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赵一曼抗日女英雄受刑的故事【汇编20篇】

爱迪生一生留下了2000多项发明成果，而每一项成果的发明过程都是极其艰难而复杂的，以电灯发明为例，他前后一共做了2000多次实验。

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都是有限的，那么，爱迪生又是如何在有限的生命和精力中，创造出那么多的发明成果，经历着那么艰难而又复杂的实验过程呢？

为了揭开这个谜底，我查阅了有关介绍爱迪生的书籍。最近，在阅读《爱迪生传》一书时，才解开了这个谜团。书中说，从爱迪生的发明来讲，“爱迪生”的称谓，不仅仅是指爱迪生本人，而是他所率领的一个研究团队。也就是说，爱迪生的发明，不只是爱迪生一个人的发明，而是爱迪生率领的团队所共有的发明；爱迪生所经历的极其艰难而又复杂的实验过程，也不是爱迪生独立完成的，而是这个团队所共同完成的。

据《爱迪生传》中介绍，爱迪生的个性“像电灯一样，照亮整个房间”，他很善于激发团队中每一位队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善于根据每一位队员的特长，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所以，团队中的所有队员都乐意跟他一起工作，都乐意为他效力。

施特劳斯高超的指挥才能，凭借的也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所指挥的一个团队。1872年，“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来到美国。美国人想创造一个世界之最，请施特劳斯指挥一场由2万人参加演出的音乐会。一个指挥家一次指挥几百人的乐队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何况是2万人？

然而，施特劳斯却成功地指挥了这个由2万人组成的乐队，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那么，施特劳斯是怎样指挥一个如此庞大的乐队呢？施特·劳斯说，其实他只是指挥了100人。原来，施特劳斯担任的是总指挥，下面有100位助理指挥，他所指挥的，就是这100位助理指挥。2万人的乐队，再由这100位助理指挥去指挥，每位助理指挥分摊下来，也仅仅指挥了200人。

真的没有意外，每个成功的人都是指挥家！

约翰·亚当斯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位总统，为美国的独立立下过汗马功劳。

亚当斯在接替华盛顿就任总统时，美国正面临着与法国关系破裂的危险。到了1797年底，两国处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交战前夕。

常识告诉亚当斯，要打胜仗，必须要有得力的统帅指挥。有很多人劝他亲自统帅军队，但他认为自己并不具有军事上的特别才能。思来想去，他认为华盛顿才是惟一能够唤起美国军魂、团结全美人民的统帅。最后，他下定决心请华盛顿出山。

亚当斯的亲信们得知后，一致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如果华盛顿复出，会再次唤起人民对他的崇敬和留恋，这样势必对亚当斯的威望和地位造成威胁。

千军容易得，一帅最难求。亚当斯毫不动摇，认为国家的利益和命运高于一切。他授权汉尼尔顿立即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请求华盛顿再次担当大陆军总司令，指挥美军打败入侵者。

与此同时，又亲自给华盛顿写了封信。信中诚恳地写到：“当我想到万不得已而要组织一支军队时，我就把握不准到底是该起用老一辈将领，还是起用一批新人，为此我不得不随时要向你求教。如果你允许，我们必须借用你的大名去动员民众，因为你的名字要胜过一支军队。”

华盛顿接到信后很受感动，表示愿意立刻肩负重任。幸运的是，就在华盛顿准备率军出征的前夕，亚当斯终于通过外交斡旋的途径同法国达成了和解。

这件事被美国人民传为佳话，亚当斯的正直与豁达也被广为传诵。后来，有位著名的记者采访他，问到：“您为什么不怕华盛顿复出会再次唤起人民对他的崇敬和留恋，进而威胁您的威望和地位?为什么敢于起用比自己更优秀的人?”

亚当斯开始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给这位著名记者讲了自己少年时的一件往事。

“年幼的时候，父亲要我学拉丁文。那玩意儿真无聊，我恨得牙痒痒。因此，我对父亲说，我不喜欢拉丁文，能不能换个事情做?”

