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征的典故（精品20篇）

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一天，红一方面军要实施转移，离开革命之都瑞金。战士们含着泪告别了那深深依恋着的土地和人民。由三十名女同志组成的队伍，也夹在其中。

她们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回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许多人的父母双亲，挚爱儿女，都因为革命工作需要而留在这里，她们怎么舍得离开这片土地呢?

但依恋归依恋，由于革命需要，这些女红军必须跟着部队转移，在卫生部和休养连开展工作。这些女战士都是不畏艰险，勇于向前的典型，这么艰巨的任务，她们不会因为一己之私而后退的。

出发时，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被分在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都是几位领导的夫人，另在一起。

加起来有三十名女同志。

当时的转移叫战略转移，出于领导们的要求，卫生部带的物品特别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要抬着出来，行动非常迟缓。而且，由于这次转移属于秘密行动，白天不能赶路，只能夜间行进。

天公也不作美，连着几天都阴天下雨的，同志们衣服都湿透了，贴在身上特别难受。泥泞的道路，非常难走。

同志们搬着沉重的器具，常常摔倒。那根本不是走路，只能说是在泥水里连滚带爬。

走了一个多月，才来到湘桂边境。由于多次与敌人遭遇，打了好几场仗，队伍中的伤员越来越多，卫生部的任务就越来越重，有几位妇女同志被调到担架连，负责抬担架和照顾伤员。原本就十分沉重的行李，分派到剩余的几位同志身上，更是举步维艰。

随着战争的继续，考验这些女同志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

一次，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部队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农民吓得扔下担架就跑了。把那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下。另一个抬担架的农民在担架旁急，却没有办法。

恰好一位卫生队的女同志，看到了这幅场景，她想：不能扔下伤员!于是不顾危险地冲上去，抬了担架就跑。

山势十分陡峭，为了保护伤员，女同志只得跪着爬行，膝盖上磕破皮，流了不少血，肩膀也磨出了血，钻心地疼。

但她知道不能停下，就算再累也得跟上队伍，不然伤员无法得到很快的救治。跌跌撞撞地，终于下了山，女战士把担架放到安全地带，再也支持不住了，趴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

原来她本身就有病在身，身体非常虚弱，自己都很需要人照顾。另一个担架员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不能干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抬吧，不然你要吃不消的。”

但荒山野岭的，上哪儿找男人去?女战士吐完血，用袖子抹了一下，抬起对她来说重于千斤的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在长征路上，像这样抬担架的女同志，还有好几个。她们完全忘了自己是女人的事，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照顾伤员是这些女同志的主要任务，但这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部队行军中缺医少药，许多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女同志们以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但也就只能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吃。有些受伤轻些的，能拄着拐棍自己走一段。但有的重伤员必须用担架抬着。例如英雄钟赤兵，就是被女战士们抬着走完长征的。

女同志们十分细心，她们知道，由于部队缺少药品和粮食，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所以，她们除了要护理好伤员的伤口，还要关注他们的心情，让他们尽量保持愉快，并且要四处找粮食。

这些工作让三十个女性来完成，实在是太艰巨了，但坚强的女战士们硬是坚持下来了。

长征时，她们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病痛：邓颖超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严重的肺病，她的身体极度虚弱，是被担架抬着走上长征路的，一路上吃了不少苦。但她仍然亲切温和，坚强地与病痛抗争着。

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这是旧社会带给她的磨难。

但她爬山走路从不落后，休息时还帮忙照顾其他同志，她是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其中的艰苦想一想就知道了。

还有几位女同志，在长征路上经历了怀孕生子的痛苦折磨，这也是夫人团的长征路走得倍加艰辛的一个方面。

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红军。她是怀着孕偷偷跟上长征队伍的。等到队伍发现时，再让她回去已经太危险，就放到干部休养连，让女同志们好好照顾她。谁知道她根本不用别人照顾，还抢着去照顾别人。

夫人团的女战士们还是精心地看护她，因为她是第一胎，很容易出危险。她就这样挺着个大肚子，跟着长征队伍走。在翻越著名的老山界时，一向活蹦乱跳的她，走得很吃力。有一位女同志搀着她。她还是很不舒服。

“怎么样?肚子疼吗?要不休息一会儿?”

“有一点儿，没事儿，等过了山再休息吧。”曾玉忍着痛笑一笑，坚持着爬过了山。下山没多久，她就生了。当时生了好久，她的脸都疼得扭曲了。

生完孩子后，她很虚弱，当时部队里没有吃的，女战士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成汤给她喝。蔡畅知道后，说：“不能饿着孩子，也别让大人落下玻”然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俩喝。这位坚强的女性，就是在长征途中的艰苦条件下，经历了她人生中的重要环节——分娩。

在长征路上生产的还有贺子珍和陈慧清。在离开瑞金时，根本不知道怀孕了，就这么跟着队伍走上了长征的道路。长征开始不久，她们先后发现已经怀孕了。

陈慧清生产时难产，她经受了非人的折磨。那时中央红军正在急行军，成千上百的敌人正紧紧追在身后，红军必须尽快通过贵州境内的一个山口。正在此时，二十六岁的陈慧清却要分娩了。

走是不能走了，战士们把她被抬到了路边的一个草棚里，焦急地守候在一边。但陈慧清因为难产，在草棚里疼得直打着滚。派去拦住敌人的红军寡不敌众，耳听着枪声越来越近，跟着守在一边的董必武对警卫员说：“去，告诉董振堂，这里在生孩子，让他必须把敌人顶住!”

董振堂把三十九团团长吴克华叫来说：

“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就给我顶多长时间!”

三十九团的红军战士，在距离陈慧清生产的草棚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用简陋的武器拼杀中，硬是阻住了敌人的进攻。战斗中，不断有战士跑过来问：“生了没有?还要多久?”

整整两个小时之后，孩子终于出生了。此时的陈慧清早已昏迷不醒，来不及看他的孩子一眼。董必武立刻让人把她抬走了。看着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年近五旬的老红军连连叹气，他掏出一张纸条，在上面恳切地写到：收留这个孩子的人是世上最善良的人。

然后他把纸条放进包着孩子的衣服里，把孩子轻轻放在了依然硝烟弥漫的路边。

陈慧清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或者说，陈慧清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孩子。这位坚强的女战士，在清醒过来之后，就面对了失去了孩子的残酷现实，这给她的身心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最受苦的就是贺子珍，她在山间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四个孩子，但孩子不能跟着行军，她见大家为难，就主动说：“把孩子送走吧，跟着我他也长不大。”

警卫员抱起刚出生的孩子，翻过山去寻找人家。回来后，对贺子珍说：“是个老太太，长的挺和善的。”贺子珍听了，半晌没有声音，然后，一直没有掉泪的她突然“哇”的一声，嚎啕(háotáo)大哭。

长征路上，她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抬伤员，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涉江河，吃野菜，啃树皮，历尽千辛万苦，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许多女战士都从鬼门关之前过了几次。

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环境酷寒，满山遍野全是雪。脚下踩的是厚厚的冰层，又硬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摔入万丈冰崖之下。女战士们背着卫生用具，有的还抬着担架，常常走一步退两步。

山上空气稀薄，呼吸不过来的时候，憋得脸发青，许多战士倒下去就再也没站起来。而女战士们一路跌跌撞撞地跟着队伍，用自己病弱的身体与严酷的大自然抗争。

过草地也是如此。草地像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变化多端的气候，深浅不知的草甸。

它时而哭，时而笑。一会儿晴空万里，碧空如洗，天高云淡，骄阳似火;一会儿天低云暗，乌云密布，狂风怒吼，阴雨绵绵;一会天公大发雷霆，电闪雷鸣;一会瓢泼大雨，倾盆滂沱(pānɡtuó)……那里的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的气味。

不知道有多少动物的尸体，曾陷落在里面。

而为了不步那些动物的后尘，走路要非常小心，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会被吞没。救也救不上来。女战士们一边忍着饥饿，一边背着过重的行李，在草地上小心翼翼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这样看来，她们又与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不同：她们以病弱的身躯，明显小于男性的力气，甚至是不利于远行的生理条件，坚持不懈，顽强拼搏，最终和大部队一起走出了草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她们的伟大，在于她们敢于去承担，在困难面前，冷静地想办法。整个行军过程中，她们发挥互助友爱，团结合作的精神，不轻易放弃一个同志，坚持跟着大部队不掉队。谁也没有想到，长征中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但在困难来临时，她们一件一件都克服了。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考验了她们的信念，也磨炼了她们的意志。这三十名女同志，除了三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二十七人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外界看来，她们是柔弱的，但就是这些柔弱的女红军战士，在战斗中以大无畏的精神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更显示了她们的力量与伟大。她们不愧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有力地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1936年5月，红军从云南皎平渡巧渡金沙江之后，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顺利通过了大凉山的彝民区以后，红军的先头部队，又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赶了一百六十里路，来到了离大渡河只有十几里的安顺场地区，准备强渡大渡河。

