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一生的故事合集20篇

有一天，偏僻的小山村突然开进了一辆汽车。这可是件新鲜事，全村人都围过来。从车上走下来几个人。其中一个穿黑皮夹克的中年男子问大家：“你们想不想演电影?谁想演请站出来!”一连问了好几遍，村民们都不敢吱声，好多人只顾和身边的人自言自语。

这时，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儿站了出来。“我想演。”她长得并不漂亮，单眼皮儿、脸蛋红扑扑的，透出山里孩子的倔强和淳朴。“你会唱歌吗?”中年男子问。“会。”女孩子大方地回答。“那你现在就唱一个!”“行!”女孩子开口就唱，一边唱还一边扭：“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的花朵真鲜艳……”村人大笑。因为她的歌实在是唱得不怎么好听，不但跑了调，而且唱到一半时还忘了词。

没想到，中年男子却用手一指：“好，就是你了!”这个勇敢地向前迈了一步的女孩子叫魏敏芝。她幸运地被大导演张艺谋选中，在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出任女主角，名字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千万别轻视那小小的一步，它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

第一眼见到茶妈妈杜春峄，觉得她真年轻，完全看不出她已经六十多岁了。她穿戴着布朗族的传统服饰，站在茶树林小路旁的一棵树下，双手交叠在身前，面带笑容，朝每一个前来参加茶祖祭祀的客人道一句：欢迎。

我从她面前经过，故意放慢脚步，忍不住抬头多看她两眼。她发觉了，偏头冲我笑笑，亲切又朴实。她个子很高，皮肤是高原女人常见的黝黑。我注意到她放在身前的双手，那是一双常年劳作的手，一点也不像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

三月份的时候，知道我在收集关于云南手作人的故事，朋友便问我，要不要跟他去一趟普洱，带我去见一位做了一辈子茶的老人。

我喜欢喝茶，但对制茶一点也不了解。我对茶的最初记忆来自我的外婆，小时候，我常常跟外婆走很远的山路去茶园摘茶叶。天未亮就要出发。外婆说，清晨露水下的茶叶最嫩最好。茶叶采摘后，外婆当天就会将它们都放在一个大木盆里，用双脚使劲儿踩啊踩，然后晾晒干。那是最简易的制茶方式，朴实得没有一点花哨，但做出来的春茶挺香的，外公很爱喝。

因为这一点遥远记忆里的茶香，我随朋友去了普洱澜沧，飞机转机又乘几小时大巴，只为见一见这个一辈子与茶相伴的茶妈妈。

杜妈妈从十六岁开始就在澜沧景迈山上学习怎么制茶，一做就是四十多年，从一个小小的学徒到古茶公司的负责人，几十年的变迁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完，但其间的艰辛却鲜为人知。我从朋友发来的关于她的采访报道里了解了一些，但谈及那些波折与艰辛，她都只是寥寥数语。她似乎更愿意与人分享她的古茶园，古茶树，茶香，茶艺。

景迈山上有大片的茶园，山上居住着布朗族、傣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族民们靠山吃山，古茶园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珍宝，因此祭奠茶祖仪式世代传承了下来。茶妈妈每年都会亲自主持这场盛会，见她站在路口亲迎远道而来观礼的茶友，朋友悄悄跟我讲，她一点架子都没有哦!我说，你听听，大家都叫她什么?不是杜总，而是茶妈妈!亲切又贴切。

她把这片高原深山上的古茶园当成自己的孩子，也当成家。她不是茶商，而是茶人。她能清楚地记得景迈山有多少棵古茶树，也能清楚地知道，熟茶发酵时，应该洒多少水、开多大窗、盖多厚的被子。直至现在，她年纪大了，依旧会亲自去茶园采摘茶叶，制茶。

她拥有一颗匠心。

祭茶祖仪式那一整天她都很忙，我只有短暂的与她面对面聊天的机会。

我问她，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梦想?心中毕生追求?

她看着我，笑着摆了摆手，没有那么伟大，我只是喜欢茶。我在这片古茶园中长大，我为茶投入了青春年华，但它也回报了我永远年轻的心态与活力。

她说，你问我在困难黑暗的时期以什么来支撑着坚持这么久?因为这是我必须做的事，当一件事情成为你生命中心甘情愿的必须时，再多艰辛，你心里也会涌起一股强大的力量，推着你往前走。

我们常常说着坚持，可坚持却是最难的一件事，更何况几十年如一日，仅靠一点喜爱是不够的，还需要足够强大且坚韧的心。

心守一事，一生专注。有这样的态度，不管做任何事，在任何领域，都会成为非常出色的人。

【1】 搬走多余凳子

开会迟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公司每次开会，总有职员迟到。

公司为此制订了种种奖罚措施，但是，开会迟到依然是个问题。

不久，公司新来了一位办公室主任，公司的会议多数由他主持。

第一次开会，众多迟到者像往常一样，陆陆续续走进会议室。他们环顾一圈发现：会议室不仅原来预留的会议凳没有了，而且连一个多余的座位都没有。来晚的职员，只得在会议室一角站着开会，迟到者一个会议下来，脚都站肿了。第二次开会，迟到者明显比上次少了。第三次开会，竟没有人迟到。

原来，办公室主任发现：会议室平时有多余的会议凳摆放，每次开会，迟到者总不急不慢地进来就座。于是，开会时间一到，他把会议室多余的会议凳全部搬走。如此一来，来晚的都是要站着开会的。于是，人人争先。

其实，人都是有惰性的。

人的惰性多数来源于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当惰性的依附消失，人就会改变原来的习惯。而管理上有很多事也不必大张旗鼓或大动干戈，只要找准问题的关键所在，事情就像搬走多余的凳子那样简单。

【2】 请一匹马来戒酒

杰克·伦敦是上世纪初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一生曾创作出20部优秀中长篇小说和150余篇短篇小说。据称，列宁在去世前，躺在病床上请人朗读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

因为稿费所带来的不菲收入，杰克·伦敦很快便步入了美国上流社会。在与其他社会名流的交往之中，杰克·伦敦学会了喝酒，并逐渐发展到嗜酒如命的境地，每天都要与酒为伴。

长期的酒精刺激，让杰克·伦敦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思维能力也随之下滑。妻子查米安为此揪心不已，她多次劝杰克·伦敦戒酒，但都没有任何效果。

“谁若能帮我丈夫成功戒酒，我将感激不尽。”毫无办法的查米安只好对外寻求帮助。

“这没什么难的，只要夫人按我的方法去做，保证可以!”一个叫凯斯特的用人毛遂自荐道。在他的安排下，一个秘密的戒酒计划正式启动了。

接下来，在查米安生日来临之际，她要求丈夫送给自己一匹好马，杰克·伦敦欣然同意了，并陪同她一起去养马场挑选。结果查米安看中了一匹最贵的名马，杰克·伦敦本来是不情愿买的，但禁不住妻子的死缠硬磨，最后只好咬着牙将其买了回来。

几天后，杰克·伦敦路过马厩时，看见凯斯特正在喂马。看了一会儿后，杰克·伦敦便怒气冲冲地嚷道：“你怎么能这样喂我的马?!”

“不这样，应该怎样?”凯斯特一脸迷惑地问道。

“你知道这匹马有多名贵吗?好几千啊!如此名贵的马，应该吃最好、最新鲜、最健康的草料，喝最干净的甘泉。”杰克·伦敦生气地嚷道，“可是，你现在却给它喂脏兮兮、散发着霉味的草料，让它喝如此浑浊的阴沟水!难道你是想故意害死它?!”

“可是，您的妻子就是这样交代的呀!”凯斯特毫无惧色地回应道。

杰克·伦敦一听更火了，转身就朝家里跑，大声叫道：“查米安，给我马上出来，你竟然这样对待我们的好马!”

查米安从屋里走了出来：“有什么大不了的，这般大呼小叫?”

“难道你不知道那些糟糕的食物和水，对马的身体有很大的危害吗?”

“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你不也是这样的吗?——明知道自己的身体很宝贵，不也照样天天酗酒吗?”

妻子的这番话让杰克·伦敦一下子愣住了，他就像一个蔫了的茄子，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第二天，杰克·伦敦便不再喝酒了，此后一直都是。在他成功戒酒不久，便迎来了新一轮的创作高峰。

人们之所以不会让一匹良驹去吃烂草，去喝脏水，是因为觉得它宝贵。同样，当我们真正认识到某件东西宝贵时，便也不会去做那些对它不利的事了。而对于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3】 沙丘下的真相

一位摄影家来到海边的沙滩上，怡人的风景让他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架好相机后，摄影家一张张地拍摄着美丽的海景，正在他转换镜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在不远处的一个沙丘下面，一只幼小的绿龟正伸出一个小脑袋东张西望。“太可爱了!”摄影家不禁赞叹了一声。他知道，这是一只刚刚孵化出来的小绿龟。成年绿龟每年都会来到岸上产卵，等自然孵化以后，小绿龟就会从巢里出来爬到海里去。

正在这时，天上一只肉食鸟飞快地俯冲下来，企图啄走那只小绿龟，但小绿龟迅速把头一缩，躲了过去。

摄影家这才注意到，空中有无数肉食鸟在盘旋。“天哪!这只小绿龟很快就会成为它们的美餐的，我必须要帮帮它!”摄影家这样说着，就放下相机跑过去把那只小绿龟捧到手上，然后走到海边，轻轻地把它放到海水里。看着小绿龟渐渐游向海水深处，摄影家开心极了!

然而，等他转过身来以后，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惊呆了：成百上千只小绿龟爬到了沙滩上，无数食肉鸟站在那里，一只又一只地啄食着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绿龟们……

原来，摄影家救走的那只小绿龟是绿龟巢的侦察兵，它把头伸到洞口观察外面的情况，一旦遇到危险就会把头缩回去，并以此告诉其他绿龟现在还不能出去。等那些食肉鸟全都回到巢里以后，它们就能一路无阻地爬到海水里。

而正是因为摄影家粗鲁的“拯救”，让其他小绿龟误以为外面已经安全了，纷纷跑了出来。其实，此时空中有无数只食肉鸟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它们的巢穴口!

那时，摄影家简直不知道先救哪一只才好，只能无序而又慌乱地来回跑着，能救一只算一只。当他来回跑了数十趟以后，终于累得瘫倒在沙滩上，眼睁睁地看着一只只小绿龟被那些肉食鸟吞进腹中。面对此情此景，他也只能发出一声自责的悲叹：“如果不是我，这些小绿龟又怎会遭受这样的灾难!”

人是最有智慧的一种生物，但人也最喜欢自作聪明，以为自己亲眼看见的就是真相，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不仅人类自己深受其害，还一次又一次地殃及无辜!

真相，其实往往像那个绿龟巢一样，藏在那堆沙丘的下面。

【4】 老和尚荒地种花

山前有座庙，山后有块荒地。这天，师父带着小和尚扛着锄头，来到了荒地锄草。小和尚说：“师父，我们除掉这些杂草在上面种什么呢?”师父说：“种花!”小和尚很吃惊地说：“除草种花，谁来看呢?”师父说：“山外的人呀!”小和尚满脸疑惑地说：“为什么必须种花?”师父说：“为了庙里的香火!”小和尚不解了，为了香火就必须种花，种花和香火有关系吗?庙里香火不盛，这山后又能有几人来?

