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爱国故事有哪些（推荐20篇）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溥仪为傀儡建立满洲政府，请梅兰芳登台庆祝，梅兰芳拒绝。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事爆发。日寇占领上海不久，得知蜚声世界的京剧第一名旦梅兰芳住在上海，就派人请梅兰芳到电台讲话，让其表示愿为日本的“皇道乐士”服务。梅兰芳洞察到日本人的阴谋伎俩之后，便决定尽快离沪赴港，摆脱日寇纠缠。于是他一边给日本人带口信说，要外出演戏，一边携家率团星夜乘船赴港。梅兰芳来到香港后，深居简出。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侵占香港，梅兰芳苦不堪言，担心日本人会来找他演戏，怎么办?他与妻子商量后，决心采取一项大胆举措：留蓄胡子，罢歌罢舞，不为日本人和汉奸卖国贼演出。他对友人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粉饰太平，妄图把梅兰芳请出来，率领剧团赴南京、长春、东京等地巡回演出，梅兰芳以牙痛为由婉言谢绝。期间为摆脱敌伪的骚扰，梅兰芳留起了胡须，对外称病不能登台。而后日本又派汉奸朱复昌请梅兰芳出面讲几句话，经朋友提议，梅兰芳让医生给自己打了3次伤寒预防针，发起了高烧，一连几天不退。日本人派军医来检查，高至42度，才不得不放弃。然而此时梅家失去演唱的生活来源，生活窘困，梅兰芳不得不出售自己的画作为生，又四处借债，举步维艰，在这样的困境下仍然拒绝了日本人给予优越的条件。直至改革开放后，梅兰芳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人民运动胜利才复出。

在读初中的时候，苏步青凭着自己的天资聪明、勤学好问，成绩一直非常好，但对数学还没什么兴趣，因为他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在浙江省立十中念初三时，学校来了一位教数学的老师，听说这位老师是很出众的，所以听说他能来给上数学课，苏步青也稍微地提起了一点兴趣。

“......”上课铃响了，从门外走进一个身材瘦高、穿白色西装的年轻人，他的脸色很白，棱角很分明，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这样年轻还穿西装的老师真是罕见，一进门便引起班里的一片哗然。

走上讲台，杨老师表现得很镇静，把课本向桌上一摔，说了声：“同学们，我姓杨，大家今天不用担心没还课本而被老师骂了，因此今天我们不讲课本，我们要讲国家!”他讲话的声音不算大，但每个字都像晶亮的子弹射进每个人的心房。

于是下面又是一阵骚动，没精打采的苏步青也亮起了精神。杨老师接着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该负起应有的责任。”他旁征博引随后又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

这一堂课使苏步青明白了数学的真正意义和自己身上肩负的历史责任，就是这节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把他引入了神秘的数学王国。

从那以后，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功夫不负有心人，苏步青在数学上渐渐地崭露了头角。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国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心甘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1947年1月12日，这是云周西村人民难忘的一天。这天早上，东方刚刚闪亮，刘胡兰早早起来，把她转移上山的消息告诉了父母，一家人忙着为她收拾行李，刘胡兰边洗衣服，边和母亲谈论上山后的打算，刘胡兰的心情十分激动。

就在这时，敌人和地主武装，忽然包围了云周西村，封锁了所有路口，严令不许任何人出村。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刘胡兰已无法离开村子，她和母亲商量，先到隔壁刚生下小孩的金钟嫂家里隐蔽，如果被敌人发现，就说是伺候坐月子的。当刘胡兰来到金钟嫂家时，屋里已经有好几个人了。这时，街上又传来急促的锣声，紧接着就是敌人的嚎叫声：“大家听着。一家只许留一人，留下两个的就按私通八路办理。”

怎么办?留下来，万一被敌人发现，这卧床的产妇，初生的婴儿，这满屋的乡亲们，将要受到牵连，不!绝不能连累他们!刘胡兰毅然谢绝了金钟嫂的挽留，走出屋来，向村前的大庙走去。

刘胡兰来到大庙广场找到了母亲，女儿的突然到来，使胡文秀十分震惊，她悄悄地问道：“胡兰，你怎么也来了?” 刘胡兰低声向母亲说明了原因。

不一会儿，“复仇”队员武金川忽然在人群中发现了刘胡兰，窜过来威胁说：“今天要你自白，不说就要你的命。”刘胡兰狠狠地瞪着他说：“我没有什么可自白的。”武金川灰溜溜地窜回了大庙。

天空乌云翻滚，广场气氛森严，这时候，刘胡兰已经清楚，一场严峻的考验就在眼前。她轻轻脱下了指环，掏出了手绢和万金油盒，郑重地交给了母亲，决心用鲜血与生命同敌人作一场殊死的斗争。

母亲胡文秀看着女儿这不寻常的举动，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刘胡兰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她把母亲的手拉过来，让她把3件东西握紧……妈妈明白了，她擦干了眼泪，收藏好女儿留给她的3件东西，准备迎接将要发生的一切。

几个敌人扑上来要抓刘胡兰，乡亲们靠在一起保护她。敌人用枪托殴打群众，刘胡兰大声喝道：“闪开，我自己会走。”她昂首挺胸向大庙走去。

刘胡兰踏进大庙，大殿下满身血迹的石三槐、石六儿等6位同志巍然屹立，刘胡兰深表敬佩。

她跨进大庙的西厢房。审讯刘胡兰的是阎军军官大胡子连长张全宝，他根据叛徒的告密，已经知道刘胡兰是被捕中惟一的共产党员、区干部，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妄想从刘胡兰口中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于是，他沉着脸问道：

“你就是刘胡兰?”

