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名人故事（精彩20篇）

宋濂小时侯 喜欢读书，但是家里很穷。也没钱买书，只好向人家借，每次借书，他都讲好期限，按时还书，从不违约，人们都乐意把书借给他。

一次，他借到一本书，越读越爱不释手，便决定把它抄下来。可是还书的期限快到了。他只好连夜抄书。时值隆冬腊月，滴水成冰。他母亲说：“孩子，都半夜了，这么寒冷，天亮再朝抄吧。人家又不是等这书看。”宋濂说：“不管人家等不等这本看，到期限就要还，这是个信用问题，也是尊重别人的表现。如果说话做事不讲信用，失信于人，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又一次，宋濂要去远方向一位著名者请教，并约好见面日期，谁知出发那天下起鹅毛雪。当宋濂挑起行李准备上路时，母亲惊讶地说：“这样的天气怎能出远门呀?再说，老师那里早已大雪封山了。你这一件旧棉袄，也抵御不住深山的严寒啊!”宋濂说：“娘，今不出发就会误会了拜师的日子，这就失约了;失约，就是对老师不尊重啊。风雪再大，我都得上路。”

当宋濂到达老师家里时，老师感到地称赞说道：“年轻人，守信好学，将来必有出息!”

俗话说得好，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是伟大的天才留给人类的遗产，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命伴侣和导师。今天，我读了《名人故事》这本书，受到深刻的教育。

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齐白石通过刻苦学习，成为了一代著名画家；李白通过必生的苦读，成为了一代“诗仙”；伽利略通过不懈地努力，成为了一代科学巨人；匡衡通过几十年的寒窗苦读，成为了我国西汉时期的一个著名的经学专家……

孔子是世界杰出的文化名人，被后人称为“至圣”。他从小家境贫寒，没钱上学。但尽管如此，他仍发奋读书，不耻下问，老人小孩都是他询问的对象。他打破砂锅问到底，别人便送他“百事问”的雅号。

成年之后，他的求知欲更强了。一次，他得到了一本《易经》，就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高兴地把它抱回家，逐字逐句地读起来。他一遍读不懂，就读第二遍，第二遍读不懂就读第三遍……这样翻来覆去的读，连穿在竹木简上的牛皮带都断了。就这样，他换了三次带子，这就是“书编三绝”这个成语的来历。

读完《名人故事》这本书，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明白了只要我们目标专一而不三心二意，持之以恒而不半途而废，就一定能实现我们的美好愿望。

有一天，柳公权和几个小伙伴举行“书会”。这时，一个卖豆腐的老人看到他写的几个字“会写飞凤家，敢在人前夸”，觉得这孩子太骄傲了，便皱(zhou)皱眉头，说：“这字写得并不好，好像我的豆腐一样，软塌(ta)塌的，没筋没骨，还值得在人前夸吗?”小公权一听，很不高兴地说：“有本事，你写几个字让我看看。”

老人爽朗地笑了笑，说：“不敢，不敢，我是一个粗人，写不好字。可是，人家有人用脚都写得比你好得多呢!不信，你到华京城看看去吧。”

第二天，小公权起了个五更(geng)，独自去了华京城。一进华京城，他就看见一棵大槐树下围了许多人。他挤进人群，只见一个没胡双臂的黑瘦老头赤着双脚，坐在地上，左脚压纸，右脚夹笔，正在挥洒自如地写对联，笔下的字迹似群马奔腾、龙飞凤舞，博得围观的人们阵阵喝(he)彩。

小公权“扑通”一声跪在老人面前，说：“我愿意拜您为师，请您告诉我写字的秘诀……”老人慌忙用脚拉起小公权说：“我是个孤苦的人，生来没手，只得靠脚巧混生活，怎么能为人师表呢?”小公权苦苦哀求，老人才在地上铺(pu)了一张纸，用右脚写了几个字：

“写尽八缸水，砚(yan)染涝(lao)池黑;博(bo)取百家长(chang)，始得龙凤飞。”

柳公权把老人的话牢记在心，从此发奋练字。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茧(jian)子，衣肘(zhou)补了一层又一层。经过苦练，柳公权终于成为我国著名书法家。

匡衡是西汉人，出身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幼年起就酷爱读书。白天都是要劳动，没有多少的空余时间，晚上很是想读书，却穷得点不起灯，他为此很苦恼。后来，他发现邻居家夜夜有灯光，就想了个办法。因为邻家点灯的房子和他的住室之间，只隔着一堵墙，于是，他便在墙上凿了个小孔。灯光果然从小孔里透过来了。他高兴得跳了起来。从此以后，他每夜蹲在墙脚，借着这一线亮光读书，直到邻居家熄了灯，他才心满意足地去睡觉。

过了不久，又发生了另一个问题：他仅有的几册书早已被读得滚瓜烂熟，却一直没有钱买新的，向有书的人家去借，又常常碰钉子，他又开始苦恼起来。

当地有个叫“文不识”的富豪，家里藏书很多。匡衡便请人介绍，去文家当长工。到了文家，他干活既卖力又不要一文工钱。“文不识”觉得很奇怪，就问匡衡道：“你为什么自愿做工，而不要工钱呢？”

“我给您做工，不为别的，只希望您把书借给我，让我好好阅读。”“文不识”答应了他的请求。匡衡一得到丰富的图书，就像几天没有吃饭的人得到美食佳肴一样，贪婪地、津津有味地读啊读啊，读完一册又读另一册。

这样日积月累，他终于成了着名的大学者。

20xx年9月初，由宁财神导演、编剧的《龙门镖局》展开新一轮播出浪潮之际，剧中女主角、盛秋月的饰演者袁咏仪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利落短发、一身素黑衣服，没有化过妆面容却几无瑕疵，年过四十的袁咏仪，依然不负她“靓靓”的美称。

普通话说得很好，笑起来很大声，兴致一高就会和第一次见面的人勾肩搭背，看谁不顺眼也会立马指出来。笔者面前的袁咏仪，还有那个嚷嚷着“一刀斩到你桃花开”的盛秋月的影子。问现实中的她，和盛秋月是否有相似之处？袁咏仪沉静片刻后大笑：“我可是公认的绝世好妈妈！”顿了顿，她说，“但是，我刚当妈妈那阵，倒是也像盛秋月一样疯狂和彪悍。”

