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征的典故【经典19篇】

邓秀英和邓玉乾是姐弟俩，那一年，姐姐13岁，弟弟6岁。爸爸是一名红军战士，他要参加长征了，妈妈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带着两个孩子也长征!就这样，他们紧跟着部队的家属队开始了遥遥无期的长征。

妈妈背上铺盖卷，邓秀英和弟弟在后面跑，可是即便这样，前面的队伍走得很快，他们根本跟不上队伍，更找不见爸爸在哪里。妈妈背上是沉重的铺盖，怎么办?邓秀英决定背上弟弟邓玉乾，可是，邓秀英才13岁，身高还不到1.3米，她还是个没长大的小姑娘。弟弟邓玉乾虽然才6岁，身高刚齐姐姐的腰，但体重已经不轻了。

妈妈就用一根麻绳把邓玉乾结结实实地捆在邓秀英身上。弟弟很重，邓秀英只好猫着腰向前走去，一开始还不觉得累，可是，走一会儿，就觉得喘不上气来，到了休息的时候，赶紧让妈妈把弟弟解下来，这时候，邓秀英才能歇口气。

草鞋很不结实，总是走一天就穿烂了，休息的时候，邓秀英发现自己的脚趾头、脚后跟都给磨破了，结成了痂。最难以忍受的是饥饿。邓秀英懂事了，知道哭也没用，可是弟弟很小，在枪声中都没有哭过，却总是饿得哇哇大哭，每次有吃的，她们母女俩总是让弟弟先吃。然而，吃的实在太少了。又一次，妈妈饿晕了，倒在了地上，邓秀英以为妈妈死了，姐弟俩趴在她身上大声哭喊，后来，有个红军叔叔看见他们了，就拿出自己仅有的一把豌豆面，邓秀英就把豌豆面喂到妈妈嘴里，过了好久，妈妈终于醒了……

邓秀英搀扶着身体虚弱的妈妈，背着走不快的弟弟，沿着大部队走过的路上留下的宣传告示连夜追赶部队，不料被土匪拦住了去路。土匪把他们带到在一片密林里，把这母子三人当做奴隶卖掉了，而且卖给了三个不同的人。从此，这母子三人身在异处，不知道亲人下落，更不知生死。

过了7年，邓玉乾从主人家逃了出来，他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走，一家一家地找，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他找到了母亲，也找到了姐姐。

还是在孩童时代，就听大人讲谢振华的故事。说他少年得志，18岁就当红军的团政委，说他32岁便担任纵队司令和军长，说在上海战役时，他以一个军吃掉国民党美式装备的一个军，并活捉敌中将军长……

后来阅读红军战斗故事，知道了四渡赤水，巧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穿过沼泽大草地，抵达吴起镇，告捷直罗镇，这些举世罕见、惊天动地的人间壮举，谢振华将军都亲身经历过……

12月20日下午，记者来到北京万寿路一座静谧的院子，见到了敬仰已久的老前辈。听这位传奇将军讲述了70年前长征路上爬雪山的故事。

“长征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壮举。我们能够翻越大雪山、穿过沼泽草地，就是因为我们红军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老将军90岁高龄，身材魁梧，思维清晰，眼睛里充满着睿智，讲起话来声若洪钟。

1935年6月中旬，红三军团开始翻越夹金山。夹金山是一座海拔4500米高的大雪山。它横亘于四川西部的宝兴与懋功交界处，山岭逶迤，终年积雪，空气稀薄，行人呼吸困难。

年仅19岁的谢振华由团政委改任红三军团保卫分局执行科长，负责军团的收容工作，主要是把掉队人员和遗散的武器装备收拢起来，妥善处理，并随时报告敌情，还要保证自身和部队的安全。

在出发前，谢振华向大家特别强调了军团叶剑英参谋长提出的翻山四点要求：一不能快走，二不能说话，三不能坐下来休息，四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搞好团结互助。过夹金山时的两个细节令谢振华终生难忘：在山脚下，他看见彭德怀军团长亲自抽查一些连队的准备情况;行至半山腰，他又看见彭军团长的骡子上驮着文件，而他自己则与战士们一起艰难地一步一步往上走。彭军团长还大声命令一名体弱的战士抓住骡子的尾巴边滑边走。老将军说：“多少年来，我们就是照着彭军团长的样子做的。任何时候都要率先垂范，爱护士兵。”

老将军回忆道：那时的艰苦已经到了人的生理承受能力的极限，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他说：“我带收容队的同志走到一个避风的斜坡处，看见有十来个掉队的干部战士围着一堆燃尽的木炭坐着不动。我就过去喊他们赶快走，但他们一个个却像雕塑似的毫无反应。原来，他们已经牺牲。这是因为雪山上本来就缺氧，他们围在一起烤火取暖又消耗了许多氧气，结果因缺氧而牺牲。他们连名字都没有能够留下啊!”

越是艰难的时候，指挥员的作用越重要。老将军说：“本来行军就累得要命，而收容队员的任务更为艰巨。说实在的，那时，我的身体也挺不住了，但我还是咬紧牙关。雪山的天气像猴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天气还好好的，万里无云，顷刻间就狂风大作，有几个战士被吹出十几米远。接着雪和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边鼓动大家，一边搀扶着战士一步一步向前挪动。就这样，我们终于战胜了雪山。”

听长征的亲历者讲述爬雪山的故事，和读历史教科书的感觉不同。长征的艰难困苦是人世间罕见的，是任何语言都难以准确描述的。记者问老将军，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你们挺了过来?老将军答道：“是对革命的信仰，人不能没有信仰。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路上，我们红军战士之所以能够坚持过来，就是我们认为吃这种苦，是为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的翻身解放，相信跟着共产党，为人民打天下，一定会胜利。没有这种信念，是不可能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将军兴致极高，欣然挥毫泼墨：“长征精神代代相传”。老将军叮嘱说，“一个人、一个军队、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要有信仰，有理想，有一种精神。希望我们的年轻官兵牢牢记住这一点。”

最后，老将军还对记者谈起了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他说：“航天精神说到底是一种科学精神。我们继承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又有探索太空的科学精神，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中华民族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派了两个团防守泸定桥，阻拦红军北上;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妄想把我红军消灭在桥头上。我军早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敌人的两个旅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敌人前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

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都淋透了。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

忽然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后面了。

泸定桥离水面有好几丈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两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就像荡秋千似的。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链。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山峡里直泻下来，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涛声震耳欲聋。桥对岸的泸定桥背靠着山，西门正对着桥头。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红军的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1935年1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在阴雨连绵中攻下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

9日下午，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随军委纵队在群众夹道欢迎声中进城。红军总司令部住在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周恩来住在公馆二楼一间房里。柏辉章逃跑时非常慌张，房间里一片狼藉。

首长们的警卫员们从公馆的灶门口，小竹林里挖出了很多鸦片、烟土、银元、火腿。

警卫员范金标、魏国禄收拾周恩来住的房间时，发现了一个黄橙橙的东西，可以戴在手指上，大家都没有见过，有说是铜的，有说是金的，争论不休。有人说真金不怕火炼，烧烧看。烧了半天，擦掉灰土，嘿，金光闪亮!金的!

