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名人故事原文【汇集20篇】

55岁的乌苏拉·皮耶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保姆，却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成为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的老板娘。

大众汽车老板娘：乌鸡变凤凰的传奇2010年秋天，巴黎天气渐凉，蔓延的寒意却被大众集团的派对拒之门外。乌苏拉·皮耶希终于对派对失去耐心了，她轻轻地拉了拉丈夫的袖子，然而他正在跟记者大谈遗嘱和孩子们。她的丈夫已经73岁高龄了，是执掌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近20年的费迪兰德·皮耶希。

亿万富翁的妻子

丈夫没有让她等得太久。他转过身来看着乌苏拉：“我在给他们解释你的位置，你听到了吗？”乌苏拉可不想听这个，她说她想去用晚餐了。但这位大众的掌门人却回答：“打个赌吧，你离不开我的。”

这对亿万富翁夫妇就跟普通夫妻没什么两样——深情款款，十指相扣。

乌苏拉继续她的小动作，拉着费迪兰德的袖子。“乌苏琪。”老人用昵称唤她，“我只是在解释，你在基金会中拥有的一些决定权。”

乌苏拉微笑着说：“那是三四十年后的事情。”

费迪兰德做出创立基金会的决定，似乎正在给他自己和继承人之间造成某些隔阂。他将自己的股份转入了两个信托基金：费迪兰德·卡尔·阿尔法和费迪兰德·卡尔·贝塔。当他活着的时候，两个基金由他说了算;如果他去世了，必须由管理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以及他的12个孩子来共同管理。

费迪兰德说，建立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有与汽车品牌有关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在外界的人看来，继承人对此没有热情是肯定的。有德国媒体报道说，一些继承人在考虑将父亲告上法庭，尤其是那些感觉备受冷落的非婚生孩子，他们认为没有得到与合法的兄弟姐妹一样的待遇。但费迪兰德认为自己得到了“大多数继承人的支持”——至少有7个孩子支持这一决定。

同时，他指定了现任妻子乌苏拉在基金会中担任副主席。如果费迪兰德去世，乌苏拉不改嫁，她就将成为这两家基金会的主席。这位亿万富翁还决定，在今年4月19日的大众集团年度股东大会上，力保妻子加入大众公司监事会。

看来，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女人，极有可能掌管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给他平静的生活

在费迪兰德的生命中出现的时候，乌苏拉的身份还只是他孩子们的保姆。她可谓是继《音乐之声》女主角玛丽亚之后，第二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奥地利保姆。

1956年，乌苏拉出生在奥地利的布劳瑙，长大后成为一位家庭教师。25岁时，她看到皮耶希家族在招聘家庭教师兼保姆，便拿到了这份工作。

在费迪兰德眼中，这是一个漂亮乐观的女孩，她与孩子们相处得很好。

“我被她开朗、自然的气质吸引，没多久我俩就擦出了火花。”费迪兰德说，他喜欢跟乌苏拉在一起时那种平和的感觉，不像之前那种慌张焦虑的家庭关系——那时，费迪兰德正与表弟的妻子纠缠不清。

乌苏拉还是家庭教师时，与费迪兰德一家人在山上的小屋度过了圣诞节。费迪兰德喜欢在山上练习四驱车。当费迪兰德沉浸在对车的“感觉”中时，总兴致勃勃地对乌苏拉讲有关车的一切。“他总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回忆令乌苏拉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笑对人生，跟我一样，是个蠢家伙。”

两年后，他们在奥地利的沙尔丁登记结婚，并在1984年9月举行了简单低调的婚礼。一向刻板的费迪兰德还玩了一次浪漫，他把黑色的奥迪用200朵黄玫瑰装饰了一番。

就这样，乌苏拉嫁给了比自己大19岁、有9个孩子的费迪兰德，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的家庭主妇。

费迪兰德有一个女儿——只比乌苏拉稍小一点——对她说：“你怎么会嫁给我父亲呢？你是个这么快乐的人。”

这正是乌苏拉让费迪兰德着迷的地方：“我的乌苏拉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性格。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我的情绪也会被她带动起来。”

只要不出差，费迪兰德就尽量与妻子在一起。乌苏拉还帮助费迪兰德克服了诵读困难症。费迪兰德说：“我也能像她那样读一些长文章了，还能找准什么是最重要的。”

费迪兰德毫不吝啬地在自传中提到她，写他教她开车，写与她一同去出海航行的生活点滴。

成长为女家长

乌苏拉在费迪兰德的生活中，一直是陪伴者和支持者的角色。

费迪兰德被称作是“含着汽车模型”出生的“富三代”，他的外公是保时捷的创始人费迪南德·波尔舍，但费迪兰德不姓保时捷，他退出了家族内部的权利斗争，来到大众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1988年，费迪兰德是奥迪公司主管产品开发的副董事长，但他与当时的奥迪CEO沃尔夫冈·哈贝尔针锋相对。51岁的费迪兰德觉得自己已准备好接任奥迪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因为他认为事实上也是自己在经营这家公司。可哈贝尔的合同却延长了一年，这让他气得发狂。“我的总裁总不在公司内，他总是随身带着高尔夫球包。”

