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一生的故事（最新20篇）

第一眼见到茶妈妈杜春峄，觉得她真年轻，完全看不出她已经六十多岁了。她穿戴着布朗族的传统服饰，站在茶树林小路旁的一棵树下，双手交叠在身前，面带笑容，朝每一个前来参加茶祖祭祀的客人道一句：欢迎。

我从她面前经过，故意放慢脚步，忍不住抬头多看她两眼。她发觉了，偏头冲我笑笑，亲切又朴实。她个子很高，皮肤是高原女人常见的黝黑。我注意到她放在身前的双手，那是一双常年劳作的手，一点也不像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

三月份的时候，知道我在收集关于云南手作人的故事，朋友便问我，要不要跟他去一趟普洱，带我去见一位做了一辈子茶的老人。

我喜欢喝茶，但对制茶一点也不了解。我对茶的最初记忆来自我的外婆，小时候，我常常跟外婆走很远的山路去茶园摘茶叶。天未亮就要出发。外婆说，清晨露水下的茶叶最嫩最好。茶叶采摘后，外婆当天就会将它们都放在一个大木盆里，用双脚使劲儿踩啊踩，然后晾晒干。那是最简易的制茶方式，朴实得没有一点花哨，但做出来的春茶挺香的，外公很爱喝。

因为这一点遥远记忆里的茶香，我随朋友去了普洱澜沧，飞机转机又乘几小时大巴，只为见一见这个一辈子与茶相伴的茶妈妈。

杜妈妈从十六岁开始就在澜沧景迈山上学习怎么制茶，一做就是四十多年，从一个小小的学徒到古茶公司的负责人，几十年的变迁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完，但其间的艰辛却鲜为人知。我从朋友发来的关于她的采访报道里了解了一些，但谈及那些波折与艰辛，她都只是寥寥数语。她似乎更愿意与人分享她的古茶园，古茶树，茶香，茶艺。

景迈山上有大片的茶园，山上居住着布朗族、傣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族民们靠山吃山，古茶园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珍宝，因此祭奠茶祖仪式世代传承了下来。茶妈妈每年都会亲自主持这场盛会，见她站在路口亲迎远道而来观礼的茶友，朋友悄悄跟我讲，她一点架子都没有哦!我说，你听听，大家都叫她什么?不是杜总，而是茶妈妈!亲切又贴切。

她把这片高原深山上的古茶园当成自己的孩子，也当成家。她不是茶商，而是茶人。她能清楚地记得景迈山有多少棵古茶树，也能清楚地知道，熟茶发酵时，应该洒多少水、开多大窗、盖多厚的被子。直至现在，她年纪大了，依旧会亲自去茶园采摘茶叶，制茶。

她拥有一颗匠心。

祭茶祖仪式那一整天她都很忙，我只有短暂的与她面对面聊天的机会。

我问她，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梦想?心中毕生追求?

她看着我，笑着摆了摆手，没有那么伟大，我只是喜欢茶。我在这片古茶园中长大，我为茶投入了青春年华，但它也回报了我永远年轻的心态与活力。

她说，你问我在困难黑暗的时期以什么来支撑着坚持这么久?因为这是我必须做的事，当一件事情成为你生命中心甘情愿的必须时，再多艰辛，你心里也会涌起一股强大的力量，推着你往前走。

我们常常说着坚持，可坚持却是最难的一件事，更何况几十年如一日，仅靠一点喜爱是不够的，还需要足够强大且坚韧的心。

心守一事，一生专注。有这样的态度，不管做任何事，在任何领域，都会成为非常出色的人。

张海迪生于1955年，小名玲玲，山东济南人。5岁因患脊髓管瘤，高位截瘫，自学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程，并获得了硕士学位。1983年张海迪走上创作文学的道路，后成为山东创作协会一级作家并且是山东作家协会副主席。

5岁时张海迪因患脊髓管瘤而不能上学，但她非常想学习，恨不得跳出病魔的“控制范围”。一天玲玲终于挎不住心中的渴望，她对妈妈说：“妈妈我要上学。”话刚说完，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孩子，妈妈和爸爸会让你学到知识的!”玲玲不能上学，家里又请不起教师，妈妈爸爸下班后便亲自教她。

有一次，她感到非常疲倦，连作业都无力完成(家庭作业)，就对妈妈说：“这些作业我明天再做行吗?”妈妈却正重地对她说：“今天的事今天做完。”听了妈妈的话，玲玲明白到学习贵在坚持和自觉，绝不能拖拉。

学习知识的决心让这位钢铁战士傲视一切苦难，经过多年的努力，张海迪不但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还能翻译许多长篇小说;不仅能够像其它人一样学习丰富的知识，还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她的作品〈〈轮椅上的梦〉〉给了无数奋进中的人以无尽的力量。

在我们周围，还有许许多多个像张海迪的人，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做一个生活强者!

张海迪出生在山东半岛文登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5岁时因患病，生活不能自理。但是身残志坚的张海迪没有放弃生命更没有放弃生活，她一面以坚强的毅力与决心同病魔作斗争，一面用勤奋的学习和工作延续生命。

她不仅自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而且还自学了大学英语专业。后来又坚持学习日语、德语、和世界语，翻译了16万字的外文著作和资料。她刻苦学习潜心钻研了《人体解剖学》、《内科学》、《针灸学》等十几种医学书籍。她用学到医学知识和针灸技术，为周围群众治病达一万多人次。她还学过无线电技术、音乐、绘画和书法等多门类知识与学科，以此做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提到80年代没有一个名字比张海迪更深入人心,她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张海迪小时候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小姑娘，5岁不幸患了严重疾病，从胸部以下失去了知觉，从此她成了一个高位截瘫的人，站不起来了。

小海迪瘫痪了，人们都认为她这一生只能依靠别人来生活了。可是，小海迪想：我要自立，长大了要为人民做点事，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要实现这个愿望，没有知识、没有本领怎么行呢？可是，她又没办法去学校读书，于是，她小小年纪，就立下志向，决心以病床当课桌，自学成才。她开始用识字卡片学习认字，不久，又学会了汉语拼音和查字典。从此，她以顽强的毅力走上了自学求知的道路。

美国医学博士爱泼斯坦，是纽约大学医疗中心儿童神经外科主任，世界上第一流的脑外科权威之一。他首创了不少高难度的外科手术——包括切除脊柱和脑血上的肿瘤。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一位卓有成就者，在校求学时，却曾是一个有着严重学习智障的学生。

爱泼斯坦博士在他的回忆录《我曾是智障者》一文中，讲述了自己求学的经历。他最不能忘怀的是他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名叫默菲的老师。由于生理原因，爱泼斯坦遭遇了严重的学习障碍，尽管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仍不断遭受挫折和失败。他自认为比别人“笨”，就退却消沉，并开始装病逃学。默菲老师没有因他“笨”而轻视他，相反，满腔热情地鼓励他。有一天课后，老师把爱泼斯坦叫到一边，将他的一张考卷递给他那上面的答案都错了。“我知道你懂这些题目，我们为什么不再来一次呢?”老师挨个考问试题让爱泼斯坦回答。爱泼斯坦每答完一道题，老师都微笑着说：“答得对!你很聪明，我知道你其实懂这些题目，我相信你的成绩会好起来的。”他一边说一边把每个题目打上对勾。

默菲老师在爱泼斯坦的成长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我们无法估量。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换一个老师，只知道指责爱泼斯坦不努力，或者干脆把他视为差生，斥为“蠢笨”，也许，未来的医学奇才就夭折在他的手里了。正是默菲老师的赞扬和鼓励，激发了爱泼斯坦的信心，他才告别绝望，倔强地与命运抗争，不再认输，不再懈怠，终于完成了正常人也不容易完成的学业，成为医学博士。

“你很聪明，我知道你懂这些题目”，一句喝彩的话，扬起了一位少年的奋进之帆。喝彩能驱除消沉者心灵的阴影，使他们看到生活的美丽，看到希望的绚烂;喝彩能消融自卑者心灵的雾障，使他们信心百倍，勇气大增。一次小小的喝彩，甚至改变人的一生!

