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候选人李万君“大国工匠”在平凡中非凡的故事(汇集19篇)

梨花渐落，日近清明。一个老人与他的四个徒弟在一棵梨树下坐定，两片枯叶般的唇翕动着，喃喃道：“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你们四人志向为何？”

四人都陷入沉思，曾皙拿出了琴，轻放于双膝，手指轻轻地拨动着琴弦，袅袅的琴声悠然而起。老人闭上了眼睛，苍老的手轻轻地和着拍子说道：“想好了，说吧……”。

子路、冉有、公西华都争先恐后地回答着，自豪地说着自己的雄心壮志。曾皙则依旧弹着琴，琴声时而悠然，时而低沉，却没有一个高亢的音符。老人不语，缓缓张开苍老的双眸，手抚摸着花白的胡须，“曾皙，你呢？”一阵晚风吹过，飘零了一树的梨花，将老人沧桑的声音带到远方。

曾皙双手轻叩琴弦，以一声绵长的低音收尾，余音缭绕在浅淡的山岗之间，最后弥散在夕阳的余晖里……，他摊开掌心，任一片梨花飘落在上面，修长的手指拈于鼻尖轻嗅着那若隐若现的淡香。

“我跟他们的才能不一样啊！”，他双眼凝视着不远处地潭面上被片片落花蜻蜓点水般掠起的涟漪，又说道：“在晓春，穿着朴素的春装，五位大人，六七个孩子，到沂水中沐浴，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回来，我觉得这样平凡的生活才是真正美好的。”

老人的脸上露出了笑意，频频颌首道：“我还是赞成曾皙的想法呀……。”

风将他们的声音吹过了几世红尘，在我们的耳畔清晰地铮响。是啊！人活平凡中比活在不停地追名逐利中也许比我们想象中要快乐得多，时刻为平凡而感动着，用平凡的双眼，去追觅世间不平凡的真理吧！

昨晚如约打开电视机，准时收看《感动中国20--年度人物颁奖典礼》节目。

与往年一样的结果，在这个不平凡的“末日年”里面，又有很多已经死亡的“草根英雄”在感动着中国。他们有国之大器的精英，也有百姓草根的凡人，却都以不同的伟大事迹感动着这个麻木而又世俗的国度。

我看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催泪弹”，其威力堪比北朝鲜当局刚刚施行的那枚核弹，使人在刚刚过去这个喜庆的春节假期里，还获得有一个感受悲情的时刻。每一个获此殊荣的“英雄”其实都表演了一场悲剧，他们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的是永远的痛。一贯擅长煽情的央视就不能厚道点呀，能不能不这样矫情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一边观看一边猜想，我自己梳理了一下，20--年我又被那些人和事所感动过呢?由于是同行，我首先想到了“最美女教师”张丽莉，还想到了“最美司机”吴彬，还有更多创造了许多“国之第一”纪录的人，尽管我这一票并不能有什么作用，并不能算数!

感动之余，我也有更深的思考：

1、精神的觉醒

感动中国到昨天就已经整整十一个年头了，其规模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让我们看到了国人一种从物质至上到精神至上的转变。与发展迅速的物质水平相对比，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落后了太多太多，以至于被西方某些国家称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但是，感动中国的传承与发扬让我们看到了国人对道德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思考与探索，感动中国，其实是国人对优秀精神的一种寄托，是虚无缥缈的灵魂与现实接轨的媒介，是美好品质发扬传承的载体。

2、榜样的力量人性的力量

《感动中国》，与其说是对道德模范、学术精英的嘉奖表彰，不如说是对崇高精神、优秀精神的宣扬与传播，当获奖者的事迹通过感动中国传遍大街小巷，那些曾经默默无闻的他或她俨然已经成为了亿万中国人的榜样，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们与其说是被获奖者的无私感动，不如说是被他们人性中的那种真善美感化、激励，那些崇高的精神在我们内心翻腾，化作一种独特的动力，使我们不自觉地向他们靠拢，向他们学习，社会的风气因此而改变。这就是感动中国的力量，是榜样的力量，更是人性的力量。20--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观后感20--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观后感。

3、时间的流逝带走感动

每年都有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人们选择坐在电视机前接受一次灵魂的洗礼，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心情似乎一直很沉重，眼泪总是停不住，但典礼结束以后，人们又恢复了之前的一切，内心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似乎人们把感动中国变成了一种情绪的宣泄途径，把一年的泪水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流干净，第二天重新回到自己的小世界，麻木不堪地活着，期待着下次感动中国。不信的话，可以扪心自问，你能叫出几位曾经感动过你的他或她的名字?大多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遗忘了吧。不管怎样，我希望被遗忘的仅仅是名字，是符号，而不是其背后蕴含的一种精神。

鲁迅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是许广平给他带来的。关于鲁迅与许广平由相识相交到相知相恋的过程，在《许广平的一生》、《许广平的故事》等专着中已有详尽的介绍。去年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绍兴电视台又联合摄制了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鲁迅与许广平》，近期将在荧屏与广大观众见面。在这篇短文中，没有必要再费笔墨去复述那些广为人知的内容，只想着重介绍他们相恋的思想基础和某些生动细节。

用世俗的眼光看来，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论年龄，双方相差有十八岁之多;论外貌，鲁迅身材矮小，并无特殊魅力;论金钱，鲁迅不但家庭负担沉重，而且因购置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而债务在身;论地位，鲁迅固然在文坛享有盛誉，但当时却因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免去佥事之职，甚至面临着被通缉的危险。最大的障碍，还是鲁迅有着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倍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可陪着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却无辜的异性。然而，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着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的共同遭遇(许广平刚生下三天，被酩酊大醉的父亲“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劣绅家的子弟，后逃婚离家，北上求学)，又有着反抗旧社会、旧礼教、旧教育的共同思想。

她跟鲁迅当时所能选择的惟一的结合方式，就是同居。许广平后来对此做出了明确解释：“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鲁迅年谱〉的经过》，原载1940年9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过程和细节，大致是这样的——他们相识于1923年10月，那时鲁迅开始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在每周三十多点钟的课程中，她最盼望听讲小说史，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座位。在学校，鲁迅是一位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直率地提问的小学生。他们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鲁迅写出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他们相恋于1925年10月20日(这个日期是绝对正确的，但笔者暂不准备披露材料来源)。这一天的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时也报许广平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迅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以上细节，参阅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接着，两人热烈地接吻。第二天，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伤逝》。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鲁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得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疫情没有国界，病魔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既是中国的“大考”，也是世界的“大考”，需要各国政府坚持以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为价值基点，共建共享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不断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力量。

作为负责任大国，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疫情，中国始终本着对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全社会动员控制疫情蔓延和向外界传播，及时向国内外发布疫情信息，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国际合作，通报分享中国疫情防治情况，为维护和健全开放合作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为援助中国政府抗击疫情，170多个国家领导人和4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负责人向中方表示慰问支持，60多个国家向中国捐赠了疫情防控物资。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中国在做好本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继续积极同各国开展不同形式的国际合作。与世界卫生组织、欧盟、非盟等组织和有关国家建立了技术沟通机制，及时提供中国疫情防控和诊疗技术指南的更新版，通过视频会议、电话会议等形式支持中外专家交流分享疫情防控经验技术，共同提升相关国家疫情防控和诊疗、疾控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水平。向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塞尔维亚等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专家团队，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向有关国家捐赠口罩、药品、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向一些国家出口急需的医疗物资和设备，等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中国强有力的举措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了时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认为，中国举国动员应对严峻挑战，以巨大的牺牲为全人类作出了贡献。中国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了世界的普遍认同与赞赏，以大国担当践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充分彰显了团结合作、命运与共的新时代担当精神。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天下一家，心手相牵。当前，人类生活的关联度之高前所未有，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之多也前所未有，世界各国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全球性问题需要有全球性解决方案。我们必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的错误做法，在展现负责任大国道义担当的同时，积极推动世界各国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团结合作、共享共赢，切实担负起各方应尽的责任，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把人类的前途命运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

观看《感动中国》栏目后，不仅深受各位年度人物感动，而且引起了我对人生的种种思考。

他们的事迹温暖着中国，他们的事迹感动着你我。近日，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评选已经启动，临汾市红丝带学校校长郭小平凭借对艾滋病感染儿童的关爱和付出，入选“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候选人。

临汾红丝带学校，之所以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是因为这所学校的特殊性，全部学生均为艾滋病感染者。这所学校的校长、曾任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的郭小平，从2004年开始关注艾滋病感染儿童，为他们办起了“爱心小课堂”，后来学生越来越多，于是办起了学校，为这些失去亲人、曾受社会歧视的无辜儿童重新建起了一个家，他们在这里可以安心治疗和学习。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下，2011年12月1日，临汾红丝带学校正式挂牌成立，纳入国民教育系列。

十几年来，郭小平对这些一出生就遭遇不幸的孩子们倾尽心血，他把全部的爱都放在这些孩子们身上。“这些孩子没了亲人，我就是他们的亲人，要给他们更多的关爱，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成长。”

目前，临汾红丝带学校共有学生33人，他们在这里自由、开心、快乐地成长。在郭小平眼中，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些孩子能和正常的孩子们一样，不再受社会歧视，能够进入大学校园，开启人生新旅程。

不管在何时何地，郭小平都会向社会公众呼吁：如果，你们身边有艾滋病人，希望大家不要歧视他，要接受他、包容他和关爱他。”提及临汾红丝带学校，他不只一次对大家讲：“希望这所学校倒闭，这样的话，公众就不会歧视艾滋病人，让他们融入社会大家庭中。”

“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的投票，将于2017年1月上旬结束。随后，2017年春节后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揭晓，并举行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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螳螂调到蜗牛、水螅界当法官后，仍然一成不变地按昆虫界刑法进行审判。

一天，他威严地站在审判席中央，用镰刀似的前脚举起判决书：

“绿水螅害死同胞，罪大恶极，证据确凿，立即执行。死刑用刀把脑袋割成两半执行。”

绿水螅听到这个判决，心里暗暗好笑。场内，顿时议论纷纷。

“安静!安静!”螳螂接着又宣布：

“贪嘴蜗牛偷吃禁食植物，犯罪情节轻微，根据刑法第一五一条规定，切掉触角予以教训。”

贪嘴蜗牛立即昏了过去，别的蜗牛都忿忿不平：

“法官大人，你判得太重了。”

“是啊，这不要了他的命吗?”

“你不知道，我们蜗牛的眼睛是长在……”

“胡说!”没等他们说完，螳螂就拍着石桌大叫道，“你们是法官，还是我是法官?谁再敢捣乱，我就拘留他!”

