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征的典故【精彩20篇】

在四川省，天宝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不仅当过喇嘛，当过红军，当过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的党委书记，而且他的汉名还是毛主席亲自取的。

1917年2月，天宝出生在四川省马尔康县党坝乡，原名叫桑吉悦希，这个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当喇嘛，藏语叫“扎巴”。桑吉悦希有三兄弟，他是老大，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嘛。

党坝乡位于阿坝地区东南部，交通十分不便，平时很少有外地人来。桑吉悦希所在的寺院很小，只有22个喇嘛，没有活佛，桑吉等小喇嘛跟着老喇嘛学藏文、经文。

如果不是红军的到来，桑吉也许就会当一辈子喇嘛。天赐良机，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转移到阿坝地区一带，等待同中央红军会师。

“方头圆脑”，“灭族灭教”，“共产共妻”……国民党散布的谣言，在藏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对红军误会重重，纷纷逃到山上藏了起来。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桑吉胆子大，加上又是喇嘛，就想留下来看护寺院。老喇嘛心里没有底，还是让桑吉随大家躲上山去。

藏民们在树林的掩护下，偷偷观察着红军，看他们到底有没有三头六臂。有比较才有鉴别，他们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截然不同：不进寺院，不住民房，对藏民态度友好，尽管言语不通，也笑嘻嘻打着手势想同藏民交流，还把土司头人的东西分给穷人。

胆子大些的年轻人，蹑手蹑脚摸下山，慢慢试着接触红军。他们惊奇地发现，同国民党宣传的恰恰相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想。渐渐，红军受到了藏民的欢迎，有的送茶水，有的送鸡蛋，有的强烈要求参加红军。

看到朋友参加了红军，穿上军装很神气。18岁的桑吉也心动了。他们能当红军，我为什么不能当红军呢?他来不及同父母商量，急迫地报了名。

在参军的藏族青年中，桑吉懂藏文，算是知识分子，因此被任命为副队长，专门为红军筹集粮食。刚参加红军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

1935年8月，桑吉随左路军长征，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不久，他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

丹居藏民独立师是红军于1935年冬天建立起来的，原为当地头人的武装。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这支队伍，从红军中派了很多骨干充实进去，扩建成一个独立师。

独立师的同志多为藏族，身材彪悍，尤擅骑射，大多有百步穿杨之功。他们的任务是担负全军的警戒，警戒线东西长一百多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作为青年部长，桑吉忙得脚不沾地，要在这广阔的地区来回跑，师长、政委经常带着他下基层。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红四方面军总部要求每个战士准备15斤粮食。草地不产粮食，人也少，几万大军来回过，粮食吃得差不多了。桑吉带着队员到处筹粮，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宣传，一些寺院把积存多年的青稞和茶叶都捐了出来。

长征结束后，中央党校成立了一个少数民族班，桑吉悦希被任命为班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党校来讲课，基本保证每周有一位中央首长来作报告。

有一次，毛主席到党校讲课，学员被主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的讲课吸引住了。刚一下课，学员自动列队欢送。看到少数民族学员围拢过来，毛主席把烟点上，抽了一口，然后亲切地说：“今天我讲的话，你们听懂没有?听懂多少?”学员们拼命点着头，表示听懂了。

毛主席走到桑吉面前停了下来，校领导介绍说他是班长，毛主席幽默地说：“了不得嘛，当了领导，还带‘长’哟!”桑吉有些不好意思，紧张得满脸绯红。见此情况毛主席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别紧张嘛，你叫什么名字?”得到回答后，毛主席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很有讲究。”桑吉有点害羞，挠着后脑勺说：“桑吉”的意思是佛祖，“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是父母求活佛给取的。

毛主席一听，乐了：“了不得，了不得!又是佛祖，又是宝贝的!”然后对着大家说道：“你们大家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上苍，也是你们的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

毛主席的兴致很高，想了想，又对桑吉说：“长征时我到过你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

“好!”毛主席的话音刚落，在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一起鼓掌，连声叫好。

“天宝”这个名字在中央党校和延安传开了，从此，这个幸运吉祥的名字就伴随了天宝一生。

有一次，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到营地附近散步，看到许多小战士在一棵大树下休息、打闹，玩得不亦乐乎。他就主动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和年轻的战士们一起谈天说地，非常高兴。

忽然，从头顶上传来几声鸟叫，刘伯承顺着声音一看，原来不知什么时候，大树上站着一群乌鸦。他不由心中一动，立刻对周围的战士们说：“你们哪个的枪法最准，快打只乌鸦下来，让大家饱餐一顿吧!”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开枪打乌鸦。他们有的是怕枪法不准，当面丢脸;有的是不愿在总参谋长面前卖弄武艺。

这时，其中一个年轻、调皮的警卫员，跟刘伯承开玩笑说：“总参谋长，你文武双全，是全军出了名的神枪手，今天就请您给我们来个‘神枪打乌鸦’吧!”

“好蔼—”

“欢迎——”战士们不约而同地拍起巴掌来。还不停地欢呼着：“参谋长，来一个!”

刘伯承略一沉思，哈哈大笑，回答说：

“你们还给我来个‘将军’?好吧，就让我来试试看。”

说着，他不慌不忙地从腰里拔出手枪，看也不看，也不用瞄准，手一举，“啪”的一声，一只乌鸦“扑棱棱”地落下来，黑光闪闪的翅膀还在不停地抖动。树上的乌鸦“轰”的一声，全都吓得飞走了。

“好枪法!”

“好!真是神枪手!”

战士们异口同声地欢呼称赞。那位警卫员却依然半信半疑地说：“树上那么多乌鸦，不是撞到一只的吧?”其他战士听了，都默不做声地看着刘伯承，怕他生气。

但刘伯承听了毫不动怒，只是笑了笑说：“也许是吧，不妨再考考，看到底及格不?就麻烦你去给我找个鸡蛋来。”

那个警卫员不知道他要搞什么名堂，就跑到炊事班要来了一个鸡蛋。刘伯承叫他用力朝天上扔，能扔多高就扔多高，他立刻明白了，用最大的力气把鸡蛋朝天上抛去。

鸡蛋飞向天空，越飞越高，看上去就像一粒黄豆。此时，刘伯承把枪一举，“砰”的一声，鸡蛋随着枪声四分五裂，蛋壳、蛋黄、蛋白纷纷洒落下来。

战士们都连声叫好，那个调皮的警卫员连忙伸出大拇指，夸赞刘伯承是神枪手。

战士们纷纷要拜刘伯承为师，请他教练枪法。刘伯承谦虚地说：“什么神枪手，业精于勤嘛!不说什么老师、学生的，我们互相学习好了。枪法准，才能更好地消灭敌人啊!”

从此，刘伯承就挤时间给战士们讲习枪法，没过多久，红军队伍中让他训练出一大批神枪手。

红军这种官兵平等，其乐融融的军队气氛，不仅得到红军战士们的一致好评，使许多人都愿意来当红军，连敌人也十分羡慕这种关系呢。

长征后期，包座战役取得胜利时，曾经抓了几百个俘虏。红军对待俘虏从来都是很宽松的，讲过道理后，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发放路费让回家。

当时，几百个俘虏兵中，有三成是想回家的，红军领导们就把他们编成了两个连，准备依照他们各自家乡的远近，发放路费。

趁着等候的时间，几位红军领导，到俘虏的队伍里去谈话，了解情况。俘虏们可打开了话匣子。

一个士兵说，他们原来的十九路军战败时，死伤很严重，许多营、连级的干部都战死了，只有一个被俘虏的。

团长和副团长见大势已去，都跳河自尽了。

红军领导接着问：“为什么跳河?”

士兵说蒋介石宣传的红军很可怕，动不动就要杀人，俘虏更是不要想着活下来，还要受折磨。

“那现在怎么样?受了什么折磨?”

“没有啊!给饭吃，还给钱回家。”士兵低下头：“我劝团长别跳的……”又一个士兵站出来：“蒋介石不相信我们十九路军，在国民党那里，每天都有人监视着我们。”

“是啊，红军这里挺好的，长官没有架子。”

这时，有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吃饱了饭，挤在一起聊天打闹。见红军领导来了，都围了上来。抢着说：

“我要当红军!我不回家了!”

“我给你当勤务兵，我以前就是勤务兵。”

“你待人真好啊，整天笑笑的。不像我们长官，那么凶。”

……

“好，都留下。”红军领导微笑着回答。

这时一个领导拉住一个孩子的手，问他：“红军好不好?”

“好。”

“为什么好?哪里好呢?”

“红军不打人。”

“还有什么好?”

“官兵平等。”

“还有?”

“官兵都是吃一样饭，穿一样衣服，我们长官要吃小灶的。”孩子想了想，很肯定地说。其他孩子都跟着点头。

“还有吗?”

“还有教我们读书。”

“还有?”

“好玩儿。”孩子歪着头，顽皮地笑了笑。

领导也笑了笑，这还是一群真正的孩子呀。

最终，要走的人中，又有一半留下来当红军了，毕竟这里官兵平等，亲如一家，也不用受“长官”的气了。

为人亲切，替战士们考虑，平易近人，这是红军将领们普遍具有的品质。朱德、毛泽东、陈毅、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比比皆是，他们都是这种品质的突出代表。

长征中，正是这种同甘共苦，亲如一家的官兵关系，才让红军战士互相帮助，最终战胜了困难，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央红军的随军医生傅连暲等同志，在医药极端困难条件下采用土办法治疗伤寒，收到奇效。一是用冷敷退烧，将毛巾浸了冷水，裹在头上和身上。二是喝浓茶，茶里含有鞣酸能止血，还含有咖啡因，能强心利尿。把茶煮得浓浓的，每2小时喂1次，经过这样的治疗，很多人都好了。王树声和邵式平同志过草地时得了这种病，康克清同志过雪山时也得了这种病，由于病人具有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加上冷敷喝浓茶调理医术的传播，居然都好了，不能不说是奇迹。

周恩来同志到了毛儿盖后，由于营养缺乏，又过度劳累，他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这次病来得非常凶猛，连续几天一直发着高烧，不能进食，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疟疾来治，但几天后高烧仍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昏迷说胡话，吃了些药不见效。又由王斌、李治、孙仪之等医生诊治，经仔细检查和观察，诊断为阿米巴感染，引起肝脓肿。为了证实这个诊断，他们决定做1次穿刺检查，李治找准部位，1针下去果然抽出许多脓液。病因明确了，但在当时情况下根本不具备手术条件，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药物和冰块冷敷肝区的办法。李治从国外资料上看到一种治肝脓肿的办法，就是依靠病人自身推动力促使脓液自然流到结肠内排出体外。几天后，周恩来便排出许多脓液，体温开始下降，接着加强营养，增强抵抗力，逐渐恢复了健康。

