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节约的名人故事实用20篇

乔治·西蒙·欧姆生于德国埃尔兰根城，父亲是锁匠。父亲自学了数学和物理方面的知识，并教给少年时期的欧姆，唤起了欧姆对科学的兴趣。16岁时他进入埃尔兰根大学研究数学、物理与哲学，由于经济困难，中途缀学，到1813年才完成博士学业。欧姆是一个很有天分和科学抱负的人，他长期担任中学教师，由于缺少资料和仪器，给他的研究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但他在孤独与困难的环境中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研究，自己动手制作仪器。

欧姆对导线中的电流进行了研究。他从傅立叶发现的热传导规律受到启发，导热杆中两点间的热流正比于这两点间的温度差。因而欧姆认为，电流现象与此相似，猜想导线中两点之间的电流也许正比于它们之间的某种驱动力，即现在所称的电动势。欧姆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开始他用伏打电堆作电源，但是因为电流不稳定，效果不好。

后来他接受别人的建议改用温差电池作电源，从而保证了电流的稳定性。但是如何测量电流的大小，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开始，欧姆利用电流的热效应，用热胀冷缩的方法来测量电流，但这种方法难以得到精确的结果。后来他把奥斯特关于电流磁效应的发现和库仑扭秤结合起来，巧妙地设计了一个电流扭秤，用一根扭丝悬挂一磁针，让通电导线和磁针都沿子午线方向平行放置；再用铋和铜温差电池，一端浸在沸水中，另一端浸在碎冰中，并用两个水银槽作电极，与铜线相连。当导线中通过电流时，磁针的偏转角与导线中的电流成正比。他将实验结果于1826年发表。

1827年欧姆又在《电路的数学研究》一书中，把他的实验规律总结成如下公式：Ｓ＝γE。式中S表示电流；E表示电动力，即导线两端的电势差，γ为导线对电流的传导率，其倒数即为电阻。

欧姆定律发现初期，许多物理学家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发现，并遭到怀疑和尖锐的批评。研究成果被忽视，经济极其困难，使欧姆精神抑郁。直到1841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他最高荣誉的科普利金牌，才引起德国科学界的重视。

欧姆在自己的许多着作里还证明了：电阻与导体的长度成正比，与导体的横截面积和传导性成反比；在稳定电流的情况下，电荷不仅在导体的表面上，而且在导体的整个截面上运动。

人们为纪念他，将测量电阻的物理量单位以欧姆的姓氏命名。

著名元曲专家王学奇教授九十岁了，还在工作着。前不久，我登门求教，看到他的案头摊放着《宋元明清曲辞通释》书稿，旁边是高及天花板的卡片箱，里面是他数十年辛勤搜集整理的资料，其中的每一个小抽屉都可以形成数篇论文和一部专著。王老告诉我：“这部书出版好几年了，需要修订，我要再补充一百万字。”

“一百万字”！王老不会使用电脑，也没有助手帮忙，完全要靠手一笔一画地写，这对于我们壮年人来说，尚是畏途，何况是一位九十岁的老人呢？但王老却表现得自信而轻松，他说：“明年就可以出书了，到时送你一部。”

不久，王老在一封复信中，示以他仿照刘禹锡的《陋室铭》所做的一首《自嘲铭》：

钱不求多，够用就行。名不在高，务实是崇。我虽愚鲁，不甘认命。下定治学心，笑对斥责声，迈开两条腿，一路向前冲。可怜半世纪，扑个空！如今两鬓斑斑，枉叹一事无成。幸喜傻气在，还想战一程，唯乏经验敢复命。

王老的退休金虽然不是很多，但也不算少。他的生活依然十分节俭，他不雇保姆，不请小时工，买菜、发信，都是自己动手。他的钱大多都买了书。他的每一个房间里都放满了书，除了书，似乎没有其他多余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潜心治学者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王老屡遭批判、指责，但坦然面对，终于闯过重重关口，取得了丰硕成果。

他的《元曲释词》、《元曲选校注》和上面提到的《宋元明清曲辞通释》在学界颇负盛誉。最近，他又主编了《笠翁传奇十种校注》，达150万字，对清代李渔的剧作做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在治学上，王老主张单篇论文和成本著作结合进行，即“两条腿”走路，认为这样做可以互相促进。对此，王老也戏称为“轻、重工业并举”。

他已经是个当红主持人，但出于工作的需要，他不得不在某档栏目里出任串场主持人，而且留给他的位置非常尴尬。由于节目结构的限制，主持人可以发挥的时间和空间其实极其有限，不客气地说，他的作用约等于一个报幕员，或者戏言一句，这纯属“打酱油”的差事。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随着这档栏目收视率越来越高，广告商越来越多，他被逼加快语速念台词——1分钟内，要念完几页的赞助商名单。

一个不尴不尬的角色，却接下了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要知道，普通人说话，语速一般不超过每分钟140字;按照播音员的专业考核标准，也不过是一分钟200字;就算是比较著名的快嘴节目，如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主持人语速达每分钟350字，已经接近极限了。而他，要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就只能超越极限。

没有人知道他在后台经过了多少苦练，人们只是在节目里看到他的惊艳亮相——以每分钟400多字的语速，在40秒内，播完了长达几页的广告台词，而且毫不卡壳!于是，有人惊呼他“逆天”了，随着这档名为《中国好声音》节目的热播，他也顺理成章地被尊为“中国好舌头”，由于这40秒太过经典，竟招来众多网友的模仿，他进一步在网络里爆红。

40秒，他竟然把一个打酱油的角色，演绎成了“酱油帝”!而且，是在刘欢、庾澄庆、那英、杨坤等星光四射的大腕做主角，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配角的情况下。

但是，如果你了解他的过去，了解他的奋斗史，你就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他一直就是一个勤奋和认真的人。

那时，他还是个在校大学生，在所参加的一场主持人选拔大赛中进入前十，获得了到电视台做嘉宾主持的机会。学校在郊区，而主持节目的地点在市中心，每天来回在路上的时间就要4个小时，为了赶时间，他连续两年的晚饭都是三块钱的蛋炒饭。

然后，他成为一名电台主持人，但给他的工作量远远超过主持人的本职，要策划，要组织，要拉赞助，要推广。面对如此苛刻的要求，换做别人，或者拒绝，或者虽然接受，但只能说是勉为其难地接受。而他，既没有拒绝，也没有勉为其难，甚至是欣欣然地接受了。后来，他说自己是幸运的，电台需要一个全能的主持人，也把他打造成了一个全能的主持人，从而给他的事业发展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而幸运，难道不是靠他的勤奋和认真换来的吗?