刘胡兰响亮地回答：“我就是刘胡兰，怎么样?”

“你给八路军干过什么事?”

“只要我能办到的，什么都干过。”

“那么你们村长是谁杀的?”

“不知道。”

“你们区上的八路军都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张全宝一连碰了几个钉子，再也沉不住气了：“你，你，你就什么也不知道?”

刘胡兰镇静地回答：“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张全宝想发作，突然，贼眼一转，威胁着说：“现在有人供出你是共产党员。”刘胡兰知道自己被坏人出卖，她把头一扬，自豪地说;“我就是共产党员，怎么样?”

“你为啥要参加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为穷人办事。”

“以后你还会为共产党办事不?”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干到底。”

张全宝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的一个小女孩，竟如此厉害。见硬的不行，就换软的，他奸笑着哄骗说： “自白就等于自救，只要你自白，我就放你，还给你一份好土地……”

刘胡兰轻蔑地说：“给我一个金人也不自白。”

张全宝恼羞成怒，他收起阴险的笑睑，敲起桌子嚎叫：“你小小年纪，好嘴硬啊，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刘胡兰斩钉截铁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

张全宝对她无可奈何：“刘胡兰，只要你当众说句今后不再给共产党办事，我就放了你。”

刘胡兰坚定地说：“那可办不到。”

敌人的利诱和威胁都失败了，但他们并不死心，妄图用血腥的屠杀逼迫刘胡兰投降。在大庙西侧广场上放下了铡刀、木棒，刘胡兰和石三槐等同志被押到刑场，他们怒视敌人，匪徒们如临大敌，惊慌失措。

群众们见自己的亲人来到刑场，一下子涌了过去，匪徒们急忙用刺刀阻挡，张全宝气急败坏地逼问群众：“你们说这7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群众中立刻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好人，都是好人。”张全宝慌了手脚，急忙命令匪徒准备屠杀。

一场悲惨的大屠杀开始了，敌人先将我地下交通员石三槐，民兵石六儿、张年成和干部家属石世辉、陈树荣、刘树山6位同志，用乱棍打昏后，用铡刀一个个杀害了。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地，锋利的铡刀卷了刀刃，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张全宝却洋洋自得，指着6位烈士的遗体向刘胡兰嚎叫;“你看见了吧，自白不自白，投降不投降?”

刘胡兰怒不可遏，痛斤敌人;“要杀就杀，要砍就砍，我死也不自白，共产党员你们是杀不绝的，革命烈火是扑不灭的，你们的末日不远了。”

刘胡兰遥望着吕梁山，仿佛想起了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想起了培育她成长的党，想起了未来的灿烂世界。

张全宝看见刘胡兰在思索，还梦想着刘胡兰能够转变，刘胡兰忽然转过身来，质问他：“我咋个死法?”

这惊天动地的声音，宣告了敌人的彻底失败，张全宝阴沉着脸，沙哑地发出了绝望的嚎叫：“一个样……”

群众再次向刑场涌来，这情景把敌人惊呆了。

突然，张全宝看到了护村堰上的机关枪，便恶狠狠地叫道：“快，快把机关枪调过来，把全村的人统统给我扫光。”敌人的机关枪在向几百名手无寸铁的乡亲们瞄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胡兰大义凛然，挺身挡住了枪口，大声喝斥敌人：“住手!要死，我一个人死，不许伤害群众。”

刑场就是战场，英雄斗志如钢，刘胡兰昂首挺胸迈着矫健的步伐，向着烈士染红的铡刀走去。

铡刀前，刘胡兰止步回首，泰然自若地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养育她的家乡土地和勤苦勇敢的乡亲们。“永别了，乡亲们，战斗吧，同志们，敌人的末日不远了，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她鄙视了一眼垂死挣扎的敌人，甩了甩披在脸上的短发;仰望翻滚的乌云，环顾万里江山……她坚信，黑夜即将过去，祖国的明天将阳光灿烂，就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刘胡兰同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她从容地走向铡刀……

很多同学都认为爱国必须是要在战场上牺牲或为祖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然而，在我们的小小谈话中，不留意也会对祖国表达出热爱之情，这一点，周总理又为我们做出了好榜样。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中外记者济济一堂。“下面请诸位记者提问题!”周恩来话音刚落，一位西方记者急不可待的站了起来，结结巴巴的用中文说：“请问总理阁下，中国有没有妓女?”对于这一不怀好意的问话，周恩来泰然自若，双眼盯住这位记者，思索了一下，郑重的回答:“有!”这一问一答，引起了全场的骚动。记者们轰动起来了。周恩来接着说：“中国的妓女，在中国的台湾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一阵掌声。大家清楚，如果硬说中国有妓女，那就得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不承认台湾归属中国，那中国自然就不存在妓女问题了。

那位记者当然不服气，接着问道：“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在建国的初期，这句话当然是在讥笑中国的贫穷。周恩来幽默的回答：“中国人民银行的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这一回答，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都准备听周恩来如何解释。周总理清了清嗓子，洪亮的回答：“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面值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十种，加起来一共是18元8角8分!”他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中国人民银行是由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金融机构，有中国人民做后盾，信用卓越，币值稳定，实力雄厚，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总理的话再次激起了全场的热烈掌声。这位西方记者哑口无言，只得面红耳赤的坐了下去。

