个穷苦家庭。那时候，他和兄妹、父母和七八户人家挤在一个大房子中，一家人拥有的空间就是夹层的上下木板，没有隔墙，只有用围帐划清的界线。

多年后，回忆起童年，叶锦添的脸上仍带着微笑：“智慧是被生活逼出来的。童年时我没有发表意见的习惯，只是喜欢想象，个性比较自闭，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大人们照旧为生活忙碌，他们不能了解，这个看上去闷闷的男孩子缘何会那么狂热地喜欢黑色和红色，在叶锦添的解读中，那是悲观的颜色。

家里五个孩子，叶锦添排行老四。从小他就比较喜欢奇特的东西，漫画也喜欢特别一点的。那时，同样喜欢画画的哥哥一度成了他的偶像，跟着哥哥，他开始画画和摄影。童年的大部分时光，他都消磨在收集和绘制连环画中了。

“穷人有穷人的世界，当你真正穷的时候，确实也不知道和别人有什么分别。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盲目高傲的性格，总是会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对我不利的事情都充满了防范。我很容易会架起一道装饰性的围墙使自己看起来独特和出众。穷也穷得有型有格，虽然口袋里身无分文，但开口都是最贵的和最有品位的东西，无论怎么样都要去最好的咖啡厅，就是喜欢那种气氛。”

父母担心儿子会走上穷画家的人生之路，坚决反对他画画。为此，叶锦添和父母爆发了长达几个月的冲突，直到他多年后站上奥斯卡的领奖台，他与父母的矛盾纠结才算消除。作为妥协，1982年，叶锦添考入香港理工学院摄影专业，毕业后去了电影双周刊《曝光人物》当摄影师。

在美术方面，叶锦添没有接受过太多正统训练，但却不妨碍他越画越有名。后来在香港本地的一次美术大赛中，他得了几项大奖。也正是因为这些天马行空的画作，他被香港电影“怪才”徐克一眼相中。1986年，吴宇森筹拍电影《英雄本色》，徐克是这部戏的监制。在徐克的力荐下，29岁的叶锦添成为该片的执行美术。在这部电影中，叶锦添为周润发做出了一个风靡一时的经典造型“小马哥”——牙签、西装、风衣和光可鉴人的发型，轰动全港。

毫无疑问，23年前与徐克的初次邂逅让《英雄本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那仅仅只是他踏入影坛后的第一份工作。与此同时，叶锦添还经常以双重身份穿梭于不同的摄制组，在做美术指导的同时，还兼在报纸上开设摄影专栏。此后与关锦鹏合作的《胭脂扣》更是彻底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催生了叶锦添内心对于电影，从工作到喜爱再到痴迷的疯狂历程。

出于对西方艺术的喜爱，1987年，30岁的叶锦添背起行囊，凭着一口不流利的英语走遍整个欧洲。从最西边的葡萄牙到东南边的希腊爱琴海，再到东北边的南斯拉夫，他度过了一个年轻艺术苦旅者最难忘的悠游时光：一身旧军衣，十足的探险队造型。白天吃着面包，赶赴博物馆、美术馆，晚上则落脚小旅馆和青年旅社。睡不了几个小时，又兴致勃勃地出发，寻找新的视野。在每天每分每秒中，说不尽的经验，已潜入了身体的记忆里。旅行让叶锦添找到了同类，“看着毕加索、凡·高他们的画，我就感觉像自己画的，因为他要表达的就是我想表达的，里面有我自己的感觉。”

在现实与理想中把玩平衡

回到香港的叶锦添满怀希望，准备在电影上大显身手，哪知“机会屈指可数，生活穷困潦倒”。不仅日子穷得叮当响，而且甚至一年里也没一部戏可拍，有时连午餐都吃不上。前途在哪里？艺术是什么？叶锦添进入了事业的低谷期，心情郁闷。

就在这个时期，叶锦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到处找来老杂志和旧书，发疯般地研究起京剧脸谱，看京剧装扮，琢磨京剧戏服甩袖，企图在尝试恢复一种传统美感的同时，融入个人的经历和眼光。

真正翻身是在1993年。电影《诱僧》剃光了影星陈冲的眉和发，反倒成就了叶锦添。他拿到了生平第一个大奖——台湾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奖。这是他事业的重要转折点。

艳丽妖娆的《诱僧》使他结识了该片男主角吴兴国。叶锦添信手拈来的几幅设计图被吴兴国一眼瞧中：“不错嘛，愿不愿意跟我去台湾？”由此，叶锦添加盟吴兴国经营的当代传奇剧场。舞台让叶锦添的想象力得到更淋漓尽致的宣泄，惊艳至今的《楼兰女》由此诞生。

“这些戏服，极尽繁复又华美艳丽，全是我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凤冠代表婚礼、假花代表死亡、链条代表枷锁、利剑象征复仇、海藻意喻生殖，剧情每一步发展和人物内心的活动变化，我都尽量用这些服装的符号外化出来。1993年《楼兰女》在台湾首演，一炮打响，很多年轻人都来了，连那些老一代的人，也好奇地来看我们在搞什么新的东西。”

当第一次看到演员穿着他设计的衣服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叶锦添被震住了。“吴兴国让我懂得舞台演员身上的魔力。演员可以将你想象的感觉找出来，他们身上有一种力量，你在他身上找到了这个力量，你就能让他演的形象立起来。《楼兰女》的服装设计使我在台湾红起来，并引起国际关注。可以说，吴兴国对我艺术的成功影响最大。”

自此以后，叶锦添好运不断，他转型做了7年的舞台剧，担任了四十多部戏剧的服装造型设计、道具、舞台设计工作，接触到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大到唐宋的建筑，小到衣服袖口，这对他日后的设计影响很深。

2000年，是叶锦添事业上的转折年。这一年，他的名字与一部叫《卧虎藏龙》的电影紧密相连。2001年的奥斯卡之夜，当相貌平平、服饰简约的叶锦添带着他惯有的斯文和腼腆走上领奖台，从著名影星凯瑟琳·泽塔·琼斯手中收获了万众瞩目的小金人时，这个第一位在奥斯卡奖台上得到认可的中国电影人，创造了，一段与艺术、信念、历史三者交融的奇迹。

丰富的灵感源于积累

叶锦添的服装作品不仅而貌丰富，并且跨足各种艺术形式，包括电影、舞蹈歌剧、戏剧、戏曲、传统乐舞、音乐剧场等。而他的创作灵感，到底从何而来？

答案很简单，厚积薄发。叶锦添的书架足以让每一个爱书人又羡又妒。上白天文，下至地理，早自远古神话，近到当代艺术，种类涵盖诗歌小说、建筑戏曲因为工作需要，他还特别收藏题材偏门的书，他甚至专门到日本去寻找有关城堡设计的书，研究攻守双方的战斗，城堡每个地方的功能。“事实上某些领域内的专业书籍，在我的工作中也用得到。例如做船的书，拍《赤壁》时要做船，我们要计算浮力，研究船怎么压在水面上，这牵扯到整个设计的可能性，需要很多专业知识。”

从艺术的道路一路走来，叶锦添也从读书人变成一个著作颇丰的作者，从《繁花》、《流白》到《神思陌路》，他笑言自己与书是“共生关系”：“很多人看书是为了丰富自己写作的天空，我不是，我看什么有感觉都会去做。”他看文字，便制造文字；他看技术，便制造技术；他看影像，便制造影像；他读书，自己也写书。

