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爱国科学家的故事有感【热门20篇】

蒙古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朝前期，因为蒙古族当权者和明朝政府有矛盾，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双方的关系疏远了，传统的贸易往来也停止了。这样，明朝不安宁，蒙古族百姓也得不到内地的产品，生活上受到很大影响。

后来，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重新和明朝和好，服从明朝的统一管理，蒙汉关系改善了。俺答去世后，他的夫人三娘子掌权，更是坚持与明朝的友好关系。在三娘子的促进下，蒙汉的互市贸易又恢复了。每当大集的时候，蒙古族百姓都到集市上购买和换取内地的丝绸、茶叶和各种生活用品，他们的皮毛等产品也是汉族商人喜欢要的。场面十分热闹。三娘子经常亲自骑马到集市上巡视，发现有纠纷的，都秉公处理，尤其注意保护汉族商人的利益。她还主动到宣化城，拜访明朝官员，交流情况，关系非常密切。明朝封她为忠顺夫人。遇上有的蒙古贵族想用武力侵扰内地，三娘子总是坚决反对，加以制止。

三娘子掌权时期，为蒙汉友谊做了许多好事，使双方好多年没动干戈，促进了民族团结。

今天，我从书中我了解文天祥的事迹。

文天祥，出生于1236年，是现在的江西县人，初名云孙，字天祥，改字宋端，号文山，是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保佑四年时，文天祥考取了年进士第一，因为父亲逝去所以未受官职。后咸淳六年1270年，文天祥因得罪奸相贾拟道而遭到罢斥。可是，好人多磨难，文天祥最终还是没能摆脱命运的折磨，家离破碎，国家又快要换皇帝了。可是，文天祥就是文天祥，即使是在南宋危亡之际，也仍然领兵抗敌，可最终兵败被俘，身陷囚禁，但即使在最终临死之际，也仍然不肯向任何元朝官员下跪，最后引颈就刑，从容就义。

文天祥就这样就义了，但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苏武是汉朝时候的一位官员。有一年，他作为汉朝的使臣到北方匈奴人那里办事。不料，匈奴人违背诺言，不放苏武返回汉钥，扣留了他，还劝他投降。苏武严辞拒绝，说：“我奉国家命令出使匈奴，丧失气节就是污辱了使命，丢大汉朝的脸。我如果那样，还有什么脸见人!”匈奴人用刀威胁他，他索性把脖子伸过去，宁死不从。

匈奴人把他放进地窖，不给吃喝，他就吃羊皮，吃雪，顽强地活着。匈奴人又把他送到遥远的北海(今贝加尔湖)，叫他放羊，说不投降就让他在那里待一辈子。苏武没有忘记自己是汉朝的使臣，代表着国家。他坚决不做有辱国格的事，宁肯每天挖野菜，吃田鼠，受冷挨饿，也不向匈奴人央求什么。而且，那根代表汉朝、表明使者身份的“使节”(一根长棍，上面挂着穗子)，他一直放在身边，放羊的时候也拿在手中。天长日久，“使节”上的穗子都掉光了，他仍然紧握不放。

苏武在匈奴度过了19个年头，始终没有屈服，匈奴人只好放他回汉朝。他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受到人们的尊敬。

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谢东屏离开故乡，流亡北平。1932年春，考入北平的东北中学。一名历史教师经常向他讲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奋起救国的英雄事迹，向他介绍进步书刊，使他认识到要挽救中华民族之危亡，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抗日。1934年，谢东屏考入东北大学。他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二

1936年8月谢东屏投笔从戎，参加张学良在西安举办的学兵队，任一连指导员，领导队员学文习武。

西安事变前，谢东屏被调到张学良的第二手枪营任四连指导员，在西安灞桥一带驻防。西安事变后，1937年5月间，谢东屏被调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八师做文秘工作。七七事变后，谢东屏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持续3个月的上海保卫战，虽然中国军队牺牲惨重，但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上海守军于11月12日撤至沪郊。谢东屏等十几个人离队步行到安徽，然后乘船去武汉。在武汉，他受到中共中央长江局李涛的接见。党组织派谢东屏等人到东北军第四十九军补充团，当时团部在湖北宜昌县。谢东屏在营里做文秘工作，并在该营里秘密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谢东屏任支委。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阶段。日本侵略军以优势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五一”大扫荡。在反扫荡中，有一次，谢东屏和几个工作人员露宿在易县的小兰村，拂晓前发现有人在说话。他告诉大家别吭气，然后一个一个爬到一户屋里去，钻入了地洞。他进洞以后，子弹上膛，镇定地说：“敌人要是发现我们，就一个一个地把他吃掉。”结果，敌人空扑一场。反扫荡后，谢东屏被任命为易县敌工部部长、县委委员。1943年春，他被调到晋察冀边区一地委任敌工部副部长，从事敌情侦查工作。

三

1945年抗战胜利后，谢东屏随同第二批干部从关内挺进到东北。10月初，被任命为辽阳县县长。

当时辽阳的伪警察、土匪、地痞、流氓到处横行，还有以张枢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明目张胆地与我人民政府为敌。谢东屏召集伪辽阳协和会、地方维持会头头开会。在会上宣布：限3日内将枪支、弹药上缴民主政府，违者依法惩处。并张贴布告，广为传播。大批的枪支、弹药和各种战刀等很快上交给人民政府，使社会秩序好转，人心稳定下来。当时辽阳除陶瓷厂处于半停产状态外，其余工厂都停产了。广大工人无工作，生活无保障，处于饥饿之中。谢东屏提出：“工厂要尽快开工，尽快解决工人就业和吃饭的问题。”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一些工厂开工了。工人有了工作，生活有了保障。接着商店开业，学校复课，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谢东屏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忘发展教育事业。1946年春节前，市政府机关干部冯德馨反映铧子山区没有小学，谢东屏听后，马上给铧子区区长郭洪林写信，让他帮助解决建校的房木和砖瓦等问题。不久学校建成了，解决了贫苦孩子就近上学问题。

谢东屏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一心扑在工作上。从1932年到1945年，整整14年，他只回过一次家。抗战胜利后回辽宁工作，他本来可以从沈阳到新民的家看看，但却没有回去。1945年腊月的一天，谢东屏的胞兄谢庆丰赶着马车路过辽阳时，从布告上看到谢东屏的名字，亲哥俩才在县政府见了面，叙谈14年的离别之情。谢庆丰回家告诉了谢东屏的妻子刘玉秀。翌日凌晨，刘玉秀忙打点行装，凑些路费，领着孩子，昼夜兼程赶到辽阳，终于见到了分别14年的亲人。谢东屏像一座上满发条的钟，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胃痛病不时地向他袭来。有一次，正在开干部会，同志们看他头上直冒虚汗，劝他休息，他却说：“这是老毛病，不算啥，挺一挺就过去了。”这样的事何止一次。人们赞叹地说：“谢县长心中装着天下受苦人，唯独没有他自己。”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在三个月时间里，以谢东屏为县长的辽阳县政府就为全县人民办了五件大事：维护社会治安。歼灭了在七岭子盘踞的土匪、特务3000余人，消灭了黄大巴掌、郑国秀、跨海等股土匪;从政府中彻底清洗了旧统治力量，改造政权，建成新的民主政权。建立了区公所、工作队和保安队;恢复生产，救济失业。恢复了铧子沟煤矿和灵山、唐户屯的兵工厂。救济贫民粮食20余万斤，现款20余万元。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减租，反贪污运动。改善了部分群众生活，经济收入1280万元。大部分是清理敌伪资财，返还了欠安平等地的征款。