几天后，师徒俩除完草，在荒地上撒了许多花种。过了一段时间，从荒地里钻出来许多花种新芽，师父就带着小和尚给新芽浇水。一年过去了，那些花种都长成了一株株花树。等到第三年，几乎所有的花树都开花了，一片一片的花，争奇斗艳。山外的人，呼朋唤友地来看花。与此同时，人们又开始络绎不绝地到庙里上香了。

小和尚看到这一切，不由得佩服起师父来，他觉得师父当初在荒地种花是多么睿智：有了花，就有了看花的人;有了看花的人，就有了香客。为别人种花，其实也是为自己种花。

很多事情是相辅相成的，为别人种花，其实也是为自己种花，和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道理是一样的。

【5】 以水镜为师

禅师将一杯水和一面镜子交给弟子。

禅师说：“以后它们就是你的老师，你要努力向它们学习。”

弟子说：“我跟水学习什么?”

禅师说：“跟水学习如何面对不同的空间!无论把水倒进什么形状的容器，水都会随之改变形状，永不抱怨空间的改变。”

弟子说：“我跟镜子学习什么?”

禅师说：“跟镜子学习如何面对不同的世界!无论镜子面对怎样的情境，它都能如实反映，毫无遗漏。”

弟子说：“为什么它们能做到这样?”

禅师说：“因为水没有自我，镜子无心，因此不落入空想而迷失了自己。”

今天，我把自己所摘抄下来的名人故事看了一遍。张海迪1995年出生在山东济南。他本来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父母都很喜欢她。可是天有不测风云。5岁时，因病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生活不能自理。

医生会诊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病情反复发作，5年中他被迫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取6快，最后高位截瘫。就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现在只能整天并我在床上了。看着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一起跳皮筋，高高兴兴地一起背着包上学校，张海迪幼弱的心灵，被痛苦压碎了。她狠狠地捶打着自己失去知觉的双腿，悲伤地哭喊着：”妈妈，我要走路！我要上学！“这个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年轻姑娘从没进过学校，童年起就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自学知识，她先后自学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专业课程。张海迪十五岁时随父母下方聊城莘县一个贫穷的小村子，但她没有惧怕艰苦的生活，而是以乐观向上的情深奉献自己的青春。在那里她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教书，并且克服种种困难学习医学知识，热心地为乡亲们针灸治病。在莘县期间无偿地为人们治病一万多人次，受到人们的热情赞誉。

我的感想是：张海迪虽然从小就没有上过学校，但是她没有因为种种困难打倒，而是毫不退缩地迈出通向成功的步子。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海迪的这种可贵的精神，永不退缩，坚持不懈，向成功之宝出发！

1930年初秋的一天，东方欲晓，在位于日本东京目黑区田桥不远处的公园里，一个只有1.45米的矮个子青年从凳子上爬起来，用免费自来水洗了脸，便从容地从这个“家”徒步上班去了。

他是一家保险公司的推销员，在此之前，因为拖欠了房东7个月的房租，他已经被迫在公园的长凳上睡了两个多月了。他虽然每天都在勤奋地工作，但收入少得可怜，为了省钱，他甚至不吃中餐、不搭电车。

一天，年轻人来到一家名叫“村云别院”的佛教寺庙，礼貌地问道：“请问有人在吗？我是明治保险公司的推销员。”

“请进来吧！”

听到“请”这个字，年轻人喜出望外，因为在此之前，一听到推销保险的，10个人中有9个会让他吃闭门羹，有时即使有人会让推销员进门，态度也相当冷淡，更不要说“请”了。

村云别院的主持名字叫吉田胜逞，是日本当时的一位高僧。年轻人开门见山，利用所学的保险知识，面对眼前的高僧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介绍，劝说老和尚投保。

等年轻人说完后，老和尚平静地说：“听完你的介绍之后，丝毫没有引起我投保的兴趣。”

年轻人愣住了，刚才还信心十足的他一下子泄了气。

老和尚对他注视良久，接着说：“人与人之间，像这样相对而坐的时候，一定要具备一种强烈吸引对方的魅力，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将来就没什么前途可言了。小伙子，先努力改造自己吧。”

“改造自己？”

“是的，要改造你自己。你在替别人考虑保险之前，必须先考虑自己，认识自己。”

“请问高僧，我该如何去做呢？”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困难。去请教别人吧！”

“请教别人，请问如何请教法呢？”

“就从你那些投保客户开始，你诚恳地去请教他们，请他们协助你认识自己。我看你有慧根，倘若照我的话去做，他日必成大器。”

吉田和尚的一席话，犹如当头一棒，把年轻人点醒了。他若有所悟地告别了吉田老和尚。

从寺庙回去后，年轻人将老和尚的话反复揣摩，决定彻底改变自己。于是，他开始每月一次，每次请5个同事或投了保的客户吃饭。为此，甚至不惜典当衣物，目的只为让他们指出自己的缺点。他的第一次“批评会”就使他原形毕露：

——你的个性太急躁了，常沉不住气。

——你的脾气太坏，而且粗心大意。

——你太固执，常自以为是。这样容易失败，应该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对于别人的托付，你从不知道拒绝，这一缺点务必改正，因为“轻诺者必寡信”。

——待人处事千万不能太现实、太自私，也不能耍手段、耍花招，一切都应诚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诚实才会维持长久。

……

他看着客户吃着自己提供的饭菜，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听着他们的批评。他把这些逆耳之言都一一做了笔记，随时反省激励自己。

每一次“批评会”后，年轻人都有被剥了一层皮的感觉。他把自己身上的劣根性一点点剥落下来。后来，他还总结出了含义不同的39种笑容，分别赋予要表达的心情与意义，然后再对着镜子反复练习，直到镜中出现所需要的笑容为止。

功夫不负有心人。1939年，年轻人的保险销售业绩终于荣膺全日本之最，并从1948年起，连续15年保持全日本销售第一的好成绩。1968年，年轻人成为了美国百万圆桌会议的终生会员。

这个人就是被日本国民誉为“练出值百万美金笑容的小个子”、美国著名作家奥格·曼锹诺称之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的推销大师——原一平。

陈奇涵1897年8月24日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乡坝南(又名竹坝)村。1909年入兴国县城背街陈家祠的“五四制”北汇小学堂读高小。1913年毕业后考入赣州府中学(后改为“江西省立第四中学”)，这是赣南仅有的三所省立重点中学之一。陈奇涵在该校苦读四年，中学毕业后，因无钱升大学，返回家乡。

陈奇涵读中、小学的10余年间，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新旧思潮急剧交锋的动荡时期。他深切认定，要使祖国外不受强虏欺侮，内不遭官僚压榨，就必须立志改革，发奋图强。于是，他产生了“教育救国”的念头。1918年秋，陈奇涵邀了十多位学友和乡友，会集于兴国县城赤勘小学内，座谈教育救国。与会者都是热血青年，凭着书生意气，各抒己见，感慨不已。

他经过一番筹划和思索提议说：“我们就取‘君子忧道不忧贫’之意，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创办一所‘忧道小学’，怎么样?”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学校，取名“忧道小学”。大家怀着教育救国之心，为着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学生教育培养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分子，为民权、自主、民生自由而奋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和激励下，面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和横征暴敛，兴国一批有知识的热血青年在彷徨中觉醒。陈奇涵终于醒悟到：“教育救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要救国救民，只有另辟路径。同年6月，陈奇涵怀揣1斤蚕丝(变卖作路费)、百余元钱，只身南下广东，投考云南讲武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1920年转入护国军第二讲学堂学习。同年参加逐桂出粤之战。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出兵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军广西。陈奇涵又随赣军征战三个月，占领了南宁和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迫使陆荣廷仓皇出逃，最终平定广西，统一两广。陈奇涵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由候差员提升为排长。

1922年5月，陈奇涵参加第一次北伐战争。两年后，陈奇涵脱离赣军，在广州受聘为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1925年初，陈奇涵转入黄埔军校。他先担任该校第三期学生总队第一大队第三队上尉连长，后担任少校政治大队长(营长)。这个时期是陈奇涵一生的转折时期。

陈奇涵自到黄埔军校，便开始有计划地阅读革命理论书刊。每逢星期日，他还去东皋大道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的政治专题报告。在黄埔军校，陈奇涵直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他立志为民众谋解放，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周恩来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军校的一个进步团体组织。陈奇涵在此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并积极参加该组织的活动，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政治斗争。1925年2月，经陈赓、许继慎介绍，陈奇涵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奇涵在黄埔军校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在对学生进行军政训练的同时，自己在血与火的战斗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参加东征、平叛等一系列战斗中，经受了战斗洗礼，成长为坚强的革命军人。

1926年3月20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并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迫使共产党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有预谋地挑起“中山舰事件”。接着又有恃无恐，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整理党务案》。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由蒋介石主持在广州召开。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屈从于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此后，蒋介石相继窃取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独揽党政军大权，使国民党右派在组织上占了绝对优势。

珠江之畔风云突变，中国革命处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陈奇涵此刻也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此时，他已是黄埔军校少校军官，如果脱离势单力薄的共产党，留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内，则待遇丰厚不言而喻，飞黄腾达也指日可待。但陈奇涵不改初衷，毅然保留共产党员的党籍，宁愿丢掉高官厚禄，而去承担清贫和风险。他秘密接受党的指示，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总政治部留守处主任孙睿明的领导下，带领一批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共产党员，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名义，准备离开黄埔军校，返回故乡。

1926年9月，在陈奇涵的带领下胡灿、肖以佐等十余人陆续返回老家兴国，各自利用合法身份，深入到各个乡镇，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筹备建立兴国党组织。由他们亲自创办的忧道小学，成为他们宣传革命的场所和党的秘密联络点。

9月17日，陈奇涵等在平川中学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兴国县支部干事会。在会上，胡灿提出建议，陈奇涵在家乡的目标大，而且经常奔波于赣南、赣东各地指导工作，所以暂时隐蔽身份比较适宜。他的建议得到同志们的赞同。会上决定由胡灿任书记，凌甫东任组织委员，肖以佐任宣传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兴国建立组织的开始，也是赣南最早成立的几个县级党组织之一。至1927年春，全县已发展党员100名，下辖十八个党小组。

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由武汉赴南昌，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朱德，利用以前他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选定第三军为目标，着手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干部，以便在各方面开展革命活动。同时，指示陈奇涵利用本人在江西的声望和工作基础，配合朱德创建军官教育团。军官教育团组建后，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归属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该团由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和党的负责人(支部书记)。陈奇涵还直接指挥一个营，协助朱德在南昌城内开展革命活动，为党培养军事骨干。并负责以密码直接与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保持联系。直至南昌起义前，党中央的电报指示都是经过陈奇涵的密码本译出的。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公然发表演讲，叫嚣：“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赣州“三•六惨案”，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的前奏，是他放出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第一枪。

