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一生的故事【热门20篇】

约翰的母亲配了助听器，家里顿时安静了下来。过去大家总是听见她在厨房用力地关柜门，将锅盆撞击得锵锵震耳；餐桌上每当她放下碗时，大家更极力地忍耐那碗底与玻璃桌面的强力撞击。尤其使人受不了的是她推电锅，如同粉笔滑过滞涩黑板时令人汗毛耸立的锐利音响。

可是，一下子全不见了！甚至她忙碌地在厨房工作，都令人难以觉察，反倒是，当她刚配上助听器，走出医院时，第一句话就是：这里的车子怎么那样吵？回到家，更是麻烦了！老人家开始抱怨每个人说话的声音太大，又说鹦鹉叫得令她想过去把它掐死，甚至电话铃响和别人打喷嚏，都能把她吓一大跳。

于是过去唯恐铃声不够大、甚至得将无线电话放在她枕边的事情，全做了180度大转变，亲友未进门，更得早早叮嘱：别再对着老人家的耳朵猛喊。

尤其妙的是，她自己的嗓门也突然降下了一大半，过去如洪钟的声音，顿时变成了低语，好像说的都是秘密，她说不敢大声，因为怕炸了自己的耳朵。

跟着老人家便有些得意了起来，笑着警告家里每一员，以后别想再背地里说她坏话，因为连其他人关着门讲话，她都可能听得见。指着自己的耳机，老人家说：“我的耳朵比你们强，可大，可小，碰到你们讲悄悄话，只要我把耳机调大声一些，就成了顺风耳！”老人家果然厉害得有些可怕，走在街上，邻居老太太正跟媳妇聊天，年轻人尚且没有听见说什么，老人家却老远地搭上了话，敢情她全听到了，原来是因为过去耳朵不好时，她是半听半猜，日久几乎能从对方嘴唇的移动，来猜想内容，如今听力增进几倍；加上“看”的功夫，自然有了过人之能。

当然助听器也有缺点，就是只戴在右耳，声音即或发生在左边，她也觉得从右边传来，过去大声讲话，她的裸耳还能听见，现在右耳变得敏锐，左耳就完全没有用了。在花园里，只见她一面种菜，一边不断地转头四顾，寻找啁啾的小鸟和鸣蝉；行在街上，后面有车驶近，老人家总是做成要躲避的样子，正如她所说：前10年，不知是怎么过的，倒没让车撞上，只是也没觉得世界这么吵。

这世界真有这么吵吗？对于不觉得吵的人，会不会正像是母亲未戴助听器前，自己反而是噪音的最大制造者？同样的，作画时用强烈色彩的艺术家，吃饭时要大咸大辣的老餐，只怕实际上，对色彩和味道的感觉，反而比一般人来得迟钝。至于那些一天到晚觉得生活太单调的人，恐怕不是真单调，而该怨自己体味生活情趣的能力太差。

今天，我把自己所摘抄下来的名人故事看了一遍。张海迪1995年出生在山东济南。他本来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父母都很喜欢她。可是天有不测风云。5岁时，因病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生活不能自理。

医生会诊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病情反复发作，5年中他被迫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取6快，最后高位截瘫。就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现在只能整天并我在床上了。看着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一起跳皮筋，高高兴兴地一起背着包上学校，张海迪幼弱的心灵，被痛苦压碎了。她狠狠地捶打着自己失去知觉的双腿，悲伤地哭喊着：”妈妈，我要走路！我要上学！“这个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年轻姑娘从没进过学校，童年起就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自学知识，她先后自学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专业课程。张海迪十五岁时随父母下方聊城莘县一个贫穷的小村子，但她没有惧怕艰苦的生活，而是以乐观向上的情深奉献自己的青春。在那里她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教书，并且克服种种困难学习医学知识，热心地为乡亲们针灸治病。在莘县期间无偿地为人们治病一万多人次，受到人们的热情赞誉。

我的感想是：张海迪虽然从小就没有上过学校，但是她没有因为种种困难打倒，而是毫不退缩地迈出通向成功的步子。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海迪的这种可贵的精神，永不退缩，坚持不懈，向成功之宝出发！

在祖国大地上，一个瘫痪姑娘谱写高昂生命之歌，震撼了亿万青年心灵，人们从她身上汲取强大精神力量，使自己情操变得更加高尚。她谁？她就八十年代新雷锋——张海迪。

命运向张海迪挑战。五岁时，她就得了硬脊膜外血管病变。此后十六年间，她先后动过四次大手术，摘除了六块脊椎板，使她从第二胸椎以下，即占三分之二躯体失去了知觉。

张海迪命运很不幸，可在党和人民抚育、关怀和帮助下，她没有沮丧，而以顽强毅力向命运挑战。她克服种种困难，自学了小学和中学基本课程，阅读了一千多册政治、文学、医学、外语等方面书籍；自学英语达到大学程度；翻译了十六万多字英文作品和资料；她还不顾自身病痛，用自学医学知识和中医针灸技术，为群众治病一万人次以上。她满腔热情地帮助周围青年学习、工作和进步，使他们奋起革命精神，在工作中做出贡献。她在高考预选中得四百三十六分而不能跨进校门，却鼓励和帮助别青年进了大学，她自己不能进工厂劳动，到边疆保卫祖国，却鼓励和帮助别青年成为先进生产者、战斗英雄。

这一个奇迹吗？确实一个奇迹。那么什么力量使这样一个不会走路姑娘生活得如此坚强呢？她对人民、对共产主义道德信念驱使。她说过：“只要我活着，就要为人民服务。我愿意把自己一切献给党，愿意把自己青春献给壮丽共产主义事业。”

戴尔·卡耐基（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导师和成功学大师）

“他不是最坏的男孩，而是最聪明但还没找到发泄热忱的地方的男孩。”

小时候的卡耐基是个公认的坏男孩。他9岁那年，父亲把继母娶进了门。当时他们父子俩居住在密苏里州玛丽维尔附近的一个小市镇，父亲经营着一个小小的农场，家里非常穷，吃不饱穿不暖，而继母则来自较好的家庭。

父亲一边向她介绍卡耐基一边说：“亲爱的，请注意这个全郡最坏的男孩，他简直让我头痛死了，说不定他会在明天清晨之前就拿石头扔你，或做出什么别的坏事，总之他会让你防不胜防。”

出乎卡耐基意料的是，继母微笑着走到他面前，托起他的头看着他，接着又看着丈夫说：“你错了，他不是全郡最坏的男孩，而是最聪明但还没找到发泄热忱的地方的男孩。”继母的一席话说得卡耐基心里热乎乎的，眼泪几乎快要滚落下来，因为在此之前，从来都没有人称赞过他聪明，父亲、邻居、老师都认定他是坏男孩。

就凭着这句话，他和继母开始建立友情；也正是这句话，成为激励他的动力，使他日后创造了“成功的28项黄金法则”，帮助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走向成功和致富的康庄大道。

沃尔特·克朗凯特（享誉全美的知名主持人、记者，被誉为美国“主持人之父”和“全美最受信任的人”。）

“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从孩提时开始，克朗凯特就对新闻颇感兴趣。14岁那年，他成为学校自办报纸《校园新闻》的一名小记者。休斯顿市一家日报社的新闻编辑弗雷德·伯尼先生每周都会到克朗凯特所在的学校讲授一小时的新闻课程，并指导《校园新闻》报的编辑工作。

有一次，克朗凯特负责采写一篇关于学校田径教练卡普·哈丁的文章。由于当日有一场同学聚会，克朗凯特敷衍了事地写了篇稿子就交了上去。第二天，弗雷德把克朗凯特单独叫到办公室，指着那篇文章说：“克朗凯特，这篇文章很糟糕，你没问该问的问题，也没对他做全面的报道，你甚至没搞清楚他是干什么的。”接着，弗雷德说了一句让克朗凯特终生难忘的话：“你要记住一点：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在此后70多年的新闻职业生涯中，克朗凯特始终牢记着弗雷德的这番训导，对新闻事业忠贞不渝，直至2009年7月17日在纽约家中病逝，享年92岁。在美国新闻史上，克朗凯特是一个忠实履行新闻职业精神的传奇人物。

瓦尔坦·格雷戈里安（美国布朗大学前校长，现任卡内基基金会主席）

“你可以失去美丽，也可以失去健康和财富，但决不能失去性格。”

格雷戈里安的童年十分不幸，6岁那年，母亲便因病离世了，是祖母在伊朗的山区将他带大的。格雷戈里安的祖母也是个很不幸的女人，由于战争和疾病，她失去了所有孩子，虽然命运对她十分不公，但她并未因此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她无法让格雷戈里安过上富裕的生活，却给予了他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为了让格雷戈里安从失去亲人的阴影里走出来，健康快乐地成长，祖母时常告诫他：“孩子，有两件事你一定要记牢：第一，是命运，那是你无法控制的；第二，是你的性格，那可是在你掌握之中的。你可以失去美丽，也可以失去健康和财富，但决不能失去性格，因为它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中的。”