黑格尔在《生活的哲学》里讲述了这样的一则故事：一个被执行死刑的青年在赴刑场时，围观的人群中有个老太太突然冒出了一句：“看，他的金色的头发多么漂亮迷人啊!”那个即将告别人世的青年闻听此言，朝着老人站的方向深深鞠了一个躬，含着泪大声地说：“如果周围多一些这样的人，我也许不会有今天。”青年死刑犯的话让人深思。一个人老是生活在别人的指责、轻视甚至鄙视里，往往要么心灵泯灭自甘平庸;要么心灵变态仇视他人和社会!而富有爱心的人饱含善意的喝彩，则能引导人走上人生的正途。

也许就是你的一个小小的喝彩，世界就多了一份亮丽!

[点拨]正如陶行知老先生所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所以，要以欣赏的眼光善待你身边的人和事，一个善意的赞赏，可能对他人产生极大的动力。“毁灭人只要一句话，培植一个人却要千句话，请你多口下留情。”多一些喝彩，少一些指责和训斥，也许就使他的人生更精彩!

[适用话题]此类素材适合“欣赏”“赏识”等话题，可直接引用。在“困难、失意”等话题下，可以作为榜样或动力进行引用，调动读者阅读兴趣。

凡夫总是纵心所欲，虽有短暂的快乐，终究会害了自己。下面将由小编为你带来哲理故事：你的傻，却误了你一生,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有个女人，家庭很幸福，不但生活富裕，先生也很疼爱她。

有一天，她认识了一位年轻人，这年轻人的甜言蜜语使她心动了，两人发生不正常的感情。

后来年轻人对她说：“偷偷摸摸的不自由，我们干脆离开家乡，到新天地建立属于我们的家。”女人听了觉得很有道理。

就趁先生外出时，拿了家里所有最值钱的财物，到港口与年轻人会合。

年轻人说：“你先把东西给我，等我运到对岸再回来载你，要不然被抓到就不堪设想。”

女人也认为有理，就把所有财宝交给他，自己留在原地等待。

没想到，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年轻人就这样一去不回。

她又饿又冷，可是不敢回去，实在万般无奈。

突然，她看到一只狼狗衔着一只鸟从她面前跑过去，那只鸟还在奋力挣扎。

狼狗跑到水边，看到水中有一条鱼，就把鸟放下，要去咬鱼;结果鱼游走了，鸟也飞走了。

女人看了，忍不住笑说：“这只狼狗真傻，已有一只这么好的鸟，居然放弃而去咬鱼，结果鸟和鱼都得不到，真是傻啊!”

狼狗回头说：“我的傻，只不过让我挨一顿饿;你的傻，却误了你一生!”

此时这愚痴的女人才如梦初醒，懊悔地说：“我居然为了那种人，放弃爱我的先生及稳定的家庭，毁了一生幸福，这都是贪欲害的啊!”

凡夫总是纵心所欲，虽有短暂的快乐，终究会害了自己。

日常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境界而心动，但是要赶紧提起正念化解贪欲，才不会一时迷失而招来无尽的烦恼折磨。

一次，去拜会一位事业上颇有成就的朋友，闲聊中谈起了命运。我问：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命运?他说：当然有啊。我再问：命运究竟是怎么回事?既然命中注定，那奋斗又有什么用?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笑着抓起我的左手，说不妨先看看我的手相，帮我算算命。给我讲了生命线、爱情线、事业线等诸如此类的话之后，突然，他对我说：把手伸好，照我的样子做一个动作。他的动作就是：举起左手，慢慢地而且越来越紧地握起拳头。末了，他问：握紧了没有?我有些迷惑，答道：握紧啦。

他又问：那些命运线在哪里?

我机械地回答：在我的手里呀。

他再追问：请问，命运在哪里?

我如当头棒喝，恍然大悟：命运在自己的手里!

他很平静地继续道：不管别人怎么跟你说，不管“算命先生们”如何给你算，记住，命运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在别人的嘴里!这就是命运。当然，你再看看你自己的拳头，你还会发现你的生命线有一部分还留在外面，没有被握住，它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命运绝大部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还有一部分掌握在“上天”手里。古往今来，凡成大业者，“奋斗”的意义就在于用其一生的努力，去争取.

1955年9月，张海迪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玲玲是她的小名。5岁之前，张海迪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快乐而活泼，成天蹦蹦跳跳跑来跑去。

可惜，蹦蹦跳跳的时光是那样短暂。1960年一个明朗的早晨，玩具室里刚上完一节“课”，她和小同伴们嘻笑着朝门外跑去，忽然跌倒了。从此，双腿丧失了知觉，张海迪也丧失了关于腿的记忆。童年时许多生活场景，她都清晰记得，独独不知道腿是怎么活动的，人走路时的感觉是怎样的。

得了什么病，竟然这样可怕?张海迪当年不知道自己患的是脊髓血管瘤，病情反复发作，非常难治。5年中，她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去6块，最后高位截瘫。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张海迪，只能整天卧在床上。当年，医生们一致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

看着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校，终于有一天张海迪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对妈妈说：“妈妈，我要上学!”可是因为自己的生活不能自理，所有的学校都不接收。

病情是无情的，每当病痛折磨她时，坚强的张海迪没有流泪，疼得实在厉害时，为了分散注意力，她就猛揪自己的头发，打算用一种疼痛来代替另外一种疼痛。渐渐地，她揪下来的头发，都能编成一条辫子了!

对张海迪来说，家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在这个特殊的学校里，聪明、好学的张海迪学拼音，学查字典，学一个又一个生字。她趴在床上，用胳膊支撑着身体，抄书。没有人催问。没有人检查督促。没有考试和考试中的竞争，全靠着自己。一本又一本小学课本学完了。但是很难哪，得走不少弯路，多耗费很多时间。一道算术题，她做12遍，得出的竟是12个答案!她本来就不喜欢算术，得啦，丢开不学算了!可是不行，硬着头皮也得学会它。第13次终于算对了。努力是加倍的，可是成功的喜悦也是加倍的呀。于是，她的学习自觉性、学习乐趣与生活的意志，还有思维能力，便随着知识一起增长起来了。

1970年4月，张海迪跟着带领知识青年下乡的父亲张坦夫、母亲毕江娇，坐着一辆大卡车，来到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开始了农村生活。起初，张海迪感觉农村非常陌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是，在那些淳朴的村民身上，张海迪很快感到了更真、更朴素的爱。她发现小学校没有音乐教师，就主动到学校教唱歌。课余还帮助学生组织自学小组，给学生理发、钉扣子、补衣服。

当看到当地群众缺医少药带来的痛苦，张海迪便萌生了学习医术解除群众病痛的念头。她用自己的零用钱买来了医学书籍、体温表、听诊器、人体模型和药物，努力研读了《针灸学》、《人体解剖学》、《内科学》、《实用儿科学》等书。为了认清内脏，她把小动物的心肺肝肾切开观察，为了熟悉针灸穴位，她在自己身上画上了红红蓝蓝的点儿，在自己的身上练针体会针感。

