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爱国故事有哪些【汇编20篇】

公元223 年，蜀汉皇帝刘备病逝。临终前，他拉着丞相诸葛亮的手说：“你的才能远远超过了魏国皇帝曹丕，一定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如果我的儿子刘禅是个明白道理的好皇帝，你就辅佐他;如果他低劣无能，你就废掉他，自己做皇帝吧!”诸葛亮听后，痛哭着说：“陛下放心吧，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我绝对不会做的，我一定会忠心耿耿地辅佐新主，一直到死。”刘备死后，诸葛亮担负起了辅助刘禅治理蜀国的重任。全国上下，不管大事小事，他都尽心尽力地去做好，一点也不懈怠。在他的努力下，蜀国很快变得强盛起来。

为了完成刘备生前统一天下的愿望， 诸葛亮于公元228 年春天率军队攻打魏国，争夺中原。由于街亭失守，第一次北伐失败了。公元228 年冬天，诸葛亮又一次集结军队，出兵北伐。出征前，诸葛亮给刘禅写了篇名为《出师表》的呈文，分析当时的形势，表示北伐的决心。刘禅同意了诸葛亮的出兵计划。随后，诸葛亮带领大军开始北伐……

从公元228 年到234 年，由于蜀魏力量相差太大，诸葛亮六次北伐都没有成功，但他统一天下的决心从没有动摇过。这时，诸葛亮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他积劳成疾，终于卧床不起，在遗憾中离开了人世。后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名句演变为成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意为竭尽全力，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成为人们表达忠贞之情的名言。

霍元甲是武术奇才，是爱国志士，是英雄伟人。今天小编就来分享一下霍元甲真实的故事，相信各位读者会有兴趣。

从沉寂于世到声名鹊起，霍元甲在后人的各种演绎中变得颇为传奇—有些作品中，他在有元配的情况下仍与人相爱;有些作品中，他出身大户人家，年少得志，好勇斗狠，而他父母妻儿都死于仇家报复;在2006年李连杰主演的电影版《霍元甲》中，他甚至流亡乡下，被一位婆婆和一位盲女所救。

然而，在精研霍元甲30余载的天津作家晨曲看来，真实的霍元甲，身世并不显赫，身边也没有如花美眷，性格更不像影视剧里描述的那样剑拔弩张、沾火就着。他不过出生在一个七代习武的农民家庭，迫于生计走出了小南河，幸运地遇上了孙中山等人，思想发生变化。真实的霍元甲足以将传说打得粉碎。

并非世家子

影视剧中的霍元甲被塑造成大户人家的孩子。事实上，霍元甲在家族兄弟中排行第四，人称“霍老四”。霍家人守着几十亩盐碱地，住着四五间土坯房。

1896年春，霍元甲离乡背井去天津谋生。脚行掌柜器重他高强的武艺和直爽的性格，遂聘他做代理掌柜。随着霍元甲对这个行业的逐步了解，他发现所在行业欺行霸市，横征暴敛，无异于黑社会组织。萌生退意之时，霍元甲遭到了脚行掌柜的坑害，被陷于官非。解救他的是刚结识的药栈掌柜农劲荪。

红颜皆杜撰

在各种版本的《霍元甲》里，都有主人公婚外情的情节，其中最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81版电视剧《霍元甲》中米雪饰演的赵倩男，和2006版电影《霍元甲》里孙俪饰演的月慈。这两个像陈真一样只虚拟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寄托了人们对英雄霍元甲爱情的想象。

事实上霍元甲只有一个妻子，是邻近的程村王家之女，一个裹着三寸金莲的中国农妇，此外，他还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一女夭折)。

没打过擂台

在李连杰主演的电影《霍元甲》中，霍元甲在擂台连胜38场。“事实根本不是这样。霍元甲只有两次上擂台的经历，并都不战而胜。”晨曲说。

一次是1901年，一个自称“世界第一大力士”的俄国人在天津戏院张贴广告，称“打遍中国无敌手”，霍元甲勃然大怒，邀农劲荪做翻译，前去赴会。不知为何，比赛前俄大力士认输了，并登报致歉。

第二次是1910年，上海来了个名叫奥皮音的英国大力士，在张氏味莼园设擂，称“东亚病夫无人敢来尝试”。正在上海宣传革命的同盟会会员陈其美从天津邀请到了霍元甲。结果与上次相仿，英国大力士不战而败。

死因之谜

精武会刚刚成立时，引起日本人警觉。他们召来日本国内的柔道高手，专程到精武会“踢馆”。

那时，霍元甲正因习武劳身患了咳病，但他并没有给对方留机会，比武以精武会的胜利告终。然而，在与日本人交手后没多久，霍元甲便撒手人寰。

关于霍元甲的死因，影视剧里出现过各种版本，有说他是练内功走火入魔而死，也有说是积劳成疾患肺病致死，还有就是被徒弟出卖，服剧毒致死。

但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认为，家里那本1920年出版的正史《精武本纪》上的说法较为可信。文章的作者是精武会的第一批学员，也是当时的亲历者。书中称日本人比武失败后，提出要为霍元甲治疗咳嗽，疏于防范的霍元甲服药后没过多久，就暴病身亡。后经化验，证实夺取霍元甲生命的是日本医生所开的慢性烂肺药。

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谢东屏离开故乡，流亡北平。1932年春，考入北平的东北中学。一名历史教师经常向他讲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奋起救国的英雄事迹，向他介绍进步书刊，使他认识到要挽救中华民族之危亡，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抗日。1934年，谢东屏考入东北大学。他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二

1936年8月谢东屏投笔从戎，参加张学良在西安举办的学兵队，任一连指导员，领导队员学文习武。

西安事变前，谢东屏被调到张学良的第二手枪营任四连指导员，在西安灞桥一带驻防。西安事变后，1937年5月间，谢东屏被调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八师做文秘工作。七七事变后，谢东屏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持续3个月的上海保卫战，虽然中国军队牺牲惨重，但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上海守军于11月12日撤至沪郊。谢东屏等十几个人离队步行到安徽，然后乘船去武汉。在武汉，他受到中共中央长江局李涛的接见。党组织派谢东屏等人到东北军第四十九军补充团，当时团部在湖北宜昌县。谢东屏在营里做文秘工作，并在该营里秘密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谢东屏任支委。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阶段。日本侵略军以优势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五一”大扫荡。在反扫荡中，有一次，谢东屏和几个工作人员露宿在易县的小兰村，拂晓前发现有人在说话。他告诉大家别吭气，然后一个一个爬到一户屋里去，钻入了地洞。他进洞以后，子弹上膛，镇定地说：“敌人要是发现我们，就一个一个地把他吃掉。”结果，敌人空扑一场。反扫荡后，谢东屏被任命为易县敌工部部长、县委委员。1943年春，他被调到晋察冀边区一地委任敌工部副部长，从事敌情侦查工作。

三

1945年抗战胜利后，谢东屏随同第二批干部从关内挺进到东北。10月初，被任命为辽阳县县长。

当时辽阳的伪警察、土匪、地痞、流氓到处横行，还有以张枢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明目张胆地与我人民政府为敌。谢东屏召集伪辽阳协和会、地方维持会头头开会。在会上宣布：限3日内将枪支、弹药上缴民主政府，违者依法惩处。并张贴布告，广为传播。大批的枪支、弹药和各种战刀等很快上交给人民政府，使社会秩序好转，人心稳定下来。当时辽阳除陶瓷厂处于半停产状态外，其余工厂都停产了。广大工人无工作，生活无保障，处于饥饿之中。谢东屏提出：“工厂要尽快开工，尽快解决工人就业和吃饭的问题。”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一些工厂开工了。工人有了工作，生活有了保障。接着商店开业，学校复课，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谢东屏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忘发展教育事业。1946年春节前，市政府机关干部冯德馨反映铧子山区没有小学，谢东屏听后，马上给铧子区区长郭洪林写信，让他帮助解决建校的房木和砖瓦等问题。不久学校建成了，解决了贫苦孩子就近上学问题。

谢东屏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一心扑在工作上。从1932年到1945年，整整14年，他只回过一次家。抗战胜利后回辽宁工作，他本来可以从沈阳到新民的家看看，但却没有回去。1945年腊月的一天，谢东屏的胞兄谢庆丰赶着马车路过辽阳时，从布告上看到谢东屏的名字，亲哥俩才在县政府见了面，叙谈14年的离别之情。谢庆丰回家告诉了谢东屏的妻子刘玉秀。翌日凌晨，刘玉秀忙打点行装，凑些路费，领着孩子，昼夜兼程赶到辽阳，终于见到了分别14年的亲人。谢东屏像一座上满发条的钟，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胃痛病不时地向他袭来。有一次，正在开干部会，同志们看他头上直冒虚汗，劝他休息，他却说：“这是老毛病，不算啥，挺一挺就过去了。”这样的事何止一次。人们赞叹地说：“谢县长心中装着天下受苦人，唯独没有他自己。”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在三个月时间里，以谢东屏为县长的辽阳县政府就为全县人民办了五件大事：维护社会治安。歼灭了在七岭子盘踞的土匪、特务3000余人，消灭了黄大巴掌、郑国秀、跨海等股土匪;从政府中彻底清洗了旧统治力量，改造政权，建成新的民主政权。建立了区公所、工作队和保安队;恢复生产，救济失业。恢复了铧子沟煤矿和灵山、唐户屯的兵工厂。救济贫民粮食20余万斤，现款20余万元。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减租，反贪污运动。改善了部分群众生活，经济收入1280万元。大部分是清理敌伪资财，返还了欠安平等地的征款。