祖母的这番话在格雷戈里安的成长道路上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从中吸取了足够的动力，用以激励自己奋发向上，一步一个台阶地迈向人生高地，1989年他当选布朗大学校长，1997年当选卡内基基金会主席。

威廉·奥斯勒（加拿大医生、学者，是“他所在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医学界大人物之一”）

“最重要的是不要去看远方模糊的事，而要做手边清楚的事。”

1871年春天，加拿大蒙特瑞综合医院的医科学生奥斯勒的生活中充满了忧虑，他担心怎样通过期末考试，担心该做些什么事情，该到哪儿去，怎样才能开业，怎样才能过活。

一天，他在一本书上看到了对他的人生产生了莫大影响的一句话。此后，他创建了全世界知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成为牛津大学医学院的钦定讲座教授—这是在大英帝国学医的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他还被英国皇帝册封为爵士。他死后，整整两大卷书厚达1466页的篇幅记述了他的一生。

奥斯勒在1871年春天看到的那句话是由着名历史学家汤玛士·卡莱里所写的：“最重要的是不要去看远方模糊的事，而要做手边清楚的事。”42年后，一个郁金香开满校园的夜晚，奥斯勒在耶鲁大学发表了演说，他忠告耶鲁的学子，要以耶稣的祷词来开始每天的人生：“我们今天需要的粮食，请今天赐给我们。”他在讲演中强调，为明天做最好的打算，就是对今天的工作投入全部的心智和热情，这是你赢得未来惟一有效的方法。

斯科特·汉密尔顿（美国前着名花样滑冰运动员，现为着名体育评论员）

“上天给你的生命不过是许多分钟，你必须好好利用每一分钟。”

汉密尔顿的母亲原来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但她十分珍惜时间，充分抓住每一分钟刻苦自学，后来终于成为鲍灵格林大学婚姻家庭系的副教授。

她经常对汉密尔顿说：“上天给你的生命不过是许多分钟，而且是有限的，从你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你就只有这么多分钟的生活，因此，你必须好好利用每一分钟。”

受母亲的影响，汉密尔顿也十分珍惜时间，他抓紧每一分钟训练，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丰厚的回报：他是1981年——1984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连续四届冠军和1984年第14届冬奥会冠军。

退役后，他创立了Stars on Ice世界花样滑冰明星表演团，并成为着名体育评论员，经常参与美国cBS电视台和nBc电视台花样滑冰节目的解说。

托妮·莫里森（美国黑人女作家，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你并不在那里生活，你生活在这里。”

由于幼时家境贫困，从12岁开始，每天放学后，莫里森都要到一户富人家打几个小时的零工，十分辛苦。一天，她因工作的事向父亲发了几句牢骚。父亲听后对她说：“孩子，听着，你并不在那里生活，你生活在这里—在家里，和你的亲人在一起，所以只管去干活就行了，然后拿着钱回家来。”

在那之后，莫里森又为形形色色的人工作过：有的很聪明，有的很愚蠢，有的心胸宽广，有的小肚鸡肠，但她从未再抱怨过。

莫里森后来回忆说，她从父亲的那番话里领悟到了四条人生经验：一、无论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做好，不是为了老板，而是为了你自己；二、把握你的工作，而不让工作把握你；三、你真正的生活，是与你的家人在一起；四、你与你所做的工作是两码事，你该是谁就是谁。

第一眼见到茶妈妈杜春峄，觉得她真年轻，完全看不出她已经六十多岁了。她穿戴着布朗族的传统服饰，站在茶树林小路旁的一棵树下，双手交叠在身前，面带笑容，朝每一个前来参加茶祖祭祀的客人道一句：欢迎。

我从她面前经过，故意放慢脚步，忍不住抬头多看她两眼。她发觉了，偏头冲我笑笑，亲切又朴实。她个子很高，皮肤是高原女人常见的黝黑。我注意到她放在身前的双手，那是一双常年劳作的手，一点也不像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

三月份的时候，知道我在收集关于云南手作人的故事，朋友便问我，要不要跟他去一趟普洱，带我去见一位做了一辈子茶的老人。

我喜欢喝茶，但对制茶一点也不了解。我对茶的最初记忆来自我的外婆，小时候，我常常跟外婆走很远的山路去茶园摘茶叶。天未亮就要出发。外婆说，清晨露水下的茶叶最嫩最好。茶叶采摘后，外婆当天就会将它们都放在一个大木盆里，用双脚使劲儿踩啊踩，然后晾晒干。那是最简易的制茶方式，朴实得没有一点花哨，但做出来的春茶挺香的，外公很爱喝。

因为这一点遥远记忆里的茶香，我随朋友去了普洱澜沧，飞机转机又乘几小时大巴，只为见一见这个一辈子与茶相伴的茶妈妈。

杜妈妈从十六岁开始就在澜沧景迈山上学习怎么制茶，一做就是四十多年，从一个小小的学徒到古茶公司的负责人，几十年的变迁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完，但其间的艰辛却鲜为人知。我从朋友发来的关于她的采访报道里了解了一些，但谈及那些波折与艰辛，她都只是寥寥数语。她似乎更愿意与人分享她的古茶园，古茶树，茶香，茶艺。

景迈山上有大片的茶园，山上居住着布朗族、傣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族民们靠山吃山，古茶园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珍宝，因此祭奠茶祖仪式世代传承了下来。茶妈妈每年都会亲自主持这场盛会，见她站在路口亲迎远道而来观礼的茶友，朋友悄悄跟我讲，她一点架子都没有哦!我说，你听听，大家都叫她什么?不是杜总，而是茶妈妈!亲切又贴切。

她把这片高原深山上的古茶园当成自己的孩子，也当成家。她不是茶商，而是茶人。她能清楚地记得景迈山有多少棵古茶树，也能清楚地知道，熟茶发酵时，应该洒多少水、开多大窗、盖多厚的被子。直至现在，她年纪大了，依旧会亲自去茶园采摘茶叶，制茶。

她拥有一颗匠心。

祭茶祖仪式那一整天她都很忙，我只有短暂的与她面对面聊天的机会。

我问她，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梦想?心中毕生追求?

她看着我，笑着摆了摆手，没有那么伟大，我只是喜欢茶。我在这片古茶园中长大，我为茶投入了青春年华，但它也回报了我永远年轻的心态与活力。

她说，你问我在困难黑暗的时期以什么来支撑着坚持这么久?因为这是我必须做的事，当一件事情成为你生命中心甘情愿的必须时，再多艰辛，你心里也会涌起一股强大的力量，推着你往前走。

我们常常说着坚持，可坚持却是最难的一件事，更何况几十年如一日，仅靠一点喜爱是不够的，还需要足够强大且坚韧的心。

心守一事，一生专注。有这样的态度，不管做任何事，在任何领域，都会成为非常出色的人。

培训课上，企业界的精英们正襟危坐，听管理学教授讲关于企业运营的报告。

站在讲台上的教授从包里拿出一只开口很小的瓶子放在桌上，然后指着旁边一个胀得圆鼓鼓的气球对大家说：“谁能告诉我，怎样把这只气球装到这只瓶子里去？当然，你不能这样，嘭！”教授滑稽地做了个气球爆炸的手势。众人面面相觑，都不知教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终于，一位女士走到台前，拿起气球小心翼翼地捏着。她想利用橡胶柔软可塑的特点，把气球一点一点地塞到瓶子里。但很快她发现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

教授看到没有人愿意再上来试一下，他拿起气球，三下两下解开气球嘴上的带子，“哧”的一声，圆圆的气球变成了一个软塌塌的小袋子。教授把这个小袋子塞到瓶子里，只留下吹气的口儿在外面，然后用力吹气。很快，气球鼓起来，胀满在瓶子里。

教授再用带子把气球嘴儿扎紧。“瞧，我只改变了一下方法。”

教授转过身，拿起笔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变”字，然后说：“现在，我们做第二个游戏。”他指着一个戴眼镜的男子说：“现在请你用这只瓶子做出五个动作，什么动作都可以，但不能重复。”

“眼镜”拿起瓶子、放下瓶子、扳倒瓶子、竖起瓶子、移动瓶子，五个动作很快就完成了。教授点点头，说：“请你再做五个，但不要与刚才做过的重复。”

“眼镜”又很轻易地完成了。

“请再做五个。”等教授第五次发出同样的指令时，“眼镜”突然大吼一声：“不！我宁愿摔了这瓶子也不想再让它折磨我的神经了！”“眼镜”把瓶子重重地放在讲台上，愤愤地走回到自己的座位。

精英们笑了，教授也笑了，他面向大家：“你们看到了，‘变’有多难！连续不断地‘变’几乎使这位先生发疯。可你们比我还清楚，商战中‘变’有多么重要。因为不变比发疯还要糟，那意味着死亡。”

精英们开始对这场别开生面的报告品出点味儿来了，他们微笑地互相交换着目光。

停了片刻，教授从包里拿出一只开口很大的瓶子放到台上，指着那只装气球的瓶子说：“谁能把它放到这只新瓶子里去？”