费迪兰德打算去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做工程师，在得知哈贝尔的合同延期的当天，他就写好了一封给董事会的信，但乌苏拉偷走了那封信。“如果你想去日本，或是其他任何一家公司，我都会跟你一起。”乌苏拉说，“但要在孩子出生以后。”当时乌苏拉已有身孕，孩子5个月后才会出生。乌苏拉的缓兵之计让费迪兰德冷静下来，他找到董事会，表示自己接下来9个月只管理研发，将其他事务交还给总裁。

3个月后，公司出现了赤字。费迪兰德最终留了下来，而乌苏拉的角色也在慢慢改变——她也开始涉足商海，甚至连大众集团的CEO马丁·文德恩也认为她是“最有权威的以及最有企业思维的女性之一”。

乌苏拉陪着丈夫出席各种公众场合，聚光灯下两人的手总是紧握在一起。虽然乌苏拉仍然保持着她乐观的笑容，但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保姆了，她变得更像一位大众集团的女家长，有着非常好的举止和社交技巧。

费迪兰德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基金会的事情，说他的方法是非常好的选择，乌苏拉说道：“孩子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的。”费迪兰德看着自己的妻子，告诉旁人说，他的乌苏拉不像宝马的女继承人乔安娜·匡特，有点像弗里德·斯普林格——最初是阿克塞尔·斯普林格的家庭保姆，后来嫁给了他。在丈夫去世后，弗里德接管了阿克塞尔·斯普林格出版社，目前年盈利近29亿欧元。

乌苏拉马上机智地回答道：那是因为你对她们了解不多。

11点半后不久，这个汽车帝国的活动接近尾声，费迪兰德微笑着让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她的老花镜在红色缎带上晃来晃去，他们共同走向舞台前的楼梯，就像一对普通的夫妻那样，享受着巴黎的秋天。

读书读到57岁了，当然有些经验可谈，希望能提供读者一些参考。

读书的方法大体上要看自己是为了什么目的，有为学习而读书，有为研究而读书，有为创作而读书，有为娱乐而读书。目的不同，方法也就不免有些差异。

为学习而读书，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基本要求。一个人自发蒙以采，到学成一种技艺，养成一种人格为止，所受的教育，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学校的课程，大体上都是强迫性的，非读不可。进步的国家要培养健全的国民，一定有周密的国民教育课程，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这是无庸置疑的。

一个人有相对的择业的自由，但所学的课程，一经择定，便必须完成一定的职业教育课程，这是不由自主的。例如我在大学时代学的是医学，则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细菌学以及各种临床或应用医学的教科书，便非读不可，不读你便不能成为医学家。即使学校毕了业，学问也不能毕业，你必须向这方面锲而不舍地追求，然后才能进步，不然你便只好落伍了。我自己因为两耳重听的关系，大学毕业后便中止了医学，故今天不敢自命为医学家，别人也不这样看待我。

为研究而读书，这或许是狭义的读书方式。譬如研究一门特殊学问，或者特殊问题，凡关于那门学问或那个问题的一切书籍和资料，必须尽可能把它们全都搜罗，把它们读到滚瓜烂熟，这样，你对于那个问题便有了充分的把握，你就可以成为该门学问的权威。

在研究上，你自然有充分的自由，但如果你是有责任心的人，你的自由依然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例如我有研究古代史的志趣，为了完成这志趣，我下了一番苦功，把甲骨文字和青铜器上的铭文完全征服了。这些都是进步人士视为落后的东西，一向被人认为是一些吃饱了饭没事做的古董家拿来消磨时日的东西，因此当我在研究这些资料的时候，也曾受过进步人士的非难，指责我为玩物丧志的人。然而我忍受着这些斥责，把我的志趣贯彻了。在今天凡是有志于古代文化研究的人，似乎都沿着我的旧路走。

为研究而读书，我的方法是：

1、直探本源，不受前人的束缚。

2、搜罗一切资料，集腋成裘。

3、对于资料毫不容情、毫不惜力地加以检查，而且必须彻底，绝不放松。这样研究才会有成绩。

我也是搞文艺工作的人，不自量力，差不多一切的文艺形式都尝试过。诗歌、小说、戏剧、评论，我都大胆地写过一些。为了培养写作能力，我曾耽读过古今中外一些名人的作品。这样的读书，自可以说是为创作而读书，但在这儿我有一些体会，我想把它表白出来。

我自己在写作上每每有这样的一种准备的步骤。譬如我要写剧本，我便先把莎士比亚或莫里哀的剧本读它一两本；要写小说，我便先把托尔斯泰或福楼拜的小说读它一两篇。读时也不必全部读完，有时仅仅读几页或几行，便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而不可遏止地刺激我写作的兴趣。

别的朋友有没有这种习性，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到这的确是很有效的一种读书方法。