醉心艺术，但叶锦添的日子并不宁静。多年来，从《大明宫词》，《橘子红了》、《射雕英雄传》、《无极》、《夜宴》、《赤壁》，到如今的新版《红楼梦》，叶锦添的服装造型一直备受争议。对此，处于争议旋涡中心的叶锦添很坦然：“我一直在强调，不论谁设计新版《红楼梦》，不管设计成什么样，都会被批评。真正的艺术应该是单纯的、纯粹的。我处于精英文化的尖端，为了满足那些每天看很多世界艺术品的人，必须走得更快。艺术是整体的，现在只是一个过渡期，我相信，观众一定会喜欢我们耗费了大量心血做出来的作品的。”

叶锦添表示，无论是荣誉还是责难，今后仍会有很多，但他不会为之所动，因为自己要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比如我现在很喜欢写东西，写自己每天的心情。多年的艺术工作，让我有很多积累，我会一本本把它写出来。我想，这不是贪心，而是自在。我想努力做出一点乐趣来，尽量享受不一样的人生。”

前不久央视的《东方之子》栏目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进行了一次专访，丁教授面对记者紧追不舍的一个简单问题，连续几个“不知道”，令人感慨。

记者提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感觉您对自己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很明确的选择。比方说小时候对科学、对科学家感兴趣；大学的时候，就锁定了要研究物理；然后每做一个实验也是力排众议，自己坚持下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每一次选择都能这么坚定和正确呢？”这位记者想要获得的答案谁心里都明白，因为在已经太多的名人访谈中，这样的问题显然都是为对方作秀进行的铺垫。然而，丁肇中的回答却是：“不知道，可能比较侥幸吧！”

记者不死心，又追问道：“在这里面没有必然么？”丁肇中依然回答：“那我就不知道了。”记者还是不死心：“怎么才能让自己今天的选择在日后想起来不会后悔？”丁肇中依然回答：“因为我还没有后悔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记者无奈：“我发现在咱们谈话过程中，您说得最多一个词就是‘我不知道’。”丁肇中这次作了正面回答：“是！不知道的，你是绝对不能说知道的，我们那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的你不要猜。”

丁肇中的严谨态度，的确是到了常人不能理解的地步。然而，这就是作为科学大家的丁肇中，他认为不知道的就一定要回答“不知道”。

钱钟书是我国著名的大作家，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1929年夏，钱钟书高中毕业，报考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就在入学考试时，钱钟书拿到数学试卷，一道道数学题看起来像天书一样，他几乎都不会做，但迫不得已，就硬着头皮做了几道题，也不知对错。

发榜的时候，钱钟书看到自己的数学只考了15分。而按照清华大学的招生规定，只要有一门课程不及格，就不予录取。他的数学考得这么差，应当说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可是他的国文和英文成绩都是满分，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看到钱钟书的英文、中文成绩俱佳，高出一般考生一大截，就决定打破常规，破格录取。

正是罗家伦的这一次破例，成就了学贯中西的一代学者。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1940年到美国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大师级的物理学家费米教授。费米教授每周用半天时间跟李政道讨论问题，他的主要目的是训练，让学生对一切物理问题都能够自己独立思考，找到答案。费米每次讨论时都问问题，让李政道回答。

有一次，费米问李政道：太阳中间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答：大概是一千万绝对温度。费米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李政道说：是从文献上看来的。费米问：你自己有没有算过？李政道答：没有，这个计算比较复杂。费米告诉李政道：作为一个学者，这样不行，你一定要自己思考和估计，你不能这样接受人家的结论。李政道问：那怎么办？这里面有两个公式，看起来倒也不是最复杂，真要算起来，却并不那么简单。费米说：你能不能想一个其它的方法来计算？李政道说：想什么办法呢？没有大计算器。费米说：我们一块来做一个大的计算器。费米教授当时正在做着很重要的物理实验，跟做计算器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他放下手中的实验，与李政道—起做了计算器。

不久，全世界惟—的、专门用来做大计算的计算器做好了，李政道用自己的计算器，用新的方法计算出了太阳中间的温度。

李政道博士在一次讲演中专门讲到这个故事。他说，费米教授看重的，并不仅仅是做这样一次计算，他是让学生明白，作为一个科学家，你不能轻易接受别人的结论，你必须自己亲手实验，而且要尝试使用新的方法。

这件事情让李政道博士一生受益无穷。李政道博士说，自己是幸运的，在学生时代有幸碰上了费米教授。这件事情使自己得出任何事情都要以身作则的人生结论。使自己在以后无论学术研究还是做人处世当中，都始终坚持脚踏实地，想新方法，同时也启发了自己对科学研究、解决问题的兴趣。

李政道博士说，自己现在带研究生沿用的就是费米教授的教学方法，用一定的时间与学生讨论问题，培养学生探讨解决问题的兴趣，因为一个人，只要当他对所从事的事业有了浓厚兴趣的时候，才会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够有所发现。

台湾著名主持人、知名作家蔡康永学识渊博、风趣幽默，是观众眼中不折不扣的魅力先生。他看似人畜无害，却有着特别任性与顽皮的一面。他是圈内公认的整人高手，常常乐此不疲地策划各种整人怪招。不少被他整过的朋友，也迅速被他传染，爱上了这种游戏，其中的某些朋友还反守为攻，冷不丁地整他一下……

这种无需成本，且随时随地都可进行的游戏，让他的烦恼和压力烟消云散，朋友关系也越来越铁……以下是他的自述——

整人让生活变有趣

我的整人爱好始于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影视研究时。作为电视节目成功案例分析的，是日本一档叫做《Laugh & Funny》的节目。节目宗旨就是“整人”。比方说在一个下坡的最高点让一个直径足有两米涂上颜色乍看像个铁球的泡沫球滚下来，然后拍下路人们惊惶失措四处躲避的场面；或是假扮成门童殷勤地为客人拉开一扇门，门外边栩栩如生的街道其实只是一张画，客人会一头撞上去……

受这个课程影响，班里曾经涌起了那么一股热衷于整人以及被整的小高潮。可惜大家都没什么独特的创意，手段也乏善可陈，使用的无外乎市售的外型像口香糖，抽出来的时候会弹出一只蟑螂，或者索性就是一条只会在第一眼把人吓一跳、完全没有成就感和回味的橡皮假蛇之类的小儿科道具。所以，这股小高潮来得快去得更快，不到半个月，就再也没人去继续这种整人的行径了。

但这件事很对我的胃口，因为那时我正觉得自己已经被逼到了无聊的极点。从小到大，我的生活都是非常无趣的，父亲近60岁才得我，简直是把我当宠物一样养大。我一路读贵族小学、中学，本科毕业后，还必须出国读一个好大学，因为世家子弟的小孩怎么能没有一个美国名牌大学的文凭呢？

基本上，去美国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好玩，不懂得什么叫好笑。一个饿极的人会觉得菠菜豆腐汤是珍珠翡翠白玉汤；一个无聊透顶的人，会觉得整人是一种好游戏。所以，我成了班上唯一在整人的爱好上越走越专业的人。

当时，在班上跟我关系最好的是一个叫刘锴於的香港同学，他很荣幸也很不幸地成为了我整人处女作的被整对象。一个中午，我很神秘地跟他打赌，我说我在道上有人，只需要打个电话，半小时后他就会死得很难看。他对我这话表示怀疑，因为他觉得像我这样连开水都不会烧的人，跟黑道是完全扯不上关系的。

我走到一边打了个电话，半小时后，让他死得很难看的人来了，一个穿一身蓝色帆布工作服的男人走到他身边，递给他一个食品袋，气场很足地对他说：“刘先生，你点的两套夏威夷风情披萨和蓝色梦幻饮料，一共30元！”