渡过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极为关键的事件之一。如果渡河失败，红军就很可能被消灭。这种命运，在历史上早有先例。

七十多年前，太平天国的最后一支军队——由翼王石达开率领的十万大军，就没能及时渡河成功，被清军压进大渡河边的深山里，最后在峡谷里，被清朝军队包围和消灭了。

蒋介石发现红军也要走这条路时，十分高兴。同样的五月天，是山洪暴发十分频繁的时段;同样的行军路线和渡河方向;同样的渡口;同样有几倍的兵力在围追堵截……历史惊人地相似，让蒋介石认定红军将是第二个石达开部队，必定失败。

但是红军也知道石达开的故事，知道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抓住时机。红军决心不重犯他的错误。

他们飞速行军，与彝民区的群众打好关系，于是，先头部队由当地的彝族人带路通过狭(xiá)窄的山道，悄悄地来到一个叫安顺场的地方。指挥员从高处俯视河岸，惊喜地发现有一只渡船正拴(shuān)在河边，还没有被敌人毁坏。

指挥员十分高兴，趁着夜色，叫醒了沉睡中的红军战士，率领部队急速奔向了安顺场渡口。

安顺场是大渡河边的一个小镇，当时有两个连的敌兵在把守，除了那只渡船，其他的都已经被毁坏了。敌人为什么会给红军留下一条船呢?

原来，安顺场对岸有敌人的一个团驻守，那个团的团长是本地人。他很了解红军必须经过的那些地方，知道红军来到河岸需要多少时间。

他毫不担心地告诉士兵：红军还要过很多天才能到这里呢。

他的妻子是安顺场本地的人，既然来到了安顺场，他就要去探亲访友，于是就留下了一条船。结果红军出其不意地占领了这个小镇，俘虏了团长和他的船。

当红军出现在安顺场时，那位团长正在同亲友吃吃喝喝，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他得知红军已经到了大渡河边，惊讶的眼睛都快掉出来了，大呼：“不可能!”

大渡河的下游有敌兵两个团，上游的沪定城有敌兵三个团。这里两岸都是高山，河宽三百米，水深二十米。加上当时是五月，山洪爆发，河流湍急，河面比长江还宽。

河底礁(jiāo)石林立，一不小心就会被冲走或撞伤，根本无法架桥。所以要想过大渡河，只能靠渡船了。

指挥员反复思量过后，决定由一营完成强渡大渡河的任务。营长孙继先决定从营中的二连选派战士，但五个连的红军纷纷请战，争着请求乘唯一的一条船过河，去把对岸的船拖过来。

经过选拔，孙继先宣布了由十六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的名单。这16名勇士跨出队伍排成一排，脸上是十分坚毅的神情。

孙继先拍拍其中一名战士的肩膀，鼓励他们奋勇向前。正在这时，队伍中又跨出一名战士。营长一看，是二连的通信员陈万清。

“万清，有什么事?”孙继先见陈万清哭丧着脸，就问他。

陈万清跑步来到营长面前：“营长，我也要参加突击队!”

“你别着急，慢慢说。”

“跟着部队这么久，我还没参加过一次突击行动，不行!我也要参加!”陈万清把脸一抹，十分坚持的样子。

营长一时没有说话。

陈万清见营长犹豫着，赶紧又说：“营长，我身强力壮，水性又好，您就让我去吧!”

营长被这位年轻的战士感动了，批准他的要求。陈万清高兴得直跳，飞快地站到突击队的队列中。

十七名勇士，怀揣着十七颗火热的心。营长给他们每人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颗手榴弹，还有一把大刀，叮嘱他们一定要小心。

1935年5月25日，由二连连长兼突击队长熊尚林，带领十七名勇士开始强渡大渡河。因为只有一只渡船，熊尚林对勇士们说：“红军的希望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坚决消灭对岸的敌人!”

同时，为了掩护渡船过江，红军在南岸的山坡上架起机关枪，组成掩护火力网，集中扫射对岸敌人的阵地。团长杨得志下令大炮、机枪、步枪一起向对岸的敌人开火。

当时红军只有一门大炮，而且没有几发炮弹。被称为“神炮手”的红军战士赵章成大显身手，只用两发炮弹就把对岸敌人的碉(diāo)堡炸飞了。

渡船开始过江。滚滚的江水，把载着红军战士的小船一会儿推向浪尖，一会儿又抛到谷底。江水怒吼着，敌人的枪炮也怒吼着，战士们的耳中什么也听不见了，只在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定要渡过河去!

敌人的枪弹炮弹落在小船周围，形成一道又一道水上火网，掀起巨大的波浪。

船颠簸得很厉害，随时有翻船的危险。在南岸观战的将士个个屏(bǐnɡ)住呼吸地注视着，怕这些人会被消灭掉。突然，一发炮弹在船边爆炸了，船身一阵倾斜，船上的战士们用力撑着，船才没翻。

又一阵子弹打上了小船，一个战士手臂负伤了，使不出力量，渡船一下子向下游滑下几十米，撞在一块大礁石上，掀起了巨大的水柱。岸上的战士们顾不上惊叫，一个劲儿地呐(nà)喊着。

只见船上的红军沉着应战：有的用竹蒿(ɡāo)使劲撑着;有的干脆下水用后背拼命顶着船;还有的用手撑着岩石……经过一番努力，小船才又继续前进。

在战士们的英勇抗争下，终于，离对岸只有五、六米了。敌人像疯了一样，火力都集中到了小船，还有一股敌人从碉堡里冲出来，到渡口拦截。

在这关键的时刻，南岸红军的大炮和机枪猛烈地开火了，在火力的掩护下，勇士们迅速跳下船，冲上对岸。只见十几米高的峭壁矗(chù)立在岸边，只有一道口子修着石阶，向上直通到敌人的碉堡。

突击队员爬上了岸，迅速地隐蔽起来，接着缓慢地攀登上峭壁。架起了自己的机关枪，一阵暴雨般的枪弹和手榴弹，敌人的碉堡被红军战士拿下了。逃跑的敌人退到下一道防线，渡口是红军的了!

控制了两岸之后，渡船飞快地返回南岸，还拖回另外两只船。营长孙继先立即带领第二批突击队员迅速过江，保护渡口安全。就这样，几天时间，红一团的人马全部过了河。

红军主力赶到了，这个时候河水更加湍急，摆渡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风高浪大时，运一船人过河需要四个小时。按这个速度，只凭这几条小船，要把全军人马和给(jǐ)养运过河去，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而后面的追兵马上就要到了。

毛泽东亲自来到安顺场渡口，经过仔细研究，决定攻占敌人驻守着的泸定桥。另一场令人惊心动魄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派了两个团防守泸定桥，阻拦红军北上;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妄想把我红军消灭在桥头上。我军早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敌人的两个旅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敌人前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

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都淋透了。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

忽然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后面了。

泸定桥离水面有好几丈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两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就像荡秋千似的。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链。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山峡里直泻下来，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涛声震耳欲聋。桥对岸的泸定桥背靠着山，西门正对着桥头。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红军的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一支长长的红军队伍，在云中山的冰天雪地里，顶着混沌迷蒙的飞雪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像狼似的嗥叫着，要征服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的马，早已让给了伤号骑。将军和战士们一道踏着冰雪行军。他不时被寒风呛得咳嗽着。他要率领这支队伍向前挺进，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道。等待他们的将是十分恶劣的环境和十分残酷的战斗，可能三天两头吃不上饭，可能要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哦，可能太多了，这支队伍的素质怎么样呢?能不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

将军思索着……

前面的队伍忽然放慢了行军的速度，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干什么。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将军的警卫员回来告诉他：“……前面……冻死了一个人……”

将军愣了愣，什么话也没说，朝那边走去。风雪太大了。他步履有些踉跄，眼睛有点迷离。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一动也不动，好似一尊塑像。他浑身都落满了雪，可以看出镇定、自然的神情，却一时无法辨认面目，半截带卷的旱烟还夹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烟火已被风雪打熄。他微微向前伸出手来，好像要向战友借火……“怎么?他的衣服这么单薄、破旧?像树叶，像箔片一样薄薄地贴在身上……他的御寒衣物呢?为什么没有发下来?