1946年3月12日，国民党占领沈阳，进而向辽南进犯。3月21日进攻辽阳火车站。东北民主联军十一旅三十三团进行阻击，战斗持续4个多小时，后来部队撤出市区。谢东屏率领干部在亮甲、隆昌、安平、连河等地建立了区政府，积极发动山区群众参军参战，发动妇女做军鞋，组织民夫送粮草、出担架、赶大车，支前活动轰轰烈烈。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疯狂地向辽阳东部山区进犯。谢东屏贯彻上级关于“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村不离村”的指示，和其他同志一道坚持山区斗争。10月24日，他率县保安团和部分干部50多人，从八盘岭急行军到连河，正好鸡叫，大家睡一会儿就天亮了。这时通讯员跑来报告，说算盘峪方向发现了敌人。于是紧急集合，谢东屏把队伍拉到水泉沟，在山上观察敌情。部队乘夜间转移。经华家堡子、榆树林子，越过双岭，到达大黑山已是次日10点多钟。26日11时，由于坏人告密，隆昌、连河两股敌人分两路从大西沟向大黑山包围过来。谢东屏立即命令兵分两路向外突围。干部战士个个英勇顽强，战斗持续到下午4点多钟。因敌我力量悬殊，我方伤亡惨重。谢东屏在战斗中为了营救同志也身负重伤。

1947年1月7日夜间，谢东屏启程去找部队，当行至刚家堡子生铁岭岗梁时，被反革命分子蔡玉生和杨贵喜暗杀，时年36岁。

谢东屏为辽阳县人民的解放而光荣牺牲了。为永远缅怀谢东屏，辽阳县人民委员会于1966年4月建成谢东屏烈士陵园。陵园正门两侧镌刻着“江河大地存忠骨，浩气永存留人间”。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邓稼先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宋孝武帝即位之后，宋王朝很快就衰落了。 在这个时期，却出了一个杰出的科学家祖冲之。

祖冲之的祖父名叫祖昌，在宋朝做了一个管理朝廷建筑的长官。祖冲之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人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他特别爱好研究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

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派他到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他对做官并没有兴趣，但是在那里，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了。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据研究天文的结果来制定历法。到了宋朝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他根据他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了。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议。那时候，有一个皇帝宠幸的大臣戴法兴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戴法兴依仗皇帝宠幸他，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 祖冲之一点也不害怕。他严肃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不要拿空话吓唬人嘛。” 宋孝武帝想帮助戴法兴，找了一些懂得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也一个个被祖冲之驳倒了。但是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历。直到祖冲之死了十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是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他曾经对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一本《缀术》。他的最杰出贡献是求得相当精确的圆周率。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他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

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碓磨”。

祖冲之死后，他的儿子祖??(音gèng)、孙儿祖皓都继承了祖冲之的事业，刻苦研究数学和历法。据说祖??在研究学问的时候，全神贯注，连天上打响雷也听不到。他常常一面走路，一面思考问题。

有一次，他在路上走，前面来了个大官僚徐勉。祖??根本没有发觉，一头就撞在徐勉身上。等到徐勉招呼他，祖??才像梦中惊醒一样，慌忙答礼。徐勉知道他研究出了神，也没有责怪他。

祖冲之晚年的时候，掌握宋朝禁卫军的萧道成灭了宋朝。 公元479年，萧道成称帝，建立南齐。他就是齐高帝。

梅兰芳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最卓越的代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被邀请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国文联和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

他经常参加国内外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从事艺术研究，还认真培养青年 演员。他的学生，不但有京剧演员还有不少地方戏的演员。同时，他仍然经常演出。全国各地都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到那里演出。他理解人民的要求，在十年的时间里，走了十九个省，让观众实现了 “看看梅兰芳”的愿望。

梅兰芳是一位有爱国气节的艺术家。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 事变，侵占了东北，然后又向华北进犯，威胁北平和天津。梅兰芳痛恨敌人，为了不当亡国奴，他举家迁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编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两出戏。《抗金兵》讲的是 南宋女英雄梁红玉抵抗金军的故事，《生死恨》是讲在敌人的统治下，人民 的痛苦生活和反抗精神。这两出表现爱国思想的新戏一上演，就受到观众喜 爱。有一次，梅兰芳连演三场 《生死恨》，观众踊跃买票，把票房门窗的玻 璃都挤碎了。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在发动七七事变后，又进攻上海，不久就占领 了这座大城市。日本人知道梅兰芳是闻名世界的大艺术家，托人要求他在电台播音，为他们的侵略服务。梅兰芳巧妙地说：“我马上要到香港和内地巡回演出了，不能做这件事。”

不久，他到了香港，演出结束后，就留在了香港。为了摆脱敌人的纠缠，他决定不再露面，不再登台演出，就在家里练唱昆曲。1941 年底，日军攻占了香港。他们知道梅兰芳正在香港，就到处找他。梅兰芳心想：“躲是没地方躲了，可我绝不为日本人唱戏!”

这一天，清晨洗脸时，梅兰芳第一次打破惯例，没有刮胡子。儿子见了很奇怪。

“爸爸，您不是每天都刮胡子吗?今天怎么不刮了?”

“我留了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去演戏吗?”梅兰芳说。一天上午， 日军司令酒井派把梅兰芳接去。一见面，他就假热情地说：“我过去看过您的戏，您还认识我吗?怎么，您留起小胡子了?像您这 样一位举世闻名的大艺术家，怎么能刚步入中年就退出舞台呢?”

梅兰芳坦然地说：“我已经快五十岁了。一个演旦角的，扮相和嗓子都不行了，已经失去了上台的资格。”

后来，梅兰芳又回到上海，靠画画卖钱养活家人和与他一起演出过的朋 友。上海日伪政权多次请他出演，都被他拒绝了。他说：“一个人活到一百岁也总是要死的，饿死就饿死，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次，日军庆祝 “大东亚圣战”一周年，派人让梅兰芳出演，还说如果 不演，就要军法从事。梅兰芳事先得到消息，一连打了三次伤寒预防针。平 时，他只要一打预防针就发烧，这次果然又高烧不止。日军军医来检查，一 看梅兰芳烧得迷迷糊糊，只好走了。

1945年8月15日，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梅兰芳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笑着对夫人说：“天亮了，这群日本强盗可真完蛋了!”

这天，几位朋友兴高采烈地来到梅家道喜。只见梅兰芳身穿新衣，精神焕发，手里的一把纸扇遮住了半个脸。

“梅先生，您一定剃了胡子，对吧?”

梅兰芳笑着把扇子一撤，露出了刮了胡子的面孔，说：“抗战胜利了，我就要重返舞台了!”

不久，梅兰芳就在上海演出了，观众场场爆满。他们说：“我们就是要看看八年不给日本鬼子唱戏，如今刮了胡子的梅兰芳!”

心里装着观众梅兰芳是表演大师，但他从不对观众摆架子，对同行也谦虚礼让，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戏德。

过去，演员唱一场戏给一份钱，有病可以请假，遇到天气不好还可以“回 戏” (即临时宣布停演)。可梅兰芳尽量克服困难，处处替观众着想。他说：“观众事先不知道回戏，顶风冒雪从老远赶来听戏，让人家白跑一趟，太不应该了。”

有一次，他嗓子哑了，可第二天要演一出唱工极重的戏。这可怎么办呢? 那天，他很早就来到舞台，每隔半小时就喷一次药，嗓子却一点不见好转。 大家很着急，有人提出回戏，可梅兰芳知道剧场里已坐满了观众，怎能让他们扫兴而归呢?他没有同意，强打着精神化妆，大家都很替他担心。

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梅兰芳上场了，他和刚才判若两人，精神焕发，唱念精彩。不过，内行人却听出他的嗓子变窄了。戏演完后，有人赶往后台，关心地问：“梅先生，您今天的嗓音怎么变窄了?”

“您还不知道吧?前两个钟头，我的嗓子还是哑的呢!”

“那您怎么还上台?这是怎么唱出来的呢?”

“不上，怎么对得起观众?我这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临时用的一个急救方法，这戏是用半个嗓子唱的!”

“半个嗓子，这怎么唱?”