总理正是用他敏锐机智的头脑来捍卫祖国的尊严，这种民族的骨气，就是最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少年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

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目睹北美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

”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

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

”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

”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

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詹天佑几经周折，转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遇到了一次考验。

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

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密测量。夜晚，借着幽暗的油灯，又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反复分析比较，最后才确定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

詹天佑果然成功了滦河大桥建成了。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

詹天佑初战告捷后，立刻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

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

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亲自带学生和工人着，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

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工程人员之口。

”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又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

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叠，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

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

”“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

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

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

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又继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这时，美国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要他亲自去美国参加授衔仪式。

为了全力参加祖国铁路建设，他放弃了这一荣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

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詹天佑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

到晚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病逝。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詹天佑的功绩，说他是“中国人的光荣”。 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其间，厘定了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政府要求全国采用。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珍氏自动挂钩(J“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爱国故事nney Coupler，亦称姜坭车钩、郑氏车钩，美国人 Eli J“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爱国故事nney 所创)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

此外詹天佑亦着重铁路人才的培训，制定了工程师升转章程，对工程人员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定明工程师薪酬与考核成绩挂钩。京张铁路堷训了不少中国的工程人员，詹天佑所制定的考核章程亦成为其他中国铁路的模仿对象。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获宣统赐工科进士，任留学生主试官等职。1910年，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总理兼工程师，1912年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负责兴建粤汉及川汉铁路。此后一直定居在汉口俄租界的鄂哈街9号(今洞庭街51号)。

同年成立“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民国成立后，于1913年获政府委任为交通部技监，1914年获颁授二等宝光嘉禾章。1916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1919年初，受命往海参崴和哈尔滨任协约国监督远东铁路会议中国代表。4月因病回汉口，4月24日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詹天佑与其妻谭菊珍埋葬在京张路青龙桥火车站附近。1922年青龙桥火车站竖立詹天佑铜像。1987年，附近再建成詹天佑纪念馆。 在纪念京张铁路100周年之际，张家口人民永远缅怀京张铁路的总设计师詹天佑，2005年在张家口南站广场，建起詹天佑塑像。

海娃十四岁，是龙门村的儿童。

一天傍晚，海娃腰里插着羊鞭，拿着一杆红缨枪，在山上的一棵小树底下放哨。

这时候，从阳坡的小路上爬上来一个人，他老远就叫：“海娃!海娃!”海娃听出是爸爸的声音，连忙迎上去。爸爸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对海娃说：“马上到三王庄去，送给指挥部的张连长。”海娃接过信一看，信角上插着三根鸡毛，知道是一封顶紧急的鸡毛信。海娃揣好信，赶着羊群转过山崖，忽然看见西山顶上的“消息树”倒了。糟糕!山那边准是发现鬼子了。海娃想，这条小路不能走了，就走大路吧。可是回头一看，大山口外面来了一队抢粮的鬼子。

鬼子越来越近。海娃着急了，把鸡毛信往哪里藏呢?他看着胖乎乎的羊尾巴，心头一动，就抢到前面抱着那只带头的老绵羊，把它尾巴根的长毛拧成两根细毛绳，把鸡毛信折起来，绑在尾巴底下。海娃什么也不怕了，他把羊鞭甩得响响的，朝着鬼子赶过去。“站住!”鬼子吆喝起来，哗啦一声举起枪，对着海娃的小脑袋。一个穿黑军装的歪嘴黑狗跑过来，一把抓住海娃的脖子，把他拉到一个长着小胡子的鬼子面前。海娃一点也不怕，他故意歪着脑袋，张大嘴巴，傻愣愣地望着小胡子。小胡子说声“搜”，那个歪嘴黑狗马上动起手来，摸补丁，掏窟窿，把海娃周身都搜遍了，连两只破鞋也没放过，结果什么也没搜着。小胡子只想早点进山去抢粮，就冲着海娃喊：“滚开!滚开!”

海娃回头就跑，他拢住羊群，使劲甩着羊鞭，恨不得飞起来。没想到那个歪嘴黑狗又追上来了，他用枪逼着海娃，要海娃把羊群赶回山里去，还挤着眼睛、歪着嘴巴狞笑者说：“皇军还没吃饭呢!这么些羊，够我们吃几顿啦!”海娃没法，只好跟着走。太阳落山了，鬼子的队伍来到一座小山庄跟前，就在打谷场上宰了几只羊烧羊肉吃。海娃顾不上心疼他的羊了，他悄悄地把手伸到老绵羊的大尾巴下面一摸，鸡毛信还照样吊着!他心里叫起来“你还在这里啊!”