20xx年，袁咏仪生下了和张智霖的爱情结晶：儿子张慕童。经受十月怀胎的种种艰辛，而且还因此身材爆肥的袁咏仪，曾多次向张智霖抱怨高龄怀孕太辛苦，咬牙切齿说，孩子一生下来，她就马上减肥然后去拍戏。但儿子出生后不久，经纪人去医院看她，袁咏仪却说：“从此以后，我的工作就是当妈妈，一分一秒也不会离开儿子，别想我给你挣钱了！”为了儿子无限期休假不再拍戏，袁咏仪差点和经纪人解约。

当然不演戏对袁咏仪来说没什么，因为张智霖答应会养她和儿子。只是，让张智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生下孩子后的袁咏仪性情大变，让他无法忍受，以至于主动提出了离婚。

虽然信心满满要带孩子、陪伴孩子长大，但生完孩子后，身材爆肥、天天待在家里足不出户的袁咏仪，变得特别敏感多疑，得了产后抑郁症。张智霖开玩笑说“你好肥”，换作以前，袁咏仪会一笑而过。但是现在，她却暴跳如雷，悲哀地想东想西，然后对张智霖抱怨：“我这么肥是为了什么？你怎么能嫌弃我？”诉苦、责骂、哭泣地闹腾半天，如果张智霖有半句反驳，她的坏情绪就会卷土重来。

袁咏仪是剖腹产，生完孩子后在床上躺了一星期。让张智霖把孩子抱给她看，可他却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根本不敢抱。他对她解释道：“突然多出个孩子，我很不适应，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番话，自然又会遭到袁咏仪的一通责骂。她把儿子视为宝贝，可以一天一夜不睡觉地看着他。可老公却对自己说：孩子是“多出来”的，他很不适应！从那以后，张智霖只要说到“儿子”，袁咏仪会马上挤兑他：“是多出来的，你还是别管孩子好了！”

儿子一个多月大时，袁咏仪去冲奶，让张智霖把儿子从小床上抱起来。他踌躇了半天，弯腰去抱孩子，但一不小心，儿子却从襁褓里掉了出来，幸好小家伙掉在床上并无大碍。但袁咏仪却疯了似的跑过去，一把推开张智霖，然后抱起了儿子，说：“张智霖，你以后再也不能碰我的儿子了！”张智霖既委屈又惊讶：“儿子也是我的，再说我也没摔着他！”但袁咏仪手一挥对他说：“滚出去！”

她不仅不让张智霖碰儿子，双方的家人和朋友，谁也不能碰儿子。“直到有一天，我妈说我的世界里，好像再也装不下其他任何人了。装不下自己的父母没关系，但是不能把爱人完全踢出去。”可那时的袁咏仪根本不当回事，哪个女人做了母亲不是像她这样，疯狂地爱着保护着自己的孩子？

除了不让别人接触儿子，在教育问题上，袁咏仪也坚持自己的观念。她想起自己小时候，犯错后，妈妈会从书包里拿出所有的书，让她双手托书，平举15分钟；她贪玩看电视，妈妈就会让她背对电视，把她喜欢的节目开得很大声。母亲的这种教育方式，直接影响到袁咏仪对儿子的教育。儿子6个月大时，她已经安排他“上学”了，请了专门的家教，每天55分钟给儿子讲故事、放音乐。张智霖说：半岁的孩子就“上学”太夸张了。袁咏仪却坚持：“半岁的孩子也是人，我希望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男人，你不要管！”

从此，袁咏仪把张智霖从儿子的世界里完全排斥出去，也把他从自己心里踢了出去。儿子8个月大时，张智霖对袁咏仪说：“我们分手吧。你现在的样子让我害怕，而且，你已经不爱我了”。

“你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我不爱你，会和你恋爱那么多年，还为你生孩子吗？”袁咏仪歇斯底里，想起两人这些年走过的风风雨雨，哭得不能自抑。

袁咏仪与张智霖是香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1992年，两人在北京拍摄《边城浪子》，感情从戏里走到了戏外。恋爱多年一直感情甜蜜，袁咏仪认定了张智霖就是携手一辈子的人。但转眼两个人都30岁了，张智霖却从未提过结婚。袁咏仪忍不住，上演了“女求男”的戏码，2001年某天突然问张智霖：“我们俩谈了这么久的恋爱，是不是该结婚了？”张智霖想了想，说：“我不想结婚，哪里有时间结婚？”

这个回答让袁咏仪委屈尴尬，朋友见她很受伤，就建议她，好好想想，是否要离开这个不愿娶你的男人。她想了几天后，说：“离开他，我也未必会再恋爱，即使再恋爱了，也未必能结婚。那就再等等看吧。”但她并没有等太久。

因为袁咏仪并不知道，这一次她“求婚”时，张智霖其实正考虑结婚。当时他说没时间结，是想看看袁咏仪的失望表情。不久以后，她去新加坡探班，张智霖在浴缸里撒满了玫瑰花，然后突然拿出一个小盒子。袁咏仪激动地打开盒子，却发现里面只是一对珍珠耳环。失落可想而知，袁咏仪不情愿地说了“谢谢！”

张智霖问：“不开心吗？”袁咏仪不看他，说：“哪有。”“那这个可以吗？”他再次递来一个盒子，打开，是一枚戒指。“但他没有下跪，也没有求婚，他本来就是个一点都不懂得浪漫的男人。但有戒指就够了，况且他一直包容我的坏脾气，重要的是，他很帅！”担心自己嫁不掉的袁咏仪，很爽快地答应了张智霖的求婚。

不久，两人在美国登记结婚。婚后的日子和结婚前没什么两样，两人都忙着事业，聚少离多，难得见上一面。但是每天，袁咏仪都会给张智霖打电话、发短信，叮咛、问候，诉说想念。两人在一起时，制造浪漫气氛或者小惊喜的，也多是袁咏仪。常常有人说，张智霖之所以一直逆生长，成为香港演艺圈的“不老神话”，是因为他有一个像妈妈宠着、爱着他的妻子。

但是为什么，当她做了母亲，就突然变成了一个眼中只有儿子，完全将丈夫置之度外的“疯狂”妈妈了呢？正是因为袁咏仪眼中只有儿子的疯狂和不可理喻，让张智霖对爱情产生了失望和畏惧。他提出“离婚”让袁咏仪震惊又难过，从相识到孩子出生，两人在一起携手走过了15年风风雨雨，期间袁咏仪提过分手。这一次，是张智霖头一次提出分手。