后来，他转行去了电视台。一开始他非常不适应，面部表情僵硬，没有镜头感。为了改变自己，他多看、多练、多揣摩。自己的节目每期都会重看，只要有时间，一天至少要看4档综艺节目。在录节目时，他可以从下午一直到凌晨，足足7个小时不休息，有时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靠着自己搏命一般的努力，他终于华丽转身，成为一个电视主持人。

他在博客中曾写过一句话：“上天眷顾勤奋和认真的孩子。”其实，这也是他的真实写照。

他叫胡乔华，别名华少。现在他有多火，甚至已无需赘述。他只是用他的经历告诉每一个人：

只要足够努力，40秒也可以如烟花一般绚烂!

由杨幂和黄子韬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谈判官》正在湖南卫视热播，收视稳居前列。

除了明星的号召力外，这部剧的火爆也缘于这是一部贴近现实的作品，加之节奏轻快，趣梗频出，让这部剧收获了不错的口碑。

"谈判"内涵深入精神和心灵层面

近年来行业剧的火热势头，让各行各业都有机会成为影视剧的首选题材。而涌现的这些行业剧一改往年过度集中于医疗、律政、刑侦等的状况，诸如消防兵、猎头、高级翻译等相对陌生的新鲜题材陆续进入观众视野。《谈判官》，则是国内首部聚焦谈判领域的电视剧。

该剧讲述了高级谈判专家童薇与商业奇才谢晓飞因缘相识相爱的情感故事。剧中的几位谈判专家认真专业的形象扎实而接地气，主角的谈判内容，有效推进剧情发展，并非只是成为剧作背景框架，再加上杨幂、黄子韬二人互怼互宠引发的一连串爆笑段落，有梗有笑点的设计，给这部剧增添了娱乐化看点等，这样落地的行业剧更加新鲜好看。

谈判，并不是只体现在商业职场上的技能使用，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长长的谈判过程。落脚于此，《谈判官》将"谈判"的内涵深入了精神和心灵层面。剧中不仅聚焦了都市精英男女与职场、情场、家庭的"谈判",更一次次展现了角色与他人、与自我的心灵沟通与关系调适。

制片人高琛说："谈判也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我们故事里面并不是单纯表现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的谈判，更多还有人与人之间，父子之间、恋人之间的谈判，亲情，友情，都会在这部剧里面看到很多。"编剧费慧君也表示："我希望大家能从我们这个电视剧里面不仅看到美好的爱情，也能够看到大江大河，心向大海。"

黄子韬自认入戏特别深

在《谈判官》中，由杨幂饰演的童薇是国际商谈机构中最年轻耀眼的谈判专家，因极高的专业功底和素养在商务谈判领域无往不利。而黄子韬饰演的谢晓飞则是在美国长大的家族企业接班人，心高气傲且具有超高的商业天赋。俩人邂逅于一场意外，并在一次商业并购项目中展开了电光火石的"切磋".最终，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人逐渐从互不认同到彼此欣赏，在相爱相虐中情定"谈判桌".

早在《翻译官》里，杨幂就展示过都市职业轻熟女的风采，此次饰演才华与颜值兼具的女谈判官童薇，不仅驾轻就熟地将人物特质展现得精准而贴切，还将自身魅力与角色结合，塑造出一位魅力十足的女谈判官。杨幂接受媒体群访时表示："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故事，之前算是菜鸟的成长，这个角色一开始就是比较职业、比较精英的女强人形象。但她还有一颗脆弱的心，每天回到家可能还是会打打游戏，自己消化一下小情绪，本质上并不是一个那么坚强的女孩子。"

而饰演桀骜不驯的家族继承人的黄子韬，也成为本剧的一大看点，不仅形象气质与角色贴合，其才华满溢和傲娇的性格特质也在黄子韬的精彩诠释下，让人物与角色高度一致，给观众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黄子韬接受媒体群访时坦言："我入戏特别深，甚至无法自拔。每天在剧组里，我的代入感都很强，可能这也就导致了我有时候比较累，很压抑。"他说，《谈判官》是他的一个开始，希望能因为这部戏开始越来越低调，慢慢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不再浮躁。

诺尔曼·白求恩（NormanBethune）（1890～1939），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着名胸外科医师。1890年3月3日生于加拿大安达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一个牧师家庭。青年时代，当过轮船侍者、伐木工、小学教员、记者。1916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获学士学位。曾在欧美一些国家观摩、实习，在英国和加拿大担任过上尉军医、外科主任。1922年被录取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1933年被聘为加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卫生部门的顾问。1935年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

1935年11月加入加拿大共产党。德、意法西斯支持F.佛朗哥发动西班牙内战，他于1936年冬志愿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38年3月，他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延安。8月，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悉心致力于改进部队的医疗工作和战地救治，降低伤员的死亡率和残废率。把军区后方医院建设为模范医院，组织制作各种医疗器材，给医务人员传授知识，编写医疗图解手册。倡议成立了牿外科医院，举办医务干部实习周，加速训练卫生干部。组织战地流动医疗队出入火线救死扶伤。为减少伤员的痛苦和残废他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11月底，率医疗队到山西雁北进行战地救治，两昼夜连续做71次手术。