精英们都看到这只新瓶子并没有原来的那个瓶子大，直接装进去是根本不可能的。但这样简单的问题难不住头脑机敏的精英们，一个高个子中年 男人走过去，拿起瓶子用力向地上掷去，瓶子碎了，中年人拾起一块块碎片装入新瓶子。教授点头表示赞许，精英们没人对中年人的做法感到意外。

这时教授说：“先生们，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想你们都想到了这个答案。但实际上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改变最大的极限是什么。”教授举起手中的瓶子：“瞧，最大的极限是完全改变旧有状态，彻底打碎它！感谢在座的诸位，我的报告完了。”

曾经，有一位老师给一群劣迹昭着、无可救药的学生上了一堂课，她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选择题，题目是：你认为以下三个人中哪个将来会成为世人仰慕的楷模?改变命运为时不晚的哲理故事笃信巫医，有两个情妇，有多年的吸烟史，而且嗜酒如命;B曾经两次被赶出办公室，每天要到中午才起床，每晚都要喝大约1公升的白兰地，而且曾经有过吸食鸦`片的记录;C曾是国家的战斗英雄，一直保持素食习惯，热爱艺术，偶尔喝点酒，年轻时从未做过违法的事。

学生们几乎都选择了C，理由很简单，前两个人愚昧无知，不思进取，生活习惯比较差，将来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而第三个人则不同，他有着耀眼的功绩，有着明确的目标，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成为一个受人景仰的人完全有可能。

等学生们通通发过言后，这位老师微笑着，淡淡地说：“孩子们，你们说得很有道理，可你们的判断都错了。而事实上，前两个人成了受人尊敬的英雄，而后一个人成了人人唾弃的杀人狂。这三个人分别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二战头号战犯阿道夫·希特勒。”

学生们听后目瞪口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三个人的命运会有如此大的偏差。老师又接着说：“其实，一个人未来是什么样子，根本没有哪个人能说得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虽然过去你们身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是，但如果你们能改过自新，重头再来，谁又能保证你们将来不会成为第二个罗斯福和丘吉尔呢?”

多年后，这群“问题”学生都成了社会上的精英人才。回首往事，他们依然感慨万千，原来过去真的不代表未来。过去，不等于现在成功，将来也成功;而过去失败，不等于现在失败，将来也失败。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注定是富翁，也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注定是乞丐;没有人一辈子幸运，也没有人一辈子倒霉。无论你曾经是优秀还是拙劣，是轰轰烈烈还是平平淡淡，是幸运还是不幸，这都无关紧要，关键是你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在102岁以前，乔治·道森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直到90岁时他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的这一生都虚度了，是乎应该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点儿什么。于是他随即进了扫盲班，开始学识字，学文化知识。后来他爱上了写作，并孜孜不倦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终于在他102岁那年，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索古德的一生》。这本书刚刚上市，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成为美国当时最畅销的书籍之一，乔治·道森也一下子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荣升为一个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作家。乔治·道森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命运完全掌握自己的手中，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改与不改，什么时候改变，都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只要你想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晚。

上小学时，我曾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差生。上课做小动作，下课做恶作剧，考试试卷不做，上课迟到，都是我的专长。即使再严厉的老师也对我束手无策。可是后来，我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早晨，跟往常一样，我依然哼着小曲、迈着不规则的舞步，蹦蹦跳跳的去上学。远远地我听到了朗朗的读书声，走到教室门口，哇，又迟到了，于是，我自觉的面壁思过。“迟到了下次注意，不用罚站。”一个陌生的声音，一张陌生的面孔，我感到吃惊感到意外。我怯生生的抬眼望去，站在眼前的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发什么呆，快进来。”我只好屁颠屁颠的跑到我的位置上来。后来我才得知，原来我们班主任生病了，只有让实习老师来代替班主任，并教我们数学。

几天后我们进行了一次数学测验，题目不难，三下五除二，我胡乱做了一通，满卷是狂草。以前别的老师都懒得给我看，可这个老师不仅给我看了还给我写了批注，这于我来说实在太罕见了。老师讲完了试卷后走到我身边，“你考得不错，以你的实力拿满分是轻而易举的，下次加油!”说完对我微微一笑，对于考试成绩我可根本没有后悔，让我回心转意的那迷人的微笑个微笑。只见老师眼睛轻轻合拢，眉角轻轻往下垂，嘴角轻轻往上扬，就像维也纳女神，那么美丽、那么圣洁。我暗下决心，下次一定考取满分，于是我便废寝忘食的学习，我相信我能做得到。接下来的考试奇迹真的发生了，我真的考了满分“考得好就别骄傲，保持住成绩，你的字写得不太好，回家要练字。”和平常一样老师又给了我一个微笑。这个微笑又一次深深地打动了我，于是开始了苦心孤诣的练字。

后来我们原来的班主任病好了，那个女老师代替班主任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虽然她已经离开我们，但它的微笑仍然在我的眼前，是她的微笑，让一个“差生”的我变成了一个优秀的学生。

我感谢她——我的老师，更感谢她对我的微笑，这个微笑使我一生受益，也让我改变了一生。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热爱生命的人，他们不屈不挠，奋发向上。今天，我读了张海迪的故事。

张海迪小时候是一个活泼、快乐的孩子。可是在她五岁的时候突然患上了脊髓血管瘤。病情反复发作，五年中做了三次大手术，最后只好高位截瘫。

看着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跳皮筋，背着书包上学，小海迪幼小的心灵很痛苦。她悲伤地哭喊着：“妈妈，我要走路！我要上学！”

爸爸给小海迪买来书籍、本子和笔。告诉她许多名人虽然残疾但仍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在父母的爱心和鼓舞下，她决心振作起来，做一个生活的.强者。

后来，张海迪又读了十几种医学专著，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会了针灸等医术，并为群众无偿治疗。

读了这篇故事，我已热泪盈眶，我感到很惭愧。张海迪虽然得了重病，胸以下部位完全失去知觉，但在残酷的命运面前，她并没有向病魔屈服，而是自学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程，而且掌握了英、日、德等多门外语，她多么勇敢，多么坚强！她不怕病魔，勇敢面对，与病魔斗争。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她永远以微笑去面对任何困难。

医生曾断言，张海迪活不过27岁。但如今张海迪已经54岁了。她又重新踏上了为全国残疾人服务的新的征途。

成功不是“中”，人生梦想需要汗水和心血的浇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海迪依然“年轻”，“海迪精神”定会进一步发扬光大。

张海迪用她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了她是生活的强者。

今天，我看了一本书—《海迪姐姐的故事》，这本书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海迪出生在一个温馨的家庭里，她一直都生活得很快乐。不幸的是，在她五岁那年，患上了“骨髓血管瘤”，患上这种病，就等于一生都站不起来了，因为这是严重的高位截瘫。这对海迪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这场病并没有让海迪放弃她的理想。她每天在家里学习，自学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并攻读了大学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她还自信针灸医术为百姓免费治疗。又自学英、日、德等外语，还自学修理无线电。1982 年海迪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3年开始，她翻译并创作出版了多部作品。她曾到日本、韩国、德国游学访问，长期关注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最后她当上了残联主席。

“身残志不残”这句话说得好，海迪就是这样。命运对她如此残酷，病痛和残疾始终伴随着她，但海迪从来不向命运低头，一直在顽强拼搏。她努力学习知识，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和人民做贡献，不求回报。面对困难，她百折不挠，以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感染身边的人。树立坚定的信念，追求伟大的理想。“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这就是张海迪的信念！大家想一想，张海迪残疾，还能做出那么多贡献，我们都很健康，难道就不能创造出一番好事业吗？所以，让我们向张海迪学习吧！努力拼搏，实现自己的理想！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县人，字宾四，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的一个贫寒书香之家。他天赋聪悟，7岁入私塾，10岁进无锡荡口镇华子才创办的果育小学读书。1906年其父病逝，家徒壁立，寡母及兄弟四人，靠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其间他就读中学，至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被迫解散，遂致辍学。

1912年，因家境贫寒，升学无望，钱穆想通过教书自学谋求出路，遂应聘到小学任教，开始了乡间教书手涯。在以后的十年中，他读了《孟子》、《史记》，毛奇龄的《四书改错》，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马建忠等的《马氏文通》，孙诒让的《墨子闲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等名著，为以后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1922年始，他开始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教授国文、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等课程，由于教者要自编讲义，故在讲《论语》时，“考孔子生卒行事，始有意作《先秦诸子系年》”。所讲授的讲义，除文字学外，其他的如《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等，后经改定均已出版。

1927年秋，钱穆应汪典存之邀，任教于苏州省立中学，并与吴梅相识。

此间，在课外的研究工作为撰述《先秦诸子系年》。

1930年春，应顾颉刚之请，钱穆把撰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寄给他，顾氏看后，并不介意其观点与自己意见相左，把此文刊载在同年《燕京学报》第七期上。正是这篇文章确立了钱穆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因为他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不通者有28处，绝对不存在刘歆以五个月时间编造诸经能欺骗其父，并能一手掩盖天下耳目之理，也没有造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这纯属康有为为了托古改制而杜撰的结果。此书问世以后，对重新评估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年6月，经顾颉刚推荐，燕京大学聘钱穆去任教。这样他就结束其早年自学教书的艰苦年代，开始了学术人生的新旅程。

