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的革命先烈的故事【汇集20篇】

刘胡兰，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现已更名为刘胡兰村)。1945年进中共妇女干部训练班，1946年被分配到云周西村做妇女工作，并成为中共候补党员。1946年秋，国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不到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刘胡兰配合武工队队员将石佩怀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道：“一个样”。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1910年陈嘉庚在新加坡参加中国同盟会，募集巨款赞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24年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高举反日斗争旗帜。济南惨案发生后，他任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募捐救济受难家属，并号召华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筹款支援祖国。1938年倡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任主席，每年募款达上亿元，并组织司机和机工3000多人回国为抗战服务。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路透社电讯公开传出“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陈嘉庚感到事出有因，但他不信真有其事，因为他与汪精卫过去有过来往，私交甚好。他遂以南侨总主席名义，直接向汪精卫去电询问，汪坦承不讳。陈嘉庚给汪发长电两则，严词指出其主张极端错误，但汪称其和平主张为无上良策，甚至反过来还叮嘱陈嘉庚劝说南侨赞同其主张。至此，陈嘉庚得知汪精卫始终坚持顽固立场，无可挽救。考虑到此事系国家头等大事，应公之于众，以正视听。1938年10月28日，国内政坛的一次重要会议——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身在新加坡的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向大会发去一个电报提案，提案有三方面内容：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其中，第一方面的内容最为著名，后经会议秘书处精简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样的电报提案，犹如一声惊雷，骤然在会场响起，不仅惊动了国民党战时首都重庆，也震动了海内外。

这一电报提案，充分体现了陈嘉庚力主抗战、反对和谈、反对中途妥协的爱国精神，当时在海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中国著名爱国人士、政论家邹韬奋在其所著的《抗战以来》一书中，对其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和高度评价。他说：“开幕之后，霹雳一声，陈嘉庚从新加坡来了一个‘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同时，他还具体描述道：“当汪精卫议长高声朗读‘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时，面色突变苍白，在倾听激烈辩论时，神色非常不安，其所受刺激深矣。”1940年3月陈嘉庚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考察，并冲破国民党政府重重障碍，到达延安，对抗日根据地干部的廉洁奉公、军民团结抗战，热情称颂并从此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组织“新加坡抗敌动员总会”，动员华侨从各方面积极抗敌。陈嘉庚曾屡遭敌人迫害，脱险后，各界人士在重庆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题“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以褒赠。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嘉庚积极投身反蒋反美的民主运动，支持解放战争，创办《南侨日报》。

一、受命于危难之时

1961年，正当“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使青海人民处在深重的灾难之时，中央决定调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青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我也从公安部随调青海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当时在青海农业区刮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放小麦亩产达到8585斤的“卫星”，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农民挨饿浮肿、情况十分危急。在牧区，不顾实际情况搞“一步登天”成立人民公社，把牧民放牧的牲畜集中起来办马场、牛场、羊场，盲目大开荒，破坏了草原。造成牲畜大批死亡，牧民无以为生。农村和牧区出现了“人瘦、地瘦、牲口瘦”的万户萧疏、田园荒芜的严重局面。

王昭同志下车伊始，就组织一切力量抢救农牧民于饥饿之中，请求兄弟省调拨一批救济粮，又请求罗瑞卿总参谋长调动部队汽车团紧急抢运，及时把粮食运到农牧民手中。王昭同志又亲自到农村、牧区深入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取得纠正错误、端正政策的依据，提出因地制宜的正确措施。如：在农业村，大幅度减少粮食征购任务，特别严重的地方，暂不征购粮食，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扩大农民自留地，允许农民耕种小片荒地;鼓励多种多收，多劳多得;洋芋包产到户，果树、副业下放到户，开放集市贸易等。在牧业区，提高牧民口粮供应标准;给牧民划分自留畜，包产到户;停止盲目开荒，退耕还牧，实行政社分开，划小公社等。由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正确措施，大大调动了农牧民的积极性。依靠党的领导和群众力量，经过三年奋斗，就扭转了困难局面，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到1965年，一直靠国家调拨粮的青海省，竟然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还调出去三千万斤青稞。全省畜牧业生产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省各族人们高呼共产党万岁，王昭省长也得到了“王青天”的称号。

王昭同志认为这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正确，全省人民齐心协力的结果，他本人的努力是应该的也是微不足道的。他没有就此停步，而是满怀雄心壮志，去绘制建设社会主义新青海的蓝图。为了吃透省情，他从1963年开始，顶风雪、冒严寒、穿戈壁、踏草原、攀峻岭、跨冰川，跑遍了青海牧区六个州农业区八个县，进行了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为了打开局面，迈出步伐，就必须纠正过去错误，克服重重阻力。王昭同志在省委集体领导下，召开各种会议，发扬民主，同干部一起实事求是摆问题、揭矛盾、讲道理、辨是非，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宣传和积极的思想斗争，统一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认识，坚定了大家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对于坚持错误、情节严重的干部，进行了调整。为此，王昭同志得罪了这些人，但为了搞好青海的工作，他也在所不顾。

王昭同志心里装着青海人民，与人民息息相通，打成一片。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群众之中，特别是1963年至1965年“四清”时间，他自任工作总团团长，扎根湟中县平安公社，经常吃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平安公社上庄大队有一户最贫的农民，名叫刘维金，解放十多年了，仍然没有摆脱贫困，还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连村干部也不屑喝他一碗水。1964年秋天，王昭同志却走进刘维金的土屋，住在他那伸不开腿的、没有窗户的小土炕上，炕边是羊圈，堆满柴草，墙面和屋顶被长年烟熏火燎，黑得像锅底一样。王昭同志在这里睡，在这里吃，和刘维金家一起吃那酸的青稞馍，喝那能照出人影来的杂面糊糊，他和刘维金促膝谈心，说到伤心处，泪花在他俩的眼睛打转转。在总寨公社，王昭同志住进村里最穷苦的农民唐永顺家，睡在他家的牲口棚里。唐阿奶听说他是省上来的干部，趁王昭同志外出，把他的行李搬到儿子的炕上。王昭同志回来，感到很不安，他对老人说：“你们一家三代，住得不宽敞，我在哪里住都一样。”又把自己的行李搬回原处。

在那些寒冷的夜晚，他的被头结一层冰，两只脚直到天明还暖和不过来。后来有人告诉唐阿奶说，王昭是省长。这世代受苦、年逾古稀的老人始而不信，继而惊愕，老半天说不出话来。她简直难以相信，这个衣服打着补丁的人、同他们一起搬石头、推小车的“干部老汉”竟是一个“大官”。那几年，青海农村生活很困难。王昭同志又总是住在最穷困的贫下中农家里，同住、同吃、同劳动。白天劳动、工作，晚上开会、谈话，一起吃那酸的青稞馍，喝那带着燕麦壳的糊糊。他有糖尿病，又不能多吃粮食，人很快就消瘦下去。一天晚上，有位同志给他端来一小碗煮熟的蚕豆，王昭同志严厉批评这位同志说：“不要这样，群众年年月月过这样的日子，我们才住几天，群众的困难过去了，我们也就好过了。”接着就让人把蚕豆端给房东的小孩吃了。

王昭同志还说：“我们冷，才能想到群众身上衣服少。我们饿，才能想到群众肚子饿。不能亲身体验贫下中农的疾苦，怎能积极去解决他们的困难。”

这些话至今仍回荡在许许多多农村干部的耳边，成为鼓舞他们做好工作的力量。当王昭同志要离开时，农民们都含着眼泪恋恋不舍。一位村民说：“你住在我们这贫家寒舍，没吃我们一碗白面片，真过意不去啊!”