哭过之后，袁咏仪突然在心底问自己：“还爱他吗？”答案是肯定的，她当然还爱他。这个处处包容自己，每次她大吵大闹都在一旁沉默不语地看着她的男人，袁咏仪不想放手。想到这里，她把孩子托付给母亲，然后约张智霖出去坐坐。“对不起，老公，我错了。我有很多问题，但是，你也有你的问题。我们从今天起，好好地一起解决我们的问题好吗？”袁咏仪说，她知道夫妻要维系感情，最重要的是沟通、理解和相互宽容。妈妈告诉过她：“只有好太太才能成为好母亲。”袁咏仪还对张智霖保证，从现在起，她会一一改正自己。

袁咏仪改变的第一步，是开始让家人接触儿子。她手把手地教依然还不敢抱孩子的张智霖，只要他有空，就拉他一起陪孩子玩。“只要你用对儿子说话的语气和我说话，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张智霖对她说。袁咏仪突然豁然开朗，把老公也当成孩子来对待，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在袁咏仪的悉心调教下，张智霖很快就会带孩子了，而且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牙牙学语、蹒跚学步，一天天地更像他，张智霖自己也变成了特别黏儿子的爸爸。孩子一岁半时，身材已经恢复到怀孕前状态的袁咏仪，趁张智霖休假在家的空当，接拍了电视剧《沧海一粟》。在横店拍了两个多星期，袁咏仪开始疯狂地想念儿子。剧组同事常听到她拍戏之余念叨“很快的很快的”，原来是在安慰自己：戏很快就拍完了，可以回家看儿子了。一个月后回到家，看儿子张开双臂朝自己跑过去，不停地叫着“妈妈、妈妈”，袁咏仪的心都要化了。

那一刻，她突然问张智霖：“接下来，我可以不再拍戏，直到孩子不需要我吗？好戏年年都会有，孩子的童年却只有一次。”张智霖说：“但是，我希望你是个理智的妈妈，同时也不要忘记这个家还有个男人叫张智霖。”

袁咏仪的父亲是警官，从小对她和哥哥、姐姐都很严厉。所以她在儿子面前也是“严母”，做错事就惩罚、吃饭必须自己来而不能让大人喂、不能用哭闹要挟大人等等，决定做全职妈妈的袁咏仪给儿子列了很多规矩。

但是，张智霖对儿子却严格不起来。“儿子做错事了，我让他去教训，他会蹲下身来，轻声说：不能这样哦。我教训儿子时，提醒他配合一下，但结果是我对儿子发飙，他依然温柔地说：不能这样哦。”袁咏仪说，儿子一点都不怕爸爸，因为爸爸一点原则都没有。“比如我每周日都会替儿子安排，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要做什么，我老公有时就说想带儿子去玩，儿子就问我能取消吗？我说不行，这是你早就答应妈妈要完成的责任，所以一定要去做。”

在儿子眼中，妈妈严格得让他畏惧，爸爸才是永远不发脾气的温暖港湾。所以，袁咏仪和张智霖吵架时，儿子总护着爸爸。但让她欣慰的是，儿子平常黏爸爸，但碰到害怕的事，总是第一个找妈妈。对儿子而言，妈妈就是保镖，是小小的他能找到安全感的保护伞。

听到家人和朋友夸赞儿子时还夸她：“你很了不起，培养出一个很好的儿子！”袁咏仪也会“谦虚”：“其实我老公也有付出，在教育儿子方面，他唱白脸我唱黑脸，他是慈父我是严母。没有他的付出，儿子不会这么优秀懂事！”

她一天天陪伴和见证儿子长大的同时，自己也改变了很多。做妈妈之前，袁咏仪的性子很直，对谁有意见就会直言不讳，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但现在的袁咏仪婉转、玲珑了许多。以前她喜欢到处旅行、购物，尤其喜欢买车，但做了母亲后，袁咏仪非常“抠门”。她不再喜欢购物，而是很有计划地存钱，为儿子将来留学、谈恋爱和结婚做准备。袁咏仪和很多普通妈妈一样，希望能为儿子多攒钱，让他的未来可以幸福无忧。

袁咏仪说，如果没有经历张智霖提出分手那件事，她可能永远都不会意识到：做了母亲后，不能忘了身边还有个男人。为了不让张智霖吃醋，觉得自己被妻子忽视，每隔一段时间，袁咏仪都会专门“讨好”他：带他出去吃好吃的、给他买一样他早就想买的价值不菲的东西。而原来总觉得老公不浪漫，也不轻易被感动的袁咏仪，现在会觉得，张智霖开车带她和儿子去吃个大排档，也是很浪漫快乐的事。

在袁咏仪的精心陪伴和照顾下，慕童渐渐长大了。他开朗乐观、聪明礼貌，而且小小年纪就非常有爱心和责任心。比如袁咏仪曾叮嘱他：“和妈妈出去时，有人拍照你要用手挡着脸。因为拍照的叔叔都是坏人。”但是后来有人拍，小家伙却主动面对镜头，人家照完还说“叔叔拜拜！”他对妈妈说：“他们不是坏叔叔，他们都有对我说‘拜拜’。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坏人！”从那以后，袁咏仪不再刻意让儿子躲避镜头，也不再为了儿子被拍和记者吵架。

转眼，儿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他开始不再那么黏妈妈，有时会因为要和朋友聚会而不愿意和妈妈在一起。“我渐渐地显得多余了，和儿子也没有了之前那么多的共同语言。这让我开始考虑，是不是可以重新做自己了。”袁咏仪说，在亲自为儿子物色了不错的小学后，她决定复出。

朋友说：“儿子成长中的最重要阶段，你都没有错过，是时候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了。”袁咏仪对经纪人说，接戏有两个条件：剧本好、喜剧。当了母亲后，不能再去接那种整天愁眉苦脸、哭哭啼啼的戏了，袁咏仪担心自己会把坏情绪带回家让儿子看到。她希望儿子看到妈妈演的戏是正面的、开心的，而等他慢慢长大了，完全看得懂电视和电影了，再考虑去接其他的角色。而这，也是袁咏仪最终接拍《龙门镖局》的主要原因。

《龙门镖局》热播时，慕童已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在学校，他是公认的英俊聪明、善良又有爱心的孩子。袁咏仪欣慰地说：“我从没有想到我这个疯狂妈妈，会把儿子培养得善良和大气。而我作为妈妈的任务，也终于完成了大半。”