3月30日，朱德、陈奇涵指挥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工人武装纠察队，包围了驻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收缴了其枪械，活捉了该团副团长关麟征及其下属全部人员。4月，朱德和陈奇涵率领军官教育团及一部分警察，以“剿匪”为名离开南昌，进入赣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镇压反动派及其武装。朱德、陈奇涵到达临川后，接见了各公法团体负责人，召开公法团体会议，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弄清当地情况后，决心为民除害，并在临川县政府召开了剿匪会议，研究与布置开展剿匪工作。

朱德、陈奇涵率军官教育团在赣东的临川、崇仁、宜黄、乐安、金溪、东乡、进贤等地打击土匪与反动地主武装。在清剿中采用“剿抚兼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实行“先投降者免罪，顽固逃窜者严惩”的政策。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奉朱德指示，陈奇涵率领814团加入起义军行列，在抚州配合起义军在南昌的行动。经过4小时激战，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

8月5日，起义军按照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部署，退出南昌，向广州进发。起义军撤离南昌后，革命势力受到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白色恐怖笼罩江西。奉命留在抚州的814团因内部反动势力哗变，陈奇涵被迫离开抚州，经吉安返回兴国。回到兴国后，陈奇涵主持召开了“羊山会议”，这是中共兴国党组织从遭受挫折到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羊山会议”后，中共兴国支部改为中共兴国特别支部，陈奇涵任军事部长。

1928年4月，中共赣西特委委员、赣西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党代表曾炳春，带领该纵队到兴国进行游击活动，与中共兴国党组织负责人陈奇涵、肖芳全、李明兰等人取得联系，他们秘密地在兴国冰心洞的清静观召开了一次中共兴国区委扩大会议。不久，陈奇涵、曾炳春首先领导了崇贤农民暴动，揭开了兴国武装暴动的序幕。

兴国暴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群众运动，也是兴国前所未有的一次革命武装暴动。革命红旗第一次在兴国城的上空飘扬。从此，兴国的革命由秘密走向公开，使得许多反革命分子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甚至跑到赣州、南昌长期“避难”，不敢回来。1929年2月，红2团、红4团第二次攻占兴国县城，摧毁了兴国的反动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兴国的封建势力，为兴国红色政权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陈奇涵作为兴国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在吉安陂头成立，朱德兼校长，毛泽东兼党代表，陈奇涵任教育长。不久，红4军离开吉安，李文林改任校长兼政委，金万帮任校委书记，陈奇涵仍为教育长，具体负责学校的军政训练与日常教学工作。这个学校为部队培训了一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与地方武装领导干部，也积累了宝贵的军事教育经验。陈奇涵调到第三分校后，转入了正规红军。从此，他一直没有离开部队。

1932年1月，陈奇涵率领红3军第9师在于都北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在于都、宁都等地消灭地主武装，攻下兴国、于都、赣县的马安上宝土围，歼敌五、六百人，缴枪三百余支，在于都北区基础上成立胜利县。3月12日，由于形势发展需要，中央军委决定重新组建红军第一军团，下达了《关于重编红一、三、五军团的训令》，以红四军和红五军团之红十五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陈奇涵任参谋长兼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4月2日，红一军团由长汀以东的馆前、新桥地区移至长汀，准备东征。陈奇涵采取各种手段，侦察敌情和地形，为毛泽东、朱德决策龙岩战斗提供可靠的情报和建议，并一举攻占闽西重镇龙岩，歼敌两个团，为进攻漳州创造了有利条件。11日，陈奇涵出席了毛泽东在龙岩主持召开的红一军团师以上干部会议，并草拟了“漳州作战计划”。20日，参与指挥了红一军团攻打漳州战役，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占领了漳州。打开漳州后，陈奇涵又协助军团长布置红一军团短时间分兵闽南，将部队分散在漳州及其周围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大红军、筹备粮款。

此次东征，开辟了闽南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苏区，使中央根据地的南翼基本得到稳定。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33年1月，红一军团在黎川三都整编，陈奇涵因负伤治疗，调离红一军团。3月，陈奇涵伤愈出院后，调任江西军区兼赣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协助军区总指挥陈毅、政委李富春统一指挥江西赤色地方武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陈奇涵祸从天降。在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受到株连。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从上海抵达红都瑞金，从此，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2月中旬，“左”倾错误领导者首先在福建苏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当时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不同意“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作法。因此，他遭到打击，政治、组织上受到处分，被撤职。其后，福建省一大批领导干部也遭到错误批判斗争。这些遭批斗和撤职的干部，都是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好同志。

2月下旬，“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如法炮制，在江西掀起了一场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江西苏区一大批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有丰富斗争经验、敢于公开抵制和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的党政军干部受到打击或被牵连。刚出任江西军区参谋长的陈奇涵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株连。

邓、毛、谢、古四人，在中央苏区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抵制，因而被划为一个“小派别”，受到王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陈奇涵与他们4人比较熟悉。1932年陈奇涵负伤住院期间，拿出自己的补助，请同在一起住院的邓小平、毛泽覃吃了一顿饭，这件事情，在反“江西罗明路线”开始后，竟成了打击陈奇涵的借口。1933年冬，陈奇涵终被莫须有的罪名撤消了江西军区参谋长职务。

1934年春，陈奇涵从江西军区兼西路军参谋长一下子降职到红军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当科长，在部长罗荣桓的领导下，负责扩红工作。

陈奇涵在错误的党内斗争面前，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和态度。在政治原则问题上，陈奇涵不惧“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不妥协让步，在组织纪律上，他服从分配。虽然身处逆境，蒙受冤屈，但仍顾全大局，做到受打击而不屈服，被撤职也不灰心，对党的事业始终满怀信心，继续任劳任怨地为扩大红军而努力工作。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组建教导师的决定。教导师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保障其安全。新组建的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8月间，调陈奇涵任教导师作战科长，参与教导师的组建工作。9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的形势不断恶化。瑞金以北的宁都、石城相继失陷;东部敌军已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发动进攻;南部敌军已进抵会昌一带。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此时，毛泽东、彭德怀提出主力红军应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出击外线，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脱离其堡垒，相机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建议。

陈奇涵由于懂工兵技术，临时被抽调去于都河架桥，准备长征。10月10日，陈奇涵赶回教导师，红军指战员离别瑞金，开始了长征。在漫长的长征道路上，陈奇涵不仅要与战士一样长途行军，而且在行军途中，还要随时观察部队行军秩序，检查各团掉队人员。到宿营地后，他仍不能休息，还要派人侦察地形，寻找向导、派出警戒;接着，他还要绘制新的行军路线图，发出当日口令，写出宿营报告，派人送达上级司令部。本来这是他担任部队首长时，由参谋来完成的工作。但是现在他是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丝毫的怨气，而是忍辱负重，默默地为党工作着。

1935年1月，红军抢渡天险乌江，陈奇涵负责指挥架桥行动，保证了飞渡乌江天险的胜利。红军渡过乌江，接着进占遵义，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排挤的干部，陈奇涵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1935年12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实现中国共产党直接对日作战的主张，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东征抗日和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东征分左右两个纵队行动，红一军团为左翼纵队;红十五军团为右翼纵队。陈奇涵以军团副参谋长身份参加指挥红七十八师进行东征战役。经过75天的东征作战，我军共歼敌13000多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枪4000多支，扩大红军8000余人。在山西二十多个县的农村发动了群众，播下了革命火种，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东征的战尘尚未洗去，陈奇涵又奉命踏上了西征的征途。1936年5月，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队伍，西北革命委员会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西征战役。

此时已是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的陈奇涵，亲自率领红七十八师，一路高歌猛进，在西征两个月时间里，与红一军团其它各部协同作战，歼敌两个团又一个营，俘敌旅长以下2000多人，解放了环县、同心等多座城镇，开辟了纵横800多里的新根据地，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7年初，陈奇涵被调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大是1月20日开学，至8月毕业，历时7个月。陈奇涵被编入第二期大学部第一大队。

陈奇涵在抗大学习热情和自觉性非常高，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每天上课之外，还抓紧时间自己阅读、研究问题。通过半年的学习，陈奇涵在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提高。他更深刻地领会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掌握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战略战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抗大第二期大学部学员奉党中央的命令，立即结束学习，于8月份，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10月，毛泽东电令成立绥德警备区，任命陈奇涵为警备司令。

1938年3月，陈奇涵以“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的战术，击退了日军1个旅团向宋家川、军渡等地的数次进攻。陈奇涵在率领警备区军民二年的反顽抗敌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和成绩，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赞扬他们“保卫了延安的东北大门”。1939年，陈奇涵调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接到新任命的陈奇涵，虽然在红军时期先后担任过红三军、红四军、红一军团、江西军区和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等职务，对参谋工作轻车熟路，但他仍然感到这次到军委工作的担子之重，决心不辜负中央信任，更好地完成协助军委领导指挥全局作战的工作。不久，陈奇涵又同时兼任了延安卫戌司令、防空司令、总交通司令等职。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抗日军事政治骨干，1941年1月，陈奇涵奉命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陈奇涵按照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精神，运用第一期办校的工作经验，根据第二期学员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对于八路军各部队来的学员队和知识分子学员队分别制定不同的教育计划，教学上做了不同安排，并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他们坚持以教育为中心，以德育为重点，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参谋人员、俄文翻译、军事指挥员、政工干部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为我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2年2月，陈奇涵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高级干部整风运动。他任高级学习班第三党支部书记。延安整风运动中，陈奇涵召集在延安的赣籍老红军，进一步回顾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赣西南、赣东及兴国等地党的历史经验，整理了一大批珍贵的党史资料。中央军委还为陈奇涵1933年受撤职处分的问题，于1942年3月正式做出书面结论：“对陈奇涵同志的撤职处分，是当时干部政策的错误，应予正式撤消其撤职处分。”至此，陈奇涵的八年之冤，得以昭雪。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陈奇涵当选为“七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大会。在会议上，陈奇涵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例，阐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不同意王明进入中央委员会。会后，他又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再一次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对陈奇涵坚持真理，疾恶如仇的品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告投降，9月3日，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急忙调兵遣将，把国民党军队14个军共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约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各地，其目的就是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以建立国民党独裁政权。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国民党军队以“收复失地”为名，抢占各战略要地，在华南、华东、华中、华北夺取了一大批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后，把抢占战略要地的重点放在了东北。

东北背靠苏联，当时具有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能否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陈奇涵奉命率干部队奔赴东北。但因途中生病，病情日趋严重，很难继续前行。中央考虑陈奇涵的身体状况，暂不去东北，留在冀热辽，担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1947年3月30日，为加强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的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将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下辖热河军区、冀热察军区和冀东军区。自5月中旬开始，陈奇涵参与指挥了东北民主联军向东北国民党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连续作战50天，收复了大片土地，先后攻克城镇42座，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7月，陈奇涵接上级指示，调离冀察热辽军区，前往东满。9月，东北局任命陈奇涵为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副司令员，与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一起领导东满军区的工作。上任不久，陈奇涵领导部队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战役。

东北我军在夏季攻势后就地进行了休整，并编组了新的部队。野战军除将辽吉纵队改编为第七纵队外，又以冀察热辽军区6个独立旅及东北民主联军与周保中、陈奇涵领导的东满军区所辖的3个独立师，分别合并组成了第八，第九、第十等3个纵队。至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共辖9个纵队39个师，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51万人。为贯彻执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所规定的任务，配合关内我军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于9月14日发起了秋季攻势。