王昭同志回答说：“我们下来就是为群众办事的，你们能住，我们也能住;你们能吃，我们也能吃，我们是一家人。”

王昭同志正是用他那颗对党对人民的一片丹心，赢得了青海各族人民的爱戴。在十年浩劫中，王昭同志无辜被批斗，广大农民实在看不过。在一次批判会上，湟中县平安公社的普通农民刘维良不顾别人反对，勇敢地把王昭同志仍然称作“王青天”。为此他不知挨了多少打和骂，但刘维良始终不改口，不示弱，他说“青海变，是因为王书记吃了我们贫下中农的饭!”

刘维良的话反映了千千万万青海农民的心声。

二、含冤死于“文革”中

受到青海人民爱戴的王昭同志，在“文革”中竟然遭受到无端的陷害，残酷的折磨，含冤死在狱中。

林彪、“四人帮”抓住王昭同志曾在彭真、罗瑞卿同志领导下工作过这一点，肆意造谣中伤，要置王昭同志于死地。在他们的策划下，很快在全省掀起了揭批、揪斗王昭同志的恶浪。在这里，历史被歪曲了，黑白被混淆了，是非被颠倒了。王昭同志历史清白，光明磊落，却被扣上“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的帽子;王昭同志工作勤恳，成绩卓著，却被说成是“罪行滔天”;王昭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却被诬为“反党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昭同志为扭转青海的困难局面，发展农牧业生产而提出的一些搞活经济的正确措施，却被定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大批“红卫兵”串连到西宁，和当地的造反派结合，到处张贴标语，呼喊口号，说王昭同志是青海最大的走资派。成天不分昼夜，冲击省委，要“火烧”、“炮打”揪斗王昭同志。机关已无法办公，领导班子已无法工作，生产濒于停顿，社会一片混乱。王昭同志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面对这种情况，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坚守岗位，无所畏惧。凡是“红卫兵”开着大卡车，响着高音喇叭，冲进省委大院，别人竭力躲走时，王昭同志却迎面相对，与“红卫兵”讲道理，回答他们的质询。在关键时刻刚直不阿，在重大问题上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事事处处为别人设想，为下级承担责任，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同志，保护青海得来不易的成果。王昭同志有糖尿病，劳累时常易大吐气，我劝他不要遇事挺身而出，注意身体。他感慨地说：“青海人民从1961年的灾难中刚恢复元气，决不能看着人民又跌到灾难中去。我拼了这条命也要保住经过千辛万苦才恢复起来的这点元气。”

王昭同志是从不轻易流泪的，但说这句话时，他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我也禁不住流下泪来，在泪光中我仿佛看到他扑向烈火，在烈火中燃烧，发出了耀眼的光辉。

1967年3月24日，林彪、江青接见青海“红卫兵”代表，点了王昭的名，当场把胳膊上还打着石膏的王昭扣押起来，随后又押回西宁任由造反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视周总理关于允许文斗不许武斗要保护王昭安全的指示，大会小会残酷斗争，拳打脚踢，撕裂耳朵，扭断伤臂，一次又一次造成了惨无人道的伤害。

1967年7月14日，王昭同志在一封写给周总理但发不出去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受着一生中从未见过的惨重的肉体折磨，拳打脚踢，棒子打，打巴掌，针刺算是最轻的……扳手指、扳脚等等，搞十分钟就汗水流光，折磨二、三小时，即奄奄一息了……”

在这样惨绝人寰的迫害下，王昭同志一身正气，坚贞不屈，林彪一伙查不出王昭与西宁流血事件的任何证据，其他一些横加的罪名也不能成立。但是对王昭同志的迫害却步步升级，并于1967年10月宣布“永远开除王昭的党籍，判刑15年。”

王昭被关进监狱，全身浮肿，连连吐血，气息奄奄，他自己的性命难保，但还一直惦念着动乱中人民的命运，“好久不下雨了，不知庄稼长得怎样?群众生活安排得怎么样?”惦念着党的命运，“他们想整垮我们的党啊!”他相信党，相信他终究要获释。他伏在囚室内一尺见方的小凳上给党中央写申辩信，他在信中大声疾呼：“恳切地请求中央亲自审理这一案件，并可将案情在青海群众中公布”。他先后写了七封信，明知被扣压不发，但他仍然日复一日地艰难挥笔揭露、控诉、申辩，总共写了近七十万字。

王昭在部队中练成壮实的身体，热爱体育，不管到什么地方，坚持长跑，被评为运动健将。口粮定为每月45斤，可是在狱中，不管是什么人，一日两餐，每餐一块四两玉米面窝头。王昭吃不饱，他有糖尿病，又不能多吃粮食;于是再三要求多给他一些蔬菜和豆子。他曾向看守说：“我当过公安部副部长，我知道我们党如何对待战犯。我不是战犯，只希望你们像对战犯一样给我吃饱。”

他这个最低要求也被置之不理。于是王昭在病饿夹击下，身体很快垮了下来，几次吐血昏倒，送到医院抢救，但还未恢复，又被强行送回监狱，于是又一次吐血昏倒。直到最后，王昭自知生命难保，最后一次写信给当时的军管会头头：“病是无情的。如果发生意外，又发生在监狱里，我个人生死小事，给党造成的政治损失事大，这是不能不认真考虑的。”要求把他送医院，或给囚室调入配号同住，以便病危时有人呼喊求救，并要求把他的病情转报中央。结果，仍然是无人置理。

1970年2月11日夜间，王昭病重，糖尿病，大叶性肺炎并脓肿，不完全心肌梗死，急需送医院抢救。监狱医生去请示当时军管组的一位负责人时，此人正在打扑克，兴头正浓，漫不经心地说：“王昭不住院，今晚就要死吗?”

监狱医生再次说明必须立即住院，此人竟大发脾气，说：“王昭已经不是什么省长、书记，他今天是个犯人，死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监狱医生无奈只得给王昭一些普通治疗，到了第二天凌晨，即1970年2月12日，打开囚室时，发现王昭同志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终年53岁。“四人帮”在青海的党羽，严密封锁消息，将王昭同志遗体作为无名尸体秘密火化，不准保留骨灰。是一些好心人把王昭同志骨灰保留起来，他们相信黑暗终将过去，王昭同志必将得到昭雪。

我和王昭同志关在同一座监狱，看守把我俩严格隔离，没有接触的机会。只能透过打开的窗户，用“满江红”的歌声交流彼此的心声。知道他去世的消息，我感到极大的震惊、悲伤和怒发冲冠的愤慨。我们失去的是一位多么难得的优秀人才啊!

