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赵一曼抗日女英雄受刑的故事【汇集20篇】

丘浚，字仲深，海南琼山人。初为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迁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太子太保，至文渊阁大学士（即宰相）等职。

丘浚出生在一个贫民家庭，他两岁时，父亲病逝。当时，他的母亲李氏还不到三十岁。她很有文才，把心思全部放在了儿子身上，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苦度时光。

在母亲的教导下，小丘浚到五岁的时候，便读完了《诗经》、《论语》；到他六岁的时候，家中虽然度日艰难，但李氏仍然省吃俭用，把儿子送到了本村一所私塾上学。

小丘浚深知自己能上学，靠的是母亲用心血换来的几个钱，因而读起书来也格外刻苦勤奋。别人一两天才能学会的内容，他只用半天就能融会贯通了。老师见他智力超人，仅靠课堂上的内容满足不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便主动借书给他看。但是，就这样，仅仅两年的时间，老师个人所有的藏书，就全被他读完了。

于是，他又到处借书读。

有一次，他想读《汉书》这部著作，到处借不到，就去问老师，什么地方能借到这部书。老师告诉他说：“这部书现时很难借到，只有我的一位姓姜的朋友家有此书，不过，他的住处离这里有百十里地，一时无法借到。”

丘浚说：“不怕，我一定要去借。”

老师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就为他写了一封信。

丘浚回家对母亲一说，母亲开始不同意，后见儿子主意已定，也就不再阻拦。母亲因他出远门，要向邻居借点白面烙点饼让他带上，可丘浚执意不肯，只带了几个玉米饼子便上路了。

年仅十岁的小丘浚，一边走，一边问，饿了啃几口玉米饼子，渴了向人家要碗水喝，天晚了，他就住在破庙里，借着月光看一会儿书。当时正是夏天，虫咬蚊叮，他都不知道；直到困得睁不开眼了，他才放下书本就地睡去。

就这样，丘浚晓行夜宿，一直走了三天半，才来到老师介绍的那位朋友家中。

当时，主人正在家中与人下棋，接过丘浚带来的信一看，也被这孩子的求学精神所感动，急忙吩咐家人让丘浚洗脸、吃饭，然后去房间休息。

丘浚是专门来借书的，哪有心思去休息？所以，他刚吃完饭，就又去找主人借书了。那姜先生听了，微微一笑，一边继续下棋，一边对他说：“听你的老师讲，你学习刻苦，很有才华，我现在出个对子，你若对得上，我就把书借给你；如对不上，就是只图虚名，学也无用，等你有了才华后再来借书。你看行吗？”

丘浚道：“恭敬不如从命，那就请先生出上联吧！”

姜先生抬头朝墙壁一看，顺口念道：“墙壁当前，龙不飞，凤不舞，桃不开花，梨不结果，可笑小子”。

这个上联，是取材于挂在墙上的一幅山水画，也有取笑丘浚的含义。

丘浚自幼跟着母亲学诗作对，一听便知其含义，今虽求人借书，也不愿低三下四，于是望着棋盘，未加思索地脱口对道：“棋盘之中，车无轮，马无鞍，炮无烟火，兵无粮草，敢杀将军。”

主人听了，已经明白丘浚对联内含反唇相讥之意，但他也是个爱才之人，听后不但不怒，反而哈哈大笑道：“好一个敢杀将军的卒子，有志气！”

随后，姜先生不但把《汉书》借给了他，并任他挑选了另外一些书，还派人用马将他送回了家中。

从此，丘浚百里借《汉书》的故事，便成为一段佳话流传下来。

贝时璋是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自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一直从事实验生物学的研究工作。为人处世，他友好、善良；搞研究做学问，他踏实、细致。

贝时璋在浙江大学生物系负责组织学、胚胎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等等课程时，讲授内容详实，条理清晰，他能记得成百上千个骨头、神经肌肉和血管等的拉丁名称，使学生们惊叹不已。他在浙江大学生物系辛勤耕耘20年，培养出一大批著名的实验生物学家。他曾自豪地说：“我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科学，不久以后简单的生命将在实验室合成。那时，生命与无生命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了。”1983年，他还拍摄了“细胞重建”的科普电影，获第五届中国电影最佳科教片金鸡奖，获得第23界国际科技进步奖和意大利巴马国际医学科学电影节荣誉金质奖。

2003年，正值贝时璋获得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75周年。这一年的10月10日，是他100岁生日，而这一年他依然在孜孜不倦地工作。9月26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了“贝时璋先生百岁寿辰暨建所45周年庆祝大会”。德国驻华大使馆公使科伊内先生代表德国政府到会祝贺，回顾了贝时璋早年留学德国求学的经历，授予他“唯一学术公民”称号，并代表图宾根大学授予他“钻石博士”学位。正是在那次百岁寿辰庆祝大会上，国家天文台宣布，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正式批准将国家天文台于1996年10月10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第36015的小行星命名为“贝时璋星”。

贝老一直珍藏着那些记录着德国人民友谊和母校厚爱的博士证书。在德国留学期间，德国同学亲切地叫他“Paibub”（贝娃娃）。那期间，他曾先后与几位德国同学租住在德国人家里，为了省钱还一起住过汽车房。时间过去了80年，说起他的德国同学，他会随手写出一连串德文名字。几十年来，一些德国同学以及他们的家人与贝时璋一直有着书信往来。

期颐之年的贝老，思路仍很清晰，也比较健谈，尤其与人谈起日常生活和科研工作，中间都不停顿。有时，家人害怕老人话说多了会累，想让他停下来喝口水，他却极少停下来去喝。小儿子贝德常曾风趣地说：“爸爸说话刹不住车。”

2004年，在贝老家里工作了几十年的保姆李妈已到古稀之年。8月间，贝老特意请来李妈的儿子接李妈回安徽老家养老。贝老深情地对李妈说：“你在我家几十年，我们相处很好，就和一家人一样。你对我们帮助很大，我很是感谢。你要回家了，我们应该表示一点心意，给你拿上3万元钱，作你的养老钱。再拿上2000元作为你们母子两个的路费。你儿子专程来接你回家养老，是他的孝心，是你的福气，希望你过一个幸福的晚年。”这场面，让李妈母子和在场的人流下了眼泪。

那个时候，贝老的家，无论是从房子、家具布置，还是他的用品等似乎都不太合他的身份，显得过于俭朴。贝老却说：“学问要看胜似我的，生活要看不如我的。”贝老拥有一个人人称羡的家，夫人程亦明更是为这个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长期以来，程亦明是贝时璋精神上的强大后盾，为他营造了一个大后方，同时，也是他亲密的伙伴和同行。贝老一生没有生过大病。98岁之前没有住过医院，除了正常的体格检查，他是不去医院的，平常几乎从来不打针吃药。总结自己的长寿经验时，贝老认为主要得益于4个方面：淡泊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注意营养。