1939年2月，率18人的“东征医疗队”到冀中前线救治伤员，不顾日军炮火威胁，连续工作69小时，给115名伤员做了手术。有一次，当某伤员急需输血时，他主动献血300毫升。他还倡议成立并参加了志愿输血队。有些伤员分散在游击区居民家里，他和医疗队冒着危险去为他们做手术。4个月里，行程1500余里，做手术315次，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救治伤员1000多名。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方便战地救治，组成流动医院，组织制作了药驮子，可装做100次手术、换500次药和配制500个处方所用的全部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卢沟桥药驮子”；制作了换药篮，被称为“白求恩换药篮”。7月初，回到冀西山地参加军区卫生机关的组织领导工作，提议开苏卫生材料厂，解决了药品不足的问题；创办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编写了《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战地救护须知》、《战场治疗技术》、《模范医院组织法》等多种战地医疗教材。还将自己的爱克斯光机、显微镜、一套手术器械和一批药品捐赠给军区卫生学校。

1939年10月下旬，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后给一个外科传染病伤员做手术时受感染，仍不顾伤痛，坚决要求去战地救护。他说：“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随即跟医疗队到了前线。终因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1月12日凌晨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17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驻地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并于12月21日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中国共产党员学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1940年4月，在河北省唐县军城南关建立了白求恩墓。晋察冀军区决定将军区卫生学校和模范医院分别命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52年，白求恩的灵柩迁入石家庄烈士陵园。

亚历山大是一位伟大的国王。在征服了许多王国胜利返回的途中，他病倒了。此刻，占领的土地，强大的军队，锋利的宝剑和所有的财富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他明白死神很快会降临，他已无法回到家园。他对将士们说道：“我不久将离开这个世界，我有三个遗愿，你们要完全按我说的去执行。”将士们含着泪答应了。

“第一个遗愿是，我的棺材必须由我的医师独自运回去。”亚历山大喘了口气，继续说道：“第二，当我的棺材运向坟墓时，通往墓园的道路要撒满我宝库里的金子、银子和宝石。”亚历山大裹了裹毛毡，休息了片刻，“最后一个遗愿是把我的双手放在棺材外面。”聚集在他身边的人都很好奇，但没人敢问为什么。亚历山大最喜爱的将军吻了吻他的手说：“陛下，我们一定会按您的吩咐去做，但您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亚历山大深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我想要世人明白我刚刚学到的3个教训。我让医师运载我的棺材，是要人们意识到医生不可能真正地治疗人们的所有疾病。

面对死亡，他们也无能为力。希望人们能够懂得珍爱生命。第二个遗愿是告诉人们不要像我一样追求金钱。我花费了一生去追求财富，但很多时候是在浪费时间。第三个遗愿是希望人们明白我是空着手来到这个世界的，而且我空着手离开了这个世界。”

说完他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

这个故事我们很多人耳熟能详，说的是战国时期赵国的事情。文臣蔺相如出使秦国，使得完璧归赵。在渑池会上，他又机智勇敢的使赵王免受秦王的羞辱。于是赵王提拔蔺相如为右上卿，官位在武将廉颇之上。

老将廉颇自认军功了得，总是不服气，扬言如果见到蔺相如一定要给他难堪。蔺相如于是就称病不上朝，以免见到廉颇。外人都以为蔺相如是害怕廉颇，其实不然。蔺相如是为了赵国国家利益，认为将相不和会给秦国可乘之机。廉颇知道真相之后，主动负荆请罪，从此两人成为生死之交，共同保卫赵国。蔺相如的友善，不是懦弱，而是为了国家利益，团结同僚。

1964年一个晴朗夏日。北戴河的海面上，波粼起伏，阳光挥洒，宛若一片金星闪烁的丝绒。极远处，海天一色，湛蓝无垠，整个大海显得格外温馨宁静。这时，一个泳者游出海面，走出金色沙滩。只见他突然加重了步子，身后的脚印仿佛一下深了许多。

这个泳者不是别人，他正是一代匡世伟人毛**。

“我要去黄河，你们作些准备。”毛**一回到“浴场一号”住所，便激奋地说道。

“去黄河？主席，你去黄河干什么？”毛**简单明了的吩咐中往往蕴涵着深邃含义，对此身边工作人员已很习惯，但面对这个似乎是刚从大海里“捞”出来的斩钉截铁的决定，他们仍感到十分突然。

“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呐！”稍顷，毛**扳着指头接着又说，“这次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去。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化学、地质、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大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的专家。你们给我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我们大家都骑马，沿黄河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我还可以到黄河里去游泳啊！”

说完，毛**便不再言语了，仿佛这条母亲河正在他胸中奔腾流淌。

熟读经书的毛**，他深知黄河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地位。

毛**未了的黄河情结早在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治国良臣管子就曾说过，“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五害之中水为大。”千百年来，黄河多少次漫流失控，尸漂四野？频繁的洪水灾害，直接危及中国大片精华疆土，直至成为历代王朝霸业兴衰、政权更替的导火索。正因如此，汉武帝率众堵口黄河岸，宋太祖御诏疏通黄漕运，忽必烈钦令察河源，康熙帝亲览修黄淮……

可是，中国革命胜利了，黄河洪水还没有被驯服。面对危如累卵的国之忧患，作为这个东方大国的最高领袖，他怎能不兴起制伏洪灾、安流息波的强烈愿望呢！

正是这种多重情感的驱使，当天下大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第一次出京巡视便选定了黄河。从古城开封到悬河岸边，从邙山之顶到引黄渠畔，他一路察看防洪形势，询问治黄方略，展望大河前景，活跃的思维一刻也没有离开这条大河。