三、英名留在人民心上

王昭同志，1917年6月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天井村一个农民家庭里。1932年15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岁即担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在石家庄、天津一带从事地下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平山地委书记，冀晋区党委副书记，冀晋军区副政委。解放战争中任晋察冀军区四纵队政委，六十四军政委，作为解放军优秀的青年将领，参加了著名的清风店战役以及解放石家庄、攻占保安、解放太原、进军大西北等一系列著名战役，战功卓著。32岁时被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代表光荣出席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受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亲切接见。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王昭同志率六十四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作战。不久即担任志愿军19兵团政治部主任。入朝后他参加了数次战役，功勋卓著，荣获金日成主席颁发的朝鲜一级国旗勋章一枚，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枚。1953年，经毛主席批准，王昭同志从朝鲜战场奉调回国，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年36岁，是当时国务院系统最年轻的副部长。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罗瑞卿部长领导下，积极开创新中国公安工作新局面，特别是公安机关的政治工作建设。在他主持下制订了《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公安机关每年春节前后开展爱民月活动，形成制度，至今仍在坚持执行。

王昭同志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将领，人民的好儿子。他少年时参加革命，在军政和地方的各个领导岗位上，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他是我党我军难得的文武全才，既有丰富的军队经验，又有扎实的地方工作经验。他勤奋好学，艰苦朴素，对党对人民一片丹心，对坏人坏事疾恶如仇。他无私无畏，勇往直前，一生中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开拓新局面。这样一位难得的人才，正当他年富力强，胸怀雄心壮志，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做出更大贡献时，却被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迫害致死，怎么能不令人无限悲愤，无限惋惜呢?但是历史是公正的，他的冤屈终于得到昭雪。

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批示：“王昭同志的问题是一个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将骨灰安放北京八宝山”。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批示，中共青海省委作了认真复查，报请中央批准，使王昭同志的十年沉冤得到昭雪，被颠倒了的历史，又重新恢复了本来面目。1978年1月27日，王昭同志追悼会在西宁隆重举行，青海省党政军负责同志，各市、州、县的代表，省、市机关、厂矿企业、学校的干部和群众，西宁地区驻军代表，以及王昭同志生前友好共15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王昭同志亲属、生前好友以及王昭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地区和机关，也派代表参加了追悼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送了花圈。聂荣臻、胡耀邦、罗瑞卿、王震、耿飚以及各界人士送了花圈。1978年1月30日，胡耀邦等四百余人参加了王昭同志骨灰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仪式。

王昭同志的沉冤昭雪，使青海人民放了心。王昭同志的骨灰虽然安放在北京，但是他的灵魂永远留在青海72万平方公里的高原上，活在青海人民的心里。

南宋末年，元军大举进攻中原，直逼南宋都城临安。1275年，时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为响应朝廷“勤王”的号召，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了上万人的义军，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信心和勇气，投身于抗击元军入侵的战斗之中。

1278年，文天祥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遭到元将张弘范的攻击，兵败五坡岭，当即吞服冰片，自杀未果，却在昏迷中被俘，被押往厓山。

张弘范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不禁也受到感动，不再强逼文天祥了。

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安置在接待投降者的“会同馆”的高级房间里，里面摆有美酒佳肴。南宋亡国之君前来劝降，文天祥北跪于地，痛哭流涕说：“圣驾请回!”南宋亡国之君无话可说，怏怏而去。

被扣押北营时，文天祥便明白地告诉伯颜：“宋状元……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1279年，元平章阿合马来到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却要他下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以胜利者自居，傲慢地说：“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嘲讽地说：

“南朝若早用我为相，你去不了南方，我也不会到你这里来，你有什么可神气的?”阿合马用威胁的口气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正义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不由你。”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孛罗一来就大摆威风，要文天祥下跪，遭到文天祥的拒绝，左右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文天祥说：“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至于此，幸早施行。”孛罗问：“你们丢掉君王，先后另立二王，算什么忠臣?”文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孛罗再问：“那你干出什么功绩了?”文天祥答：“做一天臣子尽一天责，谈何功绩!”又说：“现在只有一死，不必再说什么!”孛罗叫道：“你要死，我偏不叫你死，要把你关押起来!”文天祥凛然答道：“我为国死都不怕，还怕被关押!”被关押期间，文天祥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尽管心如刀割，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已至此，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1282年，元世祖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对元世祖仍然是长揖不跪。忽必烈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

“那你究竟要什么?”文天祥回答：

“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十分气恼，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解到刑场。监斩官问：“丞相还有什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什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出了方向，文天祥面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文天祥死时年仅47岁。

此次到革命老区井冈山参观考察学习，虽然直到此时才奔向井冈，但心不知道已经“魂飞梦绕”五百里井冈多少次了!在火车和汽车上连续颠簸了一整天后，我们 终于来到了井冈山。此时一路上的想象，一路上的描述全都变得不再重要，让我惊诧的是这个“燎原星火”、这个“红色圣地”给我的第一印象却是满眼的绿，千百 种绿深浅交错被云雾配合着形成了美妙的层峦迭嶂。但你走近观察可以发现，这里的土壤又是红色的。不知这是否早就预示了这是一片红色政权蓬勃发展的土地。

伴随着一路的赞叹和惊呼声，沿登山公路盘旋而上，我们赶往慕名已久的黄洋界，寻访革命前辈战斗的遗迹。赞叹的是这气象万千，林海云海一处;惊呼的是这峭 壁千仞，山路如此崎岖。难怪毛主席曾经发出“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的感慨。如今站在昔日地势险要、防守森严的黄洋界哨口，再也看不见战旗飘动，听不见 呐喊声震天，但我身旁的炮台和身后横竖两块纪念碑，仿佛在默默地讲述着几十年前军民齐心协力，以不足一个营击溃敌军两个团的历史佳话。黄洋界上最受欢迎的 恐怕就是那门具有传奇色彩的迫击炮了。据介绍，当年它用仅有的一枚炮弹击中了敌军指挥部，让敌人误以为遇到红军主力而仓皇撤退。于是，每个人都想在这里留 影纪念，但由于时间关系，最后演变为一批批的合影，并且每次摆好镜头以后都有人不断挤进去，这是不是有点红军战士当年争先恐后打击进犯敌人的劲头!

沿着山路目送黄洋界渐渐远去，我们下山来到了井冈山红军造币厂。房屋是简陋的，但当年发挥的作用是重要的，有点人民银行前身的味道。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可 以穿红军军服留影，于是成就了一幅幅“珍贵”画面：好多“革命”旅游同志身着戎装，腰挎手枪，指点江山，目视远方，革命胜利之喜悦溢于言表。此外还有诸如首长阅兵、红军三女杰等多幅“珍贵”照片相继问世。

随着暮色渐渐来临，我们回到了驻地。迎接我们的是神往以久的红米饭、南瓜汤。也不知是同志 们太累了，还是这红军饭太香，用风卷残云来形容绝对是再恰当不过了。晚上躺在床上，呼吸着井冈山清新、湿润的空气，感受着井冈山的恬静，我相信同行的每个 人在享受这份恬静时都会同时想到她的来之不易。

“井冈山，两件宝;历史红，山林好”。英雄的业绩与壮丽的山河交相辉映，构成井冈山得天独厚的 风光特色。朱德委员长称其为“天下第一山”。迎着日出，我们驶向了井冈山的瑰宝——龙潭。龙潭因其周边的五潭十八瀑而闻名，又因其中的五龙瀑而得名。只见 河水在峡谷中左突右冲，不断向谷底跌落，形成了梯状的五个气势磅礴的瀑布和深潭。云开雾散，艳阳当空，一边眺望着远山，一边体味着近水，我们真的有了种融 入大自然的感觉。正是出于这种感受，全体同志们十分努力地按动着相机快门，不断将不同的美景与人物进行着排列组合，以美景衬托人物，力求山美水美人更美。

