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爱国故事有哪些20篇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人民科学家。1911年，他出生于上海，这象征着我们中国的航空、火箭、导弹事业将得到改善。毛泽东曾对钱学森说过一句话：“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35年，钱学森留学于美国，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博士学位。他在火箭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在美国，金钱、地位、名誉，他都有了。

一听到中国成立了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回国工作。他说：“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950年9月，美国移民局发给了钱学森一个通知：不准回国!他被退掉机票。美国海关硬说他是间谍,他们把他关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看守人员隔十分钟就来开一次灯。半个月后，他的体重就下降了十几斤。

后来，经过美国人的帮助，美国移民局把他释放出来了，但并没有停止对他的迫害。他的行为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

经过五年的迫害与挫折，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他望着天安门城楼，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的，我现在终于回来了!”

华罗庚，国际数学大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华罗庚的爱国励志故事，欢迎阅读参考!

新中国涎生的消息传到美国以后，已是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的华罗庚，享有优厚的薪俸、汽车、洋房、荣誉，但这一切再也羁绊不住他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他毫不犹豫地响应祖国的号召，回到自己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当他路过香港时，他写了一封长达万言的公开信，情真意切地呼吁爱国知识分子放弃国外优越的物质生活，投入祖国的怀抱。他在信中说：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在公开信问世后的二十五年漫长岁月里，无论是天空晴朗的时光，还是在风雨如晦的年月，他都始终恪守着自己的诺言，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奋斗不息，向人们展示了他“祖国中兴宏伟，死生甘愿同依”的爱国热心。

初露锋芒

1910年11月12 日，华罗庚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他家境贫穷，决心努力学习.上中学时，在一次数学课上，老师给同学们出了一道著名的难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余二，五五数之余三，七七数之余二，问物几何?”大家正在思考时，华罗庚站起来说“23”，他的回答使老师惊喜不已，并得到老师的表扬.从此，他喜欢上了数学.

他刚入校的时候，许多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平庸、低能”，他暗暗发誓，一定要用优异的学习成绩来回击这种偏见!从此，华罗庚全身心地钻到数学里，如同着了魔似的.他的脑袋里装满了数学公式，攻克数学难题成了他最大的乐趣.白天，他连走路时都在思索着解题方法;夜里，他守着小油灯不知疲倦地演算着……就这样，华罗庚攻下了一道道难题，并从中享受到了无穷的快乐.

勤奋成才

华罗庚家境贫寒，初中未毕业便辍学在家.他已对数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辍学之后，更懂得用功读书.可怜的是他只有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及一本从老师那儿借来摘抄的50页的微积分.

为了抽出时间学习，他经常早起.隔壁邻居早起磨豆腐的时候，华罗庚已经点着油灯在看书了.伏天的晚上，他很少到外面去乘凉，而是在蚊子嗡嗡叫的小店里学习.严冬，他常常把砚台放在脚炉上，一边磨墨一边用毛笔蘸着墨汁做习题.每逢年节，华罗庚也不去亲戚家里串门，埋头在家里读书.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 “罗呆子”.

他的志气与行径，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阻力愈大，反阻力也愈大;困难愈多，克服困难的决心也愈坚.没有时间，他养成了早起、善于利用零碎时间、善于心算的习惯.没有书，也养成了他勤于动手、勤于独立思考的习惯.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

身残志坚

华罗庚十九岁那年，染上了极其可怕的伤寒病.这场大病，几乎毁了他的一生.从旧历腊月廿四日开始，他足足病了半年，从此因病左腿残疾，走路要左腿先画一个大圆圈，右腿再迈上一小步.对于这种奇特而费力的步履，他曾幽默地戏称为“圆与切线的运动”.

在逆境中，他顽强地与命运抗争，誓言是：“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双腿!” 经过了几年的自学，华罗庚开始在杂志上投稿.一开始，他的稿件不断被拒绝.原因是他写的问题已被国外某个专家给证明过了.这反而使华罗庚增添了信心，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他自己钻研出来的，并没有看过别人的解题方法.

1930年，华罗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被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发现，让熊庆来惊奇不已，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这时华罗庚只有21岁，他终于离开了杂货店的“暗室”，来到了北京的清华大学.

天才出于勤奋

来到清华工作，是华罗庚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他的数学生涯也真正从这儿开始.

从初中毕业生到一个大学教师，华罗庚只花了六年半时间.他后来对友人说：“人家受的教育比我多，我必须用加倍的时间以补救我的缺失，所以人家每天8小时的工作，我要工作 12小时以上才觉得安心.”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的4年中，在数论方面发表了十几篇论文，自修了英、法、德语.25岁时他已成为蜚声国际的青年学者.华罗庚迅速由助理提升为助教、教员，以后又被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聘为研究员.

华罗庚从不迷信天才，认为：“天才由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他提出“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而终”的名言，作为对自己的告诫.直到他逝世前不久，还这样写道：“发白才知智叟呆，埋头苦干向未来，勤能补拙是良剂，一分辛苦一分才.”

不慕虚名求真学

1936年，华罗庚26岁，由清华保送到英国留学，就读的是最著名的剑桥大学.数学首席教授哈代托人告诉华罗庚他只要一年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需要一年专心研究一个问题，但华罗庚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他放弃了博士学位，作为访问学者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在剑桥的两年时间写了20篇论文.论水准，每一篇论文都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 他提出的一个理论被数学界称为“华氏定理”，改进了哈代的结论，哈代说：“太好了，我的著作把它写成是无法改进的，这回我的著作非改不可了!”华罗庚被认为是“剑桥的光荣”!

在剑桥大学的两年中，华罗庚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的哥德巴赫问题”写了18篇论文，先后发表在英、苏、印度、法、德等国的杂志上，其中包括《论高斯的完整三角和估计问题》这篇有名的论文.按其成就，已经越过了每一条院士的要求，但在剑桥他从未正式申请过学位.他拥有的唯一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文凭.

爱国情深

1938年，抗日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英国人要华罗庚留下来教书，他毅然放弃在英国的一切回到祖国，到西南联大与同胞们共患难.清华大学的资格审查委员会一致通过，让只有初中文凭的华罗庚晋升为大学教授.