在兰考县东坝头，这个一百年前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的地方，面对危如累卵的悬河形势，毛**听说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黄河曾发生一场特大洪水，水势汹涌，尸漂遍野，灾情严重，留下了“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的民谣。毛**关切地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面对领袖的千古一问，在场的陪同人员提出“修建水库防御特大洪水”的初步对策，对此他明确表态说“大水库修起来解决了水患，还能为灌溉、发电，通航提供条件，是可以研究的”，体现了一代伟人对加快黄河除害兴利步伐的迫切愿望。

正是在那次谈话中，陪同者还提出“从长远看，将来还要从长江流域引水入黄河”的远期设想，对此，毛**风趣地说：“通天河就是猪八戒去的那个地方吧？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来是可以的。”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视察结束时，毛**意味深长地留下了这句深情嘱托。

毛**的一生极具挑战性。“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每一场奋斗，无不是举重若轻、胜似闲庭信步的必胜情怀。但对于黄河，他却从不轻言“征服”，不用“修好”、“根治”之类的字眼，也很少像对长江那样发出响亮的赞美之声，他更多的是仔细品味发生在黄河身边的那些历史故事，惦记着千百年来大河两岸深沉的忧患……

伟大领袖的黄河之行，曾使多少人心潮激荡，夜不能寐！

可毛**本人似乎对于这次黄河之行并不太满意，  “那次考察，不过是走马观花，没有看出多少东西。千疮百孔的黄河仍未治好，还没能走上造福人民之路啊。”毛**几次对有关人员如是说。

特别是对于那座三门峡工程，毛**更是牵念有加。早在当初批准这个项目开工时，他就明确表示“要修水库，不要泥库”。可是工程建成后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每念及此，这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毛**想千里骑马走黄河，还有一层更深的考虑，那就是：借助这次黄河之行，努力打破与外界的阻隔，重新沟通自己与中国社会实际层面的联系。战争年代里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在赣闽苏区，只要有几天时间，他就会找来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开个调查会。当地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谁家的水酒最受欢迎，土布、盐和“洋火”从哪里进的货，他都了如指掌。

在延安，他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走在街上。各种人都和他打招呼、聊天，大到边区政策建议、甚至农民说他的一句闲话，都能声声入耳。那时候，外有强敌围剿，内有路线斗争，并不时夹杂着共产国际“太上皇”指手划脚的声音。但不管多么艰难曲折，如何荆棘丛生，在“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拥戴下，毛**都出神入化地挺了过来，玩数万敌军于股掌，而且每走一步都感到很踏实。

如今，那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怎么找不到了？曾几何时，全国各地还是一片莺歌燕舞，各行各业“卫星”频升，捷报频传，为何突然间就变得天灾人祸，怨声四起，饥荒死人的报告纷至沓来

为此，毛**很感困惑，决心到基层直接进行调查研究。

1960年6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十年总结》中写道：“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他在不同场合提议，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次，毛**还向他的卫士披露了自己埋藏已久的心迹，他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对全国干部也是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要请一位地质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

可是，人一旦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就连最起码的要求也成了一种奢望。他似乎怎么也无法走出这座“围城”。

毛**觉得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也许这正是他要走出丰泽园，走出菊香书屋，凭借黄河再度“突围”的真正含义。

1964年8月初，平阔恬静的北戴河浴场突然传来一阵军马嘶鸣之声，一支由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精心组建的骑兵大队，在北京西郊香山经过特殊训练后，奉调紧急赶至北戴河海滨。

年逾古稀的毛**，在卫士簇拥下登上一匹专门挑选的白色高头大马。他昂首挺胸，挽缰策马，行进在金色的沙滩上，一如当年“屈指行程二万”之风采再现。

“练吧，不会骑马就去不了黄河。如果人生连黄河都没有见过，那是会后悔的。”毛**语重心长地鼓励身边工作人员。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千里走黄河”的壮行却注定要搁浅了。因为毛**感到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

1964年12月26日，是毛**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订了几桌菜，请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以及少数劳动模范、科学家一起过生日。宴前，毛**即席讲话“今天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什么四清四不清，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你们什么事情都不给我讲，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一顿寿宴大家吃得索然无味。

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当然要比千里走黄河重要。于是，黄河骑兵大队很快就宣布解散。一场最高规格的“黄河壮行计划”无果而终。

不过，即使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毛**也没有忘记黄河的事情。1972年他大病初愈，在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还曾风趣地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里去了一趟。他俩对我说，你那个国家的钢铁、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不用来这么早了。你先回去吧。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黄河啊，这是毛**魂牵梦绕的一条大河！

钱基博乃是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的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在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到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文学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权重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邻居张大伯每天早晨准时6点起床，咳嗽声和出去买早点弄出的关门声像闹钟一样把我从梦中唤醒。每天谁家放在门外的垃圾，张大伯下楼时，准会捎下去，可最近一个星期听不见张大伯的声音了。

他儿媳说张大伯病了，是什么癌。医生说最多活一年，做手术顶多会延长三年寿命，还得花好多钱。儿子买房还贷着款，哪儿弄钱去?儿子说就是借钱也得治。张大伯坚决不同意，他说今年70岁了，把儿子折腾得不成样子，就是治好又能咋的，还不如想吃啥吃啥，开开心心，能活多长时间就活多长时间。

张大伯趁儿子儿媳上班了，孙子上学了，就悄悄回乡下了，并留下纸条，嘱咐儿子儿媳：别去接我，接也不来。我守我那6亩枣园去，有什么情况再通知你们。

张大伯只有这一个儿子，老伴也在一年前去世了，儿子放心不下，就让老爸来城里住。其实老人住不惯高楼，也吃不惯营养搭配的“科学饮食”，在儿子的督促下去体检，才查出一个癌症来。

张大伯的儿子也不再勉强老爸，他知道老人的倔脾气，就随他的意愿。

邻居们对这样一位勤快的老人是有记忆的，经常有人问张大伯的儿子：“你爸现在怎么样了?”