当然，我也没占到他什么便宜，春假的时候，他去欧洲旅游，给我寄来了一个对方付费的航空包裹，我付了50元邮资后，很开心地把包裹打开，里面是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还附有一张小纸条，上面说，这块石头是他在芬兰最有名的桑拿浴场挑出来的，特地寄给我，以表达他对我的怀念。

然后，我跟刘锴於之间就变成一种亦敌亦友非常微妙的关系。但凡有可能，我就会琢磨如何整他一下，而他也经常保持一种战备状态，防止被我找回场子，以及留意一切可以乘胜追击再让我吃个暗亏的机会。

跟小S一起整大S

1990年，我学成归台，参加电影制片以及编剧、影评的工作。当我最终决定做《康熙来了》的主持时，我给它的定位就是一定要做成一个以整人为乐的节目。一档不正经的节目，一帮不正经的同事，我可以将他们一一变做我的被整对象。

我跟小S的私交最好，所以她第一个在劫难逃。这个女人自诩为电脑高手，并以打击他人为乐，经常取笑我只会开机关机写文章看新闻，属于最低等的使用级电脑水准。所以，一次趁她离开电脑的时候，我把她的笔记本电脑桌面按print键截屏截下来，并设置为桌面背景，然后把原来在桌面上的文件统统转移到一个内存盘的文件夹里。如此一来，电脑桌面看上去和平时一样，但不管她如何点鼠标，电脑都没有任何反应，她一连关机开机了十几次，问题仍然存在。

当她最后不得不决定放弃重启重装系统时，我才告诉她是我动了手脚，并快手快脚地帮她取消了桌面背景，把桌面文件夹还原后，电脑马上运行顺畅。

虽然是被我整了，但小S对我这个招数的创意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并对这种耍阴谋看热闹的玩法兴致盎然。她飞快地被我拖下了水，成为我的同谋共犯。我俩联合出击的第一个目标是大S。我整人有一个宗旨，喜欢抓对方的弱点，我觉得只有攻其要害才能奏到奇效，而大S的致命弱点世人皆知——她是个购物狂。

一天下午，姐妹俩正在一起闲扯，我拎着七八个顶级名牌的包装袋包装盒满脸兴奋地去找小S，气喘吁吁地告诉她，我刚从香港回来，走了天大的好运，赶上太古广场做答谢会，顶级大牌低至一折，门都要被挤破了——从头到尾，除了最开始跟大S打了个招呼外，我没有对她多说一句话，仿佛跟她完全是巧遇。

当我离开她们10分钟后，小S打来电话，说大S得知了这个疯狂打折信息后，一分钟都没耽搁，带着包包就直奔机场而去。

1小时后，我让小S打电话把正准备登机的大S叫了回来——因为我根本没去香港，那些包装袋包装盒都是以前购物后搁在家里的空袋子空盒子，自然，太古广场的疯狂打折也纯属子虚乌有。

更高的高潮还在后面——

当大S气冲冲地来找我问罪时，我非常无辜地说我的确说了谎话，但我的目的是为了整一下小S，没想到射兔子的子弹打中了鹿，小S没上当，她却中了招，完全是意外的无妄之灾。这个理由非常强大，尽管大S满腔怒火，却发不出来。后来，她非常不爽地走了，临走前恨恨地说要跟我“走着瞧”。

下挑战书的结果是，我给她来了招更狠的，鉴于上次合作愉快，我依然找了小S担任搭档。

我以赔罪为名，跟小S一起把大S约出来喝下午茶。刚刚落座，小S就面露痛苦之色，捂着肚子开始轻轻呻吟。大S问她怎么了，小S说：“我要吐！”然后就是“噢——哇——”一声。有洁癖的大S脑袋飞快地别了过去，趁此机会，我以极快的速度将早已准备好的一罐八宝粥倒在了桌子上。等大S捂着鼻子将头转过来时，我拿起一把小勺，将桌上的东西舀了一勺喂进嘴里，边吃边说：“咦，你中午吃的花生？”大S当场脸色就变了，捂着嘴直奔洗手间……我和小S大笑着击掌欢呼！

整人比骂人更高效

屡次出手均大获成功，我喜欢整人也善于整人的名声就此传开。然后我就开始有了意想不到的“新业务”——越来越多的朋友把我视为援军，希望我能帮忙策划整人方案。

节目组一个女编导一次跟我说起她经常光顾的一家叫黄记的燕鲍翅精品店非常不厚道，老板娘做生意很黑，秤动过手脚，短斤少两得厉害。在她店里买二两燕窝，复秤只有一两六钱。

不过，因为没什么证据，去跟老板娘理论占不了什么上风，而且为了这点分量大动干戈似乎也犯不着，只是，这种哑巴亏让人心里很不爽，她问我能不能想个办法，教训一下奸诈的老板娘。

办法当然有。第二天我就去了黄记，挑了三盏最贵的特等血燕放到秤盘上，老板娘麻利地在电子秤上按了几下，说：“一两八钱三，零头抹掉25200元，给25000元好了。”我慢悠悠地说：“多了点。”说完把最大的那盏血燕从秤盘上拿了下来。老板娘又按按秤，说：“一两四钱，19600，给19500好了。”我掏出5500元钱放下，带着从秤盘上拿下来的那盏最大的血燕一扭头走了。回头找了台电子秤一称，那盏血燕净重39克，价值10920元，以五折的价格光明正大地拿走，老板娘吃了亏还不能说。我觉得这比跟她理论和争吵要有效得多。

我有个作家朋友，多年都没写出名，偏偏找了个比较拜金的太太，热衷于名牌，因为作家先生满足不了她享受生活的要求，她最终失去耐心，先是暗地里转移了几乎全部婚内财产，然后提出了离婚，并以自己没有正式工作为由，使得法院判处他每个月支付给她12000元的生活费。

比较欣慰的是，离婚之后，这个作家朋友总算苦尽甘来，因为一部作品而跃升为畅销书作家，3年之内迈入了千万富翁的行列，并且娶了个爱他的年轻漂亮新太太。对他而言，每月12000元是小问题，但是想起这笔钱是花在前妻身上，他多少就觉得不那么舒心。一次偶尔谈起此事，他问我能不能帮他出个主意让他出一口气。

那时台湾刚刚兴起个性支票，只需支付一定的印刷费用，就可以将支票使用者的个性签名和照片印刷在支票上。我建议这个朋友成了个性定制支票用户，让他用自己的个性定制支票来支付前妻的生活费，支票的背景是他提供的照片——上面是他与年轻漂亮的现任妻子情意绵绵地在埃及金字塔下拥抱亲吻的画面……

一次做完节目，一个女嘉宾专门请我吃饭，她说她已经跟前任男友分手3个多月了，但对方始终纠缠不清，隔三差五就来找她。当初热恋的时候，她一时冲动在手腕上文上了那个男人的名字，每每当她被纠缠得无法摆脱叫非礼的时候，该无赖男人会一把抓起她的手腕给旁边的人看，证明自己就是她的男朋友。

她去过文身店想遮盖掉，文身师傅说可以在名字上文个复杂的图腾给盖住，但她觉得这个方案比较消极，也问过她认识的彪悍朋友，其中最有建设性的意见是在名字上文一个表示“下架”含义的条形码，但又太过艰深，她问我有没有更好的主意。我给她支了一个狠招。半个月后，那个男人再次来纠缠她时，她撸起袖子把文身亮了出来，对方顿时脸色灰白踉跄而去——她让文身师傅围着前男友的名字，文了个墓碑……