1946年秋天，迫于国内的白色恐怖，华罗庚再次出国，美国伊利诺大学把华罗庚聘为终身教授，并给了他相当优厚的待遇，希望他把那里建成世界级的代数研究中心.1950年，祖国解放的消息传到美国，华罗庚毅然放弃优厚的条件，举家回国.

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数学研究事业之中.他一生为我们留下了200余篇学术论文，10部专著，其中8部为国外翻译出版，有些已列入本世纪数学经典著作之列.他还写了10余部科普作品.他的名字已载入国际著名科学家的史册.他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真理长河中有无数礁石险滩。只有不畏攀登的采药者，只有不怕巨浪的弄潮儿，才能登上高峰采得仙草，深入水底觅得骊珠。--华罗庚

[华罗庚的爱国励志故事

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唐朝时的大将。当时，两人因为平时的一些误会，积怨很深，感情很不好。平时即使同桌吃饭，互相都懒得瞧上一眼，更别提说话了。

后来安禄山造反，皇帝命令郭子仪做朔方(今宁夏一带)节度使，李光弼成为他的部下。当时的节度使大致相当于战区司令长官兼行政长官，权力极大。

李光弼这时有些担心，怕郭子仪公报私仇，借故杀他，他甚至想偷偷逃走。哪知郭子仪反向皇帝极力举荐他，结果皇帝就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同时，郭子仪还将自己部下的一万精兵分给了他，让他带兵东征。

郭子仪此举，让李光弼产生了更大的误会，心想郭子仪这次一定不会放过他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找到郭子仪说：“今后不管怎么处置我，我都不抱怨，只图不连累妻小。”

郭子仪听后，很是诧异，忙离开座位，抱住李光弼，眼含热泪说：“国家危急，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不能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了。”

李光弼见郭子仪心胸如此坦荡，便带队请战。此后，将帅一心，在平判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黄河是一条伟大的河，我们中华民族是在它的身旁发展起来的，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同时，黄河又是多灾的河，曾经多次泛滥，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1948年春天，在解放战争的日子里，毛泽东转战陕北，曾多次来到黄河边。毛泽东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看望黄河。站在山顶上迎风而立，望着苍龙似的黄河滚滚流去，他不禁赞叹说：“真美呀！”

毛泽东对警卫战士们说：“人常说黄河百害无利，这是不对的。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抗日战争，又是黄河挡住了日本侵略者。只这一条，就要减轻它的罪过。”

黄河上的船工赤露着胸背和腿脚，结实的肌肉展示出力量，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发亮。毛泽东看见这动人的情景，大声说：“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毛泽东向跳船上岸的船工们走过去，同他们握手，连声说：“你们是黄河的儿子，真正的英雄！”

不久，毛泽东要渡过黄河到华北去了。毛泽东坐在船上，船在浪涛中前进，颠簸摇晃，船工们发出了雄壮的号子声。毛泽东激动地对同行的人们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中华民族！”

毛泽东这样尊敬黄河，由于黄河是中国的象征，是中国人民的象征。

在上古时期的周朝，统治者把全国分成许多小国，由他们的子弟和功臣去治理，叫诸侯国。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办法对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是起过作用的。但是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各诸侯国独自为政，不听中央的命令，相互之间又不断打仗争夺，使全国陷入分裂和动乱的状态。这就是历史上的春秋和战国时期。到战国后期，人民都希望把全国统一起来。

公元前221年，秦国国君赢政经过10年征战，消灭了其他6国，建立了秦朝。他就是秦始皇。怎样进行管理呢?有的大臣提出，还应该像周朝那样分封诸侯。一个叫李斯的大臣坚决反对，说应该实行郡县制，由中央统一管理，才不致于造成混乱和分裂。秦始皇支持李斯的意见，说：“过去战争不断，百姓受苦，就是因为全国分裂、各自为政、不尊天子造成的。如果我再分封，不是等于给自己树立敌人吗?想要安宁就难了。”

于是，秦始皇决定把全国分为36个郡，郡下设县，郡县官员由中央任命。他又下令制定统一的法令，使用全国一致的文字、车辆，开通首都到各地的驿道，做到畅行无阻;对长度、重量、容量也做了统一的标准。他还亲自到各地巡视，宣传统一的意义和功德。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全国统一的办法，后来被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在中华大一统的事业中，秦始皇是有伟大功绩的。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10多年的辛勤准备，终于到了报效祖国的时候。他向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着名科学家，夫人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声誉。但祖国的召唤，使他们毫不犹豫放弃了优越的一切。

1950年8月，钱学森一家人准备乘坐加拿大班机离开美国。但是，美国国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通过海关扣留了他。之后，美国司法部签署了逮捕令，钱学森失去了自由。

在美国工作的10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曾写道：“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因此，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海军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国。”

钱学森没有屈服。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一方面继续着自己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坚持斗争，寻找回国的时机。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熟悉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

钱学森立即给陈叔通写了一封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的信，夹在蒋英写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地寄了出去。陈叔通接到信的当天，就把信送交给周恩来总理。当时，中美正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根据总理的指示与美方交涉。开始，美方不承认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时，美方才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政府只得无奈地允许钱学森回国。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之后用。我一块美元也不存，许多人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5年9月，钱学森全家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他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无比激动。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呕心沥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60年，在他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张自忠上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盟军中阵亡的最高将领，也是现代战争面对面厮杀，贴身肉搏，喋血拼刺中唯一战死的将军。

那是长江流域春夏之际的一个夜晚，张自忠将军率领着只有两千战士的部队渡过湖北襄河，直扑日军主力，死战不退，最终全部阵亡。张自忠将军浴血之战的真实意图，就是以决死的意志，扑向劈面而来的日军。“我生国死，我死国生!”将军呼啸着冲向敌阵。此一战他就是要杀敌，就是要战死沙场!