在离世的前一天，贝老还召集了6位研究人员，一起讨论如何在已有的创新课题基础上继续努力工作，热情地鼓励大家要以为国争光为己任。王谷岩是6人之一，他回忆说，2009年诺贝尔奖公布后，老人的心情就一直很不平静，他对我国科学创新问题陷入了深刻的思考之中。“贝老想起北京大学教授林克椿198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发现了螺旋状脂质体，1982年《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了这一成果。贝老觉得这个方向值得努力下去，特别邀请林教授过来，鼓励大家更进一步做下去。”王谷岩说，那天贝老精神很好，也很激动，和大家聊了有一个来小时，告诉大家“我们要为国家争气！”

2009年10月29日上午9点30分，我国大陆唯一走进2009年的第一批（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贝时璋老先生，在睡梦中与世长辞，享年10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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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拿破仑毁书】

新书买回来了，我们都会很爱惜地翻阅，甚至还有人为它包上个封面。可是，一些名人居然有毁书的怪癖。英国化学家戴维看书时，常常把书页撕下来看，看后又扔了。这使他的学生们大为震惊，而他轻描淡写地说道，这样看方便，再说，我一生没有时间把任何一本书读两遍，也不打算读两遍。

拿破仑也喜欢看书，就是行军时他也带不少书。据说他马车上有个书架，他在行驶时一边看书一边若有所思，看完就将书从马车的窗子里扔出去，他认为，一本书对他有一个启示足够了，再多也消化不了。每次他出行，他的随从会把车里的书架重新装满。

【篇二：徐悲鸿的爱国故事】

20世纪初，徐悲鸿在欧洲留学时，曾碰到一个洋人的寻衅。那个洋人说：“中国人愚昧无知，生就当亡国奴的材料，即使送到天堂深造，也成不了才!”徐悲鸿义愤填膺地回答：“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等学习结业时，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

一年之后，徐悲鸿的油画就受到法国艺术家的好评，此后数次竞赛，他都得了第一，他的个人画展，轰动了整个巴黎美术界。这样令人惊叹的成就，是那个洋人远远不能及的。

【篇三：该低头时就低头】

被称为美国人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时曾去拜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那时他年轻气盛，挺胸抬头迈着大步，一进门，他的头就狠狠地撞在门框上，疼得他一边不住地用手揉搓，一边看着比他的身子矮去一大截的门。出来迎接他的前辈看到他这副样子，笑笑说：“很痛吧!可是，这将是你今天访问我的最大收获。一个人要想平安无事地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该低头时就低头。这也是我要教你的事情。”

富兰克林把这次拜访得到的教导看成是一生最大的收获，并把它列为一生的生活准则之一。富兰克林从这一准则中受益终生，后来，他功勋卓越，成为一代伟人，他在他的一次谈话中说：“这一启发了我的大忙。”

话外语：做人不可骨气，但做事不可能总是仰着高贵的头。

【篇四：郑板桥名画换狗肉】

郑板桥的诗、书、画闻名于世，号称“三绝”，人们争相购买。扬州有个富豪特别喜欢郑板桥的书画，但因他为人刁诈，郑板桥非常讨厌他，不给他作画写字。这个富豪为了抬高身价，显示自己的威风，出重金购买郑板桥书画，但始终没有搞到手。

有一天，郑板桥出郊外漫步，见路旁新设一座酒店，店内有一位老者自称“怪叟”，他见郑板桥到来，十分殷勤，马上给端上狗肉来款待。郑板桥平日最爱吃狗肉，一见大喜，便饱餐一顿。付钱时，店家分文不收，郑板桥过意不去，便当场作了几幅书画赠给店家。事过之后，郑板桥才知道上了当。原来这位“怪臾”，是那富豪派人装扮的，自己的画就这样轻易地落入了富豪之手。后来郑板桥常提及此事，说他因爱吃狗肉而上了当，用以警戒世人。

最近，我看了《中外名人故事》，从中又认识了许多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经济学家……比如才能全面的科学家张衡，他在天文、历法、文学、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一个罕见的全才式人物。

张衡生活在东汉时期，他发明的地球仪整整领先了欧洲1000多年，他还发明了可以测定风向的候风仪，可以自己运行的自行车，能够自己飞的木鸟；在数学方面，他计算出圆周率是3。162；在地理方面，他绘制的一幅《地形图》流传了几百年；在艺术领域，除了写文章外，他还擅长绘画，是东汉时六大画家之一。

我还从中吸取了一些政治家治理国家的思想，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中外名人故事》时时提醒我要有志气，又要刻苦努力和团结人！

杨澜带有传奇色彩的成功人生，无疑令许多人羡慕不已，就连圈内的很多知名记者也对她说：“你真是太幸运了！你能采访到那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而我们却根本没有这些机会。”

前不久，在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杨澜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

她说，其实她的采访也是从基层做起，从一个区长开始的。如果区长没采访好，就不可能去采访市长；如果市长没采访好，就不可能采访部长；等部长采访好了，然后才可以设想如何采访副总理、总理、总统。

几年前，当时的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来中国访问，只停留两天，只接受了一个采访，那就是杨澜的采访。应该说，作为民间的传媒机构，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她很好奇地问其随行人员：“卡西亚诺夫总理为什么会接受我的采访？”

随行人员说：“因为在我们来中国之前，你曾采访过俄罗斯的副总理。副总理回国后认真地告诉卡西亚诺夫总理：‘如果你去中国，应该接受杨澜的采访，因为她提的问题很有水平。’”

杨澜当然不是借此来炫耀自己，而是要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更多的年轻朋友：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对你今后的成长产生影响；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给人们留下烙印，千万不可小看人们之间的口口相传。

一般来讲，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思想：我一定要做一项很有分量、很有意义和很有兴趣的工作。其实，根本不用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可以顺其自然地先做一些看上去“大材小用”的工作，甚至完全是事务性的工作。如果你能把这些工作做得比别人好，不需要等很久，就可能有机会去做更大的更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感到怀才不遇，愤愤不平，只是怨天尤人，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只能是有害无益。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尤其会关注一个人做事的结果。所以，只要在某一方面，坚持凡事比别人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更多的成功。

不错，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好评；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机会；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发展；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幸运；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令人羡慕的人生。

少年张伯宏的履历表就像格林童话：当同龄人在为黑色中考焦头烂额时，15岁初中毕业的他远赴洛杉矶学习音乐制作；17岁“洋”装穿在身的他又回国，玩土得掉渣的音乐《北京土著》；在娱乐圈刚崭露头角，荣登中国TOP排行榜第一名时，他又华丽转身，18岁就成为上海一家网络游戏公司的CEO……

18岁音乐人总裁年薪7位数，海派的家庭，游走在娱乐圈和IT圈之间，这个唱RAP，迷恋网游，比韩寒更“韩寒”的新锐人物，具备了当下新偶像的所有元素。

可粉丝的尖叫博客的高点击率下属对他“张总”的称谓，都掩饰不了这个18岁少年的倦意。他时常觉得自己“老了”，已萌生退意。他“觉得人生什么时候就该做什么时候的事。18岁的孩子还是要在学校学习，否则以后的人生中会有很多缺憾。”