第二天早上，魏国禄带着金戒指去给周副主席送水洗脸，金戒指把周副主席眼睛晃了一下。周副主席厉声喊道：“魏国禄，你懂不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魏国禄答：“懂得!”周副主席问：“懂得很好!你执行得怎么样?”魏国禄懵懵懂懂的，回答：“我没有什么呀!”周副主席指着他手上的戒指问：“你手上那个东西是从那里来的?”魏国禄说：“昨天打扫房子捡的。”周副主席说：“打土豪要归公，你懂吗?这个房间是柏辉章的，他虽然逃跑了，可他家的一切东西，都是剥削劳动人民的不义之财，要归还贫苦人民。”魏国禄一听，从周副主席的房间跑出来，一溜烟儿去交给了指导员。

红军进入云南省马龙县，敌军部队、飞机对红军围追堵截，红军日夜急行军，当地老百姓听信国民党宣传都躲藏起来了，村里见不到人。首长警卫员们跑遍了村庄都搞不到吃的。魏国禄正在发愁，突然在一个老乡家里发现了两碗苞米饭和10个鸡蛋，高兴极了!心想周副主席与部队日夜兼程急行军，日夜指挥作战，10个小时滴水未进，颠回去马上做好，赶紧给周副主席端去。周恩来严肃地问：“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弄来的?”答：“买来的”。又问：“多少钱?”魏国禄答不上来，只好说：“老乡家里没有人，把钱放下，怕丢了，想让你先吃上饭，再说。”周副主席把碗放下，说：“不行，你们从哪里拿来的，赶快送回哪里去!随便拿老百姓东西，违犯革命纪律，要好好检讨!”魏国禄嘟囔着说：“那我送回去算了。”周恩来要他首先思想上要认识清楚，范金标提议先写个检查。周恩来同意了。两个警卫员写了好几遍，最后定稿大意是：大伯，大娘：我们红军路过此地，大休息时，我们一位同志一天没吃饭，想到村里买点东西吃，走了一圈儿，没有见到一个人，结果跑到你家里，拿了两碗苞米饭，10个鸡蛋。这是我们违犯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应该向您们赔礼道歉。先给您们留下此条，内有银元一块，作为苞米饭和鸡蛋的钱，请大伯大娘收下。

周恩来认真看过，说：“你赶紧送去吧!”然后吩咐警卫员把鸡蛋和苞米饭分给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几个首长分享。

红军翻越岷山，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山坳里都是回民，警卫员向回民借一个锅做饭，回民不借给。有警卫员说：“这里的老百姓真怪”，被周恩来听见，他说“不借就不借，另想办法嘛”。警卫员说：“不借给锅，我们没法做饭呀”!周副主席说：“宁肯不吃饭，也不要违犯回民政策。这是我们红军的纪律，你不懂吗?”

甘肃南部的山区，吃水很困难，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博古、李德等领导行军都喝不上水。到一个村里宿营，恰好还有一眼深井，但有10多丈深，用辘轳往上绞水。周恩来的两个警卫员魏国禄和吴开生去老百姓家里借了一水桶，抬着很长的井绳到老井旁排队，轮上他们后，绞上来，发现水桶的底掉了!不但没有解决副主席的喝水问题，反而把老乡水桶碰坏了。周恩来得知后，喝不上水，很晚才吃上饭，都不值一言，只是对碰坏老乡水桶生气，说：“同志，你们做事，为什么总是不小心?碰坏了水桶叫老乡用什么?你们要负责去挽回影响。马上去问问要少钱，赔人家，并且要好好地向老乡道歉!”

周恩来那时遇到的是警卫员碰坏了老百姓的水桶，倘若他碰到官员强拆民房将如何处理?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

为了消除部队的顾虑，毛主席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山比一比。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外，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心里涌起无限的感念。一首在江西中央苏区流行的山歌，又在我的耳边萦绕着：送得哥哥前线去，做双鞋子赠送你，鞋上绣了七个字，红军哥哥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起了我们离开中央苏区时的情形。一个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一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的字句。他说：“孩子，这鞋一穿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伴侣。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我第一次从腰里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苏区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口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了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同志们见了，都说这真是“救命鞋”。可是我也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一个大窟窿。以后，我更加倍地爱惜它。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越向上爬越陡，一会儿竟下起鸡蛋大的冰雹。狂风夹着冰雹，吹在身上，真像刀割的一样。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45斤的迫击炮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几次跌倒。每当我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苏区的老乡们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它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我赶忙把它脱了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一天，红一方面军要实施转移，离开革命之都瑞金。战士们含着泪告别了那深深依恋着的土地和人民。由三十名女同志组成的队伍，也夹在其中。

她们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回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许多人的父母双亲，挚爱儿女，都因为革命工作需要而留在这里，她们怎么舍得离开这片土地呢?

但依恋归依恋，由于革命需要，这些女红军必须跟着部队转移，在卫生部和休养连开展工作。这些女战士都是不畏艰险，勇于向前的典型，这么艰巨的任务，她们不会因为一己之私而后退的。

出发时，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被分在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都是几位领导的夫人，另在一起。

加起来有三十名女同志。

当时的转移叫战略转移，出于领导们的要求，卫生部带的物品特别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要抬着出来，行动非常迟缓。而且，由于这次转移属于秘密行动，白天不能赶路，只能夜间行进。

天公也不作美，连着几天都阴天下雨的，同志们衣服都湿透了，贴在身上特别难受。泥泞的道路，非常难走。

同志们搬着沉重的器具，常常摔倒。那根本不是走路，只能说是在泥水里连滚带爬。

走了一个多月，才来到湘桂边境。由于多次与敌人遭遇，打了好几场仗，队伍中的伤员越来越多，卫生部的任务就越来越重，有几位妇女同志被调到担架连，负责抬担架和照顾伤员。原本就十分沉重的行李，分派到剩余的几位同志身上，更是举步维艰。

随着战争的继续，考验这些女同志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

一次，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部队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农民吓得扔下担架就跑了。把那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下。另一个抬担架的农民在担架旁急，却没有办法。

恰好一位卫生队的女同志，看到了这幅场景，她想：不能扔下伤员!于是不顾危险地冲上去，抬了担架就跑。

山势十分陡峭，为了保护伤员，女同志只得跪着爬行，膝盖上磕破皮，流了不少血，肩膀也磨出了血，钻心地疼。

但她知道不能停下，就算再累也得跟上队伍，不然伤员无法得到很快的救治。跌跌撞撞地，终于下了山，女战士把担架放到安全地带，再也支持不住了，趴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

原来她本身就有病在身，身体非常虚弱，自己都很需要人照顾。另一个担架员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不能干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抬吧，不然你要吃不消的。”

但荒山野岭的，上哪儿找男人去?女战士吐完血，用袖子抹了一下，抬起对她来说重于千斤的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在长征路上，像这样抬担架的女同志，还有好几个。她们完全忘了自己是女人的事，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照顾伤员是这些女同志的主要任务，但这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部队行军中缺医少药，许多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女同志们以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但也就只能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吃。有些受伤轻些的，能拄着拐棍自己走一段。但有的重伤员必须用担架抬着。例如英雄钟赤兵，就是被女战士们抬着走完长征的。

女同志们十分细心，她们知道，由于部队缺少药品和粮食，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所以，她们除了要护理好伤员的伤口，还要关注他们的心情，让他们尽量保持愉快，并且要四处找粮食。

这些工作让三十个女性来完成，实在是太艰巨了，但坚强的女战士们硬是坚持下来了。

长征时，她们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病痛：邓颖超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严重的肺病，她的身体极度虚弱，是被担架抬着走上长征路的，一路上吃了不少苦。但她仍然亲切温和，坚强地与病痛抗争着。

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这是旧社会带给她的磨难。

但她爬山走路从不落后，休息时还帮忙照顾其他同志，她是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其中的艰苦想一想就知道了。

还有几位女同志，在长征路上经历了怀孕生子的痛苦折磨，这也是夫人团的长征路走得倍加艰辛的一个方面。

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红军。她是怀着孕偷偷跟上长征队伍的。等到队伍发现时，再让她回去已经太危险，就放到干部休养连，让女同志们好好照顾她。谁知道她根本不用别人照顾，还抢着去照顾别人。

夫人团的女战士们还是精心地看护她，因为她是第一胎，很容易出危险。她就这样挺着个大肚子，跟着长征队伍走。在翻越著名的老山界时，一向活蹦乱跳的她，走得很吃力。有一位女同志搀着她。她还是很不舒服。

“怎么样?肚子疼吗?要不休息一会儿?”

“有一点儿，没事儿，等过了山再休息吧。”曾玉忍着痛笑一笑，坚持着爬过了山。下山没多久，她就生了。当时生了好久，她的脸都疼得扭曲了。

生完孩子后，她很虚弱，当时部队里没有吃的，女战士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成汤给她喝。蔡畅知道后，说：“不能饿着孩子，也别让大人落下玻”然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俩喝。这位坚强的女性，就是在长征途中的艰苦条件下，经历了她人生中的重要环节——分娩。

在长征路上生产的还有贺子珍和陈慧清。在离开瑞金时，根本不知道怀孕了，就这么跟着队伍走上了长征的道路。长征开始不久，她们先后发现已经怀孕了。

陈慧清生产时难产，她经受了非人的折磨。那时中央红军正在急行军，成千上百的敌人正紧紧追在身后，红军必须尽快通过贵州境内的一个山口。正在此时，二十六岁的陈慧清却要分娩了。

走是不能走了，战士们把她被抬到了路边的一个草棚里，焦急地守候在一边。但陈慧清因为难产，在草棚里疼得直打着滚。派去拦住敌人的红军寡不敌众，耳听着枪声越来越近，跟着守在一边的董必武对警卫员说：“去，告诉董振堂，这里在生孩子，让他必须把敌人顶住!”