将军的脸上顿时阴云密布，嘴角边的肌肉明显地抽动了一下，蓦然转过头向身边的人吼道：“叫军需处长来，老子要……”一阵风雪吞没了他的话。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

“听见没有?警卫员!快叫军需处长跑步上来!”将军两腮的肌肉大幅度地抖动着，不知是由于冷，还是由于愤怒。

终于，有什么人对将军小声地说了一声：“这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就要发火的手势突然停住了。他怔怔地伫立了足有一分钟。雪花无声地落在他的脸上，溶化成闪烁的泪珠……他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了右手，举至齐眉处，向那位与云中山化为一体的牺牲者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雪更大了，风更狂了。大雪很快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变成了一座晶莹的碑……

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地钻进了弥天的风雪之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又坚定的脚步声在说：“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舒启兴是一个15岁的砍柴工，在地主家备受折磨。这一年秋天，红军来到他的家乡——夹金山南麓的宝兴县。红四方面军在宝兴先后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舒启兴看他们给穷苦人饭吃，比在地主家呆着强，就偷偷跟着队伍走了。

1936年春天，红四方面军转移去康北藏区，舒启兴跟着队伍翻越了夹金山。他们是在种苞谷的季节翻雪山的。早上天不亮就开始爬山了，雪山很难翻，他们走得很快，一直走到天黑。战友们用柏树皮和干竹子扎起火把，砍来竹竿、树枝做成拐杖，用藏民送来的干海椒做御寒食品，饿了只能吃上一口雪。大家互相鼓励着，搀扶着，艰难地往上爬。

越往上走，路越险，高原反应越大，人也越头晕，仰面看，头顶上有人，低头看，脚底下也有人。这时候人已经走到了疲倦的极限，但是谁坐下来，谁就永远起不来。雪山的天气就像孩子脸，变化无常。一开始还艳阳高照，突然间就能狂风暴雨，下起冰雹。战士们第一次碰到冰雹天气时没经验，都把斗笠顶在头上，结果斗笠全被砸得破破烂烂的。后来就用洗脸盆顶在头上，陶的、铜的，冰雹敲打在上面“叮叮当当”就像音乐。有时候大家没有来得及准备，核桃大的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大家只好用手捂着脸走路，冰雹砸在手上，生疼生疼的。还有好些战士猝不及防，跌倒了，滑下山了，就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午后时分，队伍到了山顶。大家都很累，也很高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不过山顶空气稀薄，大家没敢停留就继续往下走了。傍晚，舒启兴所跟随的连队终于翻过夹金山，抵达小金县。

下山后，连队遭到当地土司武装突然袭击。子弹从他的右手手肘射进，又从右肩膀穿出，他旁边的几个战友都牺牲了。为了养伤，舒启兴被留了下来。带着连队发的30斤粮食，返回了家乡。

爬雪山，过草地，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方，环境是那么恶劣，条件是那么艰苦，但就是在这些艰难困苦面前，才更显出了红军战士们的英勇向前，坚韧不拔。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下，所有的红军战士都迸(bèng)发出了最大的力量，向党和国家交上了满分的答卷。

更值得一提的，是广大红军中的干部们，他们为红军革命的胜利，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永远值得我们铭(mínɡ)记的。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班连负责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想办法让战士们生活得更好一点。

红军爬雪山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那个时候，死亡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但这件事情却使小战士胡冬生记忆了一辈子，并发誓，要扛起指导员的枪，继续走长征的路!

小战士胡冬生参加红军的时候，只有十六岁。他看到红军队伍从家门口经过时，战士们都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挎着一支支长枪，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整齐的步子，心里十分羡(xiàn)慕。

他立刻找到红军的领导，要求参军，当时，指导员看他虎头虎脑的样子，没嫌他小，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胡冬生这可美了，他想象着自己穿上军装，戴上那缀(zhuì)着一个红五星的军帽，再配上一支长枪，多神气啊!

可是，他刚一当上红军，红军就开始长征了，这下子转移得特别急，连粮食都没怎么带，谁给他发军服和军帽呢?更不用说枪了。

长征途中，跟在红军队伍里的胡冬生，在头上裹了一条毛巾，看着老战士们头上戴着的军帽，心里十分羡慕。

那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军帽，像小草在他的心里生了根，越看越痒痒，越看越觉得好看。

他想：长征走得急，来不及做军装。枪支紧张，也不能发枪，但我当了红军，起码应该先发一顶军帽啊!头上裹着一条毛巾，算什么红军呢!没有老红军那么神气。

所以，一路行军，小胡总缠着指导员。

“指导员，没有军装，没有长枪，先给发一顶军帽吧。”

“红军哪能不带枪呢?没有枪怎么打敌人?”

每一次，指导员都耐心地对他说：“小鬼，别着急!以后一定发给你!”

可是，长征以来，行军打仗，那么紧张，生活又是那么艰苦，指导员忙得脚不沾地，哪有时间和办法给他发军帽、发枪呢?小胡心里暗暗着急，一边打仗，一边惦(diàn)记着神气的军装。

这一天，部队就要爬雪山了。先前准备的粮食早就吃完了，战士们全都饿着肚子前进。宣传队的同志们在队伍中来回穿插，呐喊着鼓舞士气。

“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

“同志们，翻过这座山，就能休息开饭啦!已经过山的同志们，已经准备了吃的迎接我们啦!”

同志们打起精神，继续爬山，小胡也在战友的鼓励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不仅饿得头昏眼花，连腿都软了。

加上脚上的鞋也完全破了，走一步掉一下，小胡的双脚被冰雪冻得麻木了。他咬着牙，想着指导员平时说过的话，听着宣传队战士们的呐喊声，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

可是，冻僵的腿脚不听话，走着走着，小胡“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他实在走不动了。冰凉的双脚一点知觉也没有。心里想着要站起来，但挣扎了几下，怎么也站不起来了。他心里一急，不由得掉下了眼泪。

正在这时候，指导员也喘着粗气，从小胡身后走了过来。

连续几个月的急行军，指导员也疲惫不堪了。他没时间清理自己，乱糟(zāo)糟的胡子拖得老长，被冻得发青的脸上一丝血色也没有，肩膀都垂了下来。

他关切地问道：“小胡!觉得怎么样?”

小胡坐在雪地上，有气无力地说：“指导员，没什么，就是饿得走不动了。”

指导员哆哆嗦嗦的从兜里掏出一块煮熟了的牛皮，递给了小胡。“给，拿着。快点吃了好赶路，”小胡连忙推辞：“这是您的口粮，我不能要。”他知道，指导员也两天没吃东西了，他的身体受过伤，现在还没恢复，这个时候，这块牛皮就像指导员的生命一样珍贵。他怎么忍心吃下去呢!

指导员摇摇头，硬把牛皮塞到小胡手里。

“快吃了，我还有呢。”小胡热泪盈眶，颤抖着接了过来。

指导员一边看着小胡大口地嚼着牛皮，一边对小胡说：“这雪山上太冷，藏民的经验是：不能坐下来，坐下就会冻僵的。”又说：“革命是艰苦的，我们吃苦是为了更多的人幸福。一定要努力跟上队伍，坚持到革命胜利。”

这些话，指导员平时也说过，但此时此刻，小胡听了指导员的话，心里觉得异常温暖。那些道理好像不再是响在耳边的话，而成了令人牢记在心的信念了。

指导员扶着小胡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说：“你小子，总想穿军装，戴军帽。好，今天我就跟你打个赌。你比我先走下雪山，我的军帽就给你戴!”

小胡一听，顿时来了劲儿。他又吃了一块牛皮，就使劲迈开了腿，一步一步，继续爬上了雪山。

第二天，山上气温骤(zhòu)降，竟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小胡拄着一根木棍，喘着粗气，在齐膝深的大雪中坚持向前走着。又冷又饿，他多想坐下来歇一会儿啊!可是，想到指导员的话，他在心里告诉自己：要坚持啊，坚持就是胜利!

正当胡冬生吃力地走在雪山上的时候，忽然，他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人躺在了雪地上。大雪已经铺满了他的全身。小胡赶快紧走几步，一看，不禁“啊!”的一声惊叫，是指导员倒在了那里!

小胡一下子跪在奄(yǎn)奄一息的指导员身边，几下就把他身上的雪拍打干净了。

“指导员，指导员!”小胡急得哭了出来。几滴热泪落在指导员苍白的脸上。叫了好久，指导员才微微睁开眼睛。他发现是小胡，就吃力地说：“不要管我!……你快走……不要掉队……”

小胡一见指导员醒了，高兴起来，赶快拿出没吃完的那块熟牛皮，送到指导员嘴边。

“指导员，你吃你吃!”

指导员费力地摇摇头，别开了脸，断断续续地说：“冬生……你留着吃吧……枪……帽子……给你……还有我的……鞋……你穿上……走吧……我不行了……”边说，边吃力地从头顶取下了军帽。小胡强忍着眼泪，摇着头。

“指导员!我不走。我也不要你的军帽和鞋子。你吃了这块牛皮，就能好了，就能起来了，我扶着你，咱们一起走!”