当盖茨50岁杨致远40岁陈天桥30岁时，这些吃着果冻长大的“80后”，已经夹着一本叫“互联网”的大课本匆匆上路了。他们用程序创造财富，他们的口号是：贩卖右脑！他们格式化了父辈的“左脑型企业”模式，颠覆了商业学院奉行的一些金科玉律，他们认为重要的已经不是资本，不是技术，不是经验，甚至不是知识，而是创意，儿童般的想象力，来自右脑的领悟力。

这些“愣头青”真的就用一根上网线获得了巨大财富：身价两亿的泡泡网CEO李想（生于1981年）身价过亿的康盛世界CEO戴志康（1981年）身价过亿的MySee总裁高燃（1981年），身价过亿的MaJoy总裁茅侃侃（1983年）……出生于1988年的张伯宏刷新了“80后”创业的纪录。

这个“双栖明星”的声名乍起也招致了很多质疑：一个初中毕业生“有个好创意”就能当上总裁？他是个花瓶，幕后有人“垂帘听政”？一个“所有收入都要交给妈妈”连自己钱包都管理不好的总裁，怎样管好他的公司？一个没有任何管理经验的少帅，怎样让从索尼盛大等成熟网络游戏公司中高薪挖来的员工心服口服？

这个孩子努力让自己显得不像一个孩子，在媒体上应付着各种冷言冷语。如今，他带领着他的团队正在开发网游“变形金刚”。

“为自由而战”也是他的追求。工作中处处显得大人样的他一不小心就泄露生活中的“小孩儿性情”：抓紧吃饭时间玩手机游戏，看到保时捷走不动路，把吃麦当劳说成吃世界500强，博客里把“什么”写成“啥米”。一边严肃地对媒体说“有没有女朋友是隐私问题”，一边在博客里一遍一遍地感叹，“我怎么还没有女朋友”。

如今，这个自由男孩醉心音乐，疲于复杂的人事，萌生去意。看着这个正在青春蝶变的少年，人们不禁想问：他所代表的一代少年总裁还能走多远？

巴菲特8岁炒股比尔盖茨休学创业，张伯宏18岁当总裁似乎也不算什么大新闻，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数字时代，网游对象越来越年轻化，投资人越来越看重对市场敏感青春逼人创意无限的先锋少年。当然，他们的短板就是稚嫩的人际交往空白的管理经验。正如张伯宏所说，“优势是我年轻，劣势就是太年轻了”。

正如狄更斯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些“一出生就遇上了市场经济，一长大就明白了国际化，一交流就用上了互联网”的80后，没有经受过意识形态的煎熬，没有传统的羁绊与包袱，更没有产权制度的困扰，他们比所有的前辈商人都要幸运，他们看上去一个个前程远大，不过他们即将面对的挑战和灾难都是前所未有的。

也许少年企业家们会失败，也许他们不等失败就又华丽地转身，辗转于下一场“秀”，花样年华里一切皆有可能。

“我这么年轻我怕谁啊？”也许只有这句《奋斗》的台词才直指他们的心底。

一天，庄子正在涡水垂钓。楚王委派的二位大夫前来聘请他道：“吾王久闻先生贤名，欲以国事相累。深望先生欣然出山，上以为君王分忧，下以为黎民谋福。”庄子持竿不顾，淡然说道；“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被杀死时已三千岁了。楚王珍藏之以竹箱，覆之以锦缎，供奉在庙堂之上。请问二大夫，此龟是宁愿死后留骨而贵，还是宁愿生时在泥水中潜行曳尾呢？”二大夫道：“自然是愿活着在泥水中摇尾而行啦。”庄子说：“二位大夫请回去吧！我也愿在泥水中曳尾而行哩。”

庄子不愿为官而要做普通的百姓，表现了他对自由的向往

柳公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小时候，他和几个小伙伴举办了一次书会。他们各自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写了不少毛笔字。

这时，一个卖豆腐的老人看到了柳公权写的会写飞凤家，敢在人前夸几个字，觉得这孩子太骄傲了，便皱了皱眉头，说：这字写得并不好，好像我的豆腐一样，软塌塌的，没筋没骨，还值得在人前夸吗？小公权听到这话，很不高兴地说：有本事，你也写几个字让我看看！老人爽朗地笑了笑，说：不敢，不敢！我是一个粗人，写不好字。可是，人家有人用脚都写得比你好得多呢！不信你就到华京城去看看吧。

第二天，小公权五更天就起床了，并独自去了华京城。一进华京城，他就看见一棵大槐树下围了许多人。他挤进人群，只见一个没有双臂的黑瘦老头赤着双脚，坐在地上，左脚压纸，右脚夹笔，正在挥洒自如地写对联，而且笔下的字迹似群马奔腾，龙飞凤舞，博得围观的人们阵阵喝彩。

看到此情景，小公权扑通一声跪倒在老人面前，说：我愿意拜您为师，请您告诉我写字的秘诀！老人慌忙用脚拉起小公权说：我是个孤苦的人，生来没手，只得靠脚巧混生活，怎么能为人师表呢？小公权苦苦哀求，老人才在地上铺了一张纸，用右脚写了几个字：写尽八缸水，砚染涝池黑；博取百家长，始得龙凤飞。

柳公权把老人的话牢记在心，从此发奋练字，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衣肘补了一层又一层。经过苦练，柳公权终于成了闻名天下的书法家。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这句格言本身，也是真理。

纵观千百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那些定理、定律、学说的发现者、创立者，差不多都很善于从细小、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中看出问题，追根求源，终于把？ 拉直，变成！ 找到了真理。

就拿洗澡来说，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洗完澡，把浴缸的塞子一拔，水哗哗地流走……然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的系主任谢皮罗教授，却敏锐地注意到：每次放掉洗澡水时，水的漩涡总是向左旋的，也就是逆时针的！

这是为什么呢？谢皮罗紧紧抓住这个问号不放。他设计了一个碟形容器，里面灌满水，每当拔掉碟底的塞子，碟里的水也总是形成逆时针旋转的漩涡。这证明放洗澡水时漩涡朝左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

1962年，谢皮罗发表了论文，认为这漩涡与地球自转有关。如果地球停止自转的话，拔掉澡盆的塞子，不会产生漩涡。由于地球不停地自西向东旋转，而美国处于北半球，便使洗澡水朝逆时针方向旋转。

谢皮罗认为，北半球的台风都是逆时针方向旋转，其道理与洗澡水的漩涡是一样的。他断言，如果在南半球则恰好相反，洗澡水将按顺时针形成漩涡；在赤道，则不会形成漩涡！

谢皮罗的论文发表之后，引起各国科学家的莫大兴趣，纷纷在各地进行实验，结果证明谢皮罗的论断完全正确。

谢皮罗教授从洗澡水的漩涡，联想到地球的自转问题，再联想到台风的方向问题，并做出了合乎逻辑的推理，这正是他目光敏锐、善于思索的体现。

无独有偶，在近百年前，一位名叫密卡尔逊的生物学家，调查了蚯蚓在地球上的分布情况，他指出，美国东海岸有一种正蚯蚓，而欧洲西海岸同纬度地区也有正蚯蚓，在美国西海岸却没有这种蚯蚓。密卡尔逊无法回答这是为什么。