陈奇涵协助周保中率领东满军区部队配合我军第六纵队在中长路一带对敌作战。10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围歼吉林之敌，引敌分散于四平以南和以北地区和长春以东地区，以便各个击破。于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令第六纵队以奔袭方法，围歼吉林外围松花江两岸口前、九站等处之敌，以免敌逃回吉林。令第二十九师主力担任围歼棋盘街、江密峰之敌，并抽一个团配合东满军区部队，归陈奇涵指挥，担任围歼乌拉街之敌。15日，陈奇涵率部占领了乌拉街、棋盘街，全歼该地敌人。17日至18日，陈奇涵等又率部配合六纵占领了桦皮厂、九站、口前等地，肃清了吉林外围之敌。

东北敌军遭受我军秋季攻势打击后，被迫退缩于中长路长春至大石桥和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的各主要城镇。物资供应缺乏，处境更加困难。而我军在秋季攻势后，进行了短期休整，部队士气旺盛，全军总兵力达73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利用江面结冰，便于机动兵力的有利条件，集中全部主力，发起冬季攻势。

1947年12月，冬季攻势发起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东满军区部队在吉长线活动，钳制吉林、长春之敌。31日，在陈奇涵等领导下，东满军区部队奔袭长春、二道河子东的杨家店地区，给敌以沉重打击。

为了加强部队统一指挥，促进我军正规化，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陈奇涵所在的东满军区也改为吉林军区。3月，陈奇涵率领吉林军区前线指挥所和松花江前线指挥所参加围攻吉林和长春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

1948年4月，东北局决定撤消南满军区，所辖地区和部队分别改为安东军区和辽南军区。陈奇涵被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从此，陈奇涵离开东满，转战辽南。

陈奇涵一到辽南军区，就领导辽南军区部队进行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6月初，根据东北局精简整编，缩小机构，充实连队，以求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前为原则，陈奇涵对军区进行第一次整编。7月，辽南军区改为辽宁军区，陈奇涵仍任司令员，8月初，针对当时辽宁军区部队庞大，武器缺少，对敌游击战争困难的情况，陈奇涵对辽宁军区进行了第二次整编。经过两次整编，提高了辽宁军区部队的战斗力，为以后大规模战斗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奠定了基础。

为保障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役的顺利进行，陈奇涵还率领辽宁军区部队抢修铁路、公路、桥梁、恢复交通运输。到1948年8月中旬，基本上使辽南地区交通得以畅通，保证了战争中的军运。同时，他还在辽南设立兵站，医院、供应站，保障战役中物资供应和伤员救护。这些工作，在整个战役期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全军已有12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共60余万人，加上机关、地方部队，总兵力达103万人。东北地区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获得解放，我军同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陈奇涵率辽宁军区部队协助主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

辽沈战役后，陈奇涵立即投入到辽宁省的恢复工作。刚解放的辽宁还极不稳定，土匪残兵还不时对我人民进行骚扰，国民党特务也大肆进行破坏活动。陈奇涵率部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于11月中旬肃清了规模较大的残兵土匪，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

1948年11月20日，中共辽宁省委成立。陈奇涵等7人为省委常委。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关内挺进，12月25日，中央军委电令，任命陈奇涵为东北军区参谋长。

陈奇涵离开了辽宁军区，赴任东北军区，一方面组织东北军区各部队，进行战斗总结，开展军政训练，肃清残余匪徒，稳定社会秩序，一方面做好大军南下的准备。同时，抓紧东北军区机关的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

他还对东北军区的参谋工作做了改进：创办军事杂志，以统一部队的军事思想;举办参谋学校，全面培养参谋干部;参谋人员与指挥人员由下而上的加以交流，以便充实参谋人员作战经验及实际工作经验。

陈奇涵还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对有关军队建设与战略、战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他特别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特别是政治教育。在战术技术上，他提出了四大技术和三三制战术。他还对部队的编制、后勤、卫生等工作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采纳，对东北军区的建设，乃至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3月1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中央军委命其向中南进军。这时，陈奇涵奉中央军委之命，调离东北，随第四野战军主力挥戈南下，解放江西。4月初，陈奇涵奉中央军委命令，来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要他立即准备南下，组建江西军区，并出任江西军区司令员。6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宣告成立，陈奇涵任省委常委。6月25日，江西军区正式成立，陈奇涵任司令员，陈正人任政委。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直接同美国军队作战。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对兵员的需要，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进行了两次扩兵。共扩大新兵77350多人，这些新兵除一部分补充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外，大部分经教育训练后，组建了11个团又4个营，编制成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前线。此外，江西军区还征召了14700名转业军人归队，编成5个团，分别调拨给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随时准备把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熟练军事技术的战士送上前线，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部队开展了以美国侵略军为作战对象的军政大练兵。在6个月的军政大训练中，陈奇涵根据上级指示和部队实际情况，凭借自己训练部队的丰富经验，亲自指导制定训练计划，提出切实可行的训练措施，进行严肃认真的训练。

江西军区的这次军政大练兵，是在革命胜利后比较安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由于陈奇涵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准备，训前对组织领导、训练方法、步骤作了明确规定，特别强调了教养一致和统一训练作风，共轮训7820名干部和骨干，全面系统地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统一管理全军军事审判工作。基于陈奇涵资历深，威望高，廉明公正，熟悉军事法律，中央军委暨毛泽东主席于2月28日发布任命书，任命陈奇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

同年夏天，陈奇涵来到北京走马上任。军委管理局分配他一家住到西四北头条一座四合院里。他家在这里一住就是40多年。他到京不久，就去北戴河向军委领导汇报军事法院的工作。

一天吃过晚饭后，陈奇涵去海滨散步，迎面走来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同志，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从延安分别后，这是第一次见面”，周恩来说：“听说你去搞军法工作了，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他们和陈奇涵一起坐在海滨的藤椅上，开怀畅谈起来。

我军的军法工作，从建军之初就有，但没有全军统一的军队法院(庭)。红军时期有的部队称“军队审判所”，抗战以后称“军法处(科)”，实际上多数军区和部队把它放在保卫部，全军的总政治部也设有“军法处”。现在要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的军队，必须建立一个全军统一的军队审判机构。

军事法庭是军事法院的前身，是一个刚成立的新单位。陈奇涵来时，一切俱空。与其说是调陈奇涵来上任，不如说是调他来筹备。他身边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从头做起。经过他的努力，军委把一处院子拨归军事法庭。院内有一幢二层楼房作办公用房。

陈奇涵为筹备军事法庭，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法庭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上，放在考虑法庭的工作方针、任务、内容、方式等重大问题上。他叫人翻译有关苏军军事法院方面的资料，又派人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我国有关历史资料，结合我军历史上的审判工作经验和组织形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与想法。1954年8月25日，陈奇涵向中央军委作《军事法庭的建立与工作》的报告。并得到中央军委对军事法庭工作方针的第一个明确批示：“目前，制法为主，习法为次”。陈奇涵根据这一批示，为开创我国军法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我国军法战线上的奠基人。

1954年9月，陈奇涵当选为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以后召开的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奇涵继续当选为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1955年1月，陈奇涵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根据军事法院编制人员少的情况，陈奇涵对军事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主张精干高效。由于陈奇涵对各处、室的职能分工规定明确，也就使各部门各司其职，办事效率较高。在定编制、定机构的同时，陈奇涵就抓军事法院的班子和各级军事法院干部的配备。

1955年9月，陈奇涵被授予上将军衔。由于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巨大功绩，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这是我国军法战线上的第一位上将，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军法上将。

1956年9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奇涵作为军队系统选出的八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不久，他又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协助董必武抓全国政法工作。1957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陈奇涵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法院领导的分工上，他分管军事法院系统的工作，同时还担任军事法院院长职务。

从50年代末期开始，陈奇涵的身体每况愈下，战争时期染下的重疾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复发，犯病时疼痛万分，不能行走。心脑血管疾病也向他袭来。但是，陈奇涵在疾病面前始终保持乐观情绪。在此后二十余年时间里，他始终惦记着人民，惦记着工作，惦记着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英名将永远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光耀千秋。

我喜欢阅读，书本里蕴藏的很多故事让我收获快乐的同时，也懂得了很多的道理……其中，有一则关于孔融让梨的故事改变了我。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妈妈就给我讲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当时觉得孔融很傻。不过，在我八岁的时候，我自己又仔细阅读了这个故事，深深地被孔融关怀他人，为他人着想的行为感动了。孔融是东汉文学家，小时候聪明好学，才思敏捷。他四岁的时候，一天，父亲的朋友带来一盘梨，父亲叫孔融分梨给兄弟们吃，他按照长幼次序，自己挑了个最小的梨，说自己年纪小，应该吃小的，大的应该给哥哥们吃。

再一次阅读了这个故事后，我联想到自己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公主”，根本没有体会爸爸妈妈的辛苦……我对自己产生了疑问：我是不是太自私了？我做什么事情都要麻烦他们，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下定决心，要彻头彻尾地改变自己……

说干就干，一天早晨，我早早地就醒了。我轻手轻脚地跑到爸爸妈妈房间，瞧瞧他们有没有醒。我刚推开门，就听见妈妈对我说：“妈妈发烧了，去把药拿过来，宝贝。”药？我不知道妈妈要吃什么药，就随便给她一粒。

妈妈摇了摇头，示意药拿错了，应该是退热冲剂。随后，我睁大眼睛去翻找药箱里的退热冲剂。“终于找到了，不过吃药好像还缺点什么”，我想。对，是水！妈妈喝药时需要水。我跑到楼下，拿起热水瓶，将水一点一点倒进杯子，再把退热冲剂颗粒倒进杯子。等到水凉一会儿了，我轻轻地把药递给妈妈。当时，妈妈捧着杯子，用充满赞许的眼神看了我很久，说：“你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给你喂药，现在你给我拿药。咱们家项玥长大懂事了，会体贴照顾妈妈了！”是啊，我为自己会有这样的改变而暗暗自喜，这只是一个开始，我要坚持下去。

一个故事改变了我，我相信自己会像孔融那样，学会尊敬和关爱长辈，不再娇生惯养，成为一个体贴家人的懂事的好孩子。

日本宫崎县的幸岛上，除了有条小溪和一群猿猴外，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京都大学的研究人员来到幸岛考察猴子的生活，他们担心猴子挨饿，专门种下番薯供它们食用。

很快，猴子发现番薯从地下刨出后可以吃，只是上面粘着的泥巴很讨厌，必须在吃之前拍落上面的泥巴。

过了些时日，有只猴子不小心将番薯掉进溪里，无意间发现溪水可以洗掉泥巴，使番薯吃起来味道更鲜美。它把这告诉给其他猴子，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有85%的猴子学会了用溪水洗净番薯后再吃，只有15%的老猴不愿意这样做，坚持用手拍泥。