“好啊!约翰，”父亲说，“你去挖水沟好啦，牧场需要一条灌溉渠道。”

于是，亚当斯真的到牧场去挖水沟。可是，拿惯笔的人，拿不惯锹。那天晚上，他就后悔了，整个身子疲惫不堪。只是他的傲气不减，不愿意认错。于是，他咬紧牙关又挖了一天。傍晚时，他只好承认：“疲惫压倒了我的傲气。”他终于回到了学拉丁文的课堂上。

在以后的岁月里，亚当斯一直记着从挖水沟这件事中得到的教训：必须承认人有所长，也有所短;人有所能，也有所不能。认为自己样样都行，实际上恰恰是自己的不自量力。

亚当斯深有体会地说：“真正出色的领导者，绝非事必躬亲，而是知人善任，特别是敢于起用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才。如果高层领导者事无巨细，一律包揽，那只能成为费力不讨好的勤杂工式的领导者。”

正是因为亚当斯知人善任，才能凭借众多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凭借那些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才，一步一步地攀登上了成功的巅峰。

骗子钦差

河南开封曾出现了一桩假冒官员行骗案。话说，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城内的一处寺院来了几十个操北京口音的借住客。他们穿着打扮精致高贵，不像是住不起客栈的人，更奇怪的是，他们入住后紧锁门户，禁止闲杂人员在门前窥探流连，搞得神秘兮兮的。很快，这咄咄怪事被报告给了官府，震动了开封官场。

骗子钦差原来时任河南巡抚刚遭到弹劾，官场盛传朝廷正暗中调查巡抚。巡抚本人很紧张，底下官员们也很紧张。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要真查起来，巡抚的问题少不了，而底下多少人和巡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家正担心着，突然来了几十个低调神秘的北京人，巡抚等人怎么能不紧张呢？

不会是朝廷查案的钦差来了吧？巡抚马上派了一个亲信去寺院查探虚实。那个亲信在寺院周围守候到黄昏，才看到有个人从寺院里走出来。那人很年轻，太监打扮，一副不谙世事的模样，提着一只葫芦去沽酒。巡抚亲信尾随其后，寻机与他搭讪。那年轻人警惕性很高，没搭理巡抚亲信。亲信不气馁，第二天守在原地等，果然又候着了那年轻人。年轻人还是不搭理亲信，亲信就抢着替他付酒钱，又邀请他喝酒。年轻人不再排斥，落座和亲信边喝边聊起来。等舌头开始打卷了，巡抚亲信开始套年轻人的真实身份。年轻人告诉他，听说河南巡抚贪赃枉法，自己跟随主子前来密访，一旦查到确凿证据就回京复命了。临别，年轻人再三嘱托巡抚亲信不要告诉第三人。

亲信一转身就报告了巡抚。巡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第二天带上大小官员，前往寺院拜访。院门紧闭，巡抚等人正踌躇着，突然听到院子里面传来呼爹喊娘的惨叫声，中间夹杂着棍棒呼啸声。叫声一阵惨过一阵，让外面一干人等直皱眉头。好一会儿，惨叫声停了，院门突然打开，两个差役打扮的人拖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出来了，地上划出一溜血迹。巡抚亲信一看，这被打得不成人样的人正是昨日的年轻人，赶忙耳语告诉巡抚。巡抚和大小官吏大惊失色，立刻整理衣装，由巡抚大人领头一一报名求见。一干人等被带进一个房间，看到一个穿黄马褂、戴珊瑚顶、插孔雀翎的老人，正要向他行礼，那老人摆摆手，指着坐在一旁的少年说：“爷在此，可行礼。”巡抚一想，幸亏刚才膝盖没跪下去，敢情主子另有其人。仔细一看，那少年相貌清秀、气质高傲，周围的人对他毕恭毕敬，极可能是京城里的哪位王爷贝勒。巡抚急忙向少年行大礼参拜。少年点点头，示意老人躬身过来，低声向他说了些什么。老人应了声，仰身对巡抚等人说：“我们明天就回京了，不给地方添麻烦了。都回吧。”

怀着忐忑的心情，巡抚回去后，深信自己的前途就寄在那个少年钦差身上了。看样子，钦差找到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要回京复命了，自己头上的顶戴不保。越想越害怕，巡抚连夜悄悄送了一万两银子进寺院。第二天钦差就要走了，巡抚抓紧一切机会巴结人家，一大早就带着开封大小官员在城门口摆下酒宴，预备给钦差大人饯行。等了一上午，钦差没有来，派人去寺院“问安”，发现早已不见了钦差的人影。

原来，根本就没有钦差，这一切都是骗子团伙表演的。他们专门搜集各地的官场消息，对官员的升迁和心理揣摩得很仔细，然后有目的地开展行骗。河南巡抚担心顶戴落地，骗子团伙就有了行骗的基础，把他给陷进去了。

列宁让路

有一次，列宁下楼，在楼梯狭窄的过道上，正碰见一个女工端着一盆水上楼。那女工一看是列宁，就要给列宁让路，准备自己退回去。列宁阻止她说：“不必这样，你端着东西走了半截，而我现在空着手，请你先过去吧!”他把“请”字说得很响亮，很亲切。然后自己紧靠着墙，让女工上楼了，他才下楼。列宁毫无疑问是一位伟人，但他却不因自己地位的高贵而无礼，这更显出了他伟大的品质。