当天下午我们参观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系统、全面地记录了中国工农革命军从1927年9月直至1930年期间的整个过程。我们在馆内一 步一步走着，目睹着井冈山怎样从一块默默无闻的土地发展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根据地。我知道，我们脚下每迈出的一步，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与 生命铺垫而成的。我的脚步因此变得沉重而缓慢了，不愿放过这博物馆里的每一个细节。可以说，参观后得到的东西比我想象的要多，既看到了革命斗争的腥风血 雨，又看到了根据地建设的欣欣向荣。两年零四个月，在历史长河里只是短暂的瞬间，毛泽东在井冈山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开辟的 中国革命道路，却续写了跨世纪的辉煌;海拔不过千余米的井冈山，与三山五岳相比，并不算巍峨挺拔，但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不断来探访。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持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现在我终于有了不虚此行之感，因为我终于明白了这种力量就是“井冈山精神”。

带着这种释然的感觉，我们来到了井冈山之行的终点站——革命烈士陵园。在这里，我们又一次体会了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的烈士们的光辉业绩和无私奉献精神。来到井冈山，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是用先辈的鲜血换来的这句话的份量。

至此，这次红色之旅可以说完满结束了。我们重温了革命历史，缅怀了死难先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领悟了一种精神——井冈山精神。这种精神不但是革命胜利的 根源，同样也是实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一个根源。如果每个团员干部都能发挥一点井冈山精神，那么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真正成为党的好帮 手和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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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期，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十二岁的放牛娃王二小，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他和爸爸、妈妈，哥哥生活在一起，虽然清贫，但他们相亲相爱，生活充满了温馨。

一九四二年的一天，一声巨响，日本鬼子的炮弹落到了二小的家里。在山上放牛的二小和哥哥眼睁睁的看着刚才还温暖的家和亲爱的爹娘，顷刻间灰飞烟灭，惊恐得不知所措。

二小亲眼目睹日本鬼子残酷杀害村民，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二小的哥哥石头和乡亲们被鬼子抓去修炮楼，二小把乡亲们凑的几个黑菜饼送给工地上的哥哥吃，可恶的鬼子却一脚把菜饼踩进土里。愤怒的二小看到地上有一只蝎子，他用弹弓偷偷把蝎子甩进了鬼子的脖子里。不一会，鬼子被蜇得跳了起来。

恼羞成怒的鬼子端着刺刀刺向二小，一个乡亲举起铁镐砸死了鬼子。工地上一片混乱，乡亲们纷纷逃走，二小躲开了鬼子的追赶，却和哥哥石头跑散了。

又累又饿的王二小走了三天三夜，沿着公路，昏昏沉沉地走进了八路军伏击鬼子的埋伏圈。

八路军吴连长担心会误伤二小，放弃了这次伏击行动。但一个掉队的鬼子却抓住了二小，吴连长策马追上鬼子，救出了二小。

二小被带到根据地，和边区的女干部柳老师住在一起。柳老师是大学生，她教村里的儿童团员们学习文化。她对二小既像妈妈又像姐姐，让二小感受到了温暖。

王二小一心想着要报仇，儿童团长铁柱却瞧不起二小。二小为了让大家瞧瞧自己的本事，从村里偷了两个地雷，要去炸鬼子，却在雨夜中迷了路。

吴连长冒着大雨找回了二小，他很欣赏二小的勇敢。柳老师却生气了，她认为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不能做无畏的牺牲。

鬼子向山里扫荡，二小因为淋雨而生病了。柳老师背着二小，和乡亲们一起转移到长城脚下。

迷迷糊糊的二小躺在柳老师怀里，听柳老师流着眼泪讲要孩子们好好活下去的道理。他恍惚看到了自己的娘，也明白了柳老师一片苦心。

二小跟着柳老师和吴连长，学了许多知识。他懂得了，鬼子欠下的不仅是他一家，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血债。他还懂得了，等打走了鬼子，自己长大了，还要建设我们的国家。

鬼子的大扫荡又开始了。吴连长带着队伍去山那边，说要设个包围圈等鬼子来钻。

柳老师带着二小和孩子们又转移到了长城边上。太阳高高地照着，柳老师要教孩子们识字。一转身，她看见悄悄逼近的鬼子钢盔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柳老师一把将孩子拉到自己身后，枪声响了，柳老师倒下了。

鬼子来了。

二小看到鬼子向乡亲们转移的方向走，心里着急，他不能让鬼子追上了乡亲们。二小急中生智，唱着放牛歌从山坡上走了出来，他要把鬼子引到另一条道上去。

鬼子果然抓住二小，要二小为他们带路。

二小领着鬼子走到了八路军埋伏的山沟，大叫着要吴连长快开枪。此时才知道中计的鬼子气急败坏，把刺刀扎进了二小的身体，将二小挑了起来。

二小像一片树叶飘落下来，满山的树叶都一起纷纷飘落下来。每一片树叶都像被二小的鲜血染红，满山遍野都是红叶。

乡亲们得救了，八路军发起了进攻，把鬼子全部消灭在山沟里。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当时任涞源县青救会干部张士奎(现为保定市离休干部)同志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报道给了边区青救会，《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条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根据这篇报道，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感染了无数青少年。现在，王二小的坟上长满了青草。他的鲜血染红的那块大石头，现在还静静地卧在山沟里，人们把它叫做“血色石”。

为了纪念小英雄王二小，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在二小的家乡涞源县上庄村建设了“二小希望小学”，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作家陈模创作了革命传统纪实小说《少年英雄王二小》，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投资拍摄了故事片《少年英雄》 。

这本书写了许多英雄人物，比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巾帼不让须眉的何香凝，在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

我最敬佩的是邱少云。有一次，运粮食时，邱少云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炸弹很可能会爆炸，邱少云抱起炸弹，朝河边跑去。一到河边，邱少去就把炸弹扔了，刚扔出去炸弹就爆炸了。最令我感动的科学实验是敌机扔炸弹时，一颗炸弹扔到了邱少云身边，为了保护战友，为了战斗的胜利，邱少云在烈火中一动也不动，直到牺牲。

这本书里还有很多英雄人物，要想知道他们的故事，也一起来看吧。

东方的地平线上，渐渐透出一抹红光，闪烁在碧绿的嘉陵江上，水与山巧妙结合。几块被鲜血染红的岩石上，站着老共产党员齐晓轩。他坚毅的目光望向远方，嘴角边荡漾着久久不肯歇去的笑意。

我回忆着《红岩》中的这一幕，不禁热泪盈眶，记忆不停地敲打着我的内心深处：许云峰、江姐、成岗、刘思扬、余新江……这一位位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我心底，他们把革命精神的内涵诠释得淋漓尽致。你瞧，在那无比潮湿，令人窒息的地牢里，严重缺水，他们咽着发馊的残羹冷炙，拖着遍体鳞伤的身躯，强忍着旧脓新疮带来的伤痛，演绎出那动人的故事，唯美的赞歌，宏大的史诗!

“环境越恶劣，越能体现人性的高尚。”是的，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革命者吃足了苦头，受尽了折磨，却宁死不屈。我们的生活中虽没有战争，和平的白鸽在蓝天飞翔，可在这样优越的环境里，有的人却娇生惯养，一点苦也不能吃，有的居然连鞋带都不会系!这对前辈是何等的羞辱!

如今，苦难的岁月早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祖国正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未来奔跑。我们一定要牢记那黑暗峥嵘的岁月，那伟大的，不屈不挠的革命者。那不朽的革命精神，永存!