像岳飞、袁崇焕一样，张自忠也受过冤屈。1937年，“卢沟桥事变”张自忠奉命和谈，他没能与日军作战，成了全国一片骂声中的汉奸与卖国逆贼。张自忠将军无言地承受了这一切。他率领这些穿着草鞋的农家子弟，有的只有十六七岁，长得还没有枪高，就要和敌人去拼命。他们从南到北地行进着，谁能知道将军的心里一直在寻找机会，历史最终将给将军一条保留名节的血路。

这一天终于来了。

穿过冰冷的河水，暗夜里行进的他心里清楚，他要战死在这里。中日战争中最惨烈搏杀的战场是在长江三峡东口外的鄂北。据战报公布，张自忠将军生命的最后时刻，全身被数弹洞穿，可他没有倒下，仍面对日军挥舞着早已无弹的手枪，最后几位保护他的士兵也全部阵亡了。日军第三中队长堂野射出一枪，击中张自忠额头，血污糊住了将军的眼睛，他大声呼叫杀敌!日军一等兵藤冈之用刺刀穿入了他的左肋。日军惊遇鬼神，说将军倒下时像一座山。

当天夜里，日军确认战死的是张自忠上将时，发出了短暂的欢呼，接下来他们一起郑重地给张将军敬礼。第二天，日军又用柏木棺材埋葬了将军，当晚他们接到总司令部命令，把张自忠的遗体运到武汉。是夜，一支中国军队突袭此地，发了疯的中国军人敢死队冲向日本鬼子，二百多名官兵倒下，他们从敌人手中抢回了将军的忠勇之驱。中国军人作战的果敢、顽强，以前所未有的火力，使日军为之胆战心寒。将军以死激发了中国军人复仇的火焰。将军不惧死，士兵何曾怕死?正如张将军战前所言：“人生百年，终有一死，贵在死得其所!”他属下的士兵斩断了生的念头，毅然地冲向了敌人。

张自忠将军的灵柩，由湖北武昌起程运往重庆，举行国葬。当日，十万人口的宜昌，倾城出动，万人空巷。在将军灵柩经过的长江边，为他送行。日军飞机多次在宜昌上空盘旋，十万宜昌人眼睁睁地看着敌机，没一人惊恐躲避。日军看着这破天荒的场面没有轰炸。将军以死拼杀没能战胜的敌人，显然被将军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所震慑。

轮船汽笛响彻长江，载着将军缓缓驶离宜昌码头远去，驶在长江上，开向流着中华民族忠勇之士热血的天险三峡。

张自忠上将的遗躯经过秭归，峡边高山上再一次立满了人群。这是屈原故里的乡亲，他们默默地望着。长江上传来一首古老的歌谣，这是两千多年前屈原的《招魂》，凭吊亲人，秭归人从来就是这么唱着：“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

一个人把自己置于死地，将军深义何在?一个民族，一条大江，正是有了这样的忠勇之子，其文明才能日夜不息地流淌至今。

1937年7月7日，日晕悍然进攻芦沟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27日，赵登禹将军率部宣誓抗日，赴南苑作战，以手榴弹、大刀对抗日寇的飞机大炮，一口气将数倍于我军的日寇驱回一里路，毙敌不计其数。

在这次战役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在激战中阵亡，赵登禹率军向大红门方向增援，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仅39岁。赵登禹将军牺牲后，国、共两党同时册封他为“抗日爱国将军”，以示永久纪念。为纪念赵登禹将军，北京人民把西城区白塔寺侧的一条马路命名为“赵登禹路”，烈士遗骨安葬在卢沟桥附近的五道口。

1918年，赵登禹随冯玉祥镇守湖南常德。当时帝国主义军舰在内河水域横冲直撞，中国水兵和百姓深受其害。

有一天，赵登禹值勤时，见驻常德日本居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一个日军舰长杀气腾腾地要见冯玉祥，说中国军队要对他们检查，还敢抗拒他殴打。赵登禹把这件事告诉了冯玉祥。冯玉祥传令让他们进来，翻开《日本海陆军刑法》一书，说：“根据军规，对你们行凶的士兵必须立即监禁!”高桥新二见冯玉祥用日军刑法处置他们，不禁大怒，当下掏出枪来要对冯玉祥行凶。赵登禹手疾眼快，未等高桥新二抬起枪口，已纵身而上，左手将枪抓牢向上一板，抢在手里;右手一拳将高桥新二击个仰面朝天，又一扑上前劈胸揪了起来。

两个日军官吓得浑身哆嗦，只好在处罚令上签字。这件事很快在常德传开，大长了中国人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威风。

1921年，冯部第二次入陕，打败原督军陈树藩，十六混成旅扩编为第一师，冯玉祥任师长。当地有个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叫郭坚，驻在凤翔，冯玉祥便设下“鸿门宴”请郭坚，要杀掉这个罪魁。

郭坚带着卫兵来冯府赴宴，埋伏在左右的士兵争相偷看郭坚和冯玉祥对饮，不慎将屏风挤倒。郭坚大惊，拔枪便走。士兵慌了，忙去阻拦，但郭坚身高力大，又有手枪，哪里拦得住。紧急关头。赵登禹挺身而上，施展武功，三拳两脚将郭坚击倒，生擒活拿。随后，将郭坚公开枪决，暴尸街头，凤翔一带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颂扬赵登禹武艺高强，武林称奇。

1922年3月，赵登禹升为排长，7月又升为连长，接着又升为营长、团长。其间，他每次作战都冲锋在前，出生入死，所向披靡，屡立战功。1927年初，冯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赵登禹升任旅长。

1916年，冯玉祥驻军河北廊坊一带。一次部队在山下练兵，突然从林间蹿出一只猛虎。当时战士们正练徒手格斗，只有连长佩带匣子枪，仓皇间连长发几枪却没击中要害，而虎已扑到近前。战士们一下都惊呆了，尚不知如何对付这只凶兽，只见赵登禹大吼一声，一个箭步纵出队列，迎着扑来的猛虎，先是闪展腾挪，将那虎引诱得前爪扑空，闪身跃虎背，挥拳运气便打。那虎痛啸一声，挺身直立，探头甩尾，意欲将赵登禹甩脱，再反扑过来。不料赵登禹发声喊，两腿就像钳子一般夹住虎肩，左手死死揪住虎脑门，照准虎脑门又是七八下重拳，打得那虎抽搐着软瘫下去，七窍流血，四腿蹬挠，显见已经无力反抗，只是垂死挣扎。这时战士们都围上来帮忙，一阵拳打脚踢，将虎打死。

冯玉祥闻知此事十分惊讶，亲笔在打虎照上书写“打虎将军”四个家，又把他调到卫队当贴身护兵。自此，赵登禹在冯玉祥身边生活了7年。

“振兴中华”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它是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最早提出来的。在孙中山之前，也有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像林则徐、魏源、严复、李善兰、徐寿等思想家、科学家，还有一些清朝的官员，都在想办法使中国强盛起来，但是他们大都是在清朝的“躯体”上进行改革，不可能成功。孙中山看透了清朝的腐败和反动，认为只有推翻这个绊脚石，实行民主革命，才能真正救中国。

1894年，孙中山在太平洋上的檀香山(现属美国)创建了最早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顾名思义，就是振兴中华的意思。孙中山在成立宣言中明确指出，成立本会的目的，“专为振兴中华”。后来，他又经常不断地宣传振兴中华的思想。有一次，他说：“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到了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国是世界上顶弱顶贫的国家。……我们中国人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不然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亡国亡种的地位。大家要醒!醒!醒!醒!”