“在家守着他的枣园呢，我爸喜欢吃枣。”

初冬时节，张大伯又进城来了，整整一年没见，老人红光满面，一点不像有病的样子。儿子又带他去体检，医生说癌症基本没有了!

体检医生惊呆了，随即报告给院长，医院的专家们聚集在一起探讨这一奇迹。

专家问：“你又去什么地方看病了?”

张大伯说：“我哪也没去，回家看枣园了。”

专家又问：“你每天都吃些什么?”

张大伯说：“吃些家常便饭。不过，我种枣树，喜欢吃枣，又把枣卖了些，买些核桃吃。”

专家们面面相觑，第一次听说每天吃核桃吃枣就能治好癌症!

张大伯也是这样给邻居们说的，每天吃仨核桃俩枣;另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经常给枣树施肥、浇水，看着那一棵棵枣树上挂满玛瑙般的枣儿，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早把自己是癌症患者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邻居们都说，张大伯的病也不是光靠仨核桃俩枣就治好的，而是靠他乐观的精神，宽和的心态。张大伯勤快，从不把自己当病人，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病情反而慢慢消减了。

医院的专家们也这么说。

以前李静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担任央视主持人没多久，她便觉得很不开心，工作起来特没劲，于是向领导提出辞职。

从央视辞职之后，李静邀请歌手戴军做搭档，叫上妹妹李媛和几个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时的同学，凭借她的4万元私房钱作为资金，就开始艰难创业。

利用手上过去几年积累的人脉关系，李静陆续请来名人朋友，进行制作访谈节目《超级访问》，然后前往上海电视节招商。由于没有钱租赁交易会的展台，因而只能几个人拿着宣传海报，搭一个万分简陋的临时台子吆喝。让李静意外的是，费尽心机吆喝几天，竟然没有招来一个广告商!

即使没有广告商，节目也还得继续录下去，否则就与电视台违约，要承担违约责任。刚创业时李静与电视台签约，她将节目免费给电视台，电视台给她几分钟的贴片广告，由她自己负责卖出去。当时李静没有任何客户资源，卖出广告去简直比登天还难。

每做完一期节目，李静就要到处找人借钱，差不多能借到钱的朋友和亲戚，她都厚着脸皮去借过。最多的时候，李静居然欠下将近300万元债，即使有钱的人，也不敢再借钱给她。后来，李静实在借不到钱，为了继续制作节目，她只得把房子抵押出去，几个人栖身在北京西城区小西天的一间破旧民房里，就像苦行僧那样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

在拉不到广告的情况下，经过近两年的摸索，李静逐渐明白，纯粹依靠贴片广告的生存方式，只会让自己永远处于被动的位置。因此，她准备改变经营方式，另谋出路。

“我要卖节目。”李静把自己标新立异的想法说出来后，发行总监惊讶地说：“中国的电视领域，从来只卖电视剧和广告冠名，哪里有卖节目的?节目不容易卖出去!何况你的节目鲜为人知，别人凭什么买你的东西?”

员工也各抒己见，竟然不约而同地认为，卖节目要靠人脉关系，这比拉广告更难。

既为了做出榜样，也为自己争一口气，李静确定要实践自己的想法。她忙碌的身影，奔波于全国各地的电视台，推销节目。

其中，来到湖北电视台的时候，李静对台领导说：“我做了一个节目《超级访问》，你们能不能看看节目录像?”那时湖北电视台还没有外面的节目，因此那位领导告诉她：“你先回去，需要节目的时候，我们再与你联系。”

“最好你们现在就看看我的节目录像。”李静十分果断地说，“如果你们觉得节目不行，我就马上走;如果觉得节目可以，我就免费送给你们，你们赚到钱我分文不要，以后再谈合作。”

感到李静说话爽快，为人仗义，那位领导便召集他们电视台的相关人员，和他一起审片。看完节目录像后，大家都说《超级访问》做得非常好。

这时，李静当机立断，将节目中的5分钟贴片广告，只留30秒时间给自己，其余的都送给湖北电视台。“如果《超级访问》收视率高，你们不用投入一分钱，就可以大赚一笔。”李静有条不紊地说，“假如收视率不理想，就把这个节目停播，对于你们来说，反正不会有什么损失。”

听完李静的解说，湖北电视台领导立刻同意试播，并决定每期节目给她2000元。结果《超级访问》播出后，深受观众喜爱，各地电视台的人纷纷到北京找李静购买节目。在很短的时间内，李静的节目就卖给50家电视台，每家2000元，一期节目能卖10万元，而成本才3万元，这一出一进，她就轻易获得7万元利润。李静是中国最早卖节目给电视台的人，多年下来，她赚到无数钞票。

现在，李静是《超级访问》、《美丽俏佳人》、《娱乐麻辣烫》、《情感龙门阵》和《静距离》五档节目的主持人，主持风格灵活善变、机智幽默，她制作的节目姿态不同、角度新颖，已经发行到海内外200多家电视台，收视人群达6亿人次以上。这些节目回馈给李静的，是作为主持人难以想象的明星人气与受众影响力。

李静独立、坚强、快乐而美丽，是这个时代女性的最佳代言。与在央视相比，她自己创业几乎提前20年成就人生的美好，拥有属于自己的成功事业，而且将这份事业做到极致。李静的经历，给我们留下有益的启示：如果在高处没有劲，就干脆往低处走，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方，才能创造更加精彩的人生。

在拉丁美洲，有这么一位总统，"寒碜"得不行，以至于每次和他一起开会亮相，总让其他国家的总统们坐立不安--因为他从来不带随从，不打领带，穿着十分随意，全身上下居然找不出来一件名牌精品。

