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古代名人的故事优秀20篇

我最喜欢看书，每个星期都要读一本。这个星期，我读的书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美国发明家 爱迪生。

看完了这本书，我对爱迪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847年的一天，美国俄亥俄州小小的米兰镇上，一个婴儿哇哇落地了。他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发明家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爱迪生发明了电话，给人类带来了方便，小朋友家里的电灯都是他发明的。但你知道吗，爱迪生小时候可 不听话 了，他看到鸡可以孵小鸡，他也去孵，结果半天都没孵出来；他看到煤会燃烧，他也去试，结果着火了 但爱迪生为什么可以成为这样

伟大的发明家呢？因为，爱迪生有很多很多的问号，很多 为什么 ，然而每次问 为什么 的时候，他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喜欢爱迪生那勤奋、好学、爱思考、努力、坚持和勇敢的本领，我也很佩服他是那样聪明。看完这本书，我得出了一句话，这句话，我将一生都不会放过它，这句话就是： 不懂就要问!

叶锦添是个很难界定的人。二十多年来。他游走在古典与前卫之间，带着一份恣意妄为的轻狂，创造了多部堪称风华绝代的经典作品。他穿最简单的黑白素色，谈笑间总是温文尔雅，脑子里却装满天马行空的奇思异想。从服装设计、电影美学到视觉艺术，合作过的都是大导演，拿过的都是大奖项，他不停游走于各个领域却又总能得心应手。2010年，他担任造型设计总监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热播，奇才叶锦添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

1957年，叶锦添出生在香港的一个穷苦家庭。那时候，他和兄妹、父母和七八户人家挤在一个大房子中，一家人拥有的空间就是夹层的上下木板，没有隔墙，只有用围帐划清的界线。

多年后，回忆起童年，叶锦添的脸上仍带着微笑：“智慧是被生活逼出来的。童年时我没有发表意见的习惯，只是喜欢想象，个性比较自闭，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大人们照旧为生活忙碌，他们不能了解，这个看上去闷闷的男孩子缘何会那么狂热地喜欢黑色和红色，在叶锦添的解读中，那是悲观的颜色。

家里五个孩子，叶锦添排行老四。从小他就比较喜欢奇特的东西，漫画也喜欢特别一点的。那时，同样喜欢画画的哥哥一度成了他的偶像，跟着哥哥，他开始画画和摄影。童年的大部分时光，他都消磨在收集和绘制连环画中了。

“穷人有穷人的世界，当你真正穷的时候，确实也不知道和别人有什么分别。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盲目高傲的性格，总是会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对我不利的事情都充满了防范。我很容易会架起一道装饰性的围墙使自己看起来独特和出众。穷也穷得有型有格，虽然口袋里身无分文，但开口都是最贵的和最有品位的东西，无论怎么样都要去最好的咖啡厅，就是喜欢那种气氛。”

父母担心儿子会走上穷画家的人生之路，坚决反对他画画。为此，叶锦添和父母爆发了长达几个月的冲突，直到他多年后站上奥斯卡的领奖台，他与父母的矛盾纠结才算消除。作为妥协，1982年，叶锦添考入香港理工学院摄影专业，毕业后去了电影双周刊《曝光人物》当摄影师。

在美术方面，叶锦添没有接受过太多正统训练，但却不妨碍他越画越有名。后来在香港本地的一次美术大赛中，他得了几项大奖。也正是因为这些天马行空的画作，他被香港电影“怪才”徐克一眼相中。1986年，吴宇森筹拍电影《英雄本色》，徐克是这部戏的监制。在徐克的力荐下，29岁的叶锦添成为该片的执行美术。在这部电影中，叶锦添为周润发做出了一个风靡一时的经典造型“小马哥”——牙签、西装、风衣和光可鉴人的发型，轰动全港。

毫无疑问，23年前与徐克的初次邂逅让《英雄本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那仅仅只是他踏入影坛后的第一份工作。与此同时，叶锦添还经常以双重身份穿梭于不同的摄制组，在做美术指导的同时，还兼在报纸上开设摄影专栏。此后与关锦鹏合作的《胭脂扣》更是彻底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催生了叶锦添内心对于电影，从工作到喜爱再到痴迷的疯狂历程。

出于对西方艺术的喜爱，1987年，30岁的叶锦添背起行囊，凭着一口不流利的英语走遍整个欧洲。从最西边的葡萄牙到东南边的希腊爱琴海，再到东北边的南斯拉夫，他度过了一个年轻艺术苦旅者最难忘的悠游时光：一身旧军衣，十足的探险队造型。白天吃着面包，赶赴博物馆、美术馆，晚上则落脚小旅馆和青年旅社。睡不了几个小时，又兴致勃勃地出发，寻找新的视野。在每天每分每秒中，说不尽的经验，已潜入了身体的记忆里。旅行让叶锦添找到了同类，“看着毕加索、凡·高他们的画，我就感觉像自己画的，因为他要表达的就是我想表达的，里面有我自己的感觉。”

在现实与理想中把玩平衡

回到香港的叶锦添满怀希望，准备在电影上大显身手，哪知“机会屈指可数，生活穷困潦倒”。不仅日子穷得叮当响，而且甚至一年里也没一部戏可拍，有时连午餐都吃不上。前途在哪里？艺术是什么？叶锦添进入了事业的低谷期，心情郁闷。

就在这个时期，叶锦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到处找来老杂志和旧书，发疯般地研究起京剧脸谱，看京剧装扮，琢磨京剧戏服甩袖，企图在尝试恢复一种传统美感的同时，融入个人的经历和眼光。

真正翻身是在1993年。电影《诱僧》剃光了影星陈冲的眉和发，反倒成就了叶锦添。他拿到了生平第一个大奖——台湾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奖。这是他事业的重要转折点。

艳丽妖娆的《诱僧》使他结识了该片男主角吴兴国。叶锦添信手拈来的几幅设计图被吴兴国一眼瞧中：“不错嘛，愿不愿意跟我去台湾？”由此，叶锦添加盟吴兴国经营的当代传奇剧场。舞台让叶锦添的想象力得到更淋漓尽致的宣泄，惊艳至今的《楼兰女》由此诞生。

“这些戏服，极尽繁复又华美艳丽，全是我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凤冠代表婚礼、假花代表死亡、链条代表枷锁、利剑象征复仇、海藻意喻生殖，剧情每一步发展和人物内心的活动变化，我都尽量用这些服装的符号外化出来。1993年《楼兰女》在台湾首演，一炮打响，很多年轻人都来了，连那些老一代的人，也好奇地来看我们在搞什么新的东西。”

当第一次看到演员穿着他设计的衣服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叶锦添被震住了。“吴兴国让我懂得舞台演员身上的魔力。演员可以将你想象的感觉找出来，他们身上有一种力量，你在他身上找到了这个力量，你就能让他演的形象立起来。《楼兰女》的服装设计使我在台湾红起来，并引起国际关注。可以说，吴兴国对我艺术的成功影响最大。”

自此以后，叶锦添好运不断，他转型做了7年的舞台剧，担任了四十多部戏剧的服装造型设计、道具、舞台设计工作，接触到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大到唐宋的建筑，小到衣服袖口，这对他日后的设计影响很深。

2000年，是叶锦添事业上的转折年。这一年，他的名字与一部叫《卧虎藏龙》的电影紧密相连。2001年的奥斯卡之夜，当相貌平平、服饰简约的叶锦添带着他惯有的斯文和腼腆走上领奖台，从著名影星凯瑟琳·泽塔·琼斯手中收获了万众瞩目的小金人时，这个第一位在奥斯卡奖台上得到认可的中国电影人，创造了，一段与艺术、信念、历史三者交融的奇迹。

丰富的灵感源于积累

叶锦添的服装作品不仅而貌丰富，并且跨足各种艺术形式，包括电影、舞蹈歌剧、戏剧、戏曲、传统乐舞、音乐剧场等。而他的创作灵感，到底从何而来？

答案很简单，厚积薄发。叶锦添的书架足以让每一个爱书人又羡又妒。上白天文，下至地理，早自远古神话，近到当代艺术，种类涵盖诗歌小说、建筑戏曲因为工作需要，他还特别收藏题材偏门的书，他甚至专门到日本去寻找有关城堡设计的书，研究攻守双方的战斗，城堡每个地方的功能。“事实上某些领域内的专业书籍，在我的工作中也用得到。例如做船的书，拍《赤壁》时要做船，我们要计算浮力，研究船怎么压在水面上，这牵扯到整个设计的可能性，需要很多专业知识。”

从艺术的道路一路走来，叶锦添也从读书人变成一个著作颇丰的作者，从《繁花》、《流白》到《神思陌路》，他笑言自己与书是“共生关系”：“很多人看书是为了丰富自己写作的天空，我不是，我看什么有感觉都会去做。”他看文字，便制造文字；他看技术，便制造技术；他看影像，便制造影像；他读书，自己也写书。

醉心艺术，但叶锦添的日子并不宁静。多年来，从《大明宫词》，《橘子红了》、《射雕英雄传》、《无极》、《夜宴》、《赤壁》，到如今的新版《红楼梦》，叶锦添的服装造型一直备受争议。对此，处于争议旋涡中心的叶锦添很坦然：“我一直在强调，不论谁设计新版《红楼梦》，不管设计成什么样，都会被批评。真正的艺术应该是单纯的、纯粹的。我处于精英文化的尖端，为了满足那些每天看很多世界艺术品的人，必须走得更快。艺术是整体的，现在只是一个过渡期，我相信，观众一定会喜欢我们耗费了大量心血做出来的作品的。”

叶锦添表示，无论是荣誉还是责难，今后仍会有很多，但他不会为之所动，因为自己要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比如我现在很喜欢写东西，写自己每天的心情。多年的艺术工作，让我有很多积累，我会一本本把它写出来。我想，这不是贪心，而是自在。我想努力做出一点乐趣来，尽量享受不一样的人生。”

茅盾（1896～1981），字雁冰，浙江桐乡人，中国文学巨匠，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小说、散文。其中《子夜》《林家铺子》《白杨礼赞》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他原名沈德鸿，茅盾是发表第一部小说《幻灭》时使用的笔名。

童年时代的茅盾，就表现出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以及非凡的文学天赋。在上小学时，茅盾就爱看旧小说。他家屋后有一间堆放破烂的小屋，不知哪位叔祖在那里放了一板箱杂七杂八的书籍，其中就有《七侠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之类的旧小说，茅盾找到了这些书，立即被其中动人情节吸引住了，他爱不释手，有空就偷偷翻看。过去，这些旧小说被称为闲书，父母一般是禁止自己的子女看的，认为那些书不是正经的学问，看了无用。茅盾的父亲主张搞实业，希望儿子将来学理工科，也不主张茅盾看这些闲书。但