问现在的袁咏仪，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她脱口而出：“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光。不是，是和儿子、老公在一起的时光。”尽管，一家三口在一起时，儿子和老公常常会联合起来“对付”她。换成以前，袁咏仪肯定会委屈、落泪甚至大哭大闹。但现在，她觉得幸福满满。在她眼中，丈夫和儿子都是她的孩子。而一个人管两个“儿子”，像《龙门镖局》里的盛秋月一样，靠疯狂和发飙是做不来的。理智、智慧和耐心，是袁咏仪的“妈妈经”。

《龙门镖局》热播时，7岁的儿子慕童天天都会上网追着看。看完后他问妈妈：“妈妈你是不是很有名？你是不是拿过很多奖？”袁咏仪告诉他：“我和你爸爸，常常会去演某个人，然后以那个人的形象出现，是我们饰演的某个人很有名，我们只不过从事了一份常常会上电视的职业。当然，妈妈也拿过一些奖，但是，你才是妈妈最好的奖杯！”

当前，中国各地的复工复产方兴未艾，我在厦门亲身体验到当地政府对这一工作的重视。厦门市专门成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推进建设项目开复工领导小组、推进工业企业有序复产工作领导小组、推进服务业企业有序复工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全盘统筹，确保防控疫情与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真正用心用情帮扶企业恢复生产，全力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支持和保障。

厦门市委办公厅专门出台“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快推动建设项目有序开复工若干措施”，这一措施针对各行各业提供帮助，包括帮助解决企业用工需求、外来务工人员包车返厦、各领域防疫措施费补助、 建材供应保障等十几项措施。这些措施帮助企业解决实际中急需问题，为企业正常、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广大市民响应号召，科学防疫，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共同保护着城市安全复工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健康，充分体现了厦门的文明底色和大爱精神。

在我所经历的抗疫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同时，我也看到了中国精神和中国速度，一切都是以人民安危为中心。我们海外华侨华人从来都是与祖(籍)国的命运紧密相联，我深信，在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打赢这场阻击战。让我们团结抗疫，再一次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我在5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过61岁了。让一个过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第一个重要抉择

我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12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第二个重要抉择

1961年，我24岁的时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实践基础上，投身到软件领域来。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研究，它给我带来了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的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而懂硬件的人，却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就豁然开朗，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第三个重要抉择

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我想应该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个疙瘩，你后头两三句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后来因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从1962年，听了整整4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第四个重要抉择

第四个抉择是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在我作第四个重大抉择，搞照排的时候，我按照习惯，做一件事情，总是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所以我就急着看文献。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看了以后马上就知道了，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数字存储的，而中国随便一家都是落后的、过时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英语的快速阅读能力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年轻时候一定要学会奋斗。按国外的惯例，当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时候，必然自己是首先的实践者。我看第一个高级语言，第一个数据库，第一个操作系统等等，最新思想提出者往往是第一个实践者。因为别的人不可能利用你这种感情、这种精力来实践你的新东西。假如你的新思想自己不能实践，别人缺乏你这种感情，碰到困难以后也不知道要害关键的地方，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结果。这个新思想假如不实践，时间一过，它的创新就没有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轻的时候培养动手习惯，没有动手习惯，只想出出主意，很难取得大的成果。

第五个重要抉择

在80年代初，我们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企业化的道路。这件事情我们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们都讲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当时我们的艰难，到1986年也没有这么讲，说要把技术变成商品，当时那种氛围下，看不见前景。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就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市场化的道路。到1990年我们才有了点成绩，占领了市场。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们千万不要跟潮流，要预见到社会的需要，锻炼和培养自己。所以正确的名利观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科学以外的东西，应该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能力的培养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现在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是国家派出去的，还是自己出去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学到了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也希望把自己学到的东西贡献给祖国和人民。

青年医生傅震1988年去德国进修。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因成绩优良，获得了在德国行医的执照，还成为德国医学会会员。德国教授动员他留在德国，每月可得到奖学金5000马克，相当于人民币近2万元。这时候，他出国的签证限期快到了，他只要在申请延期的申请上签字，就能继续留下来。但是他想起祖国的医学事业多么需要自己的技术，想起自己从小就立下的为人民解除痛苦的心愿，毅然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按时回国了。

回国之后，他居住在一套24平米的房子里，还是和别人合住，条件很差。有人不理解他，问他回国图个啥？他只是说：“病人需要我。”他把个人得失放在一边，勤恳工作，成了一名出色的医生，后来还获得了“优秀中青年留学回国人员”和“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的称号。

高士其原名高仕锜，他从1935年起拿起笔来为当时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撰写科学小品，文章发表时均署名“高士其”。朋友们问起改名的动机时，他解释道：“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1918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

1925年夏，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2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高士其的姐姐突然因病去世，于是他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瓶子破裂，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在学期间，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年会代表，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从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1938年2月，高士奇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毛主席祝贺并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生。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离开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底，到广西养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食品，供应前线，并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发表文章，并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幸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1944年，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

1949年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1950年，参加全国科学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儿童科学画库》和全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当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主席、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士其以伤残之躯，撰写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余行科学诗，著书18本。主要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谈眼镜》、《炼钢的故事》、《高士其科学小品甲集》、《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等。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外界评价

高士其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被亲切称为“高士其爷爷”。高士其逝世后，中组部确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也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纪念高士其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高士其科学精神座谈会，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评价

“通过高士其在科普创作，特别是为众多青少年读者创作及其在解放后，为我国科普事业所做的历史性贡献来看，他的确堪称我国科普界的一面旗帜，他把科学交给人民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一代科普人，不断前进。”——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赵立新

“高士其先生是我从事科普创作的导师和引路人。当然在我们心目当中，高士其先生他是一位身残志坚的‘钢铁巨人’，也是一位在科普创作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座灯塔，也是一生都献给我们国家科普、科学事业的一面旗帜。在高老的鼓励下，从1981年开始，我就开始了科普创作，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我经常想到高士其先生。3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国家领导人和部委一些领导，和全国的许多高校的老师和同学的欢迎。我想，回顾这段科普创作的历史的话，我特别感谢高士其先生。”——中科院文联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郭曰方

罗杰·培根RogerBacon（约1214—1293），另翻译为罗吉尔·培根，英国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着名的唯名论者，实验科学的前驱。具有广博的知识，素有“奇异的博士”之称。

据说在十三世纪中期，英国学者罗吉尔·培根看到许多人因视力不好，不能看清书上的文字，就想发明一种工具来帮助人们提高视力。为此，他想了很多办法，做了不少试验，但都没有成功。