1936年8月初的一天，贺彪医生正随红二方面军红4师行军在草地上，总指挥部有同志赶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贺彪说：“贺老总病了，关政委让你马上返回总部组织抢救工作……”贺彪安排了一下工作，立即带上急救包，同来人一起连夜骑马赶往。第二天上午到了总部，见到贺龙身体已极度虚弱，面色苍白，双颊凹陷。贺彪凭经验让贺老总警卫员备好两大壶冷开水，再设法搞到点醋，然后他认真观察贺老总的病征，并询问贺老总的饮食情况。警卫员们说他每天只喝点青稞野菜汤，其它基本上没吃什么。贺彪又问是否吃过生食物?贺老总想了想说：前天行军吃了一小点羊肉。后来了解那块羊肉已经变质。贺彪把了贺老总的脉搏，确诊为中毒性痢疾。即让贺老总先用冷醋水服下“甘汞”和“列曹尔清”，再喝下大半碗冷醋水，他向贺老总讲清药是用于肠道灭菌消炎的，冷醋水是帮助腹泻的。吃药喝水后还会有几次腹泻，把肠道中有害物排出体外才康复得快。他嘱咐贺老总要用手勤揉腹部，促使肠道蠕动。几次服药后，到宿营地时，贺老总腹痛消除，安然入睡了。第2天早晨，贺老总醒来对贺彪说：“腹部不痛了，肚子饿得很。”大家听说贺老总基本痊愈，都十分高兴，贺彪也松了一口气。

草地行军，红二方面军总部抵达噶曲河边时，参谋处长郭鹏单骑沿河察看地形，为总部机关寻找宿营地。不料遭到敌人骑兵袭击，落马跌入河中。当大家听到枪声，纵马赶到河边时，只见他的坐骑在河边嘶鸣，却不见人影。大家急忙沿河边找，在百米外的下游将昏迷不醒的郭鹏从水中抢救上来，送二方面军卫生部救治。郭鹏失血过多，脸色苍白昏迷不醒。贺彪医生检查他的伤情，发现身上有几处弹孔，还有一颗子弹留在髋关节处。由于河水浸泡，伤口全部感染……郭鹏的伤势很重，如不及时抢救，将有生命危险。

在草地实施手术的难度很大。贺彪找了一块干燥平坦的地方，将一块布铺到地上，使郭鹏躺在上边，先对其伤口进行清洗、消毒、包扎，然后跪在地上，为郭鹏做腰椎麻醉，麻醉成功后，贺彪便站起来洗手、消毒、清点手术用品，再跪在地上做手术，经过2个多小时，终于将子弹头取出。手术成功了，又一个战友在长征中战胜了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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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在黄埔时代他就被称为“黄埔三杰”之一的人物，人们只知他是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的英雄，却不知道他还有“三怕”。第一怕是廖仲恺先生，第二怕是彭德怀老总，第三怕，知道的人就很少了，那就是，怕小孩子。

那是个霜雪纷飞的深秋，太阳早偏西了。陈赓感到十分疲惫，掉了队，同他那也十分疲惫的瘦马，慢慢地朝前走着。忽然来到一个掉队小红军的身旁。这个小家伙，看来不过十二岁，一口四川腔，圆溜溜的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翘。穿着一双破草鞋的脚板子，冻得又青又红。陈赓靠近他身边说：“小鬼，你过来骑一会儿。”

小鬼拿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那满脸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说：“老同志，我的体力可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用命令口吻说：“上去，骑一段再说!”

小鬼用倔犟的语气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小鬼把腰一挺，做出一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走吧。”

“你先走，我还要慢慢走，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无奈，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口袋一拉，轻轻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比你还要多呢。”

陈赓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他只好爬上马背，一个人朝前走去。

不知为什么，陈赓此时心里总是静不下来。他脑子里，出现一连串孩子的影子。从上海滩上、广州沿街直到香港码头，他所打过交道的那些娃娃们，都从他的脑海里涌出来。陈赓突然喊了一声：“不对，我受骗了!”他调转马头，狠踢着马肚子，向原路奔跑起来。

当陈赓寻找到这个小鬼时，已经晚了。

陈赓把小鬼抱上马背时，左手触到一件硬物。他顺着摸出来一看，原来正是小鬼那个鼓鼓的干粮袋，里面只有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留有几个牙齿印。

陈赓全明白了。然而这时，小鬼已经停止了呼吸。

陈赓一手紧搂着小鬼的尸体，一手狠狠地给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这个大笨蛋，怎么对得起阶级小兄弟!”这就是陈赓同志为什么怕同小孩子开玩笑，怕听小孩子生病，怕听小孩子哭的原因。

参军前，李开友靠给有钱人放牛、割草、砍柴过活。1934年，18岁的他听说参加红军有饭吃，就跟着肖克的部队走了。

那时候李开友人小，个子也小，只能给部队当通信员。他每天的工作就是送信。只要有信，无论白天还是夜里，都要送。好在李开友聪明伶俐，每一次都能顺利把信送到。

过雪山时，李开友和其他通信员是整个部队的最后一部分，路上经常可以看见倒在路边死去的同志。大风一刮，有的原本埋在雪里的尸体，就露了出来。有些战士就用雪又把尸体埋起来。一开始，看到尸体，李开友很恐惧，怕自己也走不出雪山，死在雪山里。后来，尸体见多了，就不怕了，也更坚定了他过雪山的意志。

又一次，经过了千辛万苦，大家终于爬上了山顶，山顶的寒风吹得人站也站不稳，仿佛要把他们吹到天上去。力气小一些的“红小鬼”，只好一路拉着马尾巴借力。站在山顶，连飞机也似乎飞不上去了。有时候，还能看见国民党的飞机就在脚下盘旋。

过了雪山，部队的生活更是艰苦。幸运的是，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给他们弄了点酥油，发到每个人手里。

“可是李开友不喜欢吃这种东西。后来为了减轻行李重量，行动方便，他就把酥油都给扔掉了。他只带着点儿青稞炒面和豌豆就开始了草地行军。每次饿的时候就弄一小把炒面，(www.gs5000.cn，长征故事)加点水和在一起弄成糊吃。

草地一望无际，看上去是一层绿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可是走进去才知道，草的下面实际上都是水，人一踩下去就陷进了水里，大多数人的脚都沤烂了。如果脚上有伤口，极容易感染，许多战士都是因为感染伤口而丧命的。生病、受伤的同志奄奄一息的时候，大家又悲痛又惋惜，但又无能为力，心里别提多难受了。一旦有同志牺牲了，大家更是哭成一片。

更要命的是草地上的水，并不是都能喝。有的水黄黄的，人喝了就会中毒。中了毒的同志很快就变胖了。大家一看到某一个战士一夜之间变胖的话，就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

在草地里不光是没东西吃，也没东西烧。如果不下雨，还能找点干牛粪烧烧水，弄点热水喝。碰上下雨，牛粪也湿了，连热水也不能喝，大家又不敢喝生水，就只能干吃炒面。

部队原来还有马，后来首长看战士没有吃的，就把马都杀了分给大家。以前用来遮风挡雨的牛皮帐篷，或是包脚的牛皮都被收集起来，没办法的时候就把牛皮也全都烧着吃了。

粮食在一天天减少。后来，战士们不得不自己去找吃的。在草地里，找吃的是最大也是最危险的工作。

有一次，一个班的战士出去找吃的，结果全都被当地牧民武装砍死了。李开友的一个同乡也曾碰上过牧民武装，脑袋上被砍了一刀，耳朵都聋了，枪也被抢走了。

李开友这时候才明白，自己低估了行军的困难。之前自己把能吃的东西都扔了，后悔莫及。

当部队走出草地，进入哈达铺的时候，终于有了粮食。李开友一口气吃了两个锅盔，还吃了一斤肉，吃完连腰都弯不下去了，就那么一路挺着肚子，摇来晃去地跟着部队走。一天之后他开始吐，吐了好多，之后又连续吐了3次。而那些肚子鼓鼓的，没有吐出来的同志，就倒在路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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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一天，红一方面军要实施转移，离开革命之都瑞金。战士们含着泪告别了那深深依恋着的土地和人民。由三十名女同志组成的队伍，也夹在其中。

她们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回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许多人的父母双亲，挚爱儿女，都因为革命工作需要而留在这里，她们怎么舍得离开这片土地呢?

但依恋归依恋，由于革命需要，这些女红军必须跟着部队转移，在卫生部和休养连开展工作。这些女战士都是不畏艰险，勇于向前的典型，这么艰巨的任务，她们不会因为一己之私而后退的。

出发时，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被分在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都是几位领导的夫人，另在一起。

加起来有三十名女同志。

当时的转移叫战略转移，出于领导们的要求，卫生部带的物品特别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要抬着出来，行动非常迟缓。而且，由于这次转移属于秘密行动，白天不能赶路，只能夜间行进。

天公也不作美，连着几天都阴天下雨的，同志们衣服都湿透了，贴在身上特别难受。泥泞的道路，非常难走。

同志们搬着沉重的器具，常常摔倒。那根本不是走路，只能说是在泥水里连滚带爬。

走了一个多月，才来到湘桂边境。由于多次与敌人遭遇，打了好几场仗，队伍中的伤员越来越多，卫生部的任务就越来越重，有几位妇女同志被调到担架连，负责抬担架和照顾伤员。原本就十分沉重的行李，分派到剩余的几位同志身上，更是举步维艰。

随着战争的继续，考验这些女同志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

一次，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部队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农民吓得扔下担架就跑了。把那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下。另一个抬担架的农民在担架旁急，却没有办法。

恰好一位卫生队的女同志，看到了这幅场景，她想：不能扔下伤员!于是不顾危险地冲上去，抬了担架就跑。

山势十分陡峭，为了保护伤员，女同志只得跪着爬行，膝盖上磕破皮，流了不少血，肩膀也磨出了血，钻心地疼。

但她知道不能停下，就算再累也得跟上队伍，不然伤员无法得到很快的救治。跌跌撞撞地，终于下了山，女战士把担架放到安全地带，再也支持不住了，趴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