董振堂把三十九团团长吴克华叫来说：

“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就给我顶多长时间!”

三十九团的红军战士，在距离陈慧清生产的草棚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用简陋的武器拼杀中，硬是阻住了敌人的进攻。战斗中，不断有战士跑过来问：“生了没有?还要多久?”

整整两个小时之后，孩子终于出生了。此时的陈慧清早已昏迷不醒，来不及看他的孩子一眼。董必武立刻让人把她抬走了。看着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年近五旬的老红军连连叹气，他掏出一张纸条，在上面恳切地写到：收留这个孩子的人是世上最善良的人。

然后他把纸条放进包着孩子的衣服里，把孩子轻轻放在了依然硝烟弥漫的路边。

陈慧清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或者说，陈慧清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孩子。这位坚强的女战士，在清醒过来之后，就面对了失去了孩子的残酷现实，这给她的身心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最受苦的就是贺子珍，她在山间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四个孩子，但孩子不能跟着行军，她见大家为难，就主动说：“把孩子送走吧，跟着我他也长不大。”

警卫员抱起刚出生的孩子，翻过山去寻找人家。回来后，对贺子珍说：“是个老太太，长的挺和善的。”贺子珍听了，半晌没有声音，然后，一直没有掉泪的她突然“哇”的一声，嚎啕(háotáo)大哭。

长征路上，她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抬伤员，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涉江河，吃野菜，啃树皮，历尽千辛万苦，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许多女战士都从鬼门关之前过了几次。

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环境酷寒，满山遍野全是雪。脚下踩的是厚厚的冰层，又硬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摔入万丈冰崖之下。女战士们背着卫生用具，有的还抬着担架，常常走一步退两步。

山上空气稀薄，呼吸不过来的时候，憋得脸发青，许多战士倒下去就再也没站起来。而女战士们一路跌跌撞撞地跟着队伍，用自己病弱的身体与严酷的大自然抗争。

过草地也是如此。草地像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变化多端的气候，深浅不知的草甸。

它时而哭，时而笑。一会儿晴空万里，碧空如洗，天高云淡，骄阳似火;一会儿天低云暗，乌云密布，狂风怒吼，阴雨绵绵;一会天公大发雷霆，电闪雷鸣;一会瓢泼大雨，倾盆滂沱(pānɡtuó)……那里的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的气味。

不知道有多少动物的尸体，曾陷落在里面。

而为了不步那些动物的后尘，走路要非常小心，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会被吞没。救也救不上来。女战士们一边忍着饥饿，一边背着过重的行李，在草地上小心翼翼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这样看来，她们又与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不同：她们以病弱的身躯，明显小于男性的力气，甚至是不利于远行的生理条件，坚持不懈，顽强拼搏，最终和大部队一起走出了草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她们的伟大，在于她们敢于去承担，在困难面前，冷静地想办法。整个行军过程中，她们发挥互助友爱，团结合作的精神，不轻易放弃一个同志，坚持跟着大部队不掉队。谁也没有想到，长征中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但在困难来临时，她们一件一件都克服了。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考验了她们的信念，也磨炼了她们的意志。这三十名女同志，除了三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二十七人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外界看来，她们是柔弱的，但就是这些柔弱的女红军战士，在战斗中以大无畏的精神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更显示了她们的力量与伟大。她们不愧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有力地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采访中，提到雪山草地，几乎每一位经历过长征的老人，都用了一个“苦”字。

爬雪山、过草地，今天已成为人们体验长征精神的重要方式。然而，70多年前红色大军的雪山草地之行，却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死亡行军。

夹金山下的硗碛村，红军翻越夹金山纪念碑矗立山间，与远处的夹金山遥遥相望。

主峰海拔4950多米的夹金山，被当地藏族同胞视为“连鸟儿也难以飞过”的神山，也是长征中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1师4团作为全军先遣队来到夹金山下，拉开了长征路上最为悲壮的行程的序幕。

“那天是农历五月初四，他们从山上下来时，穿的衣服五颜六色，什么样式都有。人都很瘦，差不多皮包骨头了。”回忆起红军到达四川小金县达维镇的情景，92岁的张绍全至今记得很清楚，“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身着破烂的单衣，打满血泡的脚上缠着干树皮……”

“实在冷得不行，大家就人靠人挤在一起。继续行军时，总有一些战友再也不能起来。”当时只有19岁的郝毅说。

有一天，郝毅实在走不动了，朦胧间看见前面有一块大石头，就把小包袱放在上面，想坐下来歇息一会儿。谁知，刚一坐下，大石头就歪倒了——原来是前面部队牺牲的战友，身子已经僵硬了。

老红军刘承万提起过雪山，仍忍不住悲痛的泪水：“好多战友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许多人冻僵了，滑倒后像炮弹一样飞出去，在冰崖下没了踪影。”

党岭山是长征路上红军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当时，老红军刘洪才刚满21岁。

“党岭山，党岭山，上下总有二百三，终年积雪无人烟，十人上山九不还。”刘洪才跟着部队走到山下，好心的藏族同胞前来劝阻：上去的人不是陷在冰穴里活活冻死饿死，就是被“山妖”抓去连尸体都找不到……

夜幕降临，刘洪才和战友们挤在雪洞里，用体温相互取暖，极度疲劳的他们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醒来了，只有副班长还躺着，一动不动。我喊了两声，他也不理。”刘洪才过去一推，才知道副班长已经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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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长征历史典故：夹金山的一天

9.长征历史典故：不朽的丰碑

10.抬周总理担架过河的历史典故

一支长长的红军队伍，在云中山的冰天雪地里，顶着混沌迷蒙的飞雪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像狼似的嗥叫着，要征服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的马，早已让给了伤号骑。将军和战士们一道踏着冰雪行军。他不时被寒风呛得咳嗽着。他要率领这支队伍向前挺进，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道。等待他们的将是十分恶劣的环境和十分残酷的战斗，可能三天两头吃不上饭，可能要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哦，可能太多了，这支队伍的素质怎么样呢?能不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

将军思索着……

前面的队伍忽然放慢了行军的速度，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干什么。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将军的警卫员回来告诉他：“……前面……冻死了一个人……”

将军愣了愣，什么话也没说，朝那边走去。风雪太大了。他步履有些踉跄，眼睛有点迷离。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一动也不动，好似一尊塑像。他浑身都落满了雪，可以看出镇定、自然的神情，却一时无法辨认面目，半截带卷的旱烟还夹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烟火已被风雪打熄。他微微向前伸出手来，好像要向战友借火……“怎么?他的衣服这么单薄、破旧?像树叶，像箔片一样薄薄地贴在身上……他的御寒衣物呢?为什么没有发下来?

将军的脸上顿时阴云密布，嘴角边的肌肉明显地抽动了一下，蓦然转过头向身边的人吼道：“叫军需处长来，老子要……”一阵风雪吞没了他的话。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

“听见没有?警卫员!快叫军需处长跑步上来!”将军两腮的肌肉大幅度地抖动着，不知是由于冷，还是由于愤怒。

终于，有什么人对将军小声地说了一声：“这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就要发火的手势突然停住了。他怔怔地伫立了足有一分钟。雪花无声地落在他的脸上，溶化成闪烁的泪珠……他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了右手，举至齐眉处，向那位与云中山化为一体的牺牲者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雪更大了，风更狂了。大雪很快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变成了一座晶莹的碑……

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地钻进了弥天的风雪之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又坚定的脚步声在说：“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参军前，李开友靠给有钱人放牛、割草、砍柴过活。1934年，18岁的他听说参加红军有饭吃，就跟着肖克的部队走了。

那时候李开友人小，个子也小，只能给部队当通信员。他每天的工作就是送信。只要有信，无论白天还是夜里，都要送。好在李开友聪明伶俐，每一次都能顺利把信送到。

过雪山时，李开友和其他通信员是整个部队的最后一部分，路上经常可以看见倒在路边死去的同志。大风一刮，有的原本埋在雪里的尸体，就露了出来。有些战士就用雪又把尸体埋起来。一开始，看到尸体，李开友很恐惧，怕自己也走不出雪山，死在雪山里。后来，尸体见多了，就不怕了，也更坚定了他过雪山的意志。