又过了些日子，岛上的小溪干了，再也没法洗番薯，猴子们手足无措起来。茫然中，又有一只聪明的猴子发现用海水也可以洗番薯，而且味道还不错，便把这个办法告诉给其他猴子。那85%的猴子又开始用海水洗番薯吃。可那15%的老猴不屑一顾，仍旧保留着用手拍泥吃番薯的习惯。

当岛上出现第100只猴子用海水洗番薯吃时，200里外的大分县的猴子也莫名其妙地学会了这招。幸岛与大分县远隔重洋，两地的猴子无法见面，也无法联系，到底是什么让它们学会了用水洗番薯吃呢?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种近似信念的无形力量，即某种群中的某个体探索出一种先进的行为后，会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当这种示范效应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就会在无形中超越时空去影响身边乃至遥远的同类。

尽管幸岛上聪明猴子的做法影响了远处大分县的猴子，但幸岛上那些15%的老猴还在用手拍泥吃番薯。它们冥顽不化，根本不愿尝试用水洗番薯吃。

研究人员对这些不愿变化的猴子进行分析，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它们全部是公的，年龄都超过12岁，若按寿命换算成人的年龄，刚好相当于45岁以上的男人。更糟糕的是，这群猴子竟然都是有权势的领导阶层。将猴子的实验套用在人身上，也就是通常45岁以上的社会高中层男士普遍拒绝更新观念、尝试新事物和接受新变化。

幸好这只是猴子中间发生的事，无法套用于人类，结论也不能简单地应用到人类。但不可否认的是，世间无论滋生了什么新观念，发生了什么新变化，总会有一部分顽固的力量拒绝改变，猴子这样，人类也如此。

或许我们无法引导别人去改变，无法驱使别人去改变，但至少可以保持敏而好学的习惯，努力不成为那些拒绝改变、阻碍改变的人。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县人，字宾四，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的一个贫寒书香之家。他天赋聪悟，7岁入私塾，10岁进无锡荡口镇华子才创办的果育小学读书。1906年其父病逝，家徒壁立，寡母及兄弟四人，靠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其间他就读中学，至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被迫解散，遂致辍学。

1912年，因家境贫寒，升学无望，钱穆想通过教书自学谋求出路，遂应聘到小学任教，开始了乡间教书手涯。在以后的十年中，他读了《孟子》、《史记》，毛奇龄的《四书改错》，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马建忠等的《马氏文通》，孙诒让的《墨子闲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等名著，为以后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1922年始，他开始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教授国文、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等课程，由于教者要自编讲义，故在讲《论语》时，“考孔子生卒行事，始有意作《先秦诸子系年》”。所讲授的讲义，除文字学外，其他的如《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等，后经改定均已出版。

1927年秋，钱穆应汪典存之邀，任教于苏州省立中学，并与吴梅相识。

此间，在课外的研究工作为撰述《先秦诸子系年》。

1930年春，应顾颉刚之请，钱穆把撰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寄给他，顾氏看后，并不介意其观点与自己意见相左，把此文刊载在同年《燕京学报》第七期上。正是这篇文章确立了钱穆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因为他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不通者有28处，绝对不存在刘歆以五个月时间编造诸经能欺骗其父，并能一手掩盖天下耳目之理，也没有造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这纯属康有为为了托古改制而杜撰的结果。此书问世以后，对重新评估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年6月，经顾颉刚推荐，燕京大学聘钱穆去任教。这样他就结束其早年自学教书的艰苦年代，开始了学术人生的新旅程。

1930年秋，钱穆执教于燕京大学。他在燕大教国文课，住在朗润园，除与顾颉刚是旧识外，还常与潘佑荪、郭绍虞等交往，又与冯友兰相识。

1931年夏，顾颉刚致信胡适，力荐钱穆去北京大学任教。来北大初期，他在历史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两门必修课。另选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课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开过，其讲义在杂志上发表。他的想法与梁氏相左，因此自编讲义，这便是日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的雏形。此外，钱穆还欲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历史系负责人陈受颐、傅斯年不同意开设此课，因为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中国秦以下政治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的政治制度不要再研究。钱穆则认为以前制度可以不再问，以前政治如何是专制，今人应该知道，遂开设此课。后来出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就是依此课讲义改定而成的。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而且还从事学术研究。其研究重心是先秦史和近三百年学术史，先后出版了《先秦诸子系年》(1935)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两部主要著作。他认为，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史记》也有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使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据此，依据《竹书纪年》，厘定今传世本的错误，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乃世所罕见。他不同意那种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并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认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都与宋学有着学术上的前后承接关系，只是到了乾嘉时期，汉学才逐渐兴起，而此时的汉学诸家学术与宋代学术休戚相关;又指出过去人们论述清人学术，往往多侈陈考据之学，或略述论学之语，而从不谈及其人思想如何，是很不够的。这两部著作对诸子及战国史和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当时北平学术界人才济济，钱穆善于学术交往，因此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与他同来北大的有汤用彤、蒙文通等人。汤用彤在南京中央大学时，曾去欧阳竞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听佛学，熊十力和蒙文通都是欧阳竞无的弟子。蒙文通是由汤氏举荐来北大的。在此之后，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和钱穆四人过从甚密，常在一起切磋学术。熊十力此时正在撰写《新唯识论》，批驳其师欧阳竞无的学说，蒙文通则意见相左，每次见面必加以反驳，汤用彤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为专家，却常常不发表意见，钱穆充当调解人。当他们的议论从佛学转入理学时，熊、蒙两人又相争不下，钱穆也做缓冲。

钱穆除了与熊十力、汤用彤、蒙文通常常相聚外，还与林宰平、梁漱溟往来。钱穆与孟森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又经汤用彤介绍与陈寅恪、吴宓相识，也结交了贺麟和张荫麟。还结识了张孟劬、张东荪兄弟，并和熊十力与张氏兄弟经常相晤。与钱穆交往的学者还有陈垣、马衡、张其昀、缪凤林、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庚和容肇祖兄弟、向达、赵万里、贺昌群等等。

钱穆当时也很关心时事。1935年，与顾颉刚、钱玄同、姚从吾、孟森、徐炳昶等百余人联名上书国民政府，催促早定抗日大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南迁。10月，钱与汤用彤、贺麟三人同行。文学院暂设在南岳山腰圣经院旧址。当时，他曾与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同住，尽管条件艰苦，仍常常挑灯夜读。一日，冯友兰来访，出示所作《新理学》书稿，请提意见，钱穆认为《新理学》只讲理气，不讲心性，有其片面性，又中国无自己创造的宗教，但对鬼神却有独特的理解，建议冯氏加上鬼神一章，这样可使新旧理学一贯相承。冯友兰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西南联大期间，钱穆除教学外，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就是写成《国史大纲》。他指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写一部新通史，而这种通史应具有下列条件：能将中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的参考。前者在于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症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因此，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能在国家民族自身内部求得其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上的则为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和。1939年夏，他携书稿去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几经周折该书终于在1940年遵钱己见按原稿出版。此书成为大学教科书，并始终贯穿着对民族文化“温情与敬意”的精神，它一经出版发行，就风行全国，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广大热血青年积极参加抗战，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40年，钱穆践履顾颉刚之邀，去成都齐鲁大学任课，并主持国学研究所。期间，又迁置嘉定武汉大学讲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朱光潜，又应马一浮之邀去岷江对岸乐山的复性书院讲学。此间开始编写《清儒学案》，特请人购得清代诸家的遗书。全书约四五十万字，由他亲手誊写，因生活清苦，找不到他人另写副本。抗战胜利后，《清儒学案》书稿随箱装船返南京时，不慎落入江中，一番心血付诸东流。所庆幸的是书序已在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季刊》上发表。

他又写成《中国文化史导论》，并陆续刊载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

该书从中西比较出发，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精神及特殊的发展规律，建立了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文化学理论。他认为，人是文化的中心，把人生、人类生活当成文化的本质，并对文化的结构、要素进行研究，强调它们之间的互动性，提出了一套研究文化的方法。他倡导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要充满“温情和敬意”的态度，反对偏颇的民族虚无主义。同时也重视中西文化的比较，主张集异建同、多元共处，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这本书是他入蜀以后在思想与写作方面的一个新转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昆明的北大学生要求复校，聘胡适为校长。

当时胡适正在美国，校务由傅斯年署理。旧的北大同人不在昆明的，均已收到信函返回北京，钱穆没有得到邀请。而上海各高校争欲聘请，可他感到时局动荡，欲择一安静去处，排除纷扰，闭门著书。他曾被邀请去常熟作讲演，又与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相会。1946年，钱穆应聘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并兼任云南大学课务。1948年，又应聘任教于无锡江南大学，并与唐君毅论交。校舍新建在太湖之滨的坡上，风景极佳，他常常泛舟湖上，悠游之余遂成《湖上闲思录》一书。又撰成《庄子纂笺》，实为近代治庄学力作。翌年春，他与唐君毅应聘于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一日，偶遇张其昀，闻其拟在香港创办学校，自念“决当追随”，旋即迁居香港，结束在大陆几十年的教研生涯，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1950年，钱穆等人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新亚书院是在亚洲文商夜校基础上改建的，校舍简陋，除钱穆外，张丕介、唐君毅也在这里任教。钱穆等人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不仅是为许多大陆来港青年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了护持中国文化，培养经受中国文化洗礼的中国人;目的是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堂堂正正做人的中国人;要求每个学生必须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必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民主精神，会通中西文化，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1953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董事会的赞助，旋即在嘉林边道租了新校舍。不久获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又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兴办新亚研究所。为了表彰钱穆办学的贡献，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50-60年代，他在新亚书院，除处理浩繁的校务工作外，还承担许多课程，多次开设文化讲座，组织学术讨论会，并经常在港台作学术讲演。

在此期间，他不断完善、修补以前在大陆的旧著，还撰写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新著。他先后被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邀请去授课和讲演，并被耶鲁大学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又应邀去英国牛津、剑桥访问。后经法国、意大利回香港。出国访问期间，钱穆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了解中国，增进相互间的学术交往起了积极作用。

1967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职务，离开香港，定居台北，开始晚年的生活。卸任伊始，他曾去马来西亚大学讲学。期间，他日夜读《朱子语类》，开始撰写晚年的巨著《朱子新学案》，这本著作把朱子置于孔子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后半期中加以考察，突出了朱熹集理学之大成，集宋学之大成，集汉唐儒学之大成的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不决的一些重要问题。

钱穆除著书外，还兼任数职。他曾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在台湾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任教，学生皆来其住处客厅上课，他在讲课基础上写成《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等书。又应聘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博物院为他开辟了一个研究室，他在此读了《四库全书》中宋、元、明三朝理学诸集，选择十余人，各撰专篇论文。70年代后，钱穆开始努力编定《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这部丛书是他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的汇集，每集每编所收诸篇，他都亲自阅读，小作改订，大体保持论文的原貌，所以花费精力极大。编至明代部分，因患眼疾，故排版和校对皆不能靠自己，清代一编也不能逐篇阅读。关于学术思想方面论著汇为专集的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灵魂与心》、《中国学术通义》等。中国文化方面的除《文化学大义》外，还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他毕生写作的目的是“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