1946年3月12日，国民党占领沈阳，进而向辽南进犯。3月21日进攻辽阳火车站。东北民主联军十一旅三十三团进行阻击，战斗持续4个多小时，后来部队撤出市区。谢东屏率领干部在亮甲、隆昌、安平、连河等地建立了区政府，积极发动山区群众参军参战，发动妇女做军鞋，组织民夫送粮草、出担架、赶大车，支前活动轰轰烈烈。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疯狂地向辽阳东部山区进犯。谢东屏贯彻上级关于“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村不离村”的指示，和其他同志一道坚持山区斗争。10月24日，他率县保安团和部分干部50多人，从八盘岭急行军到连河，正好鸡叫，大家睡一会儿就天亮了。这时通讯员跑来报告，说算盘峪方向发现了敌人。于是紧急集合，谢东屏把队伍拉到水泉沟，在山上观察敌情。部队乘夜间转移。经华家堡子、榆树林子，越过双岭，到达大黑山已是次日10点多钟。26日11时，由于坏人告密，隆昌、连河两股敌人分两路从大西沟向大黑山包围过来。谢东屏立即命令兵分两路向外突围。干部战士个个英勇顽强，战斗持续到下午4点多钟。因敌我力量悬殊，我方伤亡惨重。谢东屏在战斗中为了营救同志也身负重伤。

1947年1月7日夜间，谢东屏启程去找部队，当行至刚家堡子生铁岭岗梁时，被反革命分子蔡玉生和杨贵喜暗杀，时年36岁。

谢东屏为辽阳县人民的解放而光荣牺牲了。为永远缅怀谢东屏，辽阳县人民委员会于1966年4月建成谢东屏烈士陵园。陵园正门两侧镌刻着“江河大地存忠骨，浩气永存留人间”。

今年寒假，我认真地读了由秭归文联编写的《屈原》这本书。读后，屈原那高大的形象在我心中更是高大、神圣了。

屈原喜爱读书。他小时候几乎读完了乐坪里所有能找到的书。就连民间流传的山歌他也从不放过。看看屈原小时候又看看自己，我真觉得惭愧呀!我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了，还从没完完整整地读过一本书。就连平常看书，也还要爸爸妈妈催促，有时甚至还觉得爸妈催我读书就像要了我的命一样。从今以后，我一定要改掉不爱看书的坏毛病，努力学习屈原刻苦读书的精神。

更令我敬佩的是屈原行廉志洁的品德。屈原晚年时期，被政治所迫不得不投江自尽以了报国之志。怀石投江之前，屈原与一位老渔夫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宁肯跳进江中葬身鱼腹也不愿和那些人妖颠倒的无耻小人同流合污!”这一句话足以教育我们要为人身正，不与“小人”同流污。在这一点上，我做得还是不错的。不管在学校还是在班上，凡遇见不正之风或是违纪现象，我都能制止。为此，我还多次被学校大队部表彰为“优秀学生干部”，去年六.一我还被团县委表彰呢!不过，我决不会骄傲，以后我要更大胆地工作，当好老师的小助手。

我最敬佩的是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只可惜屈原他生在了奸人当道的时代，报国无门，只得投江自杀。而我们却生活在幸福、安康的和平年代，现在祖国正需要屈原这样的爱国人才。因此，我们一定要从现在起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增长才干，努力施展自己的报国之志，让屈原早日瞑目。

“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将用屈原这句话作为我的座有铭，努力学习，大胆工作，力当第二个“屈原”。

陈嘉庚于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即现厦门市集美镇)。十七岁往新加坡从父经商，后独立经营菠萝罐头厂、米店和橡胶园等。1916年后，以橡胶和胶制品业为主，鼎盛时期其销售网遍及全球，谓新马树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成为驰名海内外的大实业家。

陈嘉庚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华侨领袖、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陈嘉庚身居异邦，心怀乡国，经营实业不谋私利，立志竞争义务报效祖国，故倾资兴办教育公益事业，以尽国民天职。早于1913年在家乡创办集美小学，后又增办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业等校，统称为“集美学校”。1921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自选择校址，校长，主持建筑校舍，以及高薪聘请师资等，设文科，理。法。商，教育等五院十七个系，为海内外培养高等人才。在侨居地新加坡亦倡办和赞助许多学校，形成陈嘉庚广泛的开放型教育体系。尽管迂世界经济危机，企业经营未能转机，他仍多方筹措校费，百折不挠维持办学。1932年，当外国财团答应以停止支持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为条件保护其企业经营，即遭他断然拒绝。直至1937年春无力支持，遂无条件地将厦门大学献给政府。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后，他极为关注其发展。1940年回国慰问期间，还特地到迁往内地长汀的学校视察;1949年归国亦来校访问;1952年定居集美后，仍继续募资、筹划扩建学校规模。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深远。

他不但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而且具有卓越的教育思想，提倡学生要在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全面发展，倡办职业技术教育，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以及重视校长、教师在办学中的决定作用等等。他还推行社会教育，亲建集美鳌园“博物大观”和倡建厦门华侨博物院等。

陈嘉庚赤诚爱国，振兴中华。1909年结识孙中山，翌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闽省光复后，被选为新加坡福建保安会会长，募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组织“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被选为主席，领导支援祖国抗日救亡。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他严电声讨。1940年3月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视察各战区和重庆、延安等地，不畏强暴，坚持真理，明辨是非，将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反对蒋介石独裁，坚持团结抗战。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马来亚，他领导“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1942年3月新加坡沦陷避居印尼爪哇，赋诗表明舍生取义的决心。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他安全返回新加坡;各界集会庆祝，众望所归。

1949年应毛泽东主席电邀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于1952年2月回国定居。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直接参议国事.他已逾古稀之年，仍不辞劳苦到祖国各地视察，致力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对推动华侨爱国大团结、支持祖国和家乡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临终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

陈嘉庚于1961年8月1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七岁，国家给予以国葬的哀荣，灵柩运回集美，安葬于“鳌园”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关于爱国英雄知多少，这个国庆，小编将提前为你们分享爱国英雄的故事四则。希望各位童鞋喜欢!

爱国英雄的故事四则

爱国英雄王二小

王二小原名阎福华，河北省平山县宅北乡南滚龙沟村人，在家排行老二，村里人都叫他阎二小。

1941年9月16日，二小在一个大山坡上放牛，日军300余人向南滚龙沟袭来，当日军凶狠地用刀逼着二小为他们带路抓八路时，二小非常清楚《晋察冀日报》的工作人员和战士就在四面的山上隐藏着。

他牵着牛机智地领着鬼子在三道壕慢慢地转，从上午9点多转到了下午3点多。在二道泉山顶，他猛地抱住一个鬼子厮打，想与鬼子跳崖同归于尽，不料被另一个鬼子用刺刀从背后刺穿了胸膛。这时埋伏在轿顶山的报社武装梯队发起了攻击，一举歼灭了这股敌人。二小死的时候年仅13岁。

西北战地服务团记者方冰对此事进行了采访，并结合他平时采访的其他故事，与作曲家劫夫合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发表在1942年的《晋察冀日报》元旦副刊《老百姓》上。后来，王二小的故事被编进了小学课本，二小成了千千万万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爱国英雄刘胡兰

1947年1月12日，天刚蒙蒙亮，敌人 忽然 包围了村子，把刘胡兰和乡亲们赶到了 村头的广场。

天空 乌云密布，一场 生死考验 就在眼前。

突然，几个敌人扑上来，死死地抓住刘胡兰。刘胡兰大声喝道：“闪开，我自己会走!”

审讯刘胡兰的 是 敌人的头目——张全宝，他奸笑着说：“哼哼……刘胡兰，有人说你是 共产党员。”

刘胡兰把头一扬，自豪地说;“我就是 共产党员!”

“你为啥 要参加共产党?”

“因为 共产党 为穷人办事!”

张全宝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的一个小女孩，竟如此厉害。

他见硬的不行，就换软的，于是 贼眼一转，哄骗着说： “刘胡兰哪，只要你 以后 不为共产党办事，我就马上放了你，还给 你们家 一块好土地，怎么样?”

刘胡兰轻蔑地说：“你 痴心妄想!”

张全宝恼羞成怒，边敲桌子边嚎叫：“难道 你就不怕死吗?”

刘胡兰斩钉截铁地说：“怕死—— 不是共产党员!”