鬼子吃饱了，一个个摸着肚皮，进屋里睡觉去了。歪嘴黑狗叫海娃把羊赶进牲口圈里，然后一把抓住海娃的脖子，把海娃拉进屋里。鬼子和黑狗们抱着枪睡在干草上，把海娃挤在尽里头。海娃睡不着，他想：“鬼子明天还要宰羊，要是今晚跑不掉，鸡毛信可就完了。”他不住埋怨自己：“海娃，海娃，你怎么搞的，连一封鸡毛信都不会送啊!……”忽然听见外面的哨兵吼了一声：“哪一个?”有人回答：“喂牲口的!”哨兵不吭气了。不一会儿，远处传来一阵鸡叫。

鸡叫两遍了。海娃哪儿还躺得住，他坐起来一看，门口的哨兵正在打瞌睡呢。他就悄悄地站了起来，踮着左脚把歪嘴黑狗的胳膊轻轻拨开，从小胡子身边跳过去，闪到了门边，又轻轻地迈过哨兵的大腿，溜到了村边的路上。“哪一个?”街那头的哨兵吼起来。“喂牲口的!”海娃装着大人的声音回答。那个哨兵就不理会他了。海娃走进牲口圈，一把抱住那只老绵羊，把它尾巴底下的鸡毛信解下来，揣进口袋里，撒开两腿就跑，一口气跑上了庄后的山梁。

天亮了，海娃跑到山嘴旁边，听见前面有人吼叫。他抬头一望，山梁那头有个鬼子拿着面小白旗，朝着海娃来回摇晃。海娃脱下身上的白布小褂，学着鬼子的样子也来回摇晃。没想到，真混过去了。海娃转过山嘴，一口气跑到对面山顶。前面就是三王庄啦。海娃高兴极了，他一屁股坐在山头上，把手伸进口袋一摸，不觉浑身哆嗦起来。鸡毛信呢?口袋里没有，赶紧脱下小褂子来找，也没有;把身边的石头缝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海娃马上往回跑，在来的路上找。他一口气跑上大山，爬到小山嘴旁边，就在刚才摇晃褂子的地方，鸡毛信好好地躺在那儿。海娃高兴极了，把信装进口袋，刚想回头跑，忽然背后有人喊叫，歪嘴黑狗追上来了。他抓住海娃，一连打了几枪托，叫海娃回去给鬼子带路。

小胡子把洋刀一挥，鬼子和黑狗又出发了。海娃赶着羊群夹在他们中间，过了大山，来到三王庄眼前。海娃看到山上的“消息树”放倒了，不用说，张连长的队伍已经知道鬼子来了。鬼子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沟里，又是抽烟，又是吃羊肉。休息够了，一队黑狗先走，想从中路走上峁去。山坡上忽然轰轰响了几声，冒起一柱一柱的黑烟，黑狗踩上地雷了。小胡子扔下那些黑狗不管了，他指着小路对海娃说：“你在前面带路，皇军在后面。明白吗?”

海娃远远地走在鬼子的前边。树林里岔着两条路，一条小路，一条羊道。他把羊赶上了羊道。歪嘴黑狗在底下吆喝：“走错了!”海娃放开嗓子说：“没错!我走过的。走吧!”羊道越来越陡，越来越不好走，鬼子走一截，停一截，远远落在后面。小胡子吼起来了：“慢慢的!”海娃装作没听见，一步紧一步往前跑。鬼子使劲喊：“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啦!”海娃不听他的，甩了一响鞭，拼命往前跑。鬼子真的开枪了。海娃同羊群一起飞跑，可是他实在跑不动了。就扑倒在乱草里，放开嗓子叫：“鬼子上来啦!打呀!赶快打呀!”

周恩来是伟大的外交家。他作为新中国寻求人类和平友好的使者，开展了频繁的外交活动，成功出访了许多国家，他的足迹遍布亚洲、欧洲和非洲。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赞周恩来：他的敏捷机智大大超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领袖。

加拿大著名学者罗纳德更是赞叹：周恩来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外交家，国际上公认哦完美的外交家。

下面几个小故事是小编从网上整理出来的，仅供参考。

1、空酒杯

一九五四年，周恩来访问波兰即将结束时，我驻波使馆借用波方刚刚修复的一个大厅，以周恩来的名义举办了一个辞行招待会。那天，周恩来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征服了所有的来宾，人们都看呆了!以致发生了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情况：当周恩来致词已毕，举杯敬酒时，酒杯里竟空空如也。周恩来的随员急忙跑去，把聘请的波方招待员们从呆滞状态中唤醒，去斟酒。原来，当周恩来陪波方贵宾入场时，把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人们只顾看啊，鼓掌啊，……招待员们竟忘了及时斟酒。后来，客人邀周恩来跳舞，他那娴熟的舞步，多采的舞姿，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倾倒。一些西方国家的大使不断地点头，纷纷赞叹道：“妙极了，妙极了!”

2、巧妙应对：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参加完亚非会议后，来到首都雅加达。这天下午，在雅加达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中国代表团同六百多名华侨代表见面。对于这个招待会，一名外国记者做了两则报导，一则是：“有人说，‘在共产中国’老年人是得不到尊重的。四月二十七日，在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所留住的或与之谈话的都是年纪最老的来宾们。不是地位最高的、最有钱或最有名望的，而是头发最白、脸皮皱缩的。”另一则是：“周恩来也招呼在大使馆帮忙守卫的军警们进去坐一下，并且跟他们谈很多话，还请他们吃东西，以致他们之中大都受了感动。”

3、主动握手：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利用各种机会开展外交活动，促进我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一次，中印友好协会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向周恩来呈献礼物。在呈献礼物的仪式进行过程中，周恩来趋前与中印友协全体工作人员握手。印尼交通部高级职员达希尔·打益勃的手因受伤而扎了纱布。由于药水的渗透作用，包扎的纱布看起来有点脏。当周恩来向他伸手时，他不敢伸出手来。周恩来却微笑着主动握住他的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放下。