他叫何塞.穆希卡，是乌拉圭现任总统，被西班牙媒体称为"全球最穷总统"。

现年76岁的穆希卡，出身于农民家庭，2009年被左翼公推参选总统，2010年3月当选总统。尽管当时他是"穷苦人的候选人"，但最终他却凭借超过半数的选票当选。

任职总统后，穆希卡拒绝迁入总统官邸，因为"那比蹲过14年的牢房大太多"。他更拒绝了随行和防弹轿车接送，自己每天开着车龄"20多岁"的金龟车上下班。"异类总统"的举动还远远不止这些，周末他还会自己整理一下菜园，带着爱犬出门，看球赛，他担任国会议员的妻子对于外界的不理解坦然一笑，称自己"早已见怪不怪"了。

2011年，穆希卡把自己在埃斯特角的总统官邸和两处住房，以27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乌拉圭东部共和国银行。穆希卡把出售所得的资金全部用于实施政府的住房计划。

去年底，穆希卡申报的财产令人难以置信：首都郊区一栋旧农舍和两块农地、两辆1987年的福斯金龟车、两辆拖拉机，加上银行不到20万美元的存款。穆希卡的清廉，让进进出出都讲究排场的拉美政客们十分汗颜。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最穷总统"，却成为拉丁美洲最受欢迎的总统--因为他的爱心。

穆希卡上任后就宣布：把月薪的九成捐给游民救助基金。他说："剩下的够我用了，如果有这么多同胞连这数目都赚不到，我怎能说不够呢?"他还表示，将来还要把部分退休金捐出。

对于自己被称为"全球最穷总统"，穆希卡微笑着回应道："我一点也不穷，说我穷的人才是真穷。说我只有几样东西倒也没什么错，但俭朴却使我觉得非常富足。"

对于身居总统要职的穆希卡而言，身价、金钱、荣耀，这些标签可谓招之即来，然而他却将心灵的收获纳入了财富的范畴，用爱心和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这些身外之物的无动于衷和对心灵富足的追捧。

俞敏洪说："心灵的富足是一种美，这种美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是一种把生命融入诗意的壮举。"或许，"最穷总统"穆希卡赚取的，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真、最美、最温暖的"财富"。

半途而废是一个成语，形容半路上停下来不再前进。比喻做事有始无终。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些名人也有半途而废过。

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德国著名的化学家，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农业和生物化学，他创立了有机化学。因此被称为“化学之父”。

李比希曾经试着把海藻烧成灰，用热水浸泡，再往里面通氯气，这样就能提取出海藻里面的碘。但是他发现，在剩余的残渣底部，沉淀着一层褐色的液体，收集起这些液体，会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

他重复做这个实验，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种液体是什么呢？李比希想，这些液体是通了氯气后得到的，说明氯气和海藻中的碘起了化学反应，生成了氯化碘。于是，他在盛着这些液体的瓶子上贴了一个标签，上面写着“氯化碘”。

几年后，晋中之窗李比希看到了一篇论文——《海藻中的新元素》，他屏着呼吸，细细地阅读，读完懊悔莫及。原来，论文的作者，法国的青年波拉德也做了和李比希同样的实验，也发现了那种褐色的液体。

和李比希不同的是，波拉德没有中止实验，他继续深入研究这褐色的液体有什么样的性质，与当时已经发现的元素有什么异同。最后，他判断，这是一种还未发现的新元素。波拉德为它起名“盐水”。

波拉德把自己的发现通知了巴黎科学院，科学院把这个新元素改名为“溴”。

春秋末年吴越战争中，吴王夫差为替父阖闾报仇，富国强兵，终于一战败越，本来已经要灭了越国了。却半途而废，后来放虎归山，自己则贪图享乐，不再励精图治。而越王勾践知耻后勇，卧薪尝胆，坚持不懈，终于20年一举灭吴，夫差身死国灭。

你知道第一部电话机是谁发明的吗？不错，是英国的科学家贝尔。

当贝尔宣布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电话机，轰动了当时的整个科学界。不料，就在贝尔申请这项发明专利后，科学家莱斯却向美国最高法院对贝尔提出控诉，声称电话机的发明权应该归他所有。

事关一项重大发明的发明权和当事人的名誉权，法院不得不进行认真严肃的调查

并请有关科学家对贝尔和莱斯各自的申诉进行鉴定。

调查和鉴定结果证明，在贝尔之前，莱斯确实已研制成功一种利用电流进行传声的装置，这种装置能把声音传到1000米以外。但是这个装置仅能单向传送，不能双方互相交流。对此，莱斯确认不讳。于是：法院和科学家都断定，这种装置还不能被称为电话机。

贝尔面对法院和科学家调查组，也直言不讳，他曾借助过莱斯的实验。但他比莱斯更加细心，他发现了莱斯装置的不足。他将莱斯装置所用的间歇电流改变为连续的直流电，这就解决了话声短促多变的问题。

然后，他又将莱斯装置上的一颗螺丝往里拧了半圈，仅仅5丝米，于是话声就能互相传递了。仅仅这5丝米，就使电话机诞生了，这种结果使莱斯瞠目结舌，使科学家震惊万分。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法院最后判决是莱斯败诉，电话的发明权归贝尔。贝尔感到他利用了莱斯的实验，同意发明专利为他和莱斯共有。莱斯感慨地说：“我在离成功5丝米的地方失败了，我将终生记取这个教训。”他坚决拒绝与贝尔共享专利。

我们为贝尔的多一点耐心，多一份坚持，多一份认真，多一份努力，最终获得成功而庆幸。我们为莱斯的少了一点耐心，少了一份坚持，少了一份认真，少了一份努力，最终半途而废，与成功失之交臂而深感遗憾。

是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有时失败与成功的距离仅在咫尺之间乃至毫厘之间。功亏一篑，功败垂成。人类每一努力的领域中，有些微小的差距，便把赢家与输家分别出来。