为娱乐而读书，这应该是人人所有的经验。那些在街头巷尾贪读公仔书的朋友们，应该都是这种类型的读书人。的确，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娱乐。文体轻松的书，插图多的书，读熟了自己喜欢的书，版本好、装潢精美的书，研究有素而资料丰富的书……，在工作的闲暇，读起采的确可以使人忘却疲劳而增进生活乐趣。当然，这是应该有限制的。书本种类繁多，质素不一，必须加以选择。滥读一些无病呻吟，而又对身心有害的读物，反而会得不偿失，弄巧反拙。

我拉杂地写了这些，不愿再从这儿总结出教条来，请读者们自己去吸取吧。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济阳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抓住一根大的麻杆大声呼救。有个渔夫闻声而致。商人急忙喊：“我是济阳最大的富翁，你若能救我，给你100两金子”。待被救上岸后，商人却翻脸不认帐了。他只给了渔夫10两金子。渔夫责怪他不守信，出尔反尔。富翁说：“你一个打渔的，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突然得十两金子还不满足吗？”淦夫只得怏怏而去。不料想后来那富翁又一次在原地翻船了。有人欲救，那个曾被他骗过的淦夫说：“他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是商人淹死了。商人两次翻船而遇同一淦夫是偶然的，但商人的不得好报却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一个人若不守信，便会失去他人对他的信任。所以，一旦他处于困境，便没有人再愿意出手相救。失信于人者，一旦遭难，只有坐以待毙。

一天上午，胡雪岩正在客厅里和几个分号的大掌柜谈事。谈到最近的几笔投资，胡雪岩绷着脸，教训起其中几个在投资中获利甚微的大掌柜，告诉他们下次投资时必须分析市场，不要贸然投入资金。

胡雪岩话音刚落，外面便有人禀告，说有个商人有急事求见。前来拜见的商人满脸焦急之色。原来，这个商人在最近的一次生意中栽了跟头，急需一大笔资金来周转。为了救急，他拿出自己全部的产业，想以非常低的价格转让给胡雪岩。

胡雪岩不敢怠慢，让商人第二天来听消息，自己连忙吩咐手下去打听是不是真有其事。手下很快就赶回来，证实商人所言非虚。胡雪岩听后，连忙让钱庄准备银子。因为对方需要的现银太多，钱庄里的不够，胡雪岩又从分号急调大量的现银。第二天，胡雪岩将商人请来，不仅答应了他的请求，还按市场价来购买对方的产业，这个数字大大高于对方的出价。那个商人惊愕不已，不明白胡雪岩为什么坚持按市场价来购买那些房产和店铺。

胡雪岩告诉商人说，自己只是暂时帮他保管这些抵押的资产，等到商人挺过这一关，随时来赎回这些房产，只需要在原价上再多付一些微薄的利息就可以。胡雪岩的举动让商人感激不已，他对着胡雪岩深深作揖，含泪离开了胡家。

商人一走，大家问胡雪岩，有的大掌柜赚钱少了被训斥半天，可这笔投资赚钱更少，而且到嘴的肥肉不仅不吃，还主动给对方多付银子，这倒底是为什么。

胡雪岩喝着热茶，讲了一段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我还是一个小伙计时，东家常常让我拿着账单四处催账。有一次，正在赶路的我遇上大雨，同路的一个陌生人被雨淋湿。那天我恰好带了伞，便帮人家打伞。后来，下雨的时候，我就常常帮一些陌生人打打伞。时间一长，那条路上的很多人都认识了我。有时候，我自己忘了带伞也不用怕，因为会有很多我帮过的人为我打伞。”

说着，胡雪岩微微一笑：“你肯为别人打伞，别人才愿意为你打伞。那个商人的产业可能是几辈人积攒下来的，我要是以他开出的价格来买，当然很占便宜，但人家可能就一辈子翻不了身。这不是单纯的投资，而是救了一家人，既交了朋友，又对得起良心。谁都有雨天没伞的时候，能帮人遮点儿雨就遮点儿吧。”

众人听了之后，久久无语。后来，商人赎回了自己的产业，也成了胡雪岩最忠实的合作伙伴。

乔治。华盛顿（1732——1799）享有美国国父之称。1789年，在美国立国后的第一次大选中他以全票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又于1793——1797年连任，但他拒绝蝉联第三次，这就形成了美国总统任期一般不超过两届的惯例。

华盛顿早熟，16岁时，他本可以过悠闲舒适的生活，可是，他却选择了艰苦。他主动要求参加勘探队，到弗吉尼亚的大河谷去进行勘探。白天，他和探险队员们顶着烈日，在河谷、土坡、丛林里穿行测量；晚上，只能在荒野里燃起篝火，裹着爬满臭虫的破毯子露宿。有时整天冒雨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进；有时睡得正香，帐篷却被大风刮翻了。

艰苦的生活锻炼了他，19岁华盛顿就当上了少校级的副官长。他潜心地阅读军事著作，虚心学习武器的使用和战术的运筹。

一次，在抗英法的战斗中，刚开始，华盛顿的军队处于劣势，伤亡很大。他的军衣被打穿四个洞，两匹马也先后被杀，他所在省份经济匮乏，军官开不出支，可这些他全然不顾，志愿参战，既没有薪饷，还要自己负担一大笔开支。他乐意干这种既破财还可能丧命的苦差事。最后他的队伍终于打败了敌人，而他本人也赢得人们的爱戴，使他在后来能被推举为抗英独立战争的总司令，成为改变美国历史的第一个重要人物。