大伙都不敢吱声了。

蜗牛的眼睛是长在长触角上的，短触角则是他们的“鼻子”。贪嘴蜗牛被切掉两对触角后，再也看不见东西，闻不到气味，找不到食物了，没过几天就死了。

而绿水螅呢，它的再生能力很强，脑袋被割成两半后，不但没有死，而且还长成了两个脑袋。从此，水螅中的犯罪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蜗牛们向低等动物界最高法院告螳螂法官的状。

螳螂法官被撤了职。它很不服气，申辩说：“以前我在昆虫界当法官的时候，一直是按这个刑法审判的，谁都说我是个最公正的铁包公;现在，我还是按这个刑法审判，为什么要撤我的职?”

“就是因为这个才撤了你的职。蜗牛、水螅和昆虫的生理有许多截然不同的地方，你却还是按昆虫刑法判刑，结果使犯了轻罪的贪吃蜗牛丧了命，犯了杀人罪的绿水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下场。”

螳螂垂下了头。

[中国经典寓言故事

感动如一颗流星，划过我们的人生中的每一个夜晚。它是那样的美丽，让我久久不能忘怀。而让我们为之感动的，往往是那些最平凡的，最普通的那些事。而那位好心的邻居，则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那是一个下着小雨的下午，我独自骑着自行车，在街上悠闲的逛着。我并没有打伞，因为我觉得在雨中骑车时一种享受。可是，天算不如人算，当我骑行至一个右拐路口时，一辆银灰色的私家车飞驰而来，不但溅了我一身泥水，而且将我撞倒在地。可恶的是，那司机并没意识到自己的车尾撞到了人，扬长而去。

我坐在地上，无助地望着路边，可是下午的行人十分稀少，又因为下雨，没有几个人能看得见我。我吃力地将碰坏的自行车从身上搬到路旁，挣扎着想站起来，可是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一点儿也不像平时那样轻松。我试着动了动，可回应我的，只有钻心的刺痛。

正在我感到无助时，一个人走了过来。渐渐地，我看清了他的脸庞，原来是隔壁的那位哥哥。他见我摔倒在地上，便急忙跑了过来，二话不说将我扶起，小心的搀着我，将我送到了医院。

他虽然让我叫他哥哥，可实际上他比我大不了几岁。于是，在医院挂号就诊的人群中，他显得那样的瘦弱、矮小。在帮我领完药后，他又打电话通知了我的父母，此时的他，全身上下早已湿透了，而他，却没有一句怨言。

当我的爸爸妈妈急匆匆地赶到医院时，他却早已消失在雨幕之中。看着他朦胧的远去的身影，我的双眼模糊了。心中的感动如潮水般涌来。我想，这，也许就是平凡的感动吧！

一般的春天和新的一年都是喜庆的，热闹的，但是2020年不同，2020年的一整个春天都不同，因为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入侵了我们的城市，让我们只能每天宅在家里，这个春天过得让我十分无聊，每天宅在家里十分难过，不能出去玩耍。同时也让喜欢运动的我，十分怀念之前没有疫情的快乐日子。

之前的每一天都是十分的美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都可以出去呼吸新鲜的空气，自由地玩耍!而现如今不能随意出门，即使出门也得戴口罩，不能自由自在地玩耍。

之前的日子里，一到周末就可以上街买东西，看电影的看电影，吃东西的吃东西，闲逛的闲逛——无比自由。可转观现在不能聚餐，不能去人口密集的地方，不能与外地人接触等，这让我们大家的春节变得不热闹，不开心了。

虽然现在因为疫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便，让我们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也从这次疫情中学到了很多，为了这场疫情攻坚战的胜利，无数的医疗员冒着生命危险写下请战书奔赴前线。

他们都是无名英雄，他们即使勇敢却也十分害怕与亲人分离，有多少的无名英雄承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奔赴前线，但是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舍小家为大家。我们能待在家里没事全是这些英雄的功劳，我们应该与他们共同努力坚持，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全国人民共同坚持一定会挺过难关，最终重新迎来我们的美好生活!同时我们也要对那些奋斗在一线的战士们说：“没有你们的不懈努力，就没有我们安心的日子!谢谢你们!白衣天使!”

让我们为逆行的白衣天使们送上祝福吧!加油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白衣天使们!这个特别的春天让我成长了很多!

2011年3月19日，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成都站，苏炳添在60米预赛中跑出6秒56的好成绩，将另一名广东运动员温永毅在2008年所创的6秒58全国纪录提高了0.02秒;决赛又以6秒59获得男子60米冠军。

4月24日，全国田径大奖赛系列赛肇庆站男子100米比赛中，苏炳添以10秒45夺冠。

7月8日，日本神户第19届亚洲田径锦标赛男子100米决赛，苏炳添以10秒21的成绩夺得冠军，并达到奥运B标，10秒21也是亚锦赛100米历史上的第二个好成绩。

8月17日，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决赛，苏炳添以10秒27获得男子100米季军。

9月8日，在合肥奥体中心举行的全国田径锦标赛暨伦敦奥运会达标赛男子100米决赛，苏炳添以10秒16(顺风0.7米/秒)的成绩打破了周伟创造的10秒17的全国纪录，并达到了奥运A标。

9月26日，在海南三亚举行的第12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男子甲组百米飞人大战，苏炳添以10秒34的成绩夺冠，并打破赛会纪录。

“叶连平退休不退志，投身乡村教育事业，自掏腰包创办‘留守未成年人之家’，20年来免费给千余名留守儿童做英语辅导，花光30余万元积蓄。他的无私精神值得我们学习!”9月10日，安徽省特级教师、含山县环峰小学副校长洪胜说，叶连平的事迹深深打动每一个人，特别是广大教育工作者。

洪胜告诉记者，2012年5月，带着全县小语工作者的嘱托，带着希望、带着梦想，“洪胜语文教育工作室”在含山县含山中学举行了揭牌仪式。接过这块高含金量、高期望值的匾额，他知道，这其间有肯定、有鼓励、有鞭策，还有责任与承诺。

“都知道‘万事开头难’，尽管在学校从事教学管理工作已有十多个年头，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独立支撑起一个工作室还是生平第一遭。”洪胜说，当时他请教了众多专家、同仁，浏览了大量的名师工作室网页，结合现有基础和实际状况，他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借助工作室这个平台，为一群青年人的成长开启心中的那扇窗。

在目标前起航，在阅读中积淀，在磨炼中提升，在反思中收获。如今，洪胜老师已经主持第三届市名师工作室，带了三十多名成员，一路走来，欢笑中有辛酸，收获中有遗憾。他说：“作为工作室的主持人，我的教育教学水平还有待提升，管理工作室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坚信，随着工作室课题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在工作室全体成员的共同奋斗下，他们正一步步向着‘青年名师’这一目标接近!”

在谈到学习叶连平无私奉献精神的同时，洪胜老师说，作为一名工作在基层的小学教育工作者，我们要凭着“誓上高楼”的执着和“衣宽不悔”的信念，为老师们打开心中一扇又一扇的窗，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道路上，跋涉艰辛，超越平凡……

朝阳下的公园显得十分热闹，有的人在练太极拳，有的人在遛狗，还有的人在跑步……

一些人跑完步，热得满头大汗。其中有个穿着蓝色的短裤的小伙子在众多跑步人群中，显得特别与众不同。这时有个个子比较大的人递给他50元，那个人说：“替我们几个人买桶水吧！”

过了一会儿，蓝色衣服的小伙子抱来一箱水，水还没来得及放在地上，就被同伴们分完了，自己很无奈，刚想回去买，突然看见他们两三口把水喝完，就把喝掉的水瓶直接扔在地上，踢的老远……

就在这时，那个小伙子竟主动弯下腰，捡起了一个个水瓶递给正忙得热火朝天捡垃圾的伯伯，还连说“对不起！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实在很抱歉！”

看到这刻我顿时呆住了，他竟然主动去帮助捡垃圾的人，还对他们说一些抱歉的话，在刚才只有那短短五分钟，他竟做出如此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他还跑过去对那些伙伴说：“你们不能这样。”

真希望在我身边，还有许多像他这样有素质的文明人。

今天，我观看了期待以久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活动，共有11人获奖，其中有老人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我怀惴激动的心情打开了电视。

第一位获奖者叫黄旭华，三十多年来，黄旭华没回过几次家，家里人都埋怨他。但他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因为他的工作是保密的。后来，人们亲切的称他为“核潜艇之父”。他那时心里肯定很纠结也很无奈。

最让我感动的是91岁的老人刘盛兰，1998年，刘盛兰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救助报道。从那一刻开始，73岁的他就把自己微薄的工资捐了出去，有时候，他竟然同时损助了50多名学生。每天清早，他简单的吃了点东西就出去捡废品。这么多年，他唯一珍藏的就是一个蓝布袋，里面装满了给学生的汇款单和学生的回信……老人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即使住进了医院，还不忘给同学们汇款，怕他们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还有一对父子，35年如一日，父子相继，只为一株油菜的梦想。一开始，乡亲们都嘲笑他“泥腿子想当科学家”。对于这些嘲笑，沈克泉并没有气馁，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沈克泉培育出了产量高的油菜品种，为家乡解决了吃油难的问题。后来，沈克泉叫来了儿子沈昌建带着买车钱与他一起改良油菜品种。沈克泉去世前说他最不放心就是新的油菜。经过父子俩35年的努力，培育出的油菜品种都获得了认可。父子俩的心灵就像油菜花一样美丽。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好人我没发现，我一定要向他们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好人。

今天，我观看了“20--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我看了之后，心里深受感动。

在今年的感动中国人物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朱敏才，孙丽娜夫妇和“炎黄”张纪涛。

朱敏才，是中国外交官一位风度翩翩的一位官员，他在地球奔波，工作期间到了不少的城市。等到他退休后，人们以为朱敏才会回到北京，像老人一样与老伴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但现实却不是这样。在一个特殊的机遇后，朱敏才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与老伴孙丽娜一起当起了一名乡村教师。他们一起在教师这个岗位坚持了十年，期间帮助了许多孩子，他们的出现，使许多孩子改变了命运。但是，在这个时候，朱敏才老师因劳累过度而倒下了……他得了脑出血，倒在了教学的路上。幸运的是，在妻子和学生们的期待下，朱老师战胜了死神，可他清醒后，却还惦记着上课。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啊!感动中国给予朱老师和孙老师五个字：为霞尚满天。是啊，他们宁愿为了乡村里的小孩子能学习，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他们宁愿住在丑陋的房屋，也不愿住豪华的房子……他们是为了什么?他们是为了让更多山区孩子走出大山，取得好成就!