钱穆居住外双溪时，曾先后几次应邀去香港讲演，又两次去日本、韩国。初次韩国之行，选择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韩南塘四家全集，回台后精心研究，写成《朱子学流衍韩国考》一文，后收入其学术思想史文集中。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外出南游，此间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深切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和兄长扶持、帮带之情，也透露出对大陆子女的深深眷怀与思念。后又写成《师友杂忆》一书，对早年苦学，师友交往，以及著书立说等往事做了比较全面的追忆。此书不仅是钱穆学术人生道路的总结，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珍贵的史料。

钱穆84岁因眼疾已不能见字。1978年，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邀请他去中文大学讲学，其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共分六讲，后据录音改写成书刊行。翌年，新亚创校三十周年，他又赴香港。

1985年，他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向其学生赠言离别：“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至此告别杏坛。之后，他仍耕耘不休，在92岁时，以非常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晚学盲言》。

1990年8月30日，钱穆病逝于台北家中，终年96岁。

我不是什么成功女性，也不是什么女强人，只不过是干电视工作的，如果说还取得了一点小小成绩的话，不过是比别人多付出了一些汗水而已。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我觉得每一个脚印里都盛满了坎坷和踏实。

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黑龙江，在省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我的文化底子薄，于是我报考了母校的研究生，可连续两次都名落孙山。当时我已经29岁了，不想再这样折腾了，但就这样放弃，我又有些不甘。那段时间，我一直闷闷不乐。母亲是个知识女性，她对我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真要想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

“什么时候都不晚”，就是这一句话，让我第三次走上了考场，终于在30岁的那一年成为了北广的研究生。

入学不久，我就结婚了，丈夫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虽然有了家，但我们依然住在各自学校的集体宿舍里，一日三餐在食堂里吃饭，和单身生活没有什么区别。三年的苦日子熬过后，我留校任教了。一个女人在大学里当教师，工作既体面又轻松，收入也不错，而且有很多时间可以照顾家庭，很多人都羡慕我，但我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并不满意，我觉得自己是学新闻的，更应该到一线去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33岁那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来北广要人，经过面试、笔试和实践考核，我幸运地被录用了。当时来自亲友们的阻力很大，他们说我是头脑发热，都30多岁的人了，还瞎折腾什么。我想，如果我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也许自己这辈子就会在北广做一名教师，永远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那将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我又一次犹豫了，我真的还有能力面临这次新的人生考验吗?那段时间，我不断地想起母亲的话：“人要想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我最后的决定是，不管怎么样，不能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哪怕失败了，我也无怨无悔。就这样，我在33岁那年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成为一名主持人。

中央电视台人才济济，竞争很激烈，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优势，只有多付出心血和汗水，才不会被淘汰，才能站得住脚。我虚心向比我年轻的同事学习，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到深夜，把每一项简单的工作当做重大的使命来完成。经过不懈努力，我不仅在中央电视台有了一席之地，还以自己的名字开辟了“一丹话题”这个专栏，这是全国第一个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节目，观众的反映还不错，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一转眼，我就到了40岁，看到镜子里自己眼角细密的皱纹，我突然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和失落感。40岁，对一个女人来说，是道迈不过去的坎，尤其对女主持人来说，更是尴尬的年龄。每天早晨起床，我第一件事就是想到自己的年龄，每天患得患失，内心充满着苦涩和忧郁。我把自己的困惑和烦恼向母亲倾诉了，母亲说：“丹啊，你不觉得这十几年来，你是越来越美丽了吗?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会变老，有的人只是变得老而无用，可是有的人却会变得有智慧、有魅力，这种改变，不是最好的么?”那一刻，我迷茫混沌的心豁然开朗。是啊，年轻女主持人的本钱是美丽和青春，而40岁的我，虽然青春和美丽已经不再，但我可以靠自己的智慧、学识、修养和内在的气质来赢得观众的喜爱。年龄对一个人来说，可以是一种负担，也可以是一种财富。心态平和了，工作的热情又重新回来了，尽管我已40多岁了，但领导依然让我在栏目组里挑大梁。

我的人生，应该说没有被命运和机遇特别垂青过，每一步，都是自己踏踏实实走下来的。我特别感谢母亲，是她在那些关键的时刻解开了我的心结，告诉我人生的方向应该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如果到了50岁、60岁，又有新的梦想在诱惑我，我想我依然会义无反顾地朝着它走去。好的改变，什么时候都不嫌晚。

大家认识张海迪吗？张海迪小时候五岁时患上了脊髓管瘤，最后使得她高位截瘫。因为下身瘫痪，由此她总羡慕别的孩子，心灵非常痛苦、脆弱。在父母的鼓励下振作起来。1970年张海迪自修学医，后来又从事文学创作。

张海迪就是这样一个身残志坚，时刻为人民服务的人。 当张海迪心灵受到创伤时，张海迪并没放弃，在父母的鼓励下，她决心振作起来，做一个生活的强者。当我读到最后一句时，让我感受到只要有一颗坚强的心，生命绝对是美丽的。当一些患上严重的病时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生命是如此美丽，不像张海迪一样那么乐观，只会终日想着，我的生命就要到此结束了……可张海迪决不会这样，她仍然那么乐观，做一个生活上与正常人一样的心去面对生活。

在人生的道路上是坎坷不平的，在遇到生命的折磨时决不退缩，一定要迎难而上。张海迪虽然下半身已瘫痪，但她并没能对生命放弃过，她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夺得了生命的光辉，使她感到生命是多么的美丽，似花儿展开花瓣时美丽；似薄公英漫天飞舞时美丽；以毛毛虫变成蝴蝶时美丽。有了生命，就有了希望。鲁迅曾说过：人之所以值得活下去，是因为有一个灿烂的将来，一种伟大而永久的自由。的确张海迪就是这样为自己的前途而付出，不想现在，只顾未来，张海迪不但坚强起来，而且学习刻苦，没想到一个双腿瘫痪而且总是会发病的她并没有被病魔打倒，而是更加努力学习。在生活中我们都要努力学习，像张海迪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人的生命往往就是那么美丽，生命美丽固然要像张海迪一样拥有一颗坚强的心！张海迪以坚强的生命为自己的人生创造一大笔“财富”。而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从小必须锤力和培养的。

上午放学的铃声一落，我就匆匆迈出教室的后门，刚刚走到楼梯口，还没有踏上台阶，映入眼帘的是小小的女儿两手举着一把淡蓝色的雨伞，正扬起小脸神情专注地朝我看着。在大雨伞的笼罩下，九岁的女儿似乎显得更小了。她见我看着她，急忙腾出左手在脸前挥了挥，笑眯眯地拖着声音“嗨”了一下，逗得楼梯上下的学生们都开心地笑了。我急忙跑步下楼，想接过女儿手中的伞。孩子却一脸认真地攥着伞柄不放，非要给我打伞。我猫着腰钻在女儿的伞下，搂着孩子的肩膀，朝住室走去。

一进屋，女儿就乐呵呵地去翻书包，正在盛饭的爸爸提醒她：“吃饭了，先把书包放下。”孩子扬了扬眉毛，皱了一下眉头，冲我笑笑，又扬了扬摸出来的一本小字，口齿不清的告诉我：“我画小人了。”说着，又快速地掀开了本子。我看见女儿的作业本上确实画了一页小笑脸，虽然不够干净漂亮，也不够规范，但是就凭女儿的水平，能够规规矩矩按格子去画，已经很不错了。我急忙向孩子翘起了大拇指，啧啧称赞着：“妞妞真棒，会画小人了!”谁知道女儿赶紧指着老师给她批改的对号，眯着眼睛说：“我老师改的!”说着，又翻到昨天我让她写的拼音处，指着老师批改的对号向爸爸炫耀起来。这我才明白，女儿兴奋的，不是自己学会了画小人，不是自己学会写拼音字母，而是老师给她批改了作业。

我这才想起来，开学已经将近两周，这是老师第一次给她改作业。每天，女儿按照我的要求在家写一张或者两张字，写完后都是我再按照她的要求在本子上用红笔画一个苹果或者一朵小花，作为鼓励。在学校里，孩子几乎没有写过字。我知道这个孩子的特点，她真的注意力太不集中，或者说集中的时间太短了，往往是写不了一行字，甚至喝饭时不能连续两三口，她的眼神已经有其它可以关注的对象了，所以我不责怪老师，因为经常陪伴她的我知道她是坐不住的。有时候，知足的我会觉得，只要老师能够容忍她，不天天告状，我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现在，看着女儿抑制不住的兴奋，我也感慨万千，哪个孩子都渴望被人关注，哪个学生都希望得到老师的赞赏，哪怕只是你轻轻的一个眼神，哪怕只是你一次无足轻重地批改，都会给他们带来许多的惊喜和力量。女儿的表现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多多鼓励吧，也许你的不经意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一则故事改变了我。现在站你面前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女孩，可是你一定不会想到我以前是一个多么自卑的女孩，那一则短短的故事，却深深地影响了我……

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叫茜茜，她发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邻居大姐姐又高又漂亮，而她自己完全成了陪衬；小伙伴们各个聪明伶俐，而她就像一只缩在墙角的小猫咪……慢慢地，她有些自闭，最后不愿与人交往。上学了，当上了班长，可永远冲不破那堵与人隔开的墙，教她的威廉小姐说：“自卑的枷锁是自己上的，只有自己才能打开，钥匙只有自己有。”……在威廉小姐的鼓励下，茜茜最终成长为一个自信的女孩……

威廉小姐的那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自卑的枷锁是自己上的，只有自己才能打开，钥匙只有自己有。”我反复琢磨着这句话，想着那个自卑的我，心里顿时豁然开朗！对啊！要战胜自卑，只有靠自己！我下定决定，要勇敢地打开那把自己加上去的枷锁！

梦想是美好的，而现实却是残酷的。我深知“上锁易，开锁难”，有了茜茜作为榜样，有了威廉小姐的话作为座右铭，我坚信：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开始迈出了许多个“第一次”；第一次主动举手发言，虽然声音如蚊子叫，却赢得了老师赞许的目光；第一次积极参加演讲比赛，虽然在台上面红耳赤，磕磕绊绊，却得到了第一个“鼓励奖”；第一次给同学们讲笑话，虽然并不好笑，却拥有了几份真诚的友谊……渐渐地我与同学一起玩游戏，一起说话聊天，一起快乐地成长着……也在悄悄地变化着：我能大声发言了，我敢在舞台上大方地表演了，我可以在全区领导面前唱歌了……

同学们为我的改变吃惊不已，有人问我诀窍，我笑了笑，故意卖了个关子，说：“我从以前的我，成了现在的我，是———。”大家顿时瞪大了眼，张大了嘴，“因为是一则故事。”我得意洋洋地说……

只是一则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故事，却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自卑的枷锁是自己上的，只有自己才能打开，钥匙只有自己有。”这句话是我人生的座右铭！

我有一本《改变孩子一生的故事全集》，它是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这本书的主编是滕刚，本书有十二辑，共有二百六十一个故事。第一辑：当一块石头有了愿望;第二辑：人是不可能被注定的;第三辑：撬开你的心门;第四辑：一个长跑冠军的“秘密武器”;第五辑：让心窗看到美景;第六辑：在危难中享受安然;第七辑：好运气缘何降临七次;第八辑：把心情加工了一下;第九辑：虽然错过春天，还将收获秋天;第十辑：人生因换车票而改变;第十一辑：脚比路长，只要你还在走。第十二辑：一次喝彩，改变了他的一生。

这本书我最喜欢的是第一辑的《当一块石头有了愿望》，它反映出在我们这个世界并不缺少有理想的人，缺少的只是能将理想实现的人。当一棵草有了愿望，它就会开出一朵花儿;当一只蚌有了愿望，它会育出一棵珍珠;当一块石头有了愿望，它会成就一座城堡。当我们经过梦想的磨练与拼搏之后，我们也能让生命之蛹破茧而出，化蛹为蝶，绽放属于我们自己的五彩缤纷!