赢家之所以赢得这些微小的差距，往往不是决定于天才、资源或者脑子，而在于用心度的深浅。在探索的征途上，往往再多加一把劲，再多走一步路，就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跃上成功之巅。

贾岛之所以成名，却并非由于他的英雄气概，而是由于他的苦吟。人们最熟悉的“推敲”的典故，便是出于此公身上。毫无疑问，写“僧敲月下门”当然比“僧推月下门”的句子要好得多。这几乎已经成了讲究炼字的一个最寻常的例证。可是，懂得这样一些起码的文字“推敲”的技巧，难道就可以称得起是一位苦吟的诗人了吗？问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否则，成为一个大诗人也太容易了。

贾岛的苦吟，实际上是在炼意、炼句、炼字等方面都用了一番苦工夫。而这些又都是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时代性分不开的。首先我们看到贾岛非常用力于炼意，因而他的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意境。如果写一首诗而意境不佳，味同嚼蜡，叫人读了兴趣索然，那就不如无诗。有了好的意境，然后还必须保证这种意境能够在字句上充分表达出来。

贾岛的每句诗和每个字都经过反复的锤炼，用心推敲修改。但是到了他写成之后，却又使读者一点也看不出修改的痕迹，就好像完全出于自然，一气呵成的样子。由此可见，所谓苦吟只能是从作者用功的方面说的，至于从读者欣赏的方面说，却不应该看出作者的苦来。

贾岛有许多作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渡桑干河》的诗写道：“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于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这首诗的意思很曲折，而字句却很平易。这样就显得诗意含蓄，使读者可以反复地咀嚼它的意味。如果多用一两倍的字句，把它的意思全都写尽，读起来就反而没有意思了。在贾岛的作品中，象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屈原出身于楚国没落的贵族。曾任楚国左徒、三闾大夫等职。主张对内改善政治，对外连齐抗秦，可由于怀王昏聩，小人当权，因而不断遭到、打击，后被放逐汉北。而后继位的顷襄王更为昏庸，亲秦卖国的小人更加猖狂，—腔爱国热血的屈原再次被放逐到江南，最后投汨罗江而死。

按当今史家流行的说法，屈原流放江南，主要指湖南沅湘一带，忽略了涉足澧水的可能性。但就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屈原在他的着作中，多次颂

扬澧水风光，试举例：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湘君》）

屈原为何不把佩玉丢在沅江、湘江，而偏偏丢在他所不熟悉的澧水？

“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

按理，屈原把随身穿的衣服丢在澧水，以表达他决绝的意志，这个地方就应就是他所熟悉或所喜爱的，如果他连澧水的面都没见过，又怎能轻率地作出这种庄重的抉择？

这天门山下、武陵源景区内流传着不少有关屈原的古老传说。而天子山着名的“屈子行吟”景点简直就就是屈原的化身。

哲理：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物阻挡着我前进，我务必历尽万难，来体现我的价值和好处的高尚。

东汉末年，有个大学者名叫郭泰，他道德品质都十分高尚。

一天，他看见一个十二三岁的童子正在给他打扫书房，那童子长得眉清目秀，而且举止有礼。于是他就问那个童子说：“你叫什么名字?几时来的?”那童子彬彬有礼地答道：“我叫魏昭，是这两天才由府上总管收下来的仆人，分派我给您做清洁工。”郭泰问：“你认识字、读过书吗?”魏昭说：“读了一点。”于是郭泰拿起一本较容易的书考问他，觉得这孩子不但聪明，而且很有学问。

郭泰说：“你有这么好的素质，应该继续学习啊，来这里做仆人岂不是浪费青春吗?”魏昭说：“我是专门投到你府上来的，因为我听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所以想到你身边来，学习怎样做人啊!”郭泰听了，深深地被这孩子积极进取的行为感动，于是收魏昭做自己的学生，尽心竭力地教育培养他。魏昭后来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学者。

刘备很仰慕诸葛亮的才干，想请他帮助自己统一国家。官渡大战后，曹操打败了刘备。刘备只得投靠刘表。曹操为得到刘备的谋士徐庶shù，就谎称徐庶的母亲病了，让徐庶立刻去许都。徐庶临走时告诉刘备，隆中有个奇才叫诸葛亮，如果能得到他的帮助，就可以得到天下了。

第二天，刘备就和关羽、张飞带着礼物，到隆中去拜访诸葛亮。谁知诸葛亮刚好出游去了，书童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回来。刘备只好回去了。

过了几天，刘备和关羽。张飞冒着大雪又来到诸葛亮的家。刘备看见一个青年正在读书，急忙过去行礼。可那个青年是诸葛亮的弟弟。他告诉刘备，哥哥被朋友邀走了。刘备非常失望，只好留下一封信，说渴望得到诸葛亮的帮助，平定天下。

转眼过了新年，刘备选了个好日子，有一次来到隆中。这次，诸葛亮正好在睡觉。刘备让关羽、张飞在门外等候，自己在台阶下静静地站着。过了很长时间，诸葛亮才醒来，刘备向他请教平定天下的办法，并因诸葛亮不答应而哭，诸葛亮见刘备三顾茅庐，诚心诚意，便答应与刘备共图大业。 那年诸葛亮才27岁。

美国喜剧演员戴维·布瑞纳出身于一个贫穷但很和睦的家庭。中学毕业时，布瑞纳的很多同学都得到了家里给的新衣服，有些富裕子弟甚至还得到了新的轿车。

布瑞纳跑回家问父亲可以给他什么礼物时，父亲把手伸进上衣口袋，取出一样东西，然后轻轻放到布瑞纳手上———一枚硬币。

布瑞纳以为父亲在同他开玩笑，可是父亲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用这枚硬币买一张报纸，一字不漏地读一遍，然后翻到分类广告栏，自己去找一份工作，到这个世界去闯一闯，它现在已经属于你了。”