在某个城市里，“炎黄”是大家熟悉的一个人的名称，但大家却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常常出钱资助幼儿园、敬老院等机构。他使用“炎黄”这个名称来掩盖自己，自己却默默地资助他人。他的真名叫张纪涛。他与妻子住在一栋普通的房子中，他在暗地默默将自己的钱毫不吝啬地捐出，张老人一生也不知道捐赠多少人，多少个机构了。感动中国给予了他五个字：涓涓见沧海。

我看完后，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以及对这些伟大人物的敬佩。如果没有这些默默为社会奉献的人，如果没有这些舍己为人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不求自身幸福，只求他人幸福的人，我们的社会将没有了生机，没有了希望。这些伟大的人，我敬佩你们!

一个个闪耀的名字，刻写了伟大时代的凡人善举;一串串感人的事迹，彰显着推进社会前进的精神力量。

9月5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开展的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举行了颁奖仪式。评选出的58位全国道德模范以平凡无私的举动，创造了不平凡的感人事迹，传递着人间温暖，传递着善行的力量。

在这些道德模范中有这样一位老人。她是浙江宁波的一位小学退休教师，在古稀之年放弃退休安逸生活，不远千里到贵州、湖南支教，在湖南溆浦和宁波两地架起了爱心桥梁，将长三角上万市民的爱心源源不断地搬运到溆浦的大山深处。在她的努力下，新建了29所希望小学，帮扶了400多名贫困学生，为学校捐款捐物3400多万元……

她就是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李惠利小学退休教师周秀芳。

周秀芳不仅助学，还是“扶贫带头人”。她牵头成立爱心基金，精准帮扶湖南溆浦、吉林延边等地产业脱贫。她在吉林和龙成立周秀芳爱心驿站，在湖南溆浦创设沪杭甬(鄞州区)研学实践基地……她用大爱情怀为山区点燃了希望之灯。

退休前，周秀芳是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深受学生爱戴。2003年退休后，她被一所私立学校返聘。虽然拿着丰厚的薪水，周秀芳的内心却依然不平静，只因她还有一个未实现的支教梦想。

周秀芳的支教梦源自年幼时的经历。在念小学时，周秀芳因家庭贫困差点辍学，班主任鲍老师为她垫付了三元五角的学费，让她得以继续学业，也在她心中照进一束光。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她希望有生之年能为和她有着相同经历的孩子做点什么。

2014年，66岁的周秀芳得知贵州省惠水县正在招募支教教师，她的内心又燃起了这把火。在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下，周秀芳带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高龄支教路”。2015年春节，从贵州回宁波过年的周秀芳听好友说湖南省溆浦县九溪江乡更需要支援，便决定去看看。而她这一看便不走了。

周秀芳说：“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到桐林小学的情景。”长途跋涉辗转来到九溪江乡桐林小学门口时，眼前的情形让她震惊了——一栋简陋的木房，16个孩子正在认真聆听一位60多岁的老教师讲课，这位老师也是桐林小学的老师。见此情景，原定要重返贵州的周秀芳决定留在湖南。

周秀芳开始了在溆浦的支教生涯，她把先进教育理念带进了乡村学校，用启发式的教学打开了孩子们的眼界。当地村民收入很低，很多家庭都是困难户，走访贫困学生时，她总会偷偷给学生家长塞点钱;看见孩子们穿着单薄，她张罗着给他们买校服;为让留守儿童可以和在外打工的父母视频通话，她又张罗着给学校买电脑;看到有孩子患眼疾，她自掏腰包联系医院给孩子做手术……周秀芳和儿子、儿媳长期结对资助16名贫困生，用于支教的钱超过了10万元，而她自己却常常一碗米饭、一碟泡菜对付一餐。

周秀芳退休工资每个月有7000多元，最困难的时候，她的工资卡里只剩下3.6元。“看到孩子们的笑脸，我就觉得自己很富有。”周秀芳说。

助学路上的困难还远不止这些，溆浦地处雪峰山北麓，层峦叠嶂，很多学校就建在半山腰。周秀芳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医生曾警告她，如果走路过多可能有坐轮椅的风险，但她坚持到每一户学生家庭了解情况。有一次，她来回走了8个多小时。还有一次家访途中，周秀芳身体不支摔倒。被救回后家人劝她放弃，她却说：“如果我倒下了，你们就把我埋在学校旁边的土地上。”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绿色港湾模式，让艾滋病患者在“生产自救”的同时进行“心灵自救”

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今天，23年过去了，官方数字报告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增长到约70万人。2007年，约有5万新发感染和2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预计有12万到15万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而目前仅有4万人接受该项治疗。这4万人中，就包括了先后在山西“绿色港湾”艾滋病区接受救治的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这是一篇北京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2004年6月，临汾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艾滋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涌入丁师傅爱人的病房。那天是他爱人的生日，医护人员专程买了一个大蛋糕，买了鲜花，还点上了生日蜡烛。

在“绿色港湾”，丁师傅的爱人第一次听到别人祝福她“生日快乐”。她特别开心，还唱了几首歌答谢大家。生日过后，丁师傅爱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心情也开朗多了。发现自己成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她还从来没笑过。“她有勇气活下去了。”丁师傅说。

大年三十的时候，丁师傅的爱人，还收到了郭小平送的100元红包。正月初一，几位患者及家属还吃到了医护人员包的饺子。

小患者苗苗最喜欢护士周亚琴，每次她下班回家的时候，苗苗都要拉住她的手，让她带好吃的。她每次上班，苗苗都会在大门口等她。周亚琴说，“苗苗把我当成他的亲人了。”

在患者眼里，院长郭小平从不穿白大褂，不戴口罩和手套。他平均一周来“绿色港湾”一次，每次都要坐到患者床前问寒问暖。“一点也不像领导，没有架子，很随和，就像熟人见面一样。”一个患者的母亲说。

为什么要给患者发红包呢?我把这个问题抛向郭小平。

郭小平：“我们要让患者感觉这里像一个家，所以取名为‘绿色港湾’。绿色寓意着生命，港湾就是家。得了这个病的患者思想压力都非常大，必须让他们乐观一点，鼓起生活的勇气，这样对治疗才有好处。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艾滋病人的心理治疗。我们倡导医护人员和患者‘结对子’，医院其它病区的医护人员也会轮流到‘绿色港湾’值日，我们还号召医护人员在节假日和周末把艾滋病孤儿带回家，让这些娃们也能感受到家庭温暖。不少患者在‘绿色港湾’治疗后可以出院，却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听上去，这个“绿色港湾”好像是艾滋病患者的世外桃园，但是据了解，“绿色港湾”模式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对艾滋病人采取隔离措施。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它的创建人郭小平又是怎么想的呢?

郭小平：“是患者的贫困、心理压力和传染病医院的客观情况，构成了病区搬迁的理由。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是山西省4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之一，原来的艾滋病病区设在医院本部，艾滋病病人不敢出门活动，担心遇到熟人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加之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较低，在传染病医院易与其他传染病患者发生交叉感染。一旦交叉感染，艾滋病患者就很危险。很多患者过早死亡是因为并发症死亡，并不是因为艾滋病毒。

2004年7月，我们自筹150万元将以前的SARS隔离区改建成‘绿色港湾”将艾滋病患者全部转了过去。从2004年7月24日建成至今，该病区共收治艾滋病患者120多人次。该病区的艾滋病患者只需要负担生活费用，住宿、治疗都免费，患者可以自愿入院，来去自由。”

记者去过一次“绿色港湾”，在开满芍药花的田野上，离临汾市区大概十公里的车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风光旖旎的田园式病区。一个患者告诉我：“在市里，别人都躲着我们，弄得我们都不敢出门。在这里，大家都是这个病，没有谁躲着我们走。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有空还可以玩一玩。”来自病区的一份资料表明，来此地就诊的患者中，95%都是农民，每天的生活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市内住院，他们每天都要到街上买饭吃。而在这里，院方盖了四个灶台，他们可以自己做饭。

2004年7月是“绿色港湾”开诊的日子，这里也被称之为“艾滋病人生产自救区”，患者在这里可以获得免费治疗，得到家庭般的看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属还可以通过为病区打工来维持生活。

在这里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维修房屋的、种菜养猪的，都是患者家属。

丁师傅的妻子1997年5月在做一次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6年后开始发病，住进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当时传染病医院还没有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住院一周，就花费1，000余元，只好出院。“我当时都绝望了。”丁师傅抹了抹眼角的泪。

2004年5月12日，丁师傅接到院长郭小平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传染病医院现在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治疗，希望他们能尽快到医院就治。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丁师傅说，当时，他就挑上一些小麦，带了500元钱，带着妻子赶到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并随后到了“绿色港湾”，丁师傅还获得一份兼职工作————洗床单被罩、打扫卫生。天气变冷后，他又干上烧锅炉的活，每月 600元。此外，丁师傅还带领五六个病人在病区内的土地上种药材，院里也给每个人发放了相应的劳务费。

“绿色港湾”占地面积90亩，除1，500平方米的建筑及院落外，其余均是可耕地。去年，他们收获了3万余斤玉米，大部分都分给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大白菜也收获了不少，除当福利分发，留下自用部分外，其余的都卖掉了。丁师傅一家人吃的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救区自产，都是免费的。

“绿色港湾”病区主任乔吉平说：“种植蔬菜和中药材，都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之一。去年，院方购买了150吨煤，用于烧锅炉取暖，医院的开支很大。而且医院不收患者一分钱，除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外，国家规定要收的床位费，医院也免了。”

我看到，这里共有36间病房，每间病房两个床位，带有独立的卫生间。此外还设立了治疗护理区、行政后勤区和被誉为全中国最有爱心的学校————红丝带小学。治疗护理区内除病房外，还为患者及其家属设有活动场所，如VCD娱乐活动室、图书室、乒乓球馆等，用于丰富患者及家属的文化生活。

实践中的困惑

郭小平：“最大的困惑是经费问题。“绿色港湾”虽然只是我们临汾传染病医院的一个病区，但却承担着全省差不多90%的艾滋病人救治工作。国家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有一条是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也就是说，政府及国际基金组织所给予的援助多数用于艾滋病人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山西的艾滋病人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本身就面临着温饱问题。比如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不少是孤儿，还是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谁来负担?医院每年要往绿色港湾这个病区投100多万元，才能保证这里的正常开诊。在这里生活、工作和接受治疗的医护人员、病人和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们眼前就面临着严峻的冬季取暖问题。建筑是当时搬迁时医院自筹资金建的临时过渡房，一直想盖新的住院部但是到现在资金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锅炉又坏了，要想解决又得一笔开支。大家都知道，艾滋病人最怕感冒，这么冷的天气，取暖问题解决不了，对他们的身体最不利。医院很困难，确实很困难。