“书上写着怎么样进针，可以在白菜疙瘩上、在萝卜上。在白菜疙瘩上进了几天以后，就在自己身上(进针)，我觉得医生就是要这样，首先要自己感觉。有人问我说，海迪是不是你的腿没有知觉，你的胸以下没有知觉，你在自己身上扎针不痛苦啊?我说恰恰相反，我最开始针灸的时候，是扎自己最疼的地方，比如向包括脸上的穴位，包括印堂穴，扎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要知道。”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掌握了一定的医术，能够治疗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在十几年中，为群众治病达1万多人次。“曾有医生嘱咐过我的父母，如果我要是得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或者是褥疮，我会因为感染而死去。我给别人当医生，我也给自己当医生。15岁在农村的时候，我生了褥疮，晚上点着小油灯，对着镜子，我把自己身上溃烂的肉剪掉——所以，现在最怕听的就是剪刀的声音。”

当年，张海迪作为一名待业青年，也曾有过自卑感。“1年多的时间里，我四处报名，八方写信，常常在招工单位的门口一待就是半天。我真想能为社会做点事，可就是没有一个单位要我。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废人。”于是，当年，张海迪想到过自杀。

1974年7月14日，张海迪趁父母出工，收拾好东西，写好遗书，说自己不愿做沸腾生活的旁观者，然后一次性吃了30片冬眠灵，又给自己打了6支冬眠灵。在静静地躺在那儿等待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张海迪忽然想到了尚楼村的乡亲们，真舍不得离开他们;又想到了保尔在海淀公园自杀的情景，他也绝望过，但最终还是战胜了懦弱和病残，成了生活的强者。想到这些，张海迪挣扎着爬起来。可药物起作用了，爬不起来了。于是，她拼命地喊：“快来人啊，救救我，救活我吧!”

经过五六天的抢救，张海迪终于苏醒过来。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医生护士，她惭愧极了，对大家说：“我错了，从今以后我要勇敢地生活下去。死，也要在大笑中死去。”

日后，曾有记者问张海迪：如果你能拥有第二次生命作为一个健全的人，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张海迪说：“假如我能再有一次生命，我会实现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当一个医生，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我15岁时就自学医术给乡亲们治病，但没有机会真正穿上白大褂当一名白衣天使。”

后来，她随父母迁到县城居住，一度没有安排工作。她从保尔?柯察金和吴运铎的事迹中受到鼓舞，从高玉宝写书的经历中得到启示，决定走文学创作的路子，用自己的笔去塑造美好的形象，去启迪人们的心灵。她读了许多中外名着，写日记、读小说、背诗歌、抄录华章警句，还在读书写作之余练素描、学写生、临摹名画、学会了识简谱和五线谱，并能用手风琴、琵琶、吉他等乐器弹奏歌曲。

认准了目标，不管面前横隔着多少艰难险阻，都要跨越过去，到达成功的彼岸，这便是张海迪的性格。有一次，一位老同志拿来一瓶进口药，请她帮助翻译文字说明，看着这位同志失望地走了，张海迪便决心学习英语，掌握更多的知识。从此，她的墙上、桌上、灯上、镜子上、乃至手上、胳膊上都写上了英语单词，还给自己规定每天晚上不记10个单词就不睡觉。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会点英语的，都成了她的老师。经过七八个年头的努力，她不仅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还翻译了英国长篇小说《海边诊所》，当她把这部书的译稿交给某出版社的总编辑时，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并热情地为该书写了序言——《路，在一个瘫痪姑娘的脚下延伸》。

当初，为了给张海迪治病，母亲变卖了手表、衣服等物品，还欠了一身的债，从无怨言，默默地尽着母亲的神圣义务。尽管家里穷，但父母总是尽最大努力满足她的要求。凡张海迪喜欢的书，不管花多少钱，跑多远的路，父母总要想方设法给她买到。生日或节假日，书成了父母送给她的最佳礼物。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作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后来还攻读了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1981年，张海迪获莘县广播局先进工作者称号，这年12月《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张海迪的事迹;1982年，张海迪获聊城地区“模范共青团员”和“三八红旗手”称号……

今天，张海迪总在说，人就得有勇气与生活中的不幸抗争。人的一生总会有坎坷，就看你以怎样的心态去对待——张海迪喜欢豪言壮语，因为她将自己的生活与座右铭式的豪言壮语融合在了一起。

1770年12月16日，贝多芬出生在德国的一个贫困的基督教天主教徒家族中。他妈妈信仰非常虔诚，从小就把贝多芬送往教会学校学习。

他后来讲，那儿的一个耶穌会会员老师让他“在箴言”中成长。年轻时他参加各种各样的教会，而他最重要的良师益友哥特布·尼夫是个基督教新教徒。

贝多芬一生都充满苦难：家境贫寒;父亲酗酒;母亲多病;十岁被迫退学，

但他从小就有音乐天赋，他的父亲想要把他培养成像莫扎特那样的音乐神童，所以从小就逼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

8岁时，贝多芬已开始在音乐会上表演并尝试作曲，获得了巨大成功，被人称为第二个莫扎特。

1781年，贝多芬跟随乐队指挥学习钢琴和作曲，另外还跟弗兰兹学习小提琴，在这些老师的系统专业的教育下，贝多芬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12岁时，贝多芬拜师于风琴师尼福，开始学习作曲，同时担任风琴师尼福的助手。他使贝多芬熟悉了德国古典艺术的一些优秀范例，扩大了贝多芬的艺术视野。

在生活方面，他十二三岁时就已经挑起了超过成年人所负的重担子，十七岁时，年仅四十岁的母亲也不幸去世，给他留下一个愁苦的家——病在摇篮中的妹妹、两个年幼的弟弟和酗酒成性的父亲。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思想给了他很多启发，从而奠定了他的理想——深信人类平等，追求正义和自由，他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思想。

此后五年，他又写作了第1号到第11号钢琴奏鸣曲，以及第1号到第3号钢琴协奏曲。1799年，贝多芬完成了《第1号交响曲》。他凭着神奇的想象力，接连写作了震惊乐坛的名作。在这些作品中，弥漫着生命的欢愉与热情，表现了空前的自由意境，突破了连莫扎特都受束缚的严格形式。

1803年写出了雷霆万钧的《第3交响曲》。那时，拿破仑正在远征，无情地征服着途中的每一个民族。起初，贝多芬非常钦佩这位征服者的威力，准备把自己的第三交响乐曲献给这位英雄。但听到拿破仑称帝的消息时，贝多芬在狂怒中把乐谱的扉页撕成了碎片。改称为《英雄交响曲》。

然而，正在他的音乐事业一帆风顺之际，耳聋失聪的厄运却不幸降临到他的身上。对音乐家而言，失聪无异于灭顶之灾，他再也听不到美妙的旋律了。如果按照正常的自然发展规律推演下去，可以断言：他的音乐艺术生命只能到此为止了。

但是，事实却是;他的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品却是在他耳朵失聪后才创作出来的。他音乐艺术的黄金创作期正是在他失聪之后。《欢乐颂》正是他失聪之后的巅峰之作。

1824年五月，耳聋的贝多芬亲自指挥的这部交响曲上演了，在乐队凯旋般的声音中融汇进来雄伟而庄严的合唱：“欢乐啊!天上美丽圣洁的光辉!……亿万生民，互相拥抱吧!……亿万生民，下跪吧!世人啊，你可感到造物主的存在?到繁星密布的穹苍去找，他就住在那重天九霄。……”

演奏结束，全场起立，欢呼的听众把帽子扔向空中。按当时的习俗，对皇族也只能用三次鼓掌表示欢迎。而这次，听众却一连五次向贝多芬致敬……

真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贝多芬!”他太使人震惊诧异了!他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当他在耳聋之疾缠绕下弹奏出美丽的音符时，当他的一首首雄浑绝美的交响曲回荡在世界各处时。

我们不禁要问：

是一种什么样的超自然的力量，使他能够如此顽强地战胜一个又一个逆境的风暴，持之以恒，永不言败，不断谱出动人的乐曲，弹出高雅的音符?