原来她本身就有病在身，身体非常虚弱，自己都很需要人照顾。另一个担架员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不能干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抬吧，不然你要吃不消的。”

但荒山野岭的，上哪儿找男人去?女战士吐完血，用袖子抹了一下，抬起对她来说重于千斤的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在长征路上，像这样抬担架的女同志，还有好几个。她们完全忘了自己是女人的事，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照顾伤员是这些女同志的主要任务，但这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部队行军中缺医少药，许多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女同志们以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但也就只能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吃。有些受伤轻些的，能拄着拐棍自己走一段。但有的重伤员必须用担架抬着。例如英雄钟赤兵，就是被女战士们抬着走完长征的。

女同志们十分细心，她们知道，由于部队缺少药品和粮食，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所以，她们除了要护理好伤员的伤口，还要关注他们的心情，让他们尽量保持愉快，并且要四处找粮食。

这些工作让三十个女性来完成，实在是太艰巨了，但坚强的女战士们硬是坚持下来了。

长征时，她们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病痛：邓颖超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严重的肺病，她的身体极度虚弱，是被担架抬着走上长征路的，一路上吃了不少苦。但她仍然亲切温和，坚强地与病痛抗争着。

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这是旧社会带给她的磨难。

但她爬山走路从不落后，休息时还帮忙照顾其他同志，她是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其中的艰苦想一想就知道了。

还有几位女同志，在长征路上经历了怀孕生子的痛苦折磨，这也是夫人团的长征路走得倍加艰辛的一个方面。

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红军。她是怀着孕偷偷跟上长征队伍的。等到队伍发现时，再让她回去已经太危险，就放到干部休养连，让女同志们好好照顾她。谁知道她根本不用别人照顾，还抢着去照顾别人。

夫人团的女战士们还是精心地看护她，因为她是第一胎，很容易出危险。她就这样挺着个大肚子，跟着长征队伍走。在翻越著名的老山界时，一向活蹦乱跳的她，走得很吃力。有一位女同志搀着她。她还是很不舒服。

“怎么样?肚子疼吗?要不休息一会儿?”

“有一点儿，没事儿，等过了山再休息吧。”曾玉忍着痛笑一笑，坚持着爬过了山。下山没多久，她就生了。当时生了好久，她的脸都疼得扭曲了。

生完孩子后，她很虚弱，当时部队里没有吃的，女战士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成汤给她喝。蔡畅知道后，说：“不能饿着孩子，也别让大人落下玻”然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俩喝。这位坚强的女性，就是在长征途中的艰苦条件下，经历了她人生中的重要环节——分娩。

在长征路上生产的还有贺子珍和陈慧清。在离开瑞金时，根本不知道怀孕了，就这么跟着队伍走上了长征的道路。长征开始不久，她们先后发现已经怀孕了。

陈慧清生产时难产，她经受了非人的折磨。那时中央红军正在急行军，成千上百的敌人正紧紧追在身后，红军必须尽快通过贵州境内的一个山口。正在此时，二十六岁的陈慧清却要分娩了。

走是不能走了，战士们把她被抬到了路边的一个草棚里，焦急地守候在一边。但陈慧清因为难产，在草棚里疼得直打着滚。派去拦住敌人的红军寡不敌众，耳听着枪声越来越近，跟着守在一边的董必武对警卫员说：“去，告诉董振堂，这里在生孩子，让他必须把敌人顶住!”

董振堂把三十九团团长吴克华叫来说：

“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就给我顶多长时间!”

三十九团的红军战士，在距离陈慧清生产的草棚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用简陋的武器拼杀中，硬是阻住了敌人的进攻。战斗中，不断有战士跑过来问：“生了没有?还要多久?”

整整两个小时之后，孩子终于出生了。此时的陈慧清早已昏迷不醒，来不及看他的孩子一眼。董必武立刻让人把她抬走了。看着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年近五旬的老红军连连叹气，他掏出一张纸条，在上面恳切地写到：收留这个孩子的人是世上最善良的人。

然后他把纸条放进包着孩子的衣服里，把孩子轻轻放在了依然硝烟弥漫的路边。

陈慧清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或者说，陈慧清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孩子。这位坚强的女战士，在清醒过来之后，就面对了失去了孩子的残酷现实，这给她的身心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最受苦的就是贺子珍，她在山间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四个孩子，但孩子不能跟着行军，她见大家为难，就主动说：“把孩子送走吧，跟着我他也长不大。”

警卫员抱起刚出生的孩子，翻过山去寻找人家。回来后，对贺子珍说：“是个老太太，长的挺和善的。”贺子珍听了，半晌没有声音，然后，一直没有掉泪的她突然“哇”的一声，嚎啕(háotáo)大哭。

长征路上，她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抬伤员，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涉江河，吃野菜，啃树皮，历尽千辛万苦，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许多女战士都从鬼门关之前过了几次。

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环境酷寒，满山遍野全是雪。脚下踩的是厚厚的冰层，又硬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摔入万丈冰崖之下。女战士们背着卫生用具，有的还抬着担架，常常走一步退两步。

山上空气稀薄，呼吸不过来的时候，憋得脸发青，许多战士倒下去就再也没站起来。而女战士们一路跌跌撞撞地跟着队伍，用自己病弱的身体与严酷的大自然抗争。

过草地也是如此。草地像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变化多端的气候，深浅不知的草甸。

它时而哭，时而笑。一会儿晴空万里，碧空如洗，天高云淡，骄阳似火;一会儿天低云暗，乌云密布，狂风怒吼，阴雨绵绵;一会天公大发雷霆，电闪雷鸣;一会瓢泼大雨，倾盆滂沱(pānɡtuó)……那里的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的气味。

不知道有多少动物的尸体，曾陷落在里面。

而为了不步那些动物的后尘，走路要非常小心，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会被吞没。救也救不上来。女战士们一边忍着饥饿，一边背着过重的行李，在草地上小心翼翼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这样看来，她们又与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不同：她们以病弱的身躯，明显小于男性的力气，甚至是不利于远行的生理条件，坚持不懈，顽强拼搏，最终和大部队一起走出了草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她们的伟大，在于她们敢于去承担，在困难面前，冷静地想办法。整个行军过程中，她们发挥互助友爱，团结合作的精神，不轻易放弃一个同志，坚持跟着大部队不掉队。谁也没有想到，长征中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但在困难来临时，她们一件一件都克服了。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考验了她们的信念，也磨炼了她们的意志。这三十名女同志，除了三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二十七人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外界看来，她们是柔弱的，但就是这些柔弱的女红军战士，在战斗中以大无畏的精神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更显示了她们的力量与伟大。她们不愧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有力地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腊子口是岷山山脉 的一个重要隘口，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口宽约30米，周围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两个悬崖绝壁间夹着一道窄窄的山沟向上延伸，两边绝壁峭立。山中一道河水急流而下，隘口处的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横跨于两岸陡壁之上，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路。蒋介石在岷县 、腊子口地区配置了两个师，妄图凭借天险挡住红军的出路。鲁大昌 两个营的兵力驻守在腊子口，1个营扼守隘口，1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师主力配置在隘口以北至岷县一带，可随时增援。他们在桥头和山崖上构筑了碉堡，形成了交叉的火力网。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腊子口再险，红军也要攻下来，否则就得重回草地去。乌江、金沙江、大渡河 没有挡住红军的前进，雪山草地红军都走过来了。毛泽东果断地下达了“两天之内拿下腊子口”的命令。

9月17日下午，红1军2师4团向腊子口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可是由于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从下午攻到半夜，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有成功。在半夜时分，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作战方案。根握新侦察到的情况和战士们的建议，他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政委杨成武率领第6连从正面进行夜袭，夺取木桥;如果偷袭不成就连续发动进攻，达到疲劳敌人，消耗敌人弹药，造成敌人恐慌的目的。另一路由团长王开湘 率领第1、第2连，悄悄地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的崖壁，摸到敌人后面去。

战斗再次打响了，正当正面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迂回部队已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一个苗族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最先爬了上去，然后将事先接好的绑腿 缠在树干上放下来，后来的战士拉着绑腿一个接一个地全部上去。他们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后方，吓得敌人魂飞魄散，扔下枪支仓惶逃命。

聂荣臻 对攻占腊子口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道路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都活了。”

腊子口这一场极其惨烈的战斗，早已被当做经典战例载入长征史册。当年攻占腊子口，与其说是用手榴弹打开的，不如说是红军指战员 以血肉之躯夺取的。

《聂荣臻回忆录》 中这样写道：“我们过了腊子口，当夜又翻了一座山……过这座山牺牲了好几位同志。”没有提及腊子口战斗 的伤亡情况。

杨成武 在《忆长征》 中仅仅写了主攻六连的一笔伤亡数字：“突击队员们……急得直冒火，待敌人的手榴弹一停，又冲了上去。但几次冲锋，都没成功，先后伤亡了几个同志。”这是六连最初向敌人发起进攻受挫的伤亡记录。在此以后向敌人发起的多次猛攻，或“以小分队形式接二连三地向敌人轮番进攻”，直至最后的总攻击，六连有没有伤亡以及具体情况，团政委都只字未提。另据舒同 的文章记载，红四团 第一营在向敌后攀登悬崖绝壁的行动中“奋不顾身”，“有的跌死”，可惜没有死者名字。至于红四团整体的战斗伤亡情况，也是仅此而已，别的都无从得知。

指导员胡炳云 是红六连唯一的幸存者 。他在《腊子口上的红六连》中这样写道：“我方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而且伤亡了十多个人。”这一笔伤亡数字，同样是最初向敌人发起进攻受挫时的伤亡记录。而这一笔带过的“十多个人”，都没有姓名和职务。在以后的多次进攻中，都不曾提及连队的伤亡情况。在写到组织敢死队 时，作者回忆说：“参加敢死队的人，齐声宣誓：为英勇牺牲的同志报仇，不打开腊子口绝不回头!”究竟是什么人英勇牺牲，既无职务也无姓名。这篇3500字的回忆录，作者连第一人称的身份(职务)也没有注明，而以“我们”、“我们六连”、“我们连的几个干部”一笔带过。不仅如此，文章中对六连连长这一军事主官的职务及姓名，同样也只字未提。这种写法，为历史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缺憾。

胡炳云在进攻战斗中两条腿全都负伤，他也只字未提。他右腿上的一块弹片扎得较深，没办法取出，只是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坚持走到了大草滩、哈达铺 。

10月中旬，驻扎在靠近瑞金的一个村庄中的红一师师部即将转移，身为红一师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内心极不平静。夜里，他睡不着觉，一个人来到河边沉思。

哗哗的流水声衬托得寂静的夜晚更加安静，空中高挂的一轮明月给大地蒙上一层轻纱。在这样美丽的月夜，谭政的心却无法平和下来，呆呆地看着波涛翻涌、银光闪闪的绵水河，滔滔的河水在月色的映照下滚滚流过，他不禁思绪万千。

多年来，在苏区根据地的生活早让他们与当地的人民情深似海、血肉相连，这一走，乡亲们的安全怎么办?如何向一直支持着红军的乡亲们开口道别?