他还要说过：“如果我们能从今天就醒起来，那么中国前途的运命，还是很大的希望。……我们就是要从革命这条路去走，拿革命的主义救中国。”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前仆后继，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很多人流血牺牲，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武昌起义的成功。清朝被推翻了。虽然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可这为祖国的富强创造了条件。“振兴中华”从此成为更多的中国人奋斗的目标。

“家里面死过很多人，包括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记得不知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江姐

责任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义不容辞的，红岩英烈当时所担当的责任，在今天有的是我们无法复制的。

有一位烈士大家都很熟悉，她就是中华革命儿女的典型——江竹筠。在所有的烈士中江竹筠应该说是最为苦大仇深。她父母早亡，兄弟又病故。她先是在美国人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又在慈善家刘子如的学校读书，受班主任李任夫的影响，加入共产党组织，走上革命道路。作为我们党培养的一位青年干部，她先是被派到重庆妇女慰劳总会担任文字秘书，后到綦江铁矿当会计，再到敬善中学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小学文字教员，最后被送到四川大学读书深造，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江竹筠发愤努力，吸取文化知识，充实自己。就在她专心读书的时候，接到党组织的一个紧急通知：迅速停止学业，回重庆担任市委机关领导人的假妻子。江竹筠一听：一个男人的假妻子怎么做?自己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同男人单独相处的经验，找不到任何感觉去完成这个任务。她拒绝了组织的调遣。组织上反复向她说明情况：重庆地下市委被国民党破坏，所有人员上了黑名单，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从云阳县调来县委书记彭庆邦主持市委机关工作。但是彭庆邦的妻子谭正伦是一个小手工作坊的老板，没有地下活动的经历，也不熟悉重庆的情况，显然不适合掩护工作。江竹筠知道这一情况以后，服从了组织的调遣，办了休学证明，回到了重庆。党组织为了绝对的安全，花重金给彭庆邦得到一个公开身份——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高级主管，并且切断了他与家乡的一切联系，把名字也改为“彭咏梧”。

江竹筠来到彭咏梧身边工作后，彭感觉工作的安全性、保密性大大提高。90名地下党员的名字不用任何记录，江烂熟于心，所有的会议决定只口头传达，不留只言片语。而江竹筠也发现，自己到彭咏梧身边工作以后，以前弄不清楚的问题、想不明白的道理，经彭一点拨就豁然开朗，感觉自己进步得非常快。所以，两个人在工作上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友情慢慢地发展为一种爱情、一种相互疼爱之情。江竹筠清楚地知道，彭咏梧有妻子、有孩子，她要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她向党组织提出请求：请组织另派他人来替代她的工作。组织上觉得江竹筠说的也是实情，所以拟重新物色人选，接替江竹筠。

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两件事情改变了江竹筠和彭咏梧假扮夫妻的状况。一件事情是日机轰炸万县，彭咏梧的家和作坊全部被夷为平地，妻子谭正伦、儿子彭炳忠下落不明，彭咏梧四处托人打听都没有结果;第二个情况是军统已经知道中共重庆地下市委重新组建，一个女大学生掩护，遂对家庭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在这种情况下，江竹筠觉得，如果因为自己的掩护不到位、不成功而暴露市委、暴露彭咏梧的身份，那就是没有完成任务，所以她大胆地向组织提出请求：如果老彭不反对，请批准我们结为夫妻，我绝对保证市委和老彭的安全。组织上最后同意了江竹筠的请求，批准两人结为夫妻。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市委机关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但是当孩子不到6个月的时候，川东地下党组织执行上海局的要求，发动游击骚扰，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考虑到彭咏梧来自川东农村，决定派他回万县组织第一次武装起义，由江竹筠担任万县和重庆之间的交通联络员。两口子要去打游击，组织武装起义，孩子不能带去，于是四处托人帮忙照管孩子。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谁都非常为难，就在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情况出现：彭咏梧的前妻带着儿子找来了，原来他们没有死于大轰炸，而是大轰炸以后到了重庆，投靠了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谭竹安当年在《大公报》工作，是我们党“六一社”的进步成员。姐弟俩四处寻找彭咏梧未果，最后在《大公报》登出寻人启事。后来，有人告诉谭竹安，你们要找的姐夫姓彭，会不会就是重庆地下市委的这个领导?他现在在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工作。谭竹安到中央信托局找了几次，最后发现这个人就是他的姐夫。

江竹筠知道情况后，主动向组织表示，这件事情由她自己来解决。她首先把谭竹安请到家中，把她与彭咏梧怎样假扮夫妻、怎样闻知家乡噩耗、怎样面对国民党的盘查假戏真做、怎样怀上孩子生下孩子，如实地向谭竹安作了说明。最后江竹筠向他表示：本次任务结束以后，一定让彭咏梧回到你们家中，但是现在有个为难之事，就是我们的孩子没人看管，孩子是彭家骨肉，所以你们无论如何要答应抚养这个孩子。说完把孩子交给谭竹安，自己随丈夫走了。

后来，万县传来消息：彭咏梧在第一次武装起义中不幸牺牲，头颅被砍下来挂在城门示众。谭正伦在重庆闻听噩耗伤心欲绝，可是她又得知，当党组织决定调江竹筠回重庆照顾自己的孩子、在市委机关继续工作时，江竹筠却拒绝了。她明确表示：老彭在什么地方倒下，我就应该在什么地方继续坚持工作，坚守岗位。谭正伦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怎么连自己的儿子都不顾?革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由万县传来消息：江竹筠被叛徒涂孝文出卖，关进了重庆渣滓洞监狱，备受酷刑摧残……谭正伦在狱外得到地下党组织传来的一个又一个消息，她越来越想不明白：革命究竟是什么?