首先感谢领导组织的这次团干培训班，让我们有机会重温了斗争时期共青团的历史和光辉历程，悼念红军革命英烈，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通过结合井冈山革命历史及铁路团委发展实际，组织编排以专题教学、现场教学、互动教学、体验式教学等多种形式让学员通过教育培训，感悟井冈山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提高综合能力。以下就5天的培训学习谈谈心得体会。

1、多样化培训学习，体会红色革命。

团干部在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听讲解员讲述红军历史。并先后参观茨坪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旧居，这些领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居住条件异常艰苦，让我们感受到了当年革命领袖和红军战士以及井冈山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与红军后代面对面”互动环节，通过老红军后代袁文才孙子、王佐孙子、曾志孙子等谈话和交流，让我们心灵受到强烈震撼，理解老红军的革命情怀，最难忘曾志老红军为了革命舍弃三个孩子，为她的铁骨柔情潸然泪下。通过参观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小井红军烈士墓，以及在黄洋界的体验式教学，让我们进一步深刻领会和感受了什么是井冈山精神。

2、综合素质提升，适应团内工作需要。

随着铁路政企分开后，铁路进入了机制转换年，铁路发展步伐加快，团委要紧跟发展的步伐，首先就是要提高团内干部的综合素质能力。本次培训，给我们设置了管理学、市场营销、人际沟通、团内宣传等一系列专题教学，并邀请江西院校的大学教授以及中青报记者给学员授课，进一步提高了各局团干部的综合能力，适应铁路团委发展需求。

3、青工安全生产PK赛，展示铁路风采。

认真贯彻落实铁道团委开展青工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各铁路局团委都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本次培训班，最精彩的一个课程也是围绕青工安全生产为主题的创意PK赛，三个团队利用每天晚上的休息时间，结合众人之力，开动脑筋，创作出了提出新颖，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活动方案，让大家看到了团干的风采。同时，在结业典礼上，每个团队都表演了一个精彩的文艺节目，展示了铁路青年的朝气与活动。

通过这次培训教育活动，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心灵一次又一次得到刺激、震撼。不仅感觉到老一辈革命先烈的伟大，更觉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通过这次参观学习，我觉得“用信仰点亮人生”不是一句空话，理想和信念实在太重要了，在铁路发展中，不畏艰险，克服困难，带动青年把团的事业发展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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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清明节的下午，我们四年级的学生到烈士陵园去跟烈士扫墓。

到了山脚下，我看见两边的树木郁郁葱葱，地上的花五颜六色，好看极了。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英雄墓碑前，老师叫我们不要大声喧哗，接着，我们向英雄们默哀3分钟，在这3分钟里，我想到了他们为了我们的祖国而牺牲真是一个大英雄。

从学校出发，我们排起长长的队伍就像一只长龙似的。我是班上的领队，拿着旗杆，带着我们的同学在街上行走，朝着烈士陵园的地方去。

到了山脚下，我看见两边的树木郁郁葱葱，地上的花五颜六色，好看极了。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英雄墓碑前，老师叫我们不要大声喧哗，接着，我们向英雄们默哀3分钟，在这3分钟里，我想到了他们为了我们的祖国而牺牲真是一个大英雄。3分钟完以后。有学生代表讲话，讲的是英雄为祖国顽强战斗，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的壮举，抒发了他们爱国的精神。再是，为这些英雄们唱歌献花环。最后，为这些烈士英雄们献白花表达了我们对英雄们的崇敬。献完白花，我们又来到了烈士英雄的纪念博物馆。在这里面我看到了黄继光、赵一曼……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祖国和平、解放而牺牲的，才有了今天。参观完以后，我们就恋恋不舍的离开了烈士陵园，在回来的路上，我在想：要是没有了这些保卫祖国的英雄，就没有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了。所以，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啊!

今天是清明节，老师带我们去烈士陵园扫墓，我们的心情特别的激动和自豪。

参加扫墓的同学身穿校服，胸前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双手拿着老师给我们准备的白菊花。

我们迈着整齐而坚定的步伐向烈士陵园进发。进入烈士陵园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把白菊花默默地献给这些顽强无畏的烈士们，表示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然后，老师带我们围着烈士墓碑绕了一周后，在革命烈士墓碑前默哀，并做庄严誓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好好学习，好好锻炼，时刻准备，为共产主义做贡献。

最后，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烈士打仗时用过的军士用品。看到这些，我的脑海浮现出这些英勇的叔叔在战场上奋战的景象……

活动结束后，我们依依不舍的离开了陵园。通过这次活动，我对革命先烈有了深刻的了解，我也懂得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都是通过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以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为他们增光添彩。

1935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11月，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审讯。

面对凶恶的日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仍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

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据敌伪档案记载，日本宪兵为了逼迫她供出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她进行了残酷的拷问。刑讯前后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其中就包括电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

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新中国成立后，哈尔滨人为纪念将她，把东北烈士纪念馆门前的街道命名为一曼街。赵一曼塑像就屹立在右边不远的广场，旁边是继红小学校。

他是带领大刀队夜袭长城喜峰口的英雄，也为“临沂大捷”、“鄂北大捷”立下战功，最后在日军的围歼下，战死南瓜店，找到了自己战死报国的地方。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实际已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先有东北义勇军马占山奋起抗日，再有“一二八”淞沪之战，复有长城各口之战，都是七七全面抗日前的序幕战。在这几场序幕战中，战果最突出、最辉煌的，首推长城喜峰口大捷。这是自九一八以来，日军所遭遇到最严重的打击，敌人自己也承认，是侵华以来所遭遇到的最大失败和耻辱。当时二十九军第三十三师，在师长张自忠率领的千人大刀敢死队，以急行军兼程赶赴前线，用大刀、手榴弹为武器，于月黑风高之夜，乘敌不备，歼灭日军步兵两个联队，骑兵一个大队，血染喜峰口，造成空前大捷，震惊中外。张自忠获中央颁授青天白日勋章，于是抗日英雄的威名，传遍全国，妇孺皆知。

张自忠将军山东临清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喜峰口一役后，中日塘沽停战协定签字，先后出任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

一直以来，日本人都想拉拢张自忠，七七事变后，他奉中央之命留守北平与敌周旋，目的是希望拖到中央军前来增援。后来北平、天津急速失守，张自忠眼见大事已去，继续留在北平已无必要，乃设计脱险。他骑自行车出走到天津，再乘英国轮船经青岛转赴济南。张自忠到了青岛，再改乘火车去济南。一路上，他身陷险境，更承受着千夫所指的屈辱，由于从北平沦陷起，全国舆论集中火力攻击他，认为他是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都称他为“张逆自忠”。

张自忠后来抵达南京，获中央还以清白。蒋委员长接见他时，说：“等你身体康复，我命令你重回部队，让你再有机会报效国家，回到前方看看你的长官、同僚及部下。”张自忠深受感动。

一九三八年春，中央任命张自忠为五十九军军长，返回部队那天，他对部众宣示：“今天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战死的地方。”全体官民激昂效命，泣不成声。

五十九军组成不久，战事延至徐州外围，日军侧面进攻临沂，张自忠受命挥兵前进增援，转眼间将敌军精锐部队击退，日军仓惶后撤时，张自忠继续追迫，歼灭残敌，造成抗战史上有名的“临沂大捷”。经此一役，张自忠名震中外，再也没有人说他是汉奸了。当时中央明令嘉奖，同年十月就升为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军进攻鄂西，进犯随县、枣阳，张自忠再次亲自率领两军团渡海迎战，大破日军，击毙击伤敌军超过一万三千人，再为抗战史上写下了“鄂北大捷”。次年五月，日军又集结重兵再犯襄樊。张自忠指挥部队渡河迎战，当时敌众我寡，但张自忠不顾一切冒险出击，立下遗嘱后即挥军渡河，双方无论在兵力和武器上都十分悬殊，但他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奋勇进攻。两军昼夜激战九天，敌人伤亡惨重，不明白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难打。后来知道我方的领军是张自忠，立即增援反扑，誓要追剿张自忠以复前仇。