密卡尔逊的论文，引起了德国地质学家魏格纳的注意。当时，魏格纳正在研究大陆和海洋的起源问题。他认为，那小小的蚯蚓，活动能力很有限，无法跨越大洋，它的这种分布情况正是说明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后来裂开了，分为两个洲。他把蚯蚓的地理分布作为例证之一，写进了他的名着《大陆和海洋的起源》一书。

魏格纳从蚯蚓的分布，推论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形成，这正说明：他的成功在于从问号中寻求真理。

洗澡水的漩涡和蚯蚓的分布，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善于打破砂锅问到底 的人，却从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科学并不神秘，科学并不遥远，真理常常就在你的身边，就看你有没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有没有一个善于思考的脑子。

我们的国家现在实行改革开放，许多外国人到中国访问、投资、做买卖，这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如何跟外国人打交道呢?一方面要有礼貌，尊重人家的国格，尊重人家的各种习惯。另一方面也要维护我们的国格国法。盲目排外和崇洋媚外都是错误的。这里讲一个冯玉祥将军对待外国人的故事。

冯玉祥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他当年担任陕西督军的时候，一次接待了两个外国人。他很有礼貌地请他们坐下，谈话。两个外国人打开旅行袋。拿出一块新鲜的野牛肉，要送给冯玉祥。冯玉祥问：“哪里弄来的野牛肉?”外国人回答：“是我们在终南山打猎打来的。野牛凶得很，不好打。”冯玉祥皱起了眉头：“你们到终南山打猎，和谁打过招呼?领过许可证吗?”外国人忙说：“我们打的是野牛，没有主人，用不着和谁打招呼。”冯玉祥沉下脸说：“终南山在我们中国，是我国的领土。野牛生在这里，自然归我国所有，怎么说没有主人?你们不经允许，私自猎牛，这是犯法的!我作为地方官，有保护国家主权的责任。你们在中国就要守中国的规矩，不能蛮不讲理!”两个外国人理屈词穷，只得承认做了错事。

非常讲究读书方法。他提倡博采众家，说：“书在手头，不管它就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有拓宽思路，增长知识等好处。对于较难懂的必读书，他的看法就是硬着头皮读下去，直到读懂钻透为止。他还提倡在“泛览”的基础上，选择自己喜爱的书深入研究。在研究中，他主张要独立思考，注意观察与实践相结合，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对看不懂的地方，他认为“若就是碰到疑问而只看到那个地方，那无论看到多久都不会懂。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于就是连以前的地方也明白了”。鲁迅十分重视运用“剪报”积累材料。曾说：“无论什么事，如果陆续收集资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

傅嘉，清朝著名学者，广东人，出生于公元1745年。

傅嘉自幼聪明好学，在父亲的指导下，五六岁时便学会了联诗作对，到七岁去学校读书时，在文学上已经是小有名气了。可是，他只念了一年书，由于母亲去世，家中贫困，他也就退学了。在他退学之后，仍不忘读书，常在上山砍柴和干活的空间，挤时间读书。

有一天，他听说朝廷派了个叫李调元的进士到广东任学政。傅嘉早就知道李调元是个有名的才子，小时候就以“叔嫂联对”而闻名乡里。于是，他一时心血来潮，便想见识见识这位名人的才华。

几天后，傅嘉打听到李调元每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便在路的正中央用三块石头垒成一座石桥，然后守候在那里。不一会儿，李调元坐着轿子来了。

轿夫来到“石桥”跟前，一脚便把石头踢到了路的一边。这下，傅嘉可不干了，上前拦住轿夫，指责他不该把他的“石桥”拆掉。轿夫则说傅嘉不应该在路中央摆石头玩，妨碍行走。轿夫和傅嘉各说各的理，声音越来越大，争吵起来。

李调元在轿中听了，也觉着这孩子太不讲理，于是便走下轿来，准备劝说几句，叫他让开算了。

不料，他刚一下轿，傅嘉竟一扫刚才的怒气，上前深施一礼说：“您就是新来的李大人吧！听说您从小就以联诗作对很有名气，在下很是敬慕，今以‘石桥’拦轿，就是想和大人联上一对，不知大人能否赐教？”

李调元一听，心中就乐了，天底下竟有这样求联对的！不过，他一向以联诗作对为乐趣，今又见傅嘉出语不凡，满脸稚气，很像自己当年向三嫂讨粽子时的那副神态，不由十分欢喜；于是，也想考考他是否有自己当年那种才气，便高兴地对他说：“那你就先出上联吧！”

傅嘉不假思索，顺手指着被轿夫踢倒的“石桥”，写出上联：踢倒磊桥三块石。

按说，上联中的“磊”字应该用“垒”字，可他竟写上了三个“石”字的“磊”，和后面的“三块石”相接，使得李调元难以应对，想了足有半个时辰，也未想出合适的语句来，便有些难堪地提出回去再想，明日一定答复。傅嘉同意了。

李调元回到家中，愁眉不展，他的妻子见了，便问根由。当李调元把途中一个孩子求他联对的事说出后，妻子竟笑着说：“咳，这有何难？”

于是，她拿过剪刀，把绣花用的纸剪出一个“出”字，然后从中间剪成两个“山”字说：剪开出字两重山。

李调元一听，“出”和“磊”相对，“两重山”和“三块石”相对，不由得连连称妙。

第二天一早，李调元又坐轿来到原处，见傅嘉已等在那里，便把下联说了出来。

可傅嘉听了，却微微一笑说：“这下联对得的确很妙，但我想并非出自李大人之手。”

李调元吃惊地问道：“你这是从何谈起？”

傅嘉又笑着回答说：“想大人堂堂男子，不用‘劈’字和‘砍’字，怎么想起来用个‘剪’字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此联定是李夫人对的。”

李调元听后，十分钦佩傅嘉惊人的聪敏才智，不但承认了夫人对下联的事实，而且专门来到傅嘉的家中，送上俸银二百两，一再嘱咐他的父亲要好好供傅嘉读书。

刘谦幼时在某百货公司看到魔术表演，引发了他对魔术的热忱，7岁时开始自学魔术，8岁时开始尝试表演给同学看。他所表演的第一个魔术是，先把一枚硬币吃进嘴里，再把它从后脑取出来。刘谦从东吴大学日本语文学系毕业后，最初只想当一个平凡的上班族，下班后做业余魔术表演。但是，他多次应征工作皆无所获，故决定以魔术表演维生。有些网友宣称“破解”了刘谦的魔术，刘谦颇不认同这种行为;刘谦又说，这些“破解”都不正确。刘谦认为，“挖空心思破解魔术”是魔术观众的“不正常的欣赏习惯”，而且这种习惯“很累人”;他认为，魔术观众应该像看电影一样的欣赏魔术师的表演，而不是研究破解魔术。