出于一个母亲对另一个母亲的同情，谭正伦把江竹筠的孩子带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托地下党组织把照片带到狱中，这成为江竹筠在狱中最大的精神支柱。而江竹筠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有时间和机会向谭正伦说明其中的原委了。当狱友曾紫霞出狱的时候，她委托带出这样一封信来表明自己的生死观。她说：“家里面死过很多人，包括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记得不知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当江竹筠知道自己来日不多的时候，她又带出了最后一封信，对自己的儿子作了这样的交代：“竹安弟，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们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绝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写完遗信13天后，江竹筠被杀害，年仅30岁。

重庆解放后，谭正伦带着两个孩子急赴歌乐山。当在人民解放军协助下发现江竹筠遗骸的时候，谭正伦极度震惊，她没想到身材如此矮小的江竹筠却有钢铁般的意志。她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把你的儿子抚养成人!”

新中国刚刚成立，重庆生活极度困难，谁也没有想到，谭正伦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进孤儿院寄养，而只专心抚养江竹筠留下的孩子彭云。所以，彭云说：“生我者江竹筠，养我者谭妈妈，对谭妈妈的恩情三天三夜我诉说不完。”

江竹筠以自己敢于担当的精神，掩护市委机关，保全地下党组织的安危，并且以个人敢于担当的精神，正确处理情与爱的关系，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光辉的楷模形象。

他是带领大刀队夜袭长城喜峰口的英雄，也为“临沂大捷”、“鄂北大捷”立下战功，最后在日军的围歼下，战死南瓜店，找到了自己战死报国的地方。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实际已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先有东北义勇军马占山奋起抗日，再有“一二八”淞沪之战，复有长城各口之战，都是七七全面抗日前的序幕战。在这几场序幕战中，战果最突出、最辉煌的，首推长城喜峰口大捷。这是自九一八以来，日军所遭遇到最严重的打击，敌人自己也承认，是侵华以来所遭遇到的最大失败和耻辱。当时二十九军第三十三师，在师长张自忠率领的千人大刀敢死队，以急行军兼程赶赴前线，用大刀、手榴弹为武器，于月黑风高之夜，乘敌不备，歼灭日军步兵两个联队，骑兵一个大队，血染喜峰口，造成空前大捷，震惊中外。张自忠获中央颁授青天白日勋章，于是抗日英雄的威名，传遍全国，妇孺皆知。

张自忠将军山东临清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喜峰口一役后，中日塘沽停战协定签字，先后出任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

一直以来，日本人都想拉拢张自忠，七七事变后，他奉中央之命留守北平与敌周旋，目的是希望拖到中央军前来增援。后来北平、天津急速失守，张自忠眼见大事已去，继续留在北平已无必要，乃设计脱险。他骑自行车出走到天津，再乘英国轮船经青岛转赴济南。张自忠到了青岛，再改乘火车去济南。一路上，他身陷险境，更承受着千夫所指的屈辱，由于从北平沦陷起，全国舆论集中火力攻击他，认为他是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都称他为“张逆自忠”。

张自忠后来抵达南京，获中央还以清白。蒋委员长接见他时，说：“等你身体康复，我命令你重回部队，让你再有机会报效国家，回到前方看看你的长官、同僚及部下。”张自忠深受感动。

一九三八年春，中央任命张自忠为五十九军军长，返回部队那天，他对部众宣示：“今天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战死的地方。”全体官民激昂效命，泣不成声。

五十九军组成不久，战事延至徐州外围，日军侧面进攻临沂，张自忠受命挥兵前进增援，转眼间将敌军精锐部队击退，日军仓惶后撤时，张自忠继续追迫，歼灭残敌，造成抗战史上有名的“临沂大捷”。经此一役，张自忠名震中外，再也没有人说他是汉奸了。当时中央明令嘉奖，同年十月就升为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军进攻鄂西，进犯随县、枣阳，张自忠再次亲自率领两军团渡海迎战，大破日军，击毙击伤敌军超过一万三千人，再为抗战史上写下了“鄂北大捷”。次年五月，日军又集结重兵再犯襄樊。张自忠指挥部队渡河迎战，当时敌众我寡，但张自忠不顾一切冒险出击，立下遗嘱后即挥军渡河，双方无论在兵力和武器上都十分悬殊，但他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奋勇进攻。两军昼夜激战九天，敌人伤亡惨重，不明白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难打。后来知道我方的领军是张自忠，立即增援反扑，誓要追剿张自忠以复前仇。

最后张自忠率部被围于南瓜店的十里长山，敌人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五月十六日，张自忠卫士伤亡殆尽，自己身中六弹，屡次爬起冲杀，左右部属请他突围逃生，张自忠坚持不允，到了弥留时向左右卫士说道：“我今天战死，自问对国家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一代陆军战神终于战死南瓜店。

日本人十分敬佩张自忠的英雄气魄，在他战死后，把遗体装殓好埋葬起来，坟上还插着木牌，上面写着：“华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被皇军击毙之墓”。遗体下葬时，日本官兵集合起来向张自忠行致敬礼。不久，中国援军赶到，重新开棺以上将礼服重殓。

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灵柩运抵重庆时，蒋委员长特亲临迎灵致祭，并手书“英烈千秋”挽匾，以资褒奖。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五十岁，他的夫人李敏慧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钱学森为了报效祖国，于是去美国深造，拜冯卡门为师，并在他的推荐下，钱学森成为了一所大学的终身教授，并在此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虽然他在生活上享有非常丰厚的待遇，但是他依然怀念着自己的祖国。

可是，钱学森报效祖国的希望没有实现，战争爆发了，他因为是中国人而受到了无理阻拦。钱学森历尽艰险，不懈努力，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中，报效祖国。

他此后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为了保障我国的国防能力，钱学森终于在1960年10月成功完成了对第一颗国产导弹的研制!钱学森为我们建立了学习的榜样!