布瑞纳成名以后，还念念不忘小时候父亲给他的那枚硬币。

他说：“我的那些朋友得到的只不过是轿车或者新衣，但是父亲给予我的却是整个世界，这是我得到的最好的礼物。”

在这个以竞争求生存，谋发展的时代，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现成的财富，而是让孩子把自己变成财富。

林尚沃是19世纪朝鲜最着名的商人。他眼光独到，极富传奇色彩。一天，有三个人不约而同来向他借钱，都说是要去做生意。林尚沃答应了，不过先只给他们各一两银子，要看5天后能赚多少钱再作决定。第一个人用银子买草绳做草鞋，挣了5分银子;第二个人买来材料做风筝，正赶上春节，好卖，挣了1两银子;而第三个人则说，1两银子能干什么呢?他拿了钱就去喝酒，喝到只剩1分，就买了张纸托人给林尚沃捎了一封信：我要去寺庙里读书，请提供些开销。林尚沃让人送了10两银子去寺庙。5天很快过去了，林尚沃决定借给编草鞋的100两银子，借给做风筝的200两银子，而给第三个人1000两银子。

有人不解，问何故。林尚沃说：“编草鞋的兢兢业业，不浪费一分钱，不会饿死，但也成不了富人;做风筝的比编草鞋的聪明，有头脑，善于把握时机，但仅看到眼前的时机是不够的，他也许能成为富人，但成不了巨富;至于那书生，不为钱所累，顺其自然正是赚钱的最高境界。如果为钱拼命，根本挣不到钱;如果过分追逐，事业肯定失败。”一年后，编草鞋的还清了本息，还开了一间铁匠铺;做风筝的贩卖盐和干海货，已经开了5间店铺;而写信的小子空手而回，他拿了钱去平壤，被一个支女迷住，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银子已经没有了，回来的路费都是向支女借的。林尚沃决定再借给他2000两银子，一年后再见。

但结果那家伙压根儿没露面。一晃8年过去，那个人回来了，向林尚沃借10辆牛车，并要求安排些人。林一一应允。10天后，10辆牛车装满了质量上乘的6年参回来了，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连林尚沃也感到意外。要知道一牛车一驮货，10驮人参值10万两白银。那人道明了原委：几年前他怀揣2000两白银，马上去找那支女，和她结了婚，过了几天好日子，直到银子只剩100两，他全部买了人参种子，振作精神，离开平壤去了开平，在深山老林里选中一处背阴的山坡，将种子随风撒下。然后回平壤和支女开了家酒馆。6年过去，那片山坡已成参田，为他带来了巨额财富。为报答林尚沃，货值10万两白银的人参他只要了5万两，没费太大的力气挣了笔巨款，结果皆大欢喜。不去刻意追逐，顺其自然者成大器，这是林尚沃的识人之道。成功有时并不需要刻意而为，一个人执着于目标苦苦追求，反而会为其所累;只有懂得放下，放下渴望成功的那颗心，顺其自然，才能得到最大的成功。

守株待兔的故事：宋国有个农夫正在田里翻土。突然,他看见有一只野兔从旁边的草丛里慌慌张张地窜出来,一头撞在田边的树墩子上,便倒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了。农民走过去一看:兔子死了。因为它奔跑的速度太快,把脖子都撞折了。农民高兴极了,他一点力气没花,就白捡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野兔。他心想;：要是天天都能捡到野兔,日子就好过了。

从此,他再也不肯出力气种地了。每天,他把锄头放在身边,就躺在树墩子跟前,等待着第二只、第三只野兔自己撞到这树墩子上来。世上哪有那么多便宜事啊。农民当然没有再捡到撞死的野兔,而他的田地却荒芜了。因为没能再次得到兔子，农民自己沦为了宋国的笑柄。

蒙哥马利是英国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盟军军事指挥官，入选“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并以50年的军旅生涯而成为英国历史上服役最久的将领。

蒙哥马利是一位谨慎、彻底的战略家。他不打无准备之仗，在部属中享有极高威信。

蒙哥马利精通驭兵之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充满硝烟的前线，英国官兵时常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的将领，察看地形，指点部署，与官兵交谈，有时还亲切地拍拍士兵的肩膀。士兵们一下子就记住了这名将领，因为这位将领戴着一顶与众不同的军帽。别的将领和士兵的军帽都只镶嵌一只帽徽，而这名将领的军帽，却镶嵌着两只帽徽，一只是将军标志的帽徽，一只是装甲兵标志的帽徽。

士兵们互相一打听，原来此人是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元帅亲临一线，让士兵们又兴奋又感动，士气大振。蒙哥马利元帅为什么要戴两只帽徽的军帽，大家又好奇地猜测起来。有的说元帅喜欢标新立异，故意猎奇;有的说元帅是以此显示自己特别重视装甲兵的用途。随着猜测的传播，士兵们深刻地记住了元帅，深刻地记住了元帅亲临前线的场景。

后来，还是蒙哥马利本人揭开了军帽带两只帽徽的秘密。原来，蒙哥马利元帅是出于具有实际价值的动机，才戴这样的帽子的。他认为，一个统帅人物要在部队中具有威信和感召力，就必须使下级官兵经常能够在前线看到他。这种认识来自于蒙哥马利的亲身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蒙哥马利担任排长和上尉参谋，一直让他深感遗憾的是，他从未见过自己部队的总司令。蒙哥马利认为这是英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蒙哥马利戴这顶镶有两只帽徽的特殊军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部队官兵能够经常看到他，并记住他。他说：“各部队官兵看到这顶帽子，就知道我来了，就知道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关切，就知道我不只是坐在安全的后方，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我是和他们站在一起，并肩作战。”

两只帽徽的小小军帽，成为了蒙哥马利元帅的象征，成为了元帅深入一线与士兵携手并肩的标志，成为了鼓舞士气提振军心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