“忍气吞声”的林肯

有一次，美国总统林肯和儿子罗伯特驱车上街，遇到一列军队在街上通过。林肯随口问一位路人：“这是什么?”林肯原想问是哪个州的兵团，但没有说清楚。那人以为他不认识军队，便粗鲁地回答：“这是联邦军队，你真是个他妈的大笨蛋。”林肯面对着一个普通路人对自己的斥责，只说了声“谢谢”，毫无怒容。

总理道歉

霍克就任澳大利亚总理期间，有一次在一家商场内与一位老人就养老金问题发生争执。霍克一时冲动，骂那位老人：“愚蠢的老家伙。”老人因此把他告到法院。霍克举行记者招待会，就自己不文明的语言，公开向这位老者道歉。他说：“那天我非常烦恼，但这不能成为我使用那种措辞的理由。如果我确实伤害了他的话，我愿意就此向这位先生道歉，诚请宽容我的不逊。”

教授

有记者访问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教授，您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儿学到的呢?”，“在幼儿园。在那里，我学到了令我终身受益的东西，比如说，有好东西要与朋友分享，谦让，吃饭前要洗手……”我们完善自己的文明修养也一样，并非一定要有什么了不起的举措，而是要从身边吃饭洗手这些小事做起。养成文明的习惯，使文明的观念从意识层次进入无意识层次，使文明贯穿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从小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很多同学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文明礼仪。可是看见校园中随处丢弃的饭盒，饮料瓶，听着某些同学口中吐出的脏话，怎能不教人痛心疾首呢!难道我们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人”么?明代大学者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是一个本体、一个功夫。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我们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自己却吝于履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跟从来没有接受社会教育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要实践社会文明，就要从这“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从自己的坐言起行上下功夫，就要告别不文明的行为。

莎士比亚他非常珍惜时间，从不放弃点滴空闲，少年时代在当地的一所“文学学校”学习，在校6年，他硬是挤出时间，读完了学校图书馆里的上千册文艺图书，还能背诵大量的诗作与剧本里的精彩对白。

13岁的莎士比亚走上了独自谋生的道路。他当过兵，做过学徒，当过瓦匠，干过小工，还做过贵族的管家与乡村教师。在为养家糊口的奔波中，他对各种各样的人物进行了细致的观察，还记录了他们很有个性的对话，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莎士比亚22岁时来到伦敦。对戏剧的强烈追求，让他在一家剧场里找到了看门的工作。起初，他只是给看戏的达官贵人们牵马看车。之后，他用挣来的小费转付给一些小孩帮他完成工作，自己他却抓紧时间到剧场里去观看演出。慢慢的，莎士比亚开始在演出中跑跑龙套、当配角。

对此，他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能在舞台上更近距离的观摩到演员们的表演。后来，莎士比亚当了“提词”。躲在道具里的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抽空把自己对每个演员演出时的观感记录下来。正当莎士比亚成为正式演员时，欧洲开始流行鼠疫，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剧场被迫关门。老板与演员们都出外躲避鼠疫，莎士比亚却选择了留下来看守剧院。在经济极度萧条的两年里，莎士比亚抓紧时间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整理了自己各个时期的笔记，修改了好几部剧本，并开始了新剧本的创作。等到英国经济复苏、演出重新红火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剧作一炮打响，他本人也由此成了最杰出的演员。

高士其原名高仕锜，他从1935年起拿起笔来为当时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撰写科学小品，文章发表时均署名“高士其”。朋友们问起改名的动机时，他解释道：“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1918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

1925年夏，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2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高士其的姐姐突然因病去世，于是他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瓶子破裂，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在学期间，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年会代表，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从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1938年2月，高士奇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毛主席祝贺并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生。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离开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底，到广西养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食品，供应前线，并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发表文章，并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幸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1944年，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

1949年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1950年，参加全国科学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儿童科学画库》和全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当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主席、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士其以伤残之躯，撰写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余行科学诗，著书18本。主要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谈眼镜》、《炼钢的故事》、《高士其科学小品甲集》、《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等。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外界评价

高士其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被亲切称为“高士其爷爷”。高士其逝世后，中组部确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也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纪念高士其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高士其科学精神座谈会，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评价

“通过高士其在科普创作，特别是为众多青少年读者创作及其在解放后，为我国科普事业所做的历史性贡献来看，他的确堪称我国科普界的一面旗帜，他把科学交给人民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一代科普人，不断前进。”——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赵立新