4、骨肉情深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胜利结束，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后，从万隆来到印尼首都雅加达。整个印度尼西亚二百多万华侨，不分地区和阶层，共推选出六百多名代表来到雅加达，要见一见从伟大祖国来的亲人。二十七日下午二点，在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中国代表团和华侨代表见面。激动的讲话，热烈的掌声，眼中的泪水，都使人感到一种骨肉团聚的激情。三点左右，招待会结束了，六百多名华侨代表向站在大门口的周恩来握手道别，这是需要花许多时间的，而且他的右臂活动不便。有关方面通知华侨代表不要等待握手，可以走了。但是周恩来一边微笑着说：“不要紧”，一边依然和跟他辞别的来宾们握手。

5、顶风冒雨

一九五七年，周恩来应邀访问斯里兰卡，当他在群众欢迎大会上讲话时，突然下起雨，主人立刻给他打上了伞。周恩来看到群众并没有雨具，就坚决推辞开了。他精神抖擞地站在风雨中发表了支持斯里兰卡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长篇演说。第二天，几乎当地所有的报纸的大标题都是：“周顶风冒雨。”

6、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胞，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7、巧妙应答，不亢不卑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8、为什么叫“马路”

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9、交换礼物

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10、“派克”的来历

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11、一句话的电影说明书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12、“中国有多少个厕所”

一个美国记者刁难周总理，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1988年3月13日一位14岁的优秀少年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牺牲了，他的名字就叫赖宁。那天下午3点左右，因八级大风，把县城附近一家工厂的电线杆吹倒，造成电线短路，引起了大火。风助火威，火越来越大、烧得越来越远。此时，森林、电视卫星接收站和附近的油库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赖宁看见后立刻赶到火灾现场。他找到了一棵松枝奋不顾身地冲向前奋力扑火。虽然，消防队员曾劝阻大家别往火中硬闯，但赖宁不忍心看到国家财产遭到严重损失就去扑火。最后大火终于扑灭了，但赖宁却牺牲了。

1955年初冬，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小故事8：《文天祥》——宁死不屈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辞拒绝了敌人的劝降。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

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丞相，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文天祥怒喝道：“死便死，还说什么鬼话!”

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概就义了，给世人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

无论正史、野史对狄仁杰和张柬之等促成武则天还位于李、恢复大唐江山都有所记载。可为什么武则天愿意把江山交给自己非常讨厌的儿子李哲、不给深爱的侄子武三思呢?

史载，武则天曾多次欲立武三思为太子，可每一次征求大臣意见，都是反对声一片。对此，武则天非常恼火，于是就借故屠杀和罢免一批"拥唐派"重臣，后来再征求意见，满朝文武为了保命只好装聋作哑，只有狄仁杰直言"当立李哲为太子"，惹得武则天非常不高兴，只好把立武三思为太子的事搁置下来。

据传，晚年的武则天为了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有一天，她单独召见狄仁杰，问道："奇怪，这些日子经常梦见下的那盘双陆，可就是赢不了。这是为什么?"精明的狄仁杰忙解释说："双陆难赢，是因为皇上手中无子。这可能是上天以双陆儆示陛下啊!"于是"老奸巨猾"的狄仁杰趁机提起册立太子的事。道出了著名的并最终帮武则天下定决心立李哲为太子的论段："姑侄之间的亲情与母子之间的亲情哪个更靠谱?若立庐陵王为太子，那么陛下千秋之后就能入宗庙，长享子孙后代的祭祀;而如果立武三思为太子，自古以来哪有在宗祠里供奉姑母的做法?"

虽然，李哲登基做了皇帝之后表现得十分差劲，任由韦皇后胡来。可是，当时的天下由"大周"重新变回"大唐"，的确跟狄仁杰、张柬之等的长期坚持有着很大关系。为此，狄仁杰智慧和忠诚也被称颂了千余年。

清朝的后期，西方的英、法、美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和投机商人，纷纷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他们的目的，一是掠夺中国的财富;二是用毒品残害中国人的身体，便於他们侵略.当时，很多正直的官员看透了英国人的险恶目的，坚决主张查禁鸦片.林则徐的态度最坚决.他说：再不禁烟，中国就不会有白银当军饷，就不会有强壮的士兵抵抗侵略了.为了国家的尊严，必须禁烟.皇帝就让他去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到了广州，命令外国商人把全部鸦片缴出来并保证不再私运鸦片到中国来，否则给予严惩.有些外国商人照办了，可英国商人不肯缴，英国政府的代表义律还策划阴谋，企图顽抗.林则徐当机立断，坚决行使主权，中断与英方的贸易并不再供应食物和水.英国人没办法，只好缴出了鸦片.1839年6月3日这一天，林则徐亲自到虎门海滩，主持销毁害人的毒品鸦片.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苏武是汉朝时候的一位官员。有一年，他作为汉朝的使臣到北方匈奴人那里办事。不料，匈奴人违背诺言，不放苏武返回汉钥，扣留了他，还劝他投降。苏武严辞拒绝，说：“我奉国家命令出使匈奴，丧失气节就是污辱了使命，丢大汉朝的脸。我如果那样，还有什么脸见人!”匈奴人用刀威胁他，他索性把脖子伸过去，宁死不从。