敌人还不死心，打算用 血腥的屠杀 逼迫刘胡兰 投降。

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开始了，敌人先用乱棍将地下交通员等6位同志打昏，再用铡刀一个个 铡死。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地，锋利的铡刀也卷了刀刃，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为了祖国的解放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张全宝指着6位烈士的遗体嚎叫着;“刘胡兰，你看见了吧，这就是不投降的下场!”

刘胡兰痛斥敌人：“要杀就杀，要砍就砍!”

张全宝发出了绝望的嚎叫：“快用铡刀 铡死她!”

这时，乡亲们向刑场涌来，这情景把敌人惊呆了。

张全宝恶狠狠地叫道：“快，快把机关枪调过来!”敌人的机关枪立刻指向了 手无寸铁的乡亲们……

在这 千钧一发 之际，刘胡兰挺身挡住了枪口，大声说：“住手!要死，我一个人死，不许伤害乡亲们!”

刘胡兰 昂首挺胸，向着 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铡刀 走去——

“永别了，乡亲们，战斗吧，同志们，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 万岁——”

刘胡兰 壮烈 牺牲 了， 那年 她才 15岁。

1947年春天，毛主席为她亲笔题词：“生的 伟大，死的 光荣——”。

爱国英雄黄继光

黄继光在家乡当民兵时，就机智勇敢。曾抓到过一名逃亡地主，轰动全村。他从参军的第一天起，就要杀敌立功。

他常常到班里向战士们学习手榴弹、手雷、自动步枪等武器的使用方法，多次受到连长的表扬。由于他工作出色，人又机灵，营长点名调黄继光到营部当通迅员。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10月19日夜，黄继光所在的二营奉命反击占领59.79高地。当攻击部队受阻，伤亡较大时，已任营通迅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主动请战，消灭敌人火力点。在战友负伤牺牲，自己所携带的弹药用光的情况下，黄继光毅然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的枪眼，为冲锋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道路，身上被捅了很多下，牺牲时年仅22岁。

黄继光的英雄壮举，获得了抗美援朝的最高荣誉——“特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工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后来，黄继光长眠于沈阳市北陵烈士陵园。

黄继光的这几件事让我深深的感动。他可以为祖国奉献生命，我们更应为祖国好好学习，将来做祖国栋梁!黄继光这位大英雄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黄叔叔呀，我们以后一定会像你一样，好好报效祖国。

爱国英雄董存瑞

董存瑞，1929年生，河北省怀来县人。13岁时曾机智地掩护中共龙(关)延(庆)怀(来)联合县第3区区委书记躲过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

1943年春，被选为怀来县南山堡村第一任儿童团团长，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45年春参加抗日自卫队，7月参加八路军。1946年9月在延庆地区同国民党军作战中英勇顽强，受到领导的表扬。1947年初的一次战斗中，在班长牺牲、副班长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他挺身而出代理班长，带领战友们出色完成作战任务。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某部副班长。1948年1月，在延庆县大胜岭战斗中，他率领全班坚守青云顶阵地，在弹药用尽的情况下，和战友们打退了敌人的反扑。随后，连队采纳他的建议，采取正面佯攻、侧面突袭的战术，迅速攻占敌人据守的制高点。部队发起追击时，他奋勇当先，只身俘敌10余人。

董存瑞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先后立大功3次、小功4次，获3枚“勇敢奖章”和1枚“毛泽东奖章”。3月，董存瑞所在连队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1纵队第32师第96团第6连，他被任命为六班班长。随后，部队进行了50天的大练兵运动。因为训练成绩优异，六班被授予“董存瑞练兵模范班”，他本人被授予“模范爆破手”光荣称号。

1948年5月1日，第11纵队从朝阳地区西进，兵锋直指热河省会承德的北部屏障隆化城。25日，隆化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担任爆破组长。在全连战斗动员会上，董存瑞代表全班表决心：“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们把隆化拿下来。”

战斗开始后，他带领战友们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此时，离发起总攻仅15分钟。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他左腿负伤，仍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呀!”将暗堡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过了三年，再次翻出这本书，但封面上那五个烫金的大字还是那么耀眼，仿佛在诉说着书中的故事。书页也有些泛黄，但是书中的故事还是那么生动有趣，那么刻骨铭心。用生动的文字，记录了一代伟人的成长。

这本书从“大鸾”出生一直到周恩来赴日留学，一共三十四章节。但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十一章“鸿浩之志”。在这一章，魏校长问了同学们为什么而读书。有的人说：“为了光耀门楣而读书。”有的人说：“为了明礼而读书。”还有人说：“为了家父而读书。”而周恩来却说出了一句志存高远的话：“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从这里我似乎隐约看到了未来伟大的国家总理，优秀外交家的影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少年周恩来那时理想之远大。

在某部小说里曾经看过两句话：“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在急剧变化，国家时势动荡的时代，只有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有自己所坚信不疑的信念，才不会被淹没在历史的人群中，才不会随波逐流，才会从亿万人群中脱颖而出。

在这本书中，我仿佛成为了周恩来身边的人，追寻着他的脚步，感受着他的喜怒哀乐，见识了少年周恩来那时的良好精神品质：独立、自强、好学、勤奋……生于这样的年代，内忧外患，清，外国列强虎视眈眈，基层人民水深火热……周恩来从小就生活在基层，明白基层人民的生活艰苦，感受到了曾今亲人所谓朋友的冷漠无情。所以，他知道指望他人来改变自己是不可能的，只有自己才是最可靠的。周恩来通过知识改变了自己，充实了自己，成为了一代伟人。

再看看我们自己，出生在和平年代，出生在丰衣足食的家庭，不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更是对学习不感冒。殊不知我们现在的和平是祖祖辈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现在的学习机会也是祖祖辈辈用他们的汗水换来的。我们都有生命，这是平等的。可是，人人都有知识吗?知识是我们做任何事的基础。没有知识我们将一事无成。只有知识，才能改变我们的人生。

[周恩来的爱国故事作文

刘胡兰――一个15岁的农村姑娘，她――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挫败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她以自己青春的热血，书写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当年，她的英雄事迹之所以迅速名扬四海，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山西《晋绥日报》刊登的消息，二是歌剧《刘胡兰》的上演，三是毛泽东两次为刘胡兰题词。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阎锡山调集近万兵力对晋中地区进行扫荡，声称要“水漫平川”。阎系七十二师少将师长艾子谦率领3个团兵力坐镇文水县，情况开始日益恶化。当时，中共文水县委出于爱护，曾考虑让刘胡兰随同部分干部转移上山，但刘胡兰得知后，坚决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她的理由是自己年龄小，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并且熟悉当地的情况，便于开展工作。后来组织上批准了刘胡兰的请求，让她留在了云周西村。

一、屠“狗”

阎系部队“水漫平川”后，石佩怀(小名石大成)接受了大象镇阎系乡长的任命，走马上任成为了云周西村新一届伪村长。上任伊始，他积极为阎系军队派粮派款，递送情报，瓦解为中共工作的相关人员，群众愤恨地称他为“狗村长”。继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刘胡兰，通过中共地下交通员把石佩怀的情况汇报给区长陈德照，陈德照又很快把此事汇报给文水县长许光远，并请示处理办法。许县长下达了处死石佩怀的指令。l946年12月21日晚，在刘胡兰的放哨掩护下，陈德照带着武工队员从西山下来后和共方秘密村长白裕河等人处死了“狗村长”。

翌日下午，云周西村伪村公所书记张德润，把自己推测的“狗村长”被杀经过报告给了驻大象镇的阎系军队一营，情报内称：“石村长被杀，系八路军二区区长陈德照及其弟‘鱼眼三’(绰号，大名为陈德礼)和该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等共谋杀害。”一营营长冯效翼和副营长侯雨寅闻讯后秘密来到了云周西村，在地主石廷璞家里，张德润向冯、侯二人详细报告了石佩怀被杀经过和村里地主被斗争的情况，并且还报告了共方在村里的干部、积极分子、干部家属的名字，计有：刘胡兰、张年成、石六儿、石五则、张生儿、韩拉吉、梅兰则、金仙儿等。

云周西村共方农会秘书石五则，过去受到过刘胡兰面对面的批评。区党委为了纯洁组织，撤销了石五则农会秘书的职务，并开除了他的党籍。阎系“水漫平川”后，因为党组织没有让石五则转移上山，他牢骚满腹，不但不积极为党工作，反而千方百计投靠敌人。石五则完全从思想上、组织上背叛了党和人民，进行着种种罪恶勾当。

“狗村长”被镇压后，12月26日，天象镇恶霸地主“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和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白占林带着一帮复仇队员来到云周西村。到村后，吕德芳命令部下到各处搜捕抢劫，他来到岳父石春义家，又同石春义到了段二寡妇家里，在这里第4次召见了叛徒石五则，石春义在大门外为他们放哨。石五则告知吕德芳杀死石佩怀的是二区区长陈德照。