“你不是说坚持就是胜利吗?你要坚持啊!你吃啊!”说着又把牛皮递到指导员嘴边。

指导员此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是看着小胡，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他见小胡不接帽子，也不取鞋，就一个劲儿地说：“走……走……走……”好一会儿，胡冬生才反应过来——指导员牺牲了。他伏在指导员身上放声痛哭，雪花不停地飘落在他和指导员身上。

又过了好久，小胡才停止哭声，他默默地戴上了指导员的红军帽，穿上了指导员的鞋，从指导员的身上拿下枪别在自己的身上。

含着眼泪，他用树枝和雪掩埋好指导员的身体，迎着风雪，坚定地向前走去。心中回想着指导员的话：要坚持走下去，走到胜利!他要带着指导员的嘱托，接下指导员的担子，扛起指导员的枪，继续走长征路，一直走到革命胜利!

在以后的岁月里，小胡一直珍藏着那顶红军帽，一直怀念着长眠在雪山上的指导员。是指导员给了他新的生命，他将永远铭记着指导员的身影，把指导员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扬下去。

邓秀英和邓玉乾是姐弟俩，那一年，姐姐13岁，弟弟6岁。爸爸是一名红军战士，他要参加长征了，妈妈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带着两个孩子也长征!就这样，他们紧跟着部队的家属队开始了遥遥无期的长征。

妈妈背上铺盖卷，邓秀英和弟弟在后面跑，可是即便这样，前面的队伍走得很快，他们根本跟不上队伍，更找不见爸爸在哪里。妈妈背上是沉重的铺盖，怎么办?邓秀英决定背上弟弟邓玉乾，可是，邓秀英才13岁，身高还不到1.3米，她还是个没长大的小姑娘。弟弟邓玉乾虽然才6岁，身高刚齐姐姐的腰，但体重已经不轻了。

妈妈就用一根麻绳把邓玉乾结结实实地捆在邓秀英身上。弟弟很重，邓秀英只好猫着腰向前走去，一开始还不觉得累，可是，走一会儿，就觉得喘不上气来，到了休息的时候，赶紧让妈妈把弟弟解下来，这时候，邓秀英才能歇口气。

草鞋很不结实，总是走一天就穿烂了，休息的时候，邓秀英发现自己的脚趾头、脚后跟都给磨破了，结成了痂。最难以忍受的是饥饿。邓秀英懂事了，知道哭也没用，可是弟弟很小，在枪声中都没有哭过，却总是饿得哇哇大哭，每次有吃的，她们母女俩总是让弟弟先吃。然而，吃的实在太少了。又一次，妈妈饿晕了，倒在了地上，邓秀英以为妈妈死了，姐弟俩趴在她身上大声哭喊，后来，有个红军叔叔看见他们了，就拿出自己仅有的一把豌豆面，邓秀英就把豌豆面喂到妈妈嘴里，过了好久，妈妈终于醒了……

邓秀英搀扶着身体虚弱的妈妈，背着走不快的弟弟，沿着大部队走过的路上留下的宣传告示连夜追赶部队，不料被土匪拦住了去路。土匪把他们带到在一片密林里，把这母子三人当做奴隶卖掉了，而且卖给了三个不同的人。从此，这母子三人身在异处，不知道亲人下落，更不知生死。

过了7年，邓玉乾从主人家逃了出来，他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走，一家一家地找，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他找到了母亲，也找到了姐姐。

我们的国家人口众多，民族也很多，五十六个民族团结在一起，齐心协力保卫和建设我们共同的家园。

天宝是我们的藏族同胞，原名桑吉悦希，1935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是早期的藏族党员之一。在四川省，在藏民们心中，天宝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不仅当过喇嘛，当过红军，当过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的党委书记，而且他的汉名还是毛主席亲自取的。

1917年2月，小天宝出生在四川省马尔康县的党坝乡，他的原名叫桑吉悦希。党坝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里去当喇嘛，用藏语说叫“扎巴”。桑吉悦希共有兄弟三人，他是老大，从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嘛。

党坝乡位于阿坝地区的东南部，那个时候，整个地区都在森林和草原的包围之下，交通十分不方便，平时很少有外地人来，当地的乡民也很少走出去，几乎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桑吉悦希所在的寺院很小，全院没有活佛，只有二十二个喇嘛，像桑吉这样的小喇嘛每天就跟着老喇嘛学习藏文，早晚念诵佛经。

如果不是红军来到了党坝乡，桑吉也许就会像千千万万的当地乡民一样，在那个小寺院里当一辈子喇嘛。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转移到阿坝地区一带，驻扎下来等待同中央红军会师。这在当地藏民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方头圆脑

——灭族灭教

——共产共妻

……

这些国民党反动派在乡民中散布的谣言，在藏民心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对红军有很深的误会，纷纷逃到山上藏了起来。桑吉从小胆子就大，天不怕地不怕，加上又是喇嘛，就想留下来看护寺院。老喇嘛怕他小小年纪会遭到迫害，还是让他随大家躲上山去。

藏民们在树林的掩护下，偷偷观察着红军，看他们到底是不是像传言中的那样凶恶。这一比较才恍然大悟，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的军队截然不同。

他们不仅没有传言中的三头六臂，反而很和善，不进寺院，也不毁坏民房。尽管言语不通，但还是笑嘻嘻地打着手势想同藏民交谈，对藏民的态度十分友好，还把土司头人的东西拿出来分给无法过活的穷人。

胆子大些的年轻人就悄悄地摸下山，慢慢地试着和红军接触。他们惊奇地发现，同国民党宣传的恰恰相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想。

渐渐地，红军队伍受到了藏民的欢迎。先前藏起来的藏民都回到村庄，他们和红军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看到红军战士辛劳，他们有的送茶水，有的送鸡蛋，有的还强烈要求参加红军。

看到朋友们都参加了红军，穿上了神气的军装。十八岁的桑吉也动了心。他们能当红军，我为什么不能当红军呢?他来不及同父母商量，就迫切地报了名。

在当地，喇嘛参军的先例并不多，多得是被强迫抓去当壮丁的人，桑吉的主动参军使很多人都受到了感染，纷纷要求加入。

在参军的藏族青年中，桑吉懂得藏文，算是知识分子，因此一开始就被任命为副队长，专门为红军筹集粮食。刚参加红军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

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桑吉随左路军长征。这一年的冬天，红军在当地建立起丹居藏民独立师。

这个独立师原来是当地头人的武装。用来管束当地藏民，进行治安防卫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在考虑过后，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这支部队，并从红军队伍中派出了许多骨干充实进去，扩建成一个独立师。

此后不久，由于桑吉任务完成出色，就被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

独立师的同志多是藏族人，他们身材高大魁梧，特别善于骑马射箭，大多数人都能百步穿杨。他们的任务是替全军站岗放哨，警戒敌人来袭。警戒范围非常广阔，东西长一百多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

作为青年政治部长，桑吉要在这广阔的地区来回跑，做政治工作，忙得脚不沾地，有时候刚到营地，连一口水都来不及喝，就又要出发，跟着政委和师长去另一个地方工作了。他就是这样勤勤恳恳地忘我工作的。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红四方面军总部要求每个战士准备十五斤粮食。但草地不产粮食，居民少，劳动力也少，加上红军几万大军来回过了几次，粮食都吃得差不多了。这可急坏了桑吉。他带着队员们到处筹粮，挨家挨户地询问，不遗余力地宣传，见人就说：“红军是百姓的军队，不拿咱老百姓一针一线。这么好的队伍到哪儿去找啊!”

“兄弟，红军是咱们穷人的保护神，咱们可不能让红军空着肚子上战场啊!”

“不是红军打倒坏头人，咱们早都饿死了，咱们不能忘恩负义啊!”

“咱们藏民最知恩图报，乡亲们尽自己的一份力吧!”……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耐心细致的讲解和劝导，一些寺院把寺里积存多年的青稞和茶叶都捐了出来。

“拿去吧，是红军救了咱们大家埃”

“希望红军打个大胜仗!”

这些宝贵的粮食有力地支持了红军长征，使许多战士支持着走出了草地，走向了长征最终的胜利。长征的胜利离不开各个民族同胞的帮助，这份恩情，每一个红军战士都不能也不会忘怀。

长征结束后，中央党校成立了一个少数民族学习班，桑吉悦希由于工作出众，又有文化，就被任命为班长。

那个时候，革命刚刚取得初步胜利，共产党的领导们决定要培养一批有文化、有思想的骨干，所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党校来讲课，给学生们讲解各方面的知识。基本能保证每周有一位中央首长来作报告。

有一次，毛泽东到中央党校来讲课，学员被他深入浅出、精彩异常的讲述吸引住了。课堂上不时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刚一下课，学生们就自动列队欢送。

看到少数民族学员们围拢过

来，毛泽东把烟一点，抽了一口，然后亲切地说：“今天我讲的话，同志们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多少?”学员们拼命点着头，表示听懂了。有几位还抢着说出自己的学习心得。毛泽东一边微笑着听一边往前走，不住地点头。

走到桑吉面前，毛泽东忽然停了下来，校领导赶快介绍：“这是一位藏族同志。现在担任这个班的班长。”

毛泽东幽默地说：“了不得嘛，当了领导，还带‘长’哟!我都比不得喽!”