1930年秋，钱穆执教于燕京大学。他在燕大教国文课，住在朗润园，除与顾颉刚是旧识外，还常与潘佑荪、郭绍虞等交往，又与冯友兰相识。

1931年夏，顾颉刚致信胡适，力荐钱穆去北京大学任教。来北大初期，他在历史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两门必修课。另选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课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开过，其讲义在杂志上发表。他的想法与梁氏相左，因此自编讲义，这便是日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的雏形。此外，钱穆还欲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历史系负责人陈受颐、傅斯年不同意开设此课，因为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中国秦以下政治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的政治制度不要再研究。钱穆则认为以前制度可以不再问，以前政治如何是专制，今人应该知道，遂开设此课。后来出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就是依此课讲义改定而成的。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而且还从事学术研究。其研究重心是先秦史和近三百年学术史，先后出版了《先秦诸子系年》(1935)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两部主要著作。他认为，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史记》也有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使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据此，依据《竹书纪年》，厘定今传世本的错误，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乃世所罕见。他不同意那种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并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认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都与宋学有着学术上的前后承接关系，只是到了乾嘉时期，汉学才逐渐兴起，而此时的汉学诸家学术与宋代学术休戚相关;又指出过去人们论述清人学术，往往多侈陈考据之学，或略述论学之语，而从不谈及其人思想如何，是很不够的。这两部著作对诸子及战国史和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当时北平学术界人才济济，钱穆善于学术交往，因此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与他同来北大的有汤用彤、蒙文通等人。汤用彤在南京中央大学时，曾去欧阳竞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听佛学，熊十力和蒙文通都是欧阳竞无的弟子。蒙文通是由汤氏举荐来北大的。在此之后，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和钱穆四人过从甚密，常在一起切磋学术。熊十力此时正在撰写《新唯识论》，批驳其师欧阳竞无的学说，蒙文通则意见相左，每次见面必加以反驳，汤用彤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为专家，却常常不发表意见，钱穆充当调解人。当他们的议论从佛学转入理学时，熊、蒙两人又相争不下，钱穆也做缓冲。

钱穆除了与熊十力、汤用彤、蒙文通常常相聚外，还与林宰平、梁漱溟往来。钱穆与孟森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又经汤用彤介绍与陈寅恪、吴宓相识，也结交了贺麟和张荫麟。还结识了张孟劬、张东荪兄弟，并和熊十力与张氏兄弟经常相晤。与钱穆交往的学者还有陈垣、马衡、张其昀、缪凤林、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庚和容肇祖兄弟、向达、赵万里、贺昌群等等。

钱穆当时也很关心时事。1935年，与顾颉刚、钱玄同、姚从吾、孟森、徐炳昶等百余人联名上书国民政府，催促早定抗日大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南迁。10月，钱与汤用彤、贺麟三人同行。文学院暂设在南岳山腰圣经院旧址。当时，他曾与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同住，尽管条件艰苦，仍常常挑灯夜读。一日，冯友兰来访，出示所作《新理学》书稿，请提意见，钱穆认为《新理学》只讲理气，不讲心性，有其片面性，又中国无自己创造的宗教，但对鬼神却有独特的理解，建议冯氏加上鬼神一章，这样可使新旧理学一贯相承。冯友兰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西南联大期间，钱穆除教学外，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就是写成《国史大纲》。他指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写一部新通史，而这种通史应具有下列条件：能将中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的参考。前者在于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症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因此，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能在国家民族自身内部求得其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上的则为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和。1939年夏，他携书稿去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几经周折该书终于在1940年遵钱己见按原稿出版。此书成为大学教科书，并始终贯穿着对民族文化“温情与敬意”的精神，它一经出版发行，就风行全国，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广大热血青年积极参加抗战，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40年，钱穆践履顾颉刚之邀，去成都齐鲁大学任课，并主持国学研究所。期间，又迁置嘉定武汉大学讲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朱光潜，又应马一浮之邀去岷江对岸乐山的复性书院讲学。此间开始编写《清儒学案》，特请人购得清代诸家的遗书。全书约四五十万字，由他亲手誊写，因生活清苦，找不到他人另写副本。抗战胜利后，《清儒学案》书稿随箱装船返南京时，不慎落入江中，一番心血付诸东流。所庆幸的是书序已在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季刊》上发表。

他又写成《中国文化史导论》，并陆续刊载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

该书从中西比较出发，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精神及特殊的发展规律，建立了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文化学理论。他认为，人是文化的中心，把人生、人类生活当成文化的本质，并对文化的结构、要素进行研究，强调它们之间的互动性，提出了一套研究文化的方法。他倡导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要充满“温情和敬意”的态度，反对偏颇的民族虚无主义。同时也重视中西文化的比较，主张集异建同、多元共处，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这本书是他入蜀以后在思想与写作方面的一个新转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昆明的北大学生要求复校，聘胡适为校长。

当时胡适正在美国，校务由傅斯年署理。旧的北大同人不在昆明的，均已收到信函返回北京，钱穆没有得到邀请。而上海各高校争欲聘请，可他感到时局动荡，欲择一安静去处，排除纷扰，闭门著书。他曾被邀请去常熟作讲演，又与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相会。1946年，钱穆应聘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并兼任云南大学课务。1948年，又应聘任教于无锡江南大学，并与唐君毅论交。校舍新建在太湖之滨的坡上，风景极佳，他常常泛舟湖上，悠游之余遂成《湖上闲思录》一书。又撰成《庄子纂笺》，实为近代治庄学力作。翌年春，他与唐君毅应聘于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一日，偶遇张其昀，闻其拟在香港创办学校，自念“决当追随”，旋即迁居香港，结束在大陆几十年的教研生涯，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1950年，钱穆等人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新亚书院是在亚洲文商夜校基础上改建的，校舍简陋，除钱穆外，张丕介、唐君毅也在这里任教。钱穆等人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不仅是为许多大陆来港青年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了护持中国文化，培养经受中国文化洗礼的中国人;目的是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堂堂正正做人的中国人;要求每个学生必须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必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民主精神，会通中西文化，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1953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董事会的赞助，旋即在嘉林边道租了新校舍。不久获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又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兴办新亚研究所。为了表彰钱穆办学的贡献，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50-60年代，他在新亚书院，除处理浩繁的校务工作外，还承担许多课程，多次开设文化讲座，组织学术讨论会，并经常在港台作学术讲演。

在此期间，他不断完善、修补以前在大陆的旧著，还撰写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新著。他先后被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邀请去授课和讲演，并被耶鲁大学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又应邀去英国牛津、剑桥访问。后经法国、意大利回香港。出国访问期间，钱穆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了解中国，增进相互间的学术交往起了积极作用。

1967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职务，离开香港，定居台北，开始晚年的生活。卸任伊始，他曾去马来西亚大学讲学。期间，他日夜读《朱子语类》，开始撰写晚年的巨著《朱子新学案》，这本著作把朱子置于孔子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后半期中加以考察，突出了朱熹集理学之大成，集宋学之大成，集汉唐儒学之大成的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不决的一些重要问题。

钱穆除著书外，还兼任数职。他曾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在台湾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任教，学生皆来其住处客厅上课，他在讲课基础上写成《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等书。又应聘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博物院为他开辟了一个研究室，他在此读了《四库全书》中宋、元、明三朝理学诸集，选择十余人，各撰专篇论文。70年代后，钱穆开始努力编定《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这部丛书是他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的汇集，每集每编所收诸篇，他都亲自阅读，小作改订，大体保持论文的原貌，所以花费精力极大。编至明代部分，因患眼疾，故排版和校对皆不能靠自己，清代一编也不能逐篇阅读。关于学术思想方面论著汇为专集的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灵魂与心》、《中国学术通义》等。中国文化方面的除《文化学大义》外，还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他毕生写作的目的是“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

钱穆居住外双溪时，曾先后几次应邀去香港讲演，又两次去日本、韩国。初次韩国之行，选择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韩南塘四家全集，回台后精心研究，写成《朱子学流衍韩国考》一文，后收入其学术思想史文集中。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外出南游，此间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深切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和兄长扶持、帮带之情，也透露出对大陆子女的深深眷怀与思念。后又写成《师友杂忆》一书，对早年苦学，师友交往，以及著书立说等往事做了比较全面的追忆。此书不仅是钱穆学术人生道路的总结，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珍贵的史料。

钱穆84岁因眼疾已不能见字。1978年，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邀请他去中文大学讲学，其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共分六讲，后据录音改写成书刊行。翌年，新亚创校三十周年，他又赴香港。

1985年，他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向其学生赠言离别：“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至此告别杏坛。之后，他仍耕耘不休，在92岁时，以非常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晚学盲言》。

