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征的典故(合集20篇)

1935年6月16日，红军不战而占领了仁怀县城和茅台渡口。红军将士有幸享用了历史悠久的茅台酒。早在191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金奖，从而扬名天下。但是，解放后，茅台酒定为国酒，却是因红军长征路过茅台，曾以茅台酒解乏、治伤，茅台酒支援了红军，加之品质上乘，为周恩来所钟爱。80年代以后，许多老红军在所写的回忆录中，对茅台酒仍然记忆犹新。

聂荣臻元帅回忆：“在茅台休息的时候，为了欣赏一下举世闻名的茅台酒，我和罗瑞卿同志叫警卫员去买些来尝尝。酒刚买来，敌机就来轰炸。于是，我们又赶紧转移。”

成访吾将军回忆到：“茅台镇是茅台酒的家乡，紧靠赤水河边，有好几个酒厂和作坊。政治部出了布告，不让人进入这些私人企业，门都关着。大家从门缝里看，见有一些很大的木桶和成排的水缸。酒香扑鼻而来，熏人欲醉。地主豪绅家都有很多大缸盛着茅台酒，有的还密封着，大概是多年的陈酒。我们有些人本来喜欢喝几杯，但军情紧急，不敢多饮，主要是弄来擦脚，恢复行路的疲劳，而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大家莫不称赞。”

曾三将军回忆：“在长征路上，我深深感到脚的重要。道理很简单：长征是要走路的，没有脚就不能行军，没有脚就不能战斗。大家不是听说过‘红军过茅台，用酒洗双脚’的故事吗?，这不是假的，因为用酒擦洗是最好的保护脚的办法。”

耿飚将军回忆：“这里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的产地，到处是烧锅酒坊，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醇酒的酱香。尽管戎马倥偬，指战员还是向老乡买来茅台酒，会喝酒的组织品尝，不会喝的装在水壶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舒筋活血。”

杨成武将军回忆到：“奉命转移到茅台镇，着名的茅台酒就产在这里。土豪家里坛坛罐罐都盛满了茅台酒。我们把从土豪家里没收来的财物、粮食和茅台酒，除部队留了一些外，全部分给了群众。这时候，我们指战员里会喝酒的，都喝足了瘾，不会喝的，也都装上一壶，留下来洗脚活血，舒舒筋骨。”

萧劲光将军回忆：“茅台镇很小，茅台酒却驰名中外。我们在茅台驻扎了三天，我和一些同志去参观了一家酒厂。有很大的酒池，还有一排排的酒桶。我们品尝了这种名酒，芳香甘甜，沁人心肺，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有些同志还买了些，用水壶装着，留在路上擦脚解乏。”

当时，国民党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污蔑红军在茅台酒的酿酒池里洗脚。时任国民参议员的黄炎培先生，嘲笑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知，挥笔写下一首《茅台酒》：

喧传有客过茅台，

酿酒池里洗脚来。

是真是假吾不管，

天寒且饮三两杯。

1945年，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黄炎培等人去延安访问。他把这首诗抄给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看，受到大家赞扬。解放以后，黄炎培先生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1952年，黄炎培先生来到南京，上海市市长陈毅前去会晤，并设宴款待。席间，饮茅台酒。陈毅提起旧话，赞佩黄先生当年仗义执言，难能可贵，退席成诗两首：

金陵重逢饮茅台，

万里长征洗脚来。

深谢诗章传韵事，

雪压江南饮几杯。

金陵重逢饮茅台，

为有嘉宾冒雪来。

服务人民数十载，

共祝胜利饮一杯。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决定到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急忙派出重兵，从四面八方堵截红军，扬言要把红军消灭在长江边上。

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指挥，根据情况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方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四渡赤水，把敌人甩开后，红军各路大军连日向云南行进，使国民党滇军的主力不敢离开昆明，更没有兵力半路阻截。而后面的追军被远远甩在身后，无法及时赶到。

因此，金沙江沿线防守空虚，敌人暂时无力阻止红军北渡金沙江。中央军委抓住这次时机，当机立断地决定让红军大部队向金沙江前进，准备抢渡金沙江。

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派出一支机动灵活的小部队，装作要进攻昆明，给敌人以错觉，好引开敌人的注意力。而大部队同时急速向金沙江边推进。

金沙江是长江上游的一道天险，它穿行在四川和云南交界处的深山和峡谷之间。江面宽阔，水流湍(tuān)急，难以架桥，更难以涉(shè)水而过。如果红军不能渡过金沙江，就会被敌人围堵在江边的深山峡谷之中，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渡江任务十分紧急。

随着大军向金沙江边靠近，国民党反动派心中的疑云也终于散去。1935年4月28日，蒋介石终于恍(huǎnɡ)然大悟，明白红军主力的动向是要北渡金沙江，于是立刻下达命令，占领了长江上所有主要的渡口，搜光了所有船只，并严令封锁江面。

在红军抵达金沙江前夕，江边的敌人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所有的船只都已运到江北，国民党派飞机每天侦查轰炸，企图吓阻红军。

经过侦察，红军决定在一个叫皎(jiǎo)平渡的地方过江。这个渡口位于四川会理县与云南元谋县交界的地方。

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接受了这个任务。

干部团的团长是陈赓，政委是宋任穷。周恩来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到干部团进行部署，而且由善于指挥战斗的刘伯承担任先遣司令。经过商量，一致决定由第三营担任先遣营。

1935年5月3日，接到任务后的先遣营同志们二话没说，按照刘伯承司令的指挥，都化装成敌人的样子，翻山越岭，不眠不休，足足走了一百八十多里，当晚就赶到了金沙江边。

在离皎平渡口五六十里的地方，红军抓到了一个敌军的奸细。这家伙肥头大耳，胖墩(dūn)墩的，一看到红军战士还以为是自己人，立刻上前搭话。

红军战士用枪指着他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大胖子有点害怕，哆哆嗦嗦的回答：“自己兄弟，别动刀动枪的。我、我们团总让我到江边传达命令。”

红军战士瞪了瞪眼，把大胖子吓得直往后退。

“说!让你传达什么命令?”

“团、团座让把江边的渡船都烧掉，一条也别留给共匪。”

战士们听了，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必须尽快向上级反应。于是大胖子被送到了营部，由刘伯承司令亲自进行审问。刘伯承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他一会儿，问道：“你说你是来传达命令的?都传达给谁了?”

大胖子摸不清头脑，只知道这是个长官，马上敬了个军礼。

“报、报告长官，我刚刚坐船从对岸过来，还没来得及通知下去。团总说不能给共匪留下一条船。”

得知命令还在大胖子手里，船还没有都烧掉。刘伯承稍稍放下了心，然后严厉地说：“我们就是红军!渡船如果少了一只，拿你是问!”

大胖子一听是红军，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刘伯承让一个战士把他带下去看管起来。

按照奸细的交代，又经过详细地侦察，红军进一步了解到：金沙江对岸驻守的敌军只有一个厘金局(税务局)和一个保安队。一共有几十条枪，并没有正规部队。而且在对岸的河边还停着两条木船，可以抢过来渡江。

刘伯承前思后想，决定好好利用这些情报。先派一个连的战士强行渡江，将对岸的敌人收拾了之后，其余的两个连和工兵连再迅速过江。这样就可以控制皎平渡两岸的渡口，有利于大部队安全、迅速地渡江。

半夜十二点，先遣连在渡口找到了送大胖子过来的船，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悄悄地渡到北岸。敌人的哨兵还以为是派出的探子回来了，没有盘问一句就放行了。

先遣连给敌人来了个突然袭击，放倒了几个哨兵，缴获了停在岸边的木船。随后用缴获的两只木船将两个排的红军运过了江，留下一个排警戒。

先过来的两个排立刻采取行动，分别去收拾厘金局和保安队的敌人。敌人都没有想到红军那么快就过了江，还没来得及盘问就当了俘虏，被红军战士们缴了枪，垂头丧气地缩成一团。

第一排的红军迅速攻到保安队，敌人的哨兵喝道：“谁?”

刚抓来的一个俘虏回答：“是自己人，保安队的!”

话音还没有落地，哨兵就被红军战士勒(lēi)住了脖子。十几个红军战士冲到屋里大喊：“缴枪不杀!”

哪里用得着红军缴他们的械?屋里的敌军没有一点战斗的意思，都躺在床上抽大烟呢!满屋里气味难闻，烟气腾腾，敌兵拿着大烟枪吓得目瞪口呆，乖乖投了降。有几个敌兵还把大烟枪递给红军战士，以为让上交呢!