他的思想比较开明，当他知道茅盾喜欢看旧小说时，并没有严厉禁止。他认为小孩子读读这些闲书，虽无大用，也可以弄通文理，所以，他又把一本石印的《后西游记》拿给茅盾看。

9 岁的时候，有一次茅盾跟他的母亲一起到舅舅家去度夏。茅盾的舅舅是个中医，家里也有不少旧小说。茅盾在那里找到了《野叟曝言》，只花了三天半时间就读完了。这是清代的一部通俗小说，共一百五十四回，约一百万字，曾自称“天下第一奇书”。茅盾的舅舅知道他很短的时间就看完了《野叟曝言》，也很是吃惊。从此对他刮目相看。这种广泛的、大量的阅读，不仅提高了茅盾的文学素养，而且也在无形中培养了他的写作能力。在小学里，茅盾的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每次考试他总能得到奖品。特别是他的作文更是出名。有一年茅盾遇上了童年会考，他参加了这次隆重的考试。会考的作文题是《论富国强兵之道》，茅盾很快就写了一篇四百多字的议论文，文章的最后一句是“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主持会考的老师对茅盾的文章大加称赞，并在最后一句上加了密圈，写了如下评语：“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进入中学后，茅盾在名师的指导下，更加广泛地学习了中国古典文学，他的作文水平也突飞猛进。在湖州中学读书时，他幸运地遇上了钱念劬先生。钱先生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作过外交官，通晓世界大事，学贯中西，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大学问家。有一次钱先生让茅盾他们作文，却不出任何题目，他让学生们自己选题，任意写，很多学生对此作文茫然不知所措。茅盾却借鉴庄子《逍遥游》中的寓意，写了一篇五六百字的文章，题名《志在鸿鹄》。文中写了一只大鸟展翅高飞，在空中翱翔，嘲笑下边仰着脸看，无可奈何的猎人。这是一篇寓言，茅盾借对大鸟形象的描写，表现了自己的少年壮志。而且，文章的题目又与茅盾的名字德鸿暗暗相合，因此，茅盾也是借此自抒胸臆。这篇文章思想高远，想象丰富，形象生动。钱念劬先生很是赏识，写了如此批语：“是将来能为文者。”钱先生的预见没有错，茅盾以后果然成为著名文学家。

湖州中学还有个文学修养很高的杨笏斋老师。茅盾曾跟着他学习写骈体文。有一次茅盾写了篇题为《记梦》的骈文，写自己暑假回家，到外祖母家歇夏，外祖母家的宝姨乘机出了一副对联考他。上联是“万事福兮祸所伏”，下联是“百年力与命相持。”要他指明上下联的出处。他指出上联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下联出自列子《力命篇》。宝姨又问他：“这‘命’字易解，‘力’字指什么？”他答不上来，说去问妈妈。这时外祖母叫吃西瓜，宝姨拉着他便走，走在门槛上绊了一下，梦就惊醒了。文中写的这个梦虽很平常，但其中的考题却并不简单。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能写出这些内容，足见茅盾的知识十分渊博了。杨老师对这篇五百多字骈文也很欣赏，认为构思新颖，文字不俗。

从这些地方都可似看出，少年时代的茅盾不仅有着很高的天赋，而且有着远大志向和刻苦学习的精神。后来，茅盾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时曾说过：“如果有谁不觉得整个世界是他的，那他一定不是好中学生。”

导语：名人之所以为名人，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我们可以从名人的故事中得到许多道理。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名人故事：杨澜的放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前不久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成立时，邀请了原著名央视主持人杨澜给厦大学子开了一场精彩的讲座。当有人问她选择在事业的顶峰毅然去外国读书是不是一种心计时，杨澜讲了她所经历的一件事。

一年春节晚会，共有六名主持，多遍彩排之后，有一位主持的大姐，导演组突然决定不用了。但又没人去通知她。第二天，当那位大姐兴冲冲地拿着礼服来到化妆间时，化妆师告诉她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结果那位大姐黯然神伤地走了。当时杨澜就坐在一旁，这件事对她的触动很大。她通过这个主持大姐所遭遇的“命运”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从那以后，那位主持大姐黯然神伤地离开春晚会场的那一幕深深地印在了杨澜的脑海里，她同情那位大姐。为台里那位导演不近人情的做法反感，因为她认为如果你觉得这位主持大姐不适合做主持，你可以通知到她并做好她的安慰工作，就不会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这位主持大姐为台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曾主持过很多重要的节目，然而这么深重的伤害仍然降临到了她的身上，杨澜怎么也想不通。她开始感到了世事无常，开始感到了来自生活的恐惧。她曾经历了好几个不眠之夜。她想，现在我正红时，人人都争着要我上栏目；如果有一天我走到才枯气竭的时候，我不是照样地任人挑来挑去难逃这样的命运吗？于是杨澜开始为自己躲避遭受那位大姐那样的伤害而积极地准备着一条退路。

选择放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她正处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杨澜在这之前工作是很顺利的，她1990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就直接进了中央电视台，担任《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这个节目她从1990年一直做到1994年。在这个节目中，杨澜那种充满睿智清新的主持风格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于1994年获中国第一届主持人“金话筒奖”。这对于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主持人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实在是难能可贵，同行都向她投来了羡慕的眼光。然而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就算自己能说服自己，可是父母会同意吗？朋友会理解吗？这一系列的问题让她内心一度十分矛盾和痛苦。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杨澜终于下定了决心要急流勇退。因为她深深明白：人要更好地生存就得牢牢地站稳脚跟，不能沉迷在鲜花和掌声中，要不断地去寻找新的成长方向。于是她毅然地在自己最红的时候选择了离开央视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及公共事务学院攻读国际事务硕士学位。

杨澜三年留学回来后，加盟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开创名人访谈类节目《杨澜工作室》，并担任制片人和主持人。2000年，她创办了大中华区第一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阳光卫视”卫星频道，出任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席。2001年，杨澜应邀出任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形象大使；同年7月，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会议上代表北京作申奥的文化主题陈述，她的精彩表现赢得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为我国赢得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杨澜的发展来看，她选择在当红的时候离开央视是明智的，也正因为她勇敢地选择了放弃，她才有时间去苦练内功，才有了后来她发展的更大空间，才取得了现在骄人的成绩。其实放弃并不是简单地扔掉，而是为下一次出发积蓄更大的能量。

55岁的乌苏拉·皮耶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保姆，却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成为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的老板娘。

大众汽车老板娘：乌鸡变凤凰的传奇2010年秋天，巴黎天气渐凉，蔓延的寒意却被大众集团的派对拒之门外。乌苏拉·皮耶希终于对派对失去耐心了，她轻轻地拉了拉丈夫的袖子，然而他正在跟记者大谈遗嘱和孩子们。她的丈夫已经73岁高龄了，是执掌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近20年的费迪兰德·皮耶希。

亿万富翁的妻子

丈夫没有让她等得太久。他转过身来看着乌苏拉：“我在给他们解释你的位置，你听到了吗？”乌苏拉可不想听这个，她说她想去用晚餐了。但这位大众的掌门人却回答：“打个赌吧，你离不开我的。”

这对亿万富翁夫妇就跟普通夫妻没什么两样——深情款款，十指相扣。

乌苏拉继续她的小动作，拉着费迪兰德的袖子。“乌苏琪。”老人用昵称唤她，“我只是在解释，你在基金会中拥有的一些决定权。”

乌苏拉微笑着说：“那是三四十年后的事情。”

费迪兰德做出创立基金会的决定，似乎正在给他自己和继承人之间造成某些隔阂。他将自己的股份转入了两个信托基金：费迪兰德·卡尔·阿尔法和费迪兰德·卡尔·贝塔。当他活着的时候，两个基金由他说了算;如果他去世了，必须由管理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以及他的12个孩子来共同管理。

费迪兰德说，建立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有与汽车品牌有关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在外界的人看来，继承人对此没有热情是肯定的。有德国媒体报道说，一些继承人在考虑将父亲告上法庭，尤其是那些感觉备受冷落的非婚生孩子，他们认为没有得到与合法的兄弟姐妹一样的待遇。但费迪兰德认为自己得到了“大多数继承人的支持”——至少有7个孩子支持这一决定。

同时，他指定了现任妻子乌苏拉在基金会中担任副主席。如果费迪兰德去世，乌苏拉不改嫁，她就将成为这两家基金会的主席。这位亿万富翁还决定，在今年4月19日的大众集团年度股东大会上，力保妻子加入大众公司监事会。

看来，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女人，极有可能掌管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给他平静的生活

在费迪兰德的生命中出现的时候，乌苏拉的身份还只是他孩子们的保姆。她可谓是继《音乐之声》女主角玛丽亚之后，第二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奥地利保姆。

1956年，乌苏拉出生在奥地利的布劳瑙，长大后成为一位家庭教师。25岁时，她看到皮耶希家族在招聘家庭教师兼保姆，便拿到了这份工作。

在费迪兰德眼中，这是一个漂亮乐观的女孩，她与孩子们相处得很好。

“我被她开朗、自然的气质吸引，没多久我俩就擦出了火花。”费迪兰德说，他喜欢跟乌苏拉在一起时那种平和的感觉，不像之前那种慌张焦虑的家庭关系——那时，费迪兰德正与表弟的妻子纠缠不清。

乌苏拉还是家庭教师时，与费迪兰德一家人在山上的小屋度过了圣诞节。费迪兰德喜欢在山上练习四驱车。当费迪兰德沉浸在对车的“感觉”中时，总兴致勃勃地对乌苏拉讲有关车的一切。“他总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回忆令乌苏拉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笑对人生，跟我一样，是个蠢家伙。”

两年后，他们在奥地利的沙尔丁登记结婚，并在1984年9月举行了简单低调的婚礼。一向刻板的费迪兰德还玩了一次浪漫，他把黑色的奥迪用200朵黄玫瑰装饰了一番。

就这样，乌苏拉嫁给了比自己大19岁、有9个孩子的费迪兰德，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的家庭主妇。

费迪兰德有一个女儿——只比乌苏拉稍小一点——对她说：“你怎么会嫁给我父亲呢？你是个这么快乐的人。”

这正是乌苏拉让费迪兰德着迷的地方：“我的乌苏拉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性格。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我的情绪也会被她带动起来。”

只要不出差，费迪兰德就尽量与妻子在一起。乌苏拉还帮助费迪兰德克服了诵读困难症。费迪兰德说：“我也能像她那样读一些长文章了，还能找准什么是最重要的。”