又一次，经过了千辛万苦，大家终于爬上了山顶，山顶的寒风吹得人站也站不稳，仿佛要把他们吹到天上去。力气小一些的“红小鬼”，只好一路拉着马尾巴借力。站在山顶，连飞机也似乎飞不上去了。有时候，还能看见国民党的飞机就在脚下盘旋。

过了雪山，部队的生活更是艰苦。幸运的是，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给他们弄了点酥油，发到每个人手里。

“可是李开友不喜欢吃这种东西。后来为了减轻行李重量，行动方便，他就把酥油都给扔掉了。他只带着点儿青稞炒面和豌豆就开始了草地行军。每次饿的时候就弄一小把炒面，(www.gs5000.cn，长征故事)加点水和在一起弄成糊吃。

草地一望无际，看上去是一层绿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可是走进去才知道，草的下面实际上都是水，人一踩下去就陷进了水里，大多数人的脚都沤烂了。如果脚上有伤口，极容易感染，许多战士都是因为感染伤口而丧命的。生病、受伤的同志奄奄一息的时候，大家又悲痛又惋惜，但又无能为力，心里别提多难受了。一旦有同志牺牲了，大家更是哭成一片。

更要命的是草地上的水，并不是都能喝。有的水黄黄的，人喝了就会中毒。中了毒的同志很快就变胖了。大家一看到某一个战士一夜之间变胖的话，就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

在草地里不光是没东西吃，也没东西烧。如果不下雨，还能找点干牛粪烧烧水，弄点热水喝。碰上下雨，牛粪也湿了，连热水也不能喝，大家又不敢喝生水，就只能干吃炒面。

部队原来还有马，后来首长看战士没有吃的，就把马都杀了分给大家。以前用来遮风挡雨的牛皮帐篷，或是包脚的牛皮都被收集起来，没办法的时候就把牛皮也全都烧着吃了。

粮食在一天天减少。后来，战士们不得不自己去找吃的。在草地里，找吃的是最大也是最危险的工作。

有一次，一个班的战士出去找吃的，结果全都被当地牧民武装砍死了。李开友的一个同乡也曾碰上过牧民武装，脑袋上被砍了一刀，耳朵都聋了，枪也被抢走了。

李开友这时候才明白，自己低估了行军的困难。之前自己把能吃的东西都扔了，后悔莫及。

当部队走出草地，进入哈达铺的时候，终于有了粮食。李开友一口气吃了两个锅盔，还吃了一斤肉，吃完连腰都弯不下去了，就那么一路挺着肚子，摇来晃去地跟着部队走。一天之后他开始吐，吐了好多，之后又连续吐了3次。而那些肚子鼓鼓的，没有吐出来的同志，就倒在路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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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雪山，过草地，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方，环境是那么恶劣，条件是那么艰苦，但就是在这些艰难困苦面前，才更显出了红军战士们的英勇向前，坚韧不拔。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下，所有的红军战士都迸(bèng)发出了最大的力量，向党和国家交上了满分的答卷。

更值得一提的，是广大红军中的干部们，他们为红军革命的胜利，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永远值得我们铭(mínɡ)记的。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班连负责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想办法让战士们生活得更好一点。

红军爬雪山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那个时候，死亡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但这件事情却使小战士胡冬生记忆了一辈子，并发誓，要扛起指导员的枪，继续走长征的路!

小战士胡冬生参加红军的时候，只有十六岁。他看到红军队伍从家门口经过时，战士们都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挎着一支支长枪，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整齐的步子，心里十分羡(xiàn)慕。

他立刻找到红军的领导，要求参军，当时，指导员看他虎头虎脑的样子，没嫌他小，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胡冬生这可美了，他想象着自己穿上军装，戴上那缀(zhuì)着一个红五星的军帽，再配上一支长枪，多神气啊!

可是，他刚一当上红军，红军就开始长征了，这下子转移得特别急，连粮食都没怎么带，谁给他发军服和军帽呢?更不用说枪了。

长征途中，跟在红军队伍里的胡冬生，在头上裹了一条毛巾，看着老战士们头上戴着的军帽，心里十分羡慕。

那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军帽，像小草在他的心里生了根，越看越痒痒，越看越觉得好看。

他想：长征走得急，来不及做军装。枪支紧张，也不能发枪，但我当了红军，起码应该先发一顶军帽啊!头上裹着一条毛巾，算什么红军呢!没有老红军那么神气。

所以，一路行军，小胡总缠着指导员。

“指导员，没有军装，没有长枪，先给发一顶军帽吧。”

“红军哪能不带枪呢?没有枪怎么打敌人?”

每一次，指导员都耐心地对他说：“小鬼，别着急!以后一定发给你!”

可是，长征以来，行军打仗，那么紧张，生活又是那么艰苦，指导员忙得脚不沾地，哪有时间和办法给他发军帽、发枪呢?小胡心里暗暗着急，一边打仗，一边惦(diàn)记着神气的军装。

这一天，部队就要爬雪山了。先前准备的粮食早就吃完了，战士们全都饿着肚子前进。宣传队的同志们在队伍中来回穿插，呐喊着鼓舞士气。

“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

“同志们，翻过这座山，就能休息开饭啦!已经过山的同志们，已经准备了吃的迎接我们啦!”

同志们打起精神，继续爬山，小胡也在战友的鼓励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不仅饿得头昏眼花，连腿都软了。

加上脚上的鞋也完全破了，走一步掉一下，小胡的双脚被冰雪冻得麻木了。他咬着牙，想着指导员平时说过的话，听着宣传队战士们的呐喊声，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

可是，冻僵的腿脚不听话，走着走着，小胡“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他实在走不动了。冰凉的双脚一点知觉也没有。心里想着要站起来，但挣扎了几下，怎么也站不起来了。他心里一急，不由得掉下了眼泪。

正在这时候，指导员也喘着粗气，从小胡身后走了过来。

连续几个月的急行军，指导员也疲惫不堪了。他没时间清理自己，乱糟(zāo)糟的胡子拖得老长，被冻得发青的脸上一丝血色也没有，肩膀都垂了下来。

他关切地问道：“小胡!觉得怎么样?”

小胡坐在雪地上，有气无力地说：“指导员，没什么，就是饿得走不动了。”

指导员哆哆嗦嗦的从兜里掏出一块煮熟了的牛皮，递给了小胡。“给，拿着。快点吃了好赶路，”小胡连忙推辞：“这是您的口粮，我不能要。”他知道，指导员也两天没吃东西了，他的身体受过伤，现在还没恢复，这个时候，这块牛皮就像指导员的生命一样珍贵。他怎么忍心吃下去呢!

指导员摇摇头，硬把牛皮塞到小胡手里。

“快吃了，我还有呢。”小胡热泪盈眶，颤抖着接了过来。

指导员一边看着小胡大口地嚼着牛皮，一边对小胡说：“这雪山上太冷，藏民的经验是：不能坐下来，坐下就会冻僵的。”又说：“革命是艰苦的，我们吃苦是为了更多的人幸福。一定要努力跟上队伍，坚持到革命胜利。”

这些话，指导员平时也说过，但此时此刻，小胡听了指导员的话，心里觉得异常温暖。那些道理好像不再是响在耳边的话，而成了令人牢记在心的信念了。

指导员扶着小胡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说：“你小子，总想穿军装，戴军帽。好，今天我就跟你打个赌。你比我先走下雪山，我的军帽就给你戴!”

小胡一听，顿时来了劲儿。他又吃了一块牛皮，就使劲迈开了腿，一步一步，继续爬上了雪山。

第二天，山上气温骤(zhòu)降，竟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小胡拄着一根木棍，喘着粗气，在齐膝深的大雪中坚持向前走着。又冷又饿，他多想坐下来歇一会儿啊!可是，想到指导员的话，他在心里告诉自己：要坚持啊，坚持就是胜利!

正当胡冬生吃力地走在雪山上的时候，忽然，他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人躺在了雪地上。大雪已经铺满了他的全身。小胡赶快紧走几步，一看，不禁“啊!”的一声惊叫，是指导员倒在了那里!

小胡一下子跪在奄(yǎn)奄一息的指导员身边，几下就把他身上的雪拍打干净了。

“指导员，指导员!”小胡急得哭了出来。几滴热泪落在指导员苍白的脸上。叫了好久，指导员才微微睁开眼睛。他发现是小胡，就吃力地说：“不要管我!……你快走……不要掉队……”

小胡一见指导员醒了，高兴起来，赶快拿出没吃完的那块熟牛皮，送到指导员嘴边。

“指导员，你吃你吃!”