密谈结束后，复仇队员已把村民集中起来“开会”，吕德芳在会上向群众“训话”。他威胁村里的共方干部，要他们“自首”，又威胁群众，要他们“告密”，声言不弄清石佩怀被杀的真相势不罢休。可是，没有一个人说话。“训话”完毕，匪徒们把陈德照家中的东西抢得一干二净。又用枪托把陈德照的大伯陈树荣打出门外，一把火烧毁了陈德照家的房子。后来，敌人拉着抢来的18车粮食、衣服，急急忙忙地逃走了。刘胡兰站在一家屋门的拐角处，一直监视着这群匪徒的暴行。敌人走后，刘胡兰把敌人这次暴行的经过和匪徒的姓名，迅速地通过交通员石三槐报告给了区长陈德照。石五则也通过石春义把近几天了解的情况报告给了吕德芳，并且和吕德芳进行了第5次交谈，把云周西村党组织成员名单全部出卖给敌人。

1947年1月8日，天刚蒙蒙亮，吕德芳率领复仇队员和阎系―营二连连长许得胜带着几十个“勾子军”(晋中百姓对阎系军队的鄙称)突然袭击了云周西村。许得胜命令石五则的弟弟石六狼引导“勾子军”到李玉芳家里抓住了石三槐。旋即，石五则也被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队员韩流八等“绑”了起来，石五则知道这是在演戏，并不慌张。

四闾闾长石长茂，引着4个“勾子军”抓住了民兵石六儿和张生儿，另一伙“勾子军”抓住了韩拉吉。“勾子军”还在地主石廷璞院内吊打了石六儿，但石六儿始终没有吭声。当日下午，石三槐、石六儿，石五则、张生儿、韩拉吉5人被敌人带到大象镇据点。

二、告密

这天晚上，石三槐、石五则等5个人在大象镇武宗祠堂内由吕德芳、许得胜、侯雨寅、孟永安(石佩怀的继任者)等人组成的刑庭上的表现是皆然相反的。石六儿和石三槐虽经严刑审讯，但始终守口如瓶。韩拉吉和石五则屈膝投降，供出了村里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基本情况：妇救会秘书刘胡兰、陈德照、石世芳是共产党员;石三槐是八路军的“公人”;石六儿是八路军的民兵……张生儿在敌人面前也说了他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当晚，一营营部把一份报告送到二一五团团部。报告认为，石佩怀忽被暗杀致死，系该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共方区长冯德照(系陈德照之误――笔者注)及其弟‘鱼眼三’等人所为。这个报告被送到二一五团团部后，团长关其华，政治主任夏家鼎、副团长祁永昌、政工秘书李天科等人在文水城内团部召开了政务会议。会上，关其华等人认为最好在大象镇附近做个“典型”：要想在文水县推行政权，建立据点，必须要杀几个人，使当地一般农民及游击队、民兵对阎系部队产生畏惧感，不敢再捣乱。夏家鼎拿着一营的报告宣读后，由李天科根据一营报告，用毛笔给师部写了一份报告，由关其华亲自交给了艾子谦。

艾子谦阅毕报告，与政治主任张称扶商议后亲自下手令，“……为了开展地区，建立据点，经师部审核研究，准予将呈报的人处死，以便建立据点，推行政权……。”1月11日夜，在大象镇一座四合院北房大厅里一群人围桌而坐，正在讨论对云周西村的共产党采取行动的计划。他们是：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营长冯效翼、一营特派员兼机枪连指导员张全宝(人们一般称其为“大胡子”)、副营长侯雨寅、大象镇“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新上任的云周西村村长孟永安、一营二连连长许得胜、机枪连长李国卿等。会议决定，第二日拂晓，包围云周西村，采取行动，其具体分工情况如下：李国卿负责警戒，许得胜负责扣捕人，孟永安负责召集全村民众开会，吕德芳负责杀人行刑，张全宝除负责总指挥外还要不惜一切手段，“帮助”刘胡兰“自白”。

以上告密实情及具体的行动安排，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直到1959年9月以后才大白于天下。

三、行凶

1947年1月12日上午，艾子谦、张全宝、吕德芳、许德胜等人率部进入云周西村，封锁了所有路口。石三槐、石六儿、张年成、石世辉、陈树荣、刘树山先后被阎系部队抓到村南观音庙外西侧广场。村里群众大多数也被驱赶到广场上来。刘胡兰见事态紧急，躲在了刚生过小孩的邻居金钟嫂家里，但看到那里已躲了好几个群众，唯恐连累了大家，便义无反顾地去了观音庙广场。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发现了人群中的刘胡兰，要她自白，被拒后和白占林、温乐德一起把刘胡兰从人群中拉出，和其他6个人押在了一起。

大胡子张全宝和许得胜宣布了7人的“罪名”后，要村民进一步“揭发”他们的罪状，但村民们没有一人说话。无奈之下，大胡子把叛徒石五则以及贪生怕死的张生儿、韩拉吉等人叫出来，准备行刑。敌人残忍地杀害了石三槐等人后，刽子手们问刘胡兰是否害怕，是否要“自白”，得到的却是“我死也不屈服，决不投降”的回答。恼羞成怒的敌人用铡刀杀害了年轻的共产党员刘胡兰。

四、惩凶

刘胡兰等7位烈士遭杀害的惨案发生后，全县军民义愤填膺。“解放文水城”、“消灭阎系部队”、“活捉‘大胡子’”、“为刘胡兰烈士报仇”等口号响彻汾河西岸。1947年2月2日，王震将军属下的三五九旅攻进了文水县城，阎系部队全部缴械投降。八路军俘获了阎系七十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兼伪文水县县长唐剑秋、阎系二一五团代副团长张育修以下官兵1500多人。

密谋杀害刘胡兰烈士的主犯之一，大象镇“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在战斗中化装成一个商人，从文水东庄村向北逃窜，在宜儿村附近被八路军击毙。吕德芳的哥哥，文水县三青团书记、“三料特务”(指国民党、日寇、阎系)吕善卿，经上级批准处决，但推迟到召开刘胡兰烈士追悼会时执行，先由吕梁军区派人押到交城县三道川训练班里。在此期间，看管人员对吕善卿进行了反复审讯，追查刘胡兰惨案中的告密者。吕善卿在俘虏中与公安局看守所中均没有看到吕德芳，认为他不是逃走，就是被打死了。为了逃脱罪责，每次审讯时，他都把惨案的阴谋活动推到他弟弟吕德芳身上，说自己不知道内情。1947年夏，公安人员再次对吕善卿进行了审问，他交代了在太原和文水的特务活动，同年秋被镇压。

白占林、武金川、石喜玉、温乐德最初都是村里的民兵，在环境恶劣时，投敌叛变，当了复仇队员，1947年1月12日随敌回村，公开抓人、打人、杀人。大象镇复仇分队长武金川，2月5日在大象镇被逮捕，当天下午，被押到云周西村。燃烧着为烈士复仇火焰的云周西村群众，在刘胡兰烈士就义处，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镇压。在大庙前人群中带走刘胡兰的复仇队分队长白占林，2月18日被大象镇民兵在保贤村扣捕，押解到神堂底村交给公安部门，在中庄村被镇压。复仇队员温乐德1951年被依法管制。

石喜玉被捕后，被押送到文水公安局。在审讯中，他不承认曾被抓到大象镇后见过吕善卿，更不承认出卖刘胡兰的罪行，说随敌回村打人、杀人是被迫的。因为没有更多的确实证据，1948年春经县委书记、县长批准，石喜玉被取保释放。

云周西村村长孟永安，1947年1月12日随敌回村，担任残杀人民大会的主席。1947年7月，他被从清徐煤矿追捕回来，后病死在监狱中。屠杀7烈士的阎系帮凶韩拉吉，因和伪乡公所指导员争风吃醋，1947年l 2月被敌打死。阎系二一五团团长关其华，一营营长冯效冀，在1948年6月21日的介休“张兰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

五、捕“漏”

解放后，制造和参与刘胡兰惨案的凶手，还有一批漏网在逃，人民并没有因为这笔血债的部分参与者被惩而停止对案情的进一步调查。

与文水县东边毗邻的祁县是晋中平原上的一个富庶大县，贾令镇是祁县的一个大镇，镇上有家“万和堂”药铺。1948年祁县县城解放后，“万和堂”药铺新来了―个炊事员。此人虽然烹调手艺不怎么出色，但却老实、勤快，不善言谈，见人面带微笑，毕恭毕敬。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各级政府按照中央指示，对各类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镇压和清算。“镇反”运动开始后，在云周西村召开的农民控诉会上，一位农民谈到，他在祁县贩枣时见到一个人，很像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首凶许得胜。在场采访的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吴钢听后，认为这是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大事，调查如有进展可以密切配合全国镇反运动的进行。他当即在公安部门的协助下，驱车赶赴祁县进行深入调查。原来，贾令镇“万和堂”药铺那位炊事员，正是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二连连长许得胜。许得胜参与屠杀刘胡兰等烈士后，因为杀人有“功”，不久被提升为营长。1947年2月2日，文水县城解放时，他逃回原籍祁县武乡村继续作恶。l948年，祁县县城解放，许德胜逃至贾令镇，潜伏在“万和堂”药铺当了炊事员。经群众检举揭发，1951年公安部门将许得胜拘捕，4月4日在祁县武乡村许犯被枪决。