这片土地上染着多少革命战士的汗水与血水，这用鲜血换来的土地又如何能割舍得下?军队一离开，这些勤劳、勇敢、善良、淳朴的劳动人民很可能又要回到受地主恶霸欺压、受反动派压迫的苦难生活中去了。

一想到这些，谭政的心中就像着了火，急得几乎流下泪来。但他深切地知道，最重要的还是做通同志们和乡亲们的思想工作，不能让红军战士们的士气低落。

一走进会场，谭政心中一惊。参加会议的干部们个个低着头，无精打采，一种压抑的气氛弥漫着整个会常谭政还从未见过战士们这种样子，他下意识地调整了自己悲伤的情绪，决心要从思想状态上为红一师鼓舞士气。

“抬起头来，同志们!”谭政提高了嗓门，大声说着。可是同志们依然低着头，哭丧着脸，没有一点精神。

“怎么啦?这是怎么搞的?”谭政不由得有点恼火。

会场内一片沉寂，突然一位营长站起来，大声说：“谭主任，我想先给您提一个问题。”

“你问吧!”谭政也大声说，声音有力而干脆。

“我想知道，在敌人这么凶狠地进攻我们苏区的时候，为什么上级给我们的命令不是狠狠地反击，却是什么‘准备转移’，我想不明白!”随着这位营长的发言，参加会议的其他战士也都纷纷表示了类似的疑惑。

谭政一看会场的气氛渐渐热烈，大家都不再垂头丧气，就顺着大家议论的话题说：“我也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保存下革命的火种重要呢，还是在敌人进攻最凶狠的现在把我们最后的力量拼个精光，让乡亲们和我们一起死在这里重要呢?”

经谭政这么一问，会场的气氛立刻缓和下来，谭政的问题正是干部们质疑的关键，这些红军中的优秀干部很快领会了主任的意思，他们振作起来，打起精神投入对转移的具体任务分工的讨论中。

散会后，同志们分头去做各级战士的思想工作。谭政看着这些高水平的好干部，心中的愁云也一点点地散开。

第二天黎明，红军的部队整齐列队、整装待发。当地的村民早就聚集在村口送即将转移的红军战士。

本来，这是一次十分仓促的紧急转移，主要是中央领导博古和李德在指挥，包括政治局和红军的高级将领也没有开会研究，都不了解转移的计划，只是听命令行动。老百姓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红军要走了。

许多战士甚至来不及通知家属，但闻讯赶来的乡亲们还是在路旁排成了队伍为他们送行。许多老百姓、红军家属和走不了的红军伤病员都来了，有的还提着鸡蛋、鞋子和衣物，喊着：“早点打回来啊!”

乡亲们一边恋恋不舍地跟着红军队伍走，一边把从家里带来的鸡蛋、饭团往战士们的口袋里装，这些鸡蛋可是他们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他们自己都舍不得吃，在这离别的时刻，他们倾其所有，表达着对红军的无限感激与深深情意。许多村民一边流着泪一边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怎么走得这么急啊?”

……

许多曾经受过村民照顾的红军战士也泪流满面，拉着乡亲们的手感动地说：“大娘，别送了。”

“大叔，等我们打了胜仗再回来孝敬您。”

……

一时间，红军的队伍成了军民混合的人流。

和乡亲们的心情一样，红军战士也在担忧着红军走后中央苏区人民的安危。谭政和几名干部走在队伍的最后，不停地提醒乡亲们注意安全，劝乡亲们不要再送。这样的场面在每一个根据地都极为常见，根据地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是割不断的。

乡亲们不仅仅在背后支持红军长征，从长征开始的第一步，红军队伍就没离开过人民的帮助。红军战士处处为老百姓着想，百姓也各尽所能帮助红军，这才是军民互敬互爱的似海深情。

迢(tiáo)迢长征路上，军民鱼水情深，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渔民李声仁的故事就是这种情感的最佳证明。

李声仁出生在于都，全家以打渔为生，他从小就跟着父母漂泊在河上。1934年10月，红军八万多人的队伍集结在于都河南岸，准备渡河进行长征。十月十六日，恰逢重阳节。晌午时分，李声仁和未过门的妻子王九发在于都河鲤鱼潭捕鱼。几个红军战士将他叫到岸边，请求他们：“老乡，我们要过河去打白狗子(国民党反动派)，想请你们帮忙渡河。”

李声仁夫妇听说是要过河打他们痛恨的国民党反动派，非常高兴，二话没说就一口答应了。不仅如此，他们还立刻回家动员其他老乡帮忙。

下午五点钟，李声仁夫妇如约来到鲤鱼潭渡口和几十条渔船会合。许多乡亲们也自发赶来，帮着送水挑担。一个小时后，渡河开始了。大船每次可以坐十个人，小船每次只能坐五人，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来回一次大约要用二十分钟。

李声仁夫妇同撑一条船，丈夫在船头撑船，妻子在船尾掌握方向。六百米宽的河面，水流湍急，晚上，四下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此时天公也不作美，河面上刮起大风，河上波涛汹涌，小船在波涛上飘摇不定，稍微不小心就会翻船。

由于需要运送的战士非常多，船只又特别少，他们一分钟也没有休息，就这样在漆黑的夜晚，忙忙碌碌，不停地工作，直到天色渐渐泛白。当这对善良的夫妻送完最后一批战士时，他们手上已磨出了许多血泡，但他们没有说一声苦，道一声累。

10月18日晚上，另一批红军到达了于都河边，也要赶着渡过于都河。只休息了一天的李声仁又赶到最西端的石尾渡口，运送这批红军。

这一次渡河从晚上七点钟开始，河上早就一片漆黑了。一片片乌云从月亮前面走过，想把月亮遮住，月亮却透过云片倾泻下皎洁的光芒。借着这一点亮光，李声仁夫妇整整送了一夜。虽然已经筋疲力尽，但他们的心中充满着骄傲与自豪，为自己能帮上红军的忙而感到万分喜悦。

分别的时候，过意不去的红军给李声仁夫妇留下一块大洋、几斤大米和一句亲切的承诺：“感谢你们，等我们打了胜仗，一定回来报答你们!”

两个晚上，他们不计个人安危，用打渔的小船运送了几百个红军，这是多么深厚的鱼水情谊啊!

红军渡河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占领了于都，疯狂地搜捕送红军渡河的渔民，李声仁等船工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迫害，不得不背井离乡，流浪在江西泰和县、万安县等地，直到很久之后才回到故乡，连他的大儿子都是在异乡的船上出生的。

解放后，人民的政府没有忘记他们，工作人员千方百计地找到这些渔民乡亲，成立渔业合作社，让这些为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民过上了平安富足的好日子。

1.小毛驴帮助红军走出长征路的历史典故

2.长征中战友被冻成“石头”的历史典故

3.长征路上战胜疾病的历史典故

4.红军长征吃得苦中苦的历史典故

5.长征途中让人感动的历史典故

6.红军长征途中吃马肉的历史典故

7.马背上的小红军长征历史典故

8.百余红军在长征路上跳崖牺牲的历史典故

9.长征历史典故：夹金山的一天

10.长征历史典故：不朽的丰碑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草地的气候就是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冒出来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就有一场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 ，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光滑地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看不清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有几粒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撮撮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路，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冷不丁地连打了几个寒颤。他这才发现衣服已经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堆火烤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可是他仍然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里。突然，他的手触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口袋翻过来。果然，在口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面 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一会儿捏成长形，一会儿又捏成圆的，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我没有发现它!”

已经是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得饿得难以忍受。为了不至一口吞下去，他又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蓦地听见了一声低低的叫声：“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略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

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根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贮满了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像一块黑毡糊贴在前额上，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答答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无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的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 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张开眼睛，习惯地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却没有动得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这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一双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抬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翕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手停在半空，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这一刹那间，他觉得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那人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二，三，四……”

一共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询问地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爆发着一种喜悦的光。只见他合起党证，双手捧起了它，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进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地 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像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 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了。在风雨、在烂泥里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着一层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咝--咝”地响着……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其余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又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一，二，三，四……”

1936年5月底6月初，经历了无数的磨难，红6军团到达了西康境内。由于连续的草地行军，特别是长时间的断粮缺水，战士们的体力严重不足，部队疲劳到了极限。粮食问题再得不到解决，部队就很难再前进了。正当大家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叫稻城的小县城和红32军会合了。

红32军是为了专门接应红6军团来到稻城的。在最困难的时候见到友军，大家奔走相告，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本来疲惫不堪的身体好像一下子充足了电。

红32军给红6军团送来了一群大牦牛、肥猪和肥羊，一捆捆的羊皮背心、羊皮手套和睡觉用的皮垫子，还有不少青稞和豌豆。这样多的物资对他们来说真是“及时雨”。其实，红32军也是经过草地行军、忍饥受冻过来的，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红32军的战友们所体现的团结互助精神让人终身难忘。

一番休整后，红6军团又踏上了征程。当时全军上下竟连一口可以做饭的大锅也没有。原来部队集体用的厨具，随着行军作战已全部丢掉了。自从渡过金沙江后，干部战士都是分散野餐，用个人的搪瓷缸子当炊具。可红32军送给他们的这些肉食和粮食，怎样才能吃到嘴里呢?