最后张自忠率部被围于南瓜店的十里长山，敌人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五月十六日，张自忠卫士伤亡殆尽，自己身中六弹，屡次爬起冲杀，左右部属请他突围逃生，张自忠坚持不允，到了弥留时向左右卫士说道：“我今天战死，自问对国家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一代陆军战神终于战死南瓜店。

日本人十分敬佩张自忠的英雄气魄，在他战死后，把遗体装殓好埋葬起来，坟上还插着木牌，上面写着：“华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被皇军击毙之墓”。遗体下葬时，日本官兵集合起来向张自忠行致敬礼。不久，中国援军赶到，重新开棺以上将礼服重殓。

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灵柩运抵重庆时，蒋委员长特亲临迎灵致祭，并手书“英烈千秋”挽匾，以资褒奖。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五十岁，他的夫人李敏慧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无论正史、野史对狄仁杰和张柬之等促成武则天还位于李、恢复大唐江山都有所记载。可为什么武则天愿意把江山交给自己非常讨厌的儿子李哲、不给深爱的侄子武三思呢?

史载，武则天曾多次欲立武三思为太子，可每一次征求大臣意见，都是反对声一片。对此，武则天非常恼火，于是就借故屠杀和罢免一批"拥唐派"重臣，后来再征求意见，满朝文武为了保命只好装聋作哑，只有狄仁杰直言"当立李哲为太子"，惹得武则天非常不高兴，只好把立武三思为太子的事搁置下来。

据传，晚年的武则天为了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有一天，她单独召见狄仁杰，问道："奇怪，这些日子经常梦见下的那盘双陆，可就是赢不了。这是为什么?"精明的狄仁杰忙解释说："双陆难赢，是因为皇上手中无子。这可能是上天以双陆儆示陛下啊!"于是"老奸巨猾"的狄仁杰趁机提起册立太子的事。道出了著名的并最终帮武则天下定决心立李哲为太子的论段："姑侄之间的亲情与母子之间的亲情哪个更靠谱?若立庐陵王为太子，那么陛下千秋之后就能入宗庙，长享子孙后代的祭祀;而如果立武三思为太子，自古以来哪有在宗祠里供奉姑母的做法?"

虽然，李哲登基做了皇帝之后表现得十分差劲，任由韦皇后胡来。可是，当时的天下由"大周"重新变回"大唐"，的确跟狄仁杰、张柬之等的长期坚持有着很大关系。为此，狄仁杰智慧和忠诚也被称颂了千余年。

民族抗日英雄杨靖宇曾担任"南满抗日联军"司令，从1934年一直到1940年沙场献身为止。在艰苦征战的六年中，他身先士卒地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里打击日寇。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杨靖宇率部顽强战斗，使敌人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日酋对他又怕又恨，调集重兵围困。

有人劝杨靖宇投降，他斩钉截铁地说："不，我有我的信念。"最后，弹尽粮绝，杨靖宇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牺牲。敌人残忍地用刺刀剖开他的肚子，杨靖宇肚里没有一粒米，有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

今天学校少先队大队部组织我们全体师生去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进行“缅怀革命先烈”的扫墓活动。

同学们穿着整洁的校服，戴着鲜艳的红领巾，怀着崇敬的心情，迈着严肃整齐地步伐走进陵园。烈士陵园是那么庄严、肃穆，左右两旁都是挺拔、青翠的松柏，它们就如同一个个纹丝不动为抗日阵亡将士站岗的卫兵，同时它们也象征着烈士们永垂不朽的革命精神。在高大的纪念碑前矗立着一座十九路军抗日战士的雕像，他们扛着枪，昂首挺胸、目光炯炯地望着前方，仿佛时刻准备着战斗……我们全体师生排列整齐地站在纪念碑下，扫墓仪式开始了。首先，出队旗，随着大队长“出队旗”的话音落下，鼓号队声响彻整个陵园，旗手在两位少先队员的伴随下在我们的队伍的前面走过，我们全体师生怀着崇高的敬意，举起右手敬队礼。出完队旗，我们唱起了铿锵有力的《少先队队歌》，我们用歌声向先烈表达我们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接着我们全体默哀，缅怀抗日阵亡将士的丰功伟绩。此时，我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是你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长城，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着肉血拼搏。你们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英勇作战，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你们真是民族英雄啊!默哀毕打断了的思绪。接着是献花圈，由两位少先队员代表我们给抗日阵亡将士献花圈，他们踏着整齐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到纪念碑前，放下花圈。然后四年级同学们代表全体师生向抗日阵亡将士献诗，表达我们对先烈们的崇高的敬意。接着我们全体师生在大队辅导员的带领下举起紧握拳头的右手庄严地宣誓：“继承革命烈士意志 争做四好少年”;再接着最后是校长讲话，鼓励我们缅怀抗日将士的爱国精神，为国争光。退队旗。

这次扫墓活动不仅让我们缅怀先烈，还让我们懂得了如何去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更激励我发奋学习，努力把我们的祖国建设的更加美好。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到了。清明节祭扫烈士和祖先，是我国人民的传统习俗，我们缅怀先烈，承继传统，激励斗志。奋发图强。

董存瑞，他13岁时带着区委书记躲过了侵华日军的追捕，被人们誉为“抗日小英雄”。1945年7月他参加了八路军，在八路军中任命6班班长。1947年3月，加入共产党，他机智勇敢。

1948年5月25日，在攻打隆化城时，董存瑞任命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顺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但是他看到1班。2班没有爆破成功，所以要为他们做，就去向连长说：“请让我去执行这个任务。得到同意后，他拿起炸药包，冲向了桥头堡，他的脚还负着伤那时。他冲到了桥头堡的下面，因为没地方放炸药包。在敌人的枪口前，他黯然手拿炸药包，点燃了炸药包，在导线一下下的快没时，他大声地喊着：“为了新中国，冲啊!”谁后，爆炸了，桥头堡被炸毁了，董存瑞也牺牲了。”

我觉得他一定不会想自己很冤，因为他是为人民而死的，比泰山还重。有个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董存瑞是多么的勇敢。像董存瑞的着一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我们一定要纪念革命先烈，他们让我们的国家变成现在这样而死去。他们就是我们的自豪。

吴玉章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他曾留学日本，他所在学校由于学生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因此形成了一个惯例：每逢元旦，就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挂出来庆贺。1904年元旦的那天，吴玉章也跟其他同学一样喜气洋洋地过节，可是来到校园里一看，竟然没有中国国旗。

吴玉章这下可气急了。他马上组织所有的中国学生，带领他们找到了校方负责人。吴玉章代表中国学生向校方提出了严正抗议：“你们为什么不挂中国国旗?我们既然在这里上学，却没有我们的国旗飘扬，这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元旦。因此，我们要求你们道歉并马上纠正错误，挂上我们的国旗。要不然，我们就罢课，绝食抗议。”校方的主任认出是吴玉章，就冷嘲热讽地说：“平日我们对你那么好，知道你来自中国，家里没有钱，就从来不急着催你交学费。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给你零花钱用，现在你竟然因为这种小事情就来找学校的麻烦，你怎么能这样呢?”吴玉章严肃地说：“学校对我是很好，这一点我非常感激。但是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今天的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挂不挂国旗是一件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我宁可失去求学的机会，也不能坐视我们国家的尊严受到侵犯。因此，今天我是准备斗争到底的。”校方迫于无奈，只好承认错误并悬挂上了中国的国旗。

又过了十年，也就是1914年的元旦这一天，吴玉章正好乘坐日本人的船出国。船上挂起了万国旗庆贺，可就是没有中国的国旗。他毫不犹豫地带领船上的中国同胞向船长提出了抗议，船长说：“这么多年了，一直是这样呀!”“不对，绝不会永远这样的。今天你必须把中国国旗挂起来，中国绝不会永远是这样的!”船长看到吴玉章激动的神情，只能屈服，挂起了中国的国旗!