我喜欢《改变孩子一生的故事全集》这本书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它所采集的一个个睿智的故事;它的语言描写、神态描写与心理活动都描写得惟妙惟肖。它不仅感动了我而且还教育了我：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要学会爱自己、爱别人，学会自己做选择和做决定，学会帮助别人和接受别人的帮助，学会自尊自爱，学会努力进取，把握自己的命运。

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它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

曾经，有一位老师给一群劣迹昭着、无可救药的学生上了一堂课，她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选择题，题目是：你认为以下三个人中哪个将来会成为世人仰慕的楷模?改变命运为时不晚的哲理故事笃信巫医，有两个情妇，有多年的吸烟史，而且嗜酒如命;B曾经两次被赶出办公室，每天要到中午才起床，每晚都要喝大约1公升的白兰地，而且曾经有过吸食鸦`片的记录;C曾是国家的战斗英雄，一直保持素食习惯，热爱艺术，偶尔喝点酒，年轻时从未做过违法的事。

学生们几乎都选择了C，理由很简单，前两个人愚昧无知，不思进取，生活习惯比较差，将来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而第三个人则不同，他有着耀眼的功绩，有着明确的目标，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成为一个受人景仰的人完全有可能。

等学生们通通发过言后，这位老师微笑着，淡淡地说：“孩子们，你们说得很有道理，可你们的判断都错了。而事实上，前两个人成了受人尊敬的英雄，而后一个人成了人人唾弃的杀人狂。这三个人分别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二战头号战犯阿道夫·希特勒。”

学生们听后目瞪口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三个人的命运会有如此大的偏差。老师又接着说：“其实，一个人未来是什么样子，根本没有哪个人能说得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虽然过去你们身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是，但如果你们能改过自新，重头再来，谁又能保证你们将来不会成为第二个罗斯福和丘吉尔呢?”

多年后，这群“问题”学生都成了社会上的精英人才。回首往事，他们依然感慨万千，原来过去真的不代表未来。过去，不等于现在成功，将来也成功;而过去失败，不等于现在失败，将来也失败。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注定是富翁，也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注定是乞丐;没有人一辈子幸运，也没有人一辈子倒霉。无论你曾经是优秀还是拙劣，是轰轰烈烈还是平平淡淡，是幸运还是不幸，这都无关紧要，关键是你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在102岁以前，乔治·道森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直到90岁时他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的这一生都虚度了，是乎应该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点儿什么。于是他随即进了扫盲班，开始学识字，学文化知识。后来他爱上了写作，并孜孜不倦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终于在他102岁那年，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索古德的一生》。这本书刚刚上市，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成为美国当时最畅销的书籍之一，乔治·道森也一下子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荣升为一个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作家。乔治·道森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命运完全掌握自己的手中，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改与不改，什么时候改变，都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只要你想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晚。

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1947年7月29日，刘、邓大军接到军委和毛泽东急电：“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第二天，刘、邓收到这封标明“4A”万分火急字数较多的绝密电文，心里十分焦急。他们联想到党中央7月23日电报中提出的方针，认为“确好”。经连日的“再三考虑”，“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刘、邓当即致电军委，提出：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准备无后方作战。这样就初步定下提前直出大别山的决心。40多年后，邓小平还清楚地回忆道：“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他在向子女讲述这一情况时，还重复说：“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一向不大外露感情的邓小平，说这话时声音都略带哽咽了。

8月1日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周年的纪念日，是刘、邓定下直趋大别山具体行动部署的日子。这一天，刘伯承传达了军委7月23日指示电后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紧接着，各纵队又召开师团主要负责干部会议，研究各部队的任务，准备在8月中旬大举出击。

但是，军情紧急，水情严重，由于连日暴雨倾盆，黄河水位猛涨，尤其是蒋介石企图重演炸黄河大堤，水淹我军的旧剧。值此险象环生之时，刘伯承用“忧心如焚”四个字表述自己焦灼心情。而邓小平也感到这时是自己一生中最为紧张的时刻。“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8月6日是令在刘、邓身边工作的同志难忘之日，是刘、邓最后定下提前南进大别山决心之日。这一天早饭后，刘、邓等野战军首长，在作战室召集司令部有关处、科的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部队战略性动作。情报处汇报敌情，作战处报告了几天来部队休整情况，并提出黄河水位猛涨对我军威胁性增大，建议早下决心。对此，邓小平非常重视，当即明确指示：对于黄河水位变化情况必须随时掌握，及时报告、通报。

会议气氛紧张热烈，与会人员神情镇静，发言踊跃。许多人主张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有人主张按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然后视情况而定。不过，大家都仔细观察着刘、邓首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急切地盼望他们速下决心、决策。刘、邓看着大家讨论情况，简短交谈之后宣布暂时休会，让大家进一步准备意见，午饭之后，刘伯承来到作战室，当听说邓小平到三纵、六纵找陈锡联等谈话，并顺便看黄河水位上涨情况时，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便又像上午那样仔细地察看地图，询问各方面情况。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伯承审时度势，已成竹在胸，立即派人通知邓小平等再次前来会商，之后，刘伯承在作战室严肃宣布：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要当机立断，行动越早、越快越好。随后他阐明定下决心的依据和理由，并作了进军部署。

在此期间，邓小平不时地点头。等刘伯承讲完后，他马上站起来说：“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古人说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军的战略行动，必将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彻底扭转全国战局。”为完成这一战略任务，他强调三点，一是所有工作都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广大指战员要准备为实现这一决策付代价，做贡献。二是要力避与敌主力纠缠和作战，千方百计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三是进入新区作战，要严守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邓小平目光投向李达，起草电报，向党中央报告我们决心和部署，并向各部下发预先号令。

正在这时，军委连续来电，指明南进需付出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而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需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同时，出于关怀，又令刘、邓部在现地休整补充10天，后又告诉至少7天不动。刘、邓反复研究了军委来电，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既定战略意图，特别是根据当时敌情、水情，遂决定提前出动之决心不变，因地制宜，果断行事，按既定部署挥师南征。对此军委连电答复：“刘、邓决心完全正确”，“刘、邓部署很好”，“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千里跃进的壮举，战争史上的奇迹，其方略就这样在陕北的窑洞和华北农屋之中应运而生了。

一群人聚在一起闲聊，其中一名中年人无意间提到，一双劣质的袜子改变了他的一生。众人皆不信，于是这个中年人便娓娓道来。

在中年人还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朋友相约，打算去远方旅行。出发前几天，他却因为伐木时不小心，弄伤了脚。

当时脚上的伤口很小，他也不以为然，随便敷了药，便不去管它。没想到，他所穿的那双劣质袜子上，深色的染料具有某种毒性，污染了他脚上的小伤口，造成严重的发炎。

眼看脚上的伤口令他的脚肿到两倍大，不得已，只好取消和朋友一起去旅行的计划。正好当时有一位著名的演说家，来到他所居住的镇上，闲在家中无聊的他，也就撑着拐杖，去听那位演说家的演讲。

一场演讲下来，演说家所说的内容，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让他觉得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甚至决定继续求学，为将来做好最适当的准备。

从那一天开始，因为袜子引起脚发炎的这个男子，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加倍努力，不再虚度时光，他的人生也因此有了极大的转变。

他的名字叫做詹姆斯·加菲尔德，最后成为了法国总统。

学习了第五单元这一组关于生命的课文，我就想生命到底是什么？

有一年冬天，早晨还是阳光明媚，可是到了下午就寒风习习，雨连绵不断。妈妈早晨把一盆花放外面晒，中午回了二姨妈家，没法儿把花搬回去，我和妈妈在想这花一定必死无疑。但是一回去这盆花傲然挺立着。我想它能在没有阳光，只有风雨只有寒冷的情况下生长，它的生命力该多么顽强，这盆花的品质我们人类更应该具有。

有一次我在小区里玩，看见一只小蚂蚁在地上爬动，我用一根手指摁着它的后面，它的前四条腿一直在快速的爬动，想挣脱掉这个“魔掌”，我“嘿嘿”的坏笑着，但是看它这样我忍不住的放了它。连小小的蚂蚁都有这种意识，我觉得那些自暴自弃的人应该好好想想。

张海迪5岁时患病导致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为了学习张海迪每天坚持看“镜子书”。张海迪靠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学会了针灸、英语······她被评为“五大杰出残疾人”，2001年被授予“环球二十位最具有影响世纪的女人。”张海迪虽然是残疾人，但是她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比我们正常人的成就还高。

以前我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只想浪费就浪费，想好好使用就好好使用，从没管过。但是学习了第五单元看了他们，我下定决心好好是用生命。

一个农民，初中只读了两年，家里就没钱继续供他上学了。他辍学回家，帮父亲耕种三亩薄田。在他19岁时，父亲去世了，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他的肩上。他要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还有瘫痪在床的祖母。八十年代，农田承包到户。他把一块水洼挖成池塘，想养鱼。但乡里的干部告诉他，水田不能养鱼，只能种庄稼，他只好有把水塘填平。这件事成了一个笑话，在别人的眼里，他是一个想发财但有非常愚蠢的人。

听说养鸡能赚钱，他向亲戚借了500元钱，养起了鸡。但是一场洪水后，鸡得了鸡瘟，几天内全部死光。500元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对一个只靠三亩薄田生活的家庭而言，不啻天文数字。他的母亲手不了这个刺激，竟然忧郁而死。

他后来酿过酒，捕过鱼，甚至还在石矿的悬崖上帮人打过炮眼......可都没有赚到钱。

35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娶到媳妇。即使是离异的有孩子的女人也看不上他。因为他只有一间土屋，随时有可能在一场大雨后倒塌。娶不上老婆的男人，在农村是没有人看得起的。

但他还想搏一搏，就四处借钱买一辆手扶拖拉机。不料，上路不到半个月，这辆拖拉机就载着他冲入一条河里。他断了一条腿，成了瘸子。而那拖拉机，被人捞起来，已经支离破碎，他只能拆开它，当作废铁卖。几乎所有的人都说他这辈子完了。

但是后来他却成了我所在的这个城市里的一家公司的老总，手中有两亿元的资产。现在，许多人都知道他苦难的过去和富有传奇色彩的创业经历。许多媒体采访过他，许多报告文学描述过他。

但我只记得这样一个情节。记者问他："在苦难的日子里，你凭什么一次又一次毫不退缩"?他坐在宽大豪华的老板台后面，喝完了手里的一杯水。然后，他把玻璃杯子握在手里，反问记者："如果我松手，这只杯子会怎样"?记者说："摔在地上，碎了"。"那我们试试看"。他说。

他手一松，杯子掉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但并没有破碎，而是完好无损。他说："即使有10个人在场，他们都会认为这只杯子必碎无疑。但是，这只杯子不是普通的玻璃杯，而是用玻璃钢制作的"。

于是，我记住了这段经典绝妙的对话。这样的人，即使只有一口气，他也会努力去拉住成功的手，除非上苍剥夺了他的生命......