“这是全凭一股虚劲把嗓子提起来唱的，劲头如稍用过一点儿，马上又 会哑不成声。这是假嗓，怕低不怕高，怕宽不怕窄。过去我也从来没用过，今天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

在场的人都感叹不已，不仅为他丰富的舞台经验所倾倒，更为他一心为观众着想的精神所感动。

字平子(公元78年——139年)，东汉南阳西鄂 (今河南召县石桥镇)人。杰出的科学家，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 测验风向的候风仪等，对人类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张衡幼年时代，家境贫寒，但他年幼好学，天资聪慧。汉名士崔瑷说他“天资睿哲，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他十几岁时，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张衡胸怀远大的政治抱负，离开了家乡，开始游历名都大邑，求师问业，曾游于三辅，入京师，观太学，遂诵《五经》，贯六艺，十八岁便写成了第一篇文学作品——《温泉赋》。

张衡二十三岁时，受聘于南阳郡太守鲍德门下当主薄。此后他花了十年功夫，写成了著名的《二京斌》(即，西京斌》、《东京斌》)，讽刺“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的不良风气，并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名都故城的盛大场面，表现了他在文学方面的较高成就。

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张衡由鲍德举荐，进京作了郎中，在任三年，迁升为尚书侍郎，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又调升，太师令，掌管天文、历法、预报天象气候。从此，他潜心钻研文学，获得了很高的成就。

张衡的宇宙天体观是“浑天说”，认为“浑天如鸡子”，天和地的关系就象蛋壳包蛋黄一样，天外地内。他所著《灵宪》一书，用赤道、黄道、南极、北极等名词，并画出我国第一张完备的星图， 共有2，500颗恒星。公元117年，他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架利用铜壶滴漏带动的浑天仪，浑天仪分内外两圈，可以转动，上面刻有南北极和赤道、黄道。二十四节气以及日月星辰等，日月星 辰位置和出没情况与宇宙间的情形完全一致。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张衡调任司马令，后上日蚀表。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再转任太史令旧职。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又创造了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之，状似酒樽，四周镶有八条龙，龙头对着东、南、西、北及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向，龙嘴各衔铜丸一个，每个龙头下面各蹲一只青蛙。如果发生地震，发生地震的那个 方向的龙嘴会自动张开，铜丸随之滚出，落入青蛙嘴中，工作人员便可立刻记下地震的时间和方向。

张衡还创造发明了计里鼓车、指南车、测影土圭、独飞木雕等，撰写了《历法灵宪》和《算罔论》，著有三十多篇科学、哲学、 文学方面的著作。他在历法、算学、哲学以及文学艺术上都有很大贡献。

今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我高高兴兴地拿起《刘胡兰》这本书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20XX年10月8日，一个暴风雨的一天，伟大的革命英雄刘胡兰就从一个贫困的家庭里诞生了。

20XX年刘胡兰11岁时，它加入了她们村的抗日工作，并且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尽一切所能做好坑日工作。后来，在她15岁时，一次在转移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的过程中，不幸被敌人的阎军逮捕了，同时还抓到了她们村的几个农民，敌人逼问她：“还有哪些共产党员，仍然给共产党员办过些什么事”，她咬紧牙关，装做什么都不知道，敌人逼她没法子，只好用卑鄙的手须折磨她，可是刘胡兰她还是没把军情告诉敌人，敌人只好把她给杀了，刘胡兰就这样英勇的壮烈牺牲了，

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用这样的话纪念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我看完《刘胡兰》这本书后，被她这种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不折不扣的斗争精神深深吸引了。我在想：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无数的革命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今天，所以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当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热爱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国家的昌盛英勇奋斗，为人民的幸福而默默奉献。

很多同学都认为爱国必须是要在战场上牺牲或为祖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然而，在我们的小小谈话中，不留意也会对祖国表达出热爱之情，这一点，周总理又为我们做出了好榜样。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中外记者济济一堂。“下面请诸位记者提问题!”周恩来话音刚落，一位西方记者急不可待的站了起来，结结巴巴的用中文说：“请问总理阁下，中国有没有妓女?”对于这一不怀好意的问话，周恩来泰然自若，双眼盯住这位记者，思索了一下，郑重的回答:“有!”这一问一答，引起了全场的骚动。记者们轰动起来了。周恩来接着说：“中国的妓女，在中国的台湾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一阵掌声。大家清楚，如果硬说中国有妓女，那就得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不承认台湾归属中国，那中国自然就不存在妓女问题了。

那位记者当然不服气，接着问道：“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在建国的初期，这句话当然是在讥笑中国的贫穷。周恩来幽默的回答：“中国人民银行的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这一回答，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都准备听周恩来如何解释。周总理清了清嗓子，洪亮的回答：“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面值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十种，加起来一共是18元8角8分!”他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中国人民银行是由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金融机构，有中国人民做后盾，信用卓越，币值稳定，实力雄厚，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总理的话再次激起了全场的热烈掌声。这位西方记者哑口无言，只得面红耳赤的坐了下去。

总理正是用他敏锐机智的头脑来捍卫祖国的尊严，这种民族的骨气，就是最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 「博闻强志， 明於治乱， 娴於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候， 王甚任之」。 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 引起上官大夫及及令尹子兰的嫉妒， 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 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 连带的也不采纳他的谏言， 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 屈原满怀悲愤， 落拓江湖， 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 怀石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死后数十年， 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 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姓的心中。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

美丽富饶的宝岛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明朝末年，荷兰侵略者强占了台湾。台湾人民恨透了这伙强盗，不断进行反抗斗争。

少年时代的郑成功，曾亲眼目睹荷兰侵略者在家乡福建沿海地区烧杀抢掠、残害乡亲。他从小就对荷兰侵略者十分憎(zēnɡ)恨。后来，郑成功成为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便移师金门、厦(xià)门一带，决心进军台湾，赶走荷兰侵略者。

1661年4月21日，郑成功率领两万五千将士，分乘数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渡海东征，开始进行驱逐荷兰侵略者的正义之战。郑成功在众将士的簇拥下，站在指挥舰(jiàn)船的楼上举目四望，这支前进中的庞大舰队，前后绵延十几里，风帆蔽日，战旗招展。郑成功看到自己亲手训练的军队纪律严明，军容雄壮，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荷兰侵略者获悉我军进军台湾的消息，十分恐慌。他们把军队集结在赤嵌城和台南城，还在港口沉下许多破船，企图阻挡我军船队登陆。郑成功利用海水涨潮之机，绕过了敌军设置的炮台和重兵把守的港口，从鹿耳门登陆。荷兰侵略军不甘心失败，又调动“赫克托”号等战舰，张牙舞爪地开了过来，猖狂进行反扑。他们妄图凭借高大坚固的铁甲战舰和大炮，阻止我军继续登陆。

郑成功沉着镇定，指挥我军战船和战舰展开激战。英勇的我军将士冒着敌军密集的炮火，驾驶战船向敌舰冲去。他们在近处团团围住敌舰，使敌舰的大炮失去了威力。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所有舰船都震动起来，海面上掀起十几丈高的巨浪。原来，我军的炮火击中了敌舰的弹药库。敌军惊恐万状，乱作一团。我军将士乘势用铁钩钩住战舰，争先恐后跳了上去。敌舰官兵无法逃脱，只好举手投降。至此，我军取得了登陆战斗的重大胜利。

荷兰侵略军遭到惨败，便龟缩在赤嵌、台湾两座城里不敢应战。他们派出使者向郑成功求和，说只要我军退出台湾，他们愿意贡送十万两白银慰劳。郑成功义正辞严道：“台湾本来是我国神圣领土。我们收回台湾，是天经地义之举。如果你们赖着不走，我就用大炮把你们轰走!”