是一种什么样的超自然的力量，使他如此奇妙地从绝望的黑暗走向辉煌的光明?战胜自我，飞跃极限?

是一种什么样的超自然的力量，使他如此自信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成为一个无人能及的音乐巨人?从不幸的谷底达到音乐的颠峰?

对于上面的疑问，贝多芬的日记、信件和对话本(耳聋后用来和别人沟通)已经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

在这些资料中，有许多地方他都虔诚地提到 神，这正是他坚定信仰的有力证据。

他说：“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亲近上帝，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远离上帝。”

虽然他后来失聪，但他心灵的听觉变得更为敏锐，能听到整个宇宙的交响乐。他用音乐讴歌生命，赞美生命的创造主。他说：“要一架钢琴出声，需用压力。如你经得起压力，神就要把你压出音调来与天上的音乐相和。”

他以自己特有的确信写道:“不是原子的偶然碰撞形成了这个世界，如果宇宙的构造反映出秧序的美丽，那么必定有位创造者: 神。”

失聪的作曲家抒发了他最深的渴望:“全能的神，你鉴查我心中的灵魂，你也测透我的心，知道里面充满了对人的爱和对善的渴望。”

他和神的关系非常个人，在生活中感到不平时他向神寻求答案:“因此，我将平静地忍受一切不合理，并把信心放在你永恒的良善上。哦，我的神，在你自有永有的里面，我的灵在欢唱，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光、我永远的信任。”

1810年，他向一好友坦白自己近乎孩气的信心。他写道:“我没有朋友，必须独自生活。然而我知道神比其他人更亲近我。我一点也不怕祂，我总是能认识和理解祂。”

在1815年，他甚至表示希望成为一个小教堂的作曲家，在那儿他将把作品献给“永恒的神的荣耀。” 在他的日记中记录着他热烈和虔诚的祷告:“无论怎样，让我转向祂并在创作中结出累累的硕果。”

贝多芬写给他的朋友鲁道夫大公爵的信时说:“我要比其他人更亲近神，并且在人类中彰显祂的荣耀，没有什么比这更棒了。”

贝多芬拥有法文和拉丁文的圣经，至少在晚年，他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与年轻的侄子一起祷告(他的一个弟弟去世后，年幼的侄子由单身的他抚养长大)。

他的图书馆藏有一些基督徒祷告的文献。像托马斯·阿·坎培斯的《效法基督》，还有一本非常著名的克里斯蒂安·斯姆写的《神在大自然奇妙作为的反映》——一位路德派传教士的著作。“苏格拉底和耶穌是我的榜样”。

1820年贝多芬在对话本中写道他的虔诚而且隐密，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今天恰是礼拜日，所以我从《圣经》中引点东西给你:“看见你们彼此相爱。”

贝多芬了解他属天的任务，曾在遗嘱里写道：“直到完成上帝要我做的，否则我不可能离开这世界。”在日记里一个简短的祷告道出他的心声：“不管如何，让我倚靠你而结满丰盛果实。”

贝多芬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服侍人的机会。我们应效法耶稣，不顾别人的嘲笑，真心诚意地去服侍人，学会在服侍人的过程中体验主的大爱;并在服侍人的事上，学会服侍主。”他在给兄弟的一封信中说：“神还不愿用死亡把我带走，因为我还负欠甚多!在我出发去天堂之前，必须把圣灵启示我完成的东西留给后人，我才开始写了几个音符。”这是他的最后遗言，那些被他谦卑地称之为“几个音符”的音乐作品，是一位历经苦难，却与命运顽强斗争的勇士留给世界的遗产。

贝多芬毕生热爱生活，并不因耳聋而始终悲观，不因苦难而终生抱怨，他的一生充满了对生命的盼望以及对人生的热爱。他说：“如此美丽的人生我愿再活1000次。”“如果我能活到100岁，我也觉得死得太早。”他爱大自然，常在公园、果园、森林中散步，他说：“我听到树木、岩石在歌唱。”事实上，贝多芬的确能顾念别人并同情他们的苦恼。当他知道巴赫仅存的女儿需要帮助时，立刻出版了一部新作，将所有的收入赠给了这位老妇人。贝多芬的耳聋日益严重，他越来越退缩回到作曲的工作中，并进入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

1827年，在临终的床上，他再次向弟弟表示“已作好充分准备”回到神的平安里面。他在生命尽头的最后所做的事是领受圣餐，他的朋友哈顿布瑞纳一直和他在一起，直到他在有暴风雨的那一天去世为止。他亲密的朋友费利克斯·辛德尔坚持说贝多芬的“整个生活是他内心虔诚的证据。”

1827年3月26日晚5点45分，贝多芬逝世了。结束了他苦难却荣耀的一生。这天，突然间雷雨交加、狂风大作，大自然为这位伟大的音家的去世演奏了一曲壮丽的交响乐。他离开了这个众声喧哗的世界，回到那美好无比的天家。他的那些乐章，穿越几百年的历史隧道，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心灵。

贝多芬的葬礼是英雄的葬仪，送葬的队伍有两万多人。许多人都痛哭失声……。

一年之后，有一位单身贵族妇女，来到贝多芬的墓前，默默地献上一束鲜花，伫立良久。她就是丹莱莎——贝多芬永久的也是唯一的恋人。由于门第之见等阻隔，互相深爱着的二人最终没能走进婚姻的殿堂。贝多芬，终身未娶;丹莱莎，终身未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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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在县城中学读高二，因为学校离家远，我便寄宿在校。我们３２６宿舍有６位同学，不知为什么，我和５位室友难以“合拍”。他。他们的生活习惯让我难以接受，当我提出自己的建议后，他们便会“群起而攻之”。有什么活动，他们也从不让我参加，我感到自己被孤立了。

在和一位室友意见发生分歧，大吵一顿之后，我决定找班主任杨老师诉苦，请他帮我调换宿舍。杨老师问我调宿舍的原因，我愤慨地说：“我不愿和５个我不喜欢的人生活在一起，那是一种折磨。”我大发牢骚，倒出一肚子苦水。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吧。”杨老师听完我的诉说后说。我说：“只要你肯帮我调换宿舍，讲１００个故事我也乐意听。”

“一只乌鸦常常搬家，一次搬家途中遇到了鸽子。鸽子问：‘乌鸦大哥，为什么你喜欢搬来搬去？不累吗？’乌鸦回答：‘我搬家是被逼的，到哪里，哪里的人都讨厌我的声音，驱逐我。’”杨老师停下来看了我一眼，又接着讲，“鸽子说：‘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声音，无论你搬到哪里，都不会受人欢迎。’”

“杨老师，你在暗示我是一只乌鸦吧？”

“不，乌鸦永远改变不了自己，老师相信你能改变自己，做一个受欢迎的人。”走出杨老师的办公室，我心情格外轻松。那天晚上，回到了３２６宿舍，我勇敢、真诚地对５位室友说：“以前我许多事做得不对，请你们原谅。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想做一个受你们欢迎的人，请你们多帮助我克服自己的弱点和缺点。”５位室友热烈地鼓起掌来。

从此以后，我便和室友们交往多了起来，常常主动去和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渐渐地我融入了“３２６”这个集体。