整人不仅可以娱人娱己，还可以为朋友排忧解难，这辈子，我势必要将这种好玩的游戏进行到底了。

在达尔文（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著有《物种起源》一书，曾用5年的时间环球航行）原版的英文日记中，记叙了这么一件事情。

失策的达尔文19世纪30年代，达尔文曾周游世界，一次，他来到非洲的一个原始部落，那里的人们没有衣服穿，住的是山洞，或在树上搭一个巢，吃的是野果禽兽，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达尔文在那里住了几天，惊奇地发现一些“新情况”，他们将老年妇女赶进深山老林，让她们自然饿死，在没有食物的时节，则将妇女生的婴儿或小孩分而食之。达尔文“看”不懂，就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部落首领通过当地的“翻译”告诉达尔文：“妇女的任务就是生孩子，生下的孩子有两种用途，一是留下来延续种族的生命，二是供我们缺食的时候当粮食。妇女老了，不能生育了，留下她们有什么用？我们不吃掉她们就已经很宽容了，在饥荒没食物的时候，我们只有吃小孩，不吃小孩我们吃什么呢？”

达尔文痛苦地摇摇头，这里的“人”太残忍了！他下决心改变这个原始部落不尊老、不爱幼的历史局面。于是，他通过翻译，用高价买下了一个当地男婴，将这个婴儿带回了英国，他要用现代都市的教育方式，使这个非洲的小孩变成一个“现代文明人”，然后，用这位“文明人”去改变他老家那种“弃老食幼”的原始现状。

16年后，这个非洲孩子长成了“文明青年”。达尔文通过熟人，把他带回了他的家乡。

一年后，达尔文旧地重游，想看看那个非洲原始部落，在自己委派的“现代文明青年”的领导下，是不是有了质的变化。可是，达尔文到处都找不到那个自己精心培养的非洲青年。最后，他问部落首领，那人是否来了这里？首领回答：“来了。”达尔文又问：“他人呢？”“我们把他吃了！”达尔文大惊：“那么好的人，为什么吃了？”“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做，我们留下他有什么用？”达尔文无话可说。

到家后，达尔文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一个人的愿望和他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并不成正比。一个种族遗留下来的疑难问题，决不是依靠一个或几个‘文明人’就可以解决的，从野蛮进化到文明，这其中有一个痛苦而又漫长的过程，欲速则不达。社会上每个人都应当适应自己周边的生活环境，否则，他哪怕再高明，终将被淘汰。适者才能生存啊！”

“假如设计一座桥梁，小数点错一位可就要出大问题、犯大错误，今天我扣你3/4的分数，就是扣你把小数点放错了地方。”1933年， 在一次随机的考测之后，区嘉炜教授这样开导卢嘉锡，他显然注意自己最喜欢的这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对老师的评分有点想不通。

区教授教的是物理化学，平时挺喜欢考学生，评分也特别严格。这回出的考题中，有道题目特别难，全班只有卢嘉锡一个人做出来，可是因为他把答案的小数点写错了一位，那道题目教师只给了1/4 的分数。

如何才能避免把小数点放错地方呢？在理解了教师重扣的一片苦心之后， 卢嘉锡思索着。

从此以后，不论是考试还是做习题，他总要千方百计地根据题意提出简单而又合理的物理模型，从而毛估一个答案的大致范围（数量级），如果计算的结果超出这个范围，就赶此仔细检查一下计算的方法和过程。这种做法，使他有效地克服了因偶然疏忽引起的差错。

善于总结学习方法的卢嘉锡后来走上了献身科学的道路。发现，从事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进行“毛估”，或者说进行科学的猜想。不过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因为探索未知世界比起学习和掌握现成的知识要艰巨复杂得多。在形成科学上的毛估思想方面，他首先得益于留心揣摩他的导师、后来两度荣获诺贝尔奖（化学奖与和平奖）的鲍林教授的思维方法。

那是1939年秋，在留英时导师萨格登教授的指点和推荐下，卢嘉锡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来到当时很有名气的结构化学家鲍林教授的身边。毫无疑问，探索物质和微观结构奥秘，正是这位不满24岁就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

结构化学是一门在分子、原子层面上研究物质的微观结构及其与宏观性之间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不过当时的研究手段还处在初级阶段，通常，科学家们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弄清楚某一物质的分子结构。卢嘉锡注意到，鲍林教授具有一种独特的化学直观能力：只要给出某种物质的化学式，他往往就能通过毛估大体上想像出这种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鲍林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才能令他的学生钦佩，但卢嘉锡关没有使自己仅仅停留在崇拜者的位置上。

鲍林教授靠的是一种“毛估”，我为什么就不能呢？在反复揣摩之后， 卢嘉锡领悟到：科学上的“毛估”需要有非凡的想像力，而这种想像力只能产生于那些拥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丰富的科研实践经验、训练有素而善于把握事物本质和内在规律的头脑，于是，他更加勤奋刻苦，孜孜以求。

1973年，国际学术界对固氮酶“活性中心”结构问题的研究还处在朦胧状态，当时的科学积累距离解开固氮酶晶体结构之谜还有相当一段路程。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卢嘉锡在组织开展一系列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就提出了固氮酶活性中心的“原子簇”模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福州模型”。它的样子像网兜，因而又称之为“网兜模型”（后来又发展出“孪合双网兜”模型）。四年以后，国外才陆续提出“原子簇”的模型。

时至1992年，实际的固氮酶基本结构终于由美国人测定出来，先前各国学者所提出的种种设想都与这种实际测定的结构不尽相符。猜想与事实之间总是有些距离的，然而作为世界上最早提出的结构方面基本模型之一──19年前卢嘉锡提出的模型，在“网兜”状结构方面基本上近似地反映了固氮酶活性中心所具有的重要本质，他的“毛估”本领不能不让人由衷叹服！

长期的科研实践，使卢嘉锡特别重视毛估方法的运用，他常常告诫他的学生和科研人员：“毛估比不估好！”他希望有幸献身科学的人们，在立题研究之初就能定性地提出比较合理的基本“结构模型”（通常表现为某种科学设想或假说），这对于正确地把握研究方向、避免走弯路是很有意义的。但他同时提醒大家：运用“毛估”需要有个科学的前提，那就是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否则，“未得其中三昧”，那毛估就可能变成“瞎估”。

“三昧”，古语指事物的诀要所在。其实，无论哪种科学方法，如果只会从形式上运用它，充其量不过是一名熟练的工匠；只有那些善于从本质上把握它的人才会成为大师。

著名作家巴金的读书方法十分奇特，因为他是在没有书本的情况下进行的。读书而无书的确算得天下一奇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巴金说：“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原来他的读书法就是静坐在那里回忆曾经读过的书。这样有许多好处：

(1)不受条件限制，可以充分利用时间。巴金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有一位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型，《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当时没有电，也没有蜡烛，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能读书，而是在黑暗中静坐回忆书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另一个例子是他自己在十年内乱中的亲身经历。他说：“‘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了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了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来阅读?他们忘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这两个事例说明，在一切不具备正常读书条件的情况下都可以“读书”。