为了不麻烦当地的藏族同胞，红6军团的先头部队向藏族群众买了几口大缸，用来煮肉。大家正准备美餐一顿时，没想到他们买的那些大缸经不起烈火高温的烘烤，肉还没煮熟，大缸就“砰”地一声炸了。有的连队由于烧坏了大缸，干脆就吃起了半生不熟的肉。买不起缸的连队，就把肉分割给个人，战士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在地上点上火，经过一番烟熏火燎之后，吃起了“熏肉”或“烤肉”，这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对一时吃不掉的牦牛，在行军中部队就用它们来驮枪械弹药，给病号骑，等需要的时候，然后再陆续杀掉改善生活补充给养。

每当大家吃牛、羊肉，看到牦牛在行军中所起的作用时，红6军团的战士们都会深情地怀念起红32军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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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长征历史典故：夹金山的一天

9.长征历史典故：不朽的丰碑

10.抬周总理担架过河的历史典故

1935年1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在阴雨连绵中攻下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

9日下午，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随军委纵队在群众夹道欢迎声中进城。红军总司令部住在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周恩来住在公馆二楼一间房里。柏辉章逃跑时非常慌张，房间里一片狼藉。

首长们的警卫员们从公馆的灶门口，小竹林里挖出了很多鸦片、烟土、银元、火腿。

警卫员范金标、魏国禄收拾周恩来住的房间时，发现了一个黄橙橙的东西，可以戴在手指上，大家都没有见过，有说是铜的，有说是金的，争论不休。有人说真金不怕火炼，烧烧看。烧了半天，擦掉灰土，嘿，金光闪亮!金的!

第二天早上，魏国禄带着金戒指去给周副主席送水洗脸，金戒指把周副主席眼睛晃了一下。周副主席厉声喊道：“魏国禄，你懂不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魏国禄答：“懂得!”周副主席问：“懂得很好!你执行得怎么样?”魏国禄懵懵懂懂的，回答：“我没有什么呀!”周副主席指着他手上的戒指问：“你手上那个东西是从那里来的?”魏国禄说：“昨天打扫房子捡的。”周副主席说：“打土豪要归公，你懂吗?这个房间是柏辉章的，他虽然逃跑了，可他家的一切东西，都是剥削劳动人民的不义之财，要归还贫苦人民。”魏国禄一听，从周副主席的房间跑出来，一溜烟儿去交给了指导员。

红军进入云南省马龙县，敌军部队、飞机对红军围追堵截，红军日夜急行军，当地老百姓听信国民党宣传都躲藏起来了，村里见不到人。首长警卫员们跑遍了村庄都搞不到吃的。魏国禄正在发愁，突然在一个老乡家里发现了两碗苞米饭和10个鸡蛋，高兴极了!心想周副主席与部队日夜兼程急行军，日夜指挥作战，10个小时滴水未进，颠回去马上做好，赶紧给周副主席端去。周恩来严肃地问：“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弄来的?”答：“买来的”。又问：“多少钱?”魏国禄答不上来，只好说：“老乡家里没有人，把钱放下，怕丢了，想让你先吃上饭，再说。”周副主席把碗放下，说：“不行，你们从哪里拿来的，赶快送回哪里去!随便拿老百姓东西，违犯革命纪律，要好好检讨!”魏国禄嘟囔着说：“那我送回去算了。”周恩来要他首先思想上要认识清楚，范金标提议先写个检查。周恩来同意了。两个警卫员写了好几遍，最后定稿大意是：大伯，大娘：我们红军路过此地，大休息时，我们一位同志一天没吃饭，想到村里买点东西吃，走了一圈儿，没有见到一个人，结果跑到你家里，拿了两碗苞米饭，10个鸡蛋。这是我们违犯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应该向您们赔礼道歉。先给您们留下此条，内有银元一块，作为苞米饭和鸡蛋的钱，请大伯大娘收下。

周恩来认真看过，说：“你赶紧送去吧!”然后吩咐警卫员把鸡蛋和苞米饭分给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几个首长分享。

红军翻越岷山，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山坳里都是回民，警卫员向回民借一个锅做饭，回民不借给。有警卫员说：“这里的老百姓真怪”，被周恩来听见，他说“不借就不借，另想办法嘛”。警卫员说：“不借给锅，我们没法做饭呀”!周副主席说：“宁肯不吃饭，也不要违犯回民政策。这是我们红军的纪律，你不懂吗?”

甘肃南部的山区，吃水很困难，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博古、李德等领导行军都喝不上水。到一个村里宿营，恰好还有一眼深井，但有10多丈深，用辘轳往上绞水。周恩来的两个警卫员魏国禄和吴开生去老百姓家里借了一水桶，抬着很长的井绳到老井旁排队，轮上他们后，绞上来，发现水桶的底掉了!不但没有解决副主席的喝水问题，反而把老乡水桶碰坏了。周恩来得知后，喝不上水，很晚才吃上饭，都不值一言，只是对碰坏老乡水桶生气，说：“同志，你们做事，为什么总是不小心?碰坏了水桶叫老乡用什么?你们要负责去挽回影响。马上去问问要少钱，赔人家，并且要好好地向老乡道歉!”

周恩来那时遇到的是警卫员碰坏了老百姓的水桶，倘若他碰到官员强拆民房将如何处理?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

为了消除部队的顾虑，毛主席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山比一比。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外，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心里涌起无限的感念。一首在江西中央苏区流行的山歌，又在我的耳边萦绕着：送得哥哥前线去，做双鞋子赠送你，鞋上绣了七个字，红军哥哥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起了我们离开中央苏区时的情形。一个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一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的字句。他说：“孩子，这鞋一穿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伴侣。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我第一次从腰里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苏区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口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了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同志们见了，都说这真是“救命鞋”。可是我也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一个大窟窿。以后，我更加倍地爱惜它。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越向上爬越陡，一会儿竟下起鸡蛋大的冰雹。狂风夹着冰雹，吹在身上，真像刀割的一样。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45斤的迫击炮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几次跌倒。每当我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苏区的老乡们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它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我赶忙把它脱了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首词就作于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军取得娄山关之战的胜利之后。那么娄山关战役是怎样得胜的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红军主力第二次过了赤水河，奉中央领导的命令，要在桐梓县，娄山关，遵义城沿线打几场漂亮仗，给蒋介石点颜色瞧瞧。

当时，除了挡在前方，根本不被我们放在眼中的王家烈部队之外，还有自出发时就一直跟在屁股后面猛追的周浑元。在战士们眼中，周浑元也是小菜一碟。他跟在红军身后，除了摸不清情况地乱追之外，连红军的影子都没见着。

“消灭王家烈!消灭周浑元!”这个口号每天都挂在战士们的嘴上。

二渡赤水河后，二郎滩战斗也取得了胜利，离遵义近了，战士们干劲十足，恨不能立刻就进了遵义县城。

沿途的百姓们成群结队站在大道两边欢迎红军的到来。乡亲们实在被国民党折腾得不像样，全身上下都破破烂烂的。不知队伍中谁喊了一句：“来当红军吧!打白狗子!过好日子!”

人群中的小伙子们就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每天都有几十个新兵入伍。红军的队伍一天天扩大。中央领导把当地的情况摸清之后，惩治了当地的坏地主，好好休整了队伍，然后继续向前方进发。

这次去遵义路上必经的桐梓县和娄山关，是国民党重兵把守的两个重要地区。从乌江沿岸逃走的王家烈，在这两处都留派了大批军队，但在英勇红军的进攻之下，桐梓县没能守多久，就被拿下了。接着就是攻下娄山关，那么再次夺取遵义就易如反掌了。

娄山关位于娄山山脉的最高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仰望山峰，峰上云雾弥漫，山径曲曲折折，像一条土黄色带子从云间飘落下来，人走在上面，就像一个个小白点，零零星星散布在带子上。

两边的山头也都又高又陡，关前的山路弯曲不平，就像李白的名作《蜀道难》中所说的那样，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势。

这座关卡平时通过都要万分小心，更不用说此刻有大批军队驻守了。

1935年2月25日早上，中央军委发出“应乘虚占领娄山关”的指示，并命令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负责指挥红一和红三军团，以及干部团进攻娄山关。

彭德怀同志接到任务后，思索了一会儿，把红三军团的第十三团的团长找来。

“抢夺娄山关是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我和政委商量了一下，决定将主攻的任务交给你们十三团，有没有问题?”

十三团团长听了一下跳起来，十分高兴军团长将这块“硬骨头”交给自己，急忙说“谢谢团长!谢谢政委!”

连道别都忘了，一路跑回营地报告这个好消息。

彭德怀看着他的背影，和杨尚昆相视一笑。不禁感慨万千：“党给我们培养了多好的同志啊!”

“是啊，这个十三团可是咱们红军的一把尖刀啊!”

红十三团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一九三三年就曾经打败过国民党军，有着光辉的战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有一场有名的“高虎脑万年亭战斗”，就是十三团打下来的。

那是一场空前残酷的战斗。由于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敌人的六个主力师，在大炮轰鸣、敌机环绕的配合下，向着我军防守薄弱的高虎脑阵地轮番攻击。

七架飞机在空中连续投弹，几十门大炮不停地发射，阵地上浓烟滚滚，炮声震天。而我们十三团的第七连，仍然坚强地守着阵地。等敌人接近了，首先用机关枪扫射，然后用手榴弹投击，最后怒吼着冲出去，把敌人拦阻在山下。

同样的冲锋，同样的轰炸，同样的喊杀;红军战士们也同样的坚强，同样的投手榴弹，同样的出击。这样连续了六次之多。每一次都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

敌人的官兵死伤无数，我们的七连也只剩下七个人了。敌人吓怕了，躲起来好几天不敢出战，十三团在这一战斗中英勇顽强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学习的。

而今天，对十三团来说，拿下这个娄山关根本不在话下。

彭德怀和杨尚昆不约而同地回想起那段光荣岁月，对十三团充满了信心。接着又派遣了一军团的第一团向娄山关东侧的石炭关绕行，从两侧攻击敌人。而其余部队就随着前锋，迈开大步向娄山关挺进。

消息传回十三团，同志们立刻兴奋起来。宣传队的同志在队伍中来回穿行，把上级的部署(shǔ)通知到每一个战士。

“同志们!鸦片烟鬼王家烈，轻轻松松就拿下!”众人嘻嘻哈哈地仍在谈笑，回想着战场上见过的烟鬼国民党兵。原来贵州出产鸦片，王家烈的队伍中有许多都是烟鬼。

“湘江走过了!乌江闯过了!苗岭爬过了!一个娄山关，同志们，难道飞不过吗?”

“飞过去喽!”听到的战士都大声回答，大家兴致高昂，越走越轻快，好像已经都长了翅膀了。“多缴枪炮多捉俘虏!补充我们的弹药库!”