1990年8月30日，钱穆病逝于台北家中，终年96岁。

一个牧师正在准备讲道的稿子，他的小儿子却在一边吵闹不休。牧师无可奈何，便随手拾起一本旧杂志，把色彩鲜艳的插图--一幅世界地图，撕成碎片，丢在地上，说道：“小约翰，如果你能拼好这张地图，我就给你2角5分钱。”

牧师以为这样会使约翰花费上午的大部分时间，但是没过10分钟，儿子又来敲他的房门。牧师看到约翰如此之快地拼好了一幅世界地图，感到十分惊奇：“孩子，你怎么这样快就拼好了地图？”

“啊，”小约翰说：“这很容易。在另一面有一个人的照片，我就把这个人的照片拼到一起，然后把它翻过来。我想如果这个人是正确的，那么，这个世界也就是正确的。”

牧师微笑起来，给了他的儿子2角5分钱。“你替我准备了明天讲道的题目：如果一个人是正确的，他的世界也就会是正确的。”

这故事启示我们：如果你想改变你的世界，改变你的生活，首先就应改变你自己。如果你的心理态度是积极的，你的生活也会是快乐的；如果你心理态度是消极的，那么，生活也会是忧伤的。

一群人聚在一起闲聊，其中一名中年人无意间提到，一双劣质的袜子改变了他的一生。众人皆不信，于是这个中年人便娓娓道来。

在中年人还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朋友相约，打算去远方旅行。出发前几天，他却因为伐木时不小心，弄伤了脚。

当时脚上的伤口很小，他也不以为然，随便敷了药，便不去管它。没想到，他所穿的那双劣质袜子上，深色的染料具有某种毒性，污染了他脚上的小伤口，造成严重的发炎。

眼看脚上的伤口令他的脚肿到两倍大，不得已，只好取消和朋友一起去旅行的计划。正好当时有一位著名的演说家，来到他所居住的镇上，闲在家中无聊的他，也就撑着拐杖，去听那位演说家的演讲。

一场演讲下来，演说家所说的内容，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让他觉得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甚至决定继续求学，为将来做好最适当的准备。

从那一天开始，因为袜子引起脚发炎的这个男子，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加倍努力，不再虚度时光，他的人生也因此有了极大的转变。

他的名字叫做詹姆斯·加菲尔德，最后成为了法国总统。

一个农民，初中只读了两年，家里就没钱继续供他上学了。他辍学回家，帮父亲耕种三亩薄田。在他19岁时，父亲去世了，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他的肩上。他要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还有瘫痪在床的祖母。八十年代，农田承包到户。他把一块水洼挖成池塘，想养鱼。但乡里的干部告诉他，水田不能养鱼，只能种庄稼，他只好有把水塘填平。这件事成了一个笑话，在别人的眼里，他是一个想发财但有非常愚蠢的人。

听说养鸡能赚钱，他向亲戚借了500元钱，养起了鸡。但是一场洪水后，鸡得了鸡瘟，几天内全部死光。500元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对一个只靠三亩薄田生活的家庭而言，不啻天文数字。他的母亲手不了这个刺激，竟然忧郁而死。

他后来酿过酒，捕过鱼，甚至还在石矿的悬崖上帮人打过炮眼......可都没有赚到钱。

35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娶到媳妇。即使是离异的有孩子的女人也看不上他。因为他只有一间土屋，随时有可能在一场大雨后倒塌。娶不上老婆的男人，在农村是没有人看得起的。

但他还想搏一搏，就四处借钱买一辆手扶拖拉机。不料，上路不到半个月，这辆拖拉机就载着他冲入一条河里。他断了一条腿，成了瘸子。而那拖拉机，被人捞起来，已经支离破碎，他只能拆开它，当作废铁卖。几乎所有的人都说他这辈子完了。

但是后来他却成了我所在的这个城市里的一家公司的老总，手中有两亿元的资产。现在，许多人都知道他苦难的过去和富有传奇色彩的创业经历。许多媒体采访过他，许多报告文学描述过他。

但我只记得这样一个情节。记者问他："在苦难的日子里，你凭什么一次又一次毫不退缩"?他坐在宽大豪华的老板台后面，喝完了手里的一杯水。然后，他把玻璃杯子握在手里，反问记者："如果我松手，这只杯子会怎样"?记者说："摔在地上，碎了"。"那我们试试看"。他说。

他手一松，杯子掉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但并没有破碎，而是完好无损。他说："即使有10个人在场，他们都会认为这只杯子必碎无疑。但是，这只杯子不是普通的玻璃杯，而是用玻璃钢制作的"。

于是，我记住了这段经典绝妙的对话。这样的人，即使只有一口气，他也会努力去拉住成功的手，除非上苍剥夺了他的生命......

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哲学老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总是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运动服，一副与他瘦小脸庞极不相称的过大的眼镜永远都是架在鼻尖上。与别的哲学老师一样，他也经常与我们一起讨论生命的意义这样的话题。大多数讨论我已经忘掉了，但有一个讨论的片段却一直对我的人生有着很大的影响。

有多少人能够说出你父母的一些事情？哲学老师说，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同学请把手举起来。

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

有多少人能够说出你爷爷奶奶的一些事情？

大约四分之三的同学举起了手。

有多少人能够说出你曾祖父曾祖母的一些事情？

六十个同学当中只有两个人举起了手。

瞧一瞧，他说，仅仅隔了两代，我们几乎所有人就对自己的曾祖父曾祖母一无所知了。也许，有一天，你会从布满尘埃的纸盒子里找出一张发黄的照片看到他们的长相；或者从家族的经典故事中得知他们中某人曾经光脚走五英里路上学。但是，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有过哪些思想，他们引以为荣的东西是什么，以及他们的恐惧和梦想，你们知道吗？想一想吧，三代内的直系祖辈就已经被我们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的事情将来还会继续发生吗？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你们以后的三代。假如，现在坐在教室里的是你们的曾孙子曾孙女，他们谈及你们的时候能说出什么呢？他们还知道你们吗？你们会不会也被遗忘得一干二净了呢？

你们应该如何书写人生呢？你们应该给后代们留下怎样的人生传奇呢？选择权在你们自己手上。现在下课。

足足有五分钟，没有一个人从座位上站起来。

文/张雨晨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今天，我就来写一写我们又熟悉又陌生的人——张海迪。

说她熟悉，那是因为她是我们山东人，就住在济南，离我们不算太远，我们很早就听过她的故事并且爸爸妈妈小时候也听过她的故事；说她陌生，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见过她。

海迪阿姨的事迹我以前听过，但是并没有全面了解。读了她多事迹后我才全面的了解。在海迪阿姨五岁那年，灾难降临到了她的身上。一天，她正在幼儿园里做游戏，忽然觉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爸爸妈妈把她送进医院，医生们反复检查后得出诊断——脊髓血管瘤。这种病会使人高位瘫痪，一生都会站不起来。但是，可怕的病魔并没有使幼小的海迪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她几次要求上学，都因为各种原因被一所所学校拒绝。学校进不去，她就在床上铺开了课本。同时，她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和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努力锻炼身体，认真学习。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为了著名的作家和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读了她的事迹，我想到了我，我拥有一个好的身体、优越的学习环境，还有那么多的好老师，每天耐心细致的教会我许多的知识。可是我却没有海迪阿姨的那种坚韧不拔、勤奋学习的精神，我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学会更多的知识，取得好的成绩。

2002年春天，北京某处的建筑工地上，一名工人腰上的呼机忽然响了，他停下手上的活计，低头看看腰间，喊出一个名字："王宝强。"

在匆匆赶去公用电话亭的路上，这名叫做王宝强的瘦小工人还不知道，这将是一个改变他命运的电话。

在此之前，他是民工、"北漂"，北影厂门口50元一天的"蹲活儿"的。而在此之后，一切都?灰谎恕?