第二排的红军战士打到了厘金局，屋里的敌人正围坐在一起打麻将。吆喝声、叫喊声、笑骂声、麻将的哗啦哗啦声……不绝于耳，十分混乱。红军战士装扮成交税人混了进去，趁敌人玩得忘我，将他们一网打荆不费一枪一弹发了一笔财——没收了牌桌上的5000元大洋。

就这样，红军战士们干净利索地占领了皎平渡口，无一伤亡。然后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又找来四只小船，连缴获敌人的三只，一共七只船，拉到渡口。从五月三日到五月九日，日夜不停把红军大部队从容地运过了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这些船工因为帮助了红军付出了很大代价，红军走后，国民党兵重新占领了皎平渡地区。很多帮助红军渡江的船工都受到迫害，受了很多苦，但他们一点都不后悔曾帮助红军渡江。

与此同时，担负牵制敌人注意力任务的九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中央军委的命令，一直在贵州西部绕圈子，与敌人捉迷藏。他们牢记中央军委的嘱托，时而东时而西，忽然向南又忽然向北，有时候在深山老林中停留几日，让敌人伤透了脑筋，牵制了敌人一部分兵力，为大部队过江赢得了时间。

五月六日，他们也来到金沙江边，并于五月九日在树节渡口顺利渡过金沙江。他们渡江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江边，但这时候渡江战役早已结束，红军早已毁船离去，无影无踪了。

渡金沙江的过程主要是两个字：“巧”和“神”。

先遣连碰巧抓住了敌人的探子，这才能凭借巧计顺利夺船强渡;而对被轻易俘虏的守江敌军来说，突然出现的红军战士就像天降神兵。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红军是怎样迅速过江的。但对红军战士而言，没有过不去的难关，只要肯动脑筋想办法，任何难题都可以成功解决。

中央红军顺利地北渡金沙江，除了在江边与敌人缠斗的战士略有伤亡外，其他战士伤亡很少。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毛泽东《七律·长征》一诗中说“金沙水拍云崖暖”，这场胜利的确可以说是革命形势解冻的先兆。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

为了消除部队的顾虑，毛主席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山比一比。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外，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心里涌起无限的感念。一首在江西中央苏区流行的山歌，又在我的耳边萦绕着：送得哥哥前线去，做双鞋子赠送你，鞋上绣了七个字，红军哥哥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起了我们离开中央苏区时的情形。一个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一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的字句。他说：“孩子，这鞋一穿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伴侣。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我第一次从腰里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苏区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口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了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同志们见了，都说这真是“救命鞋”。可是我也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一个大窟窿。以后，我更加倍地爱惜它。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越向上爬越陡，一会儿竟下起鸡蛋大的冰雹。狂风夹着冰雹，吹在身上，真像刀割的一样。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45斤的迫击炮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几次跌倒。每当我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苏区的老乡们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它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我赶忙把它脱了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途中，红军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通过会议、报纸、标语、歌曲、戏剧等手段，向战士不断宣传部队纪律，向群众宣传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以及红军“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战斗”的任务，从而使人民群众真正地了解红军，爱戴红军。红军播撒的革命火种遍及十数省，并在那里开花、结果。

而这一切构成的长征文化，集中反映了这支文明之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本报三路记者站在今天的时间坐标点回望，70多年前的这支队伍在二万五千里征途中，除了艰难地跋涉、艰苦地战斗，还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为什么长期以来，国内外有那么多团体或个人一直热情不减地追寻着他们的故事?

寻访湘江战役古战场，被深深地震撼。

敌我力量悬殊，在被动的情况下，红军硬是靠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斗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突破了30万敌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聚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迷梦。

那场“最惨烈、最悲壮、最辉煌”的战役，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无数烈士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长征铺垫了胜利前进的通途。

湘江战役在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意义重大。湘江战役是长征的转折点，它不仅在军事上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更重要的是，红军开始反思战略思想的错误，开始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湘江战役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70余年过去了，历史的沧桑早已淹没了昔日的硝烟，但湘江精神的旗帜却跨越历史的时空永恒地飘扬，那样光彩照人!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奋发图强，开拓进取!

陈赓，在黄埔时代他就被称为“黄埔三杰”之一的人物，人们只知他是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的英雄，却不知道他还有“三怕”。第一怕是廖仲恺先生，第二怕是彭德怀老总，第三怕，知道的人就很少了，那就是，怕小孩子。

那是个霜雪纷飞的深秋，太阳早偏西了。陈赓感到十分疲惫，掉了队，同他那也十分疲惫的瘦马，慢慢地朝前走着。忽然来到一个掉队小红军的身旁。这个小家伙，看来不过十二岁，一口四川腔，圆溜溜的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翘。穿着一双破草鞋的脚板子，冻得又青又红。陈赓靠近他身边说：“小鬼，你过来骑一会儿。”

小鬼拿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那满脸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说：“老同志，我的体力可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用命令口吻说：“上去，骑一段再说!”

小鬼用倔犟的语气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小鬼把腰一挺，做出一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走吧。”

“你先走，我还要慢慢走，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无奈，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口袋一拉，轻轻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比你还要多呢。”

陈赓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他只好爬上马背，一个人朝前走去。

不知为什么，陈赓此时心里总是静不下来。他脑子里，出现一连串孩子的影子。从上海滩上、广州沿街直到香港码头，他所打过交道的那些娃娃们，都从他的脑海里涌出来。陈赓突然喊了一声：“不对，我受骗了!”他调转马头，狠踢着马肚子，向原路奔跑起来。

当陈赓寻找到这个小鬼时，已经晚了。

陈赓把小鬼抱上马背时，左手触到一件硬物。他顺着摸出来一看，原来正是小鬼那个鼓鼓的干粮袋，里面只有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留有几个牙齿印。

陈赓全明白了。然而这时，小鬼已经停止了呼吸。

陈赓一手紧搂着小鬼的尸体，一手狠狠地给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这个大笨蛋，怎么对得起阶级小兄弟!”这就是陈赓同志为什么怕同小孩子开玩笑，怕听小孩子生病，怕听小孩子哭的原因。

爬雪山，过草地，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方，环境是那么恶劣，条件是那么艰苦，但就是在这些艰难困苦面前，才更显出了红军战士们的英勇向前，坚韧不拔。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下，所有的红军战士都迸(bèng)发出了最大的力量，向党和国家交上了满分的答卷。

更值得一提的，是广大红军中的干部们，他们为红军革命的胜利，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永远值得我们铭(mínɡ)记的。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班连负责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想办法让战士们生活得更好一点。

红军爬雪山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那个时候，死亡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但这件事情却使小战士胡冬生记忆了一辈子，并发誓，要扛起指导员的枪，继续走长征的路!

小战士胡冬生参加红军的时候，只有十六岁。他看到红军队伍从家门口经过时，战士们都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挎着一支支长枪，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整齐的步子，心里十分羡(xiàn)慕。

他立刻找到红军的领导，要求参军，当时，指导员看他虎头虎脑的样子，没嫌他小，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胡冬生这可美了，他想象着自己穿上军装，戴上那缀(zhuì)着一个红五星的军帽，再配上一支长枪，多神气啊!

可是，他刚一当上红军，红军就开始长征了，这下子转移得特别急，连粮食都没怎么带，谁给他发军服和军帽呢?更不用说枪了。

长征途中，跟在红军队伍里的胡冬生，在头上裹了一条毛巾，看着老战士们头上戴着的军帽，心里十分羡慕。

那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军帽，像小草在他的心里生了根，越看越痒痒，越看越觉得好看。

他想：长征走得急，来不及做军装。枪支紧张，也不能发枪，但我当了红军，起码应该先发一顶军帽啊!头上裹着一条毛巾，算什么红军呢!没有老红军那么神气。

所以，一路行军，小胡总缠着指导员。

“指导员，没有军装，没有长枪，先给发一顶军帽吧。”

“红军哪能不带枪呢?没有枪怎么打敌人?”

每一次，指导员都耐心地对他说：“小鬼，别着急!以后一定发给你!”

可是，长征以来，行军打仗，那么紧张，生活又是那么艰苦，指导员忙得脚不沾地，哪有时间和办法给他发军帽、发枪呢?小胡心里暗暗着急，一边打仗，一边惦(diàn)记着神气的军装。

这一天，部队就要爬雪山了。先前准备的粮食早就吃完了，战士们全都饿着肚子前进。宣传队的同志们在队伍中来回穿插，呐喊着鼓舞士气。

“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

“同志们，翻过这座山，就能休息开饭啦!已经过山的同志们，已经准备了吃的迎接我们啦!”

同志们打起精神，继续爬山，小胡也在战友的鼓励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不仅饿得头昏眼花，连腿都软了。

加上脚上的鞋也完全破了，走一步掉一下，小胡的双脚被冰雪冻得麻木了。他咬着牙，想着指导员平时说过的话，听着宣传队战士们的呐喊声，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

可是，冻僵的腿脚不听话，走着走着，小胡“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他实在走不动了。冰凉的双脚一点知觉也没有。心里想着要站起来，但挣扎了几下，怎么也站不起来了。他心里一急，不由得掉下了眼泪。

正在这时候，指导员也喘着粗气，从小胡身后走了过来。

连续几个月的急行军，指导员也疲惫不堪了。他没时间清理自己，乱糟(zāo)糟的胡子拖得老长，被冻得发青的脸上一丝血色也没有，肩膀都垂了下来。

他关切地问道：“小胡!觉得怎么样?”

小胡坐在雪地上，有气无力地说：“指导员，没什么，就是饿得走不动了。”

指导员哆哆嗦嗦的从兜里掏出一块煮熟了的牛皮，递给了小胡。“给，拿着。快点吃了好赶路，”小胡连忙推辞：“这是您的口粮，我不能要。”他知道，指导员也两天没吃东西了，他的身体受过伤，现在还没恢复，这个时候，这块牛皮就像指导员的生命一样珍贵。他怎么忍心吃下去呢!