1947年2月，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首凶“大胡子”张全宝在“交城战役”中被击伤，在医院住了5个月后，出院后任阎系亲训师一团五连少尉指导员。1948年6月在介休“张兰战役”中，又被人民军队击伤。1949年3月，张全宝又跑到太原追击师三团五连当上了上尉连长。4月24日，太原解放，张犯被俘。他被送到华北军区教导团二团训练了3个月，7月间，转察哈尔农垦大队劳动改造。

张全宝深知自己罪恶严重，化名为张生昊，隐瞒了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历史，1950年7月25日被释放。8月1日，张全宝回到了原籍运城县运城镇卫家巷。他剃掉了惹人注意的胡子和腮上长着长毛的黑痣，摆了一个纸烟摊子，做起了小买卖。1950年冬，歌剧《刘胡兰》在运城上演，引起的反响盛况空前，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谈论着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在街头摆纸烟摊的张全宝，听着人们的议论，吓得心惊肉跳。没等太阳落山，他就早早收摊，回到家匆匆吃了饭，照着镜子打扮起来。他先把两腮刚刚露出黑茬茬的胡根刮了两遍，胖胖的脸显得一片青白。然后，他穿上一件棉大衣，头上戴顶带耳棉帽，用大口罩包住大半个脸，又戴了一副茶色眼镜。天色渐渐黑了，张全宝向戏院走去。

歌剧《刘胡兰》连演数场，场场爆满。张全宝低头挤进人群，躲在剧院最后面，胆颤心惊地看完全剧。回家躺在床上，张全宝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原来，歌剧中屠杀刘胡兰等烈士的大胡子叫“许连长”――许连长就是许得胜，编剧也弄不清楚事实的真相了――看来这一关又躲过去了。

张全宝高兴得太早了。镇反运动开始后，被关押在山西省万泉县公安机关的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机枪连文书王连成和二一五团二营副营长傅永清，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检举出张全宝躲藏在运城的线索。1951年5月8日，运城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包围了张犯的住宅。公安人员破门而入，将其抓获。运城县公安局把张犯转押到万泉县公安局。经过万泉县公安机关多次审讯，张全宝供认了密谋和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全部事实。

侯雨寅也是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手之一。1947年2月1日，在交城县的西岭、东社战役中，侯雨寅被八路军交文支队擒获，被押送到吕梁九分区联络部训练大队受训。他隐瞒了密谋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全部经过，于3月16日被释放，回到原籍程山县宝泉庄。1950年秋，晋南稷山县―伙反革命分子串连地下组织“汾南游击队”，阴谋暴动，妄图颠覆人民政权，侯雨寅亦参加到其中，自命为“大队长”。正当候雨寅做着颠覆人民政权美梦的时候，1951年5月11日，他被程山县公安局逮捕，当晚又被押解到万泉县公安机关。在审讯中，尽管他百般狡猾，但在确凿证据前，终于不得不承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1951年6月22日下午，绿杨夹道的文(水)祁(县)黄土路上，走来一辆双套骡子大车。车上三四个公安人员押着两个凶犯，车两旁还跟着七八个公安民警，双手紧握步枪，威武雄壮。马车前盘上，捆着小个子侯雨寅，张全宝则被捆在车厢里。经过公审，二人被就地枪决。

六、追叛

1958年9月，在湖南省工作的陈德邻(陈德照的六弟，当时任湖南省吉首县委组织部长)和其他受难者家属，向公安机关检举了石五则过去的可疑表现。公安机关根据检举的材料，进行了严密的侦察。同年12月，公安人员来到云周西村，依靠广大群众的检举、揭发，获得了新的材料。l2月l9日，文水县公安局将调查结果送汾阳县政法办公室(当时文水、汾阳、交城合并为汾阳县)。12月30日，公安机关又送去一份补充材料，政法办公室搁置了这些材料未及时予以处理。

1959年6月，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郑林来云周西村视察工作时，指示政法机关迅速处理这―案件。县委书记召集了有关人员作了研究，并呈报地委。地委研究后，派出得力干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10个主要地区(如旅顺、太原等)进行侦察，进一步澄清了部分案情，石五则等三人成为了重点调查对象。

1959年9月，文水县公安人员在云周西村逮捕了石五则、张生儿、石喜玉。翌年8月，公安局又逮捕了书写密告材料的张德润。中央公安部对此案非常重视，指示组织省、地、县联合专案组，并要求山西省公安厅一定要把此案彻底查清。1960年5月30日，联合专案组到达文水后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调查，终于搞清楚了石五则、韩拉吉和张生儿“告密”的全部真相。

石五则为人阴险狡猾，公安机关曾在1947年10月怀疑他出卖刘胡兰而将他扣捕。当时，由于他未承认出卖刘胡兰的罪行，又因当时文水城被敌人占据，党政军民一致对敌，没有来得及进行周密的侦察，未获足以证明其罪恶的确切证据，1947年12月23日石五则被暂时释放。石五则回村后，为了掩盖罪恶真象，嫁罪于人，向别人大肆宣传说，石三槐把什么都暴露给“勾子军”了。在威严的法庭上，尽管石五则装聋作哑，百般抵赖，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张生儿对他参与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罪恶事实供认不讳，196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石喜玉亦承认自己充当帮凶的杀人事实，被判处死刑。大象镇复仇队员、逮捕刘胡兰烈士的温乐德，1959年12月23日在大象镇被捕，196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逮捕在案和由外地解押文水监狱的罪犯有：原阎系七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张称扶、二一五团政治主任夏家鼎、政治室秘书李天科、一营机枪连长李国卿、一营二连三排排长申灶胜、一排排长牛志义等人，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制裁。阎系二一五团一营二连四排排长李保山1960年7月21日畏罪自杀。

1963年2月14日，石五则被文水县人民政府枪决，至此，刘胡兰等7烈士惨案的侦破和处理工作全部结束。

1912年5月的一天，杨春於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双石乡一个贫农家里，3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不幸病逝，母亲带着他和刚出生的弟弟相依为命。几年后，母亲被卖到外地。杨春於只能独自带着弟弟，给通江县一户人家做放牛娃。

1933年杨春於参加红军。手上没有枪怎么打仗?首长对他说：“小鬼，你年纪还小，个子又不高，没有力气背枪!”实际上，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枪支发给新兵。入伍才几天，杨春於所在部队就在一个叫方山的地方打了一仗。上战场之前，部队发给他一支“瞄枪”。其实，这根本就不是枪，只是一根木头，尖端绑上一把刀，是士兵平时训练用的。手里总算有了“家伙”，杨春於没有多想，拿起“瞄枪”就跟着战友们冲锋。敌人只有一个连的兵力，杨春於所在连队还没与敌人正面接触，敌人就投降了。

1933年12月，部队到达县。杨春於所在部队接上级命令：附近有军阀刘湘的一个兵工厂，迅速攻打，缴获其武器弹药和造枪设备。出发之前，杨春於领到一把大刀。黑夜里，敌军不明情况，仅1个小时就投降了。战士们赶紧清理战利品，将工厂里的枪支弹药及造枪机器带上，迅速撤离战场。这次战斗，杨春於凭着一把大刀缴获了两支钢枪。因忠厚老实、英勇善战，他很快被首长看中，编入徐向前的警卫排当警卫员。

做了徐向前的警卫员后，杨春於开始了长达8年的警务警卫工作。“朱老总爱兵是出了名的，红军战士提起他，没有人不敬佩!”在杨春於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跟着朱老总一起长征的岁月。

红军到达茂县的时候，杨春於被提升为警卫排长，专门负责朱德的警卫工作。当时，杨春於带的警卫排编制为30人，共3个班。3个班分工很明确：一班负责首长衣食住行，二班负责看管物资及枪支弹药，三班主要负责站岗放哨。

杨春於记得很清楚。长征途中，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几双草鞋或者麻鞋，这个习惯是有原因的。一次，走在前头一支部队的一名小战士掉队，正好被朱老总碰上。因为没有鞋，小战士的一双光脚被划得鲜血淋淋，朱老总马上叫警卫员去找一双鞋给他穿上。从那以后，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几双草鞋。碰到没有鞋穿的战士，他便叫警卫员从马背上取下一双鞋给战士换上。在长征途中，常常会有饿得走不动路的战士，只要朱老总碰上，都会将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们。杨春於说，朱老总兜里一直有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身边战士的名字。警卫连100多名战士，他都叫得出名字。

目前，生活在乐山且依然健在的老红军只有3位了，杨春於是其中一位。提到“杨老红军”，知道他的人都肃然起敬。杨春於先后打了近20年仗，4次负伤，3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次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的体内至今还留有解放战争时期敌人的一块弹片。

新中国成立后，杨春於曾任四川西昌军分区司令员，病休后一直在乐山干休所休养。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中国清光绪元年至三年间，清军驱逐侵占新疆的阿古柏军，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战争。

19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斗争的日趋激烈，中国的边境形势日益紧张。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夺取了中国东北边疆的大片领土，随后便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西北边疆。1864年，沙俄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侵占了中国西部领土44万多平方公里，并妄图吞并整个新疆。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侵略者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在英国支持下，建立反动政权。1871年，沙俄出兵占领伊犁地区。新疆面临着被肢解吞并的危险。 70年代中后期，清政府在左宗棠等人的积极推动下，胜利进行了收复新疆的战争，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粉碎了英、俄企图肢解和侵吞新疆的阴谋。

占中国版图达六分之一的新疆之所以现在还在我们国家的版图之内，有一个人不能忘记，他就是中兴清朝的名臣---左宗棠!