费迪兰德毫不吝啬地在自传中提到她，写他教她开车，写与她一同去出海航行的生活点滴。

成长为女家长

乌苏拉在费迪兰德的生活中，一直是陪伴者和支持者的角色。

费迪兰德被称作是“含着汽车模型”出生的“富三代”，他的外公是保时捷的创始人费迪南德·波尔舍，但费迪兰德不姓保时捷，他退出了家族内部的权利斗争，来到大众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1988年，费迪兰德是奥迪公司主管产品开发的副董事长，但他与当时的奥迪CEO沃尔夫冈·哈贝尔针锋相对。51岁的费迪兰德觉得自己已准备好接任奥迪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因为他认为事实上也是自己在经营这家公司。可哈贝尔的合同却延长了一年，这让他气得发狂。“我的总裁总不在公司内，他总是随身带着高尔夫球包。”

费迪兰德打算去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做工程师，在得知哈贝尔的合同延期的当天，他就写好了一封给董事会的信，但乌苏拉偷走了那封信。“如果你想去日本，或是其他任何一家公司，我都会跟你一起。”乌苏拉说，“但要在孩子出生以后。”当时乌苏拉已有身孕，孩子5个月后才会出生。乌苏拉的缓兵之计让费迪兰德冷静下来，他找到董事会，表示自己接下来9个月只管理研发，将其他事务交还给总裁。

3个月后，公司出现了赤字。费迪兰德最终留了下来，而乌苏拉的角色也在慢慢改变——她也开始涉足商海，甚至连大众集团的CEO马丁·文德恩也认为她是“最有权威的以及最有企业思维的女性之一”。

乌苏拉陪着丈夫出席各种公众场合，聚光灯下两人的手总是紧握在一起。虽然乌苏拉仍然保持着她乐观的笑容，但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保姆了，她变得更像一位大众集团的女家长，有着非常好的举止和社交技巧。

费迪兰德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基金会的事情，说他的方法是非常好的选择，乌苏拉说道：“孩子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的。”费迪兰德看着自己的妻子，告诉旁人说，他的乌苏拉不像宝马的女继承人乔安娜·匡特，有点像弗里德·斯普林格——最初是阿克塞尔·斯普林格的家庭保姆，后来嫁给了他。在丈夫去世后，弗里德接管了阿克塞尔·斯普林格出版社，目前年盈利近29亿欧元。

乌苏拉马上机智地回答道：那是因为你对她们了解不多。

11点半后不久，这个汽车帝国的活动接近尾声，费迪兰德微笑着让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她的老花镜在红色缎带上晃来晃去，他们共同走向舞台前的楼梯，就像一对普通的夫妻那样，享受着巴黎的秋天。

命运对于五岁的张海迪来说，并不公平甚至是很残忍的，在五岁的时候别的孩子都无忧无虑的玩耍，不开心了埋进妈妈的怀里，苦恼这个时候的张海迪被确诊为脊髓血管瘤。她小小年纪不得不以轮椅作为代步的工具，在一次手术后坐轮椅都成了奢望，她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这样的小海迪依然保持着坚强乐观的情绪，她的床边有一个大的立柜柜子上镶嵌了正面的镜子。张海迪就利用镜子来躺在床上看书，通过顽强的执着她自学成功了小学初中甚至高中的课本。张海迪并不满足当前的状况，当时英语渐渐显露头角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语言。张海迪就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天一定要背十个单词如果完不成任务，她就狠狠地咬一下自己的手指头作为惩罚。有一次她从医院做检查回来已经累得虚脱眼皮子都要抬不起来了，但是她依旧没忘记这个任务强撑着精神背完了十个单词。

张海迪终于拿下了英语，不但学会了英语还成功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海外的书籍。当她被家人用轮椅推着到出版社，她捧着厚厚的翻译稿呈现给编辑的时候，出版社的所有人都被张海迪顽强不屈服于命运的作弄所感动了。

但是张海迪并没有满足于现在的成就，她继续翻阅各种翻译的相关的书籍为国内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来自国外优秀的精神食粮。张海迪的一生是丰富跌宕的，也是身残志坚的典型代表。

“钢琴王子”克莱德曼的中国巡演刚一结束，等待索要签名的拥趸就排成了长龙。这时，一对不引人注意的父子排在队伍前头。克莱德曼习惯性地拿起签字笔，客气地问他们想签到哪里。

不料，这位父亲竟然说：“我们不要签名。”

此言一出，克莱德曼一愣。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这位父亲说，“我想让我的孩子握一下您的手。”周围的人更加不解了，纷纷上前看个究竟。

这位父亲向克莱德曼深鞠一躬：“您是我非常尊敬的钢琴大师。”然后把儿子拽到身前，摸着他的头说：“这孩子对钢琴很有悟性，打小就苦心练琴。这两年，他接连获奖，每次比赛总是拿第一。”克莱德曼眼里流露出赞许之意，示意他说下去。“他有些飘飘然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尤其是最近，他到处炫耀琴技，根本没心思练琴。我今天一是为仰慕大师风采而来，二是想让孩子明白一个道理，怎样才算真正的钢琴家。”

克莱德曼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发掘天才的良机。他把自己那双与钢琴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大手伸到孩子面前，微笑着说：“来吧，孩子，你是好样的。”

看着那双手，孩子的小手迟疑地伸上前去。和克莱德曼的十指接触的瞬间，他似乎被克莱德曼指头上厚厚的老茧电到了一般，猛地一缩。那双小手就这样久久地悬在空中，孩子明亮的双眼痴痴地望着对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钢琴家，钢琴家……”

此后，这个在钢琴方面天资极高的少年又开始焚膏继晷地苦练琴技，终于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个孩子就是郎朗。

书法大师启功面对求字的人几乎有求必应，很少拒绝。但启功在题字时有两件事一直非常慎重，不敢马虎。

一件事是在给别人题字时，他总要先问一下对方：“你要简体还是繁体字？”直到对方确定了才下笔书写，写好后并让对方也检查一下有无疏漏。有人不明白，于是问启功：“启先生，你想写简体就写简体，你想写繁体就写繁体，何必麻烦呢？”启功说：“写别人喜欢的才让别人更喜欢，这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第二件事是求字之人要启功题写书刊或牌匾时，启功必定不问对方“你要简体还是繁体字”的征求意见，直接写简体字。对方想让启功写“繁体字”，启功也不写。有人不理解，问他：“启先生，你是不是爱写简体字？简体字好看？”启功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是爱写不爱写、好看不好看的问题，汉字规范化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我就得执行。”

问与不问，体现了启功先生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原则。

这不是黑道故事，是我在农村插队时吃肥肉的故事。

那年头，中国的最大特色就是折腾。农村自不能例外，每逢冬季农闲，从生产队往上，层层兴修水利，农民叫扒河；而公社及至县里组织的大工程，叫扒大河。往往是前任书记开渠，后任书记便筑堤，所以年年不得消停。扒大河很苦，指标是硬的，通常每人每天两方土，不是从河底取土挑到河岸上，就是从平地取土挑到堤顶上，非强劳动力不能胜任。至于风雪交加、天寒地冻之类，都不在话下了。如我辈之无依无靠的知青，年年争着去扒大河当民工，并非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好了世界观，而是扒大河不用自带口粮，一天三顿全吃公家的，节省下一冬的吃食，可以留着开春后填肚子。物质决定意识，口粮短缺决定了我们的奋不顾身。

扒大河工地上，不但可以放开肚皮吃饭，而且工程胜利结束时，还有一顿大肉作为庆功宴，这就归到我们的正题上来了。总在头十天前，民工们就开始兴奋，收工后躺在窝棚里馋涎欲滴地讨论，今年的这顿肉，会是“四寸膘”还是“五寸膘”，也就是肥肉，农民叫白肉，厚度起码得在四寸以上。熬了一年的肚皮，早已没有半点油水，非此不能杀馋。然后便是催促火头军，趁早到公社食品站去看好猪，生怕肥膘肉让别人抢了去。其实伙夫同样心急，天天吃晚饭时都会向大家汇报，今年杀的猪，毛重几何、膘厚几寸。

终于有一天，伙夫把肉背回来了，所有人都围上去，看、摸、掂、嗅，叉开手指量，四寸五还是四寸八地计较，性急的索性伸出舌头去舔一口，冰碴子把舌头划出血痕，还自以为捞到了油水。本队的看饱了，还要派代表溜到邻队的伙房里去，与人家的肉做比较。得胜的一方，在工地上可以自豪地取笑对方，从白肉的厚薄，攀扯到对方的工程进度、个人的气力大小，直至性能力的高低。失利的一方，不免要埋怨本队的伙夫技不如人，明年怎么也不能再用他，并赌咒发誓，明年的白肉，一定不能再输给别的队。总之，肉还没吃进嘴，精神上的享受已经丰富多彩了。

吃肉的日子终于到了，那是比过年还要激动人心的时刻。须知过年是吃自己的，而现在是吃公家的，公私不能不分明。傍晚时分，整个工地上都弥漫着猪肉的浓香，人人都沉醉在即将到来的幸福之中。验工结束了，工具收拢了，行装打好了，天色黑尽了，只等吃完肉就可以上路回家了，吃肉的庆典也就开始了。全队十几个民工，人手一双长竹筷、一只大海碗，在桌边团团围定。伙夫将煮好的肉连肉带汤地盛在一只大瓦盆里，端到桌子中间放好。闪烁的煤油灯下，切成巴掌大的白肉，油光闪亮，浮在汤面上，微微旋动，虽是寒冬腊月，也可见热气腾起。

队长放开喉咙大声吼：“看好了？”

众人齐声应和：“看好了！”

重复三遍，队长一声令下：“吹灯！”伙夫“噗”地吹熄了煤油灯。

灯熄就是无声的信号。十几双筷子一起插进了肉盆。只听得噼噼啪啪、叮叮当当、稀里哗啦，也就三分钟的时间，便只剩下筷子刮过瓦盆底的嘶啦声了。那是意犹未尽、心有不甘的人在继续奋斗。待到一切都静了下来，队长才开始问：“都吃好了？”话音里带着心满意足的慵懒。

七零八落的声音回复：“好了。”

“上灯！”

煤油灯点亮，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落向盆里，大伙都不相信黑地里能把肉块捞得那么干净。但事实胜过雄辩，盆里确实只剩下了清溜溜的油汤。

每个人都表示自己吃得十分痛快，至少大家的嘴唇上都有油光。这就是黑吃的妙处了。如果是在明处，你快了我慢了，你多了我少了，必然生出矛盾，埋下怨怼，公家花了钱还落不了好；就是让队长去分，也会有大小、厚薄、轻重的计较，免不了抱怨他偏心。当时的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而绝对平均是神仙也难办到的。这顿庆功宴要想吃得皆大欢喜，黑吃无疑是最好的办法。汤足饭饱之后，嘴闲下来了，民工们会忍不住夸口炫耀，说自己吃了几块又几块，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比别人吃得少。因为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你吃少了，吃不到，只能说明你无能。而按他们报出的数量，肯定远远多于队里所买的那块肉。