指导员摇摇头，硬把牛皮塞到小胡手里。

“快吃了，我还有呢。”小胡热泪盈眶，颤抖着接了过来。

指导员一边看着小胡大口地嚼着牛皮，一边对小胡说：“这雪山上太冷，藏民的经验是：不能坐下来，坐下就会冻僵的。”又说：“革命是艰苦的，我们吃苦是为了更多的人幸福。一定要努力跟上队伍，坚持到革命胜利。”

这些话，指导员平时也说过，但此时此刻，小胡听了指导员的话，心里觉得异常温暖。那些道理好像不再是响在耳边的话，而成了令人牢记在心的信念了。

指导员扶着小胡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说：“你小子，总想穿军装，戴军帽。好，今天我就跟你打个赌。你比我先走下雪山，我的军帽就给你戴!”

小胡一听，顿时来了劲儿。他又吃了一块牛皮，就使劲迈开了腿，一步一步，继续爬上了雪山。

第二天，山上气温骤(zhòu)降，竟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小胡拄着一根木棍，喘着粗气，在齐膝深的大雪中坚持向前走着。又冷又饿，他多想坐下来歇一会儿啊!可是，想到指导员的话，他在心里告诉自己：要坚持啊，坚持就是胜利!

正当胡冬生吃力地走在雪山上的时候，忽然，他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人躺在了雪地上。大雪已经铺满了他的全身。小胡赶快紧走几步，一看，不禁“啊!”的一声惊叫，是指导员倒在了那里!

小胡一下子跪在奄(yǎn)奄一息的指导员身边，几下就把他身上的雪拍打干净了。

“指导员，指导员!”小胡急得哭了出来。几滴热泪落在指导员苍白的脸上。叫了好久，指导员才微微睁开眼睛。他发现是小胡，就吃力地说：“不要管我!……你快走……不要掉队……”

小胡一见指导员醒了，高兴起来，赶快拿出没吃完的那块熟牛皮，送到指导员嘴边。

“指导员，你吃你吃!”

指导员费力地摇摇头，别开了脸，断断续续地说：“冬生……你留着吃吧……枪……帽子……给你……还有我的……鞋……你穿上……走吧……我不行了……”边说，边吃力地从头顶取下了军帽。小胡强忍着眼泪，摇着头。

“指导员!我不走。我也不要你的军帽和鞋子。你吃了这块牛皮，就能好了，就能起来了，我扶着你，咱们一起走!”

“你不是说坚持就是胜利吗?你要坚持啊!你吃啊!”说着又把牛皮递到指导员嘴边。

指导员此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是看着小胡，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他见小胡不接帽子，也不取鞋，就一个劲儿地说：“走……走……走……”好一会儿，胡冬生才反应过来——指导员牺牲了。他伏在指导员身上放声痛哭，雪花不停地飘落在他和指导员身上。

又过了好久，小胡才停止哭声，他默默地戴上了指导员的红军帽，穿上了指导员的鞋，从指导员的身上拿下枪别在自己的身上。

含着眼泪，他用树枝和雪掩埋好指导员的身体，迎着风雪，坚定地向前走去。心中回想着指导员的话：要坚持走下去，走到胜利!他要带着指导员的嘱托，接下指导员的担子，扛起指导员的枪，继续走长征路，一直走到革命胜利!

在以后的岁月里，小胡一直珍藏着那顶红军帽，一直怀念着长眠在雪山上的指导员。是指导员给了他新的生命，他将永远铭记着指导员的身影，把指导员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扬下去。

参军前，李开友靠给有钱人放牛、割草、砍柴过活。1934年，18岁的他听说参加红军有饭吃，就跟着肖克的部队走了。

那时候李开友人小，个子也小，只能给部队当通信员。他每天的工作就是送信。只要有信，无论白天还是夜里，都要送。好在李开友聪明伶俐，每一次都能顺利把信送到。

过雪山时，李开友和其他通信员是整个部队的最后一部分，路上经常可以看见倒在路边死去的同志。大风一刮，有的原本埋在雪里的尸体，就露了出来。有些战士就用雪又把尸体埋起来。一开始，看到尸体，李开友很恐惧，怕自己也走不出雪山，死在雪山里。后来，尸体见多了，就不怕了，也更坚定了他过雪山的意志。

又一次，经过了千辛万苦，大家终于爬上了山顶，山顶的寒风吹得人站也站不稳，仿佛要把他们吹到天上去。力气小一些的“红小鬼”，只好一路拉着马尾巴借力。站在山顶，连飞机也似乎飞不上去了。有时候，还能看见国民党的飞机就在脚下盘旋。

过了雪山，部队的生活更是艰苦。幸运的是，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给他们弄了点酥油，发到每个人手里。

“可是李开友不喜欢吃这种东西。后来为了减轻行李重量，行动方便，他就把酥油都给扔掉了。他只带着点儿青稞炒面和豌豆就开始了草地行军。每次饿的时候就弄一小把炒面，(www.gs5000.cn，长征故事)加点水和在一起弄成糊吃。

草地一望无际，看上去是一层绿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可是走进去才知道，草的下面实际上都是水，人一踩下去就陷进了水里，大多数人的脚都沤烂了。如果脚上有伤口，极容易感染，许多战士都是因为感染伤口而丧命的。生病、受伤的同志奄奄一息的时候，大家又悲痛又惋惜，但又无能为力，心里别提多难受了。一旦有同志牺牲了，大家更是哭成一片。

更要命的是草地上的水，并不是都能喝。有的水黄黄的，人喝了就会中毒。中了毒的同志很快就变胖了。大家一看到某一个战士一夜之间变胖的话，就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

在草地里不光是没东西吃，也没东西烧。如果不下雨，还能找点干牛粪烧烧水，弄点热水喝。碰上下雨，牛粪也湿了，连热水也不能喝，大家又不敢喝生水，就只能干吃炒面。

部队原来还有马，后来首长看战士没有吃的，就把马都杀了分给大家。以前用来遮风挡雨的牛皮帐篷，或是包脚的牛皮都被收集起来，没办法的时候就把牛皮也全都烧着吃了。

粮食在一天天减少。后来，战士们不得不自己去找吃的。在草地里，找吃的是最大也是最危险的工作。

有一次，一个班的战士出去找吃的，结果全都被当地牧民武装砍死了。李开友的一个同乡也曾碰上过牧民武装，脑袋上被砍了一刀，耳朵都聋了，枪也被抢走了。

李开友这时候才明白，自己低估了行军的困难。之前自己把能吃的东西都扔了，后悔莫及。

当部队走出草地，进入哈达铺的时候，终于有了粮食。李开友一口气吃了两个锅盔，还吃了一斤肉，吃完连腰都弯不下去了，就那么一路挺着肚子，摇来晃去地跟着部队走。一天之后他开始吐，吐了好多，之后又连续吐了3次。而那些肚子鼓鼓的，没有吐出来的同志，就倒在路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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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百余红军在长征路上跳崖牺牲的历史典故

8.长征历史典故：夹金山的一天

9.长征历史典故：不朽的丰碑

10.抬周总理担架过河的历史典故

长征虽然结束了，但中国革命的道路却没有结束，在红军战士们的顽强拼搏和努力下，中国革命的未来更加光明，更加充满希望。

回首长征，有许多重要的事件，使红军领导人带领着红军战士一步步转危为安。六次会师就是红军队伍的希望。

有人说：“会师是革命力量的汇聚，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红军会师史。”

是的，万里长征路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共同的战略目标和理想信念，使长征路上的各支队伍不畏艰险，奋勇向前。

一次次的会师，是一次次力量的融合，涌现出各路红军大团结的局面，为粉碎蒋介石的阴谋，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也为中国工农红军成功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打下了基矗木黄会师长征的序幕，是由红六军团西征开始的。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九千七百多人由江西出发，开始西征。经过近八十天的艰苦转战，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主力到达了贵州印江县的木黄，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不久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胜利会师。

此后，成立了以贺龙和任弼时为领导的总指挥部。

这是长征路上的第一次会师。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都万分喜悦，为了成功和同志相会而兴高采烈。随后，两支部队向湘西进军。

此时，中央红军正在准备战略转移。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的进攻，有效地牵制了敌人的兵力，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对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配合的作用。

那是在过草地的时候。草地上的泥沼非常多，稍微不小心就会陷下去，几秒钟就能把人吞没。当时大家都累得没有一丝力气，双腿发软，走着都能睡着。正当大家都想办法唱歌互相鼓劲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身后不远处，一声马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回过头的时候，战士们看到有一匹马，掉进了泥沼里，已经淹了半个身子了，眼瞅着一点点往下陷。那匹马还想挣扎着蹬腿，可是它越使劲，陷得越快，马背上的行李和物品也加快了它陷下去的速度。这匹可怜的马，它知道自己要永远留在草地了，眨了眨眼睛，流下了一行泪水，战士们看到这个场景，也禁不住哭了起来。

突然，有几个饿红了眼的战士拿着刀，朝那还没完全陷下去的马背上割肉。大家已经一星期没有好好吃过东西了，能吃的都吃了，皮带、鼓皮，甚至连羊毛褂子都被大家分着嚼烂了。人都饿昏了，革命还没完，吃了马肉就有力量走出去。反正这匹马要死了，为了革命，远处就有篝火，仿佛他们已经闻到了马肉的香味。这时，他们疯狂地在马背上用刀划、挖，鲜血淋漓，没有人能感觉到马在颤抖……

可是，有更多的战士，他们的肚子也饿得像打鼓一样。他们冲上来，去打那些割马肉的人，甚至还扇耳光。他们一边抚摸那矗立着鬃毛的马，一边含泪痛声骂道：“这帮没良心的，你们有没有人性啊?它从长征一开始就跟着我们，走了这么远，默默地给我们背东西，驮伤员，你们都忘了吗?饿疯了吗?”