匈奴人把他放进地窖，不给吃喝，他就吃羊皮，吃雪，顽强地活着。匈奴人又把他送到遥远的北海(今贝加尔湖)，叫他放羊，说不投降就让他在那里待一辈子。苏武没有忘记自己是汉朝的使臣，代表着国家。他坚决不做有辱国格的事，宁肯每天挖野菜，吃田鼠，受冷挨饿，也不向匈奴人央求什么。而且，那根代表汉朝、表明使者身份的“使节”(一根长棍，上面挂着穗子)，他一直放在身边，放羊的时候也拿在手中。天长日久，“使节”上的穗子都掉光了，他仍然紧握不放。

苏武在匈奴度过了19个年头，始终没有屈服，匈奴人只好放他回汉朝。他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受到人们的尊敬。

1140年，金兵又大举进攻南宋。岳飞等将领分路出击，岳飞负责中原一线，他一面派人到河北一带联络当地的民间抗金组织，一面亲率大军进击，收复了河南许多州县，驻军郾城，两军展开激战。郾城大战中，金投入精锐骑兵15000人。兀术以头戴铁盔身穿铁甲的3000“铁塔兵”打前锋，以号称“拐子马”的骑兵居左右，列队进攻。岳飞指挥儿子岳云等率军应战。将士手持刀斧，冲入敌阵，上砍骑兵，下砍马腿。双方从下午激战到天黑，宋军大获全胜，追杀金军几十里。

岳家军乘胜前进，抵达开封的朱仙镇，北方人民抗金情绪高涨。岳飞请求宋高宗下令北伐。宋高宗和朝中的奸臣秦桧害怕抗金力量壮大，会威胁自己的统治，于是向金求和，并命令岳飞撤回军队，岳飞愤慨地说：“十年的功劳，一天就断送了!”1141年，宋高宗解除了岳飞等抗金将领的兵权。秦桧又派他的爪牙诬陷岳飞谋反，把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逮捕入狱。另一位抗金将领韩世忠去质问秦桧，根据什么说岳飞谋反，秦桧拿不出证据，竟厚颜无耻地说：“莫须有。”韩世忠愤怒地对他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1142年初，宋高宗和秦桧杀害了岳飞。那时候，岳飞刚39岁。

岳飞一生廉洁正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天下才能太平?”，岳飞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天下便可太平!”。他一生坚持抗金，保卫了南宋人民的生命财产，因此受到历代人民的尊敬。

陆游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在十二世纪初，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在陆游出生后的第二年，金国占领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第三年把徽、钦二帝掳去，北宋亡国。而当钦宗之弟赵构逃到南方，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建立了政权之后，不但不发愤图强，收复失地，反而任命臭名昭著的汉奸秦桧做宰相，一意向金人屈膝求和。绍兴十二年(1142年)和议告成，赵构竞无耻到向金国皇帝自称臣子，并答应每年献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跟金人划淮水为界。从此北方的大好河山沦为金人的领土，北方的广大人民横被金人奴役，而南宋小朝廷也只是偏安一隅，在敌人的威胁压榨下苟延岁月。后来宋孝宗赵眘与金签订的“隆兴和议”及宁宗赵扩与金签订的“开禧和议”，照旧屈辱求和。这种局面，当然是一向反对民族压迫的广大汉族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这一历史时代，不知有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而陆游则是他们在文学战线上的杰出代表。

陆游一生经历了北宋的末年和南宋的前半期。由于幼年在敌人入侵下仓皇逃难，以及家庭和亲友的爱国言论的启发教育，陆游对当时的严重民族灾难有着极其深刻的感受，因而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在心灵深处埋下了爱国复仇的种子。此后无论在朝廷和地方做官，到川、陕前线从军，直至晚年在绍兴老家闲居，这颗种子生根、发芽、挺干、开花，虽然不断遭到风雨的摧残，却也不断地成长壮大，并且终于结满丰硕的果实。清朝诗人赵翼的《瓯北诗话》中有一段话，说得十分概括，他说：

放翁十余岁时，早已习闻先正之绪言，遂如冰寒火热之不可改易;且以《春秋》大义而论，亦莫有过于是者，故终身守之不变。入蜀后在宣抚使王炎幕下，经临南郑，瞻望鄠、杜，志盛气锐，真有唾手燕、云之意，其诗之言恢复者十之五六。出蜀以后，犹十之三四。至七十以后，……是固无复有功名之志矣，然其《感中原旧事》云：“乞倾东海洗胡沙”，《老马行》云：“中原旱蝗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则此心犹耿耿不忘也。临殁犹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句，则放翁之素志可见矣。

高考改革最近成了一个热门话题，笔者也想凑凑热闹，谈谈关于我们现行的高考录取。

在谈高考录取之前，我们不妨先重温一下“钱学森之问”。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看望钱老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民国时期能培养出大师，而我们“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我们不妨仅从高考录取一个方面来做一个对比。

先看看民国时期几个比较典型的高考录取事例吧。1929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数学成绩仅为15分，英语、国文成绩却均为第一名，其中英文成绩为满分。按照当时清华大学的录取规定，只要有一门课不及格就不能被清华大学录取。但校长罗家伦亲自批阅了钱钟书的试卷后，认为钱钟书是个奇才，遂打破常规录取了钱钟书，钱钟书后来果然成为饮誉学界的“文化昆仑”。

1930年，臧克家报考山东大学，数学成绩为零分，国文也只写了三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随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当时的录取老师，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从这三句杂感中发现了青年臧克家的才气，素以阅卷严格著称的闻一多破例给了臧克家国文98分的好成绩，并破格录取了他，现代诗坛大师臧克家就这样戏剧般地诞生了。