郑成功喝退敌军使者，派兵猛攻赤嵌城。城里敌军负隅(yú)顽抗，垂死挣扎。有一台湾同胞向郑成功献计道：“赤嵌城饮用之水都是从城外高地流下来的。只要切断水源，敌人就会不战自乱。”郑成功依计照办，果然不出三日，赤嵌城的敌军便乖乖投降了。

盘踞(jù)在台湾城的敌军妄图长期顽抗，等待救援。郑成功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逼敌军投降。在围困八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荷兰侵略军粮尽水绝，走投无路，只好举起白旗投降。1662年初，敌军头目被迫来到我军大营，签字投降。在我军将士潮水般的欢呼声中，荷兰侵略者垂头丧气地离开侵占三十八年之久的台湾。

台湾宝岛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台湾同胞男女老幼个个喜气洋洋。他们成群结队，箪(dān)食壶浆，慰劳祖国将士。台湾各地街头巷尾，鞭炮之声不绝于耳，人们载歌载舞，欢庆回到祖国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鼓励垦荒种田，大力发展生产，倡导教育，兴办学校，帮助台湾同胞改善生活，提高文化水平，有力地促进了台湾的发展。

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虽中年英逝，但他收复宝岛台湾的丰功伟绩，永远铭(mínɡ)记在中华儿女的心中。着名文学家、史学家郭沫若曾撰(zhuàn)写一副对联，赞颂郑成功的历史功绩：“开辟荆(jīnɡ)榛(zhēn)千秋功业，驱除荷虏(lǔ)一代英雄。”

李四光(1889～1971年)，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创造者和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以独到的学术见解创立的地质力学，不仅圆满地解决了各种地质构造型式的形成机制，而且成功地指导了找矿工作。根据他的理论，我国相继发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等重要油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国际上他也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我国湖北省武汉市的东南方，紧靠长江北岸有一个叫黄冈(今黄州市的地方，这里山川秀丽，人杰地灵，是历代州府所在地，史称黄州。1889年10月26日，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李四光，就出生在黄冈县城北大约25公里的一个叫下张家湾的小村庄。李四光本名李仲揆(kuí)，李四光这个名字，是后来李仲揆去上学的时候，需要填写报名单，李仲揆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随手就写了个“十四”这是他当时的真实年龄。可是，他马上便发觉填错了栏目，这下可怎么办呢?聪明的李四光就在“十”字上加了几笔改成“李”字，可“李四”这个名字实在不好听，正在为难的时候，李四光抬头看见堂中上方挂着一块大匾，上写“光被四表”，他灵机一动，在“李四”后面又加上了一个“光”字。从此，李仲揆又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就叫“李四光”。

李四光童年的时候，家庭生活是非常艰辛的。一家数口仅靠父亲办私塾收缴(jiǎo)学生的一点学费来勉强维持，如果遇上灾荒年，私塾的学生少了，就有断粮断炊的危险，不得已时也只好从当地的地主家里租借。所以，李四光的母亲也经常纺线织布，换些零用钱。特别是李四光的父亲为人耿(gěng)直，爱打抱不平，曾经因与黄冈的革命党人有来往被迫逃离家乡，去南京躲了一年多，家庭生活就更加艰难。这一切，对童年的李四光影响很大。

当他50多岁的时候，还不时想起幼年的苦难，深为自己的父母所忍受的种种苦楚而痛心。正是在这个家庭的影响下，李四光从小就养成了勤劳的习惯。他常常帮着妈妈打柴，舂(chōng)米、推磨、扫地、提水、放羊、割草等，几乎样样事情都能干。

5岁的时候，李四光开始跟一位姓陈的老先生启蒙，6岁转到父亲的私塾里，随父亲念书。李四光学习的时候，刻苦认真，勤奋用功。每天从早到晚，朗读、背诵、练字、作文忙个不停。他不贪玩，老师不在的时候，依然能独自学习，而不像别的孩子一样，爬桌子，踩凳子，闹翻了天。李四光从小就喜欢动脑筋，问问题。有一次，他和小朋友一起捉迷藏的时候，看到村头的一块特别大的石头，他就曾产生过这样的疑问：这石头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周围没有这种石头呢?也许是个偶然的巧合。他后来果真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还曾科学地回答过他孩童时的疑问呢。

李四光小时候喜欢自己动手制作小玩具，什么小船啦，小汽车啦，各种色彩的灯笼啦什么的。他心灵手巧，同龄的孩子都喜欢他、佩服他。特别是，他富有同情心，对左右邻里的穷苦人有很深的感情。

有一次，天气很冷，一个小偷摸进私塾里把同学盖在被子上的棉衣偷走了，被同学捉住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狠揍了一顿，最后还被吊了起来。但是只有李四光没有动手，他只是悄声不响地拿来一条板凳，垫在小偷脚下，劝诫说以后不要再做坏事了，不然挨这么多打，可怎么受得了呢?

1902年5月，湖北省开始兴建大、中、小各种学堂，少年有志者，都愿意来武昌上学。消息传到黄冈后，李四光也向父母提出了上学的要求。父亲很支持他，从乡亲手里借来路费;母亲也支持他，特地将自己出嫁时的嫁衣给李四光改制了一件棉袍子。李四光告别父母，第一次远离家乡，前往省城武汉求学。

1902 年冬，李四光进入武昌第二高等小学堂读书，由于该学校是寄宿制，全部食宿均由学堂供给。李四光全家都很高兴。在这里，李四光学习非常用功，他如饥似渴地吸取各种知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由于没有人帮助疏通关系，直到1904年7月，他才被破格选派去日本官费留学。李四光回黄冈向父亲辞行，随即乘船去日本。但官费有限，他只好买了统舱票，以便节约开支留作它用。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学习，李四光心情无比激动，特别是当船驶出上海吴淞口，眺望大海，波涛汹涌，茫茫无际;小小少年，心旷神怡，站在甲板上，久久不愿回舱。他的思绪随着海风海浪飘得很远，很远??

经过漫长的旅行，轮船终于抵达日本的横滨港，后又乘汽车来到东京，但不巧的是，临行前，亲友饯(jiàn)行，李四光多吃了些甲鱼之类的荤腥，在海上又着了点凉，所以一到东京便腹泻不止，医院诊治为痢疾，并对他隔离治疗，只得借钱治病。这次病对他影响很大。当大夫劝他平时多吃素少吃荤时，他永远记住了这个劝告，几乎一生饮食清淡，至多吃点鱼呀蛋呀什么的。所以，有的朋友和他开玩笑说，李四光只是吃一些不会叫的东西。

在日本，李四光首先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主要学习日本国的语言和初等数理比。1907年7月毕业之后，李四光又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据说，这个学校每年仅能吸收中国留学生10名左右，而报考者竟达千余人，李四光能够考中，是极其不容易的。

在学校，李四光学习刻苦，生活依旧清贫。每月收到的官费用于必须的开支后，已所剩无几。为了省钱，他常常把生米放进暖水瓶中，加上开水，浸泡一夜，第二天，凑着咸菜一起吃下去。除了学习、生活，李四光更关心祖国的命运。他常步入留学生会馆，听演讲，听报告，结识了许多民主革命家。他剪掉自己的辫子表示站在革命一边，拥护革命。1905年7月，李四光终于在东京见到了他敬仰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和宣誓仪式。孙中山曾亲切地摸着李四光的头说，你小小年纪就参加革命，很好，一定要“努力向学，蔚(Wèi)为国用”。当时，李四光年仅16岁。

1910年7月，李四光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结束了7年留学日本的生活，和同学们一起返回祖国。不久，他被派到武昌县花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任教。从学生到教师，李四光感受到一种新鲜和责任，他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当时，李四光正在北京参加留学毕业生的全国统一考试。他听到消息后，异常兴奋，立即收拾行装南下。回到武昌不久，李四光便被委托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来，又改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等职。然而，革命的发展并不是像他想象的一样。不久，袁世凯上台，打击和排挤革命党人。李四光发展实业、造福人民、建设新湖北的宏伟计划已成幻想，他内心郁闷，陷入彷徨之中??于是，李四光产生了再去读几年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的想法。1913年7 月，李四光由官派出国，赴英国伯明翰大学继续深造，年轻的李四光如愿以偿。当时，和李四光一起留学的有4个人，政府发放的路费全是金条。李四光告诉同伴：“你们慢慢收拾行李，我去银行兑换钱币。”当李四光来到银行的时候，一身破旧的衣服引起了银行职员的怀疑，非但没有换回钱币，还被怀疑偷别人的金条而被抓了起来，任他如何解释也没有结果，连饿带冻，第二天才被同伴救回。尽管如此，青年李四光还心系父亲兄长，将自己旅费的一部分省下来交给他们，以供弟妹们上学之用。这是何等令人感动的情怀呵!李四光试图用所有的爱恋来报答14年乡村生活中父老乡亲所给予他的关怀与厚爱，就像他后来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一样，鞠躬尽瘁而又无怨无悔!