刘谦，唯一曾受邀至拉斯维加斯及好莱坞魔术城堡演出的中国台湾魔术师，也是台湾获得过最多国际奖项肯定的魔术师。表演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并多次受邀至国际性魔术大会担任嘉宾演出。其前卫的风格及惊人的创意，俱获海内外同行之赞赏。是在全世界的同业间，最具知名度的台湾魔术师。

非凡的国际观及不断的自我充实是他的独特之处，为了充实专业领域及格局，同时还涉猎音乐，舞台美术，剧场，工业设计，电视，广告，摄影等等的艺术相关知识。在业界有“魔术活字典”的称号。 目前在台湾地区、日本及欧美各地活跃当中。并多次受邀至世界各地的国际性魔术师大会担任演出嘉宾及专题讲座的讲师。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已经名闻天下的魔术师，从没有正式拜师学魔术，而且一直“不务正业”：中学时他好玩电脑，上大学时则报了日语专业，毕业出来后却又爱上了唱歌，但绕了十几年，刘谦终于还是当上了职业魔术师、星空卫视《魔星高照》的节目主持人。

七岁时开始对魔术表演产生兴趣，1988年由世界着名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颁发“全国儿童魔术大赛冠军”。由于兴趣使然，于求学期间仍不断钻研魔术知识及技巧，并受教于多位国内外大师。自东吴大学日文系毕业后，开始与日本魔术界交流频繁。

2000年于大阪“Internation Magic Convention In Naniwa”国际魔术大赛，荣获舞台魔术部门冠军及特别奖。

2001年于上海国际魔术节，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三十多位魔术高手进行角逐，获得银牌奖，并且为唯一获奖华人。

同年获世界杂技界最高荣誉吴侨国际艺术节魔术比赛铜狮奖，也是唯一获奖华人。

也在此年，开始于中国STAR TV电视台主持及策划常态性电视节目“魔星高照MAGIC STAR”，其独特的创意及极具亲和力的表演风格极受大众的好评。

2002年受邀于上海电影节演出。

2003年 曾经与人共同制作卫视中文台魔术表演节目《魔星高照》，并亲自担任该节目主持人，而家喻户晓。同年12月，刘谦获得财团法人日本职业魔术协会全体会员票选为“年度最佳外国魔术师”。

2007年，年中起，刘谦在综艺节目《综艺大哥大》中，固定担任魔术竞技单元〈大魔竞〉评审之一，并担任魔术表演单元〈刘谦 Magic Show〉主持人，在〈刘谦 Magic Show〉中以固定台词“见证奇迹的时刻”一语成名。

2009年，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表演近景魔术《魔手神彩》，其中包含近距离魔术(近景魔术)“橡皮筋”、“硬币进入玻璃杯”及“戒指进鸡蛋”三个部分。8分钟的表演，精彩绝伦，从此红遍中国大陆，为十三亿观众所熟悉。在观众网路票选“最佳《春·晚》节日”中，《魔手神彩》以55,250票赢得“曲艺、其他类”第一名。同年3月，与汪涵合作主持湖南卫视魔术节目《金牌魔术团》。

战“疫”时的入党仪式、走进居家隔离家庭、社区青年干部护送隔离人员的故事……3月27日，一场特别的“云宣讲”在丰台区启动，500余名党员、团员干部、群众利用手机、电脑，在线聆听了马家堡街道时代风帆楼宇韩青、王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郑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青年教师唐啸主题为“疫情防控下的治理能力”的宣讲。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争中，丰台区各级团组织闻令而动，广大团干部、团员青年、青年突击队、小V蜂志愿者积极投身一线参与疫情防控。据丰台团区委副书记刘博涵介绍，在新冠肺炎疫情处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关键时期，丰台团区委启动“抗疫先锋青年担当”系列宣讲，将宣讲与青年干部培养、新时代文明实践、青少年思政课教育相结合，通过青年专家讲理论、团干部讲政策、青年榜样讲事迹，积极宣传丰台区青年榜样的典型事迹，面向广大青少年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战争凝聚青春力量。

此次丰台第一期宣讲的主题为“疫情防控下的治理能力”，既有基层团干部讲述社区防控政策，也有冲锋在防疫一线的青年榜样讲述亲身经历，还有青年教师从社会治理层面进行理论宣讲。

来自马家堡街道时代风帆楼宇党委的宣讲人韩青，既是一名基层非公党建的负责人，又是一名团干部，她讲述了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社区排查、建立楼宇防疫机制、处理突发情况、帮助企业复产复工，带领社区工作者坚守岗位的抗疫故事。宣讲人郑直是王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青年干部，他带来了社区卫生防控青年突击队的战“疫”故事。宣讲人唐啸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青年教师，他宣讲的题目是《国家能力与危机治理：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再思考》。从新冠肺炎疫情切入，分享了关于国家能力、危机治理以及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理论研究，既有理性思考，又有生动案例，用深入浅出的讲解为青年听众们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

“在短短一小时中，丰台‘青年讲师团’的三位宣讲嘉宾多维度多视角的宣讲给我们上了最好的一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7级会计学院本科生贯怡然在听完首场宣讲后感触颇深，她表示：“‘若有战，召必回’的楼宇工作者和‘坚定信心，逆行向前’的医护人员的感人事迹令我们动容;专家学者关于完善国家治理能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研究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当前，疫情防控仍然处于关键时期。我们作为新时代青年，应认真学习习总书记对于青年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守岗位勇挑重担。在对人民的服务中茁壮成长，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品质。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领。用实际行动投身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据了解，今年以来，丰台团区委启动了“丰青讲师计划”,全年聚焦“青少年制度自信教育”1个主题;加强“与青年干部培养相结合、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相结合”2个结合;汇聚“青年专家讲理论、青年干部讲政策、青年榜样讲事迹”3个群体;围绕“党的理论、时政热点、区情区况、青年先进” 4个专题;走向“基层、学校、企业、网络、脱贫攻坚主战场” 5个领域。为此，还组建了丰台区“青年讲师团”，由政治素质过硬、理论功底扎实、表达能力突出的优秀青年组成。

4月，丰台区“青年讲师团”还将持续开展“抗疫先锋青年担当”系列宣讲活动，“传承英烈精神 争当时代先锋” “疫情防控中的90后”等主题宣讲活动将陆续举办。

最近，我看了《中外名人故事》，从中又认识了许多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经济学家。比如才能全面的科学家张衡，他在天文、历法、文学、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一个罕见的全才式人物。

张衡生活在东汉时期，他发明的地动仪整整领先了欧洲1000多年，他还发明了可以测定风向的候风仪，可以自己运行的自行车，能够自己飞的木鸟；在数学方面，他计算出圆周率是3.162；在地理方面，他绘制的一幅《地形图》流传了几百年；在艺术领域，除了写文章外，他还擅长绘画，是东汉时六大画家之一。

我还从中吸取了一些政治家治理国家的思想，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时时提醒我要有志气，又要刻苦努力和团结人。看了这本书，我还收获了许多知识呢！