大马路上，人声鼎(dǐnɡ)沸，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直奔娄山关。

突然，从娄山关的方向来了一群老百姓，他们都提着破旧的包袱，逃难一般地走来。一个红军干部上前询问，原来，王家烈怕桐梓县不保，想从娄山关派兵增援，援兵正从娄山关往这边赶呢。

十三团团长思索了一下，发出命令：急速前进，先跟增援的部队打一仗!战士们一个传一个，行军的速度立刻加快了。

远远地，已经能望见娄山关上的一个个山峰了，白云朵朵，环绕在半山腰。苍翠欲滴的参天古木，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生机勃勃。这是一幅多么优美的画卷，好像在呼唤着正义的红军战士：“快来吧!欢迎你们!”

走到红花园地区时，终于遇上了王家烈派来的援军。

这是预期中的战斗，由于红军早有准备，这一场遭遇战占尽了先机。

十三团想从中抓几个俘虏，了解一下关中的防守情况。于是，一向以敏捷迅速著称的第三营战士们，立刻爬上了左边的高山，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就抢占了敌人企图占领的最高点。在三营的掩护下，红军战士英勇无畏，飞速向前推进。

虽然敌军是王家烈部队的主力之一，但在红军战士的攻击下，这些平日耀武扬威的国军没有丝毫还手之力，一边战一边退，沿原路返回，又退回了娄山关。

十三团的战士们个个英勇，一边向前推进一边审问刚刚抓到的俘虏。有些俘虏早就不满国军的管理方式，见红军们向上冲锋，也跟着冲锋。红军战士们很高兴地接纳(nà)了他们。

他们熟悉关中的情况，知道王家烈的主力昨天晚上已赶到板桥地区去了，另外两个团出了娄山关。其中的一个团去支援桐梓县，已被红军打了回来;另一个团散布在四周，巩固娄山关的阵地。

转眼已到了娄山关下，主攻开始了。十三团的主力不顾一切地沿着马路跑步前进。指挥阵地响起冲锋号声，那激昂的曲调推动着战士们努力抢关。

从形势上看，对红军较为不利。红军虽然是进攻的一方，但地势较低，而且娄山关控制在敌人的手中，有一个团的兵力在固守着。而被红军打回去的支援部队虽然有伤亡，但仍有不少人逃了回去，也依据有利地势牢牢把守着。想要抢关，就不得不“仰攻”了，这对只有一个团的兵力的十三团来说有很大困难。

但猛虎一般的战士们抱定了一致的信念：无论如何都要夺取娄山!

指挥员观察了一下地形，发现右边的山都是悬崖绝壁，唯一的路被敌人用重火力封锁得严严实实;而左边的山上虽然本没有路，却可以爬过去。

可以先派一支队伍从左边爬上山去，抄小路到守娄山关的敌人的背后。然后其他部队从关前猛攻，牵制敌人的注意力，来个前后夹击!

计划定下来之后，指挥员叫过一营的营长，命他带领一营从正面进攻，最好攻下娄山关最高的一座山——点金山来，这座山可以俯视整个娄山关地区，是必须争夺的地方。

一营营长部署好了兵力：第一小分队从正面冲锋，第二小分队在不远的死角——敌人在关上看不到的地方隐藏起来，准备集中火力向敌人冲击。

指挥员一声令下，红军战士们喊着“杀呀——”向着敌人的阵地扑过去。手榴弹、冲锋枪，娄山关上的敌人见红军气势如虹地杀过来，都吓得目瞪口呆。有的干脆直接弃山而逃，有的勉强支持了一会儿，见红军来势太猛，好像根本不怕子弹和炸弹一样地冲上来，马上就要到达山顶了，也吓得转身就跑。很快，点金山就掌握在红军手中了。

登上了点金山顶，漫山遍野都是红军战士奋勇杀敌的身影，隔着两个不太高的山头，娄山关里的防御(yù)部署也清楚地摆在眼前。这两个山头都被敌人占据着。红军战士们正在向上冲锋。

天色渐晚，已近黄昏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小雨。此时战士们都是又累又饿，团长给同志们打气：“同志们!我们累了，敌人比我们还累!我们跟他们拼的就是体力!”

“大家冲啊!到娄山关里开晚饭!”

在团首长直接领导下，同志们的斗志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大家喊着各种口号组织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但这里的敌人异常顽固，刚刚打下去就又冲了上来，一次又一次，反复了四次之多，令红军战士觉得十分奇怪。

团长站在点金山最高点看得清楚，原来有一个军官站在后面，他的士兵被打退了，他就严厉地赶回来，杀了几个逃在最前面的，士兵们没办法只得又攻回来。

团长眼睛一转，让几个宣传队的队员冲着对面的阵地大声喊：“白军兄弟们，你们的长官自己躲在后面，让你们上来送死!”

“弟兄们，打死压迫你们的长官啊!”

“看看我们的长官，冲在最前面!你们这么拼命，为的哪个呢?看看你们长官，再看看你们自己!”

指挥员大声命令“打死他!”

几个神枪手瞄(miáo)准了那个军官，一击毙命!军官倒下了，敌人如潮水一般四散奔逃，冲锋部队乘机冲上去，占领了两个山头。

娄山关里驻守的敌人，一见前面的阵地都丢失了，吓得枪都不会打了，“砰砰”乱响就是打不着人。这时，从后面摸上山的同志们也喊声震天地冲了出来，敌人更是不敢再战，纷纷从小路逃走了。

就这样，娄山关被神勇的红军战士顺利地攻占了!

还是在孩童时代，就听大人讲谢振华的故事。说他少年得志，18岁就当红军的团政委，说他32岁便担任纵队司令和军长，说在上海战役时，他以一个军吃掉国民党美式装备的一个军，并活捉敌中将军长……

后来阅读红军战斗故事，知道了四渡赤水，巧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穿过沼泽大草地，抵达吴起镇，告捷直罗镇，这些举世罕见、惊天动地的人间壮举，谢振华将军都亲身经历过……

12月20日下午，记者来到北京万寿路一座静谧的院子，见到了敬仰已久的老前辈。听这位传奇将军讲述了70年前长征路上爬雪山的故事。

“长征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壮举。我们能够翻越大雪山、穿过沼泽草地，就是因为我们红军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老将军90岁高龄，身材魁梧，思维清晰，眼睛里充满着睿智，讲起话来声若洪钟。

1935年6月中旬，红三军团开始翻越夹金山。夹金山是一座海拔4500米高的大雪山。它横亘于四川西部的宝兴与懋功交界处，山岭逶迤，终年积雪，空气稀薄，行人呼吸困难。

年仅19岁的谢振华由团政委改任红三军团保卫分局执行科长，负责军团的收容工作，主要是把掉队人员和遗散的武器装备收拢起来，妥善处理，并随时报告敌情，还要保证自身和部队的安全。

在出发前，谢振华向大家特别强调了军团叶剑英参谋长提出的翻山四点要求：一不能快走，二不能说话，三不能坐下来休息，四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搞好团结互助。过夹金山时的两个细节令谢振华终生难忘：在山脚下，他看见彭德怀军团长亲自抽查一些连队的准备情况;行至半山腰，他又看见彭军团长的骡子上驮着文件，而他自己则与战士们一起艰难地一步一步往上走。彭军团长还大声命令一名体弱的战士抓住骡子的尾巴边滑边走。老将军说：“多少年来，我们就是照着彭军团长的样子做的。任何时候都要率先垂范，爱护士兵。”

老将军回忆道：那时的艰苦已经到了人的生理承受能力的极限，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他说：“我带收容队的同志走到一个避风的斜坡处，看见有十来个掉队的干部战士围着一堆燃尽的木炭坐着不动。我就过去喊他们赶快走，但他们一个个却像雕塑似的毫无反应。原来，他们已经牺牲。这是因为雪山上本来就缺氧，他们围在一起烤火取暖又消耗了许多氧气，结果因缺氧而牺牲。他们连名字都没有能够留下啊!”

越是艰难的时候，指挥员的作用越重要。老将军说：“本来行军就累得要命，而收容队员的任务更为艰巨。说实在的，那时，我的身体也挺不住了，但我还是咬紧牙关。雪山的天气像猴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天气还好好的，万里无云，顷刻间就狂风大作，有几个战士被吹出十几米远。接着雪和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边鼓动大家，一边搀扶着战士一步一步向前挪动。就这样，我们终于战胜了雪山。”

听长征的亲历者讲述爬雪山的故事，和读历史教科书的感觉不同。长征的艰难困苦是人世间罕见的，是任何语言都难以准确描述的。记者问老将军，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你们挺了过来?老将军答道：“是对革命的信仰，人不能没有信仰。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路上，我们红军战士之所以能够坚持过来，就是我们认为吃这种苦，是为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的翻身解放，相信跟着共产党，为人民打天下，一定会胜利。没有这种信念，是不可能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将军兴致极高，欣然挥毫泼墨：“长征精神代代相传”。老将军叮嘱说，“一个人、一个军队、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要有信仰，有理想，有一种精神。希望我们的年轻官兵牢牢记住这一点。”

最后，老将军还对记者谈起了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他说：“航天精神说到底是一种科学精神。我们继承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又有探索太空的科学精神，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中华民族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935年8月21日，红军开始过草地。行军队列分左右两路，平行前进。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率领，自四川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经过7天的艰苦努力，右路军到达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左翼为林彪的红1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右翼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殿后，走左翼行军路线。

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地，横宽300余里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红军过的草地主要是讲川西北若尔盖地区。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为泥质沼泽。它的形成原因很多，主要由于黑白两河——黑河(亦称墨曲河)和白河(亦称葛曲河)自南至北纵贯其间，起了重要作用。两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叉河横生，地势低洼，水流淤滞而成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成片，覆盖潴水。

沼泽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藏嵩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草地区域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幻莫测。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经过草地的。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二怕下雨;三怕过河。

长征虽然结束了，但中国革命的道路却没有结束，在红军战士们的顽强拼搏和努力下，中国革命的未来更加光明，更加充满希望。

回首长征，有许多重要的事件，使红军领导人带领着红军战士一步步转危为安。六次会师就是红军队伍的希望。

有人说：“会师是革命力量的汇聚，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红军会师史。”

是的，万里长征路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共同的战略目标和理想信念，使长征路上的各支队伍不畏艰险，奋勇向前。

一次次的会师，是一次次力量的融合，涌现出各路红军大团结的局面，为粉碎蒋介石的阴谋，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也为中国工农红军成功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打下了基矗木黄会师长征的序幕，是由红六军团西征开始的。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九千七百多人由江西出发，开始西征。经过近八十天的艰苦转战，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主力到达了贵州印江县的木黄，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不久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胜利会师。

此后，成立了以贺龙和任弼时为领导的总指挥部。

这是长征路上的第一次会师。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都万分喜悦，为了成功和同志相会而兴高采烈。随后，两支部队向湘西进军。

此时，中央红军正在准备战略转移。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的进攻，有效地牵制了敌人的兵力，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对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配合的作用。

长征一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就四处围追堵截红军队伍，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下了重重关卡，大大小小的战役打了一路，但长征路上的第一场硬仗——湘江之战，却是不得不说起的一战。

湘江战役是红军在长征开始阶段打得最惨烈的一次战役，甚至可以说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看着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江水，战士们的眼泪都流干了，这次惨败让许多有识之士警醒，他们都在思索着：为什么会失败?以后的仗要怎样打?