看到自己一直崇拜的党中央领导就站在自己面前，还亲切地同自己说话，桑吉有些不好意思，紧张得满脸通红。见此情况，毛泽东拍着他的肩膀说：“别紧张嘛，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我叫桑吉悦希!”桑吉大声地回答。

毛泽东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是很有讲究的。”

桑吉有点害羞，抚着后脑勺说：“‘桑吉’的意思是佛祖，‘悦希’是宝贝的意思。这是父母求活佛给取的。”

毛泽东一听，笑了：“了不得，了不得!又是佛祖，又是宝贝的!”然后对着大家说道：“你们大家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上天，也是你们的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埃”此时此刻，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他想了想，又对桑吉说：“长征时我到过你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很大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做‘物华天宝’，和你那个‘桑吉’的意思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

“好!”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在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就一起鼓掌，连声叫好。桑吉听了高兴得跳起来，连声说：“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于是“天宝”这个名字就在中央党校和延安的军民中传开了，从此以后，这个幸运吉祥的名字就伴随了天宝一生。

像天宝这样的少数民族好战士有许多许多，正因为有他们这样的英雄人物存在，我们的长征才能胜利结束，我们的革命才得以转危为安。多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故事，我们会受到更加深刻的教育。

还是在孩童时代，就听大人讲谢振华的故事。说他少年得志，18岁就当红军的团政委，说他32岁便担任纵队司令和军长，说在上海战役时，他以一个军吃掉国民党美式装备的一个军，并活捉敌中将军长……

后来阅读红军战斗故事，知道了四渡赤水，巧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穿过沼泽大草地，抵达吴起镇，告捷直罗镇，这些举世罕见、惊天动地的人间壮举，谢振华将军都亲身经历过……

12月20日下午，记者来到北京万寿路一座静谧的院子，见到了敬仰已久的老前辈。听这位传奇将军讲述了70年前长征路上爬雪山的故事。

“长征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壮举。我们能够翻越大雪山、穿过沼泽草地，就是因为我们红军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老将军90岁高龄，身材魁梧，思维清晰，眼睛里充满着睿智，讲起话来声若洪钟。

1935年6月中旬，红三军团开始翻越夹金山。夹金山是一座海拔4500米高的大雪山。它横亘于四川西部的宝兴与懋功交界处，山岭逶迤，终年积雪，空气稀薄，行人呼吸困难。

年仅19岁的谢振华由团政委改任红三军团保卫分局执行科长，负责军团的收容工作，主要是把掉队人员和遗散的武器装备收拢起来，妥善处理，并随时报告敌情，还要保证自身和部队的安全。

在出发前，谢振华向大家特别强调了军团叶剑英参谋长提出的翻山四点要求：一不能快走，二不能说话，三不能坐下来休息，四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搞好团结互助。过夹金山时的两个细节令谢振华终生难忘：在山脚下，他看见彭德怀军团长亲自抽查一些连队的准备情况;行至半山腰，他又看见彭军团长的骡子上驮着文件，而他自己则与战士们一起艰难地一步一步往上走。彭军团长还大声命令一名体弱的战士抓住骡子的尾巴边滑边走。老将军说：“多少年来，我们就是照着彭军团长的样子做的。任何时候都要率先垂范，爱护士兵。”

老将军回忆道：那时的艰苦已经到了人的生理承受能力的极限，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他说：“我带收容队的同志走到一个避风的斜坡处，看见有十来个掉队的干部战士围着一堆燃尽的木炭坐着不动。我就过去喊他们赶快走，但他们一个个却像雕塑似的毫无反应。原来，他们已经牺牲。这是因为雪山上本来就缺氧，他们围在一起烤火取暖又消耗了许多氧气，结果因缺氧而牺牲。他们连名字都没有能够留下啊!”

越是艰难的时候，指挥员的作用越重要。老将军说：“本来行军就累得要命，而收容队员的任务更为艰巨。说实在的，那时，我的身体也挺不住了，但我还是咬紧牙关。雪山的天气像猴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天气还好好的，万里无云，顷刻间就狂风大作，有几个战士被吹出十几米远。接着雪和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边鼓动大家，一边搀扶着战士一步一步向前挪动。就这样，我们终于战胜了雪山。”

听长征的亲历者讲述爬雪山的故事，和读历史教科书的感觉不同。长征的艰难困苦是人世间罕见的，是任何语言都难以准确描述的。记者问老将军，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你们挺了过来?老将军答道：“是对革命的信仰，人不能没有信仰。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路上，我们红军战士之所以能够坚持过来，就是我们认为吃这种苦，是为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的翻身解放，相信跟着共产党，为人民打天下，一定会胜利。没有这种信念，是不可能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将军兴致极高，欣然挥毫泼墨：“长征精神代代相传”。老将军叮嘱说，“一个人、一个军队、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要有信仰，有理想，有一种精神。希望我们的年轻官兵牢牢记住这一点。”

最后，老将军还对记者谈起了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他说：“航天精神说到底是一种科学精神。我们继承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又有探索太空的科学精神，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中华民族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四川省，天宝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不仅当过喇嘛，当过红军，当过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的党委书记，而且他的汉名还是毛主席亲自取的。

1917年2月，天宝出生在四川省马尔康县党坝乡，原名叫桑吉悦希，这个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当喇嘛，藏语叫“扎巴”。桑吉悦希有三兄弟，他是老大，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嘛。

党坝乡位于阿坝地区东南部，交通十分不便，平时很少有外地人来。桑吉悦希所在的寺院很小，只有22个喇嘛，没有活佛，桑吉等小喇嘛跟着老喇嘛学藏文、经文。

如果不是红军的到来，桑吉也许就会当一辈子喇嘛。天赐良机，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转移到阿坝地区一带，等待同中央红军会师。

“方头圆脑”，“灭族灭教”，“共产共妻”……国民党散布的谣言，在藏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对红军误会重重，纷纷逃到山上藏了起来。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桑吉胆子大，加上又是喇嘛，就想留下来看护寺院。老喇嘛心里没有底，还是让桑吉随大家躲上山去。

藏民们在树林的掩护下，偷偷观察着红军，看他们到底有没有三头六臂。有比较才有鉴别，他们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截然不同：不进寺院，不住民房，对藏民态度友好，尽管言语不通，也笑嘻嘻打着手势想同藏民交流，还把土司头人的东西分给穷人。

胆子大些的年轻人，蹑手蹑脚摸下山，慢慢试着接触红军。他们惊奇地发现，同国民党宣传的恰恰相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想。渐渐，红军受到了藏民的欢迎，有的送茶水，有的送鸡蛋，有的强烈要求参加红军。

看到朋友参加了红军，穿上军装很神气。18岁的桑吉也心动了。他们能当红军，我为什么不能当红军呢?他来不及同父母商量，急迫地报了名。

在参军的藏族青年中，桑吉懂藏文，算是知识分子，因此被任命为副队长，专门为红军筹集粮食。刚参加红军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

1935年8月，桑吉随左路军长征，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不久，他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

丹居藏民独立师是红军于1935年冬天建立起来的，原为当地头人的武装。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这支队伍，从红军中派了很多骨干充实进去，扩建成一个独立师。

独立师的同志多为藏族，身材彪悍，尤擅骑射，大多有百步穿杨之功。他们的任务是担负全军的警戒，警戒线东西长一百多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作为青年部长，桑吉忙得脚不沾地，要在这广阔的地区来回跑，师长、政委经常带着他下基层。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红四方面军总部要求每个战士准备15斤粮食。草地不产粮食，人也少，几万大军来回过，粮食吃得差不多了。桑吉带着队员到处筹粮，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宣传，一些寺院把积存多年的青稞和茶叶都捐了出来。

长征结束后，中央党校成立了一个少数民族班，桑吉悦希被任命为班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党校来讲课，基本保证每周有一位中央首长来作报告。

有一次，毛主席到党校讲课，学员被主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的讲课吸引住了。刚一下课，学员自动列队欢送。看到少数民族学员围拢过来，毛主席把烟点上，抽了一口，然后亲切地说：“今天我讲的话，你们听懂没有?听懂多少?”学员们拼命点着头，表示听懂了。

毛主席走到桑吉面前停了下来，校领导介绍说他是班长，毛主席幽默地说：“了不得嘛，当了领导，还带‘长’哟!”桑吉有些不好意思，紧张得满脸绯红。见此情况毛主席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别紧张嘛，你叫什么名字?”得到回答后，毛主席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很有讲究。”桑吉有点害羞，挠着后脑勺说：“桑吉”的意思是佛祖，“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是父母求活佛给取的。

毛主席一听，乐了：“了不得，了不得!又是佛祖，又是宝贝的!”然后对着大家说道：“你们大家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上苍，也是你们的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