华佗小时候失去了父母，母亲因病而死。华佗发誓，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个医生，治好百姓的病。于是，他踏上了学医的旅程。

华佗出了京城，听说某某山上有一座庙，庙里有一位长老医术高明，他风餐露宿，爬山涉水，不管乔风下雨，还是不停止学医的征途。过了一个月左右，他终于到了，但由于过度连劳累，突然放松所经以就倒下了。

那位长老救了他并收他为徒。长老开始让华佗干些粗活，但华佗做什么事都全心全意，没有半名抱怨的话。后来，华佗发现，长老把自己的医术的精华和心血都记录在几本题目叫《医案》的书上，量是他总是找准时机看上几眼。长老正在看那本书，华佗见了，急忙抢过小徒弟给长的洗脚水，冲上了楼。他一边给长老洗脚，一边悄悄地看着《医案》，长老猜透了他的心思，于是说：“华佗啊，你想看这本书就拿去吧!”华佗大喜过望 ，他顾不着给长老洗脚了，拿起书便冲下楼去。

经过几天的学习，华佗的医术大有长进，但他还是虚习求学。长老时不时也带他去看病。

一天，华佗在看《医案》。一个小徒弟跑过来了，他大声说道：“华佗，师父生病了!”华佗急急忙忙地跑上楼，摸着师父的脉，华佗的脸逐渐从紧张到放松。原来，师没生病，而是在试探他的医术呢!当 华佗下去的时候，一看糟了，《医案》被蜡烛的火烧了半边了。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屋子里团团转，于是，他凭着自己的记忆重新写了《医案》。

第二天，师父说：“华佗，那本书带来了吗?”化佗把自己抄得那本给了师父，他说：“师父，这本不是原来的那本，这本是我凭记忆重新写的，原来那本已经烛火烧了。”师父一看，微微一笑，说：“华佗，你真过目不忘啊!”原来的那本并没烧，而是又在试探他呢!华佗长大后，为百姓治病，成了人人夸赞的“神医”。化发圾了麻沸散和“五禽戏”。

但是，一代神医最终死在曹操的监狱里了。

10岁时，拿破仑到了巴黎的布里恩诺少年军校读书。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16岁的他不得已中途辍学，当了一名炮兵少尉，从而开始了艰苦的自学生活。

他寓居在瓦朗斯城的一座咖啡馆内的小屋里，常常一个人坐在闷热的房间，两眼紧盯着书本，废寝忘食刻苦读书。（名人读书的故事）

咖啡馆附近正好有一家出租书籍的铺子，这为他广泛阅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在租书的铺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完全顾不上老板的白眼。

1798年，拿破仑调任法国远征埃及军总司令，在“东方号”旗舰上，他设立了一所小小的图书馆，所藏书籍全都是他亲手挑选的。40多天的海上航行，由于晕船，拿破仑无法读书，他就躺在床上，让人为他大声朗读。当1807年法俄之战处于相持阶段，拿破仑曾因在前线无书可读而大发雷霆，他写信质问巴黎有关人员，命令他们把所有新出版的书籍和新书预告迅速送来。拿破仑一生指挥了近60次战役，几乎每次都带着一个随军图书馆参战。

人，缘何能在众生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具有复杂思想、规则语言的生命存在，描写名人的智慧小故事有哪些？以下是小编为您整理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冰制输油管——妙法解难题

日本南极探险队第一次准备在南极过冬，便设法用运输船把汽油运到越冬基地。由于准备不充分，在实地操作中发现输油管的长度根本不够。也一下子找不出另外备用和可以替代使用的管子。再从日本运来，那时间需要近两个月。怎么办?这下子把所有队员给难住了。

这时候，队长突然提出一个很奇特的设想，他说：“我们用冰来做管子吧。冰在南极是最丰富的东西，但怎样使冰变成管状呢?很多人还是糊里糊涂的。队长又说，我们不是有医疗用的绷带吗?就把它缠在已有铁管上，上面淋上水让它结成冰，然后拔出铁管，这不就成了冰管子了吗，然后把它们一节一节连起来，要多长就有多长。”

队长的聪明之处在于，以已知的东西为参照，将许多毫无关系的要素组合起来，再制造出新的物件。

爱迪生测灯泡——最简单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方法

阿普顿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才生，对带他一起工作但没有大学文凭的爱迪生有点瞧不起。有一次，爱迪生让他测算一只梨形灯泡的容积。于是，他拿起灯泡，测出了它的直径高度，然后加以计算。但是灯泡不具有规则形状，它像球形，又不完全是球形;像圆柱体，又不完全是圆柱体，计算很复杂，即使是近似处理，也很繁琐。阿普顿画了草图，在好几张白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据和算式，也没算出来。正忙于实验的爱迪生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阿普顿报告结果，他走过来一看，便忍不住笑了起来，“你还是换种方法算吧!”只见爱迪生略一沉思，快步取来一大杯水，轻轻地往阿普顿刚才反复测算的灯泡里倒满了水，然后把水倒进量筒，几秒钟就量出了水的体积，当然也就等于算出了玻璃灯泡的容积。这时，羞红了脸的阿普顿傻呆呆地站在一旁，恨不得找条地缝钻下去。

炒毛栗子——治理国家有法可循

辽圣宗是辽国的一代明君。登位后，曾巡视天下。在一个地方，他发现一个叫萧朴的臣子把自己的领地治理得非常好，就叫过来询问其施政经验。可萧朴却非常谦恭地说：“我哪里有什么经验啊!臣下到这里之后，只不过学会了炒毛栗子。臣下刚来的时候，发现这里盛产毛栗子，就在同一个锅里炒，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小的炒熟了，大的还生着，而当大的炒熟了的时候，小的又炒煳了。后来臣下就把大的小的分开炒，只要火候掌握得好，大小毛栗子都能炒得一样香甜可口。所以，臣下办任何事情，就像炒毛栗子一样，既注意层次，又注意火候。除此之外，臣下再无其他的能耐了。”辽圣宗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这炒的哪里是什么毛栗子，分明是在教寡人如何治国啊!”后来，辽圣宗就把萧朴调到自己身边，发现他处理事情，无论大小都能做得恰到好处，不久就把他升到了宰相的位置。

萧朴的比喻，犹如一盏闪耀着光辉的智慧之灯，表面上是说自己只学会了炒毛栗子，可“炒毛栗子”的哲学中，却深藏着治国的真谛。国中有这样的智者，哪会不让充满雄心壮志的辽圣宗看到希望呢?