长途跋涉，远渡重洋，李四光第二次离开祖国，终于抵达伦敦。这里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故乡，是近代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如今早已车水马龙，五光十色，大厦林立。但在李四光的眼里，这一切无异于过眼云烟，他心里更渴求的是知识和科学。经过慎重的选择，李四光决定进入在采矿方面较为著名的伯明翰大学。他匆忙离开了伦敦，来到了英国西部重镇伯明翰城，在学校附近的一所公寓住了下来。李四光的确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学生，即使休息时间，也下放松学习。偶尔在假日走进公园，看看名胜古迹，身边也总是少不了一叠报纸杂志，或是一卷厚厚的书籍。在林阴里，在流水旁，他一坐下来就抄抄写写，或是思考一连串的问题。但平静的学习生活没有持续多久，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以英、法、俄为一方的协约国和以德、意、奥为一方的同盟国，为重

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展开了生死大战。一时间，生活物资日益短缺，物价开始上涨，生活极度困难，许多留学生已无法忍受，纷纷离开英国。但李四光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和从小养成的坚忍精神，节衣缩食，克服了种种困难，把学习坚持了下来。他常常利用假期，跑到矿山做临时工，赚钱维持生活，继续完成学业。在这样艰难的时候，他乐观旷达，劳逸结合，利用业余时间学会了拉小提琴，并成了终生的爱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1918年5月，李四光用英文写成了一篇长达387页的论文——《中国之地质》，并提交伯明翰大学地质系。6 月，他通过了论文答辩。由于这篇论文的提出，李四光被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不久，李四光接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发来的聘书，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6 年多的英国留学生活就要结束了，尽管国内依然是军阀混战，你争我夺，李四光还是接受了邀请，带着为真理奋斗的治学精神，带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1920年5月，李四光结束了漫长的求学之路，回到北京。此时，他已经31岁，在这年轻的生命成长中，除了幼儿时期和暂短的工作以外，他几乎都在不停的学习中忙碌着，东奔西走，上下求索。如今，对李四光来说，该是他向祖国贡献知识和学问的时候了!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李四光到地质系后，主要讲授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备课认真，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特别注意基础知识和基本功的训练。从岩石的肉眼识别，到显微镜下的鉴定以及进行全面的化学分析，他都要求学生能够掌握。他考试的方法不同于其他老师的方法，除了要进行笔头的问答以外，还发给学生几块岩石的标本，要求他们写出标本的名称、矿物成份、生成条件、与矿产的关系等等。他还极其重视书本以外的知识，经常带学生赴野外考察，边看边讲，边讲边看，要求同学们大量采集标本，回来后，归类整理，陈列在实验室供教学研究之用。

在长期的国外留学生活中，他亲身感受到中国人受尽歧视的耻辱，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曾说：“我们不能不承认人家的文化程度比我们高，艺术比我们精。人家的地方已经开辟到十分田地，我们的一块沃土，还在那里荒着。请他们来做好了，再拱手奉还给我们，世界上恐怕没有那么一回事。所以，我们一线的生机，还是在我们的民族，大家打起精神，举起锄头向前挖去。”所以，李四光上课的时候，除了科学上的一些专有名词以外，他始终坚持用中文讲解。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一个学生叫他“Mr.李”，叫了几声，他就问那个学生叫谁?那个学生说：“叫你。”李四光说：“你可以称我老李、小李或阿猫、阿狗什么的，但是我不准你叫我‘Mr.李’。”有一次，李四光带了七八个学生到宜昌做野外考察，在街上看见一个美国人坐人力车不给车钱，还要拿起手杖打拉车人。李四光看到后，气愤极了，就跑到美国人面前一定要他付车钱，并且不准打人。那个美国人开始愣了一下，后来一看是一个穿破西服的中国人，竟蛮不讲理地冷笑一下，准备一走了之。李四光和七八个学生操起地质锤把他拦住了。那个美国人一看事情不妙，只得乖乖地给了车钱，灰溜溜地走了。路上的行人都为此感到扬眉吐气。

1937年 7月 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我 29 路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登陆。12月13日，南京沦陷。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国民党政府仓皇逃亡重庆。中央研究院也奉命随政府内迁。李四光率地质研究所南迁桂林，在这里度过了将近七个春秋。

1944年春，日军侵袭，战事吃紧。李四光和地质所同事一起，携带轻便物品，于6月27日仓猝离开桂林，经过20多天旅行，到达贵阳。一路上人挤人，水泄不通，又饿又渴，又乏又困，狼狈不堪。到了10月，日寇进犯更加凶猛，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眼看贵阳要被围困。李四光和同事们只好再次奔波，出贵阳，奔遵义，入四川，大概11月光景，终于到了重庆。长途奔波，精疲力竭，对一个55岁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到了重庆以后，李四光夫妇的健康情况已变得十分糟糕了，再加上触景伤情，李四光又想起了朱森蒙冤离去的惨痛记忆，他的精神是极不愉快的。对时局的愤慨和生活的困苦二者交织在一起，使这位一向坚强的学者也禁不住流下了辛酸的眼泪??

1947年6月6日，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在南京决定，让李四光代表中国参加1948年8月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李四光感到这是个离开乌烟瘴气的国统区的好机会。他极其珍视这个机会，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准备论文，反复修改，力争代表中国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见解。这也

是李四光的一贯学风。1948年2月，李四光从上海启程，几经辗转，直到4月初，才在香港搭

上一艘挪威货轮。大海里的航行是异常艰辛的。对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来说，已不再充满神奇。面对滚滚波涛，海风呼啸，李四光心中思念自己的祖国，祖国正像一艘火海里的航船，中国的人民正在忍受战争的煎熬?

经过大约两个多月的艰难航程，货船终于抵达法国南岸的大港马赛。上岸后，他改乘火车经法国首都巴黎，再横渡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伦敦。码头上，可爱的女儿正站在那里迎接他。李四光的女儿李熙芝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她早早地等候在多佛尔码头，迎接父母的到来。1949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在公布的各民主党派、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和特邀人士等名单中，李四光是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之一而列选的。但是，正当李四光以焦急的心情准备回国时，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在策划着一个罪恶的阴谋。国民党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外交部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将其扣留。一个朋友将这一切打电话告诉李四光。接到这个消息之后，李四光当机立断，拿起一个小皮包，只身从普利茅斯渡过英伦海峡来到法国。

1950年3月初，李四光秘密回到香港，随即住进他的朋友预先安排的一个僻静的住所。

1950年4月6日，李四光夫妇一大早就来到车站，6点多钟便乘上了香港至九龙的火车。不久便踏进了祖国南方的大门。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和难忘的时刻啊!

1950年5月6日清晨，李四光夫妇到达北京，受到新老朋友的热烈欢迎。李四光被安排住在当时北京最高级的饭店——六国饭店。一个多星期后，又迁到北京饭店。住进北京饭店的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前来看望他们，令李四光夫妇十分激动。周总理鼓励李四光协助郭沫若院长做好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同时发挥专业特长与优势，把组织全国地质工作者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主要责任担负起来。李四光会意地连连点头，他说：“今天是中国未有的大时代，一切人都要努力，不能落伍。”正是在党和人民的关怀、重视和信任下，李四光开始了最有意义的工作。

1950年8月17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是解放后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团结的大会。大会结束的时候，选举李四光为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他肩上的担子又加重了。

50年代初，李四光承担的另一重大的任务就是，把全国的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连年的劳累使李四光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他时常带病坚持工作，万不得已才去医院住院治疗。但是，1957 年 11 月，李四光的肾病加重，小便带血，背部生疔(dīng)，住进了北京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手术刀口基本上愈合了，但创痛还没有完全消除李四光就急于出院，返回了工作岗位。关于中国石油资源的远景，在 50年代以前，不少地质学家抱着悲观的看法。1915～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马栋臣、王国栋曾率领一个钻井队，在陕西北部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不少钱，收获不大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回国后写文章说，中国是贫油国家，在中国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

是遥远，西北部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油田，东北部分不会有大量石油。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

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中国地质的深入钻研，认为“中国贫油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在1928年的时候，李四光就曾写文章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开。中国西北方出油的希望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李四光从构造地质角度出发，认为油区是生油和储油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而油田是储油条件特别好的地区。找油要先找油区再找油田。他认为，我国石油勘探远景最大的区域有以下三个：一是青、康、滇、缅大地槽;一是阿拉善—陕北盆地;另一是东北—华北的平原地区。他说首先应该把柴达木盆地、黑河地区、四川盆地、伊陕台地、阿宁台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寻找石油的对象。