他们并没有饿疯，也没有失去人性。只是，这饥饿的魔爪使许多铁骨铮铮的男子汉都倒下了。吃马肉，不是没良心，是没办法呀!

刹那间，泥水弥合了，马彻底淹没了。这一刻，大家谁也没有说话，没有吵闹，只是静静地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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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孩童时代，就听大人讲谢振华的故事。说他少年得志，18岁就当红军的团政委，说他32岁便担任纵队司令和军长，说在上海战役时，他以一个军吃掉国民党美式装备的一个军，并活捉敌中将军长……

后来阅读红军战斗故事，知道了四渡赤水，巧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穿过沼泽大草地，抵达吴起镇，告捷直罗镇，这些举世罕见、惊天动地的人间壮举，谢振华将军都亲身经历过……

12月20日下午，记者来到北京万寿路一座静谧的院子，见到了敬仰已久的老前辈。听这位传奇将军讲述了70年前长征路上爬雪山的故事。

“长征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壮举。我们能够翻越大雪山、穿过沼泽草地，就是因为我们红军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老将军90岁高龄，身材魁梧，思维清晰，眼睛里充满着睿智，讲起话来声若洪钟。

1935年6月中旬，红三军团开始翻越夹金山。夹金山是一座海拔4500米高的大雪山。它横亘于四川西部的宝兴与懋功交界处，山岭逶迤，终年积雪，空气稀薄，行人呼吸困难。

年仅19岁的谢振华由团政委改任红三军团保卫分局执行科长，负责军团的收容工作，主要是把掉队人员和遗散的武器装备收拢起来，妥善处理，并随时报告敌情，还要保证自身和部队的安全。

在出发前，谢振华向大家特别强调了军团叶剑英参谋长提出的翻山四点要求：一不能快走，二不能说话，三不能坐下来休息，四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搞好团结互助。过夹金山时的两个细节令谢振华终生难忘：在山脚下，他看见彭德怀军团长亲自抽查一些连队的准备情况;行至半山腰，他又看见彭军团长的骡子上驮着文件，而他自己则与战士们一起艰难地一步一步往上走。彭军团长还大声命令一名体弱的战士抓住骡子的尾巴边滑边走。老将军说：“多少年来，我们就是照着彭军团长的样子做的。任何时候都要率先垂范，爱护士兵。”

老将军回忆道：那时的艰苦已经到了人的生理承受能力的极限，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他说：“我带收容队的同志走到一个避风的斜坡处，看见有十来个掉队的干部战士围着一堆燃尽的木炭坐着不动。我就过去喊他们赶快走，但他们一个个却像雕塑似的毫无反应。原来，他们已经牺牲。这是因为雪山上本来就缺氧，他们围在一起烤火取暖又消耗了许多氧气，结果因缺氧而牺牲。他们连名字都没有能够留下啊!”

越是艰难的时候，指挥员的作用越重要。老将军说：“本来行军就累得要命，而收容队员的任务更为艰巨。说实在的，那时，我的身体也挺不住了，但我还是咬紧牙关。雪山的天气像猴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天气还好好的，万里无云，顷刻间就狂风大作，有几个战士被吹出十几米远。接着雪和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边鼓动大家，一边搀扶着战士一步一步向前挪动。就这样，我们终于战胜了雪山。”

听长征的亲历者讲述爬雪山的故事，和读历史教科书的感觉不同。长征的艰难困苦是人世间罕见的，是任何语言都难以准确描述的。记者问老将军，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你们挺了过来?老将军答道：“是对革命的信仰，人不能没有信仰。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路上，我们红军战士之所以能够坚持过来，就是我们认为吃这种苦，是为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的翻身解放，相信跟着共产党，为人民打天下，一定会胜利。没有这种信念，是不可能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将军兴致极高，欣然挥毫泼墨：“长征精神代代相传”。老将军叮嘱说，“一个人、一个军队、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要有信仰，有理想，有一种精神。希望我们的年轻官兵牢牢记住这一点。”

最后，老将军还对记者谈起了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他说：“航天精神说到底是一种科学精神。我们继承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又有探索太空的科学精神，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中华民族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936年5月底6月初，经历了无数的磨难，红6军团到达了西康境内。由于连续的草地行军，特别是长时间的断粮缺水，战士们的体力严重不足，部队疲劳到了极限。粮食问题再得不到解决，部队就很难再前进了。正当大家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叫稻城的小县城和红32军会合了。

红32军是为了专门接应红6军团来到稻城的。在最困难的时候见到友军，大家奔走相告，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本来疲惫不堪的身体好像一下子充足了电。

红32军给红6军团送来了一群大牦牛、肥猪和肥羊，一捆捆的羊皮背心、羊皮手套和睡觉用的皮垫子，还有不少青稞和豌豆。这样多的物资对他们来说真是“及时雨”。其实，红32军也是经过草地行军、忍饥受冻过来的，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红32军的战友们所体现的团结互助精神让人终身难忘。

一番休整后，红6军团又踏上了征程。当时全军上下竟连一口可以做饭的大锅也没有。原来部队集体用的厨具，随着行军作战已全部丢掉了。自从渡过金沙江后，干部战士都是分散野餐，用个人的搪瓷缸子当炊具。可红32军送给他们的这些肉食和粮食，怎样才能吃到嘴里呢?

为了不麻烦当地的藏族同胞，红6军团的先头部队向藏族群众买了几口大缸，用来煮肉。大家正准备美餐一顿时，没想到他们买的那些大缸经不起烈火高温的烘烤，肉还没煮熟，大缸就“砰”地一声炸了。有的连队由于烧坏了大缸，干脆就吃起了半生不熟的肉。买不起缸的连队，就把肉分割给个人，战士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在地上点上火，经过一番烟熏火燎之后，吃起了“熏肉”或“烤肉”，这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对一时吃不掉的牦牛，在行军中部队就用它们来驮枪械弹药，给病号骑，等需要的时候，然后再陆续杀掉改善生活补充给养。

每当大家吃牛、羊肉，看到牦牛在行军中所起的作用时，红6军团的战士们都会深情地怀念起红32军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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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启兴是一个15岁的砍柴工，在地主家备受折磨。这一年秋天，红军来到他的家乡——夹金山南麓的宝兴县。红四方面军在宝兴先后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舒启兴看他们给穷苦人饭吃，比在地主家呆着强，就偷偷跟着队伍走了。

1936年春天，红四方面军转移去康北藏区，舒启兴跟着队伍翻越了夹金山。他们是在种苞谷的季节翻雪山的。早上天不亮就开始爬山了，雪山很难翻，他们走得很快，一直走到天黑。战友们用柏树皮和干竹子扎起火把，砍来竹竿、树枝做成拐杖，用藏民送来的干海椒做御寒食品，饿了只能吃上一口雪。大家互相鼓励着，搀扶着，艰难地往上爬。

越往上走，路越险，高原反应越大，人也越头晕，仰面看，头顶上有人，低头看，脚底下也有人。这时候人已经走到了疲倦的极限，但是谁坐下来，谁就永远起不来。雪山的天气就像孩子脸，变化无常。一开始还艳阳高照，突然间就能狂风暴雨，下起冰雹。战士们第一次碰到冰雹天气时没经验，都把斗笠顶在头上，结果斗笠全被砸得破破烂烂的。后来就用洗脸盆顶在头上，陶的、铜的，冰雹敲打在上面“叮叮当当”就像音乐。有时候大家没有来得及准备，核桃大的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大家只好用手捂着脸走路，冰雹砸在手上，生疼生疼的。还有好些战士猝不及防，跌倒了，滑下山了，就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午后时分，队伍到了山顶。大家都很累，也很高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不过山顶空气稀薄，大家没敢停留就继续往下走了。傍晚，舒启兴所跟随的连队终于翻过夹金山，抵达小金县。

下山后，连队遭到当地土司武装突然袭击。子弹从他的右手手肘射进，又从右肩膀穿出，他旁边的几个战友都牺牲了。为了养伤，舒启兴被留了下来。带着连队发的30斤粮食，返回了家乡。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第一、三军团，胜利到达了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

11月3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并将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共约一万一千余人，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然而，蒋介石却并不甘心失败，九月二十六日，他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指挥陕、甘、宁、青四省的国民党军作战。由于没能拦住红军，他又改了政策。

10月28日，得知红军主力已到达了陕北，蒋介石调整了国民党西北“剿总”的部署。改以五个师的兵力，采取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作战方针，企图围歼红军部队于洛河以西的地区。

他的计划，以董英斌部四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而以王以哲部一个师为东路，先由洛川前推，然后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

当时，红一方面军刚刚经过长征，只有一万余人。而敌人的东西两路军队，加起来共有三万余人，而且装备十分精良。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敌人上有飞机护航，下有重型机枪和大炮，并且弹药粮草都十分充足。

能否打破敌人的这次进攻，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能否在陕北开展工作，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也关系到红军今后的命运。

为了粉碎敌人新一轮的进攻，毛泽东、彭德怀等红军的领导人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消灭沿葫芦河东进的敌人一个师，打破蒋介石东西并进的战略部署。而后再转移兵力，各个消灭。这样可进可退，比较灵活。

10月28日，敌人的西路军第五十七军开始东进，在红军有意退让的情况下，十一月初他们就占领太白镇。但半个多月过去了，敌人在太白镇徘徊(páihuái)不前。

红军领导见敌人不再前进，就想办法调动敌人。命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一部加紧围攻甘泉地区，引敌人前进。消息传到太白镇，敌人果然上当了，第五十七军迅速向东开进。

11月20日，在飞机的掩护下，敌人的先头部队第一零九师，兵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进攻。红军为了诱敌深入，以一支部队与敌人接触，并节节败退。逐渐将敌人诱入直罗镇，进入了红军预设的战场之内。

20日下午，敌人不知是计，大摇大摆地开进直罗镇。

红军却为这样的结果高兴异常，早就定下了要在21日消灭这股敌人的计划。

当晚，趁着夜色，红军战士将直罗镇围了个水泄不通。敌人毫不知情，还在做着打败红军的春秋大梦。战士们都跃跃欲试，就等指挥员一声令下。

许多战士等不及，连连跑到指挥员面前询问什么时候开战。指挥员看战士们情绪这么高涨，十分高兴。开玩笑说：“同志们，咱们这次围攻可向主席保证过，至少要消灭敌人两个师的兵力，一会儿打起来，可别给我丢脸。”

“放心吧!来两个师消灭两个师，来五个师消灭五个师!”