这是一段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历史。

左宗棠生活的时代，清朝经过鸦片战争已病入膏肓，气息奄奄，“日之将夕，悲风骤起”。军队腐败，灾害频发，贪官横行，民变四起。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1864年，中亚地区浩罕汗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一个军官阿古柏趁新疆内乱，带兵侵入了新疆，先后占领了喀什喀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到1870年秋，攻占达坂城、吐鲁番、乌鲁木齐、玛纳斯，占领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沙俄也趁机侵占了新疆伊犁。

在这样一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左宗棠以垂暮之年，毅然承担起收复新疆的重任。他这样说：“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决不能告老还乡，我决不能不管。我一定要和这个入侵的强盗干到底!”但当时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坚决反对出兵收复新疆，李鸿章认为，新疆就是失去了，于朝廷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就算是收回新疆了，也不过是多了几千里的无用不毛之地，反而增加了朝廷的负担。(看来把李鸿章定为卖国贼确实没有冤枉他，历史是公正的。)左宗棠针锋相对，力排众议，他认为“海防”、“塞防”同等重要，新疆断不可失。

清廷海防塞防之争中，李鸿章说，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主张放弃塞防。左宗棠反驳道：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丰，实为聚宝之盆。而后左宗棠抬棺出征，誓死收复了新疆。如今新疆石油储量超200亿吨，占全国陆地总储量的30%。

当时的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统领大军出玉门关，收复新疆。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囊中羞涩，拿不出西征的军费来。左宗棠没有办法，只好借外债，而且是高利贷，那也得借，左宗棠知道如果不借，军队就无法出关，就无法收复新疆。最后，左宗棠借外债500万两，朝廷出300万两，海关出200万，凑了1000万两银子的军费。

于是左宗棠整顿军务，筹粮筹运，筹集了四千万斤粮食，集中了5000辆大车，5500匹骡马，29000峰骆驼。1876年4月，左宗棠统率着大部分由湘军组成的七万多西征大军，踏上了收复新疆的征程。雄师亲住玉门关，不斩楼兰终不还。在那尚属冷兵器的时代，我们可以想像那是何等壮观的行军场面!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先北后南，缓进速战”，也就是先打北疆的薄弱之敌，最后攻击南疆的敌军主力。不轻易冒进，一旦战机成熟，当速战速决。左宗棠常自比为诸葛亮，从左宗棠用兵新疆的战略战术来看，他是深得诸葛亮用兵之道的。

在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下，进兵新疆很顺利，很快就平定了阿古柏的叛军，至1877年底收复了南北疆。接下来左宗棠面临的就是要收复被沙俄占领的伊犁，这时的左宗棠已是年近70，而且因军务的繁忙，常咳血于营帐。他为自己的后事做了充分的准备，抬着棺材，指挥大军兵分三路，抱着战死疆场的决心，誓死要收复伊犁。这是何等雄壮的气势!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在当时被誉为“中国人的气质”。

最后的结果，我们不用再多讲了。因为占国土六分之一的新疆还在中国的版图之中!新疆的矿产、新疆的石油天然气、新疆的宝藏……

朋友，当你在新疆的天山南北或是工作、或是生活、或是旅游时，你是否还知道一百多年前，有一个叫左宗棠的湖南人为了保住这一片大好河山，拼老命收回了这片国土……

时人有诗赞曰：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门。”

屈原一生都奉献在改革上。屈原从小就怀着振兴楚国的远大志向。他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塾馆教育，饱览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诗书。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屈原爱国的故事，欢迎阅读参考!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博闻强志，明於治乱，娴於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引起上官大夫及令尹子兰的嫉妒，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而且也不采纳他的谏言，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屈原满怀愤怒，落拓江湖，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怀石投汨罗江自尽。屈原死后数十年，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

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百姓的心中。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雄黄酒：据说屈原投江后，楚国的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尸身。有位渔夫还拿出事先准备的粽子，鸡蛋等食物，扑通的往江里面丢，说是让爱国活动

鱼甲吃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另一说是鱼就看不出来了，屈原就能吃到了)。一位老医师则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了蛟龙，使它不能伤害屈大夫。过不了多久，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龙须上还沾着一片屈大夫的衣襟。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抽了筋，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腕，脖子上，又用雄黄酒抹七窍，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这些小孩子。据说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五日。从此以后，每年到了五月五日，人们都要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有些地区，则在端午节在门上插菖蒲和艾草，这固然是因为蒲艾有解毒的功用。

不过，关于这项艾习俗的起源，民间则有一种说法。插菖蒲，艾草唐朝僖宗年间，黄巢领兵造反，所到之处，杀人百万，血流成河。老百姓只要一听见黄巢来了，就急急忙忙的逃难。这一年五月，黄巢的军队攻进河南，兵临邓州城下，黄巢骑马到城外勘察地形，只见一波波的老弱妇孺涌出城外，他看见一个妇人背着包袱，一手拉着一个年纪小的男孩，另一只手却抱着年纪较大的男孩。黄巢感到很奇怪，就下马问道：「大嫂，你急急忙忙的要到哪里去」那妇人回答：「听说黄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坏蛋，不日就要攻进邓州。城里的男人都被徵调去守城，我们这些老老小小，不如早些逃命」。

黄巢又指着小孩问她：「你为什麽手牵小的，却怀抱大的呢」那妇人就说：「怀里抱的，是大伯家唯一的活口。手里牵的才是我亲生的儿子。万一情况危急时，我宁可丢掉自己的儿子，也得为大伯家留下一支根苗」。黄巢听了，深受感动，就对那妇人说：「大嫂，好快快回去，用菖蒲和艾草插在门口，这样黄巢的军队就不会伤害你了。」妇人听了，将信将疑，不过她还是回到城里，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第二天正是五月端阳，黄巢的军队攻进城里，只见家家户户门上都挂弓菖蒲艾草。为了遵守对那位妇人的承诺，黄巢只得无可奈何的领兵离去，全城因而得以幸免於难。为了纪念这件事，此后每到端午节，大家就会在门上插菖蒲，艾草，这项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屈原爱国的故事

1934年，红军长征离开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留下的赤卫队员们，在县苏维埃李主席的领导下，决定到山里去坚持游击斗争。李主席的儿子苏保和他的朋友虎崽、水生、金要、细妹、冬牙子都想跟赤卫队去打游击，但因年纪太小，李主席与李公公都不让他们去。天黑时，孩子们悄悄离家去找红军，但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一行人刚被李公公带回村边，白匪团长带领匪徒闯进了村子，屠杀了全村人，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为亲人报仇的种子。于是，一支红色少年游击队在山中的岩洞里成立了。他们勇敢、机智地夺枪支、贴标语，消灭了不少敌人。在一次战斗中，李主席不幸被捕。孩子们在李公公的领导下，混入靖卫团，巧妙地救出了李主席，并打死了白匪团长。红孩子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茁壮成长起来。

张自忠上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盟军中阵亡的最高将领，也是现代战争面对面厮杀，贴身肉搏，喋血拼刺中唯一战死的将军。

那是长江流域春夏之际的一个夜晚，张自忠将军率领着只有两千战士的部队渡过湖北襄河，直扑日军主力，死战不退，最终全部阵亡。张自忠将军浴血之战的真实意图，就是以决死的意志，扑向劈面而来的日军。“我生国死，我死国生!”将军呼啸着冲向敌阵。此一战他就是要杀敌，就是要战死沙场!