李四光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石油战线的广大工作者。1954年初，地质部成立了全国石油、天然气普查委员会。1955年 1 月 20 日，地质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定组成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5个石油普查大队。经过艰苦工作，终于发现了很多可能储油的构造。

1956年1月下旬，地质部召开第二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定1956年将派93个地质队，430多名地质人员奔赴12个地区进行普查和细测。这样经过3年的石油普查工作，在新疆、青海、四川、江苏、贵州、广西及华北、东北等有希望的含油远景区，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并在柴达木等构造上，探到了具有工业价值的油流。

1958年3月，四川的南充等地，相继出油，开辟了我国西南石油工业基地。

1958年2月，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共同发出“三年攻下松辽”的战斗号召。地质部从四川、青海、陕甘宁调集队伍，加强松辽找油工作，终于在吉林省扶余县的一个钻井中，首次遇见厚达70厘米和50厘米的油砂岩层。同年秋天，发现了大同镇“长垣”构造，出油后改为大庆长垣。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我国东部找油的一个重要突破。之后，又在华北、中原、汉江、广东等地相继发现一大批油田。

1964年元月1日下午，毛主席请李四光晚上七时半到中南海怀仁堂一起观看现代豫剧《朝阳沟》。接到电话之后，李四光的心情异常激动，当他在开演之前来到休息厅的时候，毛主席健步走来，同他热烈握手，谈起石油问题时，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两家(即地质部和石油部)都有很大的功劳。

1971年 4 月 24 日，李四光因为感冒发烧，住进了北京医院。入院后，虽然很快便退了高烧，但血压一直波动得很厉害。晚上，他常常不能入睡，往事总是萦绕心头。一天晚上，李四光特别兴奋，他和陪他的女儿谈了很多很多：从青年时代漫长的求学之路到30年代的黑暗中国;从建国初的艰苦奋斗到如今的各种经历。

1971年4月29日上午8时30分，李四光这位历经风霜、鞠躬尽瘁、为祖国为人民奉献了一生的伟大科学家永远离开了我们。

钱学森，著名科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许多开创性贡献。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倡导人。

1949年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徐徐升起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所以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他这一曲折的斗争过程，表现了钱学森那时对祖国的挚爱之情，是非常感人的。

1950年 9 月中旬，钱学森辞去了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职务，办理了回国手续。他买好了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了搬运公司装运。

然而，就在他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忽然收到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的通知——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甚至要坐牢!

又过了几天， 钱学森 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

钱学森交给搬运公司的行李遭到美国海关及联邦调查局的检查，据说从中“查出”电报密码、武器图纸之类。移民及归化局要“审讯”钱学森，说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后来又说钱学森在美国念书时认识的几个美国同学之中，有几个是美国共产党员。移民及归化局扬言钱学森“违反美国移民法”，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话说出口没多久，又连忙改口。因为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正是钱学森求之不得的! 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被监禁着。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移民及归化局迫害钱学森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公愤。不少美国友好人士出面营救钱学森，为他找辩护律师。他们募集了 15000 元美金作为保金，才算把钱学森从看守所里保释出来。

1955年 6 月，钱学森写信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同志，请求党和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总理得知后非常重视此事，并指示有关人员在适当时机办理此事。经过努力，1955年10月1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不久，他便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爱国是公民必有的道德情操，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主要的部分，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徐特立爱国励志故事，欢迎阅读参考!

徐特立出生在1877年。青年时期，他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18岁时，为了谋生，他在做医生还是当塾师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都教书”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学生读书，晚上自己还要去拜先生学本领，因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给学生”。

徐特立读书时很讲究方法，积累了一套自学经验。20岁的时候，他准备读八股文，参加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有一次，他步行80里路，跑到长沙城里，拜访有名的陈云峰先生，想请陈举人看看自己的八股习作写得怎样。老举人看过他的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接着问他：为什么不读书，而要读八股?陈举人耐心地告诉徐特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形式死板，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半年之后，徐特立又去拜访陈云峰，陈举人这次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徐特立非常高兴，马上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带回家，当做自学指南。以后，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牢记在心。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

读古书很费时间和精力，徐特立从不贪多，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一是“有恒”。比如《说文解字》中部首有540字，他每天只读两个，计划一年读完。他认为光贪多，不能理解和记忆，读了等于不读。他在教中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本书，要求学生每天课余记一字，两年学完，有些学生偏要星期六同时学6个字，结果，到默写的时候，多半人都写不出来。他说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经常学习的害处”。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的一句名言。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学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阅读时贪多求快，不求甚解。他就把自己长期刻苦自学得到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他认为，不怕书看得少，只怕囫囵吞枣不消化。他教育学生，读书要注意消化，要学会思考并评定所读的书的价值。他教给学生，读的时候，要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还要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书，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那时，他的学生中实行这种方法最坚决、最有成绩的是毛泽东。他几年中就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文学和思想修养水平提高很快。

徐特立读《联共党史》的时候，开始书店只出了上册，他就买了一本阅读。后来听说有了苏联版本的上下册，他就借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要做详细分析后再抄，结果，他对于《联共党史》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于是，他再回来把上册节抄一次。由此，他又得出了一个结论：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

1919年，43岁的徐特立已经是一位在湖南省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是，当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许多人表示惊讶，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勤工俭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徐特立很赞赏这个宗旨，他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就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后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于是，他放下教师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学生的姿态，和青年们一起奔赴法国，去学新知识、新本领了。

诲人不倦 忠诚事业

徐特立60岁的时候，在一篇3000字的自传里，提到自己“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担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以后，怀着“创造事业”的理想，就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半年以后，徐特立应邀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白手起家，办起了长沙师范。当时，为解决家乡农民子弟求学问题，还自费办了一所五美小学。后来，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参加革命以后，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培训扫盲骨干，开展扫盲运动;又艰苦创业，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徐特立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家的职责，抓住每一个机会，教战士们学文化，他的热情、耐心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徐特立办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敢于向历史的偏见挑战。过去，学校的大门不向贫苦大众开放，徐特立创办长沙师范时，就大胆地招收了一个铁匠和一个退伍兵，破了先例。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有人嘲笑他是补锅的，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徐二镥锅”。徐特立反而很高兴、很自豪。在教学实践中，他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他办过夜校以给他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知道他们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从他们中间是可以造就人才的。

徐特立主张教育民主，注意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的时候，当时14岁的田汉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经常在自修室的窗户上贴一些打油诗，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其中两首是学习藏头诗的作法，把校长徐特立、老教师首之龙和黄竹村的姓名也嵌了进去。一首说：“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之龙。”另一首写道：“黄竹村中鸡犬喧。”两位老教师看后气得浑身颤抖，要求校长严斥学生。徐特立安慰了两位老教师后，就立即找来学生。田汉说：“我们对黄先生和首先生毫无恶意，是一时兴起，开开玩笑，逗大家快乐。”徐校长确信他讲的是真话，又觉得诗句中透露着学生的才智，便和气地告诉他们：喜欢写作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要把时间、心思花在游戏笔墨中，最好写些有意义的文篇，锻炼自己的才干。校长的谈话鼓励了学生们办《窗户报》的积极性。一时像雨后的春笋，几乎每个自修室的玻璃窗上都贴出了窗户报。田汉办的《祖鞭报》尤为突出，他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抒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徐特立便经常把《窗户报》上的优秀诗文，转载到自己编的《教育周报》上，老教师们的态度改变了，学生们更是高兴。

徐特立不喜欢用强硬的方法管理学生。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他明确提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更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为了实行“诗教”，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的走廊上，悬挂了一块大黑板，专门用来写诗。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姓汤的学生和一个姓余的学生，拼命读书，影响了身体健康，觉得很不好，就写诗建议他们停学休息，同时也算对大家敲一下警钟。诗是这样的：

“我劝汤生并劝余，劝君休业莫踌躇。

为何瘦得皮包骨，不爱身躯只爱书。”

徐特立很注意节俭治校。有些教师上课，粉笔头总是随手扔掉。而徐特立见了，总要捡起来，留着自己上课、写黑板诗时用。有些学生说他“小气”。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黑板诗：