“就是啊，这种仗咱们又不是没打过，没问题。”

“好，你们有这个信心就行，可别光是嘴上功夫。”

“打上再说，您就瞧好吧!”

指挥员与战士们说说笑笑，战前的紧张气氛一点都没有了。很快，天微微发白了。快天亮了，指挥员看了一下时间，觉得是时候了，站起来高呼一句：“同志们!给我打!”说着先朝直罗镇里开了一枪。

寂静的早上，枪声格外清脆，直罗镇中的国民党官兵，睡地正香呢。听见枪声，都吓得一翻身坐起来，有些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以为是在梦中听到了枪声。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红一军团由北向南，断敌人的后路;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防止敌人往东逃跑，一起对敌发起了进攻。一时间，枪炮声响彻了山谷。

敌人从睡梦中惊醒后四散奔逃，但在红军的严密包围之下，就是冲不出去。敌人的军队更乱了，战斗都到中午十二点，敌人一零九师大部分都被消灭了，只有师长牛元峰带领五百多残兵逃到镇东南高地上的一个土寨内，固守不出，等待援救。

这个时候，敌人的东西两路援军都已到了直罗镇周围，已经离得很近了。而牛元峰所率领的残兵占据了有利地势，固守不出。红军进攻了许多次都不成功。几位首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对这一部分敌人采劝围而不攻”的策略，先集中主要兵力准备打援军。

红一方面军留了一小部分围住牛元峰残部，主力部队则向西进军，去打退来增援的敌人第一零六师和第一一一师。与这两个师的敌人相遇后，红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两个师被红军的气势吓住，打到二十三日就且战且退，沿葫芦河西岸退走了。

红军乘胜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消灭了敌人的一个团。

另一路来支援的敌军听闻西路敌军打了败仗，已经逃走了，也不敢恋战，沿原路退回了太白镇。

与此同时，被围困在直罗镇东南的土寨中的一零九师残部，眼见援兵无望，就于23日半夜，兵分几路，想要突围出去。第二天清晨，红十五军团发现敌人逃跑后，跟踪追击，于24日上午，将残余敌人全部消灭了。敌人的师长牛元峰被当场击毙。

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妄图把红军一网打尽的计划，又一次破产了。国民党军队灰头土脸，红军战士们却兴高采烈。

这次战役一共消灭敌人一个师和一个团，俘虏了敌人五千多人，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又一次“围剿”。

毛泽东在评价这次战役的影响时指出：“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是的，从今以后，红军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并不断地巩固在陕北的根据地。直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

从1934年8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行程二万五千里，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革命从挫折中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一天，红一方面军要实施转移，离开革命之都瑞金。战士们含着泪告别了那深深依恋着的土地和人民。由三十名女同志组成的队伍，也夹在其中。

她们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回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许多人的父母双亲，挚爱儿女，都因为革命工作需要而留在这里，她们怎么舍得离开这片土地呢?

但依恋归依恋，由于革命需要，这些女红军必须跟着部队转移，在卫生部和休养连开展工作。这些女战士都是不畏艰险，勇于向前的典型，这么艰巨的任务，她们不会因为一己之私而后退的。

出发时，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被分在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都是几位领导的夫人，另在一起。

加起来有三十名女同志。

当时的转移叫战略转移，出于领导们的要求，卫生部带的物品特别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要抬着出来，行动非常迟缓。而且，由于这次转移属于秘密行动，白天不能赶路，只能夜间行进。

天公也不作美，连着几天都阴天下雨的，同志们衣服都湿透了，贴在身上特别难受。泥泞的道路，非常难走。

同志们搬着沉重的器具，常常摔倒。那根本不是走路，只能说是在泥水里连滚带爬。

走了一个多月，才来到湘桂边境。由于多次与敌人遭遇，打了好几场仗，队伍中的伤员越来越多，卫生部的任务就越来越重，有几位妇女同志被调到担架连，负责抬担架和照顾伤员。原本就十分沉重的行李，分派到剩余的几位同志身上，更是举步维艰。

随着战争的继续，考验这些女同志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

一次，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部队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农民吓得扔下担架就跑了。把那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下。另一个抬担架的农民在担架旁急，却没有办法。

恰好一位卫生队的女同志，看到了这幅场景，她想：不能扔下伤员!于是不顾危险地冲上去，抬了担架就跑。

山势十分陡峭，为了保护伤员，女同志只得跪着爬行，膝盖上磕破皮，流了不少血，肩膀也磨出了血，钻心地疼。

但她知道不能停下，就算再累也得跟上队伍，不然伤员无法得到很快的救治。跌跌撞撞地，终于下了山，女战士把担架放到安全地带，再也支持不住了，趴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

原来她本身就有病在身，身体非常虚弱，自己都很需要人照顾。另一个担架员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不能干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抬吧，不然你要吃不消的。”

但荒山野岭的，上哪儿找男人去?女战士吐完血，用袖子抹了一下，抬起对她来说重于千斤的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在长征路上，像这样抬担架的女同志，还有好几个。她们完全忘了自己是女人的事，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照顾伤员是这些女同志的主要任务，但这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部队行军中缺医少药，许多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女同志们以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但也就只能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吃。有些受伤轻些的，能拄着拐棍自己走一段。但有的重伤员必须用担架抬着。例如英雄钟赤兵，就是被女战士们抬着走完长征的。

女同志们十分细心，她们知道，由于部队缺少药品和粮食，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所以，她们除了要护理好伤员的伤口，还要关注他们的心情，让他们尽量保持愉快，并且要四处找粮食。

这些工作让三十个女性来完成，实在是太艰巨了，但坚强的女战士们硬是坚持下来了。

长征时，她们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病痛：邓颖超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严重的肺病，她的身体极度虚弱，是被担架抬着走上长征路的，一路上吃了不少苦。但她仍然亲切温和，坚强地与病痛抗争着。

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这是旧社会带给她的磨难。

但她爬山走路从不落后，休息时还帮忙照顾其他同志，她是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其中的艰苦想一想就知道了。

还有几位女同志，在长征路上经历了怀孕生子的痛苦折磨，这也是夫人团的长征路走得倍加艰辛的一个方面。

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红军。她是怀着孕偷偷跟上长征队伍的。等到队伍发现时，再让她回去已经太危险，就放到干部休养连，让女同志们好好照顾她。谁知道她根本不用别人照顾，还抢着去照顾别人。

夫人团的女战士们还是精心地看护她，因为她是第一胎，很容易出危险。她就这样挺着个大肚子，跟着长征队伍走。在翻越著名的老山界时，一向活蹦乱跳的她，走得很吃力。有一位女同志搀着她。她还是很不舒服。

“怎么样?肚子疼吗?要不休息一会儿?”

“有一点儿，没事儿，等过了山再休息吧。”曾玉忍着痛笑一笑，坚持着爬过了山。下山没多久，她就生了。当时生了好久，她的脸都疼得扭曲了。

生完孩子后，她很虚弱，当时部队里没有吃的，女战士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成汤给她喝。蔡畅知道后，说：“不能饿着孩子，也别让大人落下玻”然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俩喝。这位坚强的女性，就是在长征途中的艰苦条件下，经历了她人生中的重要环节——分娩。

在长征路上生产的还有贺子珍和陈慧清。在离开瑞金时，根本不知道怀孕了，就这么跟着队伍走上了长征的道路。长征开始不久，她们先后发现已经怀孕了。

陈慧清生产时难产，她经受了非人的折磨。那时中央红军正在急行军，成千上百的敌人正紧紧追在身后，红军必须尽快通过贵州境内的一个山口。正在此时，二十六岁的陈慧清却要分娩了。

走是不能走了，战士们把她被抬到了路边的一个草棚里，焦急地守候在一边。但陈慧清因为难产，在草棚里疼得直打着滚。派去拦住敌人的红军寡不敌众，耳听着枪声越来越近，跟着守在一边的董必武对警卫员说：“去，告诉董振堂，这里在生孩子，让他必须把敌人顶住!”

董振堂把三十九团团长吴克华叫来说：

“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就给我顶多长时间!”

三十九团的红军战士，在距离陈慧清生产的草棚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用简陋的武器拼杀中，硬是阻住了敌人的进攻。战斗中，不断有战士跑过来问：“生了没有?还要多久?”