当然，黑吃也是有技巧的，初次参加的人，一块肉都吃不到也是常事。这技巧就是，下手的时候，筷子一定要平着伸进汤盆，因为肥肉都浮在汤面上，一挑就是几块；如果直着筷子插下去，就很难夹住油滑的肥肉。一经点破，相信大家都能明白。

我肯把这个技巧透露给大家，是相信那个时代绝不会再回来，藏着这屠龙之技，也无用武之地了。

家风，就是家庭的信仰。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受良好家风的熏陶，那么在生活、处世上则会有“法”可依，坚守内心。《梁启超家书》《曾国藩家书》《颜氏家训》与《傅雷家书》并称我国“四大家教范本”。除此之外，许多历史名人的家风家训，也令人称道。

南宋诗人陆游，一生写下26条家训传给后人，告诫后代：“仕宦不可常，不仕则农，无可憾也。但切不可迫于衣食，为市井小人事耳。戒之戒之。”意思是说，当官不如务农，一辈子不做官也不要紧。自己耕种，衣食无忧，这样的生活是非常好的，人生没有什么遗憾。切记，千万不要为了生存而去做坏事。除了这条家训外，他还殷切期望自己的后代能够注重道德层面的修养，成为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有错必改，谦虚谨慎。淡泊名利，志向高远。严于律己，宽容待人。勤俭持家，俭朴生活。胸怀宽广，心系苍生。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勤奋、俭朴、求学、务实的家训家风一直为曾家后人所传承。曾国藩曾留下十六字箴言家风：“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意思是，节俭能使家庭兴旺，勤快会使身体强健。既勤劳又节俭，人生才能高枕无忧。他不肯将金钱留给后人，曾写信对女儿曾纪芬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意思是，为官应当清廉，当为民请命，不是为了发财。子孙全靠自己，何须我来帮衬。所以，我绝对不留一文钱给后人。

清代第一才子纪晓岚家教很严，对子女有“四戒”“四宜”的要求。四戒是：一戒晚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四宜是：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四戒”与“四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补充，相映生辉。既告诉了后人什么不该做，又告诉了后人应该怎么做。这样的家训，既简洁明了，又深刻透彻。

民族英雄林则徐曾写过一副对联传给后代：“子孙若如我，留财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意思是说，如果子孙像我一样正直、果敢，那我留钱做什么？贤良的人拥有了大量钱财，就会玩物丧志，失去了远大志向。如果子孙不如我，那我留钱做什么？愚蠢的人手中有了钱，不仅不思进取，还会去做坏事。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52岁时才有了一个儿子。虽晚年得子，但家教甚严，从不溺爱。传说73岁时，病危的他把儿子叫到床前，说想吃儿子亲手做的馒头。父命难违，时年21岁的儿子只得勉强答应。可他从未做过馒头，请教了邻家大娘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做好了馒头，喜滋滋地送到父亲床前，谁知父亲早已断气。案头上有张信笺，上面写着父亲的遗言：“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宗，不算是好汉。”

无独有偶，民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曾这样说过：“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他的这句话，激励着当时一大批年轻有为的青年志士，努力奋斗,坚持不懈，走向成功,不辱门风。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时至今日，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的人们，成为许多有志之士为人处世的标准。

可见，好的家训家风，会成为一个人一生的航标。让他在人生的大海上不仅不会迷失，还会走得更远。

在海南的历史文化名人中，丘濬、海瑞最为人们所熟知。而被《明史》誉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唐胄，人们了解得还不多。这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尤其发人深思。

唐胄(1471-1540)，字平侯，号西洲，琼山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考中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明史》有传，称其“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前面三句话都切合实际，说得很实在。最后一句话，评价之高，则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岭南人士之冠”

《明史》的修纂，始于清初，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方告竣工。康熙年间编纂的徐乾学本《明史》、王鸿绪本《明史稿》(实为万斯同所纂)和乾隆年间作为最终定稿的张廷玉本《明史》对唐胄的评价是一致的，均有“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这一句话。

笔者翻阅《明史》之前的一些早期文献资料，并未发现有称唐胄“为岭南人士之冠”这样的说法，故而基本可以认定，这是由《明史》修纂者对唐胄作出的评价。现存最早的唐胄传记资料，出自唐胄生前故交钟芳之手。钟芳《祭唐西洲文》(见《钟筠溪集》卷十六)有一句“岭海精英，公评端在”，这大概就是《明史》所本。而此后钟芳为唐胄所作《墓志铭》、王弘诲所作《神道碑》，均无类似评语。自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琼山县志》等各类地方志中，对唐胄的评价一般是“耿介有器识，尤孝于亲。服食澹泊，足振靡俗。为文尚理，不事浮华。”也没有“为岭南人士之冠”这句话。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初修《大清一统志·琼州府》中对唐胄的评价是“胄耿介有器识，立朝执义不挠，海南推为冠冕。”这与《明史》的论断已经比较接近了，应当是受到了《明史》稿本的影响。而乾隆之后重修的地方志中，在评价唐胄时，有的就直接援引《明史》的论断了。

“海南推为冠冕”

岭南是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区，包括了现在的广东、广西及海南全境。虽然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岭南在历史上文化相对落后，但也出了不少名人。略举几例，如唐代名相张九龄，宋代名臣余靖、崔与之，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所以，在《明史》对唐胄的评价中，大概省略了一个时间定语，即“为岭南人士(一时)之冠”。清代光绪十九年，来海南督学的徐琪作《西洲侍郎像赞》，文中便称唐胄“耿介孝友，一时之冠。”然而，就算是在唐胄同时代的岭南人物中，也有像陈献章、湛若水这样的大思想家，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他们的知名度都在唐胄之上。所以，我们似乎还得把空间范围再缩小一些，就像雍正初修《大清一统志·琼州府》中对唐胄的评价那样，“海南推为冠冕。”

即便如此，恐怕仍然有人会提出异议。明代是海南文化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海南产生了64名进士，举人数量约有600名左右，占海南历代举人总数的四分之三强，可谓人才济济。《明史》为之立传的海南人，共有5名进士和1名举人，分别是：薛远、邢宥、丘濬、廖纪、唐胄和海瑞。另外，有一个名叫荣瑄的琼州普通老百姓，也因为孝义事迹而有幸跻身国史。荣瑄属于特例，姑且不论。就其他人物而言，薛远、廖纪、王弘诲等海南人均官至尚书，丘濬更是入阁为相，地位都在唐胄之上。海瑞与丘濬并称为“海南双璧”，邢宥与丘濬、海瑞并称“奇甸三名贤”，其思想影响和文化意义都不容小觑。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对于邢宥就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论者谓公(邢宥)与丘、海二公，为奇甸三名贤，他人之贤弗及……而其德功言三者，俱得先文庄、忠介而合称为一鼎之三足，此决非偶然矣。”

邢宥、丘濬的生活年代较唐胄为早，海瑞、王弘诲则比唐胄略晚一些。如果我们将时间范围再缩窄一些，仅就与唐胄同时代的海南人而论，也有不少人可以和唐胄媲美。例如，比唐胄年龄稍长的临高举人王佐虽然没能考取进士，官做得不是很大，但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世人对其评价都相当高，唐胄本人也对王佐十分尊重，以师事之。还有钟芳，官至户部右侍郎，被《广东通志》称为“上接文庄，下启忠介”的“岭海巨儒”，虽然《明史》只提及钟芳的名字，没有单独为他立传，但其才学和功名与唐胄相比，也不遑多让。

后人眼中的“全能冠军”

那么，《明史》对唐胄的评价，是否有些夸大其辞呢?并非如此。应当注意到，《明史》在得出唐胄“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判断之前，有三句话作为前提，即：“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这三句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耿介孝友”是立德，“好学多著述”是立言，“立朝有执持”是立功。儒家有“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说。如果单就某一方面而言，唐胄也许不是最突出的。但如果将上述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来看，则很少有人能够超过唐胄，他是一个各方面实力都比较均衡的“全能冠军”。

例如“耿介”，这几乎可以说是海南人出外为官者的一个共性，至海瑞而造乎其极。《明史》中海瑞的传记超过三千字，其中批评嘉靖皇帝的《治安疏》占了一千三百字。但《明史》称海瑞“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对海瑞也不是完全肯定的。

再比如“好学多著述”，丘濬在这方面一直被视为海南人民的骄傲。万历《广东通志》引何乔新语，称“唐张九龄，宋余靖、崔与之，及濬四人，为岭南人物之首”。在何乔新眼中，明代只有丘濬才是真正的“岭南人物之首”。何乔新之语曾经被广为引用，然而《明史》却没有转述，这颇耐人寻味。《明史》中丘濬的传记近千字，赞美之余，也不无微词，称其“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

《明史》中，薛远的传记附在其祖父薛祥的传记之后，不足百字。邢宥的传记全文二百余字，主要是赞其“廉介”。而唐胄的传记有一千一百余字，扣除引用的唐胄《谏征安南疏》近七百字后，还有四百余字。文中对唐胄几乎全是正面赞美之词，没有任何非议。

唐胄考中进士之后，因遭逢父丧，同时不满于明代正德时期的黑暗政治，加之母亲又年迈多病，回故乡隐居了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淡泊自守，侍亲至孝，和睦亲族，对乡人的孝行义举也大加揄扬。说起来，荣瑄能够进入《明史》，也得感谢唐胄。《明史》记载的荣瑄孝义事迹，采自唐胄主持修纂的正德《琼台志》。这是他“耿介孝友”的一面。

唐胄博览群书，注意向岭南先贤学习，整理出版过岭南人崔与之、余靖、白玉蟾、王佐等人的诗文别集，修纂过正德《琼台志》等多部地方志，文章力求经世致用，不务浮华。这是他“好学多著述”的一面。

嘉靖元年(1522)，唐胄应召复起，在各地为官期间，政绩卓著。在京期间，屡屡上疏纵论天下大事，显示出卓越不凡的器识。同时，唐胄还很注意进行政治斗争的方式、方法，平时不为矫激之举，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也毫不退让。这是他“立朝有执持”的一面。

综合起来看，唐胄在各方面都堪称典范、楷模。前人评价唐胄时，也屡以“典型”称之。如明人黄表衷《唐西洲公石像赞》中有“典型在兹”之语，民国时期王国宪在《敬题唐西洲公三父子诗集》中也用“百代奉典型”来称赞唐胄。

《明史》为何如此高评?