“半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

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读了这首诗，说他“小气”的学生明白自己错了。发现有同学浪费饭菜，徐特立就找她们谈话，并且写诗教育大家;看到有两个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突出，徐特立就写诗鼓励她们，说明女生智力并不比男生差……同学们每天都要去读读黑板诗，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规劝，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给黑板诗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做《校中百咏》。

徐特立也有严厉的时候，却又与众不同。一次，一个叫粟福基的学生闹事，经过校务会议讨论，决定给予开除处分。徐特立开始是赞成的，可是事后心里总不踏实。他越想越觉得不能把粟福基推出校门不管，他想到这个同学学习不错，也有组织才干，不该轻率开除。他马上派人把粟福基从家里找来，跟他做了一番严肃、诚恳的谈话，然后介绍他到长郡中学继续上学。粟福基十分感动，后来成了长郡中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没有字的教科书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徐特立断指血xx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着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

[徐特立爱国励志故事

《爱国英雄人物故事》一书记载了五十多位英雄人物可歌可泣的故事。

自古以来，爱国人物的故事举不胜举。民族英雄文天祥坚贞不屈，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丽诗篇；

岳飞的精忠报国，他曾经说过“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为此，岳飞的母亲在他的背上刻上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他的一生也确实做到了；

郑成功的收复台湾，流芳千古……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与我们同龄的抗日英雄王二小的故事。他爸爸是八路军侦查员，再一次执行任务时牺牲了；他妈妈被鬼子用刀砍死了；就剩下王二小一人孤苦伶仃。

为了生活，他在一个地主家当了放牛郎，狠心的地主对他残暴不堪，二小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后来二小参加了儿童团。作文金谷园

有一天，在放牛的山上，碰到了鬼子。当时日本鬼子威胁二小给他们带路。

于是痛恨鬼子的王二小想出了一个把办法，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包围圈，后来敌人知道上了二小得当，就把王二小杀害了。

他们为了祖国的存亡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们的爱国之心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只有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通过这些活生生的故事，我懂得了很多道理。

首先我们要珍惜现在舒适而优越的生活环境，学习小英雄的爱国精神，要认真学习，掌握知识和本领，为祖国建设打下牢固的基础；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不低头，不屈服，要坚强勇敢的克服困难，勇于面对。

[作文爱国英雄人物故事读后感

现在，在广大农村涌现出许多农民企业家和专业户，他们是农村致富的带头人。其中有许多优秀分子不但想到自己富，还带动全村、全乡人富，关心农民兄弟的疾苦。

江西南昌顺外村农民企业家曾荣苟领导全村人办了10几个企业，不但成了富裕村，还每年上缴国家100多万元税金。村民们都感谢他，他却说：“我们周围的一些村子，特别是老区的许多地方，还没有彻底摆脱贫困。帮他们脱贫，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我们先富的人的社会责任。”于是他主动5次到赣南老区与老区的穷村结成“对子”，帮他们培训人才，建起村办企业。

江苏赣榆县一个农民专业户叫祁德林，养对虾致富了。他想到在南疆老山保卫祖国的战士多么艰苦，就把一吨对虾送到了前线，慰问战士。他经常想：“自己富了，有责任帮助别的兄弟一起走富裕路。”他就主动向村办企业投资，还出钱支持村里的教师、五保户、敬老院。有三家困难户一直富不起来，他拿出6000元买了鸭子给他们喂，说：“赚钱归你们，亏本算我的。”结果第一年亏了，他又拿出钱给他门买船搞捕捞，终于使他们在经济上翻了身。

还有辽宁沈阳一家农民办的联合公司，几年中发展成有2000多名工人，资金积累上百万的大型企业，可农民出身的总经理苏立文拿的工资还不如工人多。他说：“我个人没什么希图，只希望为农民兄弟闯出奔富的路。”

这些普通农民的心胸多大呀，装着国家，装着几亿农民兄弟。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40多年过去了，如今钱学森已90高龄。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一)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地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二)

钱学森是中国军事高科技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对我国军事科学研究提出了高层次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并直接倡导了军事系统工程和军事运筹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就深刻地阐述了“战争是一门科学”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战争的规律，研究战争这一门科学，这就形成了现代军事科学。”

经过潜心研究，钱学森在1998年的一次书面发言中，对军事科学体系作了完整的论述。他指出：“在军事科学，基础理论层次是军事学，技术理论层次是军事运筹学，应用技术层次是军事系统工程。”他将军事系统工程的作用和功能定位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更好地去解决贯彻执行军事路线、军事战略中的实际问题”，并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作战模拟;武器装备系统的设计方案论证、战术技术指标的确定与效能评估;后勤系统的组织管理;作战指挥体系的设计;战略问题的定量分析和战争模拟。

1978年5月，在钱学森等人的建议下，我军开始了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研究试点工作，军事科学院成立了第一个军事运筹研究分析机构。如今，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已经在我军战略战术、部队编制体制和兵力结构研究等各个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取得累累硕果。

关于我国的国防战略，钱学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重要建议。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局部地区的“小仗”可能是我们到21世纪初主要的战争样式，要搞一些平时必须保留的、精锐的、可以马上打仗的部队，应认真从军队编制、装备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建议受到军队领率机关高度重视，如今已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对我国国防战略和军事工业改革发展，他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他还提出军工企业要实行“军民结合”，而民用企业要实行“民军结合”的观点，以及用“柔性自动化生产系统”改革军工企业的观点，为我国军工企业的改革和民用企业的战时动员准备提供了重要思路。

钱学森在晚年还特别强调了军事科学要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问题。1999年，他对前去看望他的总装和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指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各学科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借鉴。国防建设是个大系统，在实践中遇到的都是大问题，而专家们往往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看问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应提倡各学科间的互相交流和讨论。

(三)

谋求中国军事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是钱学森毕生的夙愿。因此，他以科学家的超前目光，对国防和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见解。自1985年以来，钱学森曾多次谈起关于“科技帅才”的话题。钱学森说：“现在要求培养一批科技帅才，即是一批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的人才”;“当帅才的，在领导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时，应该从基础应用到工程实践，都能够考虑到”。钱学森支持新学科，扶植边缘学科，每一种创新的观点和设想都能得到鼓励。他说：“要提倡创新思维，正确与否交给实践去检验。”

早在1986年，钱学森就认为，高技术革命必将带来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军队将成为知识密集的部门。未来战争将广泛使用各种先进武器系统，战场情况错综复杂，从而对指挥人员的科技文化和军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他在分析外军与我军军官的文化水平后敏锐地指出，为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军队干部应逐步达到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师职干部应是硕士，军职干部应是博士，战士的文化水平也要相应提高。他的远见卓识受到中央军委、总部的高度重视。

今年已90高龄的钱学森，仍时刻关心着国防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军委领导同志说，要抓紧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记者在钱老家中看到，在他卧榻正对面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尊“神舟号”航天飞船的模型。透过飞天的神舟，他那智慧的目光将永远注视着祖国腾飞的未来。

吴玉章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他曾留学日本，他所在学校由于学生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因此形成了一个惯例：每逢元旦，就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挂出来庆贺。1904年元旦的那天，吴玉章也跟其他同学一样喜气洋洋地过节，可是来到校园里一看，竟然没有中国国旗。

吴玉章这下可气急了。他马上组织所有的中国学生，带领他们找到了校方负责人。吴玉章代表中国学生向校方提出了严正抗议：“你们为什么不挂中国国旗?我们既然在这里上学，却没有我们的国旗飘扬，这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元旦。因此，我们要求你们道歉并马上纠正错误，挂上我们的国旗。要不然，我们就罢课，绝食抗议。”校方的主任认出是吴玉章，就冷嘲热讽地说：“平日我们对你那么好，知道你来自中国，家里没有钱，就从来不急着催你交学费。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给你零花钱用，现在你竟然因为这种小事情就来找学校的麻烦，你怎么能这样呢?”吴玉章严肃地说：“学校对我是很好，这一点我非常感激。但是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今天的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挂不挂国旗是一件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我宁可失去求学的机会，也不能坐视我们国家的尊严受到侵犯。因此，今天我是准备斗争到底的。”校方迫于无奈，只好承认错误并悬挂上了中国的国旗。

又过了十年，也就是1914年的元旦这一天，吴玉章正好乘坐日本人的船出国。船上挂起了万国旗庆贺，可就是没有中国的国旗。他毫不犹豫地带领船上的中国同胞向船长提出了抗议，船长说：“这么多年了，一直是这样呀!”“不对，绝不会永远这样的。今天你必须把中国国旗挂起来，中国绝不会永远是这样的!”船长看到吴玉章激动的神情，只能屈服，挂起了中国的国旗!