福特谨慎捐款——金钱的价值在于使用的方法

汽车大王福特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但他却很少捐款。他顽固地认为，金钱的价值并不在于多寡，而在于使用方法。他最担心的就是捐款经常会落到不善于运用它们的人手里。有一次，乔治亚州的马沙·贝蒂校长为了扩建学校来请求福特捐款，福特拒绝了她。

贝蒂就说：那么就请捐给我一袋花生种子吧。于是福特买了一袋花生种子送给了她。福特后来就忘了这件事情。没想到一年以后，贝蒂女士又上门了，交给了他 600 美元。原来学生们播种了当初的那一袋子花生种子，这就是一年的收获。福特什么都没说，立即拿出了 600 万美元交给了贝蒂。

福特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太轻易得来的金钱往往很难让受施者感受到金钱后面潜隐着的苦与智;我更赞赏贝蒂对点滴施与的至高的尊重，她带领孩子们撒播下的其实是足以证明他们有能力领受他人恩惠的资格。

英国政府的困惑——妙法挽救生命

18世纪末期，英国政府决定把犯了罪的英国人统统发配到澳洲去。

一些私人船主承包从英国往澳洲大规模地运送犯人的工作。英国政府实行的办法是以上船的犯人数支付船主费用。当时那些运送犯人的船只大多是一些很破旧的货船改装的，船上设备简陋，没有什么医疗药品，更没有医生，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尽可能地多装人，使船上条件十分恶劣。一旦船只离开了岸，船主按人数拿到了政府的钱，对于这些人是否能远涉重洋活着到达澳洲就不管不问了。有些船主为了降低费用，甚至故意断水断食。 3 年以后，英国政府发现：运往澳洲的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达 12% ，其中最严重的一艘船上 424 个犯人死了 158 个，死亡率高达 37% 。英国政府费了大笔资金，却没能达到大批移民的目的。

英国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每一艘船上都派一名政府官员监督，再派一名医生负责犯人的医疗卫生，同时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做了硬性的规定。但是，死亡率不仅没有降下来，有的船上的监督官员和医生竟然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原来一些船主为了贪图暴利，贿赂官员，如果官员不同流合污就被扔到大海里喂鱼了。政府支出了监督费用，却照常死人。

政府又采取新办法，把船主都召集起来进行教育培训，教育他们要珍惜生命，要理解去澳洲去开发是为了英国的长远大计，不要把金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但是情况依然没有好转，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

一位英国议员认为是那些私人船主钻了制度的空子，而制度的缺陷在于政府给予船主报酬是以上船人数来计算的。他提出从改变制度开始：政府以到澳洲上岸的人数为准计算报酬，不论你在英国上船装多少人，到了澳洲上岸的时候再清点人数支付报酬。

问题迎刃而解。船主主动请医生跟船，在船上准备药品，改善生活，尽可能地让每一个上船的人都健康地到达澳洲。一个人就意味着一份收入。

自从实行上岸计数的办法以后，船上的死亡率降到了 1% 以下。有些运载几百人的船只经过几个月的航行竟然没有一个人死亡。

胡佛入圈套——沟通也需要方法

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赫伯特·胡佛，很少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政见，也很讨厌记者无休止的纠缠。在胡佛就任总统之前，他坐火车外出考察时和随行的记者同坐在一节车厢里。有位记者想探寻胡佛的政见，他想了很多办法，但这位未来的总统却一言不发。失望、沮丧的情绪笼罩着这位专门探听政界要人言论的记者。

这时，奔驰的火车窗外出现了一片新开垦的土地。这位记者灵机一动，故意自言自语地说：“想不到这里还是用锄头开垦土地呢!”

“胡说!”坐在一旁沉默得可怕的胡佛终于开腔了，“这里早就用现代化的办法来代替那乱垦滥伐了!”跟着便大谈起垦殖问题来。

就这样，这位记者终于如愿以偿，满载而归了。不久，《胡佛谈美国农业垦殖问题》的消息就见报了。

生命的欺骗

办公室外面，有一棵碗口粗的大叶紫薇。

随着阳春三月渐近尾声，紫薇树旁边的大叶榕新长的叶子已是满眼翠绿，而那棵紫薇依然枯瘦萧杀，干巴巴的枝干上残留着数不清干枯龟裂的果子。办公室在二楼，两棵树的树冠恰好能够时不时映入眼帘。强烈的视觉对比常使人产生一种季节的迷惑，也常常让我怀疑那棵大叶紫薇是否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是否真的被白蚁蛀蚀，在这个荡漾生命绿色的季节里，以毕剥的形态宣告自己的死亡？

隐约记得也是去年的这个时候，紫薇已经纤细的躯体上已经铺满了浓浓的春色。还记得绿色遍身的紫薇不久后就绽放出惹眼的大片大片的红花，那个热闹和惬意常常使我对这株紫薇充满了难忘的期待。而今年，现在，莫非这株紫薇真的消亡了吗？

两天前，和岑老师站在楼道里聊天，还曾经面对着紫薇树唏嘘慨叹了好久。紫薇树的枯枝就伸展在我们的眼前，看上去已然没有了任何生命的迹象。岑老师伸手捉住几根枝桠，稍一用力，树枝就在清脆声中断落在手中。我们细细看去，整个的枝茎中没有任何的潮湿和水分，更没有点点绿色。于是我们认为这棵紫薇真的枯死了，我还记得岑老师又弄断了很多的枯枝，准备用作少年军校学员们野炊时的引火燃料。

周一回到学校，暮春四月才刚刚开始。当钥匙插入了铁门，准备打开办公室大门的时候，眼睛的余光不经意地瞄了一眼旁边的紫薇。刹那，我的视线凝固了，身体也为之一颤：那棵两天前就已断定枯死的紫薇树的枝干上，竟然爬满了细微嫩绿的新芽。叶芽如此之小，在满眼枯黄之中显得如此单薄和宁静，在灰黑色的果子的遮掩之下，那一点点的绿色竟然勃发出无穷的力量。很长的时间里，我竟然忘记了开门，学生在我身边陆续经过不断问好，我也竟然毫无反应。我似乎又依稀看到大片大片的红艳艳的紫薇花，似乎又感受到了即将盛开的生命的颜色。

生命的欺骗我兴奋地把我的发现第一时间告诉了岑老师，感叹着紫薇的生命竟然如此坚强，竟然如此充满了欺骗。记得那天我还和岑老师商量着紫薇树的“后事”，讨论着该为这片即将空置的土地上种植哪种树木。而今天，紫薇就以点点的绿色嘲弄了我们的浅薄与悲观。

也许错不在我们，也许学校很多的师生如我们一样，在期待中渐渐麻木，在期待中放弃了希望。难道我们能怪罪那棵依然安静的紫薇，怪罪它以时间和外表掩饰生命的光辉？

行文至此，我恍然顿悟：也许，这就是生命的欺骗。之所以被蒙骗，恰恰是我们充满了对紫薇树当下的期待，在于我们太相信表象，太相信自己的经验和直觉。

每年，我都记得那棵紫薇会缀满绿叶，会绽放花朵，但是却忘记了具体的时间。于是，春暖花开，满眼皆绿的时节，眼中就容不下紫薇的枯黄依旧，就断定它已然死亡。难道，我们对所有的植物，都是必须充满相同的期望？