曾国藩20岁左右求学衡阳时，师从汪觉庵。同舍里有一个叫杨甫瑞的同窗，是当地有名的富家子弟。杨甫瑞依仗家里的权势，平时十分骄横，对于学业明显比他优秀的曾国藩，也是处处刁难。

一天，曾国藩坐在窗前，就着窗外的光线大声朗读《左传》，读得正专心，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吼道：“曾国藩，你把窗户的光都挡住了，我怎么看书呀，还不赶紧挪开!”曾国藩停下来，侧身一看，是自己床铺对面的杨甫瑞。此时，杨甫瑞其实并未读书，而且他的床靠着窗户的另一侧，也未完全遮住光线。曾国藩很生气，想和他理论，但还是压住了火气，把凳子移到自己的床前，重新读起来。

到了晚上，曾国藩继续在灯下读书，杨甫瑞又冲他喊叫：“白天不读书，晚上玩勤奋，做样子给别人看也要分个时候吧。你现在读书，让我们怎么睡觉?”曾国藩听了，抬头朝他笑了笑，默读起来。

不久，曾国藩中试举人，同窗都纷纷向他祝贺。可杨甫瑞却大发雷霆，冲曾国藩嚷道：“这屋里的风水原是我的，你一来就夺走了。”一旁的同学非常反感，质问他：“曾国藩的书案不是你定的位置吗，怎么现在又反咬一口?”杨甫瑞仍强词夺理地说：“就是他夺了我的风水。”大家都纷纷指责杨甫瑞，倒是曾国藩过来劝解大家，不要为这点小事再与之争论，大家顿时对曾国藩敬畏三分。

一个人立身处世，连点委屈都受不了，要想成功，自然不易。曾国藩以后仕途通达，成为晚清将帅之才，这跟他年轻时候就初露端倪的隐忍气度，不能说没有关系。

我饱含着激动的心情，一遍又一遍的读了《名人的故事》这本书，了解了任长霞那光辉而又短暂的一生。我深深地被任长霞————这位的英模所吸引，所感动。

我敬佩任长霞，敬佩她那尊老爱幼的精神。任长霞出生在河南郑州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2岁多的时候，和哥哥任长江一起来到睢县农村的爷爷奶奶家。幼小的长霞不但聪明可爱，而且还很尊敬长辈，爱护自己的弟弟妹妹。有好吃的东西，总是让爷爷奶奶、大爷大娘先尝，给弟弟妹妹留着，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尝过一点好东西，每次别人把东西要分给她吃的时候，她总是笑着说：“你们吃吧，我不爱吃。”其实谁也不知道，这些都是她最爱吃的东西了。

我敬佩任长霞，敬佩那孜孜不倦的读书精神。当任长霞回到郑州上学后，就到了能看小说的年龄。她有空就抱着《福尔摩斯侦探小说集》之类的侦探小说看，狠不得自己也变成福尔摩斯，专门去破疑难案件。她对警察的职业羡慕极了，走在大街上，只要看到穿着上白下蓝警察制服的人，就扭过头去看，人家都走好远了，她还恋恋不舍的看着人家。想想任阿姨，比比我自己。我对学习是一知半解，碰到一些困难就妥协了。记得有一次，老师布置了几道思考题，我回家后一看，全都是复杂麻烦的题型，便连想都不想，就去问爸爸，爸爸批评我不动脑筋，而我却觉得无所谓，没关系，反正能有一个答案就行了。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这是一种依赖行为，是一种没有坚强意志的.表现。

费米是一位美籍意大利科学家，也是一位善于启发人的教育家。为了开发学生们的智力和才能，费米提出一种处理难题的思维方式。他说，当你听到一个问题，可你对问题的答案丝毫都不知道，你肯定会认为所提供的信息或已知条件太少了，因而无法解决它；但是当这个问题被分解成几个次级问题，每个问题不用求教专家或书本都能解答时，你就接近于得到准确的答案。

比如，你想知道地球周围的大气质量是多少，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好像无从下手，但是稍有物理知识的人都知道一个标准大气压约为1.01×105帕，大气有压强完全是因为大气有重力，而地球的半径约为6400千米是我们熟悉的物理量，求出地球的表面积后再乘以大气的总重力，进而顺利地得到地球上空气的总质量。

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一个早晨，世界第一颗试验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沙漠上爆炸，40秒钟后，震波传到费米和他的学生们驻扎的基地，费米把一些碎纸屑扔向空中让其随风飘落，然后通过迅速计算，费米向他的学生们宣布爆炸的能量相当于1万吨烈性炸药，学生们非常佩服，但并不惊奇。费米的天才闻名于整个科学界，他在1938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循序渐进，由易至难，独立思考，迅速得到结论，是费米处理问题的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日常问题。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我国近代人民教育家。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后推行平民教育，认为“教育是共和国的保障”，并把毕生精力投入到了教育中。