昨夜，与同学们共同观看了《大火种》这部电影，颇有感触。

这是我首次接触到共产党创建初期的历史题材电影，只有如此近距离的感受那段历史，方能体会到当时人民的悲伤与苦痛，更加珍惜现在安定的生活。

电影中有几段情节我印象深刻，不仅仅是为人物的遭遇，更多的是对当时人们生活环境有所感悟。

比方说那段对话。二婶笑脸盈盈走街串巷对村民说：“晚上来我们家听书”。村民们好奇的问：“什么书”?二婶继续笑着对大家说：“能让娃们吃上馍的书”。一句话让人为之落泪。现在回想起这段情节，都会让人心头一颤。明明剧中人物都是笑颜相对，我却感觉到些许苍凉，不禁为他们而哀痛。或许如今不愁吃喝的我们早已忘记曾经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农民经历过什么样的苦难，想象不到七八个孩子一起抢饭吃是怎样的一种情形。我们在遇到困难时不应该是抱怨命运的不公，感叹时运不济，而是竭尽全力去克服困难。脚踏实地的做每一件事，用心感受生活，享受上天赐予的人生。

还有许多情节让我印象深刻。像地主家的大小姐被迫缠足，《共产党宣言》被 指责成妖书，农民为了几顿饭钱冒着生命危险找地主要钱。这些细节生动的再现了当时落后的乡村生活以及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

影片中许多情节高度还原了历史事实。比如，第一版的《共产党宣言》被错印成《共党产宣言》，但是里面的内容没有任何差错。还有刘忠良同志牺牲时被敌人在胸前画了个圈，即使被钉子活活钉死，也不说出《共产党宣言》到底在哪。细致入微的情节，描绘出了前辈们为我们的美好生活做出了多少奉献和牺牲。我国在解放思想的道路上付出了多少努力才有了现在的生活。我们应该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让我们共同缅怀过去，铭记先人，珍惜当下，开创未来。

我相信，中国美好的未来，将由我们共同创造。

在学童时代就记得：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如今记忆犹新。 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怀念追思革命先烈谢子长!谢子长烈士为陕北红军和苏区发展壮大做出卓越贡献。毛泽东主席曾亲自为谢子长的墓撰写的277字碑文《謝子長︰“民族英雄” “雖死猶生”》 雄关漫道 追思革命先烈谢子长!

1897年1月19日，谢子长出生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一个农民家庭，原名谢世元，又名德元，字子长，号浩如。先后在西安省立一中、陕北榆林中学求学。谢子长从小目睹陕北军阀横行霸道、鱼肉民众的暴行，求学期间就已萌生反抗旧社会的思想。1920年夏考入山西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3年冬毕业后到北京，结识了李子洲、魏野畴等共产党人，参加了青年进步组织共进社的活动，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回到家乡秘密发展党组织，组织农会，进行革命活动。1927年，他与唐澍、李象九等领导了著名的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8年他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推动了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谢子长积极投身反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根据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指示，1932年初，谢子长与刘志丹等一起筹划，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村组建了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2月12日，奉中共陕西省委之命，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被任命为总指挥。3月22日，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主持下，在正宁县寺村塬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初创了寺村塬革命根据地，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探索了道路。同年12月，参与组建红26军，后受“左”倾路线执行者排挤，被迫离开部队赴上海“受训”。之后，被党组织派到冯玉祥部队工作，参与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工作，战斗在抗日前线。1934年1月，谢子长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返回陕北，积极领导陕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恢复了陕北游击队第1支队，陆续在陕北各县区建立起各支游击支队，成立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出任总指挥。7月，谢子长率部到达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胜利会师。同年夏，出任红26军42师政委的谢子长率领红3团和陕北游击队协同作战，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在河口战斗中，谢子长不幸中弹负伤。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逝世，时年38岁。

谢子长是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红军高级指挥员，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一生驰骋疆场，骁勇善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与陕甘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西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受大家的爱戴和敬仰。

谢子长具有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以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己任。谢子长从加入中国共产党起，就立志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他一生都在为中共组织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在陕甘地区建立和发展而不懈奋斗。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革命陷入低潮。为建立革命武装，1927年10月12日，谢子长等领导发动著名的清涧起义;1928年5月上旬，他参与组织领导了西北地区最大规模的渭华起义，建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从1929年起，他多次打入国民党地方部队中，开展兵运活动;1932年5月，他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甘肃靖远两次组织起义，先后成立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4支队和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1、2、3支队并任总指挥。靖远起义是当时甘肃大地上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年7月9日，根据谢子长指示，高鹏飞等人成功发动西华池起义，170余人的起义部队在正宁盘克塬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会合，被编为陕甘游击队第3大队，使得游击队兵力增加到500余人。1934年，当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时，谢子长立即与刘志丹共商破敌之策，之后亲率红26军第3团和陕北游击队联合作战，取得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谢子长遭遇了无数次挫折和失败，也经受了亲人被敌人杀害的痛苦，但他败不丧志，愈挫愈奋，屡败屡起，始终以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为己任，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充分表现出共产党人坚定的马列主义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谢子长坚持从实际出发，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1932年2月，谢子长率领的陕甘游击队根据地陇东当地高涨的革命形势，果断改变了中共陕西省委原定陕甘游击队应出击关中平原的计划，决定留在陇东一带发动和组织群众，开辟革命根据地。3月22日，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的主持和领导下，以寺村塬为中心，周边72个村镇的赤卫队、农会代表和游击队指战员共1000余人在寺村塬新庄子举行集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寺村塬成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标志着陕甘边第一红色政权的诞生。12月，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开始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7月，因受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红26军南下渭华地区失败。失去红军主力支撑的照金革命根据地于10月失守。在残酷的教训面前，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坚持在陕甘边和陕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正确观点逐步被大多数人所赞同和接受。1933年11月3日，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解决了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战略问题。1934年初，回到陕北的谢子长完全赞成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开始了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使得陕北革命形势迅速好转。谢子长负伤后，仍然关心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未来发展和建设，养伤期间，他与刘志丹就如何组织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以及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问题进行了商讨，并达成一致意见。根据上级指示和谢子长等人建议，1935年2月召开的周家崄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谢子长伤重不治逝世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红军经过艰苦努力，于1935年夏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使得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又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谢子长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谋取利益。谢子长出身农民家庭，心里装着劳苦大众，对人民无限热爱。他常常教育战士说：“我们是老百姓的儿子，革命又是为了老百姓，所以要尊重老百姓。如果打骂老百姓，就是败家子、丧家犬，我们就要失败。”大革命时期，谢子长领导了安定县的农民运动，带领贫苦农民打击土豪劣绅，赢得贫苦人民的爱戴，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谢青天”。1928年1月，清涧起义受挫后，谢子长率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来到甘肃庆阳南梁，面对严重的困难，他教育部队指战员：“我们的一切活动都要为着人民群众的这一根本利益。”、“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时刻不能忘了老百姓，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爱护他们，给他们办好事。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谢子长与劳苦大众有着深厚的感情，能够事事为群众着想。1934年8月，谢子长养伤路过小界村，看到薛殿革家五六口人，炕上连一床被子都没有，临走时，他告诉警卫员：“把我的被子留给薛家。”薛殿革说：“这可不行，你受伤了，我们帮不了你什么，怎么能留下你的被子呢?”谢子长坚持说：“被子给娃盖!”在病危时，谢子长仍然想着老百姓，他流着泪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正是因为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心里时刻想着人民，情系百姓，始终坚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民信赖和支持共产党人，中国革命事业才不断取得成功。