双塔寺是太原的标志。明朝万历年间，太原有一个叫傅霖的退休官员带头捐款，在如今太原的郝庄建起了一座文峰塔。之所以建这座塔，说来大有讲究。宋太宗赵光义攻占晋阳城后，因为惧怕太原再冒出来个把皇帝抢夺他的江山，毁掉晋阳城削掉龙山山头之后，新建太原城时索性就设置了很多丁字街，以此钉破这片土地的龙脉。经此一劫，太原果然人才凋敝。傅霖本是明朝官员，看厌宦海浮尘后，回归故里。眼看太原自宋朝之后的平庸与黯淡，一心想恢复太原风水的傅霖率众修起了这座文峰塔。果然，傅霖死后五年，不管是巧合还是天意，傅家就出了以为惊世骇俗的人物——傅山。

傅山留给我们的名头实在太多，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医学家等等，如果再加上传说中的武术在内，我们只能感叹：傅山不是人，他是神。但是，历史的风云更迭，让傅山在展现他神奇人生的同时，又背负了孤愤难平的沉重苦痛。

傅山曾经有过一段快乐的日子。二十岁出头时，他有了一份让他终身都不能忘却的婚姻。但是，很可惜，这份浓情蜜意只停留了五年。妻子患病去世之后，傅山终身没有续娶，独自将孩子拉扯成人。而且，从傅山潜心研究妇科并成为一代医学大师来看，可想而知他对妻子的那份深情与哀苦。

妻子死后，傅山进入当时山西最高的学府三立院学习，并成为山西提学袁继咸的得意门生。随后，袁继贤因得罪魏忠贤入狱，傅山变卖家产四处奔走，为恩师鸣冤，徒步到北京上疏，最终使老师无罪释放。一夜之间，不惧权贵的傅山名满京城。拒绝仕途的傅山回到太原之后，潜心研读学问。随后，爆发李自成、清军先后进入北京的事件，旦夕之间，明朝灭亡。悲痛至极的傅山为了对抗清朝剃发的政策，出家成为一名身穿红色道袍的道士，以此标明坚决不向清朝屈服的决心。

渴望明朝复兴的傅山从此踏上了反清之路，并因此被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并绝食抵抗。在友人的营救下，捡回一条命。出狱之后，傅山隐居崛围山，康熙久闻傅山大名，派人将傅山连人带床强抬到北京殿试。倔强的傅山服下大黄造成腹泻不止，誓死不肯进入宫门。即使如此，康熙还是授予他官职，傅山痛哭坚决不肯接受。

辞官回归太原之后的第四年，已是古稀老人的傅山遭受了生命中最为沉重的打击。就在这一年，儿子傅眉去世。老来丧子的悲痛，让傅山饱受坎坷之苦人生轰然倒塌。第二年，桀骜一生的傅山带着绵绵不绝的悲愤离开人世。

2002年春天，北京某处的建筑工地上，一名工人腰上的呼机忽然响了，他停下手上的活计，低头看看腰间，喊出一个名字："王宝强。"

在匆匆赶去公用电话亭的路上，这名叫做王宝强的瘦小工人还不知道，这将是一个改变他命运的电话。

在此之前，他是民工、"北漂"，北影厂门口50元一天的"蹲活儿"的。而在此之后，一切都?灰谎恕?

电话是《盲井》剧组打来的，通知王宝强去见导演李杨。之后，他得知，自己将出演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一个进城打工几次被骗的少年。同时，他拿到了500元钱的预付片酬。

"500块钱啊，我激动的呀。"说起500元拿到手上的那一刻，王宝强的声音依然带着一丝颤抖。

对于2002年的王宝强来说，500元，是笔大钱。

那年的冬天，他终于给家里打了来北京两年以来的第一个电话，用的是小卖铺里的公用电话。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都好吧，庄稼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家里人立刻骂了过来:这么长时间不跟家里人联系，以为你死了。骂完，两边都哭了。

王宝强说，李杨是他生命里的第一个贵人。他还是习惯把自己的生活和许三多对应起来:"《盲井》像是史今，把我带入部队;《天下无贼》像是袁朗，让我真正知道演戏是怎么回事;《暗算》让我在演技上有了突破;《士兵突击》让我真正奠定了位置。"

李杨看上王宝强，是他身上的质朴本色。李杨是反对学院派表演模式的人，他觉得，王宝强之所以后来能脱颖而出，就因为他"很贴近观众"。

在李杨看来，王宝强很"努力":"他是草根阶层出身，生存不易，所以知道珍惜每一个机会。"而《士兵突击》的编剧兰小龙也说，他特别羡慕王宝强成长经历当中曾经有过在北影坐冷板凳的经历，很少有人从年轻时候就从零开始的这种状况。

《盲井》里有下井的戏，几百米深矿井，要求演员真的到矿井中去表演去拍摄。很多演员都放弃了，而王宝强真的下了井，真的坚持下去了。李杨很感慨:"这行里聪明人太多了，很多人拍电影就是为了成名，就是为了赚大钱，遇到危险就跑了。可是王宝强没跑，那时我觉得，这小孩行。"

在王宝强看来，他能够得到《盲井》的机会，只有两条：一是坚持，一是相信。

王宝强不否认幸运的存在，但他认为，除了幸运，自身努力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自己还算是个勤快的人:勤跑，勤打听消息。《盲井》剧组招人的消息，就是他打听来的，听到了，立刻就放下所有的活跑去面试。

做演员，一个很大的开支就是拍照和印照片。生活已经很苦了，但王宝强从来没有省过印照片的费用:"第一张可能白洗白送了，第二张也白了，但是第100张，第200张呢，也许人家挑中的就是第200张。"

王宝强说，他从没学过表演，所以他在片场只有一条，相信导演，导演让怎么演就怎么演。"拍《盲井》时我啥都不懂，拍《天下无贼》时更不用说，冯小刚那么优秀的导演，按他说的演就没错。"

《盲井》是低成本电影，演员拿的都不多，钱都放在制作上。王宝强说，当时他拍这部电影时，根本没想片酬问题，也没想上没上保险，只觉得这是个机会，一定要抓住。《盲井》的拍摄中，资金出了问题，很多人都跑了，也有人劝说王宝强走，但是王宝强没走。

王宝强说，自己从来不会主动跟人要什么。以前跑龙套，穴头通常都会在演员费用上卡一手，但王宝强不争，给多少是多少:"你跟人家争，人家就不用你了。"后来出了名，就不用争了:"到现在，位置在这里了，你不用争，人家也会给你。"

从少林寺出来以后，王宝强的脾气就不那么倔了。"在家里倔，有爹娘让着你，出来了，谁会让着你?"在剧组里，王宝强不是爱说话的人，也不扎堆。正在拍摄的电视剧《烈火男儿》在广州一处消防大院培训，在班长眼中:"王宝强不爱说话，当然你跟他说话他也说。"

然而训练场上的王宝强其实是紧绷着的。有一个项目是学习穿衣服，消防队员们必须在十几秒内把衣服穿好。别人训练的时候，王宝强就蹲在旁边专心看，看完了等他上场，居然第一次就迅速完成了动作。

"对我来说，每一次机会都是最后一次。"王宝强说。他是个肯场下下苦功的人，他文化程度不高，所有台词，都翻字典来注音。别的演员是拍一场戏记一场戏的台词，他是提前把所有的台词都背下来:"这样方便导演调整。"刚开始时候，记台词要花好久好久，后来记得就越来越快。

2003年，王宝强以《盲井》在台湾地区拿到了金马奖。冯小刚是看了《盲井》之后找到王宝强的，因为很多明星都有档期问题，冯小刚先问王宝强:"4个月行不行?"

王宝强连连点头说:"行，行。一年都行。"《天下无贼》之后，一切都顺理成章，"傻根"在《殷商传奇》里成为哪吒。《暗算》里成为天才少年阿炳，在《士兵突击》里成为许三多。

王宝强说，他非常感谢这几部戏的导演:"以后只要是他们的戏，他们让我演死尸我都去演。"《天下无贼》拍完，他觉得无以为谢，就从家乡背了一袋小米送给了冯小刚。

对于王宝强来说，他现在要非常努力去做的是，怎样才能继续保持一种质朴的生活方式。他说，他自己是"摸着底走上来的"，拍戏时候，他依然最能吃苦。拍《殷商传奇》，所有撞在墙上的动作，都还是真撞;拍《士兵突击》，许三多在剧中做了333个腹部绕杠;拍这段戏时，王宝强没有用替身，伤了手，大拇指上掉了一块肉，腰扭伤了。

他对金钱的态度，基本还是:"挣了钱就给家里，自己留下够花的就行。"但是许多变化在悄悄发生，有时令他困惑。

成了名之后，应酬场合就多起来，喝酒就成了难题:"我一直不太会喝酒，但很多场合，你不干了就不行。"他成名后，去少林寺，去北京，一下成了家乡子弟的热门出路，很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是他也实在帮不到这么多人:"我最多只能做到帮他们介绍。"

他忽然发现，他的时间也开始紧张起来:"《士兵突击》之后，今年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每天都要接受七八个电话采访。我以前不怎么会说话，你看我现在能说了吧，都是采访练出来的。"此外，还要录歌，录广告，上新戏??2000年，他来到北京时候，买的是站票，没少被别的旅客翻白眼，当时，他想，有一天有钱了，一定买一张坐票。现在，他坐飞机都已经是家常便饭。

2006年，王宝强还回家帮家里收玉米;今年就不可能了。他说，今年的春节，他想带父母去海南。他觉得，人生最美的事，就是终于向父母证明了，这个儿子没白养。那些混在北京的日子里，这是他最大的压力，也是他最大的动力。

王宝强说，《士兵突击》是他入戏最深的一部戏，许三多是什么样子，王宝强就是什么样子。《士兵突击》的后半段，人生的残酷真相逐渐向许三多展开，在竞争的压力下，许三多杀了女毒贩，也看到了自己的成功给别人造成的压力。王宝强说，这也是他一直在想的一场戏。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他说:"如果有一天让我再碰到这个，我一定还会杀了他，因为我是一个兵，我相信第二次杀人的时候，肯定就不会像第一次那样，以后杀人肯定是不眨眼的，一样能磨练出来。只是你们没有看到第一次杀人时候的样子，这就是成长。"

王宝强说，他觉得拍完《士兵突击》之后，人就老了。因为看得多了，要应付的事也多了。事实上，在他看来，《士兵突击》后半段的许三多，已经比前半段老了很多。现在想起来，他觉得，拍《盲井》时，是最单纯的。

电视剧里，最后一句台词被安排由袁朗说出，只是不是对着许三多，是对着成才，他说:"路很长，比许三多还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