在《明史》早期的编纂者中，徐乾学是顾炎武的外甥，黄百家是黄宗羲的儿子，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都受到清初三大思想家的影响，具有一种文化反思精神，一方面大力弘扬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将心学视为招致明代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心学以陈献章、王守仁为代表。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主要在广东一带流行，其弟子湛若水热衷于讲学，与王守仁齐名，对传播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明史·儒林传》的序言说：“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对明代心学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正因为如此，《明史》在品评岭南人物时，没有将在当时思想界影响巨大的陈献章、湛若水举作代表。海瑞的思想也受到心学的影响。丘濬则著有《大学衍义补》，自成一家之言。

唐胄在科举考试的省试、会试当中两次夺得“礼魁”，在经学方面有所专精。唐胄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名流如湛若水、何景明等交往密切，但他在思想上不趋时逐新，不标新立异，而是踏踏实实地去实践、履行传统的儒家思想。不论是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还是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来衡量，唐胄都堪称弘扬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表率。或许，这就是《明史》将唐胄视为“岭南人士之冠”的真正原因吧。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 「博闻强志， 明於治乱， 娴於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候， 王甚任之」。 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 引起上官大夫及及令尹子兰的嫉妒， 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 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 连带的也不采纳他的谏言， 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 屈原满怀悲愤， 落拓江湖， 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 怀石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死后数十年， 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 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姓的心中。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

苏州民间有一味家常菜——雪里蕻豆瓣汤。这汤口味鲜美，经济实惠。要想知道这道菜的由来，还得慢慢说来!

大宋年间，范仲淹官居相位，由于权奸作祟，被贬到延安任总兵。

延安地处北宋与西夏的交界。两国连年征战，打仗合谈，合谈打仗，总是不得安宁。

延安终日黄沙滚滚，别说庄稼长不好，就连吃水都困难，何况还有敌人不断骚扰。范仲淹到延安上任时，随身带了四个大行囊，别人以为是总兵的四季衣裳，实际上范仲淹是个有心人，四个行囊中装的是菜种、豆种、笔墨纸砚和书籍。

范仲淹到了延安，一边发动士兵开荒种地，将他带去的种子播种在黄土里，一面苦练杀敌本领，将分散在山沟里的农民聚居在一起，如今的安塞、太平寨就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功夫不负苦心人，范大人身先士卒，经过两年的努力，不仅边防巩固，人民生活也逐渐改善，西夏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这一年，正是牛羊肥壮谷子黄的时候，西夏国主给范大人送来一封书信，提出要到延安看看新修好的宝塔，信上特别提出，到时自带干粮，决不打扰百姓。对于西夏国主前来拜访，范大人求之不得，正好借此机会与西夏修好，便回信表示欢迎。

西夏国主来延安作客时，全城张灯结彩，范大人亲自出城迎接。

客人进了城，果然连茶水也不喝一口。范大人到城外番营回访，看见帐篷内正在做菜，除了羊肉、牛肉外，还有一种大块头的青菜，询问后才知道，那是西夏人最爱吃的雪里蕻。

范大人与西夏国主闲谈时，讲起自己最爱吃蚕豆，说蚕豆出在江南，眼下延安也可以种植了。青蚕豆鲜嫩味美，老蚕豆可以炒熟吃，作菜作粮都可以，西夏国主听了当即要求看一看蚕豆是个什么样子。

国主看了蚕豆，想吃蚕豆，可有言在先，不便直说。范大人看透了对方的心思，当即叫手下人拿来一斗蚕豆瓣，笑着说：“大王爱吃雪里蕻，本帅爱吃蚕豆，为了将你的爱好和我的爱好合为一好，何不将两样东西合做一道菜看看味道如何?”西夏国主大喜：“蒙范大人不弃，敬请一试!”

范大人叫手下人用蚕豆瓣烧雪里蕻，香味四溢。吃的时候，西夏国主大加称赞：“妙极妙极，简直可以称作天下第一菜了!”范大人说：“如此好菜，乃汉番两家合二为一所得，故而味道鲜美绝伦!”西夏国主听了高兴地说：“这便是两好合一好，汉家番家只有和睦相处，才会有快活的日子呀!”

范大人镇守延安多年，边境太平无事，西夏向大宋俯首称臣。后来，范仲淹因年事高，回苏州安度晚年，又将雪里蕻的菜种带了回来。如今江浙沪一带农村，广种蚕豆与雪里蕻。人们吃着雪里蕻豆瓣汤的时候，就会念起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汉族，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世称“范文正公”。

名人成长中的励志小故事：靠拉车求学不丢脸

国画大师李苦禅原名李英，山东高唐县人，出身贫寒。1922年，23岁的他到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学习。

李苦禅是个穷学生，学习费用全靠家中接济。因囊中羞涩，他住不起旅馆，只得在北京一所破旧的寺庙里栖身。遇到家中接济不上时，他便陷入了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困境。于是，他开始靠晚间和休息日拉洋车维持生活。为此，林一卢同学赠其“苦禅”二字为名。此后，他一直用着此名。

1923年秋天，李苦禅到绘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的家中拜访。见面后，他恭恭敬敬地对齐白石说：“我爱您的画，想拜您为师，不知您能不能收下我。现在我虽穷，没有什么见面礼给您，但等我将来做了事之后，定将好好孝敬您老人家!”齐白石见他率直质朴，当即就答应了。他急忙跪下就拜，差点摔倒，竟然把齐白石给逗乐了。就这样，这位靠拉洋车维持生活的年轻人，就成了齐白石的第一位拜门弟子。

李苦禅虽然继续在晚间和休息日拉洋车，但总是远离齐白石先生的住所，并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因为，他怕熟人认出自己，给齐白石丢脸。

说来也巧，有一个星期天，李苦禅拉车到王府井大街兜生意，在路过一家书画店时，恰巧遇到齐白石先生和几位朋友从店里出来。他大吃一惊，正神色慌张地拉车躲避，忽然听到身后传来齐白石的喊声：“苦禅，还不过来，送我回家。”他应了一声，将车掉转过去，请齐白石上车后拉起车就走。途中，齐白石心疼地问：“苦禅，你经济困难，靠拉车度日，怎么不告诉我呀?”他回答：“我对不起老师，给老师丢脸了。”齐白石和蔼地说：“丢脸?丢谁的脸哪?你不知道我是木匠出身，鲁班的门下吗?苦禅哪，靠劳动吃饭是不丢脸的，靠拉车求学是不丢脸的。”

回到家后，齐白石先生将自家院里的一间厢房腾出来给李苦禅住，还给他的一些画上题字，让他卖掉解决生活困难。

在齐白石先生的资助和关爱下，李苦禅退掉了所租的洋车，摆脱了生活困境，开始专心致志地刻苦学画。

齐白石先生对李苦禅这个得意门生的评价是：“余门下弟子数百人，英(李苦禅原名李英)也学我手，英也夺吾心，英也过吾，英也无敌，来日英若不享大名，天地间是无鬼神矣!”

自古英雄多贫寒，从来纨绔少雄男。李苦禅没有辜负齐白石先生的厚望，终于成长为一代书画大师。

名人成长中的励志小故事：潘玮柏

从音乐VJ(电视主持)到“嘻哈天王”，从“NG王”到全能偶像巨星，潘玮柏跨足音乐、戏剧、主持三个不同领域，用自己的丰富经历和精彩表现展现了新时期的偶像才华。诚然，潘玮柏的成功全在他的艰辛付出，但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至真至诚的交际魅力，同样让人“快乐崇拜”。

为自己对歌迷的不当回应，至真至诚地说抱歉

一次，潘玮柏参加一场歌迷见面会。在交流环节，有个歌迷竟贸然站起来说：“潘帅，我觉得你歌唱得不错，但舞跳得就有些不堪入目了!”潘玮柏听后不悦地反问道：“是吗?我倒觉得我的舞跳得还行，歌唱得实在是不堪入耳。”他的这番“尖锐回应”把歌迷戗在那里，导致歌迷会在沉闷的氛围中不欢而散。事后，经纪人纪宜良劝告他：“越是当面说出你缺点的人，越可能成为你的真心朋友啊。”潘玮柏这才恍然大悟，在纪宜良的协助下，他辗转找到那位歌迷的联系方式，诚恳地向对方道了歉，并认真倾听了对方的批评。后来，潘玮柏多次在公共场合这样说：“我希望别人对我可以直来直去，这样才能知道彼此心里的真正想法。说我唱歌难听、舞跳得烂也无所谓，只要不是恶意的批评，我都很想去听听别人的意见，听听别人怎么看‘潘玮柏’这个人。这样能让我更清楚，哪些是我真正的好朋友。”

一个“天王巨星”能放下身段，执意要找到一个歌迷说抱歉，倾听对方对自己的批评之语，这让人好生敬佩。孔子曰：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当别人直言不讳地指出你的不足时，说明他已把你当成了可以信赖的朋友。对这样的益友，定要诚恳地回执他的善意言行，携手打造出一份稳固而美好的友谊，千万不可针锋相对，错过这样难得的朋友。

替搭档对自己的无心失语，至真至诚地打圆场

潘玮柏在参加偶像剧《不良笑花》的拍摄时，原本觉得演戏不过小菜一碟，却不想一个镜头竟被多次“NG”。有一场，他和杨丞琳拍摄对手戏。在说台词时，他总把“乌龟、猪头”说成“小鬼、小猪”，这让杨丞琳叫苦不迭。最后，杨丞琳实在受不了了，突然冲着他大声叫道：“潘玮柏，你怎么这么笨，我都怀疑你以前是怎么当上主持人的。”话刚落地，杨丞琳立刻为自己无意中说出的过分之语后悔不已。但没想到，潘玮柏却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般，冲大家笑着说：“杨丞琳说得很对，要是我，早就会暴打一顿了!”潘玮柏这句调皮话让杨丞琳顿时轻松了许多，但她心里还是隐隐担忧这句话会让潘玮柏心里不舒服。然而，等这部电视剧播出后，潘玮柏在公开场合多次讲道：“杨丞琳在拍摄过程中对自己帮助很大，在她的教导下，我才由不会演戏渐渐入了行，我很感激她。”听到潘玮柏这样说，杨丞琳顿觉自己当初的担忧，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遭遇别人的责骂、质疑，即便是对方的无心之语，也是非常难堪的。但作为“受害者”的潘玮柏，却能为“施害者”着想，不让对方难堪，替对方打起了圆场，这不得不让人折服于他宅心仁厚的人格魅力。“别人投我以痛，我却报之以微笑。”怀揣这样宽宏大量的君子之德与人交往，你的交际之路也必将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广。

为别人对助理的强烈责难，至真至诚地作解释

明星似乎就意味着高高在上、与众不同，但唱片公司曾一度对潘玮柏最发愁的一点是：他身上找不出一丝一毫明星的“尊贵”来。很多业内人常说，潘玮柏是个非常随和的人，这对他的助理纪亚男来说，感触最为深刻。