一天雨后，培根来到花园散步，看到蜘蛛网上沾了不少雨珠，他发现透过雨珠看树叶，叶脉放大了不少，连树叶上细细的毛都能看得见。他看到这个现象，高兴极了。培根立即跑回家中，翻箱倒柜，找到了一颗玻璃球。但透过玻璃球，看书上的文字，还是模糊不清。他又找来一块金刚石与锤子，将玻璃割出一块，拿着这块玻璃片靠近书一看，文字果然放大了。试验成功了，培根欣喜若狂。后来他又找来一块木片，挖出一个圆洞，将玻璃球片装上去，再安上一根柄，便于手拿，这样人们阅读写字就方便多了。

这种镜片后来经过不断改进，成了现在人们戴的眼镜。光是矫正视力的，就有青少年用的近视镜与老年人戴的老花镜，还有其他各种用途的眼镜，人们学习、工作就更方便了。培根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

贝克勒尔是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发现了放射性现象，并与居里夫妇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其实贝克勒尔与射线接触还是很偶然的事情，在早之前，贝克勒尔是主要研究荧光和磷光方面的专家，他们家族研究这一领域已经有六十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太大的突破，当他第一次知道了伦琴发现x射线，对此有了极大的兴趣。他在想X射线可能跟荧光属于同一机理，那是不是希望找到X射线与荧光之间有什么关系，荧光物质是不是也能产生这种射线呢？

为了验证这一想法，贝克勒尔开始了一系列的实验。贝克勒尔选择了硫酸双氧铀钾作为实验材料，它能在阳光下发出荧光，荧光不会穿过黑纸使胶卷底片曝光，而x射线却能穿透黑纸使底片曝光。他采用通常的办法，把铀盐放在用黑纸包严阳光透不进的底片上，在日光下曝晒，铀盐就发出荧光，荧光不会穿透黑纸，但是如果同时发出x射线，底片就会曝光。他把经过太阳暴晒黑纸拿到暗房，冲洗底片，结果出现了铀盐的黑影。说明底片确实已经感光，完全符合他原来的设想。他非常高兴地把结果告诉了同是科学家的父亲。一向严谨的父亲觉得这个实验似乎还有不够严谨的地方，需要反复论证才行。

贝克勒尔遵守父亲的教诲，又反复试验。有一次，他准备再做试验，但是天公非常不作美，连着好几天都是阴雨天气，太阳公公就是不肯露面，没法继续。没办法，他只好把准备好的底片用黑纸包好，连同铀盐包一起放到实验室的抽屉里。为防止黑纸包散开，他还放了一把大钥匙压在上面。贝克勒尔又去忙别的事儿了。三四天过去了，天放晴了，贝克勒尔要继续做试验了，他突然想起来放在抽屉里的底片是不是还是原样得检查一下。很意外，他打开看时候，发现包裹的底片已经曝光了，上面铀盐包和钥匙的影像非常清晰。贝克勒尔很惊愕，呆呆地椅子上，头脑一片混乱，他疑惑为什么会这样？不过，他立马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发现又兴奋起来，他想到这种作用肯定是在黑暗中进行的，与日晒和荧光都无关，铀盐自己辐射了一种神秘的射线。

这个新现象打破了贝克勒尔原先似乎完美的推断，他想：“我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其实铀盐本身就会放出一种射线，从而让底片曝光，与日晒没有关系。”一个新的思路又在贝克勒尔的脑海中形成。他深深叹了一口气，有些沮丧又有些希望，暗暗对自己说：“让一切从头开始吧。”他又多次进行了试验，最终贝克勒尔发现，所有放在铀盐旁边的底片都会曝光。铀盐确实能发出一种射线，人们看不见，而它也不同于x射线，是一种新射线。贝克勒尔称之为“铀射线”。于是贝克勒尔便第一个发现天然放射性物质铀，并且观察了铀原子的自发衰变的放射现象。“失败是成功之母”，贝克勒尔及时调整失败试验的教训和思路，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果然是“妙手偶得之”的发现。

七十多年前，老舍先生在北京西直门内南草厂胡同的一所高等小学堂读书。他学习刻苦，待人诚恳，同学们都爱接近他。有个名叫高煜年的满族同学，更是和他形影不离。

这一年初春，东风劲吹，气候干燥，古城的上空，几乎每天都飘满了千姿百态、五颜六色的风筝。一天，国文老师孙焕文触景生情，出了一个《说纸鸢》（纸鸢即风筝）的作文题，让同学们当日写完。

老舍文思敏捷，词汇丰富，不一会儿就写好了。可小高却仍在那儿紧锁眉头，苦思冥想。老舍等得不耐烦了，便走到小高面前，悄悄地说：“让我给你起个头吧！快点交卷，咱们好去放风筝。”小高一听，眉眼顿开，连声说：“你真好！够朋友！”

第二天国文课上，孙老师显得特别高兴。他眉飞色舞地对学生们说：“这次作文，不少同学大有进步，尤其是高煜年同学的文章，破题得体，先获吾心。”接着，情不自禁地高声朗诵起来：“纸鸢之为物，起风而畏雨，以纸为衣，以竹为骨，以线索之，飘荡空中……”

老舍和小高望着老师那副被陶醉的神态，止不住偷偷笑了起来。孙老师发现后，奇怪地问道：“你们两个笑什么？难道我读错了吗？”“孙老师，您没读错，不过……”“不过什么？”孙老师追问下去。

这时，老舍和小高四目勾留，深感自己不该弄虚作假，欺骗老师，便把真情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从此，老舍再也不做这种事情了。直到临终之前，一直保持着笃诚坦率的品德。

中国女排后起之秀当中，最出名的就是朱婷、袁心玥，身高2米的袁心玥被球迷们亲切的称为“小苹果”。袁心玥高点快球和高点拦网威慑力超强，不过中俄生死战郎平并未令其首发，打乱了俄罗斯赛前部署，并且给自己留一张底牌、一个秘密武器。

郎家军连赢两局之后，头号重炮朱婷体力有所下降，俄罗斯队在科舍洛娃、冈察洛娃、谢尔班三叉戟带领下背水一战扳回一局。第四局中国队一直被对手压制，8-11落后局面岌岌可危，一旦被对手拖入决胜局，就将陷入被动。

这个时候，郎平想到了袁心玥，这位绰号小 赵蕊蕊的副攻天才不辱使命，一上来就是一个漂亮的背飞钉地板!尽管袁心玥本届世界杯发球没发挥出来，但大赛气质决定了她越到关键时刻，越敢于下手，两次发球直接得分，帮助郎家军将比分追成12平!挽狂澜于既倒!