整整两个小时之后，孩子终于出生了。此时的陈慧清早已昏迷不醒，来不及看他的孩子一眼。董必武立刻让人把她抬走了。看着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年近五旬的老红军连连叹气，他掏出一张纸条，在上面恳切地写到：收留这个孩子的人是世上最善良的人。

然后他把纸条放进包着孩子的衣服里，把孩子轻轻放在了依然硝烟弥漫的路边。

陈慧清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或者说，陈慧清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孩子。这位坚强的女战士，在清醒过来之后，就面对了失去了孩子的残酷现实，这给她的身心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最受苦的就是贺子珍，她在山间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四个孩子，但孩子不能跟着行军，她见大家为难，就主动说：“把孩子送走吧，跟着我他也长不大。”

警卫员抱起刚出生的孩子，翻过山去寻找人家。回来后，对贺子珍说：“是个老太太，长的挺和善的。”贺子珍听了，半晌没有声音，然后，一直没有掉泪的她突然“哇”的一声，嚎啕(háotáo)大哭。

长征路上，她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抬伤员，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涉江河，吃野菜，啃树皮，历尽千辛万苦，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许多女战士都从鬼门关之前过了几次。

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环境酷寒，满山遍野全是雪。脚下踩的是厚厚的冰层，又硬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摔入万丈冰崖之下。女战士们背着卫生用具，有的还抬着担架，常常走一步退两步。

山上空气稀薄，呼吸不过来的时候，憋得脸发青，许多战士倒下去就再也没站起来。而女战士们一路跌跌撞撞地跟着队伍，用自己病弱的身体与严酷的大自然抗争。

过草地也是如此。草地像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变化多端的气候，深浅不知的草甸。

它时而哭，时而笑。一会儿晴空万里，碧空如洗，天高云淡，骄阳似火;一会儿天低云暗，乌云密布，狂风怒吼，阴雨绵绵;一会天公大发雷霆，电闪雷鸣;一会瓢泼大雨，倾盆滂沱(pānɡtuó)……那里的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的气味。

不知道有多少动物的尸体，曾陷落在里面。

而为了不步那些动物的后尘，走路要非常小心，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会被吞没。救也救不上来。女战士们一边忍着饥饿，一边背着过重的行李，在草地上小心翼翼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这样看来，她们又与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不同：她们以病弱的身躯，明显小于男性的力气，甚至是不利于远行的生理条件，坚持不懈，顽强拼搏，最终和大部队一起走出了草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她们的伟大，在于她们敢于去承担，在困难面前，冷静地想办法。整个行军过程中，她们发挥互助友爱，团结合作的精神，不轻易放弃一个同志，坚持跟着大部队不掉队。谁也没有想到，长征中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但在困难来临时，她们一件一件都克服了。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考验了她们的信念，也磨炼了她们的意志。这三十名女同志，除了三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二十七人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外界看来，她们是柔弱的，但就是这些柔弱的女红军战士，在战斗中以大无畏的精神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更显示了她们的力量与伟大。她们不愧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有力地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红军铁流两万五千里，机动作战，给养匮乏，常常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始终严守纪律，秋毫无犯，宁可忍饥挨饿，幕天席地，也决不侵犯群众利益。这与国民党军队“攫民膏以自润、夺民财以自肥”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当年长征沿途的广大群众都亲切地称红军是“人民子弟兵”，而把国民党称为“子弹兵”，因为他们总是抢老百姓的东西。

在毛儿盖，饥饿每天都在吞噬着历经苦难的红军队伍。松潘一带的藏族僧侣上层和普通老百姓被迫强行“坚壁清野”，他们接到国民党严厉的禁令：有偷运粮食到苏区者处死刑;藏民有参加红军、提供粮食者以通敌罪论。大大小小的喇嘛庙里有充足的粮食，但红军总部作出严格规定，藏民的宗教场所，一律不准入内。红军将仅能找到的一点青稞统一分配，有些官兵一天只能吃一顿青稞糊糊。为了生存下去，红军官兵几乎把可以咬得动的东西都作为食物填进肚子：风干了的牛皮，腐烂了的死马，甚至从牛羊粪里拣出来的没有消化掉的青稞粒……

毛泽东也在挨饿。他的头发显得更蓬乱，脸也更黑瘦了。警卫排觉得应该让毛泽东吃得好一点，就背着他，偷偷进了一座喇嘛庙。在一间堆放杂物的平房里，警卫员王七九意外发现了一副腊羊架子。几个警卫员高兴地把它拿回来，想给毛泽东改善一下伙食。正当大家兴致勃勃地商量怎样收拾腊羊架子时，毛泽东进来了。他问明情况后，立刻把脸沉了下来，严厉地说：“你们违犯了群众纪律，在什么地方拿的，还送到什么地方去!”

“是!”王七九红着脸答应了一声，立即拿着腊羊架子跑出门去。

毛泽东看着警卫战士，语重心长地说：“我说过多少遍了，要你们严守纪律。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不了解我们，再加上敌人的反动宣传，见我们都躲起来了。要让群众真正了解我们，就得靠我们自己的行动，行动是最好的宣传。”王七九送完腊羊架子回来，毛泽东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用低沉的声音说了声：“我谢谢你!”

这一声发自肺腑的“谢谢”，是红军领导人对红军指战员严守纪律的赞誉。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走一路，把爱人民、为人民的思想播撒了一路。“爱人民”与“人民爱”，化作无坚不摧的力量，化作和谐美丽的音符，奏响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凯歌。

在四川省，天宝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不仅当过喇嘛，当过红军，当过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的党委书记，而且他的汉名还是毛主席亲自取的。

1917年2月，天宝出生在四川省马尔康县党坝乡，原名叫桑吉悦希，这个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当喇嘛，藏语叫“扎巴”。桑吉悦希有三兄弟，他是老大，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嘛。

党坝乡位于阿坝地区东南部，交通十分不便，平时很少有外地人来。桑吉悦希所在的寺院很小，只有22个喇嘛，没有活佛，桑吉等小喇嘛跟着老喇嘛学藏文、经文。

如果不是红军的到来，桑吉也许就会当一辈子喇嘛。天赐良机，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转移到阿坝地区一带，等待同中央红军会师。

“方头圆脑”，“灭族灭教”，“共产共妻”……国民党散布的谣言，在藏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对红军误会重重，纷纷逃到山上藏了起来。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桑吉胆子大，加上又是喇嘛，就想留下来看护寺院。老喇嘛心里没有底，还是让桑吉随大家躲上山去。

藏民们在树林的掩护下，偷偷观察着红军，看他们到底有没有三头六臂。有比较才有鉴别，他们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截然不同：不进寺院，不住民房，对藏民态度友好，尽管言语不通，也笑嘻嘻打着手势想同藏民交流，还把土司头人的东西分给穷人。

胆子大些的年轻人，蹑手蹑脚摸下山，慢慢试着接触红军。他们惊奇地发现，同国民党宣传的恰恰相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想。渐渐，红军受到了藏民的欢迎，有的送茶水，有的送鸡蛋，有的强烈要求参加红军。

看到朋友参加了红军，穿上军装很神气。18岁的桑吉也心动了。他们能当红军，我为什么不能当红军呢?他来不及同父母商量，急迫地报了名。

在参军的藏族青年中，桑吉懂藏文，算是知识分子，因此被任命为副队长，专门为红军筹集粮食。刚参加红军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

1935年8月，桑吉随左路军长征，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不久，他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

丹居藏民独立师是红军于1935年冬天建立起来的，原为当地头人的武装。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这支队伍，从红军中派了很多骨干充实进去，扩建成一个独立师。

独立师的同志多为藏族，身材彪悍，尤擅骑射，大多有百步穿杨之功。他们的任务是担负全军的警戒，警戒线东西长一百多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作为青年部长，桑吉忙得脚不沾地，要在这广阔的地区来回跑，师长、政委经常带着他下基层。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红四方面军总部要求每个战士准备15斤粮食。草地不产粮食，人也少，几万大军来回过，粮食吃得差不多了。桑吉带着队员到处筹粮，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宣传，一些寺院把积存多年的青稞和茶叶都捐了出来。

长征结束后，中央党校成立了一个少数民族班，桑吉悦希被任命为班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党校来讲课，基本保证每周有一位中央首长来作报告。

有一次，毛主席到党校讲课，学员被主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的讲课吸引住了。刚一下课，学员自动列队欢送。看到少数民族学员围拢过来，毛主席把烟点上，抽了一口，然后亲切地说：“今天我讲的话，你们听懂没有?听懂多少?”学员们拼命点着头，表示听懂了。

毛主席走到桑吉面前停了下来，校领导介绍说他是班长，毛主席幽默地说：“了不得嘛，当了领导，还带‘长’哟!”桑吉有些不好意思，紧张得满脸绯红。见此情况毛主席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别紧张嘛，你叫什么名字?”得到回答后，毛主席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很有讲究。”桑吉有点害羞，挠着后脑勺说：“桑吉”的意思是佛祖，“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是父母求活佛给取的。

毛主席一听，乐了：“了不得，了不得!又是佛祖，又是宝贝的!”然后对着大家说道：“你们大家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上苍，也是你们的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