毛主席的兴致很高，想了想，又对桑吉说：“长征时我到过你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

“好!”毛主席的话音刚落，在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一起鼓掌，连声叫好。

“天宝”这个名字在中央党校和延安传开了，从此，这个幸运吉祥的名字就伴随了天宝一生。

1936年5月底6月初，经历了无数的磨难，红6军团到达了西康境内。由于连续的草地行军，特别是长时间的断粮缺水，战士们的体力严重不足，部队疲劳到了极限。粮食问题再得不到解决，部队就很难再前进了。正当大家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叫稻城的小县城和红32军会合了。

红32军是为了专门接应红6军团来到稻城的。在最困难的时候见到友军，大家奔走相告，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本来疲惫不堪的身体好像一下子充足了电。

红32军给红6军团送来了一群大牦牛、肥猪和肥羊，一捆捆的羊皮背心、羊皮手套和睡觉用的皮垫子，还有不少青稞和豌豆。这样多的物资对他们来说真是“及时雨”。其实，红32军也是经过草地行军、忍饥受冻过来的，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红32军的战友们所体现的团结互助精神让人终身难忘。

一番休整后，红6军团又踏上了征程。当时全军上下竟连一口可以做饭的大锅也没有。原来部队集体用的厨具，随着行军作战已全部丢掉了。自从渡过金沙江后，干部战士都是分散野餐，用个人的搪瓷缸子当炊具。可红32军送给他们的这些肉食和粮食，怎样才能吃到嘴里呢?

为了不麻烦当地的藏族同胞，红6军团的先头部队向藏族群众买了几口大缸，用来煮肉。大家正准备美餐一顿时，没想到他们买的那些大缸经不起烈火高温的烘烤，肉还没煮熟，大缸就“砰”地一声炸了。有的连队由于烧坏了大缸，干脆就吃起了半生不熟的肉。买不起缸的连队，就把肉分割给个人，战士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在地上点上火，经过一番烟熏火燎之后，吃起了“熏肉”或“烤肉”，这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对一时吃不掉的牦牛，在行军中部队就用它们来驮枪械弹药，给病号骑，等需要的时候，然后再陆续杀掉改善生活补充给养。

每当大家吃牛、羊肉，看到牦牛在行军中所起的作用时，红6军团的战士们都会深情地怀念起红32军的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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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草地的气候就是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冒出来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就有一场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 ，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光滑地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看不清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有几粒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撮撮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路，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冷不丁地连打了几个寒颤。他这才发现衣服已经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堆火烤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可是他仍然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里。突然，他的手触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口袋翻过来。果然，在口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面 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一会儿捏成长形，一会儿又捏成圆的，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我没有发现它!”

已经是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得饿得难以忍受。为了不至一口吞下去，他又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蓦地听见了一声低低的叫声：“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略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

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根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贮满了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像一块黑毡糊贴在前额上，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答答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无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的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 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张开眼睛，习惯地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却没有动得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这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一双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抬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翕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手停在半空，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这一刹那间，他觉得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那人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二，三，四……”

一共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询问地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爆发着一种喜悦的光。只见他合起党证，双手捧起了它，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进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地 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像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 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了。在风雨、在烂泥里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着一层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咝--咝”地响着……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其余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又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一，二，三，四……”

1935年8月21日，红军开始过草地。行军队列分左右两路，平行前进。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率领，自四川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经过7天的艰苦努力，右路军到达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左翼为林彪的红1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右翼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殿后，走左翼行军路线。

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地，横宽300余里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红军过的草地主要是讲川西北若尔盖地区。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为泥质沼泽。它的形成原因很多，主要由于黑白两河——黑河(亦称墨曲河)和白河(亦称葛曲河)自南至北纵贯其间，起了重要作用。两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叉河横生，地势低洼，水流淤滞而成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成片，覆盖潴水。

沼泽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藏嵩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草地区域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幻莫测。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经过草地的。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二怕下雨;三怕过河。

中央红军的随军医生傅连暲等同志，在医药极端困难条件下采用土办法治疗伤寒，收到奇效。一是用冷敷退烧，将毛巾浸了冷水，裹在头上和身上。二是喝浓茶，茶里含有鞣酸能止血，还含有咖啡因，能强心利尿。把茶煮得浓浓的，每2小时喂1次，经过这样的治疗，很多人都好了。王树声和邵式平同志过草地时得了这种病，康克清同志过雪山时也得了这种病，由于病人具有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加上冷敷喝浓茶调理医术的传播，居然都好了，不能不说是奇迹。

周恩来同志到了毛儿盖后，由于营养缺乏，又过度劳累，他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这次病来得非常凶猛，连续几天一直发着高烧，不能进食，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疟疾来治，但几天后高烧仍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昏迷说胡话，吃了些药不见效。又由王斌、李治、孙仪之等医生诊治，经仔细检查和观察，诊断为阿米巴感染，引起肝脓肿。为了证实这个诊断，他们决定做1次穿刺检查，李治找准部位，1针下去果然抽出许多脓液。病因明确了，但在当时情况下根本不具备手术条件，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药物和冰块冷敷肝区的办法。李治从国外资料上看到一种治肝脓肿的办法，就是依靠病人自身推动力促使脓液自然流到结肠内排出体外。几天后，周恩来便排出许多脓液，体温开始下降，接着加强营养，增强抵抗力，逐渐恢复了健康。

1936年8月初的一天，贺彪医生正随红二方面军红4师行军在草地上，总指挥部有同志赶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贺彪说：“贺老总病了，关政委让你马上返回总部组织抢救工作……”贺彪安排了一下工作，立即带上急救包，同来人一起连夜骑马赶往。第二天上午到了总部，见到贺龙身体已极度虚弱，面色苍白，双颊凹陷。贺彪凭经验让贺老总警卫员备好两大壶冷开水，再设法搞到点醋，然后他认真观察贺老总的病征，并询问贺老总的饮食情况。警卫员们说他每天只喝点青稞野菜汤，其它基本上没吃什么。贺彪又问是否吃过生食物?贺老总想了想说：前天行军吃了一小点羊肉。后来了解那块羊肉已经变质。贺彪把了贺老总的脉搏，确诊为中毒性痢疾。即让贺老总先用冷醋水服下“甘汞”和“列曹尔清”，再喝下大半碗冷醋水，他向贺老总讲清药是用于肠道灭菌消炎的，冷醋水是帮助腹泻的。吃药喝水后还会有几次腹泻，把肠道中有害物排出体外才康复得快。他嘱咐贺老总要用手勤揉腹部，促使肠道蠕动。几次服药后，到宿营地时，贺老总腹痛消除，安然入睡了。第2天早晨，贺老总醒来对贺彪说：“腹部不痛了，肚子饿得很。”大家听说贺老总基本痊愈，都十分高兴，贺彪也松了一口气。

草地行军，红二方面军总部抵达噶曲河边时，参谋处长郭鹏单骑沿河察看地形，为总部机关寻找宿营地。不料遭到敌人骑兵袭击，落马跌入河中。当大家听到枪声，纵马赶到河边时，只见他的坐骑在河边嘶鸣，却不见人影。大家急忙沿河边找，在百米外的下游将昏迷不醒的郭鹏从水中抢救上来，送二方面军卫生部救治。郭鹏失血过多，脸色苍白昏迷不醒。贺彪医生检查他的伤情，发现身上有几处弹孔，还有一颗子弹留在髋关节处。由于河水浸泡，伤口全部感染……郭鹏的伤势很重，如不及时抢救，将有生命危险。

在草地实施手术的难度很大。贺彪找了一块干燥平坦的地方，将一块布铺到地上，使郭鹏躺在上边，先对其伤口进行清洗、消毒、包扎，然后跪在地上，为郭鹏做腰椎麻醉，麻醉成功后，贺彪便站起来洗手、消毒、清点手术用品，再跪在地上做手术，经过2个多小时，终于将子弹头取出。手术成功了，又一个战友在长征中战胜了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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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提到雪山草地，几乎每一位经历过长征的老人，都用了一个“苦”字。

爬雪山、过草地，今天已成为人们体验长征精神的重要方式。然而，70多年前红色大军的雪山草地之行，却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死亡行军。

夹金山下的硗碛村，红军翻越夹金山纪念碑矗立山间，与远处的夹金山遥遥相望。

主峰海拔4950多米的夹金山，被当地藏族同胞视为“连鸟儿也难以飞过”的神山，也是长征中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1师4团作为全军先遣队来到夹金山下，拉开了长征路上最为悲壮的行程的序幕。

“那天是农历五月初四，他们从山上下来时，穿的衣服五颜六色，什么样式都有。人都很瘦，差不多皮包骨头了。”回忆起红军到达四川小金县达维镇的情景，92岁的张绍全至今记得很清楚，“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身着破烂的单衣，打满血泡的脚上缠着干树皮……”