有一次，纪亚男陪潘玮柏前去一家电视台录节目。节目录完后，只见潘玮柏从前台走下来，径直来到了自己休息的地方，匆匆忙忙把东西收拾好后，拎着包就走了出来，站在车边等着助理纪亚男一块儿回去。他的这个异常举动让旁人看得目瞪口呆，因为大家从来没有见过等助理的艺人。这时，有人走到正慢悠悠收拾东西的纪亚男面前，不无讽刺地说：“潘帅可在外面等着你呢!”闻听此言的纪亚男不禁脸颊微微一红，赶紧收拾好东西走了出去。在车上，她对潘玮柏诉说了刚才的事，潘玮柏笑着安慰她说：“没事儿，下次我向大家解释一下。”果然，下次接受采访时，潘玮柏就对大家说：“我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就不想麻烦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助理。请你们别责怪纪亚男，她是个好助理。”这句话让纪亚男和旁边的人都大为感动。

交际的最高魅力在于两颗心的真诚相待，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敲打。当助手纪亚男被指工作不称职时，潘玮柏并没有趾高气扬地去责难对方，而是主动出面作解释，表示是因为自己不让助理这样做才导致出现此种情况的。“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潘玮柏身上体现出的这一平实的交际魅力，很是值得朋友们学习。

在演艺圈已闯荡十余年的潘玮柏，在交际中，能够做到严于律己，诚于待人：对歌迷、对搭档、对助手，至真至诚，实属难能可贵。也正是在这些品格的支撑下，潘玮柏才会越走越远，发展得越来越好。

名人成长中的励志小故事：崔永元

著名导演陈可辛执导的《武侠》在戛纳影展首映后，海外媒体好评连连。2011年5月21日，刚从戛纳归来的陈可辛携甄子丹、汤唯、王羽、李小冉等主演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武侠告白会”。发布会请来了“名嘴”崔永元做主持，一向爱“闹猛”的小崔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在现场巧设情境，妙语连珠戏群星，让现场笑声不断。

无厘话语开涮甑子丹

崔永元首先采访甑子丹：“前段时间看报道。说你的替身有6个，我是打死也不相信。”就在甑子丹点头表示认同的时候，崔永元突然话锋一转：“以你在影坛的身份和地位来说，我觉得至少得有10个以上吧?”台下一片笑声，甑子丹笑着连连摇手：“我拍戏从来不用替身的。”崔永元拍了拍甑子丹的肩膀：“我们都是大老爷们，是男人就得敢作敢当。你看我，得了抑郁症这么大的事都从来不隐瞒，你今天也实话实说吧。”甑子丹：“真的没有。”崔永元：“这个是可以有的!”甑子丹：“这个真没有!”崔永元：“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武功那么高，把你逼急了。我又打不过你。”观众掌声、笑声一片。

崔永元不忘拿甑子丹被热炒的“替身”说事。在这里，崔永元首先假设甄子丹是需要替身的，正是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一句“打死也不相信”的话语才具有色彩极浓的喜剧意义。这句话让人理解是不相信替身一说，谁料竞是嫌替身数量太少，出其不意的话语让现场妙趣横生。在遭甑子丹否认后，崔永元穷追不舍，以自己的抑郁症来诱导，用经典的小品对白来造趣。这个情境的假设，使得两个人无厘头的问答，形成了精彩无比的互动，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优秀主持人的高超语言驾驭技巧。

类比引申巧逗王羽

在采访王羽的时候，崔永元问：“作为香港影坛的老一辈功夫巨星，王羽老师的武侠作品很多。到今天为止，您总共拍了多少部?”王羽想了想说：“大概有50部左右吧。”崔永元故作疑惑不解地说：“我只看到30部，还有20部大概没上映吧。您知道吗?现在的房地产商盖了房子都习惯先掖着藏着，造成热销一空的假象，借以炒作抬高价格，然后再慢慢出售。您是一个众口皆碑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我想肯定不会用这一招的。”王羽不禁哈哈大笑，连说“肯定不会”。

崔永元将王羽“拍了50部电影，只看到30部”与当前的房地产这个社会民生热点巧妙联系在了一起，由此既不露痕迹地赞美了王羽德艺双馨，又抨击了房地产商的不道德行为，真是有着一语两得的奇效。对老艺术家的尊敬，对社会民生的关注，汇集成了崔永元真情而动人的话语，听来让人有诙谐顿悟之感，所展示出的聪颖智慧和睿智口才也令人由衷赞佩。

幽默趣言妙戏汤唯

崔永元：“汤唯，你好像有点紧张，是因为记者老问刁难你的问题吗?放心，我不会，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我只会问一些很轻松的问题。”在戛纳影展上被媒体团团包围逼问“删戏”、“封杀”的汤唯闻言将信将疑，笑而不语。崔永元说：“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吧。你看《新闻联播》吗?”汤唯先是一愣，然后回答道：“我从小就看。”崔永元一脸“坏笑”地感叹道：“这么多年过去了，看到现在你变了，它还没变。”此话一出，立刻爆笑全场。

面对“删戏”“封杀”传言不断的汤唯，崔永元首先用满腔关心之语表示自己不会刁难她。“你看《新闻联播》吗”的提问让汤唯一时摸不着头脑，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崔永元一句“你变了，它还没变”，尽显幽默风趣之本色。这句话乍一听是脱口而出的不经意感叹，细品则蕴涵着无穷的意味，现场顿时爆笑一片。这一句“你变了，它还没变”的对比。既击中了事件的焦点。又避免了嘉宾的尴尬，风趣智慧的口才由此可见一斑。

崔永元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洞察和幽默的谈吐，浇铸出了一句句充满温情戏谑的话语，在给观众带来无限欢乐的同时。更为大家树立了一个能言善辩的典范。正如白岩松所说：“小崔是一个真正幽默的人，他的幽默凝聚的是智慧。其高超的谈话技巧值得我，更值得大家去学习借鉴。”

1958年初春的今晚，刚完成一桩生意的李嘉诚怀着难得的好心情，独自驱车前往郊外。这几天，李嘉诚心里颇不平静，他在寻求新的发展。经营塑胶花为他带来一笔可观的财富，但李嘉诚预测到塑胶花市场有限，只有几年黄金时间。该从何处着手呢?李嘉诚苦苦思索着。忽然，他眼前一亮：有了，进军房地产!他想起了连日来工厂的业主只肯签短期租约，每次续约，又得大幅度加租的情形。如果自己兴建一座大厦，不仅可以解决工厂自身的问题，而且可以做业主，将大厦空余的厂房租出。对，就向土地赚钱。直到今天，李嘉诚一直保留这种习惯，只要一有灵感，他就牢牢抓住，决不让它成为遗憾。

50年代末期的香港，经济处于突飞猛进的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影响，弹丸之地的香港成了名符其实的东方之珠。特殊的社会环境使香港如同三、四十年代的大上海一样，成为投资者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香港，一下子变成了寸土尺金的地方。

1958年，李嘉诚在香港北角购地兴建了一座十二层高的工业大厦，开始插足地产界，兼营房地产。1960年，李嘉诚在柴湾购地兴建了两座工业大厦。这两座大厦的面积共12万平方米。而在香港经济迅速发展的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香港的港岛和新九龙中心地段地价猛升。洞察先机的李嘉诚，统率长江先人一步跨入地产界，并成为其中最积极的一支劲旅。

他将自己的经济发展方针订为：稳健中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尽管是小心翼翼，不劲易冒险，但他还是技高一筹地将经营塑胶花工厂所赚取的利润，以及第一幢工业大厦源源不断的巨额收入，全部投资到房地产经营上。

几年以后，由于香港局势的动荡不安，香港的房地产一次一次不由人意地显示了它大起大落的特色。

在这个人心浮动、百业萧条的大动荡中，李嘉诚再一次显示出他独具慧眼、远见卓识的才能：他一方面加紧稳固大后方长江工业有限公司，继续使之在塑胶工业中独占鳌头;一方面不紧不慢、胸有成竹地用现金、用最低价格收购那些急于将牧业胶手，弃船而去的有识之士的地皮和楼宇。

李嘉诚充分掌握地产发展的大趋势，被人们赞誉为商业奇才，他总是能够因势利导地变逆境为顺境，既大展拳脚，又稳中求进，为他以后的蓬勃发展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1年6月，李嘉诚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走上集中经营房地产业务的轨道。

1972年7月31日，李嘉诚把握香港股市处于牛市巅峰的机会，将长江地产改名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于同年10月向远东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以及香港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上市，11月1日获准挂牌，法定股本为2亿港元，实收酱是8400万港元，每股2元，升值1元，即以每股三元的价格开始公开上市发行。在香港股市处于巅峰期时正式挂牌的长江实业，一出台就受到股民的宠爱。

沉稳持重的李嘉诚在塑胶花、房地产经营方面显示了他的独创性之后，又在经营股票方面再一次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以及对事物发展规律超乎寻呼寻常的领悟力。由于对房地产业行情看好，这样就在人们用低价卖出物业并用所得的钱去买股票时，李嘉诚统率他的长江实业一边发行股票，一边用发行股票所吸收的资金成批地收购那些低价出卖的物业。

1974年5月，李嘉诚领导长江实业与实力雄厚、作风稳健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合作，成立由李嘉诚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加拿大怡东财务有限公司。这个联营公司的建立，不仅为发展中的长江实业引进大量现金，而且为长江实业在接下来的拓展海外、横向发展的过程中，开辟了一条潜力深远的高速公路。

1974年6月，长江实业更大开香港股在加拿大的先河：

在李嘉诚的创业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这一年是李嘉诚和他的李氏财团经过20余年的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奋斗，真正脱颖而出的一年。他大开华资吞并外资之先河：著名的美资永高公司帐购战，以及力挫群雄，击败香港置地房地产公司，购得中区新地王的两次战役，成为使香港英资、外资惊诧不已、而使中资兴奋不已的热门话题。

位于香港中区地下的中环和金钟站段，是香港中区最繁华的地段，也是世界上最值钱的地皮之一，每平方米的地价高达1万港元如果能在这块享有地王之称的地皮竞争上夺标并成功地发展物业，不仅能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且夺标公司还可由此增强信誉且名声大振。

早在1976年，李嘉诚就获悉香港地铁公司为购得中区邮政总局旧址地皮，曾与香港政府磋商多次，希望部分用香港地铁公司的股票部分以现金支付，但是港府坚持用现金购买。于是既精通经营之道、又精通金融之道的李嘉诚，再次利用出售偻宇和发行新股的方式，集资数亿港元现金，以打有备之战。

不仅如此，李嘉诚还获悉香港地铁公司与政府达成有关九龙湾车厂及邮政总局旧址的批地协议：地铁公司必须耗资近六亿港元现金购地而急现金尽快回流的具体情况，提出一个将两块地盘设计成一流的商业中心和写字楼相结合的综合型商业大厦的建议，而且一反地产界只租不售的常规。为了稳操胜券，李嘉诚还相继抛出了两个诱饵。其一是为了满足香港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要求，长江实业主动提出提供现金做建筑费;其二是将商业大厦出售后的利益由地铁公司和长江实业公司分享，并且再超平时分红各五成的常规，由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