电话是《盲井》剧组打来的，通知王宝强去见导演李杨。之后，他得知，自己将出演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一个进城打工几次被骗的少年。同时，他拿到了500元钱的预付片酬。

"500块钱啊，我激动的呀。"说起500元拿到手上的那一刻，王宝强的声音依然带着一丝颤抖。

对于2002年的王宝强来说，500元，是笔大钱。

那年的冬天，他终于给家里打了来北京两年以来的第一个电话，用的是小卖铺里的公用电话。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都好吧，庄稼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家里人立刻骂了过来:这么长时间不跟家里人联系，以为你死了。骂完，两边都哭了。

王宝强说，李杨是他生命里的第一个贵人。他还是习惯把自己的生活和许三多对应起来:"《盲井》像是史今，把我带入部队;《天下无贼》像是袁朗，让我真正知道演戏是怎么回事;《暗算》让我在演技上有了突破;《士兵突击》让我真正奠定了位置。"

李杨看上王宝强，是他身上的质朴本色。李杨是反对学院派表演模式的人，他觉得，王宝强之所以后来能脱颖而出，就因为他"很贴近观众"。

在李杨看来，王宝强很"努力":"他是草根阶层出身，生存不易，所以知道珍惜每一个机会。"而《士兵突击》的编剧兰小龙也说，他特别羡慕王宝强成长经历当中曾经有过在北影坐冷板凳的经历，很少有人从年轻时候就从零开始的这种状况。

《盲井》里有下井的戏，几百米深矿井，要求演员真的到矿井中去表演去拍摄。很多演员都放弃了，而王宝强真的下了井，真的坚持下去了。李杨很感慨:"这行里聪明人太多了，很多人拍电影就是为了成名，就是为了赚大钱，遇到危险就跑了。可是王宝强没跑，那时我觉得，这小孩行。"

在王宝强看来，他能够得到《盲井》的机会，只有两条：一是坚持，一是相信。

王宝强不否认幸运的存在，但他认为，除了幸运，自身努力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自己还算是个勤快的人:勤跑，勤打听消息。《盲井》剧组招人的消息，就是他打听来的，听到了，立刻就放下所有的活跑去面试。

做演员，一个很大的开支就是拍照和印照片。生活已经很苦了，但王宝强从来没有省过印照片的费用:"第一张可能白洗白送了，第二张也白了，但是第100张，第200张呢，也许人家挑中的就是第200张。"

王宝强说，他从没学过表演，所以他在片场只有一条，相信导演，导演让怎么演就怎么演。"拍《盲井》时我啥都不懂，拍《天下无贼》时更不用说，冯小刚那么优秀的导演，按他说的演就没错。"

《盲井》是低成本电影，演员拿的都不多，钱都放在制作上。王宝强说，当时他拍这部电影时，根本没想片酬问题，也没想上没上保险，只觉得这是个机会，一定要抓住。《盲井》的拍摄中，资金出了问题，很多人都跑了，也有人劝说王宝强走，但是王宝强没走。

王宝强说，自己从来不会主动跟人要什么。以前跑龙套，穴头通常都会在演员费用上卡一手，但王宝强不争，给多少是多少:"你跟人家争，人家就不用你了。"后来出了名，就不用争了:"到现在，位置在这里了，你不用争，人家也会给你。"

从少林寺出来以后，王宝强的脾气就不那么倔了。"在家里倔，有爹娘让着你，出来了，谁会让着你?"在剧组里，王宝强不是爱说话的人，也不扎堆。正在拍摄的电视剧《烈火男儿》在广州一处消防大院培训，在班长眼中:"王宝强不爱说话，当然你跟他说话他也说。"

然而训练场上的王宝强其实是紧绷着的。有一个项目是学习穿衣服，消防队员们必须在十几秒内把衣服穿好。别人训练的时候，王宝强就蹲在旁边专心看，看完了等他上场，居然第一次就迅速完成了动作。

"对我来说，每一次机会都是最后一次。"王宝强说。他是个肯场下下苦功的人，他文化程度不高，所有台词，都翻字典来注音。别的演员是拍一场戏记一场戏的台词，他是提前把所有的台词都背下来:"这样方便导演调整。"刚开始时候，记台词要花好久好久，后来记得就越来越快。

2003年，王宝强以《盲井》在台湾地区拿到了金马奖。冯小刚是看了《盲井》之后找到王宝强的，因为很多明星都有档期问题，冯小刚先问王宝强:"4个月行不行?"

王宝强连连点头说:"行，行。一年都行。"《天下无贼》之后，一切都顺理成章，"傻根"在《殷商传奇》里成为哪吒。《暗算》里成为天才少年阿炳，在《士兵突击》里成为许三多。

王宝强说，他非常感谢这几部戏的导演:"以后只要是他们的戏，他们让我演死尸我都去演。"《天下无贼》拍完，他觉得无以为谢，就从家乡背了一袋小米送给了冯小刚。

对于王宝强来说，他现在要非常努力去做的是，怎样才能继续保持一种质朴的生活方式。他说，他自己是"摸着底走上来的"，拍戏时候，他依然最能吃苦。拍《殷商传奇》，所有撞在墙上的动作，都还是真撞;拍《士兵突击》，许三多在剧中做了333个腹部绕杠;拍这段戏时，王宝强没有用替身，伤了手，大拇指上掉了一块肉，腰扭伤了。

他对金钱的态度，基本还是:"挣了钱就给家里，自己留下够花的就行。"但是许多变化在悄悄发生，有时令他困惑。

成了名之后，应酬场合就多起来，喝酒就成了难题:"我一直不太会喝酒，但很多场合，你不干了就不行。"他成名后，去少林寺，去北京，一下成了家乡子弟的热门出路，很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是他也实在帮不到这么多人:"我最多只能做到帮他们介绍。"

他忽然发现，他的时间也开始紧张起来:"《士兵突击》之后，今年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每天都要接受七八个电话采访。我以前不怎么会说话，你看我现在能说了吧，都是采访练出来的。"此外，还要录歌，录广告，上新戏??2000年，他来到北京时候，买的是站票，没少被别的旅客翻白眼，当时，他想，有一天有钱了，一定买一张坐票。现在，他坐飞机都已经是家常便饭。

2006年，王宝强还回家帮家里收玉米;今年就不可能了。他说，今年的春节，他想带父母去海南。他觉得，人生最美的事，就是终于向父母证明了，这个儿子没白养。那些混在北京的日子里，这是他最大的压力，也是他最大的动力。

王宝强说，《士兵突击》是他入戏最深的一部戏，许三多是什么样子，王宝强就是什么样子。《士兵突击》的后半段，人生的残酷真相逐渐向许三多展开，在竞争的压力下，许三多杀了女毒贩，也看到了自己的成功给别人造成的压力。王宝强说，这也是他一直在想的一场戏。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他说:"如果有一天让我再碰到这个，我一定还会杀了他，因为我是一个兵，我相信第二次杀人的时候，肯定就不会像第一次那样，以后杀人肯定是不眨眼的，一样能磨练出来。只是你们没有看到第一次杀人时候的样子，这就是成长。"

王宝强说，他觉得拍完《士兵突击》之后，人就老了。因为看得多了，要应付的事也多了。事实上，在他看来，《士兵突击》后半段的许三多，已经比前半段老了很多。现在想起来，他觉得，拍《盲井》时，是最单纯的。

电视剧里，最后一句台词被安排由袁朗说出，只是不是对着许三多，是对着成才，他说:"路很长，比许三多还要长。"

你是否想过给予一个人一个微笑，也许你会说有。但你是否想过，一个微笑，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呢?在山崖边，有一个小村子。

村子里住着一位聪明美丽的姑娘。她喜欢坐车去山崖边看一看山下的世界。马车颠簸着来到山崖边。不知何时，下起了倾盆大雨，电闪雷鸣朝着山崖边扑来。马车的轮子开始疯狂的旋转。不知是没有刹住车，还是滑了一下，车子连滚带爬的滚下了山崖。也许是上天善良，也许是她的命运好。雨后天晴，天边挂出了一条美丽的彩虹，好似一个温暖的微笑。悲惨的姑娘虽然九死一生，但不幸的她失去了她娇艳的容颜。她面目全非，左脸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疤痕，右脸被石头砸地凹了进去!眼睛里流下来一滴滴鲜血。母亲将她救了上来，用纸巾轻轻拂去眼角的血。一位好心的朋友来看望她，但是听说她已面目全非，也吓得没有进来。母亲搀着她去医院，路上姑娘遇见她最好的朋友——兰心。但是兰心一见到她就吓得张开了嘴，抛下了手中的篮子，扑腾地逃走了。姑娘低下了头，眼睛里闪着泪花，滴答滴答的流了下来。她抖了抖腿，仿佛要倒下去了……

姑娘睁开眼睛，她现在躺在安静的病房里。她扭头一看，柜头上只有医院赠送的一束鲜花，除此以外，空空如也。“吱咛”一声，走进来一位医生，医生和祥地说：“小姐，这是整容的协议，希望您能够签上名。”姑娘扭过头，将医生手中的本子夺过，一把抛了出去。母亲心疼的说：“女儿啊，你就签上吧，为了你的将来……”姑娘默不作声的走下床，站在窗台前，泪水不停的流下来，滴在花盆里。过了几天，一位帅气的小男孩不经意的经过，男孩朝四周看了看，看见了她。男孩咧开嘴，对这位姑娘甜甜地笑了笑。姑娘愣了，许久才回过神来，露出一个傻傻的笑，对男孩招了招手。男孩点了点头，快步地走了。这位男孩每天都来，只为给这个不幸的姑娘真心一笑。姑娘心情越来越好，走过的人不时地会对她一笑，有的甚至摘下一朵湿漉漉的鲜花朝她掷过来。姑娘总是能够准确的接住花。这一刻她觉得天比任何时候都要蓝，云比任何时候都要白，手中的鲜花比任何时候都要娇艳欲滴~姑娘接受了手术，从此，她焕然一新，回到了从前那个美丽的她。出院的那一天，院门口来了许许多多的人，都对着姑娘微笑。姑娘不经意的一回头，愣了，怔了。那儿有一块标语，就在她病房的窗口下，写到：请给这位不幸的姑娘一个微笑。她哭了，哭得那么动情。那是激动得泪，开心的泪。从此，她有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名字，叫做——微笑。雨过天晴，天边挂出了一条美丽的彩虹，好似一个微笑，一个善意美丽的微笑。