“实在冷得不行，大家就人靠人挤在一起。继续行军时，总有一些战友再也不能起来。”当时只有19岁的郝毅说。

有一天，郝毅实在走不动了，朦胧间看见前面有一块大石头，就把小包袱放在上面，想坐下来歇息一会儿。谁知，刚一坐下，大石头就歪倒了——原来是前面部队牺牲的战友，身子已经僵硬了。

老红军刘承万提起过雪山，仍忍不住悲痛的泪水：“好多战友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许多人冻僵了，滑倒后像炮弹一样飞出去，在冰崖下没了踪影。”

党岭山是长征路上红军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当时，老红军刘洪才刚满21岁。

“党岭山，党岭山，上下总有二百三，终年积雪无人烟，十人上山九不还。”刘洪才跟着部队走到山下，好心的藏族同胞前来劝阻：上去的人不是陷在冰穴里活活冻死饿死，就是被“山妖”抓去连尸体都找不到……

夜幕降临，刘洪才和战友们挤在雪洞里，用体温相互取暖，极度疲劳的他们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醒来了，只有副班长还躺着，一动不动。我喊了两声，他也不理。”刘洪才过去一推，才知道副班长已经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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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湘江战役古战场，被深深地震撼。

敌我力量悬殊，在被动的情况下，红军硬是靠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斗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突破了30万敌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聚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迷梦。

那场“最惨烈、最悲壮、最辉煌”的战役，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无数烈士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长征铺垫了胜利前进的通途。

湘江战役在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意义重大。湘江战役是长征的转折点，它不仅在军事上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更重要的是，红军开始反思战略思想的错误，开始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湘江战役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70余年过去了，历史的沧桑早已淹没了昔日的硝烟，但湘江精神的旗帜却跨越历史的时空永恒地飘扬，那样光彩照人!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奋发图强，开拓进取!

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红军战士只有可怜的一点青稞面做干粮。

周恩来副主席和战士们一样，绝不多吃一点青稞面，还教育战士们，为了能走出草地，北上抗日，一定要特别爱惜粮食。战士们听了他的话，都把仅有的青稞面装在粮袋里，拴在腰上。

青稞面越来越少了，战士们只能用一点青稞面掺在野菜里煮汤喝。

战士吴开生的青稞面吃完了，已经饿了两天，周副主席知道后，就让警卫员把自己省下的青稞面给吴开生两碗。他看着吴开生蜡黄的脸，语重心长的说：“这是革命呀!”吴开生流着眼泪说：“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你走出草地，革命到底!”

这天晚上又是狂风暴雨，用被单做成的帐篷自然挡不住风雨的袭击。战士们都淋成了落汤鸡。周副主席命令战士们都到他作为办公室的帐篷里去休息。

大家怕影响他工作，都不肯去。

他冒这大雨亲自来了，说：“你们不去，我心不安。”周副主席的话像火烤暖了战士们的心。

这样走了几天，草原仍然无边无际。青稞面吃完了，野菜吃光了，军马也杀掉吃了。战士们只好烧皮带吃，甚至把随身带的纸张咽下去充饥，红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周副主席命令把仅存的半碗青稞面全部分给大家泡水喝：“那您吃什么呢?”警卫员急了。

周副主席两只大眼睛放出了严峻的光芒，清瘦的脸上肌肉抖动着，“有同志们活着，就有我。只要多留一个战士的生命，就给革命事业增加一份力量，拿出来分掉!”

这掺上一点青稞面的热水，分到战士们的手中。

战士们流泪了，这不足半碗的青稞面，是周副主席的心意和生命啊!

战士们又上路了，在茫茫的草地上。

行进着摧不垮的钢铁红军。

这些从小就饱受磨难的红军女战士，像每一个男战士一样，把革命当成了活着的唯一目的。她们的吃苦耐劳和不畏生死，与红军中的任何一支作战部队相比，都毫不逊(xùn)色。

一九三四年，妇女独立团，这样一支特殊的部队，在红军川陕根据地成立了。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哪支军队拥有如此众多的女战士。

这些女战士，大多来自川北大巴山中的贫苦人家。从小生活就十分贫困。都是早早就操持家务，下地干活。养成了她们面对困难，克服困难的习惯。

有许多女战士在还不满十岁的时候，就被活不下去的父母卖掉了。在别人家饱受打骂，没过一天好日子。

红军到达大巴山区后，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实行男女平等的政策。这些女孩子得到了解放，过上了自由、自主的劳动生活，于是她们开始向往革命，想通过自己的双手，去拯(zhěnɡ)救更多的受难姐妹。

就这样，越是敌人向苏区进攻得猛烈的时候，报名参加红军的贫苦女孩子就越多。是红军的政策让她们生活得有自信，有尊严，她们一定要保护苏区。

成立的那天，正是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边根据地，向西转移的途中，一千多名女同志，一下子变成参与打仗的战士了，女红军们欢欣鼓舞，蹦蹦跳跳。

成立的初期，她们是一个独立团，但随着妇女同志革命热情的高涨，独立团的战士越来越多，一度超过了三千人，曾经扩编为一个妇女独立师。

发军装，发武器，还给每人发一个带着红五星的大斗笠，就是长发都要剪短，这是上级的命令。女孩子都爱美，有些女同志舍不得了。

“打仗就打仗，为啥要剪头发?”

“是啊，留着头发还不能杀敌人了?”

妇女独立团的干部见大家叽叽喳喳的，就给大家讲道理：“咱们是来参军打仗的，不是来比美的。头发谁没有?重要的是看战斗力强不强。咱们剪短了头发，路上行军方便，打起敌人来也利索!”

女同志们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就按上级的命令剪了短发。

部队给每人发了一支枪，个子高的就扛长枪，矮一些的就扛短枪。为了让这些女兵上战场不至于慌张，上级命令她们按正规军队的标准训练。

一边训练，一边行进。红四方面军运粮、抬担架、上阵杀敌……到处都可以看见年轻的女红军忙碌的身影。

为了把自己训练得和男战士一样勇猛，妇女独立团训练得比任何人都要刻苦。她们处处不落人后。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她们组成战场运输队：有的背着四支枪和一箱子弹，有的背着上百斤的粮食和盐巴，在陡峭的山林中跋山涉水，从不停歇。

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参加了红军，就一心一意战斗，她们就这样负重前进，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

她们奔跑在战火和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每到一个营地，她们都要在冰冷的溪流里，昼夜不停地洗带血的绷带和伤员的军衣，她们的双手由于冰冻和操劳，布满了像小孩嘴巴一样的口子，常常流血不止。

就这样，她们还是整天唱唱跳跳的，一有空就给战士们表演节目，驱散他们的疲劳。许多战士都夸赞她们，能文能武。是啊，在真正的战场上，她们的表现更是出色。

当队伍来到川康交界的理县时，妇女独立团打了个大胜仗，让全体红军战士对她们刮目相看了。

理县是汉族人和藏族人杂居的地方，民族状况很复杂。独立团到了那里就扎好营地，一分钟都没有休息就到县城里去宣传。她们不停地喊话，贴标语，宣传红军的政策的同时，还不忘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

百姓们看着这一群穿着军装，扛着枪的女人，感到十分奇怪。好多老人见她们挺和善，不打骂百姓，就大着胆子问：“你们这些个女子，怎么也拿刀弄枪的?”

“大娘，红军的政策是男女平等，我们女子，怎么就不能当兵啦?”一个妇女团的干部笑呵呵地说。

“是啊，我还杀过好几个白狗子呢!”一个正在贴标语的女战士跳过来说。

“行啊!姑娘!”大娘没说什么，一边的村民都竖起了大拇指。

妇女同志们都很勤劳，她们一边开展工作，一边了解村镇中的情况。好多女战士给百姓家里帮忙，受到百姓们热情的欢迎。很快，她们就和当地人混熟了。许多百姓主动给她们提供消息，让女同志们非常高兴。

在离市镇几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喇嘛寺院。国民党兵来到这里，把寺院霸占了，作为临时的“官府衙门”。藏族的百姓不能到寺庙去拜佛，而且不分汉藏，所有百姓都要给那里交粮交物，还时不时地去做苦力。老百姓们怨声载道，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寺院中的国民党兵把自己当成了活佛，让百姓们送粮时，在一公里以外就得跪下，用膝盖“走”进寺中。许多身体虚弱的百姓还没走到，就累死在半路了。

女战士们听了怒火中烧，大家商量一下，都想替百姓们出出这口气，让这些鱼肉乡民的敌人长点记性。

“团长，我们不能看着乡亲们受苦。”

“是啊，百姓们自己都吃不饱饭，还得供奉着这个‘皇帝’!”