我们伟大的祖国日新月异、欣欣向荣，宛如一颗明珠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科技水平名列世界前茅。中国人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受人歧视。我们作为一名中国人， 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等这样无数先烈和前辈前赴后继，才有了我们祖国今天的强大和富强。我更加热爱我的祖国;热爱生我养我的故乡，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从小立下远大志向，刻苦学习，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长大后报效祖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40多年过去了，如今钱学森已90高龄。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一)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地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二)

钱学森是中国军事高科技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对我国军事科学研究提出了高层次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并直接倡导了军事系统工程和军事运筹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就深刻地阐述了“战争是一门科学”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战争的规律，研究战争这一门科学，这就形成了现代军事科学。”

经过潜心研究，钱学森在1998年的一次书面发言中，对军事科学体系作了完整的论述。他指出：“在军事科学，基础理论层次是军事学，技术理论层次是军事运筹学，应用技术层次是军事系统工程。”他将军事系统工程的作用和功能定位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更好地去解决贯彻执行军事路线、军事战略中的实际问题”，并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作战模拟;武器装备系统的设计方案论证、战术技术指标的确定与效能评估;后勤系统的组织管理;作战指挥体系的设计;战略问题的定量分析和战争模拟。

1978年5月，在钱学森等人的建议下，我军开始了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研究试点工作，军事科学院成立了第一个军事运筹研究分析机构。如今，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已经在我军战略战术、部队编制体制和兵力结构研究等各个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取得累累硕果。

关于我国的国防战略，钱学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重要建议。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局部地区的“小仗”可能是我们到21世纪初主要的战争样式，要搞一些平时必须保留的、精锐的、可以马上打仗的部队，应认真从军队编制、装备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建议受到军队领率机关高度重视，如今已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对我国国防战略和军事工业改革发展，他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他还提出军工企业要实行“军民结合”，而民用企业要实行“民军结合”的观点，以及用“柔性自动化生产系统”改革军工企业的观点，为我国军工企业的改革和民用企业的战时动员准备提供了重要思路。

钱学森在晚年还特别强调了军事科学要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问题。1999年，他对前去看望他的总装和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指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各学科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借鉴。国防建设是个大系统，在实践中遇到的都是大问题，而专家们往往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看问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应提倡各学科间的互相交流和讨论。

(三)

谋求中国军事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是钱学森毕生的夙愿。因此，他以科学家的超前目光，对国防和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见解。自1985年以来，钱学森曾多次谈起关于“科技帅才”的话题。钱学森说：“现在要求培养一批科技帅才，即是一批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的人才”;“当帅才的，在领导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时，应该从基础应用到工程实践，都能够考虑到”。钱学森支持新学科，扶植边缘学科，每一种创新的观点和设想都能得到鼓励。他说：“要提倡创新思维，正确与否交给实践去检验。”

早在1986年，钱学森就认为，高技术革命必将带来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军队将成为知识密集的部门。未来战争将广泛使用各种先进武器系统，战场情况错综复杂，从而对指挥人员的科技文化和军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他在分析外军与我军军官的文化水平后敏锐地指出，为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军队干部应逐步达到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师职干部应是硕士，军职干部应是博士，战士的文化水平也要相应提高。他的远见卓识受到中央军委、总部的高度重视。

今年已90高龄的钱学森，仍时刻关心着国防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军委领导同志说，要抓紧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记者在钱老家中看到，在他卧榻正对面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尊“神舟号”航天飞船的模型。透过飞天的神舟，他那智慧的目光将永远注视着祖国腾飞的未来。

怀着崇敬的心情看完了《钱学森》这部电影，钱老这位科学巨匠一生为国家，为人类社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被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科研精神所感染，同时我也懂得了科学救国和科学强国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我更是为钱老这种不为名利，一心报效祖国，热爱祖国，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奉献一生的爱国热情所深深的触动。

一部电影，记录了一个人的传奇，掀开了一个国家的历史。《钱学森》不仅在为英雄立传，更是在为民族铸魂。诉说这部历史，不仅是对先人的缅怀，更是对老一辈人精神的弘扬！

影片中记录了钱老不平凡的一生。钱学森教授，学问有如森林，岂能不服哉！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始终心系祖国，密切关注国内局势变化，决心早日学成报效祖国。新中国成后，他回国的心情更加急迫。1950年夏，为了顺利返回祖国，他向加州理工学院提出回国探亲，但临行前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此后遭受无理羁留达5年之久。他不屈不挠、顽强斗争，即使有无数的美国间谍监视着他的私人生活，但他依然没有向恶势力低头，依然坚持着自己回国的信念和执着。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经过我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和国际友人的热心援助，终于冲破重重阻力，于1955年10月回到祖国，并立即投入到新中国建设的热潮中。回国后，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和航天事业，为了新中国亿万同胞的安全，他一直在坚持着科学研究。他坚持带领科技人员学习导弹技术。他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坚持在前线指导工作。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在现场的聂荣臻元帅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至今我仍铭记着钱老的那句话“In my country I can do anything,If I want I can grow apples”“在我的祖国，我做什么都行，如果我想，我可以去种苹果”。祖国不在嘴边在心里。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当他作出回国决定之时，包括美国政府官员都不敢相信，一个事业如日中天，极有发展前景的科学家竟然会选择回到一个既没有先进科研装备，又没有雄厚科研资金的农耕国家。正是这种令常人难以想象的举动，不仅深刻地展示出了一位爱国主义者的高尚情怀，而且有效地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这部电影同时也呈现出了钱学森与妻子蒋英相互欣赏、相互扶持、相濡以沫、情真意切的忠贞爱情。青年钱学森被美国当局关押入狱，饱受囚禁之苦，但蒋英没有丝毫迟疑，始终坚定地守护在他身边。在钱老为祖国国防事业日夜操劳时，她放弃自己大有前途的歌唱事业，无怨无悔地照料家人。最后当钱学森问她是否有遗憾时，她的回答是如此让人感动：“中国可以缺少一个歌唱家，但不能没有你这样的科学家，为你而牺牲，这辈子没有遗憾，只有光荣！”这恰好验证了那句话：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

钱老的一生，是一部警醒国人的绝好教材，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像钱学森那样的爱国精神。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一个民族是否赢得其它民族的敬佩，更重要的是赖于民族精神力的提升，赖于整个民族形成的强大内聚力。作为一个中国人，理应向这个低调而又温和的逝者学习，把热爱祖国与无私奉献作为一生最为崇高的信仰，立誓做祖国最忠诚的卫士！

[爱国电影的观后感作文三篇

今天，我读了《文天祥的故事》，从书中我了解文天祥的事迹。现在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文天祥吧。