(2)温故而知新。通过回忆，将过去读过的书拿出来一点点地咀嚼，就象牛反刍一样，能进一步消化吸收。每回忆一次都会有新的理解，新的认识，新的收获。

(3)能够不断地从已读过的书中吸取精神力量。巴金说：“我现在跟疾病作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神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消耗的。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有人说，因为有了牛顿，全世界所有的独身者，都将不再孤单。信哉斯言！和克林顿一样，他们都是父亲的遗腹子（废话啊，有母亲的遗腹子一说吗，呵呵），他的出生，毫不夸张地说，改变了整个世界。 不要再说上帝砸他的苹果了，还有他煮熟的手表，以及给大小猫各开一洞的美谈，反正历史总是越传越悬乎，只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是：他是现代力学的奠基人，万有引力的发现者，分析过白色光的组成，与莱布尼兹同步发现了微积分...... ，MS他曾喜欢他表妹，差点就求婚了，不过后来他还是放弃了。牛顿的一生，几乎没有亲近女色的纪录，他孤独的走完伟大的一生，晚年在宗教中寻找慰藉（有一点应该强调：科学与宗教是可以并存的），1727年3月，他被安葬在著名的西敏寺大教堂。

张道陵字辅汉，是张良的八世孙。他身长九尺三寸，浓眉大脸，红顶绿眼，鼻子高挺，眼睛有三个角。垂手过膝，有浓密的胡子，龙行虎步，十分威武。汉光武进武十年生于天目山，他母亲梦见巨人自称是魁星下降。身穿锦绣并且拿了一枝奇花给她。他母亲接过来就醒了，只觉得满室异香，整月不散。由此感应而怀孕，张道陵诞生那天，有黄云笼罩在房子上，紫气弥漫在庭院中。房间里光华如有日月照耀，并且又闻到梦中的异香，久久不散。

张道陵自幼聪慧过人，七岁就读通了老子道德经，天文地理河图洛书地无不通晓。后来被选为贤良方正的官，然而虽然做官，而他却志在修道，不久就隐居到北邱山里，有一只白老虎衔神符送到他座榻旁。汉和帝曾经赐他做太傅，并封他为冀县侯，三次下诏他都婉拒了。他后来到了四川，爱上四川的山明水秀，于是就隐居在鹤鸣山上。山上有只石鹤，每次一叫就表示有得道的人来了。张道陵在此苦心修道，不久就听见神鹤的叫声。

张道陵和弟子王长一起修炼龙虎大丹，一年有红光照室，两年有青龙白虎来保护丹鼎，三年丹成，他也就成了真人。不久他又遇到神人指点，修成了最高的道术。他能飞行天上，能听见极远的声音，又能分身隐形，比如他能一面在池上划船，同时又在堂上吟诗，变化万千、神奇莫测。

顺帝年间某夜，太上老君降临在他住的地方，授给他雌雄剑和许多符□，要他诛灭横行四川的六大鬼神。张道陵精修千日，炼成了种种降魔的法术。不久八部鬼帅各领鬼兵共亿万数为害人间，他们带来各种瘟疫疾病、残害众生。张道陵于是在青城山上设下道坛，鸣钟扣罄，呼风唤雨指挥神兵和这些恶鬼大战。张道陵站立在琉璃座上，任何刀箭一接近他就立刻变成了莲花。鬼众又放火来烧，真人用手一指，火焰又烧了回去。鬼帅一怒又招来千军万马重重包围，不料真人用丹笔一画，所有鬼兵和八大鬼士都纷纷叩头求饶。但是他们口服心不服，回去后又请来六大魔王，率领鬼兵百万围攻青城山。张道陵神闲气定，不为所动，他只用丹笔轻轻一画，所有的鬼都死光了，只剩下六人魔王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只好叩头求饶。张道陵再用大笔一挥，一座山分成两半把六个魔王困在里面，动弹不得。于是魔王只得答应永世不再为害人间。

由于张道陵除魔去病，救活万人，百姓都跑来追随他，拜他为师的一时竟达好几万人。张道陵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并且订定律令、分配职务，教给他们道理，劝他们努力行善，就这样慢慢成立了道教团体，而张道陵本人也就名副其实地成了道教的祖师。

东汉桓帝永寿元年九月九日，在四川赤城渠亭山中，上帝派遣使者持玉册，封张道陵为正一真人，他在飞升前授给长子衡斩邪二剑，叫他要驱邪诛妖，佐国安民，世世由一个子嗣来继承他教主的地位。嘱咐完毕，张道陵就和弟子王长、赵升三人一起升天而去，而他所创立的道教一直在民间传到今天，由于他规定入教者需交五斗米，因此也称「五斗米教」。

张衡很小的时候，小张衡就是奶奶的小尾巴，不管奶奶走到哪里，后面总会有小张衡的影子。他总是缠着奶奶给他讲故事。老人家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又加上十分喜欢这个聪明的孙子，所以只要小张衡提出要听故事，奶奶就给他讲。在这些故事中，小张衡最喜欢的是北斗七星和月亮的传说了，他总是一边抬着头望着天空里眨眼的星星，一边听奶奶讲，还不时地问奶奶：星星怎么不会像苹果一样掉下来呢?星星害怕下雨吗?

对于聪明孙子的问题，奶奶当然也回答不上来，这让他越发觉得浩渺的夜空里会有无数的宝藏，同时也在他的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无数的好奇的问号。从奶奶那里得不到答案，小张衡就急切地读书，他希望能从书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在他十岁那年，祖母和父亲相继去世了。舅舅送张衡到书馆里去读书。他深知读书对他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因此非常刻苦。不久，小张衡开始作诗了。他作的诗常常受到老师的夸奖呢。为增长知识，小张衡博览群书。一天，他看到一本叫《鹗冠子》的书，被书中按北斗星定季节的四句话深深吸引住了。

从此，他常常仰望着星空，观察北斗星的变化，日积月累，发现北斗星在围绕着一个中心转，一年转一圈。他自言自语地说：“啊，我终于明白北斗星移，是怎么一回事啦!”由于勤学好问，随着一天天地长大，张衡的知识也越来越丰富了，终于成为了科学家。

健康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表现，首先是健康的平常心。假如没有健康心态，即便怎样运动，都只是形式；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运动，并且坚持下来。

——朱军

健康的女人，绝对不是純粹的“瘦”，应该是适当运动和饮食均衡相结合的健康生活；与孩子的良好沟通带给母亲无比的愉悦。

——谭梅

家人之间发自内心的爱是健康家庭的基础。

——朱军、谭梅

结婚12年，从平淡到辉煌，从艰苦到殷实，朱军、谭梅相扶相守一路走来，我们说他们俩是“圈儿”里的模范夫妻。从车上走出来的两位朴素、温和，每一个眼神都是默契的，而且没有一点点“星”的架子，一如我们的老友。

“夫妻之间的健康关系，首先双方都该有颗平常心。”

说到“模范夫妻”，朱军谦虚了：“给我很深刻感动的，是歌唱家闫维文和太太！”朱军在“艺术人生”中曾采访过闫维文，他们夫妻俩是“圈儿”里经常出双入对，像朋友像兄妹更是爱人，但并非牵着拉着显得很亲密的样子，而一个递衣服的小动作透露出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可事实上，多年前闫太太就得了癌症！在闫维文的爱护下，如今太太已经康复了！这个医学奇迹跟丈夫对待家庭磨难的健康心态是绝对分不开的。

“在结婚的时候，双方都信誓旦旦地要终一生相守，可是真正做到的能有多少呢？在疾病、贫穷面前，人是弱小的。要想维系一生的健康夫妻关系，首先要有一颗平常心，遇到什么挫折都不失去平常心。比如对方病了，那么不要把他当病人看待，要从内心里感觉他是健康的正常的，那才能真正给他带来快乐和安慰。