对艾滋病人的诊断问题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国家把诊断的权利交给疾控中心，医院没权利诊断艾滋病。但是我觉得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是医院的事情，而不应只由疾控中心来做，因为疾控中心没有行医权。今年我们医院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病人在2005年通过疾控中心的血液化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艾滋病患者，今年在我们医院要做一个胆囊手术，令人尴尬的是手术中发现，他体内的HIV为阴性!这下我们都着急了，一个标准复查两遍，最后送到本地疾控中心，结果都是阴性。现在这个检验已经通过省里送往北京，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病人很焦急，每天都要问我有没有结果，问自己到底是不是艾滋病患者。因此我觉得，关于艾滋病，现在存在检查、治疗和预防不衔接的问题。

再就是艾滋病的防治资金中，“防”大于“治”，治疗资金严重不足。国家每年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大都用于预防。我们病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接收艾滋病患者1，000多人，各项开支非常多，每年需要几百万元，但从建立至今，卫生部和省里提供的资金较少，我们的医护人员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经验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及时掌握艾滋病治疗和管理的前沿信息。我虽然管理着这个病区，却从来没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更不要说其他医务人员了。

艾滋病人动手术难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年，山西一个艾滋病患者因患子宫肌瘤要动手术，竟然没有医院敢接收她，后来还是在媒体的帮助下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艾滋病人隐瞒病情，悄悄去综合性医院做手术，这样无疑会增加艾滋病在综合性医院的传染几率。如果国家能形成一套关怀、治疗、疏导病人的办法来规范艾滋病治疗，就为艾滋病治疗医院提供了指导。”

采访结束，郭小平忧心仲仲的表情，还一直在眼前闪动。他所创立的“绿色港湾”发端于医院工作人员的善良之心，很多工作靠每个人的主动奉献，这样的人文关怀具有多少可持续性?郭小平的艾滋救治实践是否还有创新空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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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世界人民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人类就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抗疫过程中，各国都涌现出很多生动感人的故事，体现了各国人民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可贵精神。本报今起开设“全球抗疫进行时”专栏，讲述各国人民在抗疫中同舟共济、风雨共担的暖心故事。

“他们很了不起”

4月16日，就读于南方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印度留学生奥迪，参加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志愿服务培训。接下来，他将为无症状感染者中的外国人提供帮助。“作为外国人，我特别能理解这些感染者在隔离期间的感受。希望通过英语沟通，更好地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并让他们对新冠病毒有更深入了解。”奥迪说。

抗疫期间，奥迪就读的南方医科大学多名师生奔赴一线。“武汉疫情严重时，学校的老师和朋友奔赴抗疫一线，开展医疗支援。他们的故事让我很感动，他们很了不起。”奥迪说。

在疫情暴发初期，迪奥曾想过回印度，但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了学校，并成为一名校内志愿者，一周工作两次，每次3小时，主要是为进出图书馆、宿舍楼等地的人员测量体温。

很多留学生像奥迪一样选择留下，学校及时给他们普及防疫知识、发放防疫物资，让他们感到温暖和安心。“我们觉得有责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知心朋友，守望相助”

疫情发生后，在北京语言大学读博士的哈萨克斯坦姑娘嘉娜尔正在家乡阿拉木图。“我希望能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恰好看到有朋友在转发中国防疫翻译小语种志愿者的招募信息，就报名参加了。”

嘉娜尔的专业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志愿服务要翻译的却是医学材料，刚开始遇到不少困难。“不熟悉医学词汇是最主要的挑战。另外，即使同一个意思，汉语和哈萨克语的表达并不相同。比如汉语中的‘有痰’，哈萨克语一般说‘口干’，这就会造成翻译困难。”嘉娜尔说。

“哈萨克斯坦诗人阿拜曾说：‘知心朋友，守望相助’。我们要团结起来，才能战胜病毒。”嘉娜尔说。

“想告诉大家武汉平时的样子”

“看到武汉人民与疫情对抗的新闻，我很难过。”北京大学燕京学堂2018级学生宫崎一騎曾到武汉游览。在他眼中，武汉美丽多彩;疫情带来的阴霾催生了他的一个心愿：“我想告诉大家武汉平时的样子。”

于是，宫崎一騎开始制作《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视频。在视频中，武汉的颜色是多样的。历史悠久的黄鹤楼、鳞次栉比的高楼、干净整洁的街道……缤纷的色彩，让这座融汇现代气息和古老文化的城市更加吸引人。他说，面对突发的疫情，偏见并不可取，正视疫情并共同战胜它才是最重要的。

配发英文和日文双语字幕的视频完成后，宫崎一騎将其上传到中外社交媒体。视频得到的反馈非常积极，有的观众表示“刷新了对武汉的印象”;有的观众希望“疫情结束后能到武汉旅游”……

防疫期间，宫崎一騎选择了留下来。“对中国及世界来说，这都是非常特殊的时刻，我希望能见证这一切，并分享自己的观察及思考。”宫崎一騎说。

从耶鲁大学毕业后，秦玥飞的故事就不仅是他自己的故事了，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独特的大学生村官的故事，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故事。

当村官

秦玥飞已经在湖南省衡山县贺家乡贺家山村当了一年多的村官。

他住在贺家乡乡政府的办公楼里，一座建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两层砖楼，他位于二楼的房间只有八九平方米，没有天花板，彩条塑料布加木板钉起来遮住屋顶的瓦片;屋里光线昏暗，即使白天，依然要开着灯;墙壁暗黄，不少地方糊着报纸;纱窗是破的，漏洞的地方用纸堵住，两扇窗户根本关不拢，有一扇斜倒一边，基本上处于半开的状态，因为纱窗是固定住的，无法取下，只能任由漏风;五毛钱硬币大小的死蜘蛛挤在纱窗和窗台的缝隙里，清理不掉，还是夏天留下来的痕迹。

但是屋内整洁有序，地面虽然凹凸不平，但扫把、水桶、暖水瓶、脸盆、洗衣粉，沿着墙边一字排开，两个做俯卧撑的工具垫着纸板放在地上，柜子上挂着巨大的绿色行军包，正对着另一边墙上挂着的绿色军大衣。书桌挨着床，不大，但是书、电脑、水杯、文件，一切都井然有序。

见到秦玥飞的时候，他正在屋里和三个志愿者讨论信息化教育的项目，四个年轻人聚在一起，书生意气十足。秦玥飞个子高，脸色有点苍白，他解释说，因为知道你要过来，特地洗了头发，刮了胡子，搞干净一点。

湖南冬天，室内甚至比室外还要冷，秦玥飞的取暖工具是一台不大的电暖器，还是朋友来看他，住了一晚后，回去邮寄过来的。他说自己用得不多，多半是客人来时才会打开。看过一些他在耶鲁的照片，难免感叹前后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异，但是他自己反倒觉得没有什么落差。

2010年6月，秦玥飞从耶鲁大学毕业时，完成了经济学专业和政治学专业的课程，拿到了文科学士学位。毕业要求36个学分，他拿了40多个。2011年6月，秦玥飞在学校的事儿忙完了，7月份回国正好碰上了湖南省招大学生村官，用他自己的话说，很自然地接上了。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虽然他在城市长大，但对农村并不陌生。我们大学暑假特别长，有4个月，每年暑假我都会有一个月左右在农村，支教啊，做社会实践或者田野调查啊，虽然不是完全了解农村，但也并非一无所知。

秦玥飞就这样成了贺家山村的村主任助理，他上任的时候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任何人把他公开介绍给村民。

融入与信任

做了一年多村官，秦玥飞做成了不少事：修水渠、维修道路、装路灯、建敬老院，拉来了乡村信息化教育项目，他在整个贺家乡都有了名气，当选为贺家乡和衡山县的人大代表。对此，秦玥飞特别看重，他清楚记得2012年10月24日是选举日。这对我是个挺大的事，因为基层的人大代表是直选出来的，是村民一票一票投出来的，80%多的老百姓给我投了票。他们认可我的工作，信任我。可能有的老人并不知道人大代表是做什么的，他们或许以为只是一张荣誉证书，在我的名字后面画个圈，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我的支持。但秦玥飞并不认为自己当选是因为修水渠做了政绩。很多时候不是这些看似风光的大事让村民接纳我喜欢我，村民找我做的事有99%都非常琐碎，但我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他们随时能看到我、找到我，我是他们的一分子，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老人需要摘菜提水我去帮忙，耕地的时候我去帮忙，都是很简单的事，这个过程中的存在感和信任感让我很感动，他们选我应该是因为这些小事。

他与村民相处自然而融洽，路上碰到村民会主动招呼、握手;看到老人赶集买了东西会帮忙提过来送回家、坐下来跟老人聊天，告诉老人有事尽管找他;村里人周末到乡政府问征兵政策，找不到人，过来问他，他耐心地告诉他们要等周一乡政府上班的时候再来、要带哪些材料、去哪几个办公室，再把村民送出门。

村民也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到学校去，小孩子拉着他受伤的手看很久，问他疼不疼;有村民看他冬天穿得单薄，送他一件军大衣;有村民送他一大罐自己磨的芝麻花生核桃粉，告诉他一天吃几勺，可以防止长白头发;到饭点了，招呼他去家里吃饭;走在路上，有人追上他往手里塞两个鸡蛋或者递烟村民们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打听他的私生活，请他帮忙做事，这种关心和询问称得上是乡村社会里最明显的亲近，然而这种亲近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秦玥飞说，来村里的最初一个月，自己天天往村民家里跑，听他们聊天，在一边坐着傻笑，慢慢才听懂当地方言。喝酒抽烟都是来这之后学会的，碰上村民点根烟，这是对村民的尊重，看到小孩子要把烟藏起来，也是对小孩子的尊重。他就这样慢慢与村民熟悉起来，一个月后，开始有人找他帮忙。村民家里热水器坏了，我去捣鼓了一下。秦玥飞说，这对他是莫大的鼓励，说明村民开始信任并且接纳他。

秦玥飞也告诉本刊记者，来村里的第一天他就上了一课。在大学时候生活条件好，留学时养成的生活习惯是早上起来要淋浴。2011年8月29日，我来村里第一天，天气非常热，晚上睡觉蚊子特别多，早晨起床满身都是汗，当时就想去洗澡。村里有个简易的地方可以洗澡，离我住的有点距离，我就提着洗发水走过去，这个过程被村民看见了，传开了，因为他们不会早晨洗澡。这对他们来说非常奇怪，他们会过来问一句，早晨去洗澡了?会有人说，这个小伙子嫌他们这脏，有的会说这个小伙子娇气，还有的说浪费水。于是，第一天我就意识到，要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变得跟村民一样，我带来任何不一样的东西，都会阻碍我跟他们融入到一起。