毕业分别的那天，我们３２６宿舍６个小男子汉抱成团哭了好久……

改变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不易，要想做到受人欢迎，你必须改变自己对待他人的态度和方式，要求自己做到符合受人欢迎的标准。不然，你永远是一只令人生厌的乌鸦，搬到哪里也无济于事。

牛顿出生时有3磅重，那时家人担心的是这个小生命是否能够活下来。牛顿活了下来，只是体弱多病，性格腼腆，大家一直觉得他反应有些迟钝，所以上了小学成绩不佳家人也就没以为什么。牛顿有自己的优点，他意志坚强，有种不达目的不认输的劲儿，并且他爱好广泛，小手工做的又精细又别致。比如他做的灯笼在风筝的牵引下上了天，他精心制作的水漏，计时准确，只是因为学习较差，这些都被人忽略了，同学们冷落他、歧视他，有一次班上第一的同学竟无故踢了他一脚，并骂他“笨蛋”。牛顿被激怒了，他下定决心要和同学较量一翻。从此，他学习努力，在学期末超过了那位同学，成了全班第一名，同学们再也不敢小瞧牛顿了，牛顿知道了学习好的好处，从此更加努力，他每天晚睡早起，争分夺秒，再也没被同学追上过。

上了中学，牛顿还是那么的乐于动手作小玩意。他制作的一架精巧的风车，别出心裁，内放一只老鼠，名曰“老鼠开磨坊”，受到了大人孩子的一致好评。

然而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4岁那年，牛顿的父亲去世了，小牛顿随母亲回到乡下，为了生活，母亲让牛顿去经商。一个勤奋好学的孩子怎么会舍得离开心爱的校园，牛顿苦苦向母亲求情，然而一切都是没用的，他们不可能老靠着舅舅过日子。但是牛顿实在是太讨厌经商了。他每天一早，随同一个老仆人来到10几里外的一个镇子上，他把生意托付给老仆人去做，自己就偷偷地跑到半路的篱笆下看书，晚上再随老仆人一块回家。这样日复一日，日子倒也乐哉，牛顿很快适应了篱笆下的读书生活，自己十分满足。

但是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一天，牛顿正在篱笆下苦读书，碰巧被路过此地的舅舅看见，舅舅真是好生气好生气，大骂他偷懒，不务正业。牛顿怔怔地站着，看着舅舅把书从他手中抢过来，他想舅舅一定会把书给撕碎了。然而事情并未发生，舅舅拿起书看了两眼，只见这本数学书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符号，舅舅感动了，一把抱住牛顿说：“孩子，就按你的志向发展吧，以后舅舅支持你读书。”在舅舅的关怀下，牛顿学完了高中课程，并于1661年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学习期间，牛顿得到了著名数学家巴罗的赏识，尽管如此，他毕业成绩并不优秀，牛顿又回到了乡下。

牛顿在伍耳索甫乡下呆了18个月，谁也没想到这18个月竟为牛顿一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667年，牛顿返回剑桥大学学习，并于1668年拿下硕士学位。第二年，可敬的巴罗教授主动让贤，把自己的职位让给了自己心爱的学生。从此，牛顿灿烂的时光开始了，他在剑桥一呆就是30年。30年的时间，牛顿付出了无数辛勤的努力，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从平凡到伟大，从“笨蛋”到科学家，牛顿离不开种种客观条件，但是最离不开的还是他的努力，他的刻苦。

[名人故事：牛顿的一生

在中国现代史上，张学良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曾数次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诸如东北易帜，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北洋军阀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使民国元年以来的军阀大混战局面基本结束;发动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历史性贡献，其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将永垂青史。

张学良的离奇经历世所少有，这位曾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等要职的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自从1931年离开东北，一生再未回过东北;1946年告别大陆，也再未回大陆。他于1995年离开台湾侨居美国，也再未回过台湾，一直到终老美国夏威夷。可谓人在江湖，飘泊一生。他非凡的人生有不少数字之谜，这些扑朔迷离的数字谜团更增添了张学良的传奇色彩!

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1947年7月29日，刘、邓大军接到军委和毛泽东急电：“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第二天，刘、邓收到这封标明“4A”万分火急字数较多的绝密电文，心里十分焦急。他们联想到党中央7月23日电报中提出的方针，认为“确好”。经连日的“再三考虑”，“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刘、邓当即致电军委，提出：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准备无后方作战。这样就初步定下提前直出大别山的决心。40多年后，邓小平还清楚地回忆道：“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他在向子女讲述这一情况时，还重复说：“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一向不大外露感情的邓小平，说这话时声音都略带哽咽了。

8月1日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周年的纪念日，是刘、邓定下直趋大别山具体行动部署的日子。这一天，刘伯承传达了军委7月23日指示电后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紧接着，各纵队又召开师团主要负责干部会议，研究各部队的任务，准备在8月中旬大举出击。

但是，军情紧急，水情严重，由于连日暴雨倾盆，黄河水位猛涨，尤其是蒋介石企图重演炸黄河大堤，水淹我军的旧剧。值此险象环生之时，刘伯承用“忧心如焚”四个字表述自己焦灼心情。而邓小平也感到这时是自己一生中最为紧张的时刻。“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8月6日是令在刘、邓身边工作的同志难忘之日，是刘、邓最后定下提前南进大别山决心之日。这一天早饭后，刘、邓等野战军首长，在作战室召集司令部有关处、科的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部队战略性动作。情报处汇报敌情，作战处报告了几天来部队休整情况，并提出黄河水位猛涨对我军威胁性增大，建议早下决心。对此，邓小平非常重视，当即明确指示：对于黄河水位变化情况必须随时掌握，及时报告、通报。

会议气氛紧张热烈，与会人员神情镇静，发言踊跃。许多人主张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有人主张按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然后视情况而定。不过，大家都仔细观察着刘、邓首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急切地盼望他们速下决心、决策。刘、邓看着大家讨论情况，简短交谈之后宣布暂时休会，让大家进一步准备意见，午饭之后，刘伯承来到作战室，当听说邓小平到三纵、六纵找陈锡联等谈话，并顺便看黄河水位上涨情况时，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便又像上午那样仔细地察看地图，询问各方面情况。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伯承审时度势，已成竹在胸，立即派人通知邓小平等再次前来会商，之后，刘伯承在作战室严肃宣布：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要当机立断，行动越早、越快越好。随后他阐明定下决心的依据和理由，并作了进军部署。

在此期间，邓小平不时地点头。等刘伯承讲完后，他马上站起来说：“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古人说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军的战略行动，必将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彻底扭转全国战局。”为完成这一战略任务，他强调三点，一是所有工作都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广大指战员要准备为实现这一决策付代价，做贡献。二是要力避与敌主力纠缠和作战，千方百计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三是进入新区作战，要严守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邓小平目光投向李达，起草电报，向党中央报告我们决心和部署，并向各部下发预先号令。

正在这时，军委连续来电，指明南进需付出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而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需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同时，出于关怀，又令刘、邓部在现地休整补充10天，后又告诉至少7天不动。刘、邓反复研究了军委来电，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既定战略意图，特别是根据当时敌情、水情，遂决定提前出动之决心不变，因地制宜，果断行事，按既定部署挥师南征。对此军委连电答复：“刘、邓决心完全正确”，“刘、邓部署很好”，“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千里跃进的壮举，战争史上的奇迹，其方略就这样在陕北的窑洞和华北农屋之中应运而生了。

有一位女作家被邀请参加笔会，坐在她身边的是一位匈牙利的年轻作家。

女作家衣着简朴，沉默寡言，态度谦虚。男作家不知道她是谁，他认为她只是一位不入流的作家而已。

于是，他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

"请问小姐，你是专业作家吗?"