“高士其先生是我从事科普创作的导师和引路人。当然在我们心目当中，高士其先生他是一位身残志坚的‘钢铁巨人’，也是一位在科普创作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座灯塔，也是一生都献给我们国家科普、科学事业的一面旗帜。在高老的鼓励下，从1981年开始，我就开始了科普创作，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我经常想到高士其先生。3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国家领导人和部委一些领导，和全国的许多高校的老师和同学的欢迎。我想，回顾这段科普创作的历史的话，我特别感谢高士其先生。”——中科院文联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郭曰方

澳大利亚开奥运会的时候，在这片土地上发迹的媒体大亨默多克当然会去捧场。

在现场，默多克发现座位底下散落着一枚硬币，他站起身来，然后蹲下，捡起了那枚硬币，脸上带着微笑。

这则细节被媒体爆炒，但我只记住了默多克的微笑，拥有亿万资产的他却为捡到一枚硬币而微笑。

香港的记者曾问过亚太首富李嘉诚，“君以为一生之中，最快乐的赚钱一刻是何时？”李说：“开一间临街小店，忙碌终日，日落打烊时，紧闭店门，在昏暗灯下与老伴一张一张数钞票。”

李嘉诚的答案令记者措手不及。但这真是妙答啊，一点都不做作，谁都会对这样的快乐会心一笑。

快乐的标准是一根可以无限拉伸的橡皮筋，你的欲望越大，它拉得就越长，快乐的标准也就越高。默多克、李嘉诚是智慧的，把快乐的标准降下来，降到人人都拥有的境地，那就快乐了。

澳大利亚还有位华籍企业家谢英福，当时马来西亚有一家国营钢铁厂经营不景气，亏损高达1.5亿元。首相马哈迪找到他，请他担任公司总裁，他不假思索的答应了。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钢铁厂债重难还，生产设备落后，员工凝聚力涣散，这是一个巨大的洞，根本无法填平的洞。

但谢英福却坦然对媒体说：“当年我来到马来西亚时，口袋里只有5元钱，这个国家令我成功，现在我要报效这个国家，如果我失败了，那就等于损失了5元钱。”

年近六旬的谢英福从别墅里搬出来，住进了那家破败的钢铁厂，三年后，工厂起死回生，开始大量创造财富。

5元钱每个人都拥有，但当你拥有1万元、1百万元、1千万元的时候，还会以5元的标准衡量自己的快乐吗？

快乐像跳高，跳杆越低，我们就会越轻松，越无所畏惧。

酒的强烈的剌激作用，能焕发出人们隐蔽在内心的本真之性，所谓“酒后吐真言"正是如此。一些文艺家恃才傲世，酒后更加颠狂，言谈举止一反常态，所以，人们就给他们冠以“狂人”，顷刻而成，形象生动。然而他酒性不佳，佯狂垢污，恃酒好骂，酒后作画，画后往往毁裂而去。“富豪求画，唾骂不与”，被人称为甘疯子，他的名字反而不被人明白了。

艺术家追求真善美，他们酒后的这种追求更加强烈，更无顾忌，或蔑视权贵，或痛斥势利小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李白酒后敢于让炙手可热的杨国忠、高力士磨墨、脱靴，这种奴视权贵的狂劲，可亲!可爱!可敬!南宋的梁楷就更加狂放了。梁楷是南宋时期的减笔人物画家，平时嗜酒自乐，“醉来亦复成淋漓”，行为狂放，得了个梁疯子的绰号。《图绘宝鉴》记载：他在宋宁宗时任画院待诏，皇帝赐他金带，他竟然不受，挂在了院内，把皇帝的赏赐晾了起来。在封建社会，皇帝赏下的东西务必恭恭敬敬地保存、供奉起来。梁楷此举是常人所不敢为和不理解的。明未的归庄(1613一1673〉能写行草，又善画墨竹。明亡后，他不肯与清政府合作，常借酒消愁，酒后悲歌，旁若无人。归庄和当时的大思想家顾炎武齐名，有“归奇顾怪"之称。明代的宫廷画家吴伟出入宫廷，但看不起权贵。当时的太监们权力很大。太监们专权祸国的行为既被人们蔑视，同时，也有些人慑于他们的气焰，卑躬奉迎。吴伟则表里如一，爱憎分明，内侍们求画，决拿不到片张半幅。还有些向吴伟求画的人，如果礼貌不周，他也决不动笔。只有他醉酣之时，就自动抽纸乱抹，画完就掷扔地上，任其被人取走。