为了融入村庄，最开始他刻意去避免任何跟村里人不一样的东西。冬天就两身衣服，都是黑色的，夏天也是几件衣服，也是单色的。很多年纪大的老人可能记不得你的脸，但是他一看你穿的衣服，颜色和样式固定，就能认出来。我刚来时候带了一件T恤，上面印着一些英文字母，颜色也多一点，后来发现村民穿的衣服都是单色的，感觉那件衣服有点不合群，就翻过来穿。一开始确实是在有意识地改变，但是后来好像慢慢地就把自己当村民了。秦玥飞说，他现在确实有了很多村民的习惯：穿解放鞋干活儿，收到村民递过来的烟，顺手就别到耳朵上，等车的时候非常自然地在路边蹲下。

村里人对外人有明显的客气和戒备，但对他已经没有任何防备。村里有位64岁的邓奶奶，年轻时候出去打工，回来后自己的房子塌了，只能借住在乡政府后院一个简陋破败的房子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看到秦玥飞，邓奶奶招呼他说话，本刊记者提出想到她家里看看，邓奶奶有点迟疑，似乎对自己的处境有些难堪，不想把自家的窘迫展现给外人，解释说儿子在外打工挣钱，要回来修房子。秦玥飞悄悄告诉本刊记者，以前他一个人来时，进门聊天邓奶奶没有任何犹疑。

我在城市里长大，留过学，我期望服务这些村民，他们对农村和农业的了解比我要多得多，不管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在他们面前可能连个小学生都不是。要向他们学习，唯一的做法是要融入他们，看他们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只有融入村民的生活，他们才会渐渐信任我。如果我不能融入进去，就不可能有信任。秦玥飞说，有了信任后，他们才会说，我这里有点困难，小秦你帮我解决一下。比如最开始他会告诉你，我不会写字，我要给政府打个报告申请个补贴，你帮我写一下，都是些很小的要求，但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说明已经建立起初步的信任。你帮他做了一件事以后，这个信息就会传开，各种各样的村民会找你做各种各样的小事，你把这些小事做好后，村民才会觉得这是个踏实的孩子，你愿意为他们服务，才会找你做各种各样的大事。

秦玥飞很珍惜村民给他的信任，任何可能导致与村民关系疏远的行为他都会考虑再三，有时甚至会慎重到让人有些无法理解。他不太愿意让本刊记者跟他同时出现在村民视线里，客气地请记者远远跟随，理由是村民可能会有各种猜测或误解。这也是我对村民的尊重，如果我在村里娇气、傲慢，有所谓名校生架子，是做不了公共服务的，形象对我很重要。如果形象不好，可能会影响我以后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作。他诚恳地说。

规则，程序与人情

在村里做事，秦玥飞有自己的一套认识论。一个本科毕业生，到农村里工作，他如果觉得自己很牛、什么都懂，到这里来了，看见这不行那不行，就去告诉村民，你这里那里都不行，全部都要改，这是非常错误的思考方式和工作方式。大学生村官里有一个官字，但不是官，是服务者，要为村民做好服务。秦玥飞说，我在村里做的很多事，不管是水利也好，教育也好，建敬老院也好，包括路灯、校车安全这些我非常关心的事，并不是我来了之后，利用我所谓耶鲁大学的高材生的身份，自以为懂农村了，提出来去做的。其实这些诉求都是村民提出来的，他们提出来后，我再想办法帮他们一个个去实现，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村民找秦玥飞有各种各样的诉求，有的事他办不到，但也不会简单地拒绝。有的退休教师来问我能不能帮他涨涨退休工资;有的告诉我说儿子30岁了，没有女朋友，想结婚，能不能帮忙找个女朋友。这些我显然办不到，但不是说办不到就不办了，涨工资我没办法，但是，提出来了就要记下来，要去县里问，有没有给退休老师涨工资的相关政策。找媳妇这事，我要去其他几个村问有没有没嫁出去的姑娘，回来反馈给村民。看似荒谬的要求其实都有道理，村民有自己的逻辑，即使办不到，他们也会理解。真正做的事不仅仅是建一栋楼，修一条路。

秦玥飞思维清晰，做事很有技巧，很多事在他看来是技术活儿。有村民告诉我说房子漏雨了，问我能不能帮忙去解决一下，首先得去看他是什么样的房子。秦玥飞说，国家没有专项资金来修补漏雨的房子，但是你要去想办法，要研究政策。比如，发现国家有个危房改造的安居工程和政策，如果这户村民的房子非常老了，确实是危房，就可以利用政策。这时候就要让村民写个报告，他不会写，你要帮忙，之后要到村里去盖章核实，证明他家里的实际情况，再拿到乡政府民政助理那里，告诉他下边的村民打了一个报告，我来交给你，问他一下今年的指标还有没有。民政助理可能会告诉我今年没有指标了，但2013年的指标4月份来，他是第一个，到时候按照国家政策的流程，优先帮他办。这时候就可以非常高兴地回访村民，告诉他这个事帮忙办了，不是说现在已经解决了，而是说正在做，已经在议程内了，其实我就相当于一个桥梁。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

在这些琐碎细小的事里建立了信任，村民才逐渐告诉他自己的诉求和需要，秦玥飞做的事也就越来越多。

但村里没有任何事情是简单的，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村民之间、村民和公家之间，人际关系复杂。一方面是人际关系，一定要尊重村民，待人真诚;另一方面，处理事情一定要按照程序来，村里的矛盾除了利益分配之外，最大的问题来源于不走程序。秦玥飞向本刊记者解释，比如说，村里希望把泥巴路硬化了，赶集的时候租出去收摊位费。修路要10万元，但村里账上一共才5万元，村干部按照议事程序召集村民来讨论，讨论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村里的意见是，那块地是集体土地，所以村里出钱修，修好后，摊位费村里来收。但是村里来做这样的事不仅要把仅有的5万元全部用上，还要背上5万元的债务。10万元，要收10年的摊位费才能把成本收回，划不来。而且虽然土地是集体的，但路两边的住户都搭了棚子，这是违章的，按照法律可以拆掉，但你怎么能去给他拆了?现在都担心村民闹事。幸亏有程序，召集村民讨论的时候有人离场，我们去做工作，不久之后村民自己提出来一个方案，主动提出拆掉棚子，但是要求自己出钱硬化门前的路面，摊位费归个人。因为村民算了一笔账，一个月120块的摊位费，3年左右就可以收回成本。于是，事情解决了，村里的钱也没花，这就是程序与人情，而且，不能与民争利。秦玥飞说。

修水渠也是个规则和人情混杂的事。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如果修水渠不走程序，几个村干部聚在一起聊聊就把事情决定了，会出很多问题。比如说，你怎么知道村民愿不愿意修，你怎么知道村民愿意以这样的方式修，你怎么知道村民愿意你把村里的钱动用了来搞这个事，你怎么知道这么做之后不会损害一些村民的利益?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出来。但是如果有一个决策程序和议事程序，通知大家有修水渠这么一个想法，把村民集中来开会，来不了的村民，要有代表过来，充分抒发意见，这样就可以知道大家为什么支持或者不支持。由此审视来做，要怎么做，由谁来做，施工的队伍怎么选择等等。人际关系一定要做好，平等沟通，大家才会愿意参与程序。

但是，即便严格按照程序进行，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在乡村社会，有时候人情的力量远大于程序和规则，修水渠最终还是出现了问题。

村民小组一起讨论，当时出来一个方案，四五十票全部通过，但是后来发现，有一户村民没来参加投票，按照程序，可以当作弃权，即使当反对票，也是四五十票对一票，按理说可以直接去做了。但是这个村民出来喊一声说不能做，原来四五十个同意的村民都不吭声了，因为不想跟他产生矛盾。虽然做水渠可以让收成变好，并且用的是我从外面筹集的钱，这是跟自己利益直接相关的事，但是有人出来吼了一声，就都不做了。秦玥飞说，这时候硬按程序推进肯定会出问题，四五十个人都同意，我们得支持他们的决定。所以，我就找到那个村民，天天去他家里，带上两包烟，给他点上，伯伯叔叔地叫，一周时间，聊熟了，信任我了，问我能不能考虑让他来施工，他想从这里边挣钱，我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出来吼一声。秦玥飞当然最终也没同意让他施工，外面找的施工队更便宜，但他跟我熟了，也不好意思为难，就同意了开工。秦玥飞说：很多人说要民主的议事和决策程序，这很好，但是只靠投票或只靠人情是解决不了农村的事情的，现实与规则的博弈，放弃任何一个都会出问题。

质疑，以及中国梦

秦玥飞当村官的微博在网上流传开以后，很多人给他留言、发私信表示支持和赞赏，也有少数人质疑，直接给他贴上富二代、官二代的标签，说找钱那么难，怎么能找到这么多钱，肯定是有关系或者家里直接给钱。他会去浏览网友的评论，但是不太回应解释。给我的微博回复和私信99%都是支持的，芮成钢的微博下面百分之七八十是支持，有的是贴标签，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回应了，反正没有影响到我工作。而且并不是说有人骂我，我就是他们骂的那种人。

秦玥飞说，自己确实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了解公益慈善方面的信息，去北京、长沙、上海，跟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基金会、企业和个人打交道，才寻找到各种社会资源的支持，已经给村里和整个贺家乡筹集到80多万元。跟公益组织等机构打交道不是说打个电话或者写封邮件去告诉他们你需要多少钱，而是要把项目相关的信息都准备好，比如说建敬老院，要把所有预算做好，清楚明白地拿给出资方看。他自己发明了一套系统，给每个项目的所有过程拍照。比如取钱的单子，前后要能对起来。比如修水渠用的U形槽，搬运、装卸，都拍照，这是为了给出资方看，方便他们检查和监督，运作也透明。他细心周到，出去参加活动，西服干脆就放在朋友家里，需要的时候让朋友寄来。有活动的时候，我让朋友把西装提前寄到当地固定的青年旅社，青年旅社的人帮我送去干洗熨烫，我到那以后取回衣服，洗个澡打理好头发，换好衣服去参加活动，谁也看不出我是农村来的。我在酒会上用中文或者英文给他们讲各种各样农村的故事，很有趣，很多人围过来听，他们当中可能就会有人能给我提供帮助。活动结束后我回青年旅社睡一觉，第二天早晨再换上村里的行头回去。