这个时候双方球员都极为紧张，中俄无论谁输掉，谁就提前失去了冲冠希望， 刘晓彤就在机会球手软，重扣变成了轻打，导致中国队15-17重新陷入被动。而袁心玥凸显大心脏，短平快命中，紧接着她的拦网直接摁到科舍洛娃的头上，将比分追成了17平!令俄罗斯头号重炮出洋相蒙羞，也极大提升了郎家军士气!

不甘心的俄罗斯19-17再度领先，袁心玥反击快球打长线，球落在后排空当，俄罗斯队目瞪口呆!而随后，袁心玥的近体快又将比分追成20平!最后白热化的比拼，袁心玥发球轮接连破坏俄罗斯一传，中国队奇迹般连得5分，25-20拿下!

袁心玥第四局中段才临危受命，等于只打了半局球，却收获了7分，得分效率比任何人都高!袁心玥5次扣球4次得分，1次被防起，没有任何失误，扣球命中率80%!3次拦网1次得分，两次形成阻挡，没有1次失误!8次发球2次直接名人故事：中国女排袁心玥比肩84年神迹CE球，6次破攻，没有1次失误!2次救球1次成功，1次一般，仍然没有1次失误!换句话说，袁心玥本场比赛竟然没有出现任何错误!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袁伟民换上侯玉珠，她出其不意的怪异发球，帮助中国队拿下关键分，赢得了金牌。而较之31年前的经典一幕，袁心玥表现更为疯狂，她发扣拦全面爆发贡献7分，让女排比分紧咬起势的俄罗斯。20平之后凭借她的发球轮，搞得俄罗斯一传兵荒马乱，从而带领中国队笑到最后

著名作家巴金的读书方法十分奇特，因为他是在没有书本的情况下进行的。读书而无书的确算得天下一奇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巴金说：“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原来他的读书法就是静坐在那里回忆曾经读过的书。这样有许多好处：

(1)不受条件限制，可以充分利用时间。巴金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有一位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型，《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当时没有电，也没有蜡烛，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能读书，而是在黑暗中静坐回忆书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另一个例子是他自己在十年内乱中的亲身经历。他说：“‘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了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了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来阅读?他们忘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这两个事例说明，在一切不具备正常读书条件的情况下都可以“读书”。

(2)温故而知新。通过回忆，将过去读过的书拿出来一点点地咀嚼，就象牛反刍一样，能进一步消化吸收。每回忆一次都会有新的理解，新的认识，新的收获。

(3)能够不断地从已读过的书中吸取精神力量。巴金说：“我现在跟疾病作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神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消耗的。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1899年底，26岁的梁启超受康有为指派，去檀香山开展保皇会的一些工作。檀香山属于东西方交汇之地，要跟洋人沟通交流，没有翻译不行，翻译水平低了也不行。梁启超不懂英文，这就成了开展工作的一个很大障碍。何蕙珍小姐，就是此时与梁启超结识的，成为梁生命中一个发乎情而止乎礼的红粉佳人。

何蕙珍是华侨商人的子女，芳龄二十，精通英文，口语尤佳，那些本地男子都比不上她。而且何小姐有学问有见识，喜欢畅谈国事，多有见地，其16岁就为学校教师，巾帼不让须眉。那天晚上，何蕙珍父亲宴请梁启超，请他演讲，何蕙珍翻译。席间作陪的除了当地华商外，还有几十名当地西人名流，大家都仰慕梁启超之才，以能亲耳听到他的演说为荣幸。梁启超本来心存顾虑，唯恐译者词不达意，谁知何蕙珍出色地完成了翻译。第二天整个檀香山的报纸，都刊登了梁启超的演说内容，一时间声名鹊起，大大增加了他的影响力。

那天晚上，何蕙珍粗头乱服犹如村姑，梁启超根本没有将她打上眼。等到何蕙珍出场口译时，其目光炯炯，大放异彩，让梁启超惊为天人。梁启超演说完毕，何蕙珍跟他握手，含情脉脉地说道：我万分敬爱梁先生，可惜仅仅是爱而已。今生也许不能在一起，但愿来生能够跟先生相厮守。希望先生送我照片，了却我的心愿。一个女子初次跟梁启超见面，就说出这样让人脸红心跳的话来，这不摆明了是求爱吗？梁启超何等聪明之人，岂能不知？可惜他的表现却大煞风景，唯唯诺诺，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到最后居然落荒而逃。

那时在檀香山，华人因为入乡随俗，早已经接受了西人恋爱自由的观念，因此何蕙珍这样的表白，根本不值一提。其实梁启超对何蕙珍也是心有所属，特别是知道何蕙珍在报纸上用英文与污1蔑他的造谣者论战时，更是非常感动，当即送去了照片，何蕙珍回赠了他两把扇子。

后来何蕙珍又托人前来提亲，表明愿与梁启超长相厮守的心愿，可惜梁启超以自己流亡之身，随时有生命危险，怕拖累别人又拒绝了，其后见面时更以兄妹相称，算是断了何蕙珍的念想，也给自己的檀岛之恋画上了句号。这可苦了何蕙珍，其他的男子都不能让她动心，她早就发誓此生非梁启超不嫁，从此抱定独身主义，终了一生。

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

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

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

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

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而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不知道中国。陪同的人对吉鸿昌说：“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1932年，吉鸿昌回国，率领抗日同盟军，转战长城内外，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后不幸被敌人诱捕，就义前他写下了正气凛然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分析：“我是中国人”，一声惊天霹雳，一身铮铮铁骨，吓退了多少人，惊醒了多少人。不以国弱而耻辱，不因国破而逃亡，这既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又维护了个人的尊严。

有这样一个人，1939年出生于河南省宝丰县，家里很穷，乳名叫“驴娃儿”，从小哪都没去过，10岁前连自己的村子都没出过，每天要做的就是帮助父亲撒肥、锄地、浇水、养猪、放羊、割草、捡柴禾。虽然父亲一字不识，但他有一名贤明的母亲，母亲坚持让他上完了高小，但村里没有初中，母亲绞尽脑汁打算让驴娃儿的三姐领他来到北京的大姐处，然后在三舅和两年前已到香港定居的二姐的帮助下去香港读书。这样的决定在当年是一件大事，而且妒娃儿父亲肩上的担子很重，且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已经能够做他的左右手，所以不愿放儿子走。但驴娃儿的母亲有更高的见识和期待，坚持要把儿子送出去念书。当年是1951年，空里太穷了，仅剩了一点粮食，母亲给驴娃儿做了几个馍装在小包袱里，然后从未出过远门的驴娃儿就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到了香港。