1979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中环邮政总局旧址公开接受招标竞投。素有地产皇帝之称的置地公司，一度盛传是夺标呼声最高的公司。消息传到长江实业，李嘉诚听后淡淡一笑，说：传说总最是传说，到底名花谁主现在尚无法定论。在这次地王公开招标竞投活动中，香港地下铁路公司先后收到30个财团以及地产公司的投标申请。

1977年4月5日各家报纸以大标题报道：长江击败置地，夺得旧邮政总局地段。

这块平均地价每平方米1万港元的地王，早为大财团觊觎，卒为长江投得。据地下铁路公司透露，主要原因是长江实业所提交的建议内列举的条件异常优厚，终能脱颖而出，独得与地铁公司经营该地的发展权。

李嘉诚终于力挫多家竞争对手，一举击败一度呼声甚高的香港地产界巨子——香港置地有限公司，被人们誉为长江实业扩张发展中的重要昊碑，乃华资地产的光辉，值得开香槟庆贺，并一致认为此举意义重大，算得上三级超升。

1978年5月，李嘉诚投标所建的环球大厦开盘，总价值约5.92亿港元的物业，于广告刊登后8小时内全部售完。

1978年8月，李嘉诚投标所建的海富中心开始拍卖，交易总价为9.8亿港元，创造开盘售楼一天交投最大的记录。

耗资近2.5亿港元，以豪华、庄重、典雅的面貌呈现于香港人面前的华人行新大厦，雄踞于港岛中区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地带;并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联手合作，对半出资成立华豪有限公司，以全新的香港速度，重机关报创建华人行商业大厦，可以说是李嘉诚又一杰作。

1978年李嘉诚与包玉刚达成协议，他放弃对寻龙仓控制权的争夺，从而改善了与汇丰银行的关系。以此为契机，他于1980年蛇吞大象式地收购了汇丰手下的和记黄埔，轰动整个香港并令股市狂升。香港新闻界轰动到极点，各报刊杂志纷纷用醒目的标题，形容李嘉诚这次蛇吞大象式的成功收购，有如在香港上空投放了一颗原子弹，其石破天惊的能量，不仅轰动整个香港而且令股市狂升。

1986年，李嘉诚所统率的和记黄埔捷报频传。在李嘉诚的揉和中，在西方之精华的高科技管理之下，和记黄埔成为除银行业之外的香港最大的多元化投资控股及贸易公司，是香港规模最庞大、获利最丰厚的桂冠集团之一。正如李嘉诚在1986年度和记黄埔的业务报告中所言及的：

本集团坚持不渝之目标是不断茁壮成为一家基础广大，而主要业务以及控股权利中心仍牢固植根于香港的国际性集团。

这一年，和记黄埔属下的和记电话，通过28处无线电发射，接受台通达全港各地，成为香港分区讯号系统式手提及流动电话的最大经销商。同时，早在1986年就着手收购的和记传呼有限公司，动用港币2亿港元收购香港20家传呼公司，成为占有率达4O%的全港最大的传呼公司。

1986年11月，李嘉诚部署和黄与长江实业重新组织一家公司，在欧洲发行总值港币7.8亿元的可兑换的国泰航空公司股份债券。通过这次变相批售国泰航空公司股份，和记黄埔与长江实业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获利高达2.5亿港元。

1987年9月14日，大有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之气势的李嘉诚在记者招待会上兴奋地宣布：其控制下的四家上市公司已经集资1O3亿元，并且动用其中的29亿收购英国大东电报局4.9%之股份，其余用于扩建第六、第七号码头，以及兴建四号码头货物分发中心。

自80年代后半期以来，李嘉诚一改从前在香港所进行的长期策略性的收购活动，重新着眼自身结构与业务的整顿和进一步加重业务国际化的比重之有关政策。

首先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组活动：1987年将港灯集团的非电力业务分拆成为嘉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1988年长江实业进一步将青州英坭私有化;1989年和记黄埔将属下的安达区大亚集团售予长江实业。

李嘉诚这一系列调整集团内部的组织结构等措施，不仅仅便于理顺集团内部的业务分工和利润分配，而且也为今后新的投资创造条件。接下来，李嘉诚还通过加强对和记黄埔的货柜码头和电讯业务等方面的投资，促使业务进一步多元化。

1986年，李嘉诚财团趁石油价格处于低潮时期，收购赫斯基石油公司52%的控股权。其中李嘉诚家族占9%;和记黄埔和嘉宏国际各占互成权益的Union Faith占43%，共耗资32亿港元。

1986年，李嘉诚进军北美能源业的同时，并没有放过欧洲能源市场。同年12月初，李嘉诚私人斥资港币1000万元，收购英国伦敦上市的克拉夫石油公司4，9%的股权。

1988年4月，李嘉诚联合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以及李嘉诚持有股份1O%的加拿大国际商业银行，在加拿大成立协和太平洋公司，获得加拿大温哥华世界博览会旧址的发展权。

1988年6月，李嘉诚将扩张的目标回首注目于腾飞之中的亚洲地区。

李嘉诚联合香港商界巨亨李兆基、邵逸夫、周文轩、曹文锦等，投标获得政局稳定、深具潜质的亚洲四小龙之——新加坡的展览中心发展权。

1989年，李嘉诚统率和记黄埔成功收购英国 Quadrant集团的蜂窝式流动电话业务，成为和记黄埔通讯业务进军欧美市场的起点。

1990年6月，和记黄埔又以1.6亿港元收购美国通讯器材制造业AT&E集团的可换优先股。

李嘉诚流洒自如地挥舞着集资收购战的魔棒，进行了一系列的收购行动。

统率李氏王国内外并举、纵横驰骋的李嘉诚，为他呕心沥血的大半生所奠定的宏伟基业，在激动人心的全球大商战中进行着令人为之振奋的全面出击。

松原泰道是日本的佛学大师,今年101岁。

65岁那年,他发表《般若心经入门》,因说法精妙,一举成名。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四方讲学,开专栏,年年推出新作,迄今著述超过130部,成为日本佛学界的一个奇迹。

日本的和尚与我们有别,像松原泰道,他是龙源寺的住持,却能像俗人一般结婚、生子、吃肉、喝酒,百无禁忌地享受人生。原来,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允许和尚结婚,当时百废待兴,各种宗教空前活跃,清规戒律都取消了。

问到松原泰道此生的成就与作为,他说:“我的人生是从50岁开始的。以我的经验来说,五六十岁是人生的转折点,由此人生可分为两段:50岁前,是打基础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往往为立足社会、养家糊口而疲于奔命,基本上是为别人活着;50岁以后,经济基础已经奠定,职责也已完成,这才到了实现自我、创造自我最有价值的阶段。”

在传记《我的航迹》一书里,松原泰道说,他平生所求,就是“说别人听得懂的话,写别人看得懂的字”。在漫长的传教和写作生涯里,他悟出了“大道至简”的规则。

当日珍问他,你的长寿秘诀是什么?他爽朗地笑起来:“哪有秘诀?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能活这么久!”他的长寿并没有遗传因素,母亲在他3岁时病逝,父亲在他30岁那年也因脑溢血猝然辞世。他小时候总是病怏怏的,到成年还是体弱多病,身体差到连参军入伍的资格都达不到。大学时,他还得了一场肾病,差点命丧黄泉。

这么一说,日珍越发好奇,进一步探询他的生活习惯。

于是,松原泰道娓娓讲述他每日的起居饮食细节:

每晚七八点睡觉,第二天凌晨3点起床,起床后对着佛像,盘腿念经一个小时。普通人即便不念经,学着坐禅也很好,坐禅可以加深思维,把自己的感觉磨得很尖很尖,敏锐地感受到大自然的声息。

凌晨4点开始写作,到7点吃早餐,早餐一般就是一汤一菜一碗粥。早餐之后稍事休息,然后继续读书、写作。中午12点是午餐时间,吃一碗乌冬面,然后继续书斋生活。

傍晚5点晚饭,晚饭是一天最讲究的一餐,有鱼有肉有青菜,再喝一杯日本清酒,或者喝一小罐啤酒,偶尔会喝中国的绍兴酒(非常喜爱)。

晚上7点临睡前,再喝一小杯葡萄酒。

整天呆在书斋里,不运动,不下地劳动,不吃保健品,还喝酒、吃肉,松原泰道的长寿显得不可思议。也许,只能从精神层面寻找长寿依据。果然,他说,他一向看重精神养生法。

关于精神养生法的由来,他讲述了亲身经历的三个故事:

大学那年,他得了肾病,气息奄奄,却遇到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医生。这位医生诚恳地对他说:“孩子,你太忧郁了,你的病很大程度是心理导致的。我们能不能来个分工合作:外面的病由我来治,心里的病由你来治。”这番温暖人心的话鼓舞了他,他开始建立信心积极乐观地配合治疗,肾病很快就好了。

这次康复给他一个强烈的启示:心态健康最重要!

去外地讲学,午间到一间餐厅吃了一个便当,便当里有一个装筷子、牙签的纸袋,上面印了一阕歌词:“见也难,别也难;有哭泣,有欢笑;时光像秋风匆匆吹过,一生只见了这一回。”当时,有三个艺妓表演这阕短歌,优美而感伤。第二年,他再去这个地方,已经见不到这三个人了,就像歌里说的那样。

他意识到:一切稍纵即逝,对人对物都要用心珍惜。

1954年,北海道有一所寺庙请他去讲经。临出发前,天气预报台风登陆,对方来电话通知他不要上船。于是他退了票,换乘另一艘船。没想到,原定的那一班船,果然被台风袭击,全船沉没,死了1200人。听说船上有一个美国牧师,自己有救生圈,看到一个女人怀抱孩子却没有救生圈时,他把自己的救生圈给了女人,女人和孩子获救,他却淹死了。

这场悲剧震撼灵魂。从那时起,松原泰道觉得,他的生命是别人给的,他要学着多舍少取,回馈他人,要“用忏悔和布施之心创造万物共生的世界”。

他的精神养生法就这样形成了。

精神养生法还有个“三不原则”:不勉强,不浪费,不懒惰。

不勉强,指的是不好高骛远,做脱离常规的事;不浪费,指的是珍惜时间、珍惜身边事物、珍惜他人的善意;不懒惰,指的是自己的事不能让别人去做,不管年龄多大,都要鼓足热情继续学习。中国有个名叫百丈的和尚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说得很有道理。

我问日珍这次拜访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日珍说了两个字:感动。为什么?她说,她原以为,一位百岁老人会枯萎得如同核桃壳一般,没想到松原泰道的面容如此润泽、明朗,他的笑容如冬日阳光般温暖,话语间有一种与万物共生共荣的欣喜和感激。

近日,松原泰道正在写最后一本书《学习死亡》。他说,死亡就像不停地行走的钟,每一秒都存在,也许这是一本写不完的书。写不完又有什么关系呢?人生总是半途终结的,我们只需尽力做好每一天,力所不及的事,就交给苍天吧。他的座右铭是:终生学习,至死方休!