外出筹钱的路费从自己每个月1450元的工资里出，开支加起来已经近万元，幸运的是农村里花销不大，秦玥飞还能有余钱给敬老院买大米，给村里困难的老人送些东西。他去耶鲁念书靠的是全额奖学金，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不穷，但是也绝对谈不上富有。

很多人质疑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生为什么当村官，对他有各种猜测，对此他甚至会觉得很好玩：跟我不相关的人怀疑我是不是贪钱去了，但我做的事跟他们没有直接关系，而村民其实不管你是哪里毕业的、是不是城市来的，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村民不关心谁来服务他们，只要能把他们服务好，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就满意了。就算有一天，真的是官二代富二代到农村去做各种各样的好事，我也很支持。秦玥飞说。

尽管如此，他依然非常认真地用中国梦这个概念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我到农村一年多，接触到这么多村民，对农村了解比原来深，我的感觉是，农村的家庭同样非常热爱生活。他们都期盼着子女有好的教育，长大后有出息，能找个好工作，多赚点钱，自己能有更舒适宽敞的房子，更好的环境，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和更加可靠的社保，这是很多家庭最简单的中国梦，很美好也很实在，很有价值，是一种对更好生活的期盼，这是我理解的一个基本的中国梦。我也有这样的梦想，不是说我来当村官，我就不喜欢稳定的生活，不喜欢财富，但同时，更能让我满足的是，我可以在很多人实现自己家庭中国梦的路上帮他们一把。先不说什么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简单的，国家是由一个个人和一个个家庭组成的，让每个人都过得有尊严，这是非常实际的期盼，我觉得这些期盼很重要。我的价值观跟村民是一样的，我理解村民，跟他们是同样的人，我强烈认同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才认为做这个有意义，能帮更多人实现中国梦，也可以实现我自己的中国梦。秦玥飞说，有人说我为名利、为权力、为以后的升迁铺路，这要怎么说呢，就好比上小学也可以看作是为上中学、上大学铺路，并不是说我在为自己以后某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铺路，而是说如果我做得好，有更进一步的空间，能为更多人做公共服务，我自然会继续做下去。

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他很早就希望将来从事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我在重庆南开中学上高中，那是个很好的学校，互帮互助的氛围很浓烈，那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但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读大学之后，知识和视野都拓宽了，才能用公共服务这个词语来诠释我想做的。我是希望用所学和所长为社会发展出一份力，但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将所学所长和这个目标契合起来。之前也尝试过很多其他的公共服务类工作，最后发现，大学生村官是个很好的开放性平台，农村各个领域的事都可以去做，农村教育、农村医疗、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等。他说，中国大多数地方是农村，农村很有代表性，中国不是微博上的中国，这里才是真正的中国。我当村官可以更好地了解基层和老百姓，也能更好地了解我自己，至少可以判断自己是否适合在公共服务领域工作。现在看，我做得还行。

村官之后?

秦玥飞很担心自己被媒体异化，他其实是个再正常不过的年轻人，只不过多了个世界名校的光环，也更加优秀。他喜欢听古典音乐，喜欢文艺电影，除了英语还会俄语和法语，看各种各样的书，他在大学里组建过摇滚乐队，自己打鼓写歌，爱游泳，参加辩论、演讲、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还是学生会主席。在村里，他会跟来支教的志愿者在学校屋顶的平台上瞄准地上的圆圈投石子，聊天开玩笑，很有默契地念起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对白，就是一个年轻人松弛自在的状态。

签了3年的村官协议，这之后做什么?他并没有明确的规划，去念书或者从事别的公共服务岗位都有可能。村民毫不吝惜地表达对他的欣赏和喜欢，村主任胡传佳说：我当村干部20多年，水渠的事弄不好，小秦一来就能筹到钱把水渠修好，有能力，我很佩服他。有些村民直白地表达希望他留在村里多干几年，但是更多村民希望他能有一个更好的平台，村里的曾师傅告诉本刊记者：小秦很好，我们都喜欢他，但是村里条件不好，他应该去更高的地方，到更高的平台上能帮助更多人，但他跟村里人关系好，也不会忘了村里人。

尽管未来并不清晰，但是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有一件事他一直在考虑，并且非常确定地要去做：我当村官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比如说智力资源，我不懂敬老院，不懂建筑，不懂农业方面非常细节的东西，虽然我是耶鲁毕业的，但是我不懂这些，我必须得承认。同时我又没钱，政府的钱也有限，我需要整合各方面的社会资源给村子做事。其他的大学生村官或者基层的公共服务者们也有很多，刚从学校出来，涉世不深，缺乏社会经验，各方面资源有限，虽然有一颗赤诚的心，可能还是做不成事，他们肯定也需要帮助。所以我想搭建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能够把各种社会资源整合起来，支教的也好，支医的也好，扶贫的也好，把年轻的公共服务者和社会资源对接起来，为公共服务者提供支持和帮助。这同时也是大家学习的过程，学好了，以后会在公共服务的领域里做得更好。

看了这么多年，发现评选出来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都有共性。

1、科学家：无私，奉献，舍小家，为大家，忘我工作为国家;

2、医生：医术高超，人格高尚，为患者省医药费;

3、教师：为教育放弃家庭，放弃前途，坚守在贫困山区;

4、见义勇为者：很多获奖者为救别人，失去生命或者健康;

5、民间慈善贡献者：生活简朴，心系慈善公益;

6、警察或军人：坚守岗位，不顾个人安危;

7、母亲：平凡的母爱，但是很伟大;

期盼已久的《感动中国20xx颁奖典礼》终于在20xx年2月10日晚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了，认真的观看了颁奖典礼全部过程，几度眼眶湿润。获奖者，有为了国家核潜艇研制而隐姓埋名的英雄;有几十年自己拾破烂，从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却把钱给了那些需要上学的孩子的老人;有的为亲人、为他人平凡的付出而忘我，在平凡中坚持，成就了不平凡，感动了华夏儿女2016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观后感2016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观后感。这些人在平凡不同的岗位上，他们坚守着一个信念，‘爱祖国，爱他人。’这种爱在他们的坚守中不是一年，不是一时一事，而是几十年如一日，是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爱。

他们虽然很辛苦、很累，但是他们却充满着微笑来到颁奖典礼舞台上。他们给国家、社会、他人带来多么大的正能量。观后心理暖烘烘的。热乎乎的2016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观后感心得体会。想一想自己、看一看周围很多人，有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在这些人的事迹面前，真应该好好想一想今后怎么活着。

看着这些感动中国人物和他们的英勇事迹介绍，看后我非常感动，心情有些澎湃也有些激动，眼泪也是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他们的事迹值得我去学习和深思。正是有了他们舍己为人的无私奉献精神，才使我们现在过上了幸福安稳的生活，世界上母爱是最伟大最无私的，母亲默默的付出只为能够让孩子过的更好，她从未想过你能回报她点什么，她的一生都在为你担忧和操劳，从来不会抱怨“累”,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妈妈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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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哈边境新疆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黄昏，是一种空旷而孤寂的美。

当橙红色的日轮坠向辽阔的地平线，草原深处的凉意渐浓，黑夜张口吞噬大地，形影相吊的白杨昂首坚挺，流连淡淡的夕照。

踏着彩霞的余辉，草原的牧民们挥鞭赶着牛羊，从萨尔布拉克草原毗邻边境线的春秋牧场迁移到别处的夏季牧场。

一望无垠的草原只剩下了76岁的魏德友和他的100多只羊。守边了半个多世纪，这位有着32年党龄的老党员习惯了孤独的生活。

用木条插上了羊圈的门，魏德友回到自己居住的土房，一骨碌躺到了床上。门外羊圈里时不时传来一两声低吟。除此之外，草原寂寂，四野悄悄。

流动的岗哨

萨尔布拉克草原地势平缓，边境线缺少天然屏障。除了哨点的边防军队，护边员的巡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牧民们搬走后，草原变成了“无人区”，发生偷越境的概率相对较大。塔城裕民县边防大队政委叶尔那说。

魏德友是主动选择留下来的。过着“家住路尽头，放牧就是巡逻”的生活。

每天的清晨或傍晚，魏德友要来回走8公里的牧道去边境线，看有没有人员经过的痕迹，到牧民留下的房子查看情况。

几个月前，3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往边境方向走，魏德友扯着嗓子、一路小跑，在铁丝网跟前截住了他们，劝他们离开。

半个多世纪来，魏德友义务巡边近20万公里，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千余人次，堵截临界牲畜万余只，未发生1起涉外事件。

“这是我和战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我要守到自己动不了的那一天。”魏德友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边境最危险的工作就是放牧。魏德友说，他和守边牧民坚持通过放牧的方式捍卫领土，与手握钢枪的外国士兵面对面也不曾后退。

1973年，魏德友骑马沿着没有边境设施标记的“争议区”放牛，发现一架飞机在上空盘旋。等到飞机离开后，他在盘旋区域内寻觅可疑迹象，发现两串朝向境内的脚印，向连队汇报展开地毯式搜索，最终可疑的人退回到边境线以外。

年逾古稀的魏德友仍没有“退休”的想法。有一次巡边遭遇暴风雪，迷失方向的他被困5个多小时。儿女担心父亲的安危，央求他回家养老，但一直没能说动。

魏德友的妻子刘京好告诉记者，对边境，魏德友有割舍不下的感情，一天不到边境看看，就感觉少了点东西。

“现在走了，以前不就白守了”，魏德友说完向着羊群小跑一阵，像是示意记者：自己身体还硬朗得很。

50台收音机

魏德友脖子上总挂着1台黑色收音机。这是两年前赶集的时候花80块钱买的。收音机掉漆的地方锈迹斑斑，坑坑洼洼的摔打痕迹记录着岁月的磨砺。

对这个不抽烟不喝酒的老人来说，收音机是除妻子刘京好之外的另一个“老婆”——放羊的时候，巡边的时候，种菜的时候，机子不会离身。

“除了睡觉，其他时候都开着。”草原上信号不稳定，只能搜到4个台，但有新闻、能听歌，魏德友已经知足了。

草原风大夹带着沙土，收音机特别容易坏。从1964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六一团兵二连屯垦守边至今，魏德友整整用坏了50台收音机。

记新疆老党员魏德友的护边生涯：西陲戍边半世纪 我伴寂寞守繁华

资料图：听收音机是魏德友老两口唯一的消遣方式。

年代不同的50台收音机，是魏德友52年守边历史的见证。

1964年，24岁的魏德友响应号召，从北京军区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30多名战友远赴万里之外的茫茫戈壁屯垦戍边。

紧接着，他从老家接来刘京好，在边境安下了家，养育了儿女。

半个多世纪以来，昔日战友陆续告老还乡，边防战士一茬接着一茬，就连世世代代住在草原的牧民也都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定居点。而魏德友却选择留下来，独自生活在空旷的草原深处。