陶行知在担任一所学校校长时，一次，他看到学生王友用泥块砸同学，当即制止，让他放学后到校长室。

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王友已等在门口准备挨训了。没想到陶行知却给了他一颗糖，并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很准时，我却迟到了。”王友惊疑地瞪大了眼睛。陶行知又掏出第二颗糖对王友说：“这第二颗糖也是奖给你的，因为我不让你再打人时，你立即就停止了。”

陶行知又掏出了第三颗糖：“我调查过了，你砸的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不遵守游戏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王友感动极了，哭着说：“陶校长，你打我两下吧！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是自己的同学……”

行知这时笑了，马上掏出第四颗糖：因为你正确地认识错误，我再奖励你一颗糖……我的糖分完了，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

旧金山郊外住着一位83岁的老人，她靠领取社保养老金度日，不过8年来，她每年都寄给共和党国民公会一美元。这位老人名叫弗兰西丝·格林。一天，弗兰西丝收到国民公会寄来的一封筹款信，奶油色的信笺上印着金光闪闪的大字，邀请收信者去白宫与总统里根见面。老人并没有注意到一张附着的小卡片上还印着几行字，大意是回复者需慷慨捐赠才能与总统见面。而老人却以为自己真心诚意地捐款8美元感动了政府，因而受到了邀请。

弗兰西丝拿出自己积攒的全部零钱，买了一张去华盛顿的车票，坐了四天四夜，终于来到了白宫前。人们见到的弗兰西丝满头银丝如霜，满脸似雪，长筒白袜，旧帽子上缀着白色丝网，一身白色长裙因年岁久远早已泛黄。门卫拦住了这位打扮奇怪的老人，问其姓名，发现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于是礼貌地告诉她不能进入，老人心都要碎了。

排在老人身后的福特汽车公司一位经理目睹了一切，感觉一定发生了误会，便向弗兰西丝了解情况，对她说：“你明天上午9点来这儿，我等你。”老人同意了。之后，这位经理与总统助理安妮·希金斯联系，请求安排老人与总统见上一面。里根总统同意了。

第二天，弗兰西丝准时到达，充满了期待。经理带她参观了白宫，路过总统办公室时，他想，最好能让老人看一眼总统。这时，几位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从总统办公室走出来，几位高级将领走了进去，办公室里的里根总统向外看了一眼，正好看见了弗兰西丝，总统朝她笑了笑，然后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弗兰西丝走进去，总统从座位上站起来，总统说：“弗兰西丝，可恨的电脑又弄错了，如果我早知道你要来，我一定要亲自去接你!”然后总统邀请弗兰西丝就座，他们愉快地谈起加利福尼亚，谈起她的家乡、她的生活以及她的家人。

那天，里根总统给了弗兰西丝很多时间，超过了预先的安排。有人说，这是在浪费时间，不过这些人显然对里根并不了解，总统深知老人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但是总统能够给她的她却很需要。

其实，仁慈与温情是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呵护的。

寒冷的冬夜，大伙儿群聚在小客栈里烤火聊天。

不知怎地，聊着、聊着，大家话题一转，讨论谁的胆子最大。一大群男人，再加上烈酒的催化，谁也不服谁，个个抢着说自己天不怕、地不怕、仿佛全天下就他一人的胆量最大。

这时，在客栈的角落，“刷”的一声，剑客狄慈拔出了他的长剑，对酒馆里的众人道：“单靠嘴巴说，比不出一个高低，有本事的拿我这把剑，去插在城堡外的那块坟地上。”

狄慈指着一个年轻小伙子阿尼费，说道：“喂，刚才就你的讲话声最大，怎么样，不敢去吗？”

阿尼费经此一激，再加上腹中的烈酒作怪，登时跳了起来：“怎么不敢去，就怕你不敢跟我赌，100个金币如何？”

剑客狄慈豪爽地大笑。将长剑掷了过去：“爽快，好，100个金币，我在这儿等你回来拿金币！”

阿尼费接过长剑，头也不回地走出客栈，刺骨的寒风迎面吹来，他的酒意立时醒了一半。暗忖自己怎么如此冲动，城堡外的那块坟地，一直有着传说，不是很干净，在这样的夜里，唉……

有了三分悔意的阿尼费加紧脚步赶向坟地，心中只想快去快回，也好交差了事。好不容易终于来到了那块坟地上，也不知是不是自己心里犯嘀咕，阿尼费只觉得坟地四周仿佛鬼影飘忽、阴气重重。

阿尼弗不敢多作逗留，闭上双眼，慌忙地将手中的长剑往地上一插，转头便想急奔而去。却不料，阿尼费此时竟无法移动分毫，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从背后紧紧抓着他不放，阿尼弗不敢回头，大叫一声，便昏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大伙儿来到坟地，只见剑客狄慈的那柄长剑，将阿尼弗的燕尾服紧紧地钉在坟地上，一旁，则是阿尼弗满脸惊骇的尸体。