酒神型艺术家的作品往往是自己本性的化身，是他对真善美认识的具体反映。作品大多都痛快淋漓，自然天成，透出一种真情率意，毫无娇柔造作之态。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先生拥有无数崇拜者，他的话甚至被奉为至理名言，而除了名誉、地位，他和他的夫人还共同拥有丰厚的财产和可爱的孩子。看起来，没有任何人的婚姻能比他们的更美满了。

但是托尔斯泰先生渐渐对自己所谓高尚的写作感到厌恶，他改写小文章，宣传和平，呼吁消灭贫困，还将自己的地产赠送给别人，追求简朴清苦的生活。然而妻子一如既往地挥金如土，追求虚荣奢侈结交社会名流，并且对丈夫的慷慨和善行十分恼火。托尔斯泰先生要放弃他的所有版税，她却希望丈夫所写的着作都变成金钱。一旦托尔斯泰先生反对，她就立即发狂咆哮，在地上打滚，甚至拿出xx要吞下去声言自杀，或跑到井边做跳井状威胁丈夫。

有几次托尔斯泰先生都决定再也不见妻子，可每到这时，妻子会跑过来抱住丈夫的双膝，求他再次朗读五十年前在日记中赞美她美貌与他们爱情的语句。托尔斯泰先生读到那些话，总是会心软。

但是，妻子的依然如故终于让托尔斯泰先生再也不能忍受。在1910年10月的一个风雪之夜，82岁的托尔斯泰先生独自离家出走了。11天以后，托尔斯泰先生患了肝炎，死在一个车站里。

哲理：人生中往往一件小事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同样的，为别人推开一扇门就是给自己留下一条路。相同的，一个充满人性温暖的小故事，也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社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共舞,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的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上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上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社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是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今年是林肯诞辰200周年，美国人对这位总统的兴趣几乎无所不及，连他的DNA都不例外。首都华盛顿的“健康、医学博物馆”里，藏有一个玻璃盒，里面存放着林肯遇刺后留在抢救他的医生衬衣上的血迹，林肯的一些头发以及从他头部取下来的一些碎骨。有科学家提出，可以从这些血迹、头发、碎骨提取林肯的DNA，以判断他是否患有马凡氏综合征和其他疾病。

马凡氏综合征是先天的遗传性结缔组织疾病，最常见的症状是骨骼畸形。瘦削细长的身材、长脸、凹陷的眼窝——林肯的长相就是这样，很难看。林肯还可能患有遗传性共济失调，这是一种神经性疾病，病变主要会累及脊髓、小脑和脑干。

一位对美国历史做出伟大贡献的总统，可能患有这些引起低能、残疾联想的疾病。会不会影响他的形象呢?美国人认为不会。美国马凡氏综合征基金会的人员表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患有小儿麻痹症，该病因此更加受到社会重视。同样，林肯“也能极大地帮助人们认识马凡氏综合征”。明尼苏达大学基因学教授劳拉·蓝伦则认为，如果林肯患有遗传性共济失调，那是个很好的榜样。证明人可以战胜生理残疾，成就伟大事业。

许多美国人都缅怀林肯这位“伟大的解放者”，但林肯并不是一位没有瑕疵的总统。2009年1月19日的《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让我们(国家)合为一体的人》的文章，提醒读者，在赞扬像林肯这样一位伟人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历史上真实的林肯，不要把他变成一个过于美好的国家神话。

政治领袖一旦成为国家神话，公众和历史学家就可能讳言他生前那些“不便多提的真相”。其实，又有哪一位政治人物一生只有光明而没有阴影呢?

林肯对种族问题的看法也与今天赞扬他废奴的人们所想象的不同。在1858年的竞选辩论中他声称：“我不想让白人和黑人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平等。这两个种族是有实质区别的。我认为，这使得他们永远不可能平等地在一起生活。”他还认为：“黑人不宜成为选举者、陪审员，也没有资格担任公职或与白人通婚。”

林肯维护了美国的统一，但许多美国人对他可能代表的国家主义心怀警惕。林肯深深了解霍布斯所说的雅种怪兽国家(“利维坦”)，但需要时却又有意将它引入美国的制度。

林肯与左派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更增加了他在美国的争议。1864年林肯连任总统时，马克思给他寄来了贺信，请当时在伦敦的美国大使查尔斯·亚当斯转呈。信中说：“欧洲工人们本能地觉得，星条旗担负着工人阶级的命运。”所以1930年西班牙内战时期，到西班牙参战的美国左派组成了“林肯营”，还举行了“林肯——列宁”游行。