几十年来，老两口很少外出，想孙子孙女了，就让他们过来住上几天。

他可以过得更好

孤零零矗立在草原的土坯房，就是魏德友简陋的家。

用报纸糊的“天花板”已经泛黄，1张木头桌子歪扭地立在坑洼的泥土地面上，家里只有4张凳子，来人多了只能坐床上。

房子里没有通常照明电。窗台前6伏功率的太阳能发电机每天只供两个灯泡的简单照明和手机充电;除了收音机和手电筒，房里再也看不到其他电器。

夫妇俩吃的米面需要小女儿翻越几十公里牧道才能送进来，喝的是门口井里打出来又咸又苦的盐碱水。

十年如一日，魏德友和老伴就过着这样的苦日子。而原本，他们可以过比这好得多的生活。

从兵团退休的时候，魏德友每月能领到将近3000元的退休工资，加上妻子刘京好的2000元，足够老两口安享晚年。

魏德友在连队有1套房子，但至今他也没有去住过1天。

前几年，刘京好感染了布鲁式杆菌。这种寄生在生羊肉的病菌发作起来会导致发高烧、浑身疼痛。刘京好时常要到城里的医院住院，留下老伴一个孤零零守边。

魏德友在连队放过牛羊、喂过猪，退休后还替别人打工代牧过。魏德友的手一次粉碎草料的时候被卷进了机器里，拔出来后10个手指头都血肉模糊，露出了白骨，右手食指只剩下了半根。

艰苦的生活和不幸的遭遇，从未让魏德友退缩过。“只有守在这里，心里才踏实。”这个信念一直植根在这名老党员的心里。

记新疆老党员魏德友的护边生涯：西陲戍边半世纪 我伴寂寞守繁华

萨尔布拉克的兵团人家

魏德友，九师一六一团退休职工。今年(2014年)74 岁的他，与妻子刘京好常年居住在裕民县额敏河畔的萨尔布拉克(中国、哈萨克斯坦边境中国第173号界碑向东5 公里处)，放牧巡边。粗略算来，1964 年至今，他在边境线走了18 万公里，堵截数万牲畜越境，劝返上千临界人员，责任区未发生一起涉外事件。

一

10 月1 日清晨，萨尔布拉克飘起了大雨。中等身材、略显黑瘦的魏德友，穿上雨衣，背着望远镜、收音机，拿起羊鞭，从土屋里走出来。

满头白发的妻子叮嘱他：“越是天气不好，越要警惕坏人在边境搞破坏，更要注意安全，听见没!”

“知道了!你一个人在家也要小心，有情况别忘了及时给边防站打电话。”牙齿没剩几颗、张口透风的丈夫也提醒妻子。

雨雾里，只见一位腰不弯、背不驼的老人，赶着一群羊缓缓行走。他不时站在高坡上举起望远镜观察。走走停停，在不知不觉中走出了十多公里。夕阳拱出云雾时，他才赶着羊群往回走。

当他回到土屋旁，妻子赶紧吆喝着羊群进圈，牧犬从旮旯里蹿出来，摇头摆尾地跟着主人爬上屋后山坡，陪他完成当天最后的一项工作——到后山坡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魏德友以“放羊就是巡逻”的方式，向兵团60 华诞献礼。

月牙在星空缓缓升起，土屋周围寂静空荡。

在微弱的灯光下，魏德友夫妻俩面对面坐着，收听收音机里播出的新闻。

第二天是重阳节。可对这对老夫妻来说，除多了儿孙们电话问候外，一切将照旧。

我问魏德友，这样做到底图了个啥。他说：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兵团职工，只是在放牧中顺便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刘京好略带埋怨地接茬了：“你呀!一头扎进兵二连50 年没挪窝。

以前，这是咱一六一团的地界，守边、护边没得说。后来，这里划给地方当牧场了，兵二连没了，咱们都变成了外来户，现在却成了这里唯一的人家。别人退休后，都到城里住楼房、打牌下棋，过悠闲日子，你倒好，74 岁了还当护边员!”

二

魏德友的戍边情结，与刘京好所提及的兵二连密不可分。

50 年前，24 岁的魏德友与30 多名北京军区集体转业军人，风尘仆仆地走进一六一团兵二连，一个地名叫作别尔齐的地方。

当时的连长张万台说的话魏德友到现在都还记得：“1962 年，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导致成千上万的边民在‘有边无防’的状态下，裹挟牛羊，从咱们这一带逃往苏联。兵团派武装民兵第一时间在此地建立哨所、执勤点。我们新组建的兵二连，来到这里执行‘代耕、代牧、代管’任务，就是为屯垦戍边而来，就要用‘南泥湾精神’创建新家园。兵团人永远是一个兵!”

钟爱戎装的魏德友听了这番话心里也好受多了，他舍不得这身军装，“兵团人永远是一个兵”，他庆幸自己选择了兵团。这之后，他还从山东老家把扎着大辫子的刘京好接到别尔齐的地窝子里结婚成家，使艰苦的日子有了许多温情。

从此，“家住路尽头，种地是站岗，放牧是巡逻”成了魏德友日常生活的写照。他与兵二连的干部职工一起，每天放牧巡逻，与战友一起在辖区西巴里坤、萨尔布拉克、额敏河南畔，构筑了长达20 公里移动的界碑，用生命守护着祖国的领土。

魏德友神色凝重地回忆说：“1969 年，边境事件频发。我参加了一六一团‘ 铁牛队’行动，在塔斯提河南岸紧握钢枪与苏军对峙了三天三夜。在萨尔布拉克巡逻，不时与苏军擦肩而过，时时都能闻到火药味。一六一团人就是以这种方式冲在边境争议区最前沿。”

那个时期，边防斗争最激烈、最危险的工作要数放牧了。魏德友请缨到萨尔布拉克担任了牛群组组长，拖儿带女地住进了萨尔布拉克小溪旁的半地窝子里。

“搬来的那年，大女儿不足三岁，儿子还在吃奶，我央求他说，萨尔布拉克冬天封路，雨天道路泥泞湿滑，孩子又太小了，能不能不去!可他一口回绝说，不行!这事没商量!实在不行你留在连队，我一个人去!”刘京好边说边无奈地摆手摇头。

一年冬天的一天，天空飘着雪花。魏德友身背七九式步枪，骑马在沿着没有标记的争议区放牛。忽然，听到一阵轰鸣声，抬头看见一架飞机在上空盘旋。他迅速隐蔽观察，气温只有零下30 多摄氏度，魏德友趴在雪地里一动也不动，死死地盯着盘旋的飞机，他心想，如果飞机胆敢向境内飞越就用枪射击，可飞机绕了好多圈又飞走了。他立即在飞机盘旋区寻觅可疑迹象，结果发现了几串大脚印。他快马加鞭地向连队奔驰，报告这一情况。通讯员吹响了民兵集结号，连长率民兵对可疑区域进行地毯式搜索直至天亮。

兵二连戍守的边防线上，到处都留下了魏德友放牛巡逻的足迹。他经常劝返临界人员，受到团场、连队的表彰，生产连年上光荣榜。他入了党，还被九师党委授予劳动模范称号。这也是他人生最风光的时期。

三

1981 年兵团恢复建制以后，兵二连所属地交给了裕民县管辖。由此，兵二连百余户人家、300余口老少，分批陆续撤离了屯垦戍边20 年、“绿荫环绕，瓜果飘香”的家园。1984 年，一六一团牛群被拍卖，魏德友也要从兵二连搬迁至别的连队工作了。他却出乎意料地选择了停薪留职，买了3头牛、20 只羊，在全团率先发展养殖业。说到底，他就是不愿离开兵二连。

说来也巧，时任辖区边防站连长的白松找到魏德友说：“老朋友，你既然决定不走了，我想把用于改善战士生活的羊群交给你。还有，牧民搬走后这里成了荒凉的无人区，即便是牧民搬回来，牛马羊在没有边境设施的状况下易造成涉外事件。你有戍边经验，请你当护边员，行不?”

魏德友一口应承下来。没想到，他为堵截临界牲畜而损失惨重。在一个深夜，牧犬汪汪叫，魏德友穿衣起来，发现羊群已被赶出羊圈，打着手电收拢竟然少了36 只。还有一个雾天，有人趁魏德友不备冲散羊群，又丢了80 只羊。夫妻俩把孩子反锁在家里，在狼嚎声声的山野里寻找，结果在山坳里找到了惨不忍睹的羊尸。其中，边防站的羊也丢了30 只，他掏钱买羊补上。

妻子哭着说：“咱们还是搬家吧!”“哭什么?

越是这样越不走，哪怕是一只羊都没有了，我也要守在这里。”他坚定地说。

后来，白松连长把边境前沿的一片区域指定为魏德友的放牧巡边区域，配发了“义务护边员”

袖章和一架望远镜。从此，魏德友只要在责任区兜一圈行程就不会低于15 公里。

魏德友在放牧巡边中，几次差点丢掉性命。

一次，猛烈的暴风雪吹得天昏地暗，致使他迷失了方向。生死攸关，他以常规判断，顺西风移动兴许有一线存活的希望。于是，他赶着羊群在风雪中艰难前行，寒风刺透皮大衣，衣服被冻得像盔甲般越来越重。天黑了，风雪依旧，眼看筋疲力尽了，他看见了微弱的亮光。幸亏口袋里装了一把应急电筒，他竭力地向亮光方向不停闪光，边防官兵才把他给救了。

四魏德友为边防站放羊15 年，没有要一分钱的放牧费。边防站官兵看魏德友居住的半地窝子眼瞅着就要坍塌了，老兵复员前，为他家盖了一幢新土房。这里也被官兵称之为边防站的“夫妻哨所”。

更让人感慨的是，兵二连原来的党支部早在1984 年被撤并了，而魏德友几十年里没落下一分钱党费，有时托人代缴，有时亲自到30 公里外的团组织科缴纳。过不上组织生活，他就到边防站与兵娃娃们一起学习，更多的是从收音机里聆听党的声音。他说：“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努力做一个与党员身份相符的人。”

按说，魏德友完全可以雇人放牧落得个轻松。刘京好说：“省钱只是一方面，最主要是他放心不下这里，他老说，万一边境有个风吹草动这辈子就算白守了。每天不去溜一圈，不拿望远镜望一望，睡觉都不会踏实!”