毛主席的兴致很高，想了想，又对桑吉说：“长征时我到过你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

“好!”毛主席的话音刚落，在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一起鼓掌，连声叫好。

“天宝”这个名字在中央党校和延安传开了，从此，这个幸运吉祥的名字就伴随了天宝一生。

我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长征路经贵州时参军的一个“红小鬼”，现已是84岁的耄耋老人，虽已过去70年了，但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艰苦转战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特别是过草地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红六军团长征中走了两段草地，第一段是从西康色达到四川阿坝，走过了渺无人烟的干草地;第二段是从阿坝到甘肃哈达铺，走过了连鸟兽也难以见到的水草地。

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军委电令正式成立红二方面军，二、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从甘孜北进。我们红六军团当时在原西康省的甘海子，于1936年7月初出发，经西康色达县绕道青海省南部到四川阿坝。本来计划10天的路程，整整走了20天。由于部队刚通过了几座雪山，指战员们体力消耗严重，又缺少粮食，当我们第一次进入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后，虽然这里还只是干草地，但已面临到不少难以克服的困难。行军中，草地露营，经常遇到大风和雨雪袭击，气候恶劣，又没有粮食，指战员们有时连野菜也找不到，还有的战士因吃了毒蘑菇而致死。军团首长心急如焚，把马杀了给战士们充饥，但杯水车薪，部队天天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行进，而且还要和突然来袭的敌人骑兵作战。不少同志，在这第一段草地行军中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经过20天的艰难行军，到达四川阿坝，在阿坝部队稍事休整补充，准备过大草地(水草地)，这也是红军长征路上最艰苦的一段行程。在这里首先是补充粮食，我们军团想尽办法筹集到一批青稞麦，加工成炒面发给每个人，作为过草地的全部口粮。我们于7月30日开始进入水草地，第一天就遭到暴风雨和冰雹的袭击。这里的气候，真如神话一般，变化莫测。本来万里无云，突然一片黑云会在头顶出现，于是大雨冰雹猛落下来，无处可躲，把大家打得浑身湿透，有人头上还被冰雹打起了包包。就这样，我们天天都在茫茫的水草地里艰难地跋涉，行进中每个人都要小心翼翼地沿着前面部队踩出的路前进，稍不小心就会陷进泥沼，活活被草地吞没。

水草地行军，我们军团遇到的最大困难仍是缺粮。前段过干草地，指战员们饿着肚子走路，体力普遍下降，大家拖着虚弱的身体，继续通过环境非常恶劣的水草地，再加上缺粮，极度困难。当时我们的战斗口号是“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因此，我们军团行进中，只要一休营，大家都不顾疲劳，“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去找吃的，有的挖野菜，有的捉鱼虾，有的拣死牛死马的骨头砸来煮水喝。总之，“为吃奋斗”，为争取活着走出草地干革命。

我们红六军团在这茫茫的水草地中整整走了9天，每天不仅要为“吃”奋斗，而且还要为“宿”担忧。我们宿营时的所谓“帐篷”，都是指战员们用自己的床单支撑起来的，既不遮风，也难御寒，更挡不了大雨夹着冰雹的袭击，有时碰上整夜下雨，大家只能背靠背地蹲在水里等待天明，有的体弱有病的同志支持不住而倒下，当场死去。我当时是红十八师三营七连的卫生员，我们连的二排长，江西人，是党支部委员，原来身体很好，打仗勇敢，很能干，行军中他经常帮助体弱有病的战士背枪，有时把两三个战士的枪都背上，叫“背架枪”，全连同志都很喜欢他。一天晚上经雨淋后，第二天他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咬紧牙关挣扎也无济于事。指导员和我要搀他走，他不要，战士们要背他走，他也不要。他说：“我不行了，你们难道想要多牺牲几个人吗?能多活着一个人走出草地就多一份革命力量牎”当天我们连是后卫，部队已经走了，指导员要照顾整个连队，就要我等一下二排长。我蹲在二排长身边，两人眼望着远去的部队，这时二排长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对我讲：“卫生员，你快走，等会儿你赶不上队伍了。”又指指身上还剩有一点炒面的干粮袋说：“炒面我用不着了，你拿上，你还小，一定要活着走出去……”看着二排长慢慢瘫倒在草地上，我已泣不成声，连连呼叫“二排长牎二排长……”可他再也听不到我的声音了。我们可爱的二排长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在茫茫的水草地上。

饥饿寒冷压不倒红军的英雄气概，艰难险阻挡不住红军前进的步伐。8月8日我们终于走出了水草地，到达四川省的包座。从这里往前又走了十几天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山间隘路，通过了“八里卡子”“腊子口”等天险，才到达了甘肃的哈达铺。

经过雪山、草地，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转战，我们红六军团与其他军团一样，牺牲了很多优秀指战员，就拿我们连队来讲，原来有100多人，到走出草地时仅剩下17人。虽然人员减少了，但大家锻炼得更坚强了。“走出草地就是胜利”。指战员们情绪高涨、精神饱满地高唱着“大踏步，向前进，解放大西北……”勇往直前，奔赴抗日前线。

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过草地只是其中一节。无数先烈出生入死，前赴后继迎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好的今天来之不易。我们要牢记历史，学习先烈们，学习当年红军指战员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继承、发扬光大他们的革命精神，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繁荣富强。

1935年8月21日，红军开始过草地。行军队列分左右两路，平行前进。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率领，自四川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经过7天的艰苦努力，右路军到达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左翼为林彪的红1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右翼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殿后，走左翼行军路线。

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地，横宽300余里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红军过的草地主要是讲川西北若尔盖地区。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为泥质沼泽。它的形成原因很多，主要由于黑白两河——黑河(亦称墨曲河)和白河(亦称葛曲河)自南至北纵贯其间，起了重要作用。两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叉河横生，地势低洼，水流淤滞而成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成片，覆盖潴水。

沼泽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藏嵩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草地区域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幻莫测。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经过草地的。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二怕下雨;三怕过河。

湘江战役是红军在长征开始阶段打得最惨烈的一次战役，甚至可以说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看着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江水，战士们的眼泪都流干了，这次惨败让许多有识之士警醒，他们都在思索着：为什么会失败?以后的仗要怎样打?

1934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这一命令立刻让行进中的红军队伍紧张起来。当时，中央红军后有追兵，左右两边又有堵截，湘江横在眼前，及时抢渡是大部队转移唯一的选择。

11月21日，防守湘江沿线的国民党兵不敢与红军硬碰硬，以兵力不足为借口，撤走了原本驻扎在湘江防线的部队，使蒋介石计划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无人防守的缺口。这是天赐良机，能不能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就在此一举，但中央红军却没能抓住这个机会。

自中央军委下达了渡江命令之后，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就于二十七日赶到了界首渡口。由于原来的驻军已经撤走，而被蒋介石派来接替防守的部队还没有赶来，这个渡口就无人把守。

红军战士没有经过战斗就顺利占领了这一渡口，并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六十华里的湘江两岸。而此时，中央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远的地区，只要赶到渡口就可以平安地过江了。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湘江两岸都在红军的控制之下，不用顶着枪林弹雨渡河。剩下的工作就是争取时间，在敌人的守军还没来之前渡过湘江。

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着一道，但中央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速度。敌人随时都会来，所有人都焦急万分。

红军的行军速度一直都很快，怎么这一次就是快不了呢?原来，在突围前，中央领导想将整个中央苏区几年来的家当都搬走，雇佣了几千名挑夫，整个兵工厂都拆卸下来，绑成担子。凡是能带走的东西都装在驴子和马匹上，比如大炮、印钞机、文件档案，都带上了，就连工厂里的机器也不例外。

一门大炮拆卸以后就要八个人抬着走。大炮底盘就要十几个人才抬得动;工厂的石印机也舍不得扔下，要七、八个人抬着。这样庞大的运输队伍，在宽阔的大道上都不可能走快，更不用说在湘江沿岸的羊肠山道上了。

而当敌人摸清红军是要转移到湘西以后，就从四面八方调集重兵建立了三道封锁线。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不顾敌我力量的强弱对比，仍然采取硬碰硬、死拼的办法对付敌人，反对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游击战术。这样一边打一边走，还带着大量的负担，使红军每天行军的速度跟蜗牛一样。

11月 26日，走了八公里;

11月 27日，人困马乏，走得更少了，只有六公里;11月28日，军委纵队不得不改变计划，丢弃了一些笨重的器具，这一天走了二十八公里;11月29日，情况更加紧急，军委纵队命令，红军战士只留下必备的口粮和武器，全速向湘江进发。这一天走了三十二公里。

足足用了四天时间，中央军委纵队才赶到湘江岸边，准备开始渡江。遗憾的是，同样是在这一天，国民党的湘军和桂军也赶到了。敌人的部队蜂拥而至，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猛烈的攻击。

湛蓝的天空上飘着大朵大朵的白云，碧清的江水被习习的江风吹得波光粼粼，十分好看。湘江即使到了深秋，水势仍然很盛，风景如画的湘江沿岸，忙着渡江的红军战士坚守在两岸的渡口上，为了掩护中央军委渡江，他们丝毫也不敢放松警惕。

就在此时，白云之间忽然传来隆隆的巨响，黑压压的飞机铺天盖地地从云层中冒出来，在滚滚奔流的江上狂轰滥炸。红军没有高射炮，只能任敌人的飞机轰炸，完全没有反击的机会和能力。

有恃(shì)无恐的敌机大模大样地在天空中盘旋，有些甚至贴着树梢飞行。刚到江心的战士们死伤无数，鲜血染红了湘江的水流。

与此同时，敌人的大炮也在攻击着我们的红军战士。

炮弹一发又一发，红军的阵地上炸开一团又一团的火光。在重武器上，红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装备根本无法相比，但为了掩护中央军委成功过江，战士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炮弹与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躲避的战士被震得耳鼻出血，甚至昏死过去。但战士们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保卫中央军委纵队安全渡江!