文天祥，出生于1236年，是现在的江西县人，初名云孙，字天祥，改字宋端，号文山，是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保佑四年时，文天祥考取了年进士第一，因为父亲逝去所以未受官职。后咸淳六年1270年，文天祥因得罪奸相贾拟道而遭到罢斥。可是，好人多磨难，文天祥最终还是没能摆脱命运的折磨，家离破碎，国家又快要换皇帝了。可是，文天祥就是文天祥，即使是在南宋危亡之际，也仍然领兵抗敌，可最终兵败被俘，身陷囚禁，但即使在最终临死之际，也仍然不肯向任何元朝官员下跪，最后引颈就刑，从容就义。

文天祥就这样就义了，但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晚年朱自清有一件事为人称道，这就是"不领美国救济粮"。

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的始末，王彬彬先生有一文作过精细的考证，这里不赘。但有意思的是，因为此事，又因为一篇名文对此事格外论列，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毛泽东那篇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关于朱自清的一段是这么说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自由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篇名文在革命史上、思想上的意义不必多论。但有一个直接后果实在出人意料，这就是人们对朱自清之死的臆测。自朱自清1948年辞世至今，关于其死因，权威的说法是他"贫病交加而死"，而在不少仅仅读过像上面这篇名文这样文字的读者印象中，朱自清居然是"饿死"的。不必奇怪，笔者当年束发读书，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朱自清"饿死"的印象从何而来?那篇名文的巨大影响力是一个因素,因为那段话从形式逻辑上讲，的确可以理解为"朱自清要么领救济粮，要么饿死"，二者必居其一，既然朱自清最后没领救济粮，当然就只有"饿死"一途了。但文章的艺术不能硬套逻辑，事实上朱自清拒领美国"救济粮"是真，拒领也肯定会给他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没饭吃了。从根本上说，容易让人生出朱自清饿死印象的缘于另外一些大判断。什么样的大判断呢?朱自清所处的是一个"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生凋敝"的时代。这个判断当然是对的，在那个黑暗时代里，岂止是知识分子，可以说除了达官贵人以外的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都颇为艰辛。但是在这样的大道理的下面，在主流和大局之外，应该还有支流和个案，比如像朱自清这样全国有名的文化人，他的生活似乎还不会沦落到要被饿死的地步。

朱自清实死于严重的胃溃疡。这种病的起因与生活的颠沛流离有关，日寇侵华中朱自清所服务的清华大学曾几经搬迁;战时教授们的生活水准大大降低，这也是容易引发胃病的重要因素。但教授们的生活水准究竟低到了何种程度?是否瓶无储粟屡告断炊?恐怕也不尽然，查阅朱自清的日记，可以看到，即使是在被公认生活最困难的西南联大时期，他还是经常会有饭局，而且隔三差五就会和朋友们在一起打打桥牌，很难想象，一个空着肚子的人会有心思和闲暇去斗这样的巧智。可以认为，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处境不佳，但和大多数底层百姓相比，他们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更不用说像朱自清这样名牌大学的教授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看不清世界大势，集中资源于内战，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被波及，许多学生愤然冲出校门，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时如火如荼。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和所谓币制改革使经济接近崩溃，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都不能不大受影响，知识分子也一样，但揆诸现实，我们就会发现知识分子所受的这种影响肯定要小于一般底层群众。

《人民日报》的著名女记者金凤当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她回忆了1947年底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情景，"中午时分，学校食堂送来白面馒头和菜汤，一旁监视我们的国民党特务嘲笑我们：你们吃得那么好，还成天喊反饥饿，你们挨饿了吗?我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为老百姓反饥饿。全国老百姓不是被内战拖入绝境了吗!" 学生们对特务的反击自然是有力的，但从中也可反证我上面的判断：在校学生的生活是像金凤描述的这样，教授生活如何岂非不言自明?

具体到朱自清，其实他应该是最不容易被联想到"饿死"这一凄惨图景的。不仅因为他的声望、地位和收入水平，也由于他的病。稍有常识的人就都知道，胃溃疡这种病对进食有很多顾忌，既要禁吃某些食品，更不能多吃，稍不注意，就会呕吐，使胃大受折磨。朱自清的日记也证明了这一点。翻开1948年的日记，我们没有看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的记载，相反，多的倒是下面一些文字："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就在他逝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后的第11天，他还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仍贪食，需当心!"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辞世。

朱自清的辞世引发了国内的纪念热潮。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杨晦、冯雪峰和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邵荃麟主编)"同人"名义刊发的三篇纪念文章。这三篇文章的最大亮点是强调朱自清作为"自由主义作家"向"民主战士"转变的意义——于是晚年朱自清成了一个标本，他的选择被提升为"知识分子的道路。“

晚年朱自清究竟有无"转变"，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各有各的说法和理由，相形之下，讨论朱自清有没有"不变的"也许更有意义。什么为朱自清坚守如一始终不变?通过阅读他那些私人化的文本，窃以为，还是他自己那句"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的评价可以当之。他预感到了旧时代即将终结，自己也的确在努力去适应未来新的时代，但他是否就丢弃了一直被他所认同并坚守的某些终极价值?值得探究。

1948年的朱自清有几分真实几分幻影，虽然人们喋喋不休，其实于逝者已经是无谓的事了，岂不闻"身后是非谁管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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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刘晓连是一位与新中国同龄的传奇飞行女将军。她先后飞过七种机型，是目前中国x队所飞机型最多的女飞行员。

说起刘晓连，人们都会想到她曾创造的航空史上的奇迹。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九时三十二分，刘晓连和她的机组完成转场任务后，驾驶军用运输机从张家口机场返回部队。当飞机爬升到七百米高度时，忽然受到一架歼击机的撞击，“嘭”地一声巨响，机组人员全部被震昏过去……

被震倒在中央操纵台上的刘晓连清醒过来后，第一个发现飞机已下坠四百多米。“快抢救飞机！”她大吼一声并奋力撑起身子，双手紧紧抓住驾驶盘，但由于机头底部被撞破，机体变形，机械、电器、仪表等设备严重损坏，部分操纵系统失灵，飞机似一匹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就在这万分危急之际，她强忍伤疼在机组人员的协同下，以超常的力气将飞机拉平。