像岳飞、袁崇焕一样，张自忠也受过冤屈。1937年，“卢沟桥事变”张自忠奉命和谈，他没能与日军作战，成了全国一片骂声中的汉奸与卖国逆贼。张自忠将军无言地承受了这一切。他率领这些穿着草鞋的农家子弟，有的只有十六七岁，长得还没有枪高，就要和敌人去拼命。他们从南到北地行进着，谁能知道将军的心里一直在寻找机会，历史最终将给将军一条保留名节的血路。

这一天终于来了。

穿过冰冷的河水，暗夜里行进的他心里清楚，他要战死在这里。中日战争中最惨烈搏杀的战场是在长江三峡东口外的鄂北。据战报公布，张自忠将军生命的最后时刻，全身被数弹洞穿，可他没有倒下，仍面对日军挥舞着早已无弹的手枪，最后几位保护他的士兵也全部阵亡了。日军第三中队长堂野射出一枪，击中张自忠额头，血污糊住了将军的眼睛，他大声呼叫杀敌!日军一等兵藤冈之用刺刀穿入了他的左肋。日军惊遇鬼神，说将军倒下时像一座山。

当天夜里，日军确认战死的是张自忠上将时，发出了短暂的欢呼，接下来他们一起郑重地给张将军敬礼。第二天，日军又用柏木棺材埋葬了将军，当晚他们接到总司令部命令，把张自忠的遗体运到武汉。是夜，一支中国军队突袭此地，发了疯的中国军人敢死队冲向日本鬼子，二百多名官兵倒下，他们从敌人手中抢回了将军的忠勇之驱。中国军人作战的果敢、顽强，以前所未有的火力，使日军为之胆战心寒。将军以死激发了中国军人复仇的火焰。将军不惧死，士兵何曾怕死?正如张将军战前所言：“人生百年，终有一死，贵在死得其所!”他属下的士兵斩断了生的念头，毅然地冲向了敌人。

张自忠将军的灵柩，由湖北武昌起程运往重庆，举行国葬。当日，十万人口的宜昌，倾城出动，万人空巷。在将军灵柩经过的长江边，为他送行。日军飞机多次在宜昌上空盘旋，十万宜昌人眼睁睁地看着敌机，没一人惊恐躲避。日军看着这破天荒的场面没有轰炸。将军以死拼杀没能战胜的敌人，显然被将军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所震慑。

轮船汽笛响彻长江，载着将军缓缓驶离宜昌码头远去，驶在长江上，开向流着中华民族忠勇之士热血的天险三峡。

张自忠上将的遗躯经过秭归，峡边高山上再一次立满了人群。这是屈原故里的乡亲，他们默默地望着。长江上传来一首古老的歌谣，这是两千多年前屈原的《招魂》，凭吊亲人，秭归人从来就是这么唱着：“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

一个人把自己置于死地，将军深义何在?一个民族，一条大江，正是有了这样的忠勇之子，其文明才能日夜不息地流淌至今。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溥仪为傀儡建立满洲政府，请梅兰芳登台庆祝，梅兰芳拒绝。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事爆发。日寇占领上海不久，得知蜚声世界的京剧第一名旦梅兰芳住在上海，就派人请梅兰芳到电台讲话，让其表示愿为日本的“皇道乐士”服务。梅兰芳洞察到日本人的阴谋伎俩之后，便决定尽快离沪赴港，摆脱日寇纠缠。于是他一边给日本人带口信说，要外出演戏，一边携家率团星夜乘船赴港。梅兰芳来到香港后，深居简出。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侵占香港，梅兰芳苦不堪言，担心日本人会来找他演戏，怎么办?他与妻子商量后，决心采取一项大胆举措：留蓄胡子，罢歌罢舞，不为日本人和汉奸卖国贼演出。他对友人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粉饰太平，妄图把梅兰芳请出来，率领剧团赴南京、长春、东京等地巡回演出，梅兰芳以牙痛为由婉言谢绝。期间为摆脱敌伪的骚扰，梅兰芳留起了胡须，对外称病不能登台。而后日本又派汉奸朱复昌请梅兰芳出面讲几句话，经朋友提议，梅兰芳让医生给自己打了3次伤寒预防针，发起了高烧，一连几天不退。日本人派军医来检查，高至42度，才不得不放弃。然而此时梅家失去演唱的生活来源，生活窘困，梅兰芳不得不出售自己的画作为生，又四处借债，举步维艰，在这样的困境下仍然拒绝了日本人给予优越的条件。直至改革开放后，梅兰芳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人民运动胜利才复出。

这个感人的故事源于《祖国，我回来啦》。钱学森在美国，金钱、地位、名誉……他什么都有了，为什么他要放弃那里美好的一切，而依然回国呢？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早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留学，成绩优异，被麻省理工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在美国他什么都有了。可是当他听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毫不犹豫的决定回国，为建设新中国、为祖国的明天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可是美国当局却以种种方式阻止他，他的行为受的限制、信件受检查、电话受到监听，但他仍不屈服于美国当局，艰苦坚持斗争了5年，终于被周恩了总理以9名美飞行员的条件救了出来。钱学森来到祖国的第二天，他带着全家人来到天安门城楼前，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这是一颗多么热烈的爱国心，多么强烈的爱国心啊！

回国以后，他更加用功读书，研制了近程导弹，中程导弹，成为中国第一个研制成功导弹的人。被誉为“导弹之父”，还获得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学森舍弃金钱，舍弃名誉，舍弃地位，只为了一心报国，让祖国日益强大！

钱学森为国争光，他那赤诚的爱国之心，却深深地感染着我，时时鞭策着我，催我奋进。陶行知说：“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每个人的本分。”

同学们，我们要从小学习钱学森热爱祖国，将来报效祖国。那么我们怎么爱国呢？在家里，孝敬父母，就是爱国；在学校好好学习，就是爱国；在社会上，遵守公德，无私奉献就是爱国。我们小学生应该从小练就好本领，将来为祖国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唐朝时的大将。当时，两人因为平时的一些误会，积怨很深，感情很不好。平时即使同桌吃饭，互相都懒得瞧上一眼，更别提说话了。

后来安禄山造反，皇帝命令郭子仪做朔方(今宁夏一带)节度使，李光弼成为他的部下。当时的节度使大致相当于战区司令长官兼行政长官，权力极大。

李光弼这时有些担心，怕郭子仪公报私仇，借故杀他，他甚至想偷偷逃走。哪知郭子仪反向皇帝极力举荐他，结果皇帝就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同时，郭子仪还将自己部下的一万精兵分给了他，让他带兵东征。

郭子仪此举，让李光弼产生了更大的误会，心想郭子仪这次一定不会放过他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找到郭子仪说：“今后不管怎么处置我，我都不抱怨，只图不连累妻小。”

郭子仪听后，很是诧异，忙离开座位，抱住李光弼，眼含热泪说：“国家危急，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不能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了。”

李光弼见郭子仪心胸如此坦荡，便带队请战。此后，将帅一心，在平判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事爆发。日寇占领上海不久，得知蜚声世界的京剧第一名旦梅兰芳住在上海，就派人请梅兰芳到电台讲话，让其表示愿为日本的“皇道乐士”服务。梅兰芳洞察到日本人的阴谋伎俩后，便决定尽快离沪赴港，摆脱日寇纠缠。于是他一边给日本人带口信说，最近要外出演戏，一边携家率团星夜乘船赴港。

梅兰芳来到香港后，深居简出，不愿露面。为了消磨时光，他除练习太极拳、打羽毛球、学英语、看报纸、看新闻外，把主要精力用来画画。他喜欢画飞鸟、佛像、草虫、游鱼、虾米和画外国人的舞蹈。这些作品，家人和剧团人员看到后十分高兴，都说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美感和欢乐。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侵占香港，梅兰芳苦不堪言，担心日本人会来找他演戏，怎么办?他与妻子商量后，决心采取一项大胆举措：留蓄胡子，罢歌罢舞，不为日本人和汉奸卖国贼演出。他对友人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

百年战争后期，幼小的亨利六世无法亲理国政，英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再度展开权力斗争。法国原王储查理乘机在法国南部封建主的支持下自立为王，称查理七世。争夺王位的战火再度燃起。挟亨利五世的余威，英军很快又取得了优势。此时，一个拯救法国的英雄出现了，她就是被法国人民千古传颂的奥尔良姑娘———圣女贞德。

贞德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农家少女，整天牧羊，连最简单的字母都不认识。但是，国家的危急和各地人民保卫祖国的消息使这个偏远农村的小姑娘异常激动，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拯救多难的祖国。1429年初，贞德17岁时，英军围困了巴黎南面的奥尔良城。这是法国南北交通的战略重镇，一旦失守，南方就可能全部失陷。消息传来，贞德感到这正是自己为祖国献身的时刻。她一再请求父母和叔叔带她去见当地的法军队长。叔叔为她的热诚所感动，带她到了军官面前。

“你这个小姑娘，连怎样戴头盔都不知道，怎么能上战场呢?”军官问她。“我有决心和勇气，我能学会战斗。”贞德以坚定的口气回答。

“你一个人怎么和英国军队作战呢?”