"是的，先生。"

"那么，你有什么大作发表呢?是否能让我拜读一两部?"

"我只是写写小说而已，谈不上什么大作。"

男作家更加证明自己的判断了。

他说："你也是写小说的，那么我们算是同行了，我已经出版了339部小说了，请问你出版了几部?"

"我只写了一部。"

男作家有些鄙夷，问："噢，你只写了一部小说。那能否告诉我这本小说叫什么名字?"。

"《飘》。"女作家平静地说。那位狂妄的男作家顿时目瞪口呆。

女作家的名字叫玛格丽特.米切尔，她的一生只写了一本小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她的名字。而那位自称出版了339部小说的作家的名字，已经无从考查了。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县人，字宾四，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的一个贫寒书香之家。他天赋聪悟，7岁入私塾，10岁进无锡荡口镇华子才创办的果育小学读书。1906年其父病逝，家徒壁立，寡母及兄弟四人，靠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其间他就读中学，至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被迫解散，遂致辍学。

1912年，因家境贫寒，升学无望，钱穆想通过教书自学谋求出路，遂应聘到小学任教，开始了乡间教书手涯。在以后的十年中，他读了《孟子》、《史记》，毛奇龄的《四书改错》，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马建忠等的《马氏文通》，孙诒让的《墨子闲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等名著，为以后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1922年始，他开始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教授国文、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等课程，由于教者要自编讲义，故在讲《论语》时，“考孔子生卒行事，始有意作《先秦诸子系年》”。所讲授的讲义，除文字学外，其他的如《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等，后经改定均已出版。

1927年秋，钱穆应汪典存之邀，任教于苏州省立中学，并与吴梅相识。

此间，在课外的研究工作为撰述《先秦诸子系年》。

1930年春，应顾颉刚之请，钱穆把撰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寄给他，顾氏看后，并不介意其观点与自己意见相左，把此文刊载在同年《燕京学报》第七期上。正是这篇文章确立了钱穆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因为他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不通者有28处，绝对不存在刘歆以五个月时间编造诸经能欺骗其父，并能一手掩盖天下耳目之理，也没有造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这纯属康有为为了托古改制而杜撰的结果。此书问世以后，对重新评估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年6月，经顾颉刚推荐，燕京大学聘钱穆去任教。这样他就结束其早年自学教书的艰苦年代，开始了学术人生的新旅程。

1930年秋，钱穆执教于燕京大学。他在燕大教国文课，住在朗润园，除与顾颉刚是旧识外，还常与潘佑荪、郭绍虞等交往，又与冯友兰相识。

1931年夏，顾颉刚致信胡适，力荐钱穆去北京大学任教。来北大初期，他在历史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两门必修课。另选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课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开过，其讲义在杂志上发表。他的想法与梁氏相左，因此自编讲义，这便是日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的雏形。此外，钱穆还欲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历史系负责人陈受颐、傅斯年不同意开设此课，因为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中国秦以下政治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的政治制度不要再研究。钱穆则认为以前制度可以不再问，以前政治如何是专制，今人应该知道，遂开设此课。后来出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就是依此课讲义改定而成的。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而且还从事学术研究。其研究重心是先秦史和近三百年学术史，先后出版了《先秦诸子系年》(1935)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两部主要著作。他认为，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史记》也有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使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据此，依据《竹书纪年》，厘定今传世本的错误，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乃世所罕见。他不同意那种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并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认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都与宋学有着学术上的前后承接关系，只是到了乾嘉时期，汉学才逐渐兴起，而此时的汉学诸家学术与宋代学术休戚相关;又指出过去人们论述清人学术，往往多侈陈考据之学，或略述论学之语，而从不谈及其人思想如何，是很不够的。这两部著作对诸子及战国史和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当时北平学术界人才济济，钱穆善于学术交往，因此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与他同来北大的有汤用彤、蒙文通等人。汤用彤在南京中央大学时，曾去欧阳竞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听佛学，熊十力和蒙文通都是欧阳竞无的弟子。蒙文通是由汤氏举荐来北大的。在此之后，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和钱穆四人过从甚密，常在一起切磋学术。熊十力此时正在撰写《新唯识论》，批驳其师欧阳竞无的学说，蒙文通则意见相左，每次见面必加以反驳，汤用彤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为专家，却常常不发表意见，钱穆充当调解人。当他们的议论从佛学转入理学时，熊、蒙两人又相争不下，钱穆也做缓冲。

钱穆除了与熊十力、汤用彤、蒙文通常常相聚外，还与林宰平、梁漱溟往来。钱穆与孟森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又经汤用彤介绍与陈寅恪、吴宓相识，也结交了贺麟和张荫麟。还结识了张孟劬、张东荪兄弟，并和熊十力与张氏兄弟经常相晤。与钱穆交往的学者还有陈垣、马衡、张其昀、缪凤林、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庚和容肇祖兄弟、向达、赵万里、贺昌群等等。

钱穆当时也很关心时事。1935年，与顾颉刚、钱玄同、姚从吾、孟森、徐炳昶等百余人联名上书国民政府，催促早定抗日大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南迁。10月，钱与汤用彤、贺麟三人同行。文学院暂设在南岳山腰圣经院旧址。当时，他曾与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同住，尽管条件艰苦，仍常常挑灯夜读。一日，冯友兰来访，出示所作《新理学》书稿，请提意见，钱穆认为《新理学》只讲理气，不讲心性，有其片面性，又中国无自己创造的宗教，但对鬼神却有独特的理解，建议冯氏加上鬼神一章，这样可使新旧理学一贯相承。冯友兰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西南联大期间，钱穆除教学外，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就是写成《国史大纲》。他指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写一部新通史，而这种通史应具有下列条件：能将中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的参考。前者在于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症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因此，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能在国家民族自身内部求得其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上的则为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和。1939年夏，他携书稿去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几经周折该书终于在1940年遵钱己见按原稿出版。此书成为大学教科书，并始终贯穿着对民族文化“温情与敬意”的精神，它一经出版发行，就风行全国，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广大热血青年积极参加抗战，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40年，钱穆践履顾颉刚之邀，去成都齐鲁大学任课，并主持国学研究所。期间，又迁置嘉定武汉大学讲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朱光潜，又应马一浮之邀去岷江对岸乐山的复性书院讲学。此间开始编写《清儒学案》，特请人购得清代诸家的遗书。全书约四五十万字，由他亲手誊写，因生活清苦，找不到他人另写副本。抗战胜利后，《清儒学案》书稿随箱装船返南京时，不慎落入江中，一番心血付诸东流。所庆幸的是书序已在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季刊》上发表。

他又写成《中国文化史导论》，并陆续刊载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

该书从中西比较出发，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精神及特殊的发展规律，建立了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文化学理论。他认为，人是文化的中心，把人生、人类生活当成文化的本质，并对文化的结构、要素进行研究，强调它们之间的互动性，提出了一套研究文化的方法。他倡导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要充满“温情和敬意”的态度，反对偏颇的民族虚无主义。同时也重视中西文化的比较，主张集异建同、多元共处，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这本书是他入蜀以后在思想与写作方面的一个新转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昆明的北大学生要求复校，聘胡适为校长。