12岁的小驴娃儿到了香港，尽力克服语言交流不便及生活艰难等诸多困难，读书也很刻苦，但他强烈思念在河南家乡的父母，母亲瞒着生活的艰辛和驴娃儿父亲患病的消息，来信劝慰驴娃儿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求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驴娃儿在刻苦攻读之下，1957年在香港培正中学毕业；1958年年19岁的他赴美国深造；196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又到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1982年起任教授从事电子材料基本性质等领域的研究；1998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授予崔琦与德国、美国两位科学家，表彰他们发现并解释了“电子量子流体”这一特殊现象；2000年，当年的驴娃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4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2005年被聘为中科院荣誉教授……

这个驴娃儿大名为崔琦，是继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等人之后，第7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1959年大跃进期间崔琦的父亲去世，母亲没对他透露一点儿消息，之后9年，母亲依然独自忍受艰难，61岁高龄时还在茅草庵，都没有对儿说个“不”字，直至在艰难生活中寂寞离世。

著名节目主持人杨澜曾去美国彩访了崔琦。杨澜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杨澜当时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等等。但是当年的驴娃儿崔琦却说，他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宁愿为父母抛弃现今的一切，因为如果他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也许父母就不会那么艰难……一席话，崔琦留下了热泪，杨澜和现场的外国记者、摄影师也泪流满面。

孝心无价。崔琦甘为父母弃荣华，真的是发自肺腑之言，也更加感人至深，令人唏嘘为已。

2009年12月13日，巨星陨落。美国经济学泰斗、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保罗·萨缪尔森在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94岁。

天造地设——“出生了三次”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自己说，他实际出生了三次。

第一次当然是他的自然出生。其后的两次都跟经济学息息相关。1931年，当15岁的萨缪尔森考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后不久，他就将自己的出生日期改为1932年1月2日，因为这一天是芝加哥大学开学的日期，也是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这个伟大的学科邂逅的日子。那天早晨8点，当萨缪尔森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大学讲堂时，讲座主题刚好是马尔萨斯脍炙人口的人口理论，天才少年立刻被神奇的经济学所吸引。那一刻，经济学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经济学。

萨缪尔森的第三次重生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时间是1940年。这一年，他开始任教，并用他的经济学天才思维开创了该校经济系的新气象。在他的带领下，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系从1940年时一个尚未招收研究生的教学型小系，成为当今经济学界顶礼膜拜的圣地，学生包括克莱因、默顿、阿克洛夫、恩格尔、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

萨缪尔森曾说过：“如果说经济学是为我而设的，也可以说我是为经济学而出现的。”他甚至在演讲中以第三人称来描述经济学与自己的关系：“经济学这一行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而他也不枉负“天造地设”这个词，他对经济学研究具有别人无法想象的热忱，“说他做梦都在思考工作也不为过”。外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工作在他眼里却是另一番景象：“让我干这么好玩的工作，还要付给我这么多钱，我真是捡了大便宜了！”

对工作的激情，再加上萨缪尔森的天才头脑，造就了经济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萨缪尔森几乎“染指”了经济学的每一块领域，他自己就曾宣称：“我的手指动过了每一块馅饼”；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70年为他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也称赞他的着作“几乎涉及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所有领域”。确实，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显示性偏好公理，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与完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的要素价格均衡定理，还有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乃至福利经济学中的社会福利函数，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中，无不留下了萨缪尔森的名字与足迹。

他所着的《经济学》初版于1947年，迄今已出了19版，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光是英文版的全球销量就超过400万本，是30年间美国最畅销的教科书。可以说，《经济学》是每一个步入经济学殿堂人的必备钥匙。从这个角度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经济学人士都是萨缪尔森的学生。而萨缪尔森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领域，其重要性对于每一个学过经济学的人也不言而喻。“如果经济学没有萨缪尔森，人们就会像在牛顿出现之前处理力学问题那样（茫然无措，艰辛无比）。”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詹姆斯·波特巴对萨缪尔森的悼词如是说道，共鸣者众。

回顾萨缪尔森的一生，可谓与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与经济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1931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大萧条之中；最后一次与经济学会面是2009年，遭遇2008年经济危机的世界经济复苏曙光初现，“生于危机，故于危机”，为经济而生的萨缪尔森真正做到了善始善终。

孙子名武，是齐国人。他和司马穰首一样，是齐国田完的后代，也是著名的军事家。当时齐国正发生内乱，孙武觉得不如去其他国家去发展，或许能发挥自己的才华。恰好当时南方的吴国在国君的领导下，国力强大，孙武就一个人离开了齐国，去了吴国，希望能得到吴王的重用。在吴国，孙武认识了伍子胃，和他成为好朋友。在那里，他还写了13篇兵书，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孙子兵法》。

过了几年后，公子光刺杀了当时的吴国国君，自立为君，称阖I}o公子光当上国君后，任用了伍子胃等一些贤臣，并四处寻找有才华的人，希望能够让吴国更加强大。于是伍子胥就对吴王阖推荐了孙武。

听伍子胥说孙武精通兵法，吴王阖i}就接见了他。阖阎说：“您的13篇兵书我全部都看过了，您可以尝试着来操练一下军队让我看看吗？”孙子回答说：“当然可以。”阖I}}说：“那您可以试试操练妇女吗？”孙武又回答说：“可以。”阖IFII就让他把妇女当做士兵进行操练，之后叫出自己宫中的美女，一共180个。孙子把她们分为两队，再让吴王阖间最宠爱的两位侍妾分别担任两队的队长，并且让每个人都拿一支戟。安排妥当后，孙武问她们说：“你们都知道自己的左手、右手、心口和后背吗？”妇人们回答说：“知道。”孙子说：“我说向前，你们就看心口所对的方向；我说向左，你们就看左手的方向；我说向右，你们就看右手的方向，我说向后，你们就看背的方向。”妇人们答道：“是。”孙武宣布完了号令以后，就摆好大斧和钱等刑具，又把刚才已经宣布过的号令再次讲说明白。做完那些事情后，孙武就击鼓，命令妇女们向右，妇人们都大声笑了起来。孙子说：“纪律还不清楚，号令也不熟悉，这是将领的过错。”于是又反复把纪律和号令交代讲解，然后又击鼓命令她们向左，妇女们还是哈哈大笑。孙子说：“纪律弄不清楚，号令不熟悉，这是将领的过错；现在纪律和号令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你们却不听从我的命令行事，那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孙武就要杀左、右两队的队长。吴王阖间正在台上观看，看见孙武要杀自己的两个爱妾，大吃一惊。急忙派使臣传达命令说：“我已经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我要是没有了这两个侍妾，就是吃起东西来也不会觉得香甜，希望你不要杀了她们。”孙子回答说：“我已经接受大王您的命令担任将军，将领在军队里，国君的命令有些是可以不接受的。”于是斩杀两个队长，拿她们的人头示众。然后按照顺序任用左右两队的第二个人作为队长，再次击鼓发令。这一下，妇女们不论是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跪倒还是站起都符合号令和纪律的要求，再也没有一个人敢发出声音。于是孙子派人向吴王报告说：“队伍已经操练整齐，大王可以下台来视察她们的演习。大王怎么用她们都可以，即使是叫她们赴汤蹈火也没有问题。”这时的阖i}，正在为孙武杀了他的两个心爱的美人感到心痛，一点心情都没有，就回答说：“将军你不用操练了，回房间休息去吧。我不想下去检查了。”孙子感叹地说：“大王只是欣赏我对您说的那些兵法，却不能真正来加以使用。”