从折断的树枝上，我们没有窥探到一丝丝活着的证据，于是断定它已死亡。难道眼见必然为实？难道紫薇就不能以它特有的方式注释它特别的生命特征？

我们是否也在以这种眼光审视世间的一切，是否也以此种浅薄和呆板看待我们身边的一个个生命？

假如孩子并没有如我们所愿的那样去生活、去学习、去行动，我们是否也在意识当中慢慢否定孩子，是否也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草率地添加上一个句号？如果孩子表现出种种不理智、不合常规的所谓“问题行为”，我们是否曾经轻狂地在心中说过：“这人完了！”

是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欺骗，我们所面对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会显露出太多太多的假象。有时未必是孩子的本意，有时却又是孩子无意识中对生命的呐喊与对抗。而作为教育者，必须对孩子充满期待，必须在心中为孩子勾画美好的生命未来。

可以想见，紫薇树上淡淡的新绿会逐渐蔓延和传染，紫薇花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吐露芬芳。而我，依然可以在疲劳和烦闷的时候，感受生命的力量。但是我们，一个个在小学从事着平凡工作的普通教师，能否透过了生命的假象，撇去刻意的欺骗和掩饰，永远是充满期待与希冀地对待一个个勃发内在生命秩序的鲜活生命？

肖全和他们这一代：自然而骄傲地老去

作者:梁静

“你好，我是肖全，拍照的。”

见到陌生人，肖全一般这样自我介绍。摄影师、艺术家什么的，太造作，不好。肖全说，他喜欢自然、自在，他拍的人，都那样。

“我当然也是，讨厌造作。”

以前留长发的时候，肖全有好多女粉丝，而且是会为他尖叫的那种。现在，还是帅的，看不出今年56岁了，唯一会破功的，是他的眼角。

那上面，布满皱纹。一条条褶，又长又深，在眼睛四周延伸，就像老树的根。肖全的姐姐说，这叫“万丈深渊”。“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是拍照的，不停眨眼，眨了几十年，就变这样了。”

肖全一眨眼，眼角的褶，果然更深了。

这是褶，也是时间隧道，里面埋着，肖全的40年。

1976年，肖全17岁，拍了第一张照片。他用一台借来的相机，在成都家里，对着坐在庭子里看报纸的奶奶邹桂莲，按了一张。

1980年，肖全21岁，用爸爸寄给他的180元买了一台海鸥205相机，花了169元，那时每月人均工资也就四五十元。当时在海军航空兵部当兵的肖全，扛着相机，骑着自信车，拍家乡成都。

1986年，肖全27岁，不当兵了，常和成都文艺圈的人混在一起，抽烟、喝酒。钟鸣、翟永明、何多苓、易知难等等都挺熟的。这群人，长得好看，都挺臭美的，肖全喜欢帮他们拍照。

某天，肖全在钟鸣办的《象罔》中看到一张美国诗人庞德的照片。在照片里，垂暮之年的庞德，拄着手杖，立于石桥，目光坚毅沧桑，形如雕像，下面是一段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视线与照片接触的那一瞬间，肖全被击中了。“我也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拍这样的照片。”

这一个只有十秒不到就产生的念头，肖全整整花了十年去完成。

在这十年里，肖全在全国各地漂泊，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里。他常常接到电话：“×××在哪儿哪儿，你拍不拍？”“拍！”不说废话，肖全扛起摄影包就走。

1996年，肖全37岁，《我们这一代》第一版出了，组成这本摄影书的，是一个个现在已经被供在神台上的“文艺偶像”：北岛、顾城、三毛、崔健、杨丽萍、张艺谋……20年前，在肖全的取景框里，这些人还不是神，他们仍不脱青涩，仍不免轻狂。他们埋头干着自己的事，哪怕明天就没米下锅了。在这一点上，肖全觉得，他们都一样。

“你如果问我他们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没什么不同。他们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一样技能，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专业，并愿意用它去表达对生命、对世界的感悟。”

崔健的长征

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老崔的粉，包括肖全。在暗房里晒照片的时候，肖全喜欢放《一无所有》。他把喇叭调到最大，让老崔的嗓音充斥整个暗房，冲进浸泡着的底片中。“从听到老崔的第一首歌开始，我心里就想，歌还能这么唱啊。”

1990年春天，崔健来成都了，来搞演唱会的，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肖全去了。他看到素不相识的人手挽着手，在老崔的歌中排山倒海地摇着、唱着、哭着，他眼睛里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

演唱会结束以后，肖全陪着崔健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有一堵被拆掉一半的旧墙，在它背后是水泥组成的TV的V字。看到这个奇妙的组合，肖全心动了。“这感觉像长征。”他把崔健叫下车，崔健想了想，下来了，站在墙前，换了好几个姿势。

肖全操起机器，按了21次快门。一分钟后，他知道，一幅好照片刚刚已经诞生了。

诗人与那些花儿

1986年12月，正值中国朦胧诗兴起，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北岛、顾城、舒婷都到了。肖全跟着拍了全程。在这些照片中，他特别喜欢那张在望江公园竹林拍的大合照，大伙都笑了，谢烨还躲在顾城的后面，羞答答地牵着舒婷的手。

在回去的车上，北岛带着大家唱《三套车》，唱得很大声，就连外面都能听到，大家都特别过瘾。北岛唱着唱着忘词了，大家又笑作一团。“那时候的快乐，就那么简单。”其实当时，大家的生活并不好，在北京，大家每天都在想着吃什么最便宜，早上起晚一点，不吃早餐，饿醒了就看看通讯录今天该去哪里蹭饭了。诗歌节，他们收到100块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了，他说，成都人太好了，他不走了，他还要开讲座。

肖全在酒店房间给他和谢烨拍了好多照片。顾城说，我最喜欢拍照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的。

回到北京后，顾城给肖全寄了一本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那些花儿已经走远了。给肖全。”

这是肖全与顾城的最后一次接触。

之后，那些花儿，就走远了。

多么倔强的女人

1990年9月21日，肖全和成都的其他记者，敲开了三毛在锦江宾馆的门。这是一个极其少见的女人！肖全想到了杜拉斯。三毛翻了肖全带来的像集，摇起头来：“不行啊，你给他们拍得这么好，你得给我拍才行。”

科学家霍金小时候的学习能力似乎并不强，他很晚才学会阅读，上学后在班级里的成绩从来没有进过前10名，而且因为作业总是很不整洁,老师们觉得他已经无可救药了，同学们也把他当成了嘲弄的对象。

在霍金12岁时，他班上有两个男孩子用一袋糖果打赌，说他永远不能成材，同学们还带有讽刺意味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爱因斯坦.谁知，20多年后，当年毫不出众的小男孩真的成了物理界一位大师级人物。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随着年龄渐长，小霍金对万事万物如何运行开始感兴趣起来，他经常把东西拆散以追根究底，但在把它们恢复组装回去时，他却束手无策，不过，他的父母并没有因此而责罚他，他的父亲甚至给他担任起数学和物理学教练.

在十三四岁时，霍金发现自己对物理学方面的研究非常有兴趣，虽然中学物理学太容易太浅显，显得特别枯燥，但他认为这是最基础的科学，有望解决人们从何处来和为何在这里的问题。从此，霍金开始了真正的科学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