武器装备简单的红军，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挡住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和炮弹，那种情景是难以想象的，是十分残酷的。但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红军战士们硬是用身体阻挡了敌人两天的进攻。

敌人的炮弹好像永无止境，红军战士心中的信念却比轰轰来袭的爆炸声更加坚定，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12月月1日，战争打响的第三天，战况进行到了最艰巨的时刻。敌人不再用重炮和飞机等重武器，而是对湘江两岸的红军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控制渡口，拦截正在强渡的红军队伍。这是面对面的厮(sī)杀，是生死存亡的战斗，是意志力与精神力的较量。

这个时候，什么都不再重要，双方拼的是勇气，是信念!不管敌人带着多么先进的武器冲上来，红军战士硬是用刺刀，用自制的手榴弹挡回去。

敌人的一个连被打退了，又冲上来一个营。

一个反动派冲过了防线，就有一个红军战士毫不犹豫地迎上去，给敌人迎头痛击。

敌人用机枪扫射着向前进攻，就有红军战士以身体作掩护，让战友们得以打退敌人。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役，但不管情况多么艰难，界首渡口始终掌握在红军战士们的手中。湘江两岸洒下了千千万万红军的鲜血，战士们却始终没有停止战斗。

12月1日下午五点钟，中央领导和红军大部队终于全部渡过了湘江，结束了轰轰烈烈的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中，红军以巨大的代价突破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战后清点人数，红五军团和少共国际师都损失过半;红八军团损失更为惨重，有三分之二的战士都在这一役中丧生;第三十四师在战斗中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拼尽全力，直到弹尽粮绝，除个别战士受重伤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壮烈牺牲了。

出发时，红军的队伍浩浩荡荡，有八万多人。但渡江之后，仅剩下三万多人，其中还有许多轻、重伤员。

望着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江水和江上漂浮着的烈士尸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几位中央红军领导的心情都异常沉痛。许多成功渡过江来的战士都痛哭流涕(tì)，为自己昔日的战友悲痛万分。

被狂轰滥(làn)炸之后的湘江，天空中浓烟滚滚，雾气笼罩，朵朵乌云浮在低空，使硝烟弥漫的江上更加压抑。原本碧清的湘江水已成了血色，秋风吹过，荡开红色的涟漪(lián yī)，满目都是尸体、行李、破碎的枪支和衣物，场面沉闷而悲壮。

往日并肩作战的同志，经此一役后就长眠江底，再也见不到了。这是红军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许多领导人都因此清醒地认识到，此时中央领导们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再这样继续下去，不仅长征无法完成，中国革命也将遇到极大的危机。

这场战役以后，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以及要求更换领导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使红军革命的方向有了向正确路线扭转的条件。

湘江之战中没有个人英雄，因为全体参加了湘江战役的红军将士都是英雄。他们凭借着极其简陋的武器和还没有修筑完成的工事，互相掩护，用生命的代价打退了一批又一批国民党反动派，用忘我的厮杀保存了革命的火种，用血的付出敲响了人们心中的警钟，是血色湘江之上最值得我们崇敬和怀念的集体英雄!

一九三五年，红一、四方面军在雪山脚下会师后，经过中央军委的反复研究，制定了夏洮计划。把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八月二十日，又在毛儿盖地区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西进主义政策，决定向东发展，取得陕甘地区，作为新的根据地。随后，右路军就进入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排除万难的红军终于走出了草地，并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泥泞(nìnɡ)和饥饿，在八月底以前到达了班佑、巴西地区，这是十分不易的。与此同时，左路军也于八月二十日开始，经过草地到达了预定的阿坝地区。

若尔盖县求吉乡和包座乡交界处，有一个叫包座的地区，分上、下包座，多为高坡、森林地带。此地位于松潘北部，在群山环绕之间，地势十分险要。

在这里，有胡宗南的独立旅第二团，分别在上包座的大戒寺驻扎一个营、在求吉寺驻扎两个营。敌人凭借山坡陡峭，树林茂密，筑起了许多碉堡，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

要想东进陕甘，必须从这里打过去。胡宗南发现红军要过草地北上，又紧急调来第四十九师，由松潘以北的漳腊地区快马加鞭，支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线安下重兵堵截红军。

此时，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的道路，成了摆在右路军面前最迫切的任务。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提出请求，要求把攻打包座的任务，交由红四方面军来承担。中央军委考虑了他的意见，同意了他的部署。

徐向前不仅要消灭包座的敌人，还要把前来支援的敌人也一网打荆具体部署是这样的：三十军第二六四团负责攻击在大戒寺的敌人;同时三十军的主力第八十八师、八十九师，埋伏在上包座西北的山林中，准备消灭敌人的援军——第四十九师;而四军第十师攻击求吉寺的守敌，四军主力则负责控制各处要道，随时准备战斗;这样，徐向前还是不放心，于是又派了红一方面军第一军为预备队，在巴西和班佑地区等待时机。

二十九日黄昏，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按照部署，向敌人发起了攻击。一时间尘土飞扬，杀声震天。枪炮声响了一夜，战士们呐喊着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冲锋。到黎明时分，红军已经扫清了敌人外围的据点，炸毁了好几座碉堡，并攻占了大戒寺。

战士们个个欢欣鼓舞，敌人却肝胆俱裂。剩下的敌人都退到大戒寺后山的碉堡中，妄想等着他们的援兵来救他们。为了把援军引到大戒寺来，一举消灭。红军战士们围住碉堡，就是不进攻。

三十日夜里，天黑漆漆的，树林中更是一片漆黑。敌人的援军，第四十九师的先头部队二九一团赶到了大戒寺南部。守在林中的红三十军一看敌人到了，立刻打起精神。

为诱敌深入，红三十军派二六四团出击。指挥员对二六四团团长三令五申：“记住，许败不许胜，做得漂亮点儿，别让敌人起疑心。”

“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你小子!别打上瘾了，忘了任务。”

团长呵呵一笑，说“您就瞧好吧!”

二六四团领着任务，出去跟敌人周旋。他们打一会儿，就退几里地，不一会儿就撤到大戒寺东北方的山区中，奉命隐蔽起来。

许多战士都不明白怎么回事，纷纷来找团长，团长哈哈大笑，说：“一会儿有你们打的，急什么!”

战士们摸不着头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团长拍了拍身边一位战士的肩膀，说：“指挥员又在动心眼儿了，等着包围援军吧!”

同志们这才懂了，都竖起了耳朵听着不远处的动静。

敌人见红军阻击无力，一会儿工夫就逃得没了影子，包座的敌人又不停告急，就放心大胆地急速前进，赶向大戒寺。

红军隐蔽在林中不动，一直等到当天下午，敌人的二九一团和二八九团开进了包座河西岸，二九四团开进了包座河东岸，而第四十九师的师部开进了大戒寺以南，全都被诱入红军的伏击圈内。

下午三点，红军向敌人的四十九师发起了总攻。隐蔽在山上林间的红军将士一齐冲出来，向敌出击。红军第八十八师的第二六八团，从包座河以西，像一把钢刀一样，插入敌二九一团和二八九团之间，迅速切断了东西两岸敌人的联系。此时，敌人的四十九师，被红军分割成三块，谁也顾不上谁。

自从爬雪山，过草地以来，红军战士好久没有和敌人进行过正面的战斗了。总是被敌人追在身后，总是在紧张地赶路。这一次，走出了草地，奔着更光明的未来前进的红军战士，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

反观敌人，在红军身后疲于奔命了许久之后，也没对红军造成什么影响。从将领到士兵，他们哪里受过这样的苦?所以，虽然他们从身体条件上看，比红军战士强壮，但从精神上讲，就比红军战士疲惫很多。本来就不高的战斗力，自然更加下降了。

一小时后，敌人的二九一团被完全消灭;又经过七、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胡宗南的第四十九师，终于被英勇的红军战士全部消灭。他们的师长伍诚仁在受重伤后跳河。而固守在大戒寺后山的二百多名敌人，见大势已去，在红军说服下全部自动投降了，与此同时，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求吉寺中的敌人也被消灭了。

战士们见打了个大胜仗，高兴得唱起《凯旋歌》来：

高举起来我们胜利的红旗，

看日本强盗和汉奸正在死亡和崩溃。

我们铁的红旗胜利了，

打坍(tān)了卖国贼。

……

勇敢前进，

勇敢前进，

红军胜利万岁!

大家一边忙着打扫战场，一边比着谁杀的敌人多，谁比谁更英勇。上包座的山林间，到处是红军战士们的欢声笑语。爬雪山，过草地以来，他们还从没这么高兴过呢。

这场战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两方面军密切配合，行军部署井然有序。这一仗，消灭和俘虏了敌人五千多人，重型机枪和长短枪近两千支。

长征以来，还没有哪次战役上获得过这么多的战利品。

除了武器，还有红军队伍急需的骡马、粮食和弹药。红军下一步就要北上，这些物资正好补充军中所需，也为红军北上提供了一部分物质条件。

包座战斗的胜利，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肃南部进军的通道，使敌人企图把红军困死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也使红军北出四川，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得以成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