此时又出现意外。正当刘晓连机组艰难地驾驶重伤的飞机降落时，她发现跑道上有歼击机在起降，假如强行在跑道上迫降，很可能与其它战机相撞，造成机毁人亡。于是，她毅然决定在备降的草坪上着陆。在前起落架被撞掉的情况下，刘晓连靠平时练就的过硬的技术和临危不惧的军人品质，飞机迫降成功！

一场灾难避免了！事后专家们在检查飞机时认定，机上铆钉等连接部件已大部分断裂，再有三分多钟，飞机将在空中解体。这样的飞机能安全飞回，在航空史上是奇迹。从飞机被撞到成功迫降只有五分钟。就在这短短的生死之间的五分钟里，刘晓连创造了奇迹，保住了战友与战鹰的安全，为此她荣立了一等功，被授予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成为人们仰慕的英雄。

“把工作当作事业来干！”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刘晓连在她四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不停奋进，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第一”和“之最”。

一九六九年，二十岁的她担任机长，成为空军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女机长；一九六九年，她担任团飞行参谋，是中国x队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女作战参谋；一九八二年，她荣立一等功，成为中国第一位荣立一等功的女飞行员。她领受任务，驾机进藏，成为第一个驾驶大型运输机进藏执行任务的女机长；一九八六年，她从空军学院（空军指挥学院）毕业，成为空军第一位由院校毕业的女指挥员；一九九一年，被空军首批授予“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

如今，刘晓连不再驾机升空了，但她仍然保留着做飞行员的标准：一切都要做到最好！身为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她以四十多年来形成的独特品质和作风，培养着一批又一批合格的空军指挥员。同时，还在为中国女飞行员的培养尽心尽力。

刘晓连简介：

刘晓连，全国妇联副主席，特级飞行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1949年11月出生于辽宁大连，祖籍河北蠡县。

1965年7月从北京育才学校招飞入伍，1967年毕业于第一航空学校（现第一飞行学院），是新中国第三批女飞行员。

历任飞行员、作训参谋、团副参谋长、师政治部副主任、师副政委、武汉基地副政委、空军指挥学院政治部副主任，现任中国人民间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

曾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1次，三等功3次，获得空军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所带领的机组被空军授予“忠于职守，勇于献身，保证安全的模范机组”称号。先后飞过7种军用运输机，安全飞行4000余小时，是第一位驾驶国产运—8飞机的女飞行员，也是第一位执行进藏任务的女机长。曾多次参加空运、演习、抢险救灾、科研试飞等任务。

先后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军英模代表大会、全军先进妇女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执委，第九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

1937年9月26日，我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的铁路桥通车。眼见着列车从桥上飞驰而过，茅以升心中涌起无比自豪，那造桥的日日夜夜又闪现在眼前。

茅以升是1933年8月辞去北洋大学教授工作，南下杭州开始建钱塘江大桥，着手大桥设计。1935年4月，正式动工。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大桥建成，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他以水治砂，用高压水枪冲开江底坚硬的泥沙层，解决打桩困难，由一天只能打一根增至一天打30根。他用 “沉箱法”，克服水下施工水流急的困难;用“浮运法”，利用江潮涨落将巨型钢梁运到江心安上桥墩，前后共攻克80多个难题。

工程进行到最紧张阶段时，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多次狂轰滥炸，工程始终没停，反而加快了。铁路桥的提前通车为支援上海保卫战作出贡献。11月17日，公路桥又正式开通，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公路两用桥诞生，耸起铁路桥梁史上一个里程碑，当时每天乘船逃难的人多达数万，公路桥一开通，从早到晚，桥上拥挤得水泄不通。

然而，就在开通的前一天，茅以升接到密令，最高当局要炸钱塘江大桥5自己造的桥要自己炸，数万人的心血毁于一旦，他心中十分难过，而且铁路桥通车才仅仅三个月暇，他服含泪花、心如刀绞地说：“这真比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还不忍下手啊!”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茅以升知道，造桥是爱国，炸桥也是爱国;造桥为中国人扬眉吐气，炸桥为阻挡日寇的侵略铁蹄。

当晚，在茅以升的指导下，埋放炸药忙了一个通宵，全部到位。也就是在公路桥通行的当天，桥下已埋下炸药，只不过对外严加保密，以免过桥群众惊慌。‘12月23日下午，日军逼近富阳，爆破人员才奉命接通100多根引线。然而，此时桥上仍涌动着潮水般的逃难群众，嫁桥人员实在不忍动手。直到傍晚，已远远看见日军骑兵扬起的尘烟了，才关闭大桥，禁止通行，实施爆破。

“轰”一声巨响，建成仅89天的钱塘桥腾起缕缕冲天烟柱，卧江长龙被从六处截断，通途瘫痪。-更多来自于亲手建造的大桥亲手炸毁，茅以升站立桥畔的山头往事浮现，悲愤交加，心潮激荡，吟出《别钱塘》三道：钱塘江上大桥横，众志成城万马奔;突破难关八十一，惊涛投险学唐僧。天堑茫茫连沃焦，秦皇何事不安桥;安桥岂是干戈事，同、轨伺文无让潮。此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注：为一联句语。茅以升曾发现“钱塘江桥”四字伯旁为金、土、水、木，独缺火，乃出上联“钱塘江桥五行缺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只身飞沪赴杭，投入大桥抢修。1949年5月，杭州解放，茅以升又来到杭州，翻修大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大桥历经战火，又傲然屹立钱塘江上。

1934年秋，主力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参加了主力红军的父亲出发前给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冬子把它当作宝贝似的收藏了起来。

红军一走，大土豪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冬子的母亲作为游击队的交通员，走东村奔西庄地传达着党的精神。在一次行动中，冬子妈被胡汉三的“靖卫团”围困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草屋内……母亲的从容就义，使小冬子突然长大了许多，他怀揣爸爸留下的红星，承担起了游击队交通员工作。他为山上游击队筹盐，巧妙地躲过了“靖卫团”的搜查。冬子还机灵地做了米店的伙计，搞到了确切的情报，破坏了胡汉三的搜山计划。冬子在沉着自如地对付了胡汉三的多次试探和盘问后，抓住良机，砍死了胡汉三。

1938年，江南游击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冬子和父亲又见面了。他带上那颗保存了多年的红星，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