通常让我们陷入低潮甚至把我们钉死的，正是愚昧无知的恐惧力量；只要能回过身来，看清楚自己所恐惧的究竟是什么，你将发现，一无所惧，原来竟是这么容易！

阿基米德的父亲是一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所以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喜爱数学。有一次，国王请他去测定金匠刚刚为其做好的王冠是纯金的还是掺有银子的混合物，并且告诫他不得毁坏王冠。起初，阿基米德茫然不知所措。直到有一天，当自己泡在一满盆洗澡水里时，溢出水量的体积等于他身体浸入水中的那部分体积。那么，如果把王冠浸入水中，根据水面上升的情况算出王冠的体积与等重量金子的体积相等，就说明王冠是纯金的；假如掺有银子的话，王冠的体积就会大一些。他兴奋地从浴盆中跃出，全身赤条条地奔向皇宫，大喊着："我找到了！找到了！"他为此而发明了浮力原理。除此之外，他还发现了着名的杠杆原理。伴随着这一发明，还产生了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在阿基米德的老年岁月里，他的祖国与罗马发生战争，当他住的城市遭劫掠时，阿基米德还专心地研究他在沙地上画的几何图形，凶残的罗马士兵刺倒了这位75岁的老人，伟大的科学家扑倒在鲜血染红了的几何图形上……

阿基米德死后，人们整理出版了《阿基米德遗着全集》，以永远缅怀这位科学巨匠的伟大业绩。

当年，霸王领兵到了江苏六合县东南一带，见天快晚了，就下令安营扎寨。

那时，韩信还在霸王手下当将官。夜里，霸王和众将军饮酒作乐，吃得高兴了，便对韩信讲：“别人说你有能耐，我要和你打个赌，怎样？”韩信打了一躬说：“不知大王以何赌输赢啊？”霸王说：“我们两人，一个在东边山洼里筑一座城，用来挡山外的敌兵；一个在孙赵和金塘营之间掘四十九口井，让军民都有水吃，两样都要在今晚完成，晓星一出为准，你敢吗？”

韩信心想：“造城是地面上的事，一点不马虎不得；挖井是地下的事，深浅可以讨巧。”心里想挖井。

霸王又问：“你是造城还是打井？”韩信说：“我们做两个阉子，抓阉作数。”

霸王拣一个，上面是造城。韩信说：“大王抓的是造城，那个当然是打井了，大王就造城吧。”其实，两个阉都写着“造城”，霸王大老粗，不知道中计哎。这样嘛，就各领一千兵动工了。

韩信带兵到了金塘营，他把兵先分成一班班地去挖井，自己坐在祠堂里饮酒。霸王怕输，亲自到场地催工。忙得十兵们个个气喘八哈，大汗直淌。

韩信见大快二更了，叫探子去看霸王弄得怎祥了，回报是筑了一半。韩信又问井挖得怎祥了，探子报说：才有十几口井。韩信不慌不忙，叫来两个牙将。咬了耳朵，二人就分头去了。韩信下令：“快替我备马，随我到大王面前请功。”

见了霸王，韩信问：“大王。你的城筑得如何？”霸王说：“有一半高了。”

韩信说：“你看晓星已出了，大王输了。”霸王抬头一看，晓星果已挂在半空中了。就问韩信：“你的井难道都打好了？”韩信说：“清大上去查点吧！”霸王不信，跟他一同查看了。

一路上，韩信指指点点说：“沿路三七二十一口，外围村边四七二十八个，不错吧？”霸王点着头，心里很感奇怪。

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韩信到霸王处请功以前，已经派一个牙将传令，叫士兵在沿途必经之处，挖的真井；在外围不显眼的地方，只挖一半，就放下井栏；霸王不会查到的地方，只放了一个井栏，一锨也没挖。霸王粗心，只顺着韩信指的路走，看到井栏，便以为真的了。那晓星也是假的。是韩信指派另一个牙将，把一盏点亮了的灯笼用风筝放到天去，乍一看，真像是晓星出在半空一样，霸王又当真了。本来霸王在晓星出之前能筑好城的，见晓星出了，就停了工，所以到现在这上城还有一角没有城墙，后人就称它是霸王城。

城内村庄就叫小城里。孙赵到金塘营的一带井多，但多数只有一半深，是韩信打的井。

爱迪生从小就特别爱问“为什么”，喜欢对一个问题追根究底问个明白。有一次算术课上，老师教同学们二加二等于四，爱迪生却发问：“二加二为什么等于四?”就这样，爱问问题的爱迪生经常让老师很恼火，因此，老师有时候训他，甚至打他。一时间，好奇的爱迪生却成了学校中的一个白痴典型，被老师和同学嘲笑。

后来，老师把爱迪生的妈妈找来，当面数落她的儿子：“他脑子太笨了，成绩差得一塌糊涂，总是爱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我们真教不好你这样的儿子。”爱迪生的妈妈听了，觉得是老师不理解儿子，问题多是因为孩子爱思考，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她相信儿子的智力没有问题，而且，比别人的孩子还要聪明很多。于是，她毅然对老师说：“既然这样，我就把我儿子带回家吧，我自己来教他。”