1934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这一命令立刻让行进中的红军队伍紧张起来。当时，中央红军后有追兵，左右两边又有堵截，湘江横在眼前，及时抢渡是大部队转移唯一的选择。

11月21日，防守湘江沿线的国民党兵不敢与红军硬碰硬，以兵力不足为借口，撤走了原本驻扎在湘江防线的部队，使蒋介石计划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无人防守的缺口。这是天赐良机，能不能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就在此一举，但中央红军却没能抓住这个机会。

自中央军委下达了渡江命令之后，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就于二十七日赶到了界首渡口。由于原来的驻军已经撤走，而被蒋介石派来接替防守的部队还没有赶来，这个渡口就无人把守。

红军战士没有经过战斗就顺利占领了这一渡口，并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六十华里的湘江两岸。而此时，中央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远的地区，只要赶到渡口就可以平安地过江了。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湘江两岸都在红军的控制之下，不用顶着枪林弹雨渡河。剩下的工作就是争取时间，在敌人的守军还没来之前渡过湘江。

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着一道，但中央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速度。敌人随时都会来，所有人都焦急万分。

红军的行军速度一直都很快，怎么这一次就是快不了呢?原来，在突围前，中央领导想将整个中央苏区几年来的家当都搬走，雇佣了几千名挑夫，整个兵工厂都拆卸下来，绑成担子。凡是能带走的东西都装在驴子和马匹上，比如大炮、印钞机、文件档案，都带上了，就连工厂里的机器也不例外。

一门大炮拆卸以后就要八个人抬着走。大炮底盘就要十几个人才抬得动;工厂的石印机也舍不得扔下，要七、八个人抬着。这样庞大的运输队伍，在宽阔的大道上都不可能走快，更不用说在湘江沿岸的羊肠山道上了。

而当敌人摸清红军是要转移到湘西以后，就从四面八方调集重兵建立了三道封锁线。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不顾敌我力量的强弱对比，仍然采取硬碰硬、死拼的办法对付敌人，反对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游击战术。这样一边打一边走，还带着大量的负担，使红军每天行军的速度跟蜗牛一样。

11月 26日，走了八公里;

11月 27日，人困马乏，走得更少了，只有六公里;11月28日，军委纵队不得不改变计划，丢弃了一些笨重的器具，这一天走了二十八公里;11月29日，情况更加紧急，军委纵队命令，红军战士只留下必备的口粮和武器，全速向湘江进发。这一天走了三十二公里。

足足用了四天时间，中央军委纵队才赶到湘江岸边，准备开始渡江。遗憾的是，同样是在这一天，国民党的湘军和桂军也赶到了。敌人的部队蜂拥而至，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猛烈的攻击。

湛蓝的天空上飘着大朵大朵的白云，碧清的江水被习习的江风吹得波光粼粼，十分好看。湘江即使到了深秋，水势仍然很盛，风景如画的湘江沿岸，忙着渡江的红军战士坚守在两岸的渡口上，为了掩护中央军委渡江，他们丝毫也不敢放松警惕。

就在此时，白云之间忽然传来隆隆的巨响，黑压压的飞机铺天盖地地从云层中冒出来，在滚滚奔流的江上狂轰滥炸。红军没有高射炮，只能任敌人的飞机轰炸，完全没有反击的机会和能力。

有恃(shì)无恐的敌机大模大样地在天空中盘旋，有些甚至贴着树梢飞行。刚到江心的战士们死伤无数，鲜血染红了湘江的水流。

与此同时，敌人的大炮也在攻击着我们的红军战士。

炮弹一发又一发，红军的阵地上炸开一团又一团的火光。在重武器上，红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装备根本无法相比，但为了掩护中央军委成功过江，战士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炮弹与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躲避的战士被震得耳鼻出血，甚至昏死过去。但战士们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保卫中央军委纵队安全渡江!

武器装备简单的红军，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挡住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和炮弹，那种情景是难以想象的，是十分残酷的。但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红军战士们硬是用身体阻挡了敌人两天的进攻。

敌人的炮弹好像永无止境，红军战士心中的信念却比轰轰来袭的爆炸声更加坚定，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12月月1日，战争打响的第三天，战况进行到了最艰巨的时刻。敌人不再用重炮和飞机等重武器，而是对湘江两岸的红军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控制渡口，拦截正在强渡的红军队伍。这是面对面的厮(sī)杀，是生死存亡的战斗，是意志力与精神力的较量。

这个时候，什么都不再重要，双方拼的是勇气，是信念!不管敌人带着多么先进的武器冲上来，红军战士硬是用刺刀，用自制的手榴弹挡回去。

敌人的一个连被打退了，又冲上来一个营。

一个反动派冲过了防线，就有一个红军战士毫不犹豫地迎上去，给敌人迎头痛击。

敌人用机枪扫射着向前进攻，就有红军战士以身体作掩护，让战友们得以打退敌人。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役，但不管情况多么艰难，界首渡口始终掌握在红军战士们的手中。湘江两岸洒下了千千万万红军的鲜血，战士们却始终没有停止战斗。

12月1日下午五点钟，中央领导和红军大部队终于全部渡过了湘江，结束了轰轰烈烈的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中，红军以巨大的代价突破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战后清点人数，红五军团和少共国际师都损失过半;红八军团损失更为惨重，有三分之二的战士都在这一役中丧生;第三十四师在战斗中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拼尽全力，直到弹尽粮绝，除个别战士受重伤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壮烈牺牲了。

出发时，红军的队伍浩浩荡荡，有八万多人。但渡江之后，仅剩下三万多人，其中还有许多轻、重伤员。

望着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江水和江上漂浮着的烈士尸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几位中央红军领导的心情都异常沉痛。许多成功渡过江来的战士都痛哭流涕(tì)，为自己昔日的战友悲痛万分。

被狂轰滥(làn)炸之后的湘江，天空中浓烟滚滚，雾气笼罩，朵朵乌云浮在低空，使硝烟弥漫的江上更加压抑。原本碧清的湘江水已成了血色，秋风吹过，荡开红色的涟漪(lián yī)，满目都是尸体、行李、破碎的枪支和衣物，场面沉闷而悲壮。

往日并肩作战的同志，经此一役后就长眠江底，再也见不到了。这是红军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许多领导人都因此清醒地认识到，此时中央领导们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再这样继续下去，不仅长征无法完成，中国革命也将遇到极大的危机。

这场战役以后，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以及要求更换领导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使红军革命的方向有了向正确路线扭转的条件。

湘江之战中没有个人英雄，因为全体参加了湘江战役的红军将士都是英雄。他们凭借着极其简陋的武器和还没有修筑完成的工事，互相掩护，用生命的代价打退了一批又一批国民党反动派，用忘我的厮杀保存了革命的火种，用血的付出敲响了人们心中的警钟，是血色湘江之上最值得我们崇敬和怀念的集体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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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长征历史典故：夹金山的一天

10.长征历史典故：不朽的丰碑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决定到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急忙派出重兵，从四面八方堵截红军，扬言要把红军消灭在长江边上。

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指挥，根据情况变化而采取不同的方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四渡赤水，把敌人甩开后，红军各路大军连日向云南行进，使国民党滇军的主力不敢离开昆明，更没有兵力半路阻截。而后面的追军被远远甩在身后，无法及时赶到。

因此，金沙江沿线防守空虚，敌人暂时无力阻止红军北渡金沙江。中央军委抓住这次时机，当机立断地决定让红军大部队向金沙江前进，准备抢渡金沙江。

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派出一支机动灵活的小部队，装作要进攻昆明，给敌人以错觉，好引开敌人的注意力。而大部队同时急速向金沙江边推进。

金沙江是长江上游的一道天险，它穿行在四川和云南交界处的深山和峡谷之间。江面宽阔，水流湍(tuān)急，难以架桥，更难以涉(shè)水而过。如果红军不能渡过金沙江，就会被敌人围堵在江边的深山峡谷之中，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渡江任务十分紧急。

随着大军向金沙江边靠近，国民党反动派心中的疑云也终于散去。1935年4月28日，蒋介石终于恍(huǎnɡ)然大悟，明白红军主力的动向是要北渡金沙江，于是立刻下达命令，占领了长江上所有主要的渡口，搜光了所有船只，并严令封锁江面。

在红军抵达金沙江前夕，江边的敌人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所有的船只都已运到江北，国民党派飞机每天侦查轰炸，企图吓阻红军。

经过侦察，红军决定在一个叫皎(jiǎo)平渡的地方过江。这个渡口位于四川会理县与云南元谋县交界的地方。

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接受了这个任务。

干部团的团长是陈赓，政委是宋任穷。周恩来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到干部团进行部署，而且由善于指挥战斗的刘伯承担任先遣司令。经过商量，一致决定由第三营担任先遣营。

1935年5月3日，接到任务后的先遣营同志们二话没说，按照刘伯承司令的指挥，都化装成敌人的样子，翻山越岭，不眠不休，足足走了一百八十多里，当晚就赶到了金沙江边。

在离皎平渡口五六十里的地方，红军抓到了一个敌军的奸细。这家伙肥头大耳，胖墩(dūn)墩的，一看到红军战士还以为是自己人，立刻上前搭话。

红军战士用枪指着他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大胖子有点害怕，哆哆嗦嗦的回答：“自己兄弟，别动刀动枪的。我、我们团总让我到江边传达命令。”

红军战士瞪了瞪眼，把大胖子吓得直往后退。

“说!让你传达什么命令?”