林肯于1809年2月12日与达尔文在同一天出生。威廉·赫登是林肯当律师时的合作人，他回忆说，林肯年轻时崇拜潘恩和伏尔泰，而且在许多人还没有听说过达尔文的名字时就阅读过他的著作了，“从此相信普世法则和进化论，再没有改变”。林肯从相信种族有天生差异到主张废奴的思想转变，是逐渐的变化，不是革命的飞跃。在林肯最不愿意谴责美国蓄奴制时，他已经知道，这个制度是“长不了的了”。

历史上的林肯不是一尊铸成石膏像的圣人，那个具体政策上有种种偏差的林肯和那个以远大眼光注视国家未来的林肯本是同一个人。

有资料记载，孙中山先生的祖籍是在河源市的紫金县中坝镇孙屋排村，在紫金有一个“中山纪念小学”和“紫金中坝发昌中山纪念陈列室”。孙中山先生“祖籍紫金之说”虽有争议，但亦为世人所知，而关于他的名字由来，却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掌故。

孙中山先生，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初名帝象，稍长取名文，字德明，又有了新意。孙中山先生早年在澳门、广州行医及游历欧美，多是以逸仙为名。后来，革命同志常以“中山”称之。这“中山”本是个典型的日本姓，怎么会变成孙先生的名字呢?这里有一段趣事。孙文到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日本青年宫崎滔天、平山周十分仰慕孙文，经过许多周折，两人在横滨中国革命志士陈少白的寓所见到了孙文。交谈之中，两人深为孙先生的革命热情和深刻见解所折服。他们决心尽全力帮助孙先生，希望孙先生在日本多留一些时日。为了安全，宫崎滔天和平山周提议孙先生改住他们安排的旅馆，孙先生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于是，孙先生在宫崎滔天、平山周的陪同下，前往新的旅馆。他们一路经过日比谷公园，又经过中山侯爵府邸，来到了名为“对鹤馆”的旅舍。住宿要填写登记表，就由平山周代笔填写。填到姓名栏时，平山周为难了。当时，孙先生正在流亡之中，不能公开使用真姓实名，这可怎么办?平山周急中生智，想起刚才路过的中山侯爵府邸。这“中山”是日本人最常见的姓，正好借来一用。于是，平山周就写下了“中山”二字。有了姓，可是名呢?名怎么填?看着平山周焦急的样子，孙先生接过笔，在登记表上的“中山”后面，写下了一个“樵”字。

事后，有人问孙先生，为什么要以“樵”为名。孙先生说：“现在中国到处是榛莽荆棘，我就是披荆斩棘的开山樵夫啊!”就这样，孙文先生在日本就以“中山樵”这个日本姓名进行革命活动。同志们都称他为“中山先生”。“中山先生”这是日本民族常见的称人方式。因为这样称呼习惯了，革命同志也就不再称他为孙文，而是在日本姓“中山”前面另加了中国姓“孙”，称他为“孙中山”。只是在正式的场合，才称孙文或孙逸仙。就这样，一个日本的姓变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文的另一个名，而且是最常用的名。

为了让后人永远铭记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他的家乡广东省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即现在的中山市;我国放多城市的街道、公园。也以“中山”命名;还出现了“中山”为名的学校、医院、舰艇;而一种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服装，也被称为“中山装”。由于有了孙中山先生祖籍“紫金之说”，也就有了紫金“中山纪念小学”和“紫金中坝发昌中山纪念陈列室”，并于1986年由任民革中央代主席、中国人民政协副主席屈武同志亲笔书名。

与一般大学生4年读完一所大学不同，张文用4年时间“读”了4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2007年6月，张文高考发挥失常，怀着进京求学的梦想，他来到北京的一所民办高校。进校后不久，张文就感到失落：身边的同学整天抽烟、喝酒、打牌、逃课、通宵上网……张文说：“我不甘平庸，我要走一条自己想走的路。”

张文决定退学。他说：“我要走访国内各顶尖大学，遍访名师。”从2008年起，他在京沪的4所名校各旁听一年。4年下来，张文听了200多门课、100多场讲座，积累了50万字的课堂笔记，还加入了100多个社团。

一年用了6支录音笔

积极、刻苦，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写照。在复旦大学的课堂上，张文总是积极提问。中文系骆玉明教授的《古典诗词导读》是复旦大学的精品课程，骆教授主张“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他常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朗诵，但响应者寥寥。在一次课上，骆教授再次邀请学生朗诵诗经中的《蒹葭》，按捺不住的张文举起手，登台朗诵起来。