还有，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当年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成绩仅为4分，最后竟然也被清华大学录取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兹不一一列举。

回头再看看我们今天的高考录取制度吧。每年高考成绩揭晓后，各省都会根据当年大学录取人数，划出各批次的录取分数线。这个分数线极其严格，那怕是只差一分，招生办公室都不会给大学提供该生的学籍档案。而没有学籍档案，该生当然不能进入大学校门。这种严格的高考录取制度毫不留情地把高考录取过程中的人情关系拒之门外，分数不够，考生父母权力再大、钱再多也无法敲开相应批次的大学校门;同样只能达到某一批次的分数线，考生父母那怕是农民，甚至讨饭吃的，同样可以进入相应批次的大学进行深造，从而充分体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体现了高考录取工作的公平与公正。

然而，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利必有弊，如果当年清华校长罗家伦、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同样严格按照高考录取标准来录取，钱钟书、臧克家等人无疑会被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中国历史上也因此必然少了一个著名作家，少了一个诗坛大师，少了一个国学大师。我常常在想，我们今天的高考制度是否也把像钱钟书、臧克家、季羡林等有可能成为大师的考生拒在了大学校门之外?这个问题恐怕很难回答，但钱学森先生所说的我们“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高考录取工作既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同时也注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一个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全才，尤其是当他在某个方面特别突出的时候，其他方面很可能糟糕得一塌糊涂，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必然会毫不留情地把这些天才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如何才能在保证高考录取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把那些在某些方面有突出才能、有可能真正成为大师的青年才俊吸收到高等院校里进行深造，为我们国家培养出各个领域里大师级的人物，这应该是高考改革的终极目标，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上古时期的周朝，统治者把全国分成许多小国，由他们的子弟和功臣去治理，叫诸侯国。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办法对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是起过作用的。但是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各诸侯国独自为政，不听中央的命令，相互之间又不断打仗争夺，使全国陷入分裂和动乱的状态。这就是历史上的春秋和战国时期。到战国后期，人民都希望把全国统一起来。

公元前221年，秦国国君赢政经过10年征战，消灭了其他6国，建立了秦朝。他就是秦始皇。怎样进行管理呢?有的大臣提出，还应该像周朝那样分封诸侯。一个叫李斯的大臣坚决反对，说应该实行郡县制，由中央统一管理，才不致于造成混乱和分裂。秦始皇支持李斯的意见，说：“过去战争不断，百姓受苦，就是因为全国分裂、各自为政、不尊天子造成的。如果我再分封，不是等于给自己树立敌人吗?想要安宁就难了。”

于是，秦始皇决定把全国分为36个郡，郡下设县，郡县官员由中央任命。他又下令制定统一的法令，使用全国一致的文字、车辆，开通首都到各地的驿道，做到畅行无阻;对长度、重量、容量也做了统一的标准。他还亲自到各地巡视，宣传统一的意义和功德。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全国统一的办法，后来被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在中华大一统的事业中，秦始皇是有伟大功绩的。

故事发生在1958年。那一年，中国在搞“大跃进”，粮食亩产要一年翻番，各地都在“放卫星”。1958年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纪录不断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宣布，小麦亩产2105斤，四天后，这个县又宣称亩产增加到了3530斤。6月12日，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实现小麦亩产3520斤，报纸的新闻标题为《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这是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

就在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详尽而“科学地”论证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365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的论文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他的文章还深深影响了最高决策。

“放卫星”的结果就是，到了年底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250亿公斤，几乎是上一年的10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粮国———实际产量只有2000亿公斤。后来发生的事实就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三年灾害时期”，因粮食的短缺，农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这一切，距今刚刚50年。

我并无意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不过，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至少从史料来看，他的那一份似乎并不小。

此次，凤凰卫视举办的“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中华网的中华论坛就“钱学森获奖大家有意见吗”进行网民调查，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4月6日)，有326票同意，反对票为零，所有跟帖都充满了对钱老的敬意。

但是我总觉得，对于1958年的那几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一声道歉。

没有这一声道歉，钱学森的伟大人生并不会逊色一分，然而，有了这一声道歉，他却可以给所有的后辈增添一份我们渴望而缺失的财富。

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

今天，我读了《黄继光》这篇英雄故事，内心非常激动。夜已深了，可我还未入睡。黄继光那舍身堵枪口的光辉形象老是出现在我眼前。黄继光1930年生，1952年逝世，牺牲时年仅22岁，是四川中江人，在1951年时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在1952年10月19日上甘岭战役中，敌人占领的597.9高地密集的火力网打得六连战士抬不起头来。前去爆破的三个小组都牺牲了。眼看着天亮前攻不下阵地了，黄继光带领两个战士再次前去爆破。一个战士中弹牺牲了，另一个战士也负伤了，接近敌人火力点的黄继光已身负重伤，身边没有一样武器。危急时刻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正喷着火舌的枪眼。敌人、战士们惊呆了时，我也惊呆了，谁又见过这等可歌可泣的事迹呢?都说人的死有两种：要么重于泰山，要么轻于鸿毛。黄继光叔叔为人类的正义事业而死，他死得有意义，死得伟大!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是啊，除了黄继光以外，还有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祖国的神圣领土不被侵犯，为了人民不受欺辱，为了我们生活得更幸福，用满腔热血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是他们用忍饥挨饿换取了我们今天丰盛的饭菜;是他们用站岗放哨换取了我们今天树荫下的嬉戏;是他们用流血牺牲使我们在和平的环境里学习和生活。