“尤其是男人，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有成就，拥有充分的爱和充分的物质生活，可是，如果他担当不起家庭的变故，那么他是无法拥有这个世界的。”

早就听说朱军和谭梅两人也经历过困顿的生活和事业的低谷，如今他们终于能得到成功的事业和幸福的家庭生活，恐怕得益于他们一直拥有的健康心态。

“每当工作有压力，我就想，自己得到的已经够多了。”

工作压力是著名主持人和他的家庭都不可避免的问题。“如果工作实在分不开身，我也烦！但，只是很短的时间！”

为什么呢？朱军有一套自己的解脱方法——

当他很烦的时候，就会提醒自己：当初来北京，从事这样的一种行业，不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嘛！现在好了，大家都认识自己了，还烦？没有理由！

朱军至今都记得，当年自己刚来北京的时候，看到电视播放别人主持节目，心理羡慕得不得了。94年10月7日，这天朱军终生难忘的，在中央台，跟陈鲁豫一起主持节目，是他的“第一次”，“这是我渴望很久才得到的！当时，我每根头发都兴奋！”

“如今，大小晚会的导演都来找我，希望得到我的‘支持，这难道不是自己一直希望的嘛！所以，我没有理由烦！”

有时候，朱军还会抽一两个小时到以前住过的地方坐坐，哪怕坐 10分钟，也能让他的思绪平静下来——看着10多年前在菜户营租的不足10平米的房子，那里依然有灯光，有人影，他会释然，会想到自己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已经得到了，真的，没有资格烦。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谭梅也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工作时间，拍戏、教舞蹈，变得越来越忙碌。“不管再忙，我只要看到儿子就忘记了烦恼。我会跟儿子一起到小区的健身角玩耍，或陪他爬台阶上上下下，不仅增进了母子的感情，也是锻炼身体的好办法！所以，当妈妈的不能找理由说自己多么忙，再忙也不能忽视了孩子。”

“我没有舞蹈天份，但我支持谭梅把自己对舞蹈的感受传播出去！”

“我是个好静不好动的人，如果运动，我就找自己最有兴趣的项目，并不是流行瑜伽就去练瑜伽，流行网球就去打网球。我最喜欢的运动该是航模了。”在紧张的案头工作空隙或者在难得的假日里，朱军喜欢玩航模，有时候跟儿子一起玩。看着航模在天空中环绕飞行，或掉落在远处奔跑去拣拾，朱军觉得此时心胸无比开阔，还顺带活动了颈椎和腿脚。

但是，守着舞蹈演员出身的妻子，朱军对自己跳舞却很不自信。“曾经主持一场舞蹈大赛，最后我跟主持人董卿跳了一段，虽然人家都说不错，但重播了两遍我都没敢看！不过我认为孩子如果从小练习跳舞，别管是不是能成为专业舞蹈演员，都对身材和气质的塑造很有好处。”

而谭梅自己是深深体会到舞蹈的好处的，在儿子4个多月大的时候，她的体型就基本恢复了。而且，在他们居住的小区里，两年多来，她每周两次教小区的女士们跳健美操，一来二去，“谭老师”的名声就叫响了。在休息时间里，他们家的电话铃声不断，都是找“谭老师”的，大家热烈地讨论舞蹈运动带给自己在穿衣、礼仪、身材等方面的进步。有一位全职太太很开心地说：“自从练习了舞蹈，我老公说我炒菜的姿势都优美了！”

想到舞蹈的诸多好处，想到自己多年来对舞蹈教育的钟爱，有一天，谭梅想，能拥有自己的舞蹈室该多好！说干就干，她开始跟几个朋友筹划，要把热爱舞蹈的人集中起来，或许，还可以让热爱舞蹈的一家人一起来练习，更增进亲情，再比如年轻妈妈在练舞蹈的同时，让她的宝宝在旁边的游戏室里听音乐做舞蹈游戏……

最初，这个想法被朱军当成一时的“头脑发热”，但在家听他们几个“合作伙伴”热火朝天地讨论，终于按捺不住，最后竟发展为“高参”之一：“现在社会上的健美操班太多，这跟舞蹈是有很大区别的，你们都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应該给人们带来专业的舞蹈训练，不让热爱舞蹈的人走弯路才对！”连舞蹈社的口号都是他在细心琢磨：“踮起你的脚尖，触摸心灵之舞；展开你的双臂，拥抱灵动空间……”

呵，听说这个凝结了朱军、谭梅心血的“八八空间舞蹈艺术社”马上就要开张了，我们就等好消息吧！

“我们不排斥自己的年龄一天天增长，一个年龄有一个年龄的快乐！”

谭梅给我们带来很多“老”照片，10多年前的他们也肤如凝脂，也面若桃花，也意气风发，看得真让人感慨！朱军说：“谁都知道年轻好，可是，一个年龄有一个年龄该做的事情。记得我刚到中央台的时候，那真是年轻啊，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可是，那张脸显得很青涩，为什么？该有的内涵和成熟都没有。如今我40多岁了，感受到了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和社会地位，我认为自己现在挺好！曾有人让我去‘做了眼袋，我说我不需要！我40多岁了，干嘛不承认呢？”

不过谭梅说了：“从少女到女人再当妈妈，女人都希望自己在丈夫眼中是最美丽的，在朋友眼中是完美的。女人珍爱自己，甚至去做点手术让自己更年轻，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年轻可不仅仅看外表，还必须有一颗年轻的心。如果心老了，觉得自己不适合穿这个，不适合穿那个，那么她就是真的老了……”

开拍了！朱军和谭梅穿上暖色休闲服，很自然地依偎在一起笑对镜头，比舞台上的形象更有亲和力，更加可爱。都说风雨之后是彩虹，而“健康的生活从健康之家开始”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祝愿他们走过幸福的一生。

14岁就辍学打工，他当过保安、清洁工、餐馆服务员等，尝尽人生冷暖。直到与相声结缘，在恩师郭德纲的栽培下，成长为“相声界阿甘”，人生才发生了转折。正因为自己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所以岳云鹏对身边的人更加的看重。

德云社与旗下演员重新签约，岳云鹏选择了最长年限10年。有朋友劝他再考虑考虑，签那么长时间的约会吃亏的。岳云鹏摇了摇头说：“我认定了这辈子跟着他。师父对我有救命之恩，他救了我妈，给接到北京做手术。我过了那么多年苦日子，遇见这么多人，我觉得师父对我最好。”后来，在德云社的安排下，岳云鹏开始在影视上频频露脸，对此，岳云鹏表示自己做不了主：“我是公司的艺人，公司叫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没有任何权力否定这件事，师父指哪儿我打哪儿。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昔日自己的妈妈病了，没钱的岳云鹏一筹不展，是师父在紧要关头出手相助。历经人间坎坷的岳云鹏，把师父关键时候的帮助视为天恩，给予对方万分的信任，甘愿将自己的事业发展交于对方手中。一番坦诚的托付，打动了所有人。

家里太穷了，14岁的岳云鹏辍学后，去投奔在北京郊区的一家纺织厂工作的五姐。五姐为了帮他找工作，受尽了人们的白眼。五姐的生活条件也很苦，但为了照顾他，宁可自己过得更苦。五姐的爱，岳云鹏始终不忘，总说如果没有五姐就没有今天的他。自己条件好了，更是时刻不忘五姐，经常给五姐买这买那。结婚之前，岳云鹏很严肃地跟老婆说：“如果我们俩结婚了，你孝敬我的父母，这是最基本的，但我还有个五姐。你随便使唤我，对我不好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对我五姐有丝毫不对，我一定不容你，这日子不可能过下去。当然，这些不是我爱你的交换条件，但你只有爱我的家人，我才会更爱你！”