团长仔细思考了一下，下定决心教训教训这些敌人。

她派出了两个机灵能干的女战士，把敌人的情况摸清。

原来寺庙修在半山腰，院墙高大厚实，易守难攻。这股敌人就躲在这里，从百姓们那里收取粮草、盐巴，真是过着土皇帝的生活。

侦察员回来后，大家更加气愤，都想立刻去消灭这股敌人。还是团长和副团长制止了大家，冷静地想好了对策。

当天夜里，月亮躲在云层后面，四下里一片漆黑，通往寺院的路上，女战士们拿着从村民手中借来的工具，一声不响地挖着土。山野里一片寂静，除了“沙沙”的挖土声，什么声音也没有。

战士们干得热火朝天，连平时怕黑的几个小战士，都忘记了黑暗，脑中只想着消灭敌人，为百姓除害。第二天清晨，战壕挖到了寺庙周围，女战士们早就伏在战壕中，静静地观察着寺庙中的动静了。

平日早早打开的庙门依然紧闭，平日里嘻嘻哈哈的笑声也听不见了。团长断定，敌人已发现了妇女团，他们仗着粮草充足，想在这里耗着，等红军退去，或者援兵到来。有几位同志当时就要往上冲，团长拦住了她们。

不能让敌人得逞，妇女团的同志门开会商议。

“敌人对红军闻风丧胆，所以才不敢出来，想等援兵。所以我们不能等了。”一个急脾气的女战士首先发言。

“不行，现在是白天，进攻对我们不利。”

“而且白天敌人容易发现我们是女人。就不怕了。”

团长见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就说：

“我们等到晚上再进攻，进攻时大家不要喊，这样敌人就看不出我们的身份。再派一队从山顶上过去，在敌人的后面进攻，让他们着急，就会自己乱了。”

“这个计策好!给他来一个两面夹击。”

主意已定，团长安排了具体工作，大家就静静地等着夜晚的到来。

夜幕终于降临了，女战士们个个跃跃欲试。黑暗的天幕，半个月亮斜挂着，稀疏的星星在闪烁着。夜雾袭来，夜晚更添凉意，朦胧的月光下，可以看得见不远处的围墙。

团长一声令下，全面进攻开始了。大家都不出声，用身上背的手榴弹猛打，一声声爆炸声在寺院里传出来。

不一会儿，敌人从寺院里冲了出来。红军的火力更猛了，敌人的尸体一炸一大片。这时，迂回到山上的那支女红军也赶到了，敌人一看腹背受敌，连滚带爬地退回了寺庙。

“冲啊!不要让敌人跑了!”

冲锋号吹响了，团长拼尽全力地喊出来，妇女团把寺庙牢牢地包围起来，继续猛攻。敌人十分狡猾，就是不出来。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二天中午，妇女团长战士们不停的投手榴弹，不一会儿，寺院里冒起了黑烟：敌人的仓库被一颗手榴弹引着了。

这下子红军战士们可来了劲儿，她们抱起大木桩，“一、二、三!”一用力，紧闭的大门被撞开了，战士们像潮水一样冲了进去，彻底消灭了敌人。

紧接着，女战士们又忙着救火，把剩下的粮食和盐巴分给当地的乡民，自己也缴获了好多枪支弹药。

这一次旗开得胜，让妇女独立团名声大振，也增加了战士们的对敌经验。同志们的气势更加高昂，面对敌人时更加英勇向前了。

当需要冲上战场与敌人搏斗的时候，女战士们个个奋勇争先，不畏生死。打过几场硬仗之后，原来看不起她们的敌人，害怕到只要在丛林中看见一片红色，就胆战心惊。因为女战士们的枪上、刀柄上全都系着红布穗子。

爱美的她们，在有限的条件下打扮自己，队伍集合的时候，妇女团的同志们头上的大斗笠上，画着五颗鲜红的星星，脚下的草鞋上系着红绒球，那时候，无论是红军战士还是穷苦百姓，都为她们喝彩!

妇女独立团是军队中的花朵，但她们不是养在温室中的花，而是经得起风吹雨打的钢铁之花。

陈赓，在黄埔时代他就被称为“黄埔三杰”之一的人物，人们只知他是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的英雄，却不知道他还有“三怕”。第一怕是廖仲恺先生，第二怕是彭德怀老总，第三怕，知道的人就很少了，那就是，怕小孩子。

那是个霜雪纷飞的深秋，太阳早偏西了。陈赓感到十分疲惫，掉了队，同他那也十分疲惫的瘦马，慢慢地朝前走着。忽然来到一个掉队小红军的身旁。这个小家伙，看来不过十二岁，一口四川腔，圆溜溜的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翘。穿着一双破草鞋的脚板子，冻得又青又红。陈赓靠近他身边说：“小鬼，你过来骑一会儿。”

小鬼拿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那满脸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说：“老同志，我的体力可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用命令口吻说：“上去，骑一段再说!”

小鬼用倔犟的语气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小鬼把腰一挺，做出一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走吧。”

“你先走，我还要慢慢走，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无奈，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口袋一拉，轻轻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比你还要多呢。”

陈赓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他只好爬上马背，一个人朝前走去。

不知为什么，陈赓此时心里总是静不下来。他脑子里，出现一连串孩子的影子。从上海滩上、广州沿街直到香港码头，他所打过交道的那些娃娃们，都从他的脑海里涌出来。陈赓突然喊了一声：“不对，我受骗了!”他调转马头，狠踢着马肚子，向原路奔跑起来。

当陈赓寻找到这个小鬼时，已经晚了。

陈赓把小鬼抱上马背时，左手触到一件硬物。他顺着摸出来一看，原来正是小鬼那个鼓鼓的干粮袋，里面只有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留有几个牙齿印。

陈赓全明白了。然而这时，小鬼已经停止了呼吸。

陈赓一手紧搂着小鬼的尸体，一手狠狠地给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这个大笨蛋，怎么对得起阶级小兄弟!”这就是陈赓同志为什么怕同小孩子开玩笑，怕听小孩子生病，怕听小孩子哭的原因。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

为了消除部队的顾虑，毛主席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山比一比。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外，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心里涌起无限的感念。一首在江西中央苏区流行的山歌，又在我的耳边萦绕着：送得哥哥前线去，做双鞋子赠送你，鞋上绣了七个字，红军哥哥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起了我们离开中央苏区时的情形。一个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一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的字句。他说：“孩子，这鞋一穿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伴侣。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我第一次从腰里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苏区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口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了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同志们见了，都说这真是“救命鞋”。可是我也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一个大窟窿。以后，我更加倍地爱惜它。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越向上爬越陡，一会儿竟下起鸡蛋大的冰雹。狂风夹着冰雹，吹在身上，真像刀割的一样。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45斤的迫击炮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几次跌倒。每当我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苏区的老乡们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它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我赶忙把它脱了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红军铁流两万五千里，机动作战，给养匮乏，常常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始终严守纪律，秋毫无犯，宁可忍饥挨饿，幕天席地，也决不侵犯群众利益。这与国民党军队“攫民膏以自润、夺民财以自肥”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当年长征沿途的广大群众都亲切地称红军是“人民子弟兵”，而把国民党称为“子弹兵”，因为他们总是抢老百姓的东西。

在毛儿盖，饥饿每天都在吞噬着历经苦难的红军队伍。松潘一带的藏族僧侣上层和普通老百姓被迫强行“坚壁清野”，他们接到国民党严厉的禁令：有偷运粮食到苏区者处死刑;藏民有参加红军、提供粮食者以通敌罪论。大大小小的喇嘛庙里有充足的粮食，但红军总部作出严格规定，藏民的宗教场所，一律不准入内。红军将仅能找到的一点青稞统一分配，有些官兵一天只能吃一顿青稞糊糊。为了生存下去，红军官兵几乎把可以咬得动的东西都作为食物填进肚子：风干了的牛皮，腐烂了的死马，甚至从牛羊粪里拣出来的没有消化掉的青稞粒……

毛泽东也在挨饿。他的头发显得更蓬乱，脸也更黑瘦了。警卫排觉得应该让毛泽东吃得好一点，就背着他，偷偷进了一座喇嘛庙。在一间堆放杂物的平房里，警卫员王七九意外发现了一副腊羊架子。几个警卫员高兴地把它拿回来，想给毛泽东改善一下伙食。正当大家兴致勃勃地商量怎样收拾腊羊架子时，毛泽东进来了。他问明情况后，立刻把脸沉了下来，严厉地说：“你们违犯了群众纪律，在什么地方拿的，还送到什么地方去!”

“是!”王七九红着脸答应了一声，立即拿着腊羊架子跑出门去。

毛泽东看着警卫战士，语重心长地说：“我说过多少遍了，要你们严守纪律。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不了解我们，再加上敌人的反动宣传，见我们都躲起来了。要让群众真正了解我们，就得靠我们自己的行动，行动是最好的宣传。”王七九送完腊羊架子回来，毛泽东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用低沉的声音说了声：“我谢谢你!”

这一声发自肺腑的“谢谢”，是红军领导人对红军指战员严守纪律的赞誉。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走一路，把爱人民、为人民的思想播撒了一路。“爱人民”与“人民爱”，化作无坚不摧的力量，化作和谐美丽的音符，奏响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