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小时候，相貌很平常，眼神还有些呆板，见人不大会说话。在他八岁那年，家里请来了一位有名的朱素云先生教他学戏。第一出开蒙戏《二进宫》，老师反复教他，还不能上口。朱先生见他进步太慢，认为他不是学戏的材料，再不教他了。朱先生临走时，将梅兰芳叫到跟前斥责说：“祖师爷没给你这碗饭吃，我也没办法。”说完就拂袖而去。

梅兰芳是个有志气有毅力的孩子，朱先生的话像一根针刺疼了他的心。

他想，难道别人能学会的戏，我就学不会？难道我比别人少点啥？他暗下决心，非闯出个样子来不可。

不久，梅兰芳入了“云和堂”学戏，拜吴菱仙老先生为师。吴先生对梅兰芳的要求很严，有时还采取十分严苛的训练方法，但梅兰芳总是按老师要求的那样，努力完成练功任务。当时，吴先生最厉害的一手是跷功。他搬来一条板凳，上面放着一块砖头，让梅兰芳脚踏两根半来多长的高跷站在砖头上，并要求站一柱香的工夫。起初，梅兰芳站上去总是战战兢兢，不到三分钟，就腰酸脚疼支撑不住了。可他刚跳下来，又必须马上再站上去，因为一柱香烧不完，是不准下来休息的。为了练出过硬功夫，梅兰芳的腿都站肿了。

经过一段基本功训练，梅兰芳的跷功有了很大长进。但他没有满足，又积极主动地设法增加训练难度。秋去冬来，他在庭院里找块地方浇了一个冰场，冰面光洁如镜，人走上去都免不了摔跤。可梅兰芳偏偏要踏上高跷，到冰场上去跑圆场。高跷本来重心就高，支撑面又很小，再加上冰滑，梅兰芳经常摔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吴先生看了有些怜惜和心疼，就对梅兰芳说：“休息几天再练吧！”梅兰芳却坚决地说：“先生，您不是常常说，练功练功，一日不练三日空吗？”先生无奈，只好让他继续练下去。

冰上踩跷的功夫，使梅兰芳受益甚大。他晚年时曾多次说过：“幼年练跷功，颇以为苦，但使我腰腿力量倍增。我在六十多岁时仍然演出《醉酒》、《穆柯寨》一类刀马花旦戏，就不能不说是当年严格训练跷功的好处。真可谓‘不受一番冰霜苦，哪得梅花放清香’啊！”

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从七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八十年，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

(1)精其选。

(2)解其言。

(3)知其意。

(4)明其理。

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仅供翻阅的。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地读，只要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也不要一页一页地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听说在中国初有报纸的时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五经四书一样，一字一字地高声朗诵。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念一天也念不完。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能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所以，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下面所说的就指值得精读的书而言。

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流传了下来。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心里觉得奇怪，怎么古人写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所作的东西，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为历代群众所推荐，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被刷下去了。现在我们所称谓“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书之中还要有些被刷下去。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它们都是榜上有名的，我们只能看现在的榜。

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须要精读的书。这就是要一本一本地读，所以在一个时间内只能读一本书，一本书读完了才能读第二本。在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就中国的汉语笼统地说，有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古代汉语统称为古文。详细地说，古文之中又有时代的不同，有先秦的古文，有两汉的古文，有魏晋的古文，有唐宋的古文。中国汉族的古书，都是用这些不同的古文写的。这些古文，都是用一般汉字写的，但是仅只认识汉字还不行。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要先作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的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罗嗦。这个缺点倒有办法可以克服。只要他不怕罗嗦就可以了。好在笔墨纸张都很便宜，文章写得罗嗦一点无非是多费一点笔墨纸张，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就没有法子克服了。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总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比如一个人说，他牙痛。牙是一个概念，痛是一个概念，牙痛又是一个概念。其实他不仅止于牙痛而已。那个痛，有一种特别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范围，有一定的深度。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无论怎样罗嗦他也说不出来的，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可再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映。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反映、体会和判断，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从前有人说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

牛顿每天除抽出少量的时间锻炼身体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一次，在书房中，他一边思考着问题，一边在煮鸡蛋。苦苦地思索，简直使他痴呆。突然，锅里的水沸腾了，赶忙掀锅一看，“啊！”他惊叫起来，锅里煮的却是一块怀表。原来他考虑问题时竟心不在焉地随手把怀表当做鸡蛋放在锅里了。

还有一次，牛顿邀请一位朋友到他家吃午饭。他研究科学入了迷，把这件事忘掉了。他的佣人照例只准备了牛顿个人吃的午饭。临近中午，客人应邀而来。客人看见牛顿正在埋头计算问题，桌上、床上摆着稿纸、书籍。看到这种情形，客人没有打搅牛顿，见桌上摆着饭菜，以为是给他准备的，便坐下吃了起来。吃完后就悄悄地走了。当牛顿把题计算完了，走到餐桌旁准备吃午

饭时，看见盘子里吃过的鸡骨头，恍然大悟地说：“我以为我没有吃饭呢，我还是吃了。”

这些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并不关重要，不过表明了牛顿是一个怎样沉思默想，不修边幅，虚己敛容的人，他对科学极度的专心，总是想着星辰的旋转，宇宙的变化，而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在那部根据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生平拍摄的电影《弗里达》里，我忽略了作为影片主干的那些情事，却紧紧盯着她作画的那些场面，手指都快要抠进椅子的扶手里去。

她１８岁那年遭遇了一场车祸，使她的脊柱、锁骨、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腿１１处骨折，病痛从此就成为高悬在她头上的利剑，时不时召她回去接收警讯。她一生中大约经历了３０次手术，到１９５４年离世，始终被疼痛困扰，她就带着疼痛作画，躺着画、半侧着画、趴着画，把画框悬挂在头顶上画，以各种能够使疼痛减轻一点的姿势画。

不画可以吗？不，不画，她就活不下去。生命如此短促，生活如此凡庸，终于找到突围之路，就要紧紧抓住。疾病已经不可能逆转，生命的终点遥遥在望，谁人的苦痛都不能分身为亿，让全世界都同感同受。躺在床上，却有时间流走的声音如此惊心。画画，是唯一的。甚至那些近乎癫狂的性事也是。

那是唯一的自救之道。就好像凡·高一定要画，临死前的一年，一天一张作品；就好像肺结核肆虐时期的音乐家一定要写，越是死亡逼近越要加速燃烧，三五年的作品总量超过后世音乐家半生所为；就好像，伊迪斯·皮亚芙一定要唱，她说“不唱，我就活不下去了”，还一定要在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后，抓紧时间开始巡回演唱；就好像，路遥一定要吐着黑血写作，不写，他就更加活不下去了；就好像，我的表叔，一定要在癌症的终末期，挣扎着站上讲台讲课——他有个曾经震动华夏的名字，他叫蒋焦影。若非身临其境，你一定当那是种不可理喻的刻苦姿态。但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让剩下的时间尽量丰盛起来，让生命的密度尽量瓷实一些，是唯一的自救之道，是对抗人生终极问题“人生的意义”的唯一方法，是抵消茫茫宇宙自身如此渺小感觉的唯一路径。

就好像席慕容写过，她向别人请教如何能让植物花开得更加茂盛，得到的回答是：“在根部砍上几刀，再在伤口撒上几把盐。”她这么做了，那个夏天，花开得近乎疯狂。任何物种，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繁衍，竭力开花结果。要对抗冰雪，就用花朵；对抗刀斧熔浆，就用花朵；对抗时间，就用花朵。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唯有开花结果。尽管他们告诉我，宇宙生灭轮回，不留痕迹，一切华美都是浪费。

康熙甲寅五年，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平凉起兵反叛。叛乱被平息后，王辅臣重新投降了朝廷。不过，王辅臣知道，这一次，康熙皇帝不会饶了他。于是，他做了下列一系列事情：

先找了一个莫须有的事由，与媳妇干了一仗，并高调宣布休了她。等老丈人来，王辅臣悄悄把老丈人拉到一边，叮嘱老丈人，此地不宜久留，赶紧领着女儿远走高飞。

拿出手中的所有银子来，分成若干份。然后召集所有的将卒仆役，说，你们死心塌地地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枪林弹雨，风霜雨露，辛苦了，这些银子，你们各自领一份，赶紧逃命去。但，无论去哪里，千万不要说从前跟过我。

他看到一个盛鱼的银碗。想，给谁呢?正好看到一个送茶的童子。问，娶妻了吗。童子摇头。王辅臣取银碗送与童子，说，回去卖了，娶媳妇去吧，不要再回来了。

这样，王辅臣的手下仅余数人，召来，与之共饮，一直喝到深夜，喝着喝着，王辅臣哭了。他说，我，一叛逆之臣，死是必然的了，与其死在刽子手的刀下，不如有尊严地自杀。但是，我想过了，无论用刀自刭，上吊自杀，还是喝药而死，都会留下自杀的痕迹。这样，就会连累到你们，以及本省的经略大人以及督抚大人。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想要说什么。

王辅臣说，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等我喝酒喝到烂醉之后，绑上我的手足，用纸盖在我的脸上，然后，含凉水在嘴里，以水喷面，即刻便死。这种死法，看起来，像得病暴死一样。这样，你们去报官，就不会连累你们了。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

话说有一个叫蔡三的老头，患重病，将死。但苟延残喘，就是不咽气。他每天嘴里念叨的，是一个人的名字。谁呢?欠他钱的一个人。这个人家境凄惶，老的老，残的残，病的病，真正是一贫如洗。他怕这个人还不了他的钱。

欠钱的人听说后，跑到蔡三的病床前，当着他全家的面，说，蔡叔，欠你的账，我记着呢，等有钱了，一定还你。

蔡三当面说不急不急，但心里总是放不下。有时候，病得昏昏迷迷，嘴里还是不断念叨着这件事。

欠钱的人急了，磕头下跪，四处筹借，总算把钱凑够了。他赶紧跑去还给了蔡三。蔡三虽病态恹恹的，表现出一脸的不高兴，唠叨说，难道我还在乎你这些个钱。等着欠钱的人走了，蔡三示意儿子把钱藏在米柜里。

然后，一抿嘴，死了。

王辅臣是清朝一代名将，骁勇善战，却也反反复复，起起落落，争议颇多。但是，他赴死之前所做的这一切，让人看到了他心底的仁义与良善。蔡三呢，是老家附近的一个人，活一辈子，心胸不过芝麻粒大小，到死，也没做出件荡气回肠的漂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