上官婉儿，男性化复姓的上官，和柔媚的女性化的婉儿的组合， 不只是个符号，几乎“昭示”了名字主人的性格和命运。

她生在盛唐，却在襁褓之时便沐浴了腥风血雨。她的爱恨悬浮于一个巨大的政治背景之上，苦难成就了一个非凡的女性。

她是罪臣孤儿，祖父和父亲都被武则天杀害。但她效命于这个“教母”般的女皇长达27年。14岁成为武氏“秘书”，19岁时百官奏牍都由她先行过目，并加拟签，武则天只要在上面批个字就颁行天下，成了除武则天以外最具权柄的女人。追随武氏25年，她成了事实上的“巾帼首相”;武氏之后中宗即位，婉儿封昭容，位同宰相、爵同诸王，仍然秉国权衡，参与朝政。她在幕后操纵着整个王朝，直到被李隆基诛杀，甚至可以说她曾用非凡的政治智慧“称量天下”。

她是唐代大文人上官仪的孙女，她和祖父对唐初诗律的形成及发展有很大影响，她用非凡的文学智慧又“称量”了当时的文坛。

李隆基杀了这个非凡的女人后的第二年，便忙不迭地让自己的臣子张说收集上官婉儿的诗文，辑成二十卷，如此才“安”了这个大唐天子的心。他敬佩这个“曾经的敌人”。

婉儿一生的灵魂与肉体之爱错综复杂，她利用男人对她的爱，用超绝的控制能力控制了那些身居要位的男人，从大唐皇帝中宗李显，到廷臣执事武三思、崔湜等，她总让自己在他们的生活中显得无比重要。

史书和民间传说中都有这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故事，无非是因为婉儿在历史上的地位太独特太突出。她如此出类拔萃，以至于没有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再度出现。她的才高如云，她在权力场中的纵横捭阖，在危机四伏的宫廷争斗中保持着艰难的“平衡”，她的卑鄙与高贵、张扬和谦退，放浪与真诚共集于一身的极为复杂而多层次的个性，让她如美钻一般，闪烁着多彩的光辉。

文学家张说为上官婉儿20卷的文集题序说：“敏识聆听，探微镜理，开卷海纳，宛若前闻，摇笔云飞，成同宿构。古者有女史记功书过，复有女尚书决事言阀，昭容(上官婉儿)两朝兼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意，虽汉称班媛，晋誉左媪，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这样的赞美，据我看来是空前绝后的，因为上官婉儿，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刚直肯谏”

一、受命于危难之时

1961年，正当“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使青海人民处在深重的灾难之时，中央决定调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青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我也从公安部随调青海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当时在青海农业区刮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放小麦亩产达到8585斤的“卫星”，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农民挨饿浮肿、情况十分危急。在牧区，不顾实际情况搞“一步登天”成立人民公社，把牧民放牧的牲畜集中起来办马场、牛场、羊场，盲目大开荒，破坏了草原。造成牲畜大批死亡，牧民无以为生。农村和牧区出现了“人瘦、地瘦、牲口瘦”的万户萧疏、田园荒芜的严重局面。

王昭同志下车伊始，就组织一切力量抢救农牧民于饥饿之中，请求兄弟省调拨一批救济粮，又请求罗瑞卿总参谋长调动部队汽车团紧急抢运，及时把粮食运到农牧民手中。王昭同志又亲自到农村、牧区深入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取得纠正错误、端正政策的依据，提出因地制宜的正确措施。如：在农业村，大幅度减少粮食征购任务，特别严重的地方，暂不征购粮食，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扩大农民自留地，允许农民耕种小片荒地;鼓励多种多收，多劳多得;洋芋包产到户，果树、副业下放到户，开放集市贸易等。在牧业区，提高牧民口粮供应标准;给牧民划分自留畜，包产到户;停止盲目开荒，退耕还牧，实行政社分开，划小公社等。由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正确措施，大大调动了农牧民的积极性。依靠党的领导和群众力量，经过三年奋斗，就扭转了困难局面，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到1965年，一直靠国家调拨粮的青海省，竟然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还调出去三千万斤青稞。全省畜牧业生产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省各族人们高呼共产党万岁，王昭省长也得到了“王青天”的称号。

王昭同志认为这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正确，全省人民齐心协力的结果，他本人的努力是应该的也是微不足道的。他没有就此停步，而是满怀雄心壮志，去绘制建设社会主义新青海的蓝图。为了吃透省情，他从1963年开始，顶风雪、冒严寒、穿戈壁、踏草原、攀峻岭、跨冰川，跑遍了青海牧区六个州农业区八个县，进行了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为了打开局面，迈出步伐，就必须纠正过去错误，克服重重阻力。王昭同志在省委集体领导下，召开各种会议，发扬民主，同干部一起实事求是摆问题、揭矛盾、讲道理、辨是非，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宣传和积极的思想斗争，统一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认识，坚定了大家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对于坚持错误、情节严重的干部，进行了调整。为此，王昭同志得罪了这些人，但为了搞好青海的工作，他也在所不顾。

王昭同志心里装着青海人民，与人民息息相通，打成一片。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群众之中，特别是1963年至1965年“四清”时间，他自任工作总团团长，扎根湟中县平安公社，经常吃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平安公社上庄大队有一户最贫的农民，名叫刘维金，解放十多年了，仍然没有摆脱贫困，还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连村干部也不屑喝他一碗水。1964年秋天，王昭同志却走进刘维金的土屋，住在他那伸不开腿的、没有窗户的小土炕上，炕边是羊圈，堆满柴草，墙面和屋顶被长年烟熏火燎，黑得像锅底一样。王昭同志在这里睡，在这里吃，和刘维金家一起吃那酸的青稞馍，喝那能照出人影来的杂面糊糊，他和刘维金促膝谈心，说到伤心处，泪花在他俩的眼睛打转转。在总寨公社，王昭同志住进村里最穷苦的农民唐永顺家，睡在他家的牲口棚里。唐阿奶听说他是省上来的干部，趁王昭同志外出，把他的行李搬到儿子的炕上。王昭同志回来，感到很不安，他对老人说：“你们一家三代，住得不宽敞，我在哪里住都一样。”又把自己的行李搬回原处。

在那些寒冷的夜晚，他的被头结一层冰，两只脚直到天明还暖和不过来。后来有人告诉唐阿奶说，王昭是省长。这世代受苦、年逾古稀的老人始而不信，继而惊愕，老半天说不出话来。她简直难以相信，这个衣服打着补丁的人、同他们一起搬石头、推小车的“干部老汉”竟是一个“大官”。那几年，青海农村生活很困难。王昭同志又总是住在最穷困的贫下中农家里，同住、同吃、同劳动。白天劳动、工作，晚上开会、谈话，一起吃那酸的青稞馍，喝那带着燕麦壳的糊糊。他有糖尿病，又不能多吃粮食，人很快就消瘦下去。一天晚上，有位同志给他端来一小碗煮熟的蚕豆，王昭同志严厉批评这位同志说：“不要这样，群众年年月月过这样的日子，我们才住几天，群众的困难过去了，我们也就好过了。”接着就让人把蚕豆端给房东的小孩吃了。

王昭同志还说：“我们冷，才能想到群众身上衣服少。我们饿，才能想到群众肚子饿。不能亲身体验贫下中农的疾苦，怎能积极去解决他们的困难。”

这些话至今仍回荡在许许多多农村干部的耳边，成为鼓舞他们做好工作的力量。当王昭同志要离开时，农民们都含着眼泪恋恋不舍。一位村民说：“你住在我们这贫家寒舍，没吃我们一碗白面片，真过意不去啊!”

王昭同志回答说：“我们下来就是为群众办事的，你们能住，我们也能住;你们能吃，我们也能吃，我们是一家人。”

王昭同志正是用他那颗对党对人民的一片丹心，赢得了青海各族人民的爱戴。在十年浩劫中，王昭同志无辜被批斗，广大农民实在看不过。在一次批判会上，湟中县平安公社的普通农民刘维良不顾别人反对，勇敢地把王昭同志仍然称作“王青天”。为此他不知挨了多少打和骂，但刘维良始终不改口，不示弱，他说“青海变，是因为王书记吃了我们贫下中农的饭!”