从此，爱迪生的母亲就当起儿子的家庭教师。对于儿子的稀奇古怪的问题，只要她知道的，她就努力回答;不知道的，她就让儿子去看书。当她发现儿子对物理、化学很感兴趣后，就给儿子买了本《派克科学读本》，她还劝丈夫把家里的小阁楼改造成儿子的小小实验室。

就这样，在这个不怕被问“为什么”的母亲的教育下，爱迪生虽然没有在学校读过几年书，却搞出许多伟大的发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钱基博乃是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的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在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到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文学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权重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我哪里有什么天才，我不过把别人聊天、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工作罢了。”——这是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鲁迅常说的一句话。

鲁迅从小勤学，他曾在私塾的课桌上刻过一个在早”字，以勉励自己珍借光阴。

长大工作以后，鲁迅仍时时不忘节约时间。就拿吃饭为例，他是喜欢吃鱼的，可为了少在剔吐鱼骨上花时间，就少吃鱼。鲁迅有句名言:“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留学日本，在“老虎尾巴”居住的那些年月，他象战士匍匐在战壕里一样，常常通宵伏案工作。游手好闲的人来找他，他会不容气地问：“唉，你又来了，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鲁迅读书非常专心，许广平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一个小偷馏进了鲁迅的家。做贼心虚，他想等鲁迅入睡之后再行窃，哪知鲁迅写啊、写啊，手中的笔一直不停地挥动。过了好久，鲁迅累了，伸伸腰，点支烟，抽上几口后，又开始埋头写。就这样，灯光总是亮着，小偷一直下不得手。眼看时间过去很久了，鲁迅还是不熄灯入睡，小偷熬不过鲁迅，只好乘鲁迅专心写作之机，悄悄地将厨房里的一件小东西拿走了事。

长期的劳累，鲁迅身体变得清瘦了，好友们劝他多体息，注意身体。鲁迅笑着说:“面向桌子提笔写文章，是我工作的时候，靠在椅子里看书，就是我休息的时候，若是连这一切都停止了，那在我是做不到的。”为了维护身体，鲁迅也吃鱼肝油，戒酒，这些都是为了赢得更多的战斗时间。

有人做过统计，在鲁迅工作战斗的三十年中，他总共为我们留下一千多万字的着作，平均每年三十三万，写作从不间断。除此之外，鲁迅还做了大量教育工作、研究工作、社会工作。鲁迅逝世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存有大量的小纸条，纸条颜色不一，上面都是他从各种书籍上选抄下来的对写作有用的文字资料。从这些纸条上，我们好象看到了鲁迅“废寝辍食，锐意穷搜”的身影。

鲁迅正如自己所说，他的一生是“小跑步”度过的。他以他勤奋刻苦的劳动，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今天，我们纪念他，学习他，不要忘记他这样一段意义深远的话:

“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

1970年4月，张海迪跟着下放的父母，坐着一辆大卡车，来到山东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开始了农村生活。

起初，张海迪感觉农村非常陌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是，在那些淳朴的村民身上，张海迪却感到了更真、更朴素的爱。

刚到莘县那天，天空很晴朗，天上的白云像大棉花一样。不久，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们跑过来，围到张海迪身边，抢着问道：“玲玲姐，你是城里来的吧？你的脸怎么这么白啊！你的腿怎么了？”望着孩子们的笑脸，张海迪笑了，慢慢的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仅仅才过了半个月，张海迪就同乡亲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了。乡邻们争着抢着往玲玲家送地瓜、咸菜等东西，还为她做了一张木轮椅。

孩子们都愿意推张海迪出去散步。这个男孩子说：“玲玲姐，我推你！”那个男孩子抢过来说：“我推，我推！”经过几番争执后，由孩子们轮流推着，来到了田野里。

为了回报这些朴素的爱，张海迪也想为大家做点什么。于是，她开始在昏暗的油灯下学习一本本医学书，还让父亲给她买来体温计、听诊器和针灸用的银针，成了一名靠在轮椅上给人看病的乡村医生。

在莘县生活期间，张海迪为群众治病一万余多人次，针灸技术也在当地出了名，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由于经常靠在轮椅上给人看病，她的肋间神经总会感到剧烈的疼痛，脊椎甚至弯曲成了“S”型，但是，为治好村民的病，回报他们的爱，张海迪始终坚持着。

我从来都以为皇帝都是继承父业的，直到我看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里的朱元璋聪明、可爱、坚强勇敢、坚忍不拔。这篇文章生动的描写了朱元璋的悲惨童年。当他很小的时候，就在地主家放牛，地主不但不给吃的，还抽鞭子。在1344年，朱元璋的家乡濠州（今安徽风阳）遇上了百年大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几天过去后，一滴雨没见到，却迎来了一群铺天盖地的蝗虫，一会功夫，庄稼被吃了，人被饿死了，还流行着可怕地瘟疫。朱元璋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哥的大儿子被夺去了生命。仅仅只用了半个月，一家九口人就去了四人，只剩下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大嫂王氏及她的一双儿女五口人还活着。最后两兄弟决定分头外出逃荒、，自谋生活。可是，他的二哥放心不下朱元璋，最后，两兄弟之后挥泪分别了。吉人自有天相，朱元璋终于找到了吃的东西，总算饱餐了一顿。