指导员费力地摇摇头，别开了脸，断断续续地说：“冬生……你留着吃吧……枪……帽子……给你……还有我的……鞋……你穿上……走吧……我不行了……”边说，边吃力地从头顶取下了军帽。小胡强忍着眼泪，摇着头。

“指导员!我不走。我也不要你的军帽和鞋子。你吃了这块牛皮，就能好了，就能起来了，我扶着你，咱们一起走!”

“你不是说坚持就是胜利吗?你要坚持啊!你吃啊!”说着又把牛皮递到指导员嘴边。

指导员此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是看着小胡，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他见小胡不接帽子，也不取鞋，就一个劲儿地说：“走……走……走……”好一会儿，胡冬生才反应过来——指导员牺牲了。他伏在指导员身上放声痛哭，雪花不停地飘落在他和指导员身上。

又过了好久，小胡才停止哭声，他默默地戴上了指导员的红军帽，穿上了指导员的鞋，从指导员的身上拿下枪别在自己的身上。

含着眼泪，他用树枝和雪掩埋好指导员的身体，迎着风雪，坚定地向前走去。心中回想着指导员的话：要坚持走下去，走到胜利!他要带着指导员的嘱托，接下指导员的担子，扛起指导员的枪，继续走长征路，一直走到革命胜利!

在以后的岁月里，小胡一直珍藏着那顶红军帽，一直怀念着长眠在雪山上的指导员。是指导员给了他新的生命，他将永远铭记着指导员的身影，把指导员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扬下去。

1935年8月21日，红军开始过草地。行军队列分左右两路，平行前进。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率领，自四川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经过7天的艰苦努力，右路军到达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左翼为林彪的红1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右翼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殿后，走左翼行军路线。

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地，横宽300余里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红军过的草地主要是讲川西北若尔盖地区。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为泥质沼泽。它的形成原因很多，主要由于黑白两河——黑河(亦称墨曲河)和白河(亦称葛曲河)自南至北纵贯其间，起了重要作用。两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叉河横生，地势低洼，水流淤滞而成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成片，覆盖潴水。

沼泽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藏嵩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草地区域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幻莫测。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经过草地的。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二怕下雨;三怕过河。

1935年6月16日，红军不战而占领了仁怀县城和茅台渡口。红军将士有幸享用了历史悠久的茅台酒。早在191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金奖，从而扬名天下。但是，解放后，茅台酒定为国酒，却是因红军长征路过茅台，曾以茅台酒解乏、治伤，茅台酒支援了红军，加之品质上乘，为周恩来所钟爱。80年代以后，许多老红军在所写的回忆录中，对茅台酒仍然记忆犹新。

聂荣臻元帅回忆：“在茅台休息的时候，为了欣赏一下举世闻名的茅台酒，我和罗瑞卿同志叫警卫员去买些来尝尝。酒刚买来，敌机就来轰炸。于是，我们又赶紧转移。”

成访吾将军回忆到：“茅台镇是茅台酒的家乡，紧靠赤水河边，有好几个酒厂和作坊。政治部出了布告，不让人进入这些私人企业，门都关着。大家从门缝里看，见有一些很大的木桶和成排的水缸。酒香扑鼻而来，熏人欲醉。地主豪绅家都有很多大缸盛着茅台酒，有的还密封着，大概是多年的陈酒。我们有些人本来喜欢喝几杯，但军情紧急，不敢多饮，主要是弄来擦脚，恢复行路的疲劳，而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大家莫不称赞。”

曾三将军回忆：“在长征路上，我深深感到脚的重要。道理很简单：长征是要走路的，没有脚就不能行军，没有脚就不能战斗。大家不是听说过‘红军过茅台，用酒洗双脚’的故事吗?，这不是假的，因为用酒擦洗是最好的保护脚的办法。”

耿飚将军回忆：“这里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的产地，到处是烧锅酒坊，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醇酒的酱香。尽管戎马倥偬，指战员还是向老乡买来茅台酒，会喝酒的组织品尝，不会喝的装在水壶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舒筋活血。”

杨成武将军回忆到：“奉命转移到茅台镇，着名的茅台酒就产在这里。土豪家里坛坛罐罐都盛满了茅台酒。我们把从土豪家里没收来的财物、粮食和茅台酒，除部队留了一些外，全部分给了群众。这时候，我们指战员里会喝酒的，都喝足了瘾，不会喝的，也都装上一壶，留下来洗脚活血，舒舒筋骨。”

萧劲光将军回忆：“茅台镇很小，茅台酒却驰名中外。我们在茅台驻扎了三天，我和一些同志去参观了一家酒厂。有很大的酒池，还有一排排的酒桶。我们品尝了这种名酒，芳香甘甜，沁人心肺，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有些同志还买了些，用水壶装着，留在路上擦脚解乏。”

当时，国民党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污蔑红军在茅台酒的酿酒池里洗脚。时任国民参议员的黄炎培先生，嘲笑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知，挥笔写下一首《茅台酒》：

喧传有客过茅台，

酿酒池里洗脚来。

是真是假吾不管，

天寒且饮三两杯。

1945年，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黄炎培等人去延安访问。他把这首诗抄给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看，受到大家赞扬。解放以后，黄炎培先生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1952年，黄炎培先生来到南京，上海市市长陈毅前去会晤，并设宴款待。席间，饮茅台酒。陈毅提起旧话，赞佩黄先生当年仗义执言，难能可贵，退席成诗两首：

金陵重逢饮茅台，

万里长征洗脚来。

深谢诗章传韵事，

雪压江南饮几杯。

金陵重逢饮茅台，

为有嘉宾冒雪来。

服务人民数十载，

共祝胜利饮一杯。

茫茫的草海，一眼望不到边。大队人马已经过去了，留下一条踩得稀烂的路，一直伸向远方。

干粮早就吃光了，皮带也煮着吃了。我空着肚子，拖着两条僵硬的腿，一步一挨地向前走着。背上的***和子弹就像一座山似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唉!就是在这稀泥地上躺一会儿也好啊!

迎面走来一个同志，冲着我大声嚷：“小鬼，你这算什么行军啊?照这样，三年也走不到陕北!”他这样小看人，真把我气坏了。我粗声粗气地回答：“别把人看扁了!从大别山走到这儿，少说也走了万儿八千里路。瞧!枪不是还在我的肩膀上吗?”

他笑了起来，和我并肩朝前走。他比我高两头，宽宽的肩膀，魁梧的身材，只是脸又黄又瘦，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

“小同志，你的老家在哪儿?”他问我。“金寨斑竹园!听说过吗?”

“啊，斑竹园!有名的金寨大暴动，就是从那儿搞起来的。我在那儿卖过帽子。”

一点不错，暴动前，我们村里来过几个卖帽子的人，爸爸还给我买了一顶。回家来掀开帽里子一看，里面有张小纸条，写着“打倒土豪劣绅”。真想不到，当年卖帽子的同志竟在这里碰上了。

我立刻对他产生了敬佩的感情，就亲热地问他：“同志，你在哪部分工作?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呀?”“我吗?在军部。现在出来找你们这些掉队的小鬼。”他一边说，一边摘下我的枪，连空干粮袋也摘了去。“咱们得快点走呀!你看，太阳快落了。天黑以前咱们必须赶上部队。这草地到处是深潭，掉下去可就不能再革命了。”

听了他的话，我快走几步，紧紧地跟着他，但是不一会儿，我又落了一大段。www.gs5000.cn

他焦急地看看天，又看看我，说：“来吧，我背你走!”我说什么也不同意。这一下他可火了：“别磨蹭了!你想叫咱们俩都丧命吗?”他不容分说，背起我就往前走。

天边的最后一丝光亮也被黑暗吞没了。满天堆起了乌云，不一会儿下起大雨来。我一再请求他放下我，怎么说他也不肯，仍旧一步一滑地背着我向前走。

突然，他的身子猛地往下一沉。“小鬼，快离开我!”他急忙说，“我掉进泥潭里了。”

我心里一惊，不知怎么办好，只觉得自己也随着他往下陷。这时候，他用力把我往上一顶，一下子把我甩在一边，大声说：“快离开我，咱们两个不能都牺牲!……要……要记住革命!……”

我使劲伸手去拉他，可是什么也没有抓住。他陷下去了已经没顶了。我的心疼得像刀绞一样，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多么坚强的同志!为了我这样的小鬼，为了革命，他被这可恶的草地夺去了生命!