刘维良的话反映了千千万万青海农民的心声。

二、含冤死于“文革”中

受到青海人民爱戴的王昭同志，在“文革”中竟然遭受到无端的陷害，残酷的折磨，含冤死在狱中。

林彪、“四人帮”抓住王昭同志曾在彭真、罗瑞卿同志领导下工作过这一点，肆意造谣中伤，要置王昭同志于死地。在他们的策划下，很快在全省掀起了揭批、揪斗王昭同志的恶浪。在这里，历史被歪曲了，黑白被混淆了，是非被颠倒了。王昭同志历史清白，光明磊落，却被扣上“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的帽子;王昭同志工作勤恳，成绩卓著，却被说成是“罪行滔天”;王昭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却被诬为“反党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昭同志为扭转青海的困难局面，发展农牧业生产而提出的一些搞活经济的正确措施，却被定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大批“红卫兵”串连到西宁，和当地的造反派结合，到处张贴标语，呼喊口号，说王昭同志是青海最大的走资派。成天不分昼夜，冲击省委，要“火烧”、“炮打”揪斗王昭同志。机关已无法办公，领导班子已无法工作，生产濒于停顿，社会一片混乱。王昭同志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面对这种情况，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坚守岗位，无所畏惧。凡是“红卫兵”开着大卡车，响着高音喇叭，冲进省委大院，别人竭力躲走时，王昭同志却迎面相对，与“红卫兵”讲道理，回答他们的质询。在关键时刻刚直不阿，在重大问题上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事事处处为别人设想，为下级承担责任，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同志，保护青海得来不易的成果。王昭同志有糖尿病，劳累时常易大吐气，我劝他不要遇事挺身而出，注意身体。他感慨地说：“青海人民从1961年的灾难中刚恢复元气，决不能看着人民又跌到灾难中去。我拼了这条命也要保住经过千辛万苦才恢复起来的这点元气。”

王昭同志是从不轻易流泪的，但说这句话时，他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我也禁不住流下泪来，在泪光中我仿佛看到他扑向烈火，在烈火中燃烧，发出了耀眼的光辉。

1967年3月24日，林彪、江青接见青海“红卫兵”代表，点了王昭的名，当场把胳膊上还打着石膏的王昭扣押起来，随后又押回西宁任由造反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视周总理关于允许文斗不许武斗要保护王昭安全的指示，大会小会残酷斗争，拳打脚踢，撕裂耳朵，扭断伤臂，一次又一次造成了惨无人道的伤害。

1967年7月14日，王昭同志在一封写给周总理但发不出去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受着一生中从未见过的惨重的肉体折磨，拳打脚踢，棒子打，打巴掌，针刺算是最轻的……扳手指、扳脚等等，搞十分钟就汗水流光，折磨二、三小时，即奄奄一息了……”

在这样惨绝人寰的迫害下，王昭同志一身正气，坚贞不屈，林彪一伙查不出王昭与西宁流血事件的任何证据，其他一些横加的罪名也不能成立。但是对王昭同志的迫害却步步升级，并于1967年10月宣布“永远开除王昭的党籍，判刑15年。”

王昭被关进监狱，全身浮肿，连连吐血，气息奄奄，他自己的性命难保，但还一直惦念着动乱中人民的命运，“好久不下雨了，不知庄稼长得怎样?群众生活安排得怎么样?”惦念着党的命运，“他们想整垮我们的党啊!”他相信党，相信他终究要获释。他伏在囚室内一尺见方的小凳上给党中央写申辩信，他在信中大声疾呼：“恳切地请求中央亲自审理这一案件，并可将案情在青海群众中公布”。他先后写了七封信，明知被扣压不发，但他仍然日复一日地艰难挥笔揭露、控诉、申辩，总共写了近七十万字。

王昭在部队中练成壮实的身体，热爱体育，不管到什么地方，坚持长跑，被评为运动健将。口粮定为每月45斤，可是在狱中，不管是什么人，一日两餐，每餐一块四两玉米面窝头。王昭吃不饱，他有糖尿病，又不能多吃粮食;于是再三要求多给他一些蔬菜和豆子。他曾向看守说：“我当过公安部副部长，我知道我们党如何对待战犯。我不是战犯，只希望你们像对战犯一样给我吃饱。”

他这个最低要求也被置之不理。于是王昭在病饿夹击下，身体很快垮了下来，几次吐血昏倒，送到医院抢救，但还未恢复，又被强行送回监狱，于是又一次吐血昏倒。直到最后，王昭自知生命难保，最后一次写信给当时的军管会头头：“病是无情的。如果发生意外，又发生在监狱里，我个人生死小事，给党造成的政治损失事大，这是不能不认真考虑的。”要求把他送医院，或给囚室调入配号同住，以便病危时有人呼喊求救，并要求把他的病情转报中央。结果，仍然是无人置理。

1970年2月11日夜间，王昭病重，糖尿病，大叶性肺炎并脓肿，不完全心肌梗死，急需送医院抢救。监狱医生去请示当时军管组的一位负责人时，此人正在打扑克，兴头正浓，漫不经心地说：“王昭不住院，今晚就要死吗?”

监狱医生再次说明必须立即住院，此人竟大发脾气，说：“王昭已经不是什么省长、书记，他今天是个犯人，死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监狱医生无奈只得给王昭一些普通治疗，到了第二天凌晨，即1970年2月12日，打开囚室时，发现王昭同志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终年53岁。“四人帮”在青海的党羽，严密封锁消息，将王昭同志遗体作为无名尸体秘密火化，不准保留骨灰。是一些好心人把王昭同志骨灰保留起来，他们相信黑暗终将过去，王昭同志必将得到昭雪。

我和王昭同志关在同一座监狱，看守把我俩严格隔离，没有接触的机会。只能透过打开的窗户，用“满江红”的歌声交流彼此的心声。知道他去世的消息，我感到极大的震惊、悲伤和怒发冲冠的愤慨。我们失去的是一位多么难得的优秀人才啊!

三、英名留在人民心上

王昭同志，1917年6月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天井村一个农民家庭里。1932年15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岁即担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在石家庄、天津一带从事地下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平山地委书记，冀晋区党委副书记，冀晋军区副政委。解放战争中任晋察冀军区四纵队政委，六十四军政委，作为解放军优秀的青年将领，参加了著名的清风店战役以及解放石家庄、攻占保安、解放太原、进军大西北等一系列著名战役，战功卓著。32岁时被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代表光荣出席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受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亲切接见。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王昭同志率六十四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作战。不久即担任志愿军19兵团政治部主任。入朝后他参加了数次战役，功勋卓著，荣获金日成主席颁发的朝鲜一级国旗勋章一枚，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枚。1953年，经毛主席批准，王昭同志从朝鲜战场奉调回国，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年36岁，是当时国务院系统最年轻的副部长。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罗瑞卿部长领导下，积极开创新中国公安工作新局面，特别是公安机关的政治工作建设。在他主持下制订了《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公安机关每年春节前后开展爱民月活动，形成制度，至今仍在坚持执行。

王昭同志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将领，人民的好儿子。他少年时参加革命，在军政和地方的各个领导岗位上，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他是我党我军难得的文武全才，既有丰富的军队经验，又有扎实的地方工作经验。他勤奋好学，艰苦朴素，对党对人民一片丹心，对坏人坏事疾恶如仇。他无私无畏，勇往直前，一生中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开拓新局面。这样一位难得的人才，正当他年富力强，胸怀雄心壮志，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做出更大贡献时，却被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迫害致死，怎么能不令人无限悲愤，无限惋惜呢?但是历史是公正的，他的冤屈终于得到昭雪。

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批示：“王昭同志的问题是一个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将骨灰安放北京八宝山”。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批示，中共青海省委作了认真复查，报请中央批准，使王昭同志的十年沉冤得到昭雪，被颠倒了的历史，又重新恢复了本来面目。1978年1月27日，王昭同志追悼会在西宁隆重举行，青海省党政军负责同志，各市、州、县的代表，省、市机关、厂矿企业、学校的干部和群众，西宁地区驻军代表，以及王昭同志生前友好共15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王昭同志亲属、生前好友以及王昭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地区和机关，也派代表参加了追悼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送了花圈。聂荣臻、胡耀邦、罗瑞卿、王震、耿飚以及各界人士送了花圈。1978年1月30日，胡耀邦等四百余人参加了王昭同志骨灰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仪式。

王昭同志的沉冤昭雪，使青海人民放了心。王昭同志的骨灰虽然安放在北京，但是他的灵魂永远留在青海72万平方公里的高原上，活在青海人民的心里。

早就听父亲讲过张海迪姐姐的故事，今天阅读完《张海迪的故事》这本书后，我真正明白了“身残志坚，顽强拼搏”的含义。

张海迪五岁时患脊骨骨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家里自学完中学课程。十五岁，便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地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的英语小说，还当过无线修理工。《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讲述的就是张海迪的故事。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从非凡和毅力学习和工作，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

看到这位与疾病顽强搏斗的身残志坚的女性，我不由得想起街头乞讨为生的健壮的青年，想起整日麻将虚度光阴的人们。他们有着健康的体魄，却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勤劳勇敢的志向。平时，有些人总以这样那样的理由作为没有取得成就的理由。但是和张海迪相比，这些借口是多么微不足道呀！

遇到困难不退缩，这就是张海迪。做困难面前的强者，这是张海迪给我的启示。这本书真是影响我一生的书，我将以海迪精神为目标，勇敢向前，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