英雄们，我们将以你们为榜样，勤奋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来告慰你们的灵魂，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1912年5月的一天，杨春於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双石乡一个贫农家里，3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不幸病逝，母亲带着他和刚出生的弟弟相依为命。几年后，母亲被卖到外地。杨春於只能独自带着弟弟，给通江县一户人家做放牛娃。

1933年杨春於参加红军。手上没有枪怎么打仗?首长对他说：“小鬼，你年纪还小，个子又不高，没有力气背枪!”实际上，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枪支发给新兵。入伍才几天，杨春於所在部队就在一个叫方山的地方打了一仗。上战场之前，部队发给他一支“瞄枪”。其实，这根本就不是枪，只是一根木头，尖端绑上一把刀，是士兵平时训练用的。手里总算有了“家伙”，杨春於没有多想，拿起“瞄枪”就跟着战友们冲锋。敌人只有一个连的兵力，杨春於所在连队还没与敌人正面接触，敌人就投降了。

1933年12月，部队到达县。杨春於所在部队接上级命令：附近有军阀刘湘的一个兵工厂，迅速攻打，缴获其武器弹药和造枪设备。出发之前，杨春於领到一把大刀。黑夜里，敌军不明情况，仅1个小时就投降了。战士们赶紧清理战利品，将工厂里的枪支弹药及造枪机器带上，迅速撤离战场。这次战斗，杨春於凭着一把大刀缴获了两支钢枪。因忠厚老实、英勇善战，他很快被首长看中，编入徐向前的警卫排当警卫员。

做了徐向前的警卫员后，杨春於开始了长达8年的警务警卫工作。“朱老总爱兵是出了名的，红军战士提起他，没有人不敬佩!”在杨春於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跟着朱老总一起长征的岁月。

红军到达茂县的时候，杨春於被提升为警卫排长，专门负责朱德的警卫工作。当时，杨春於带的警卫排编制为30人，共3个班。3个班分工很明确：一班负责首长衣食住行，二班负责看管物资及枪支弹药，三班主要负责站岗放哨。

杨春於记得很清楚。长征途中，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几双草鞋或者麻鞋，这个习惯是有原因的。一次，走在前头一支部队的一名小战士掉队，正好被朱老总碰上。因为没有鞋，小战士的一双光脚被划得鲜血淋淋，朱老总马上叫警卫员去找一双鞋给他穿上。从那以后，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几双草鞋。碰到没有鞋穿的战士，他便叫警卫员从马背上取下一双鞋给战士换上。在长征途中，常常会有饿得走不动路的战士，只要朱老总碰上，都会将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们。杨春於说，朱老总兜里一直有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身边战士的名字。警卫连100多名战士，他都叫得出名字。

目前，生活在乐山且依然健在的老红军只有3位了，杨春於是其中一位。提到“杨老红军”，知道他的人都肃然起敬。杨春於先后打了近20年仗，4次负伤，3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次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的体内至今还留有解放战争时期敌人的一块弹片。

新中国成立后，杨春於曾任四川西昌军分区司令员，病休后一直在乐山干休所休养。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同志不幸被奉系军阀逮捕。在狱中，他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为了掩护一同被捕的青年同志，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写道： "倘因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应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李大钊同志被捕后，教育界名流、学者和广大学生都设法营救，北方铁路工人还组织了劫狱队，准备劫狱。在狱中的李大钊同志通过党组织知道了这一情况后，非常感动，但他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情况，知道是不能成功的，便设法向党组织转达了自己的劝阻意见，说： "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已经是我的罪过。我不能再要同志们做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这一意见为北方党组织接受了。

1927年4月28日上午，反革命法庭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匆匆开庭宣判了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者的死刑。当日下午秘密执行前，李大钊同志在绞刑架下，一如平日，从容不迫地发表了最后--次演说，他面对刽子手们，严正地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虽然李大钊同志刚刚三十八岁就被反动派夺去了生命，但他共产主义必胜的炽热信念，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却彪炳史册，永照千秋!

文天祥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辞拒绝了敌人的劝降。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

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丞相，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文天祥怒喝道：“死便死，还说什么鬼话!”

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概就义了，给世人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

陈天华

革命家陈天华，在日本留学时，听到沙俄军队侵占满洲，****无能的清政府又要同沙俄私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消息后，他悲愤欲绝，立即在留学生中召开拒俄大会，组织拒俄义勇军，准备回国参战。回到宿舍后，咬破自己手指，以血指书写救国书，在书里陈述亡国的悲惨，当亡国奴的辛酸，鼓舞同胞起来战斗……他一连写了几十张，终因流血过多而晕倒，可嘴里还在不停地咸：“救国!救国!”别人把他救醒后，他坚持把书一份一份装入信封，从万里迢迢的日本寄回国内。读到的人无不感动。

吴玉章

老革命家吴玉章，年轻时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元旦，因清朝末年中国贫弱，日本帝国看不起中国，在悬挂的万国旗中，故意不挂中国国旗。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吴玉章挺身而出，代表留日学生向学校当局严正提出：必须立即向中国学生道歉并纠正错误，否则，就要举行ba课和绝食以示抗议。学校当局在中国爱国留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只得认错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