风，呼呼地刮着。雨，哗哗地下着。黑暗笼罩着大地。“要记住革命!”--我想起他牺牲前说的话。对，要记住革命!我抬起头来，透过无边的风雨，透过无边的黑暗，我仿佛看见了一条光明大路，这条大路一直通向遥远的陕北。我鼓起勇气，迈开大步，向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走去。

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它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如果红军过不去江，就有被敌人压进深山狭谷，遭致全军覆灭的危险。当红军大队人马向金沙江挺进时，蒋介石如梦初醒恍然大悟，认定红军的目的既不在贵阳，也不在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无疑”。1935年4月28日，他下达命令，控制渡口，毁船封江。就在红军进抵金沙江前夕，江边的敌人已将所有船只掠到北岸了。

1935年5月3日，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接受了抢夺皎平渡的任务。他们二话未说，翻山越岭日夜兼程180里，当天夜晚就来到了金沙江边。在渡口，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一条船。原来这条船是送探子来南岸探查情况的，探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后来，他们又在当地农民的协助下，从水里捞出了一条破船，用布把漏洞塞上。

然后，他们乘坐这两条船悄悄地渡到北岸。敌人的哨兵以为探子回来了，没有在意。他们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举消灭了一连正规军和一个保安队，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渡口。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五条船，动员了36名艄公。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赶到了龙街渡口，红三军团赶到了洪门渡，但这两个渡口都没有船只，加上江宽水急无法架桥。军委命令他们迅速转到皎平渡过江。

从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这7只小船从容地过了江。担任后卫的9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军委命令一直在黔西绕圈子，时东时西，忽南忽北，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5月6日，他们到了云南东川与巧家县之间，并于5月9日在树节渡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南岸。可是红军已经毁船封江，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

红军铁流两万五千里，机动作战，给养匮乏，常常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始终严守纪律，秋毫无犯，宁可忍饥挨饿，幕天席地，也决不侵犯群众利益。这与国民党军队“攫民膏以自润、夺民财以自肥”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当年长征沿途的广大群众都亲切地称红军是“人民子弟兵”，而把国民党称为“子弹兵”，因为他们总是抢老百姓的东西。

在毛儿盖，饥饿每天都在吞噬着历经苦难的红军队伍。松潘一带的藏族僧侣上层和普通老百姓被迫强行“坚壁清野”，他们接到国民党严厉的禁令：有偷运粮食到苏区者处死刑;藏民有参加红军、提供粮食者以通敌罪论。大大小小的喇嘛庙里有充足的粮食，但红军总部作出严格规定，藏民的宗教场所，一律不准入内。红军将仅能找到的一点青稞统一分配，有些官兵一天只能吃一顿青稞糊糊。为了生存下去，红军官兵几乎把可以咬得动的东西都作为食物填进肚子：风干了的牛皮，腐烂了的死马，甚至从牛羊粪里拣出来的没有消化掉的青稞粒……

毛泽东也在挨饿。他的头发显得更蓬乱，脸也更黑瘦了。警卫排觉得应该让毛泽东吃得好一点，就背着他，偷偷进了一座喇嘛庙。在一间堆放杂物的平房里，警卫员王七九意外发现了一副腊羊架子。几个警卫员高兴地把它拿回来，想给毛泽东改善一下伙食。正当大家兴致勃勃地商量怎样收拾腊羊架子时，毛泽东进来了。他问明情况后，立刻把脸沉了下来，严厉地说：“你们违犯了群众纪律，在什么地方拿的，还送到什么地方去!”

“是!”王七九红着脸答应了一声，立即拿着腊羊架子跑出门去。

毛泽东看着警卫战士，语重心长地说：“我说过多少遍了，要你们严守纪律。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不了解我们，再加上敌人的反动宣传，见我们都躲起来了。要让群众真正了解我们，就得靠我们自己的行动，行动是最好的宣传。”王七九送完腊羊架子回来，毛泽东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用低沉的声音说了声：“我谢谢你!”

这一声发自肺腑的“谢谢”，是红军领导人对红军指战员严守纪律的赞誉。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走一路，把爱人民、为人民的思想播撒了一路。“爱人民”与“人民爱”，化作无坚不摧的力量，化作和谐美丽的音符，奏响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凯歌。

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红军战士只有可怜的一点青稞面做干粮。

周恩来副主席和战士们一样，绝不多吃一点青稞面，还教育战士们，为了能走出草地，北上抗日，一定要特别爱惜粮食。战士们听了他的话，都把仅有的青稞面装在粮袋里，拴在腰上。

青稞面越来越少了，战士们只能用一点青稞面掺在野菜里煮汤喝。

战士吴开生的青稞面吃完了，已经饿了两天，周副主席知道后，就让警卫员把自己省下的青稞面给吴开生两碗。他看着吴开生蜡黄的脸，语重心长的说：“这是革命呀!”吴开生流着眼泪说：“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你走出草地，革命到底!”

这天晚上又是狂风暴雨，用被单做成的帐篷自然挡不住风雨的袭击。战士们都淋成了落汤鸡。周副主席命令战士们都到他作为办公室的帐篷里去休息。

大家怕影响他工作，都不肯去。

他冒这大雨亲自来了，说：“你们不去，我心不安。”周副主席的话像火烤暖了战士们的心。

这样走了几天，草原仍然无边无际。青稞面吃完了，野菜吃光了，军马也杀掉吃了。战士们只好烧皮带吃，甚至把随身带的纸张咽下去充饥，红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周副主席命令把仅存的半碗青稞面全部分给大家泡水喝：“那您吃什么呢?”警卫员急了。

周副主席两只大眼睛放出了严峻的光芒，清瘦的脸上肌肉抖动着，“有同志们活着，就有我。只要多留一个战士的生命，就给革命事业增加一份力量，拿出来分掉!”

这掺上一点青稞面的热水，分到战士们的手中。

战士们流泪了，这不足半碗的青稞面，是周副主席的心意和生命啊!

战士们又上路了，在茫茫的草地上。

行进着摧不垮的钢铁红军。

1936年5月，红军从云南皎平渡巧渡金沙江之后，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顺利通过了大凉山的彝民区以后，红军的先头部队，又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赶了一百六十里路，来到了离大渡河只有十几里的安顺场地区，准备强渡大渡河。

渡过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极为关键的事件之一。如果渡河失败，红军就很可能被消灭。这种命运，在历史上早有先例。

七十多年前，太平天国的最后一支军队——由翼王石达开率领的十万大军，就没能及时渡河成功，被清军压进大渡河边的深山里，最后在峡谷里，被清朝军队包围和消灭了。

蒋介石发现红军也要走这条路时，十分高兴。同样的五月天，是山洪暴发十分频繁的时段;同样的行军路线和渡河方向;同样的渡口;同样有几倍的兵力在围追堵截……历史惊人地相似，让蒋介石认定红军将是第二个石达开部队，必定失败。

但是红军也知道石达开的故事，知道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抓住时机。红军决心不重犯他的错误。

他们飞速行军，与彝民区的群众打好关系，于是，先头部队由当地的彝族人带路通过狭(xiá)窄的山道，悄悄地来到一个叫安顺场的地方。指挥员从高处俯视河岸，惊喜地发现有一只渡船正拴(shuān)在河边，还没有被敌人毁坏。

指挥员十分高兴，趁着夜色，叫醒了沉睡中的红军战士，率领部队急速奔向了安顺场渡口。

安顺场是大渡河边的一个小镇，当时有两个连的敌兵在把守，除了那只渡船，其他的都已经被毁坏了。敌人为什么会给红军留下一条船呢?

原来，安顺场对岸有敌人的一个团驻守，那个团的团长是本地人。他很了解红军必须经过的那些地方，知道红军来到河岸需要多少时间。

他毫不担心地告诉士兵：红军还要过很多天才能到这里呢。

他的妻子是安顺场本地的人，既然来到了安顺场，他就要去探亲访友，于是就留下了一条船。结果红军出其不意地占领了这个小镇，俘虏了团长和他的船。

当红军出现在安顺场时，那位团长正在同亲友吃吃喝喝，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他得知红军已经到了大渡河边，惊讶的眼睛都快掉出来了，大呼：“不可能!”