几年的漂泊时间，铸就了朱元璋坚强勇敢，坚韧不拔的精神，也练久了他强健的体魄。1352年闰三月初一，朱元璋来到濠州城下，义军见一人到城下，以为朱元璋是元军派来的奸细，准备问斩。幸好郭子兴听到报告后，赶到了城下，见朱元璋五花大绑着，却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一副轻松、从容地样子，他身材高大，浑身散发着大无畏的精神，老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希望是，不是我也没有办法了。可能是天样子特别威武，郭子兴一见就非常喜欢他，最后才知道他来做义军，郭元帅大喜，收他做了一位步兵，从此，朱元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原来帝王也有这样悲惨的童年，我和不好好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呢？

张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今山西芮城）人。他是州郡功曹主簿张延俊的儿子。

张元的父亲张延俊很有学问，且为人忠厚，以助人为乐闻名乡里。张元在四五岁的时候便知道孝顺父母，尊敬哥哥姐姐；在外边，对大人说话彬彬有礼，对小伙伴知道忍让。为此，家中上下，四邻乡亲，都很喜欢他。有一次，他的母亲病了，父亲因公务在身，不能守在家中照顾，哥哥和姐姐们便轮班侍奉。他见了，对他们说：“父亲不在家，外事靠哥哥，家务靠姐姐，只有我最小，办不了什么大事，侍奉母亲的事就交给我好了。”

哥哥和姐姐听了，心中发酸，便对弟弟说：“你如此懂事，我们就很满足了；就是再累些，心里也高兴。你年龄还小，对于母亲，还是我们侍奉吧。”

张元硬是坚持自己侍奉母亲，哥哥和姐姐犟不过他，也只好同意了。

张元侍奉母亲十分精心。凡是让母亲喝的汤药，他坚持亲自煎熬；凡是让母亲吃的饭菜，他都要坚持自己先尝。晚上，哥哥和姐姐要替他，他也不肯。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连着几天衣不解带，也很劳累。有一次，他不知不觉就趴在母亲的床边上睡着了，哥哥和姐姐悄悄地把他抱到床上去睡。可是，当他醒来发现后，便很自责，怪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他的父亲办完公事回家后，听到了这件事，也很心疼儿子，禁不住流下泪来。

他七岁那年“拾李归原主”的故事，更被人广为传诵。

紧靠张元家后面，邻家有两棵高大茂盛的李树，枝条伸到墙外，每到夏天，上面总挂满了果实。张元每天与小伙伴们去上学，都要从这里经过。望着馋人的黄色李子，有的小伙伴便拣起石头砖块投打，希望能打下几个李子来尝尝。张元知道是别人家的李树，不该如此，总是劝阻。

有一天，张元和他的小伙伴下学回来，又路过这里，见到地上有许多风吹落的黄李。其他小伙伴见了，好不高兴，一拥而上，边拣边吃。小张元也一起拣拾，而且动作飞快，却一个不吃，只是兜在衣襟里。地上的李子拾完，别的孩子都把拾得的李子拿回家去，他却去到邻家，把李子全部还给了主人。主人很受感动，执意要送给他一些拿回家中去吃，他却说：“因为你是李树的主人，我应该还给你。把你自己的东西还给你，是不用谢的。”说完，便一溜烟跑回家。

张元长大后，厌恶官场中的尔虞我诈，拒不做官，崇信佛教，广做善事。他死后，以博士杨轨为首的二百余人，上书朝廷，表其德尚。朝廷应众所请，下诏表其门闾。

女作家丁玲的故乡在湖南省临澧县。她父亲早亡，从小跟着母亲生活。

丁玲的母亲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觉醒的女性。丁玲受母亲的影响，对封建主义那一套深恶痛绝。

丁玲十岁的时候，外祖母将她许配给了舅舅家的表哥。丁玲懂事后，对这门亲事十分反感，她坚决反对到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作媳妇。但是，在那黑暗的年代，一个女孩子想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是很不容易的。一纸包办的婚约，总是牵着丁玲的愁肠，使她难以静下心来读书学习。

“五四”运动爆发后，丁玲看到了妇女解放的希望。1920 年寒假，她回到家中，义无反顾地提出废除婚约。开明豁达的母亲支持女儿的行动，而舅舅却坚决反对，为此双方争吵起来。后来，矛盾愈加激化，丁玲迫不得已在《常德晚报》上发表文章，指责舅舅“思想保守”、“脑筋顽固”……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终于，丁玲胜利了，婚约解除了。但是，当初订婚的两只戒指却丢了一只。丁玲的母亲为了支持女儿，就千方百计凑足了一只戒指的钱，为女儿退了婚。

从此，丁玲像一只自由的小鸟，飞向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