在和五姐相依为命那段时间，岳云鹏看到五姐不顾自己的苦日子一心一意帮助自己，于是在内心对五姐攒下了深厚感激，并因此念念不忘去回报对方，甚至对那个即将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他也是把五姐放在比她更高的位置。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写道：“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苦尽甘来的岳云鹏心里装的都是五姐的好，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敦厚与真诚。

《五环之歌》让不听相声的人也知道了岳云鹏，岳云鹏也记不清究竟唱了多少遍，一想到这首歌，他都有想吐的感觉。可尽管这样，岳云鹏知道，来看节目的观众，总会有没听过自己唱这首歌的，而且这些人就是冲着这首歌来的。“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他们挣钱也不容易。只要大伙想听，我总要把这首歌唱第N+1遍，而且始终像唱第一遍那样真心、投入，让大家觉得花的钱值，高高兴兴地来，高高兴兴地回去。”《五环之歌》成了每场必唱的保留曲目，看到大家高兴了，岳云鹏脸上也露出特有的笑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深知柴米油盐贵，所以对每一分钱的付出都要掂量再三。正因如此，岳云鹏深知挣钱不易，理解花钱看戏的观众心中所想，不忍心让他们花了钱却失望而回，于是才甘愿自己倒胃口，也要把《五环之歌》一遍一遍唱下去。爱因斯坦曾说：“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岳云鹏把观众的快乐视为自己的快乐，难能可贵。

在困苦生活的磨砺中，岳云鹏在成长和成熟的同时，也日益丰富和提升自己的情感世界。他懂得投桃报李、以心换心，甚至是舍己为人、不计私利。所以与人交往中，岳云鹏的这些情操受到大家的欢迎和称赞。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的“阿甘”，可不要放过哦。

比尔·盖茨拥有好多个“世界之最”，例如：他是第一个靠观念、智能和思维致富的人；他是世界首富，1996年的财产是160亿美元；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世界第一富翁；他是第一个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在短短20年内创造财产达139亿美元的奇才；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靠电脑软件积累亿万财富的先行者；他是首先开发利用高科技和高智商，创造巨大财富的典范……，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的地球上刮起了一阵强劲的比尔·盖茨旋风。那么盖茨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的事迹有许多厚厚的书作了详细的介绍，这里问单讲他几个小时候的故事吧！

比尔·盖茨的童年是在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度过的，西雅图是美国波音公司的基地，全市职工近半数在这家公司工作，所以人们也把西雅图称为“波音城”。它和旧金山、洛杉矾并列为美国西海岸的三大门户之一。长着一头沙色头发的7岁男孩盖茨最喜欢反复看个没完的是那套《世界图书百科全书》。他经常几个小时地连续阅读这本几乎有他体重1/3的大书，一字一句地从头到尾地看。

他常常陷入沉思，冥冥之中似乎强烈地感觉到，小小的文字和巨大的书本，里面藏着多么神奇和魔幻般的一个世界啊！文字的符号竟能把前人和世界各地的人们无数有趣的事情，记录下来，又传播出去。他又想，人类历史将越来越长，…那么以后的百科全书不是越来越大而又笨重了吗！能有什么好办法造出一个魔盒来，只要小小的一个香烟盒那么大，就能包罗万象地把一大本大百科全书都收进去，该有多方便。

这个奇妙的思想火花，后来竟给他实现了，而且比香烟盒还要小，只要一块小小的芯片就行了。

盖茨看的书越来越多，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一次忽然对他四年级的同学卡尔·爱德：“与其做一棵草坪里的小草，还不于成为一株耸立于秃丘上的橡树。回为小草千遍一律，毫无个性，而橡树则高大挺拔，昂首苍穹。”他坚持写日记，随时记下自己的想法，小小的年纪常常如大人股的深思熟虑。

他很早就感悟到人的生命来之不易，要十分珍惜来到人世的宝贵机会。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人生是一次盛大的赴约，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信守由人类积累起来的理智所提出的至高元上的诺言……”那么“诺言”是什么呢？就是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在另一篇日记里又写道：“也许，人的生命是一场正在焚烧的”火灾“‘，一个人所能去做的，就是竭尽全力要从这场’火灾‘中去抢救点什么东西出来。”这种“追赶生命”的意识，在同龄的孩子中是极少有的。

盖茨所想的“诺言”也好，追赶生命中要抢救的“东西”也好，表现在盖茨的日常行动中，就是学校的任何功课和老师布置的作业，无论是演奏乐器、还是写作文，或者体育竞赛，他都会全心全意花上所有时间去最出色完成。

一次，老师给他所在的四年级学生希置了一篇关关人体特殊作用的作文。要求四五页的篇幅。结果盖茨利用他爸爸书房里的百科全书和其他医学、生理、心理方面的书籍，洋洋洒洒地一口气写了30多页。又有一次老师布置同学写一篇不超过20页的故事，盖茨浮想联翩，竟写出长达100页的神奇而又曲折无比的故事，使老师和同学都十分惊讶！大家说他：“不管盖茨做什么事，他总喜欢来个登峰造极，不鸣则已，一呜惊人，不然他是不会甘心的。”

盖茨在体育和社会活动方面也表现出这种不落人后的精神。

有一次暑假童子军的80公里徒步行军，时间是一个星期，他穿了一双崭新的高筒靴，显然新鞋不大合脚，每天13公里的徒步行军，又是爬山，又是穿越森林，使他吃尽了苦头；第一天晚上，他的脚后跟磨破了皮，脚趾上起了许多水泡。他咬紧牙关，坚持走下去。第二夭晚上，他的脚红肿得非常厉害，开裂的皮肤还流了血。同伴们都劝他停止前进，他却摇摇头，只是向随队医生要点药棉和纱布包扎一下，又要了些止痛片服用，继续上路了。就这样他一直坚持到一个途中幢查站，当队发现他的脚发炎严重，下令医治，才中止了这次行军。盖茨的母亲从西雅图赶来，看到他双脚溃烂的样子时，难过地哭了，直埋怨儿子为什么不早点停止行军。盖茨却淡淡他说：“可惜我这次没有到达目的地。”

美国的巴顿将军是一位典型的军人，他的家庭也是准军事模式的。儿子的卧室挂有“男兵宿舍”的牌子，女儿的卧室则写有“女兵宿舍”的字样，而厨房则写着“食堂”，客厅则写着“会议室”的`大字。有人猜想他们夫妻的卧室一定会挂上“司令部”的牌子，没想到却赫然写着――“新兵培养中心”。

巴顿将军为了显示他对部下生活的关心，搞了一次参观士兵食堂的突然袭击。在食堂里，他看见两个士兵站在一个大汤锅前。

“让我尝尝这汤!”巴顿将军向士兵命令道。

“可是，将军……”士兵正准备解释。

“没什么‘可是’，给我勺子!”巴顿将军拿过勺子喝了一大口，怒斥道：“太不像话了，怎么能给战士喝这个？这简直就是刷锅水!”