大渡河的下游有敌兵两个团，上游的沪定城有敌兵三个团。这里两岸都是高山，河宽三百米，水深二十米。加上当时是五月，山洪爆发，河流湍急，河面比长江还宽。

河底礁(jiāo)石林立，一不小心就会被冲走或撞伤，根本无法架桥。所以要想过大渡河，只能靠渡船了。

指挥员反复思量过后，决定由一营完成强渡大渡河的任务。营长孙继先决定从营中的二连选派战士，但五个连的红军纷纷请战，争着请求乘唯一的一条船过河，去把对岸的船拖过来。

经过选拔，孙继先宣布了由十六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的名单。这16名勇士跨出队伍排成一排，脸上是十分坚毅的神情。

孙继先拍拍其中一名战士的肩膀，鼓励他们奋勇向前。正在这时，队伍中又跨出一名战士。营长一看，是二连的通信员陈万清。

“万清，有什么事?”孙继先见陈万清哭丧着脸，就问他。

陈万清跑步来到营长面前：“营长，我也要参加突击队!”

“你别着急，慢慢说。”

“跟着部队这么久，我还没参加过一次突击行动，不行!我也要参加!”陈万清把脸一抹，十分坚持的样子。

营长一时没有说话。

陈万清见营长犹豫着，赶紧又说：“营长，我身强力壮，水性又好，您就让我去吧!”

营长被这位年轻的战士感动了，批准他的要求。陈万清高兴得直跳，飞快地站到突击队的队列中。

十七名勇士，怀揣着十七颗火热的心。营长给他们每人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颗手榴弹，还有一把大刀，叮嘱他们一定要小心。

1935年5月25日，由二连连长兼突击队长熊尚林，带领十七名勇士开始强渡大渡河。因为只有一只渡船，熊尚林对勇士们说：“红军的希望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坚决消灭对岸的敌人!”

同时，为了掩护渡船过江，红军在南岸的山坡上架起机关枪，组成掩护火力网，集中扫射对岸敌人的阵地。团长杨得志下令大炮、机枪、步枪一起向对岸的敌人开火。

当时红军只有一门大炮，而且没有几发炮弹。被称为“神炮手”的红军战士赵章成大显身手，只用两发炮弹就把对岸敌人的碉(diāo)堡炸飞了。

渡船开始过江。滚滚的江水，把载着红军战士的小船一会儿推向浪尖，一会儿又抛到谷底。江水怒吼着，敌人的枪炮也怒吼着，战士们的耳中什么也听不见了，只在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定要渡过河去!

敌人的枪弹炮弹落在小船周围，形成一道又一道水上火网，掀起巨大的波浪。

船颠簸得很厉害，随时有翻船的危险。在南岸观战的将士个个屏(bǐnɡ)住呼吸地注视着，怕这些人会被消灭掉。突然，一发炮弹在船边爆炸了，船身一阵倾斜，船上的战士们用力撑着，船才没翻。

又一阵子弹打上了小船，一个战士手臂负伤了，使不出力量，渡船一下子向下游滑下几十米，撞在一块大礁石上，掀起了巨大的水柱。岸上的战士们顾不上惊叫，一个劲儿地呐(nà)喊着。

只见船上的红军沉着应战：有的用竹蒿(ɡāo)使劲撑着;有的干脆下水用后背拼命顶着船;还有的用手撑着岩石……经过一番努力，小船才又继续前进。

在战士们的英勇抗争下，终于，离对岸只有五、六米了。敌人像疯了一样，火力都集中到了小船，还有一股敌人从碉堡里冲出来，到渡口拦截。

在这关键的时刻，南岸红军的大炮和机枪猛烈地开火了，在火力的掩护下，勇士们迅速跳下船，冲上对岸。只见十几米高的峭壁矗(chù)立在岸边，只有一道口子修着石阶，向上直通到敌人的碉堡。

突击队员爬上了岸，迅速地隐蔽起来，接着缓慢地攀登上峭壁。架起了自己的机关枪，一阵暴雨般的枪弹和手榴弹，敌人的碉堡被红军战士拿下了。逃跑的敌人退到下一道防线，渡口是红军的了!

控制了两岸之后，渡船飞快地返回南岸，还拖回另外两只船。营长孙继先立即带领第二批突击队员迅速过江，保护渡口安全。就这样，几天时间，红一团的人马全部过了河。

红军主力赶到了，这个时候河水更加湍急，摆渡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风高浪大时，运一船人过河需要四个小时。按这个速度，只凭这几条小船，要把全军人马和给(jǐ)养运过河去，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而后面的追兵马上就要到了。

毛泽东亲自来到安顺场渡口，经过仔细研究，决定攻占敌人驻守着的泸定桥。另一场令人惊心动魄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在四川省，天宝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不仅当过喇嘛，当过红军，当过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的党委书记，而且他的汉名还是毛主席亲自取的。

1917年2月，天宝出生在四川省马尔康县党坝乡，原名叫桑吉悦希，这个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当喇嘛，藏语叫“扎巴”。桑吉悦希有三兄弟，他是老大，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嘛。

党坝乡位于阿坝地区东南部，交通十分不便，平时很少有外地人来。桑吉悦希所在的寺院很小，只有22个喇嘛，没有活佛，桑吉等小喇嘛跟着老喇嘛学藏文、经文。

如果不是红军的到来，桑吉也许就会当一辈子喇嘛。天赐良机，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转移到阿坝地区一带，等待同中央红军会师。

“方头圆脑”，“灭族灭教”，“共产共妻”……国民党散布的谣言，在藏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对红军误会重重，纷纷逃到山上藏了起来。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桑吉胆子大，加上又是喇嘛，就想留下来看护寺院。老喇嘛心里没有底，还是让桑吉随大家躲上山去。

藏民们在树林的掩护下，偷偷观察着红军，看他们到底有没有三头六臂。有比较才有鉴别，他们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截然不同：不进寺院，不住民房，对藏民态度友好，尽管言语不通，也笑嘻嘻打着手势想同藏民交流，还把土司头人的东西分给穷人。

胆子大些的年轻人，蹑手蹑脚摸下山，慢慢试着接触红军。他们惊奇地发现，同国民党宣传的恰恰相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想。渐渐，红军受到了藏民的欢迎，有的送茶水，有的送鸡蛋，有的强烈要求参加红军。

看到朋友参加了红军，穿上军装很神气。18岁的桑吉也心动了。他们能当红军，我为什么不能当红军呢?他来不及同父母商量，急迫地报了名。

在参军的藏族青年中，桑吉懂藏文，算是知识分子，因此被任命为副队长，专门为红军筹集粮食。刚参加红军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

1935年8月，桑吉随左路军长征，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不久，他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

丹居藏民独立师是红军于1935年冬天建立起来的，原为当地头人的武装。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这支队伍，从红军中派了很多骨干充实进去，扩建成一个独立师。

独立师的同志多为藏族，身材彪悍，尤擅骑射，大多有百步穿杨之功。他们的任务是担负全军的警戒，警戒线东西长一百多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作为青年部长，桑吉忙得脚不沾地，要在这广阔的地区来回跑，师长、政委经常带着他下基层。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红四方面军总部要求每个战士准备15斤粮食。草地不产粮食，人也少，几万大军来回过，粮食吃得差不多了。桑吉带着队员到处筹粮，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宣传，一些寺院把积存多年的青稞和茶叶都捐了出来。

长征结束后，中央党校成立了一个少数民族班，桑吉悦希被任命为班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党校来讲课，基本保证每周有一位中央首长来作报告。

有一次，毛主席到党校讲课，学员被主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的讲课吸引住了。刚一下课，学员自动列队欢送。看到少数民族学员围拢过来，毛主席把烟点上，抽了一口，然后亲切地说：“今天我讲的话，你们听懂没有?听懂多少?”学员们拼命点着头，表示听懂了。

毛主席走到桑吉面前停了下来，校领导介绍说他是班长，毛主席幽默地说：“了不得嘛，当了领导，还带‘长’哟!”桑吉有些不好意思，紧张得满脸绯红。见此情况毛主席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别紧张嘛，你叫什么名字?”得到回答后，毛主席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很有讲究。”桑吉有点害羞，挠着后脑勺说：“桑吉”的意思是佛祖，“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是父母求活佛给取的。

毛主席一听，乐了：“了不得，了不得!又是佛祖，又是宝贝的!”然后对着大家说道：“你们大家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上苍，也是你们的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

毛主席的兴致很高，想了想，又对桑吉说：“长征时我到过你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

“好!”毛主席的话音刚落，在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一起鼓掌，连声叫好。

“天宝”这个名字在中央党校和延安传开了，从此，这个幸运吉祥的名字就伴随了天宝一生。

陈赓，在黄埔时代他就被称为“黄埔三杰”之一的人物，人们只知他是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的英雄，却不知道他还有“三怕”。第一怕是廖仲恺先生，第二怕是彭德怀老总，第三怕，知道的人就很少了，那就是，怕小孩子。

那是个霜雪纷飞的深秋，太阳早偏西了。陈赓感到十分疲惫，掉了队，同他那也十分疲惫的瘦马，慢慢地朝前走着。忽然来到一个掉队小红军的身旁。这个小家伙，看来不过十二岁，一口四川腔，圆溜溜的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翘。穿着一双破草鞋的脚板子，冻得又青又红。陈赓靠近他身边说：“小鬼，你过来骑一会儿。”

小鬼拿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那满脸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说：“老同志，我的体力可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用命令口吻说：“上去，骑一段再说!”