在北京大学时，因为觉得“好课实在是太多了”，他上午同时选了3门课，所以准备了3支录音笔。课前，张文在3栋教学楼间一路小跑送录音笔，自己听一门，下课后再跑到另外两间教室取录音笔。晚上9点下课后，他来到未名湖畔，一边散步，一边听白天的录音。晚上12点回到燕南园继续听，有时他听着听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又倒回去继续听。在北京大学一年，张文先后用了6支录音笔。

清华大学让张文感受到另一种不同的氛围：“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老师讲得激情满怀，同学们奋笔疾书记笔记。”

“中国人民大学散发着浓厚的人文气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上，同学与老师之间总是有着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从课堂延续到老师的办公室。”张文说，“该校密集的讲座让我大开眼界，好多外国的总统、中国的部长、经济学家、商界名流登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坛。”

全方位参与大学生活

上课、记笔记、听录音，并不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全部。在北大，张文报名参加了100多个社团，足迹遍布各种学科兴趣小组、文艺演出、讲座论坛、体育运动、志愿服务等。用张文的话说，加入这些社团是为了“完善人格、砥砺品德”。

张文做事积极主动、随叫随到。社团负责人觉得张文不知疲倦、任劳任怨，于是给他一定的职位，为社团做事。

张文认为，最值得他骄傲的一件事是去内蒙古一所高中捐赠图书。他从一名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根河市的学生处得知，根河市有半年时间是被冰雪覆盖着的，教育条件极差。

于是，张文找到办活动时认识的两位公司老总，希望他们能出资给根河二中图书馆添置图书。他又辗转联系上文化部前副部长丁一先生题写馆名，并邀请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院士题词。最终3500册图书送到了根河二中。

张文的积极参与，也曾遭到过其他学生的质疑，甚至引起相关学生组织的不满。2011年12月，有人在北大BBS上发帖说张文不是北大的学生，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很多社团担任职务，发帖人声称要把他赶出北大。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张文的自尊。

我还要去香港大学、去哈佛、去耶鲁

张文喜欢和各种各样的“牛人”打交道，他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在张文看来，到一所大学首先要认识其校长。他在复旦大学时，就去杨玉良校长的办公室请教过问题。他曾经让周其凤校长给他推荐精品课，周校长勉励他要好好利用北大的资源，广泛接触名师，并说：“你这样的学习方式比那些只想拿文凭、整天混日子的同学更能学到真东西，北大学生应该向你学习。”张文也曾给顾秉林先生写信，顾先生回信鼓励他：“不管你能不能拿到文凭，都要练就一身真本领。”

总结这4年的收获，张文说：“复旦大学让我认识了自己，自我觉醒；北京大学拓宽了我的视野；清华使我懂得要脚踏实地，知行合一；中国人民大学让我从个人奋斗转变为关心国家、社会，立学为民，治学报国。”

现在张文在某大型地产集团兼职做董事长助理。他找工作的经历也很传奇：张文在中国人民大学听该董事长的讲座，并与其建立了联系，该董事长知道了他的游学故事，被他的毅力感动。

如今，下班后的张文还是会去学校听课、读书，但这不是张文的终点。

刚刚参加了托福考试的张文，准备明年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做义工，之后还要去美国。这个机会源于他的毛遂自荐：“听说基金会招募义工，我就给在美国的执行主席雷克先生写信表达了我的意愿，并介绍了我游学和做公益的经历，不久，雷克先生就回信了。”

张文的梦想是在香港做义工之余，去香港大学听课；等到了美国，他还想去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见识一下纯正的美国精英教育。

星期五，妈妈帮我买了一本书，名字叫《中外名人故事》。回到家，我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这本书的出版社是光明日报出版社。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我有那么多故事不知道，知识真像海洋一样广阔啊！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活到老，学到老。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是《诸葛亮娶妻》，在故事里，我认识了两个新人物，一个叫诸葛亮，他是三国中的一位政治家。另一个叫黄月英，他长得很丑，但却很聪明。主要讲了诸葛亮年轻时满腹经纶，可25岁还没结婚。这时，有一位叫黄承彦的人觉得自己的女儿——黄月英很出色，想把她许配给诸葛亮，但黄月英长得很丑，不知道诸葛亮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谁知诸葛亮不以貌择妻，答应了这门亲事。婚后，黄月英对诸葛亮体贴入微，把家里的事管理得井井有条，还经常帮他想出很好的办法，帮诸葛亮解决问题。而且两人非常相爱。诸葛亮一生都没后悔娶黄月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人长得很丑，但他们的心灵很美，头脑很聪明，我们不能以貌待人。