谢子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楷模，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谢子长襟怀坦荡，高风亮节，在他心中，党的利益、大局利益高于一切。1932年，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红军游击队在陕甘大地纵横驰骋，粉碎了敌军的多次进攻，成功开辟了寺村塬革命根据地。但他却无端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批判，被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职务，派到甘肃开展兵运工作，他严格按照组织要求做好兵运工作，发动武装起义。在寺村塬革命根据地面临危局时，谢子长受中共陕西省委所派再次出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他力挽狂澜，指挥部队成功地击溃敌军三路“围剿”，扩大了红军部队。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即将按中央指示改编为红26军第2团时，“左”倾错误执行者再次对谢子长、刘志丹进行错误批判，并要求谢子长、刘志丹等人立即离队。此时的谢子长，不顾个人安危得失，以陕甘红军长远发展的大局为重，据理力争，坚持要求把刘志丹留在军中工作，自己则按要求远赴上海“受训”。1934年12月，谢子长在伤势恶化、病情危急之际给刘志丹写信，建议红26军和即将成立的红27军联合作战，把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连在一起。这一战略决策，加强了党对陕甘红军的统一领导，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上，谢子长从自身受伤实际和革命大局出发，坚持推荐刘志丹担任这一要职，充分体现了他以党的利益和人民事业为重的宽广胸襟和崇高精神风范。

谢子长英年早逝，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他的丰功伟绩和革命精神，永远激励后人。为纪念谢子长，1935年中共西北工委决定将他的家乡安定县改为子长县。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之后，1939年毛泽东两次为谢子长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题写了长达277个字的碑文。今天，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从他的革命经历中汲取精神养分，从他的人格风范中获得榜样力量，让先烈们永恒的革命精神成为激励我们前进的不竭动力。

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高尚品质。谢子长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穿行于枪林弹雨之中，历经无数挫折与失败，但从不气馁、从不悲观、从不动摇，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充满信心，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本质特点和精神境界。当今社会，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都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对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政治信念、顽强的战斗意志，在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打牢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信息闭塞、经济落后、政治黑暗、土匪横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谢子长历经艰难困苦，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了陕甘红军，开辟了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一切从革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今天，甘肃虽然已经走上了改革发展的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作为西部内陆欠发达的省情并没有根本改变。我们的发展、我们的改革、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立足省情。我们要牢牢把握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千载难的历史机遇，发挥自身优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破解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思想观念和软硬件环境障碍，不断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

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一心为民的崇高思想。谢子长在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改造民团，打击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为穷苦百姓撑腰做主;组织农会、设立章程，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创建陕甘红军，建立红色政权，为人民群众打天下。他去世后，中共西北局的纪念挽联写着：“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自上而下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模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一心为民的崇高思想，下大气力解决好“为了谁”的问题。要按照甘肃省委工作部署，充分利用“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这一战略平台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重要契机，深深根植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发动群众，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凝心聚力。

我们纪念谢子长，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计私利的磊落情怀。作为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谢子长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居功自傲，从不把自己凌驾在组织之上，任何时候都是自觉服从党组织的领导，从不计个人私利，甘于奉献，一心为公。甘肃处在西部大开发的前沿阵地，目前已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潜力，但要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这就要求每一位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大力弘扬“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深入实施“3341”项目建设和“1236”扶贫攻坚行动，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富民兴陇大业倾心尽力。

在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战中，74军曾有“抗日铁军”和“头号王牌”的威名，而张灵甫一直跟随74军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几乎无役不与。无庸置疑，国共内战之前的74军是一支英雄的抗日部队;否认这段历史，对于那些在疆场上甘洒热血、壮烈殉国的抗日英烈，显然是不公平的。

张灵甫原名张钟麟，又名宗灵，字灵甫。1903年8月20日出生在陕西长安东大乡的一户农家，1923年在长安中学毕业后，回家乡做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26年，张灵甫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自此开始了其二十年的戎马生涯。

抗战期间，张灵甫经历硬仗、恶仗无数。他曾在给家中兄长的信中说：“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未卜，家人当我已死，绝勿以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予妻守嫁，听其自然。”字里行间，流露出一名职业军人为保家卫国赴汤蹈火、舍生忘死的凛然之气。

1937年8月，上海淞沪保卫战中，时任153旅305团团长的张灵甫勇猛果敢、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在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杀红眼的张灵甫脱掉上身军服，高声喊道：“兄弟们，不怕死的跟我上，小鬼子也没有两条命!”他抱着机枪跳出战壕，带领一百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此后，张灵甫又率领全团将士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八百多人。

1937年12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带领305团阻击日军。在与日军的殊死搏战中，张灵甫左臂中弹，匆匆包扎后继续投入战斗。部下劝他随伤兵撤过长江到后方就医，张灵甫说：“昔日项羽兵败，犹不愿渡乌江，我岂能因伤渡长江?当与敌决一生死以践誓言!”负伤后的张灵甫坚持不下火线，官兵们无不感奋力拼。305团终以团长负伤、连长伤亡五人、排长以下伤亡六百余人的代价，拼死夺回了阵地，把日军堵在南京东南郊的大门之外。当74军51师师长王耀武要求他离队就医时，张灵甫“违抗”军令，拒绝离开部队。雨花台南面阵地被日军突破后，张灵甫在敌两面夹攻之下，依然坚守在阵地前沿，率部力战不退。张灵甫肃立队前，面向紫金山，对部下训示道：“盖有光荣战死之决心，乃能作绝处逢生之奋斗!”他率全团官兵挺枪举拳，向中山陵方向同声宣誓：“誓与日寇血战到底!”此后，张灵甫率部转战上坊镇和华严寺一带，后因伤势严重，暂别部队回到西安养伤。

1938年10月的武汉会战中，张灵甫奉王耀武之命，对盘踞在江西德安县万家岭、张古山一带的日寇进行围歼。真正让张灵甫威名远扬的，正是这次德安反击战，此次战役是继平型关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之后中国军队的第三次抗日大捷(史称“德安大捷”或“万家岭大捷”)。张灵甫在这场战役中立下了头功。当时，日军106师团占领了张古山，在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张古山山势陡峭，工事坚固，易守难攻，要拿下绝非易事。而张灵甫却提出了一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亲率一支突击队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在夜幕中悄悄逼近张古山。日军做梦也没想到，中国军队会在这黑灯瞎火的晚上爬上鸟兽绝迹的张古山，当张灵甫的突击队“从天而降”的时候，许多日军还在睡梦之中。在正面部队的配合下，张灵甫率突击队浴血死战，身中七块弹片不下火线，坚持指挥战斗。经过五天五夜的鏖战，最终取得了胜利。共歼灭日寇106师团等部六个联队，计一万七千七百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