雷锋就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助人无数，这就是受人敬仰的大英雄。

有一天，外面下着大雨，其他的解放军都休息了，雷锋不想睡觉，在坐在桌前哪一本书看，刚要拿，就看见一位妇女背着一个小女孩，手里还牵着另一个小女孩，雷锋想：下这么大的雨这位妇女要去哪儿呢？他在附近打听了一下，才知道这位大嫂是从外地来的，这是来探亲的，探完亲就要回几十里外地的樟子沟去，雷锋迅速跑回宿舍把雨衣、伞都出来跑到妇女面前，妇女说：“同志啊，今天这雨把我浇糊涂了，这还带着孩子，我要怎么回家啊！”雷锋二话不说，立刻把雨衣套在了大嫂身上，抱起孩子，冒着大雨，领他（她）们到樟子沟去。宁可把自己淋得全身湿透，一直走了2小时才把他（她）们母子安全送到。

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值得让我们所有人学习。

1947年1月12日，这是云周西村人民难忘的一天。这天早上，东方刚刚闪亮，刘胡兰早早起来，把她转移上山的消息告诉了父母，一家人忙着为她收拾行李，刘胡兰边洗衣服，边和母亲谈论上山后的打算，刘胡兰的心情十分激动。

就在这时，敌人和地主武装，忽然包围了云周西村，封锁了所有路口，严令不许任何人出村。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刘胡兰已无法离开村子，她和母亲商量，先到隔壁刚生下小孩的金钟嫂家里隐蔽，如果被敌人发现，就说是伺候坐月子的。当刘胡兰来到金钟嫂家时，屋里已经有好几个人了。这时，街上又传来急促的锣声，紧接着就是敌人的嚎叫声：“大家听着。一家只许留一人，留下两个的就按私通八路办理。”

怎么办?留下来，万一被敌人发现，这卧床的产妇，初生的婴儿，这满屋的乡亲们，将要受到牵连，不!绝不能连累他们!刘胡兰毅然谢绝了金钟嫂的挽留，走出屋来，向村前的大庙走去。

刘胡兰来到大庙广场找到了母亲，女儿的突然到来，使胡文秀十分震惊，她悄悄地问道：“胡兰，你怎么也来了?” 刘胡兰低声向母亲说明了原因。

不一会儿，“复仇”队员武金川忽然在人群中发现了刘胡兰，窜过来威胁说：“今天要你自白，不说就要你的命。”刘胡兰狠狠地瞪着他说：“我没有什么可自白的。”武金川灰溜溜地窜回了大庙。

天空乌云翻滚，广场气氛森严，这时候，刘胡兰已经清楚，一场严峻的考验就在眼前。她轻轻脱下了指环，掏出了手绢和万金油盒，郑重地交给了母亲，决心用鲜血与生命同敌人作一场殊死的斗争。

母亲胡文秀看着女儿这不寻常的举动，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刘胡兰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她把母亲的手拉过来，让她把3件东西握紧……妈妈明白了，她擦干了眼泪，收藏好女儿留给她的3件东西，准备迎接将要发生的一切。

几个敌人扑上来要抓刘胡兰，乡亲们靠在一起保护她。敌人用枪托殴打群众，刘胡兰大声喝道：“闪开，我自己会走。”她昂首挺胸向大庙走去。

刘胡兰踏进大庙，大殿下满身血迹的石三槐、石六儿等6位同志巍然屹立，刘胡兰深表敬佩。

她跨进大庙的西厢房。审讯刘胡兰的是阎军军官大胡子连长张全宝，他根据叛徒的告密，已经知道刘胡兰是被捕中惟一的共产党员、区干部，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妄想从刘胡兰口中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于是，他沉着脸问道：

“你就是刘胡兰?”

刘胡兰响亮地回答：“我就是刘胡兰，怎么样?”

“你给八路军干过什么事?”

“只要我能办到的，什么都干过。”

“那么你们村长是谁杀的?”

“不知道。”

“你们区上的八路军都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张全宝一连碰了几个钉子，再也沉不住气了：“你，你，你就什么也不知道?”

刘胡兰镇静地回答：“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张全宝想发作，突然，贼眼一转，威胁着说：“现在有人供出你是共产党员。”刘胡兰知道自己被坏人出卖，她把头一扬，自豪地说;“我就是共产党员，怎么样?”

“你为啥要参加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为穷人办事。”

“以后你还会为共产党办事不?”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干到底。”

张全宝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的一个小女孩，竟如此厉害。见硬的不行，就换软的，他奸笑着哄骗说： “自白就等于自救，只要你自白，我就放你，还给你一份好土地……”

刘胡兰轻蔑地说：“给我一个金人也不自白。”

张全宝恼羞成怒，他收起阴险的笑睑，敲起桌子嚎叫：“你小小年纪，好嘴硬啊，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刘胡兰斩钉截铁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

张全宝对她无可奈何：“刘胡兰，只要你当众说句今后不再给共产党办事，我就放了你。”

刘胡兰坚定地说：“那可办不到。”

敌人的利诱和威胁都失败了，但他们并不死心，妄图用血腥的屠杀逼迫刘胡兰投降。在大庙西侧广场上放下了铡刀、木棒，刘胡兰和石三槐等同志被押到刑场，他们怒视敌人，匪徒们如临大敌，惊慌失措。

群众们见自己的亲人来到刑场，一下子涌了过去，匪徒们急忙用刺刀阻挡，张全宝气急败坏地逼问群众：“你们说这7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群众中立刻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好人，都是好人。”张全宝慌了手脚，急忙命令匪徒准备屠杀。

一场悲惨的大屠杀开始了，敌人先将我地下交通员石三槐，民兵石六儿、张年成和干部家属石世辉、陈树荣、刘树山6位同志，用乱棍打昏后，用铡刀一个个杀害了。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地，锋利的铡刀卷了刀刃，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张全宝却洋洋自得，指着6位烈士的遗体向刘胡兰嚎叫;“你看见了吧，自白不自白，投降不投降?”

刘胡兰怒不可遏，痛斤敌人;“要杀就杀，要砍就砍，我死也不自白，共产党员你们是杀不绝的，革命烈火是扑不灭的，你们的末日不远了。”

刘胡兰遥望着吕梁山，仿佛想起了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想起了培育她成长的党，想起了未来的灿烂世界。

张全宝看见刘胡兰在思索，还梦想着刘胡兰能够转变，刘胡兰忽然转过身来，质问他：“我咋个死法?”

这惊天动地的声音，宣告了敌人的彻底失败，张全宝阴沉着脸，沙哑地发出了绝望的嚎叫：“一个样……”

群众再次向刑场涌来，这情景把敌人惊呆了。

突然，张全宝看到了护村堰上的机关枪，便恶狠狠地叫道：“快，快把机关枪调过来，把全村的人统统给我扫光。”敌人的机关枪在向几百名手无寸铁的乡亲们瞄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胡兰大义凛然，挺身挡住了枪口，大声喝斥敌人：“住手!要死，我一个人死，不许伤害群众。”

刑场就是战场，英雄斗志如钢，刘胡兰昂首挺胸迈着矫健的步伐，向着烈士染红的铡刀走去。

铡刀前，刘胡兰止步回首，泰然自若地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养育她的家乡土地和勤苦勇敢的乡亲们。“永别了，乡亲们，战斗吧，同志们，敌人的末日不远了，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她鄙视了一眼垂死挣扎的敌人，甩了甩披在脸上的短发;仰望翻滚的乌云，环顾万里江山……她坚信，黑夜即将过去，祖国的明天将阳光灿烂，就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刘胡兰同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她从容地走向铡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