“我正想告诉您这是刷锅水，没想到您已经尝出来了。”士兵答道。

在英国洗一次车多少钱？Google会告诉你，均价5英镑左右。不过，如果你拥有的恰好是玛莎拉蒂、劳斯莱斯之类的顶级各车，或你惯于粪土金钱凡事都追求最奢华的享受，那么GurchamSahota提供的洗车服务绝对值得一试。

30岁的Gurcham Sahota看上去和英国其他洗车工人没什么不同，穿着一样的制服，摆弄着瓶瓶罐罐。脸上挂着职业的微笑。但Gurcham提供的全套洗车打蜡服务价格却是其他同行的上千倍——每次7200英镑！究其原因，绝非Gurcham天赋异禀，而是他提供的服务确实非同一般。洗车这种技术活儿到了Gurcham手里，愣是变成了一门艺术。

在从事洗车这一行之前，Gurcham是伯明翰大学的普通大学生，专业是和洗车风马牛不相及的会计。但他从小就酷爱洗车，不仅清洗自家的车，还免费帮邻居清洗。在他看来，洗车是一种莫大的乐趣。大学毕业后，Gurcham放弃了别人眼中稳定而体面的会计工作，决心在洗车这一行干出点名堂来。而父母也为他的热情所感动，同意把家里的车库免费借给他，供他改装成先进的高科技洗车房。这间洗车房不但配有清洗车底的专业修车坑道，地板和墙壁也使用了增加反光度的进口意大利材料——为了达到完美的洗车效果，Gurcham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5年前，Gurcham聪明地以免费推广的形式迎来了第一笔洗车生意。他央求家乡的阿斯顿马丁汽车经销商准许他试洗一辆DB9。效果好得惊人。经销商遂将他推荐给自己的客户，自此，Gur—cham声名鹊起。富人们驱车数百公里，只为一享他的洗车服务。

“这些人来找我，就是为了享受最好的服务。如果你拥有一辆价值50万英镑的名车，你也会愿意付出高价钱来保养。”Gurchram所谓的最好的服务包括一整套繁琐的流程。首先，他用专业去污剂擦掉车体上的所有顽固污渍，然后把高级羊毛布浸泡在中性洗涤剂中，反复轻轻擦拭车身。清洗车身的水温必须保证在摄氏40°～140°之间，具体温度由车身不同部位的要求而定。清洗车轮的蒸汽温度则恒定在摄氏150°。使用特制的吹风机烘干车身后，再进行打蜡，打磨两次，抛光三次，以确保车蜡厚度绝对均匀，最后将一种特制的黏土附着在车蜡上，使得整辆车的表面绝对光洁。上述程序会一连重复5遍。

执行这套繁琐的流程时。Gurcham借助许多工具。除了100多种清洗剂，他甚至配备了一台通常只有法医才会使用的高倍显微镜和巴西进口的顶级抛光蜡——高倍显微镜价值5000英镑，使用时需要连接电脑，用来找到肉眼看不见的污渍与刮痕，因为“一辆名车需要追求每一个细节的完美”。巴西抛光蜡的价格更是高达每桶8000英镑，只为追求上蜡效果绝对“闪亮动人”。Gureharn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名车的主人找他保养车辆，并非为了驾驶。而是为了展示与炫耀。

Gurcham的经历无疑印证了一句古话——行行出状元。事实上。只要肯用心。勇于追求完美，即便是洗车工也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在一个静静的夜晚，两个特务从女牢房带走了一个同志。铁门边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中等身材的女同志迈着稳稳的脚步向高墙边的黑漆铁门走去。她不是江姐吗？这么晚带她出去，敌人打什么鬼主意呢？

江姐叫江竹筠，童工出身，1939年入党，一直在白区工作。1947年夏天，重庆地下党要派一批同志到川东去支援农村里党的活动，发动武装起义，迎接解放。江姐向党要求参加这个工作。组织上考虑到她刚生孩子，没批准；只批准了她的丈夫，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带领一批同志到川东去。分别的时候，他们互相勉励要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了避免暴露，他们决定暂时断绝通讯联系。

几个月后，随着川东农村工作的发展，重庆地下党又派了一批同志去支援。江姐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出发了。到了万县，党组织告诉她，情况很紧急，命令她到奉节去跟那儿的彭咏梧同志联系。

江姐化了装，怀着兴奋的心情到了奉节县城。那是个阴雨天，她打着雨伞，沿着泥泞的江边走着。城门口围着一大群人，她也走上前去。原来是城头上挂着一排木笼，木笼里盛着一颗颗人头。她知道又有好些革命者牺牲了，心里觉得很难过，不忍看。再一想，不对，应该知道是谁牺牲了，好向党汇报。可是人头已经腐烂，没法辨认，只好到旁边去看布告。布告上一连串的名字，个个给打上红笔的勾。她只瞥了一眼，就看到使她触目惊心的几个字：“匪首彭咏梧……”

这个打击多么残酷啊！江姐感到眼前发黑，城头和木笼好像在空中旋转。她要痛哭一场，但是城门口站着一排敌人，她只好让眼泪往肚子里咽。她知道不能迟疑，应该马上离开。她抬起头，强压住她内心的悲愤，朝那木笼望了最后一眼，就默默地踏着泥泞的路走开了。

江姐很快就找到了党，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她没哭，嘴唇微微抖动，平静地吐出仿佛经过千百次考虑的话：“这算不得什么！请转告上级，我请求留在老彭工作的地方。”党同意了她的请求。敌人风闻彭咏梧的妻子在这一带活动，就四处搜捕。几个月后，一个叛徒出卖了她，她在万县被捕了，立刻被解送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敌人从叛徒口里知道，江竹筠是地下党的地委委员。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为了从她口里得到需要的东西，一个多月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对她的严刑审讯。这天夜间带她出去，看来也不会例外。同志们紧偎在牢门口，静静地守望着。

刑讯室离牢房不远，夜间，万籁俱寂，那边的声音显得特别清晰。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疯狂地吼叫着。

江姐回答说：“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不能告诉你们。”

同志们知道，敌人又要下毒手了。大家屏息听着。先听见特务们用刑的声音，江姐倔强的呵斥声。接着，一个特务高声叫道：“拿竹签子来！”竹签子一根根地钉在江姐的指头里，也一根一根钉在同志们的心里。江姐大约是昏过去了。一会儿，听见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绝望地嘶叫起来，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声音。

又是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一声呻吟。

这天夜里，渣滓洞牢房里的人们通夜未眠，大家怀着异样沉重的心情。

朝霞透过山峰，阳光泻满山谷。高墙边的黑漆铁门一响，人们聚在风门口张望。只见两个特务拖着昏迷不醒的江姐，往女牢房去。她熬受了一夜的折磨，流血过多，完全失去知觉了。

江姐还没醒过来。女牢房的同志把她的伤口包扎起来。这时候，大家发现，她在遭受敌人严刑拷打的时候，因为忍痛，紧咬着牙关，连嘴唇也咬破了。

集中营的同志们都关心江姐的身体，都为江姐的英雄行为感到骄傲。许多慰问信和诗从各个牢房秘密的传到女牢房来。有一间牢房的同志们集体写了一封信，信里说：

“亲爱的江姐：一个多月的严刑拷问没能使你屈服。我们深切地知道，一切毒刑，对那些懦夫和软弱的人才会有效；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当我们每餐咽下霉米饭的时候，当我们被半夜里的敲梆声惊醒，听着歌乐山狂风呼啸的时候，当我们被提出去审讯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你，亲爱的江姐！我们想你保证：我们要像你一样地勇敢，坚强，在敌人面前不软弱，不动摇，不投降！……”

江姐醒过来了，同志们的关怀和慰问，使她激动。她请人代笔，给同志们回了一封信。同志们记得最清楚的，信上有这么几句话：

“同志们太好了。这算不了什么！……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