当时胡适正在美国，校务由傅斯年署理。旧的北大同人不在昆明的，均已收到信函返回北京，钱穆没有得到邀请。而上海各高校争欲聘请，可他感到时局动荡，欲择一安静去处，排除纷扰，闭门著书。他曾被邀请去常熟作讲演，又与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相会。1946年，钱穆应聘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并兼任云南大学课务。1948年，又应聘任教于无锡江南大学，并与唐君毅论交。校舍新建在太湖之滨的坡上，风景极佳，他常常泛舟湖上，悠游之余遂成《湖上闲思录》一书。又撰成《庄子纂笺》，实为近代治庄学力作。翌年春，他与唐君毅应聘于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一日，偶遇张其昀，闻其拟在香港创办学校，自念“决当追随”，旋即迁居香港，结束在大陆几十年的教研生涯，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1950年，钱穆等人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新亚书院是在亚洲文商夜校基础上改建的，校舍简陋，除钱穆外，张丕介、唐君毅也在这里任教。钱穆等人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不仅是为许多大陆来港青年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了护持中国文化，培养经受中国文化洗礼的中国人;目的是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堂堂正正做人的中国人;要求每个学生必须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必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民主精神，会通中西文化，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1953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董事会的赞助，旋即在嘉林边道租了新校舍。不久获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又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兴办新亚研究所。为了表彰钱穆办学的贡献，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50-60年代，他在新亚书院，除处理浩繁的校务工作外，还承担许多课程，多次开设文化讲座，组织学术讨论会，并经常在港台作学术讲演。

在此期间，他不断完善、修补以前在大陆的旧著，还撰写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新著。他先后被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邀请去授课和讲演，并被耶鲁大学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又应邀去英国牛津、剑桥访问。后经法国、意大利回香港。出国访问期间，钱穆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了解中国，增进相互间的学术交往起了积极作用。

1967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职务，离开香港，定居台北，开始晚年的生活。卸任伊始，他曾去马来西亚大学讲学。期间，他日夜读《朱子语类》，开始撰写晚年的巨著《朱子新学案》，这本著作把朱子置于孔子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后半期中加以考察，突出了朱熹集理学之大成，集宋学之大成，集汉唐儒学之大成的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不决的一些重要问题。

钱穆除著书外，还兼任数职。他曾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在台湾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任教，学生皆来其住处客厅上课，他在讲课基础上写成《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等书。又应聘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博物院为他开辟了一个研究室，他在此读了《四库全书》中宋、元、明三朝理学诸集，选择十余人，各撰专篇论文。70年代后，钱穆开始努力编定《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这部丛书是他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的汇集，每集每编所收诸篇，他都亲自阅读，小作改订，大体保持论文的原貌，所以花费精力极大。编至明代部分，因患眼疾，故排版和校对皆不能靠自己，清代一编也不能逐篇阅读。关于学术思想方面论著汇为专集的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灵魂与心》、《中国学术通义》等。中国文化方面的除《文化学大义》外，还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他毕生写作的目的是“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

钱穆居住外双溪时，曾先后几次应邀去香港讲演，又两次去日本、韩国。初次韩国之行，选择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韩南塘四家全集，回台后精心研究，写成《朱子学流衍韩国考》一文，后收入其学术思想史文集中。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外出南游，此间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深切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和兄长扶持、帮带之情，也透露出对大陆子女的深深眷怀与思念。后又写成《师友杂忆》一书，对早年苦学，师友交往，以及著书立说等往事做了比较全面的追忆。此书不仅是钱穆学术人生道路的总结，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珍贵的史料。

钱穆84岁因眼疾已不能见字。1978年，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邀请他去中文大学讲学，其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共分六讲，后据录音改写成书刊行。翌年，新亚创校三十周年，他又赴香港。

1985年，他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向其学生赠言离别：“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至此告别杏坛。之后，他仍耕耘不休，在92岁时，以非常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晚学盲言》。

1990年8月30日，钱穆病逝于台北家中，终年96岁。

早就听父亲讲过张海迪姐姐的故事，今天阅读完《张海迪的故事》这本书后，我真正明白了“身残志坚，顽强拼搏”的含义。

张海迪五岁时患脊骨骨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家里自学完中学课程。十五岁，便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地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的英语小说，还当过无线修理工。《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讲述的就是张海迪的故事。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从非凡和毅力学习和工作，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

看到这位与疾病顽强搏斗的身残志坚的女性，我不由得想起街头乞讨为生的健壮的青年，想起整日麻将虚度光阴的人们。他们有着健康的体魄，却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勤劳勇敢的志向。平时，有些人总以这样那样的理由作为没有取得成就的理由。但是和张海迪相比，这些借口是多么微不足道呀！

遇到困难不退缩，这就是张海迪。做困难面前的强者，这是张海迪给我的启示。这本书真是影响我一生的书，我将以海迪精神为目标，勇敢向前，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

上官婉儿，男性化复姓的上官，和柔媚的女性化的婉儿的组合， 不只是个符号，几乎“昭示”了名字主人的性格和命运。

她生在盛唐，却在襁褓之时便沐浴了腥风血雨。她的爱恨悬浮于一个巨大的政治背景之上，苦难成就了一个非凡的女性。

她是罪臣孤儿，祖父和父亲都被武则天杀害。但她效命于这个“教母”般的女皇长达27年。14岁成为武氏“秘书”，19岁时百官奏牍都由她先行过目，并加拟签，武则天只要在上面批个字就颁行天下，成了除武则天以外最具权柄的女人。追随武氏25年，她成了事实上的“巾帼首相”;武氏之后中宗即位，婉儿封昭容，位同宰相、爵同诸王，仍然秉国权衡，参与朝政。她在幕后操纵着整个王朝，直到被李隆基诛杀，甚至可以说她曾用非凡的政治智慧“称量天下”。

她是唐代大文人上官仪的孙女，她和祖父对唐初诗律的形成及发展有很大影响，她用非凡的文学智慧又“称量”了当时的文坛。

李隆基杀了这个非凡的女人后的第二年，便忙不迭地让自己的臣子张说收集上官婉儿的诗文，辑成二十卷，如此才“安”了这个大唐天子的心。他敬佩这个“曾经的敌人”。

婉儿一生的灵魂与肉体之爱错综复杂，她利用男人对她的爱，用超绝的控制能力控制了那些身居要位的男人，从大唐皇帝中宗李显，到廷臣执事武三思、崔湜等，她总让自己在他们的生活中显得无比重要。

史书和民间传说中都有这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故事，无非是因为婉儿在历史上的地位太独特太突出。她如此出类拔萃，以至于没有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再度出现。她的才高如云，她在权力场中的纵横捭阖，在危机四伏的宫廷争斗中保持着艰难的“平衡”，她的卑鄙与高贵、张扬和谦退，放浪与真诚共集于一身的极为复杂而多层次的个性，让她如美钻一般，闪烁着多彩的光辉。

文学家张说为上官婉儿20卷的文集题序说：“敏识聆听，探微镜理，开卷海纳，宛若前闻，摇笔云飞，成同宿构。古者有女史记功书过，复有女尚书决事言阀，昭容(上官婉儿)两朝兼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意，虽汉称班媛，晋誉左媪，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这样的赞美，据我看来是空前绝后的，因为上官婉儿，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刚直肯谏”

美国医学博士爱泼斯坦，是纽约大学医疗中心儿童神经外科主任，世界上第一流的脑外科权威之一。他首创了不少高难度的外科手术--包括切除脊柱和脑血上的肿瘤。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一位卓有成就者，在校求学时，却曾是一个有着严重学习智障的学生。