古稀之年，身体的毛病也多了起来。前年，魏德友突发轻微脑梗，妻子雇人临时放牧，把他送进了医院救治。没两天妻子被他赶回家。他也像丢了魂一样，病情稍有好转就坚决要求出院了。魏德友有老胃病，犯病时疼起来有时在地上打滚。

为治病，夫妻俩常从收音机里获得“保健品”的信息，花了不少积蓄邮购，还说“效果不错”。孩子们埋怨，辛苦钱都撂进去了，还犟着不走，图个啥啊!

儿女们央求父母回山东安享晚年。魏德友拒绝说：“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等干不动了再说吧!”

前年，女儿魏霞在团部为他们买了楼房，魏德友说：“等哪一天身体真的不行了再搬家吧!”

无奈，魏霞决定从山东回来。她说：“哪怕是我去萨尔布拉克接他们的班，放牧守边，延续他们的念想，也要让父母到城里养老!”

2003 年仲夏，中、哈两国边境界桩、围栏、国防公路等设施在魏德友眼皮底下贯通。兵二连人曾舍身捍卫的争议地界尘埃落定。魏德友成为兵二连唯一见证这一庄严时刻的人。他激动地抚摸着中国第173 号界碑，流下了悲情的泪水。

如今，在萨尔布拉克，就剩下了魏德友一家人。30 多年来，魏德友再苦再难也没有向组织申请过一次照顾，有的人已经淡忘兵二连了，甚至忘掉了那里还住着一户兵团人家。魏德友告诉我，时间久了，他已经习惯了孤独与寂寞，有马灯、收音机、牧犬、牛羊陪伴着，也不觉得空虚。

他的话是那样质朴：“留在萨尔布拉克，守牛羊是守住生活希望，守边防是留住心中念想。”(兵团日报 管述军)

评论：有一种崇高叫坚守

从放牛戍边到放羊戍边，50 年，行走18 万公里，堵截数万牲畜越境，劝返上千临界人员，责任区未发生一起涉外事件，这就是九师一六一团职工魏德友人生中的重要“清单”。

而在无声的数字背后，是魏德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精神高地的默默坚守，是魏德友作为一名兵团人对老兵精神、兵团精神的有力传承。

坚守一辈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魏德友50年的戍边生涯中，且不说艰苦无比的自然环境，紧张异常的边境形势，数次经历的生死考验，仅仅那种空旷无比的孤独和寂寞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承受的。而这不正是魏德友的伟大之处吗?

远行的人常常是孤独的，但那孤独并非就是苦痛。如果那远方的路是属于自己的，路边的树是自己栽下的，目的地是自己内心向往的，那么远行者就会甘之如饴、锲而不舍、风雨兼程。

尽管一路坎坷，但如果再次选择，相信魏德友也仍会毅然选择坚守，走上义无反顾的戍边之路，因为在他的骨子里镌刻着对祖国的忠诚，在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对屯垦戍边事业的热爱。

在社会转型期，价值世界的变动与阵痛，使得传唱已久的忠诚之歌，出现了一些变调和杂音。比如，在利己主义者眼里，“忠诚”成了“傻瓜”“无能”的代名词;在利益交换的逻辑中，“忠诚”被视为过时无用的老古董。

同时，一些人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抛到一边，把个人利益、个人地位、个人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价值观的错乱，导致行为的变异，那些变了味的“忠诚”，只会让人更加浮躁、更加凌乱、更加迷惘。

然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假如你不守望，我不守望，国家的边关谁来守防?如果你不奉献，我不奉献、人民的幸福谁来谋求?要是你不担当，我不担当，社会的责任谁来肩负?“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只有拥有更多的仗剑扶犁者、忠诚奉献者、流血流汗者，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会充满希望。

兵团人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极具感召力的英雄群体。60 年来，为了新疆的发展稳定，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宁，为了祖国的安全统一，他们坚守脚下的土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奉献不休、战斗不止。

而今，新疆严峻复杂的稳定形势，召唤着兵团人坚持国家利益就是兵团利益、新疆大局就是兵团大局，召唤着兵团人担当起维稳戍边的神圣使命，召唤着兵团人充分发挥“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的功能、作用。

一句话，形势和使命召唤着兵团人更好地坚守、更好地担当，从而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应有贡献。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辈子很短，用它来求取物质的享受和个人的利益，生命如随水而逝的落花，留不下一丝痕迹;而把个人的奋斗融入国家的大局、人民的利益，就会在后人的追忆中延续生命，在岁月深处写下崇高。

或许，这就是魏德友这个普通人身上的不普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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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郭川船长失联，已经过去了两个月时间。

当地时间10月18日，郭川船长从旧金山金门大桥出发前往上海，进行单人不间断跨太平洋创纪录航行，原定于11月5日前后抵达。可北京时间10月25日，当他航行至夏威夷附近海域时，突然与岸上团队失去了联系。

两个月来，我们望眼欲穿地在期盼着那条关于船长的好消息。“中国-青岛号”早已在檀香山靠岸，可他的主人仍然遍寻不见。

帆船改变的行者人生

拥有两项航海世界纪录的郭川船长，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职业帆船第一人”。

2013年郭川船长驾驶40英尺帆船从青岛出发，历时138天完成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创造了该级别无动力帆船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的奇迹。去年，郭川船长又率领国际船队驾驶超级三体船创造了北冰洋(东北航线)不间断航行的世界纪录。

如果不是与帆船邂逅，郭川几乎注定会走上旁人眼中的成功人生路。在奔向大海之前，他拥有令人梦寐以求的学历与职位，那是许多人愿意穷其一生去换取的。

是帆船改变了郭川的后半生，用他的话说：“感谢帆船，让我自由的灵魂得以释放，而我放荡不羁的内心也找到了皈依的地方。”

每一个敢于为选择而付出的人，都值得尊重。对梦想与生活的执着，让郭川有勇气踏出这一步，去挑战未知的世界。

远航的意义：人生本该立体而多彩

危险与美景，是大海的两面。在一望无际的大海面前，常人无法对一位船长的境遇感同身受。长达数十天甚至数月的航行中，只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时刻忍受着危险、孤独与疾病的纠缠，一人一船已是全部。面对未知的海洋，总有人会疑惑，冒险挑战的意义何在。

郭川船长曾说：“人生不应是一条由窄变宽、由急变缓的河流，更应该像一条在崇山峻岭间奔腾的小溪，时而近乎枯竭，时而一泻千里。你不会知道在下一个弯口会出现怎样的景致和故事，人生本该立体而多彩。”也许，本就没什么能阻止一条河流奔腾入海。

在经历了海上近138天、超过21600海里的艰苦航行后，2013年4月5日上午8时左右驾驶“青岛号”帆船荣归母港青岛，成为第一个成就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伟业的中国人，同时将创造国际帆联认可的40英尺级帆船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世界纪录。中新社记者徐崇德摄

在资深电视人房学峰看来，郭川船长的追求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也许还要再过一些年，人们才会更好地理解他勇敢和创造的意义。房学峰与郭川相识已十余年，见证了船长拥抱大海的岁月。

“航海是他的爱好，他想在自己这个领域内达到更高的职业高度。”就如同每个球员都憧憬最高水平的联赛，每名选手都向往奥运会的领奖台。然而足球明星和奥运会冠军的数量其实很多，但完成过环球航行的水手和船长则很少，这也是很多人不能理解郭川船长的原因所在。

家，归航的地方

12月15日，中国十佳劳伦斯奖颁奖典礼，“最佳体育精神奖”颁给了郭川船长，妻子肖莉代为领奖。舞台上摆放着一艘船模，肖莉几次向其望去，她说，她真的太想念郭川了。

“我其实什么都不想说，我只想在家里带着孩子们看郭川领奖，听他讲获奖感言。可惜我没有等到。”一家四口的照片静静地躺在肖莉胸前的口袋里，就好像船长一直守护在家人身旁。

三年前，郭川驾驶“青岛号”完成环球航行回到母港，48岁的他在帆船还没到岸时便跳进海里，爬上码头跪在妻儿面前，一家四口相拥喜极而泣。这一幕，没有人不想看它重演。

48岁的青岛籍船长郭川在不靠岸、不补给、不间断、无后援的情况下，经太平洋，过合恩角，经大西洋，过好望角，经印度洋，最后返回青岛，爬上码头第一件事情就是跪倒在妻儿面前。出征前，他的小儿子郭伦布才10个月，138天后，小伦布已经长出八颗牙，能走路，学说话了。 中新社记者徐崇德摄

家是船长远航的后盾，亦是最终归航的地方。“好消息我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坏消息都是从新闻里看到的”，肖莉话中郭川船长的报喜不报忧，透出的是对家深深的爱。

“很多人都问过我，为什么支持郭川航海。其实我觉得理由特别简单，就是爱他。爱他对生活的热情，爱他做事情的执着，爱他的朴实，爱他对人的诚恳，还爱他对我的宽容。我爱郭川，自然就要支持他去做喜欢的事情。”

郭川精神：执着的人是幸福的

房学峰回忆道，他与郭川船长之前一次碰面是在里约奥运会上，但彼时两人的交流中，却几乎没有谈及此次跨太平洋的纪录航行。

纪录航行，在职业航海领域中是一个神圣的概念。此次郭川船长的跨洋航行，不仅是挑战纪录，对所有航海人而言，这条旧金山通向上海的航线，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是帆船史上首次从旧金山到上海的单人无间断跨太平洋航行。虽然此前已有行者完成了跨洋航程，但相较于传统旧金山至横滨的航线，旧金山与上海的连线无疑才是更为完整的跨太平洋。

“这是郭川慎重选择后定下的航线，行程都是按照计划走的。他是以职业、科学的态度去对待航行，而非简单的冒险。”房学峰还表示，郭川团队为其每次航行都进行了科学的设计，使每次挑战都至少在理论上胜利在望、都把危险降到最低。

除体能训练外，航行需要掌握海洋、通讯、导航、船只等多方面的知识。准备过程中的大量时间，郭川都用于与团队中的专家、领域中的佼佼者探讨、学习。这种理性层面的艰苦挑战，绝非感性的一见钟情便可一蹴而就。

“郭川是一个榜样。他有着很好的工作和学业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舍得抛弃这些去干自己喜欢的事，敢为人先、超越自我。”

房学峰称之为“郭川精神”。这是一种不断学习、不断谋求超越的进取精神;这是一种敢为人先、直面挑战的奋斗精神。

“我们安于现状、循规蹈矩、担心失去，害怕面对生活中的挑战。而郭川把对精神的追求，置于物质至上。” 房学峰表示，理解其实比景仰更重要。

劳伦斯颁奖礼上，肖莉确认搜救郭川的工作仍未结束，搜索还在继续着，我们也在等待着船长远航归来。

“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这是郭川船长追求的境界。正如他所说，在梦想面前，执着的人，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