“团、团座让把江边的渡船都烧掉，一条也别留给共匪。”

战士们听了，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必须尽快向上级反应。于是大胖子被送到了营部，由刘伯承司令亲自进行审问。刘伯承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他一会儿，问道：“你说你是来传达命令的?都传达给谁了?”

大胖子摸不清头脑，只知道这是个长官，马上敬了个军礼。

“报、报告长官，我刚刚坐船从对岸过来，还没来得及通知下去。团总说不能给共匪留下一条船。”

得知命令还在大胖子手里，船还没有都烧掉。刘伯承稍稍放下了心，然后严厉地说：“我们就是红军!渡船如果少了一只，拿你是问!”

大胖子一听是红军，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刘伯承让一个战士把他带下去看管起来。

按照奸细的交代，又经过详细地侦察，红军进一步了解到：金沙江对岸驻守的敌军只有一个厘金局(税务局)和一个保安队。一共有几十条枪，并没有正规部队。而且在对岸的河边还停着两条木船，可以抢过来渡江。

刘伯承前思后想，决定好好利用这些情报。先派一个连的战士强行渡江，将对岸的敌人收拾了之后，其余的两个连和工兵连再迅速过江。这样就可以控制皎平渡两岸的渡口，有利于大部队安全、迅速地渡江。

半夜十二点，先遣连在渡口找到了送大胖子过来的船，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悄悄地渡到北岸。敌人的哨兵还以为是派出的探子回来了，没有盘问一句就放行了。

先遣连给敌人来了个突然袭击，放倒了几个哨兵，缴获了停在岸边的木船。随后用缴获的两只木船将两个排的红军运过了江，留下一个排警戒。

先过来的两个排立刻采取行动，分别去收拾厘金局和保安队的敌人。敌人都没有想到红军那么快就过了江，还没来得及盘问就当了俘虏，被红军战士们缴了枪，垂头丧气地缩成一团。

第一排的红军迅速攻到保安队，敌人的哨兵喝道：“谁?”

刚抓来的一个俘虏回答：“是自己人，保安队的!”

话音还没有落地，哨兵就被红军战士勒(lēi)住了脖子。十几个红军战士冲到屋里大喊：“缴枪不杀!”

哪里用得着红军缴他们的械?屋里的敌军没有一点战斗的意思，都躺在床上抽大烟呢!满屋里气味难闻，烟气腾腾，敌兵拿着大烟枪吓得目瞪口呆，乖乖投了降。有几个敌兵还把大烟枪递给红军战士，以为让上交呢!

第二排的红军战士打到了厘金局，屋里的敌人正围坐在一起打麻将。吆喝声、叫喊声、笑骂声、麻将的哗啦哗啦声……不绝于耳，十分混乱。红军战士装扮成交税人混了进去，趁敌人玩得忘我，将他们一网打荆不费一枪一弹发了一笔财——没收了牌桌上的5000元大洋。

就这样，红军战士们干净利索地占领了皎平渡口，无一伤亡。然后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又找来四只小船，连缴获敌人的三只，一共七只船，拉到渡口。从五月三日到五月九日，日夜不停把红军大部队从容地运过了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这些船工因为帮助了红军付出了很大代价，红军走后，国民党兵重新占领了皎平渡地区。很多帮助红军渡江的船工都受到迫害，受了很多苦，但他们一点都不后悔曾帮助红军渡江。

与此同时，担负牵制敌人注意力任务的九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中央军委的命令，一直在贵州西部绕圈子，与敌人捉迷藏。他们牢记中央军委的嘱托，时而东时而西，忽然向南又忽然向北，有时候在深山老林中停留几日，让敌人伤透了脑筋，牵制了敌人一部分兵力，为大部队过江赢得了时间。

五月六日，他们也来到金沙江边，并于五月九日在树节渡口顺利渡过金沙江。他们渡江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江边，但这时候渡江战役早已结束，红军早已毁船离去，无影无踪了。

渡金沙江的过程主要是两个字：“巧”和“神”。

先遣连碰巧抓住了敌人的探子，这才能凭借巧计顺利夺船强渡;而对被轻易俘虏的守江敌军来说，突然出现的红军战士就像天降神兵。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红军是怎样迅速过江的。但对红军战士而言，没有过不去的难关，只要肯动脑筋想办法，任何难题都可以成功解决。

中央红军顺利地北渡金沙江，除了在江边与敌人缠斗的战士略有伤亡外，其他战士伤亡很少。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毛泽东《七律·长征》一诗中说“金沙水拍云崖暖”，这场胜利的确可以说是革命形势解冻的先兆。

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它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如果红军过不去江，就有被敌人压进深山狭谷，遭致全军覆灭的危险。当红军大队人马向金沙江挺进时，蒋介石如梦初醒恍然大悟，认定红军的目的既不在贵阳，也不在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无疑”。1935年4月28日，他下达命令，控制渡口，毁船封江。就在红军进抵金沙江前夕，江边的敌人已将所有船只掠到北岸了。

1935年5月3日，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接受了抢夺皎平渡的任务。他们二话未说，翻山越岭日夜兼程180里，当天夜晚就来到了金沙江边。在渡口，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一条船。原来这条船是送探子来南岸探查情况的，探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后来，他们又在当地农民的协助下，从水里捞出了一条破船，用布把漏洞塞上。

然后，他们乘坐这两条船悄悄地渡到北岸。敌人的哨兵以为探子回来了，没有在意。他们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举消灭了一连正规军和一个保安队，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渡口。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五条船，动员了36名艄公。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赶到了龙街渡口，红三军团赶到了洪门渡，但这两个渡口都没有船只，加上江宽水急无法架桥。军委命令他们迅速转到皎平渡过江。

从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这7只小船从容地过了江。担任后卫的9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军委命令一直在黔西绕圈子，时东时西，忽南忽北，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5月6日，他们到了云南东川与巧家县之间，并于5月9日在树节渡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南岸。可是红军已经毁船封江，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

采访中，提到雪山草地，几乎每一位经历过长征的老人，都用了一个“苦”字。

爬雪山、过草地，今天已成为人们体验长征精神的重要方式。然而，70多年前红色大军的雪山草地之行，却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死亡行军。

夹金山下的硗碛村，红军翻越夹金山纪念碑矗立山间，与远处的夹金山遥遥相望。

主峰海拔4950多米的夹金山，被当地藏族同胞视为“连鸟儿也难以飞过”的神山，也是长征中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1师4团作为全军先遣队来到夹金山下，拉开了长征路上最为悲壮的行程的序幕。

“那天是农历五月初四，他们从山上下来时，穿的衣服五颜六色，什么样式都有。人都很瘦，差不多皮包骨头了。”回忆起红军到达四川小金县达维镇的情景，92岁的张绍全至今记得很清楚，“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身着破烂的单衣，打满血泡的脚上缠着干树皮……”

“实在冷得不行，大家就人靠人挤在一起。继续行军时，总有一些战友再也不能起来。”当时只有19岁的郝毅说。

有一天，郝毅实在走不动了，朦胧间看见前面有一块大石头，就把小包袱放在上面，想坐下来歇息一会儿。谁知，刚一坐下，大石头就歪倒了——原来是前面部队牺牲的战友，身子已经僵硬了。

老红军刘承万提起过雪山，仍忍不住悲痛的泪水：“好多战友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许多人冻僵了，滑倒后像炮弹一样飞出去，在冰崖下没了踪影。”

党岭山是长征路上红军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当时，老红军刘洪才刚满21岁。

“党岭山，党岭山，上下总有二百三，终年积雪无人烟，十人上山九不还。”刘洪才跟着部队走到山下，好心的藏族同胞前来劝阻：上去的人不是陷在冰穴里活活冻死饿死，就是被“山妖”抓去连尸体都找不到……

夜幕降临，刘洪才和战友们挤在雪洞里，用体温相互取暖，极度疲劳的他们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醒来了，只有副班长还躺着，一动不动。我喊了两声，他也不理。”刘洪才过去一推，才知道副班长已经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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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秀英和邓玉乾是姐弟俩，那一年，姐姐13岁，弟弟6岁。爸爸是一名红军战士，他要参加长征了，妈妈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带着两个孩子也长征!就这样，他们紧跟着部队的家属队开始了遥遥无期的长征。

妈妈背上铺盖卷，邓秀英和弟弟在后面跑，可是即便这样，前面的队伍走得很快，他们根本跟不上队伍，更找不见爸爸在哪里。妈妈背上是沉重的铺盖，怎么办?邓秀英决定背上弟弟邓玉乾，可是，邓秀英才13岁，身高还不到1.3米，她还是个没长大的小姑娘。弟弟邓玉乾虽然才6岁，身高刚齐姐姐的腰，但体重已经不轻了。

妈妈就用一根麻绳把邓玉乾结结实实地捆在邓秀英身上。弟弟很重，邓秀英只好猫着腰向前走去，一开始还不觉得累，可是，走一会儿，就觉得喘不上气来，到了休息的时候，赶紧让妈妈把弟弟解下来，这时候，邓秀英才能歇口气。

草鞋很不结实，总是走一天就穿烂了，休息的时候，邓秀英发现自己的脚趾头、脚后跟都给磨破了，结成了痂。最难以忍受的是饥饿。邓秀英懂事了，知道哭也没用，可是弟弟很小，在枪声中都没有哭过，却总是饿得哇哇大哭，每次有吃的，她们母女俩总是让弟弟先吃。然而，吃的实在太少了。又一次，妈妈饿晕了，倒在了地上，邓秀英以为妈妈死了，姐弟俩趴在她身上大声哭喊，后来，有个红军叔叔看见他们了，就拿出自己仅有的一把豌豆面，邓秀英就把豌豆面喂到妈妈嘴里，过了好久，妈妈终于醒了……

邓秀英搀扶着身体虚弱的妈妈，背着走不快的弟弟，沿着大部队走过的路上留下的宣传告示连夜追赶部队，不料被土匪拦住了去路。土匪把他们带到在一片密林里，把这母子三人当做奴隶卖掉了，而且卖给了三个不同的人。从此，这母子三人身在异处，不知道亲人下落，更不知生死。

过了7年，邓玉乾从主人家逃了出来，他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走，一家一家地找，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他找到了母亲，也找到了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