爱泼斯坦博士在他的回忆录《我曾是智障者》一文中，讲述了自己求学的经历。他最不能忘怀的是他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名叫默菲的老师。由于生理原因，爱泼斯坦遭遇了严重的学习障碍，尽管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仍不断遭受挫折和失败。他自认为比别人“笨”，就退却消沉，并开始装病逃学。默菲老师没有因他“笨”而轻视他，相反，满腔热情地鼓励他。有一天课后，老师把爱泼斯坦叫到一边，将他的一张考卷递给他那上面的答案都错了。“我知道你懂这些题目，我们为什么不再来一次呢?”老师挨个考问试题让爱泼斯坦回答。爱泼斯坦每答完一道题，老师都微笑着说：“答得对!你很聪明，我知道你其实懂这些题目，我相信你的成绩会好起来的。”他一边说一边把每个题目打上对勾。

默菲老师在爱泼斯坦的成长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我们无法估量。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换一个老师，只知道指责爱泼斯坦不努力，或者干脆把他视为差生，斥为“蠢笨”，也许，未来的医学奇才就夭折在他的手里了。正是默菲老师的赞扬和鼓励，激发了爱泼斯坦的信心，他才告别绝望，倔强地与命运抗争，不再认输，不再懈怠，终于完成了正常人也不容易完成的学业，成为医学博士。

“你很聪明，我知道你懂这些题目”，一句喝彩的话，扬起了一位少年的奋进之帆。喝彩能驱除消沉者心灵的阴影，使他们看到生活的美丽，看到希望的绚烂;喝彩能消融自卑者心灵的雾障，使他们信心百倍，勇气大增。一次小小的喝彩，甚至改变人的一生!

黑格尔在《生活的哲学》里讲述了这样的一则故事：一个被执行死刑的青年在赴刑场时，围观的人群中有个老太太突然冒出了一句：“看，他的金色的头发多么漂亮迷人啊!”那个即将告别人世的青年闻听此言，朝着老人站的方向深深鞠了一个躬，含着泪大声地说：“如果周围多一些这样的人，我也许不会有今天。”青年死刑犯的话让人深思。一个人老是生活在别人的指责、轻视甚至鄙视里，往往要么心灵泯灭自甘平庸;要么心灵变态仇视他人和社会!而富有爱心的人饱含善意的喝彩，则能引导人走上人生的正途。

也许就是你的一个小小的喝彩，世界就多了一份亮丽!

【点拨】正如陶行知老先生所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所以，要以欣赏的眼光善待你身边的人和事，一个善意的赞赏，可能对他人产生极大的动力。“毁灭人只要一句话，培植一个人却要千句话，请你多口下留情。”多一些喝彩，少一些指责和训斥，也许就使他的人生更精彩!

【素材运用】此类素材适合“欣赏”“赏识”等话题，可直接引用。在“困难、失意”等话题下，可以作为榜样或动力进行引用，调动读者阅读兴趣。

我喜欢阅读，书本里蕴藏的很多故事让我收获快乐的同时，也懂得了很多的道理……其中，有一则关于孔融让梨的故事改变了我。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妈妈就给我讲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当时觉得孔融很傻。不过，在我八岁的时候，我自己又仔细阅读了这个故事，深深地被孔融关怀他人，为他人着想的行为感动了。孔融是东汉文学家，小时候聪明好学，才思敏捷。他四岁的时候，一天，父亲的朋友带来一盘梨，父亲叫孔融分梨给兄弟们吃，他按照长幼次序，自己挑了个最小的梨，说自己年纪小，应该吃小的，大的应该给哥哥们吃。

再一次阅读了这个故事后，我联想到自己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公主”，根本没有体会爸爸妈妈的辛苦……我对自己产生了疑问：我是不是太自私了？我做什么事情都要麻烦他们，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下定决心，要彻头彻尾地改变自己……

说干就干，一天早晨，我早早地就醒了。我轻手轻脚地跑到爸爸妈妈房间，瞧瞧他们有没有醒。我刚推开门，就听见妈妈对我说：“妈妈发烧了，去把药拿过来，宝贝。”药？我不知道妈妈要吃什么药，就随便给她一粒。

妈妈摇了摇头，示意药拿错了，应该是退热冲剂。随后，我睁大眼睛去翻找药箱里的退热冲剂。“终于找到了，不过吃药好像还缺点什么”，我想。对，是水！妈妈喝药时需要水。我跑到楼下，拿起热水瓶，将水一点一点倒进杯子，再把退热冲剂颗粒倒进杯子。等到水凉一会儿了，我轻轻地把药递给妈妈。当时，妈妈捧着杯子，用充满赞许的眼神看了我很久，说：“你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给你喂药，现在你给我拿药。咱们家项玥长大懂事了，会体贴照顾妈妈了！”是啊，我为自己会有这样的改变而暗暗自喜，这只是一个开始，我要坚持下去。

一个故事改变了我，我相信自己会像孔融那样，学会尊敬和关爱长辈，不再娇生惯养，成为一个体贴家人的懂事的好孩子。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沈从文被徐志摩发现，将这位小青年推荐给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

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着，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早年有人劝沈从文入党，他冷笑：没兴趣。建国后一番改造，让他惶恐无地。57年反右，他竟然诬陷自己的弟子萧乾是特务。但是萧乾不敢跟老师计较，多年后去看望沈从文，发现他住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就出面替沈从文要房子，不想沈从文大怒，吼曰：我还要入党呢！从此与弟子绝交。

文/张雨晨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今天，我就来写一写我们又熟悉又陌生的人——张海迪。

说她熟悉，那是因为她是我们山东人，就住在济南，离我们不算太远，我们很早就听过她的故事并且爸爸妈妈小时候也听过她的故事；说她陌生，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见过她。

海迪阿姨的事迹我以前听过，但是并没有全面了解。读了她多事迹后我才全面的了解。在海迪阿姨五岁那年，灾难降临到了她的身上。一天，她正在幼儿园里做游戏，忽然觉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爸爸妈妈把她送进医院，医生们反复检查后得出诊断——脊髓血管瘤。这种病会使人高位瘫痪，一生都会站不起来。但是，可怕的病魔并没有使幼小的海迪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她几次要求上学，都因为各种原因被一所所学校拒绝。学校进不去，她就在床上铺开了课本。同时，她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和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努力锻炼身体，认真学习。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为了著名的作家和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读了她的事迹，我想到了我，我拥有一个好的身体、优越的学习环境，还有那么多的好老师，每天耐心细致的教会我许多的知识。可是我却没有海迪阿姨的那种坚韧不拔、勤奋学习的精神，我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学会更多的知识，取得好的成绩。

今天，我把自己所摘抄下来的名人故事看了一遍。张海迪1995年出生在山东济南。他本来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父母都很喜欢她。可是天有不测风云。5岁时，因病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生活不能自理。

医生会诊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病情反复发作，5年中他被迫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取6快，最后高位截瘫。就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现在只能整天并我在床上了。看着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一起跳皮筋，高高兴兴地一起背着包上学校，张海迪幼弱的心灵，被痛苦压碎了。她狠狠地捶打着自己失去知觉的双腿，悲伤地哭喊着：”妈妈，我要走路！我要上学！“这个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年轻姑娘从没进过学校，童年起就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自学知识，她先后自学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专业课程。张海迪十五岁时随父母下方聊城莘县一个贫穷的小村子，但她没有惧怕艰苦的生活，而是以乐观向上的情深奉献自己的青春。在那里她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教书，并且克服种种困难学习医学知识，热心地为乡亲们针灸治病。在莘县期间无偿地为人们治病一万多人次，受到人们的热情赞誉。

我的感想是：张海迪虽然从小就没有上过学校，但是她没有因为种种困难打倒，而是毫不退缩地迈出通向成功的步子。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海迪的这种可贵的精神，永不退缩，坚持不懈，向成功之宝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