小鬼用倔犟的语气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小鬼把腰一挺，做出一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走吧。”

“你先走，我还要慢慢走，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无奈，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口袋一拉，轻轻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比你还要多呢。”

陈赓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他只好爬上马背，一个人朝前走去。

不知为什么，陈赓此时心里总是静不下来。他脑子里，出现一连串孩子的影子。从上海滩上、广州沿街直到香港码头，他所打过交道的那些娃娃们，都从他的脑海里涌出来。陈赓突然喊了一声：“不对，我受骗了!”他调转马头，狠踢着马肚子，向原路奔跑起来。

当陈赓寻找到这个小鬼时，已经晚了。

陈赓把小鬼抱上马背时，左手触到一件硬物。他顺着摸出来一看，原来正是小鬼那个鼓鼓的干粮袋，里面只有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留有几个牙齿印。

陈赓全明白了。然而这时，小鬼已经停止了呼吸。

陈赓一手紧搂着小鬼的尸体，一手狠狠地给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这个大笨蛋，怎么对得起阶级小兄弟!”这就是陈赓同志为什么怕同小孩子开玩笑，怕听小孩子生病，怕听小孩子哭的原因。

一九三五年，红一、四方面军在雪山脚下会师后，经过中央军委的反复研究，制定了夏洮计划。把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八月二十日，又在毛儿盖地区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西进主义政策，决定向东发展，取得陕甘地区，作为新的根据地。随后，右路军就进入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排除万难的红军终于走出了草地，并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泥泞(nìnɡ)和饥饿，在八月底以前到达了班佑、巴西地区，这是十分不易的。与此同时，左路军也于八月二十日开始，经过草地到达了预定的阿坝地区。

若尔盖县求吉乡和包座乡交界处，有一个叫包座的地区，分上、下包座，多为高坡、森林地带。此地位于松潘北部，在群山环绕之间，地势十分险要。

在这里，有胡宗南的独立旅第二团，分别在上包座的大戒寺驻扎一个营、在求吉寺驻扎两个营。敌人凭借山坡陡峭，树林茂密，筑起了许多碉堡，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

要想东进陕甘，必须从这里打过去。胡宗南发现红军要过草地北上，又紧急调来第四十九师，由松潘以北的漳腊地区快马加鞭，支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线安下重兵堵截红军。

此时，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的道路，成了摆在右路军面前最迫切的任务。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提出请求，要求把攻打包座的任务，交由红四方面军来承担。中央军委考虑了他的意见，同意了他的部署。

徐向前不仅要消灭包座的敌人，还要把前来支援的敌人也一网打荆具体部署是这样的：三十军第二六四团负责攻击在大戒寺的敌人;同时三十军的主力第八十八师、八十九师，埋伏在上包座西北的山林中，准备消灭敌人的援军——第四十九师;而四军第十师攻击求吉寺的守敌，四军主力则负责控制各处要道，随时准备战斗;这样，徐向前还是不放心，于是又派了红一方面军第一军为预备队，在巴西和班佑地区等待时机。

二十九日黄昏，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按照部署，向敌人发起了攻击。一时间尘土飞扬，杀声震天。枪炮声响了一夜，战士们呐喊着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冲锋。到黎明时分，红军已经扫清了敌人外围的据点，炸毁了好几座碉堡，并攻占了大戒寺。

战士们个个欢欣鼓舞，敌人却肝胆俱裂。剩下的敌人都退到大戒寺后山的碉堡中，妄想等着他们的援兵来救他们。为了把援军引到大戒寺来，一举消灭。红军战士们围住碉堡，就是不进攻。

三十日夜里，天黑漆漆的，树林中更是一片漆黑。敌人的援军，第四十九师的先头部队二九一团赶到了大戒寺南部。守在林中的红三十军一看敌人到了，立刻打起精神。

为诱敌深入，红三十军派二六四团出击。指挥员对二六四团团长三令五申：“记住，许败不许胜，做得漂亮点儿，别让敌人起疑心。”

“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你小子!别打上瘾了，忘了任务。”

团长呵呵一笑，说“您就瞧好吧!”

二六四团领着任务，出去跟敌人周旋。他们打一会儿，就退几里地，不一会儿就撤到大戒寺东北方的山区中，奉命隐蔽起来。

许多战士都不明白怎么回事，纷纷来找团长，团长哈哈大笑，说：“一会儿有你们打的，急什么!”

战士们摸不着头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团长拍了拍身边一位战士的肩膀，说：“指挥员又在动心眼儿了，等着包围援军吧!”

同志们这才懂了，都竖起了耳朵听着不远处的动静。

敌人见红军阻击无力，一会儿工夫就逃得没了影子，包座的敌人又不停告急，就放心大胆地急速前进，赶向大戒寺。

红军隐蔽在林中不动，一直等到当天下午，敌人的二九一团和二八九团开进了包座河西岸，二九四团开进了包座河东岸，而第四十九师的师部开进了大戒寺以南，全都被诱入红军的伏击圈内。

下午三点，红军向敌人的四十九师发起了总攻。隐蔽在山上林间的红军将士一齐冲出来，向敌出击。红军第八十八师的第二六八团，从包座河以西，像一把钢刀一样，插入敌二九一团和二八九团之间，迅速切断了东西两岸敌人的联系。此时，敌人的四十九师，被红军分割成三块，谁也顾不上谁。

自从爬雪山，过草地以来，红军战士好久没有和敌人进行过正面的战斗了。总是被敌人追在身后，总是在紧张地赶路。这一次，走出了草地，奔着更光明的未来前进的红军战士，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

反观敌人，在红军身后疲于奔命了许久之后，也没对红军造成什么影响。从将领到士兵，他们哪里受过这样的苦?所以，虽然他们从身体条件上看，比红军战士强壮，但从精神上讲，就比红军战士疲惫很多。本来就不高的战斗力，自然更加下降了。

一小时后，敌人的二九一团被完全消灭;又经过七、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胡宗南的第四十九师，终于被英勇的红军战士全部消灭。他们的师长伍诚仁在受重伤后跳河。而固守在大戒寺后山的二百多名敌人，见大势已去，在红军说服下全部自动投降了，与此同时，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求吉寺中的敌人也被消灭了。

战士们见打了个大胜仗，高兴得唱起《凯旋歌》来：

高举起来我们胜利的红旗，

看日本强盗和汉奸正在死亡和崩溃。

我们铁的红旗胜利了，

打坍(tān)了卖国贼。

……

勇敢前进，

勇敢前进，

红军胜利万岁!

大家一边忙着打扫战场，一边比着谁杀的敌人多，谁比谁更英勇。上包座的山林间，到处是红军战士们的欢声笑语。爬雪山，过草地以来，他们还从没这么高兴过呢。

这场战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两方面军密切配合，行军部署井然有序。这一仗，消灭和俘虏了敌人五千多人，重型机枪和长短枪近两千支。

长征以来，还没有哪次战役上获得过这么多的战利品。

除了武器，还有红军队伍急需的骡马、粮食和弹药。红军下一步就要北上，这些物资正好补充军中所需，也为红军北上提供了一部分物质条件。

包座战斗的胜利，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肃南部进军的通道，使敌人企图把红军困死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也使红军北出四川，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得以成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