从此，吴王阖阁知道孙武是真的善于用兵，最后终于任命他做了吴国的将军。吴王阖间三年(公元前512年)，吴军征伐楚国，攻占舒邑。阖间想顺势进攻楚国首都，孙武对他说：“我军征战多时，已经很疲劳，现在攻打郧都，时机还不成熟。”吴王听取了他的意见，停止征伐。公元前511年以后，吴军连续三年征讨楚国，相继攻占楚国的六邑、邑、居巢。

吴王阖I}九年(公元前506年)，吴王再次就攻打郧都一事征询孙武的意见。孙武和伍子青都认为时机基本成熟，建议吴王联合唐、蔡二国军队共同讨伐楚国。孙武还为阖阎设计了一整套作战计划，吴王欣然采纳。吴王出动全部军队，与唐国蔡国组成联军，西进伐楚。楚国也发兵抵御，双方在汉水大战，楚军大败奔逃。吴王纵兵追击，五战五捷，攻克郧都。吴军击败楚国，威震齐国和晋国，孙子功劳甚高。破楚之后，孙子隐居起来，再也没人知道他的去向。

今天是新年的第二天，一片祥和的休假气息中，我对着车讯网总编辑一顿狂吼之后，开始写这份市场部布置的“作业”。

这份“作业”——介绍职场上的成功经验，多少让我心存忐忑。时至今日，虽然从职位上，我是车讯网CEO，也曾被冠以汽车互联网圈“铁娘子”之类的绰号，但距离“成功”两个字，我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在互联网的这条道路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朝圣者，一心向着罗马的方向前行。在这一路上，不曾奢望成功，只能靠信念拼搏且从未放弃信念。曾有一位我深深尊敬的互联网导师这样评价我：“中人之姿，中人之智。唯努力可取，其余泛泛。”自己深以为然。

如果一定要讲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吧，我承认我是个工作狂，或者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女魔头”。如果工作狂是一种病，我已经病入膏肓。在做记者时，怀孕7个多月还在采访飞行，坐月子期间还在同时发稿；刚刚接触网络的转型期，曾有半年时间坚持6点钟左右到公司；曾为了那些重大项目，持续一周平均睡两到三个小时……

当然，这些在一个真正的创业者眼中，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对我而言，唯一的区别是把别人眼中的每一次打工，都当成自我的一次创业。我认真而努力地对待每一份工作。《杜拉拉升职记》中描述的各种激烈职场政治，我几乎都视而不见。为公司工作，站在公司的利益和角度看问题，是我一直没有改变过的初衷。记得早年在腾讯打工时，就腾讯汽车的发展问题，我直接在内部通讯系统上跟马化腾聊了半个小时。事后，有同事善意提醒：“你知道自己跟马化腾差多少层级吗？十二级。”自此，由衷地欣赏马化腾。他没有因为一个新人的孟浪而对意见置之不理，而是认真地沟通和倾听。这也让我学到，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对人的平等和尊重要来自天然和本性。

或许正是由于我在公司政治上的“白痴”和鄙视导致我加倍工作狂起来。可以说，工作狂的冲动，并不来自于外在环境，而是根植于我的内心，在于我想改变自己和改变环境的渴望。很多全球经济学家形容中国时，都会用到一个词“thirsty”。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对于做成事情的渴望，通常会非常强烈。正是这份强烈的渴望，驱使我一路狂奔。“没有伞的孩子，只能一路奔跑”。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没有伞的孩子。没有骄人的学历，没有优越的背景，也没有过人的智商，只有勤奋和努力，是我起点和支撑点。

因为工作狂，在管理风格上，我为人苛刻，锱铢必较，甚至脾气暴虐，强迫症一样的驱动自己和别人，曾经多次高喊“不疯狂，就死亡”。做我的直接下属，有时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一些人因此而背弃了我，而另一些人却习惯与我为伍，接受我的“虐待”和疯狂。

自然，我并没有因为一部分人的背弃而停止工作狂的状态。原因很简单，在职业的丛林里，我们最终只能选择价值观趋同的人。特别是在创业初期，统一的价值观会最大程度的降低沟通成本，提供快速成长的基本动力。从这一点上，我喜欢做个单细胞的动物，同时也喜欢和很多单细胞动物一起生存长大。

简单地说，职场是一个“噪音”工厂。这些噪音时常释放各种诱惑，各种纠结。（励志歌曲 ）属于我这类的单细胞动物+工作狂们只能听从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发自我们的内心：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成功是给予努力者的奖赏。

三个月前，蒙实力雄厚的资方信赖，我接手了车讯网，希望通过自己一如既往的工作狂状态把车讯网打造成最值得信赖的汽车网站。三个月来，车讯网明确了“精明买车明白用车”的方向，流量已经翻了三番，在清华大学汽车实验室展开的“拆车坊”已经推进，同时稳定了自己首次购车用户和享乐型白领的用户人群，接下来，会继续在团购、用车和移动方向持续发力。三个月的时间很短，工作狂还在继续，希望在三年后，车讯网能够达成我们的既定目标——成长为最值得信赖的汽车网站。路很长，工作狂们一直在路上。

在我曾经工作并喜爱的平面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总编辑沈颢的一句话被奉为经典：“我相信，总有一天，那些与生俱来的光荣和梦想会全部到达！”最后想说，这句话，是我这个工作狂的圣经，这些年来，它一直指引我向上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