“我有祖国和人民，还有国王。我要先解救奥尔良城，然后让国王正式加冕。”

贞德的话使军官大吃一惊。他派7名士兵陪她去见国王。国王查理七世被贞德坚不可摧的意志感动，同意让她带一支三四千人的军队去解救奥尔良城。

贞德的武器只有一把剑和一面旗帜。在战斗中，她总是高举旗帜，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她和她的旗帜在哪里出现，法国士兵就奋不顾身地跟上去。经过无数次战斗，贞德和她的部队来到了奥尔良城下。守城的法军却不肯开城迎接，他们不相信贞德这个女孩子能带兵打败英军，有人甚至认为她是妖怪巫女。贞德也不申辩，她巡视一周，看到城的另一边还有一座最坚固的英军堡垒，便指挥法军攻击敌堡。她首先跃过深壕，架起梯子爬上城堡，但摔了下来。不一会儿，她高举战旗又冲了上去。守城的官兵亲眼看到这一切，大为感动，立即开门出击。被英军围困长达209天的奥尔良解围了。捷报传开，整个法国一片欢腾。

奥尔良战役的胜利，彻底扭转了法国在整个战争中的危难局面，战争从此朝着有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接着，贞德又率军收复了许多北方领土，并在兰斯大教堂举行了查理七世的加冕礼。

但是，宫廷贵族和查理七世的将军们却不满意这位“平凡的农民丫头”影响的扩大，便蓄意谋害贞德。

1430年，在康边城附近的战斗中，当贞德及其部队被英军所逼、撤退回城时，这些封建主把她关在城外，最后以4万法郎将她卖给了英国人。贞德宁死不屈，她说：“为了法兰西，我视死如归!”1431年5月29日，贞德备受酷刑之后在卢昂城下被活活烧死，她的骨灰被投到塞纳河中。死时，贞德还不满20岁。

贞德之死激起了法国人民极大义愤和高度爱国热情。1436年法军攻取巴黎，1441年收复香槟，1450年夺回曼恩和诺曼底，1453年又收复基恩。1453年10月19日，英军在波尔多投降，战争至此结束。

拿破仑对贞德有着很高评价，贞德贞德认为是法国的救世主。贞德死后法国的民族主义高涨，出现了很多关于贞德的史料编写和研究，法国爱国主义运动以她的伟大形象进行宣传。并有大批作家和作曲家歌颂她，包括伏尔泰、席勒、威尔第、柴可夫斯基、马克·吐温、萧伯纳和布莱希特都创作了有关她的作品，而大量以她为题材的电影、戏剧、和音乐也一直持续发展直到今天。

今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我高高兴兴地拿起《刘胡兰》这本书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20XX年10月8日，一个暴风雨的一天，伟大的革命英雄刘胡兰就从一个贫困的家庭里诞生了。

20XX年刘胡兰11岁时，它加入了她们村的抗日工作，并且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尽一切所能做好坑日工作。后来，在她15岁时，一次在转移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的过程中，不幸被敌人的阎军逮捕了，同时还抓到了她们村的几个农民，敌人逼问她：“还有哪些共产党员，仍然给共产党员办过些什么事”，她咬紧牙关，装做什么都不知道，敌人逼她没法子，只好用卑鄙的手须折磨她，可是刘胡兰她还是没把军情告诉敌人，敌人只好把她给杀了，刘胡兰就这样英勇的壮烈牺牲了，

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用这样的话纪念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我看完《刘胡兰》这本书后，被她这种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不折不扣的斗争精神深深吸引了。我在想：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无数的革命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今天，所以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当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热爱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国家的昌盛英勇奋斗，为人民的幸福而默默奉献。

他是带领大刀队夜袭长城喜峰口的英雄，也为“临沂大捷”、“鄂北大捷”立下战功，最后在日军的围歼下，战死南瓜店，找到了自己战死报国的地方。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实际已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先有东北义勇军马占山奋起抗日，再有“一二八”淞沪之战，复有长城各口之战，都是七七全面抗日前的序幕战。在这几场序幕战中，战果最突出、最辉煌的，首推长城喜峰口大捷。这是自九一八以来，日军所遭遇到最严重的打击，敌人自己也承认，是侵华以来所遭遇到的最大失败和耻辱。当时二十九军第三十三师，在师长张自忠率领的千人大刀敢死队，以急行军兼程赶赴前线，用大刀、手榴弹为武器，于月黑风高之夜，乘敌不备，歼灭日军步兵两个联队，骑兵一个大队，血染喜峰口，造成空前大捷，震惊中外。张自忠获中央颁授青天白日勋章，于是抗日英雄的威名，传遍全国，妇孺皆知。

张自忠将军山东临清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喜峰口一役后，中日塘沽停战协定签字，先后出任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

一直以来，日本人都想拉拢张自忠，七七事变后，他奉中央之命留守北平与敌周旋，目的是希望拖到中央军前来增援。后来北平、天津急速失守，张自忠眼见大事已去，继续留在北平已无必要，乃设计脱险。他骑自行车出走到天津，再乘英国轮船经青岛转赴济南。张自忠到了青岛，再改乘火车去济南。一路上，他身陷险境，更承受着千夫所指的屈辱，由于从北平沦陷起，全国舆论集中火力攻击他，认为他是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都称他为“张逆自忠”。

张自忠后来抵达南京，获中央还以清白。蒋委员长接见他时，说：“等你身体康复，我命令你重回部队，让你再有机会报效国家，回到前方看看你的长官、同僚及部下。”张自忠深受感动。

一九三八年春，中央任命张自忠为五十九军军长，返回部队那天，他对部众宣示：“今天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战死的地方。”全体官民激昂效命，泣不成声。

五十九军组成不久，战事延至徐州外围，日军侧面进攻临沂，张自忠受命挥兵前进增援，转眼间将敌军精锐部队击退，日军仓惶后撤时，张自忠继续追迫，歼灭残敌，造成抗战史上有名的“临沂大捷”。经此一役，张自忠名震中外，再也没有人说他是汉奸了。当时中央明令嘉奖，同年十月就升为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军进攻鄂西，进犯随县、枣阳，张自忠再次亲自率领两军团渡海迎战，大破日军，击毙击伤敌军超过一万三千人，再为抗战史上写下了“鄂北大捷”。次年五月，日军又集结重兵再犯襄樊。张自忠指挥部队渡河迎战，当时敌众我寡，但张自忠不顾一切冒险出击，立下遗嘱后即挥军渡河，双方无论在兵力和武器上都十分悬殊，但他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奋勇进攻。两军昼夜激战九天，敌人伤亡惨重，不明白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难打。后来知道我方的领军是张自忠，立即增援反扑，誓要追剿张自忠以复前仇。

最后张自忠率部被围于南瓜店的十里长山，敌人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五月十六日，张自忠卫士伤亡殆尽，自己身中六弹，屡次爬起冲杀，左右部属请他突围逃生，张自忠坚持不允，到了弥留时向左右卫士说道：“我今天战死，自问对国家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一代陆军战神终于战死南瓜店。

日本人十分敬佩张自忠的英雄气魄，在他战死后，把遗体装殓好埋葬起来，坟上还插着木牌，上面写着：“华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被皇军击毙之墓”。遗体下葬时，日本官兵集合起来向张自忠行致敬礼。不久，中国援军赶到，重新开棺以上将礼服重殓。

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灵柩运抵重庆时，蒋委员长特亲临迎灵致祭，并手书“英烈千秋”挽匾，以资褒奖。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五十岁，他的夫人李敏慧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高考改革最近成了一个热门话题，笔者也想凑凑热闹，谈谈关于我们现行的高考录取。

在谈高考录取之前，我们不妨先重温一下“钱学森之问”。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看望钱老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民国时期能培养出大师，而我们“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我们不妨仅从高考录取一个方面来做一个对比。

先看看民国时期几个比较典型的高考录取事例吧。1929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数学成绩仅为15分，英语、国文成绩却均为第一名，其中英文成绩为满分。按照当时清华大学的录取规定，只要有一门课不及格就不能被清华大学录取。但校长罗家伦亲自批阅了钱钟书的试卷后，认为钱钟书是个奇才，遂打破常规录取了钱钟书，钱钟书后来果然成为饮誉学界的“文化昆仑”。

1930年，臧克家报考山东大学，数学成绩为零分，国文也只写了三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随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当时的录取老师，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从这三句杂感中发现了青年臧克家的才气，素以阅卷严格著称的闻一多破例给了臧克家国文98分的好成绩，并破格录取了他，现代诗坛大师臧克家就这样戏剧般地诞生了。

还有，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当年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成绩仅为4分，最后竟然也被清华大学录取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兹不一一列举。

回头再看看我们今天的高考录取制度吧。每年高考成绩揭晓后，各省都会根据当年大学录取人数，划出各批次的录取分数线。这个分数线极其严格，那怕是只差一分，招生办公室都不会给大学提供该生的学籍档案。而没有学籍档案，该生当然不能进入大学校门。这种严格的高考录取制度毫不留情地把高考录取过程中的人情关系拒之门外，分数不够，考生父母权力再大、钱再多也无法敲开相应批次的大学校门;同样只能达到某一批次的分数线，考生父母那怕是农民，甚至讨饭吃的，同样可以进入相应批次的大学进行深造，从而充分体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体现了高考录取工作的公平与公正。

然而，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利必有弊，如果当年清华校长罗家伦、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同样严格按照高考录取标准来录取，钱钟书、臧克家等人无疑会被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中国历史上也因此必然少了一个著名作家，少了一个诗坛大师，少了一个国学大师。我常常在想，我们今天的高考制度是否也把像钱钟书、臧克家、季羡林等有可能成为大师的考生拒在了大学校门之外?这个问题恐怕很难回答，但钱学森先生所说的我们“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高考录取工作既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同时也注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一个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全才，尤其是当他在某个方面特别突出的时候，其他方面很可能糟糕得一塌糊涂，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必然会毫不留情地把这些天才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如何才能在保证高考录取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把那些在某些方面有突出才能、有可能真正成为大师的青年才俊吸收到高等院校里进行深造，为我们国家培养出各个领域里大师级的人物，这应该是高考改革的终极目标，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