“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这句话说的真对！我爱看这本书！

1、风再起，又是凉夜如水，寒风拂过，黄菊犹傲枝头；薄云遮月，冷光犹照朱栏；一杯浓酒，酝酿千古豪情；一曲琴声，氤氲万缕愁绪。胡尘里，遗民泪尽，北望王师又一年。何日请缨提劲旅，一鞭真渡黄河岸，鼎鼎清秋，志壮骥伏枥，心怀狐首丘。

2、刘胡兰，一个只有十五岁的文静小女孩，表现出来的是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对人民、对其他革命同志忠心爱戴，对敌人的屠刀脸不改色心不跳，宁死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当她昂首走向敌人的屠刀时，是那么从容不迫，视死如归。

3、倔强的刘胡兰从小就有超人的胆量，革命前辈的一言一行给他在心中渐渐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拾。自从当上儿童团团长，她更是舍身忘我的工作，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勇敢机智地与敌人作斗争。看到这儿，对刘胡兰的敬意从我心底油然而生。以前的一幕幕又在我眼前重现:那次妈妈让我一个人去街上买点东西，我不敢；班级工作中遇到困难，我就撒手不干；考试没发挥好就唉声叹气……丝毫没有刘胡兰那种坚强与勇敢。这也正是当代青少年缺乏的品质。我们真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自己了。

4、想到英雄少女刘胡兰短暂而光荣的一生。她经历了凄惨的童年，小小年纪就协助游击队镇压汉奸，积极向党靠拢，在危险的环境中临危不惧，英勇不屈，15岁就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是多么的让人震撼啊!

5、岳飞从小就有立志从军，报效国家的壮志，他的母亲在他背上特意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嘱咐他一生一世都要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勇杀敌，决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他也是这样做的，虽然最后惨遭杀害，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光辉业绩，深深地铭刻在世代中国人民的心中；而奸臣秦桧等人，却被铸成铁像，反剪双手，长跪于英雄墓前，被万世人民唾骂!

6、岳飞投军后，作战勇敢多次打败金军，屡建战功，威名传遍大江南北，声震河朔。岳飞升任通州镇抚使兼知泰州，拥有人马万余，建立起一支纪律严明、作战骁勇的抗金劲旅“岳家军”。“岳家军”相继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在郾城大破金军精锐铁骑兵“铁浮图”和“拐子马”，乘胜进占朱仙镇，金军士气沮丧，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

7、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永记孙中山。

8、他满怀着高昂的斗志要去收复北方迎回原北宋皇帝以及太上皇，但不料成为当今皇帝——赵构的眼中钉，肉中刺。虽然他是我们心中的民族英雄，有着极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超群的指挥才能，但在政治上太缺乏经验，一心只为救回先皇，不为当今皇上考虑。他没有想过如果他真救回了先帝和太上皇那么宋朝将会有三个皇帝那赵构是什么?这才导致赵构对岳飞的担心，在赵构的指示下秦桧夫妇将岳飞陷害以某犯罪处决。一代天骄便如此去世。

9、年近十五岁的刘胡兰，为了祖国和人民，为了真理与正义，为了和平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无私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她的英雄壮举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崇敬与爱戴，她不愧为是最勇敢、坚强、爱国的人，她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永远是我们大家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是呀，心中只有装着祖国的人，她才会对她有一种伟大深沉的爱，每时每刻为她去奉献自己的一切。思绪将自己带入去年暑假中一件不堪回首的往事。

10、虽然岳飞是被正统的士族所杀死，但后来南宋的数代王朝或者史学家们都给了他很正当的评价，比如紧接着宋高宗的宋孝宗一朝，就为他平反，以礼改葬，谥武穆。()到了宋宁宗时，岳飞更是被追封为鄂王。当然，岳飞个人精忠报国，也给后世的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在岳王庙前还跪着害死岳飞的四个奸贼的铜像，他个人也成为后世忠臣武将的榜样。

11、孙中山是一个关注环保的人，在艰难的革命斗争之余，仍不忘在各种场合提出富含环保理念的主张，并努力付诸实践。他提倡植树造林，调节生态平衡；他重视治理江河，发展水利；他关注城市污染状况，改善城市环境。每年的3月12日是植树节，孙中山逝世的日子与植树节是同一天，这也是告诉我们，孙中山是万古长青的、永远值得我们敬仰的人、缅怀的人。

12、岳飞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应学习他精忠报国的精神，在战场上可以临危不震，灵活运用的卓越指挥才能和他的文学造诣以及他正直，简朴，爱国爱民爱兵的良好精神和品质。

13、然而，这么优秀的刘胡兰竟被一个贪生怕死的叛徒给出卖了，看到这儿，我的心被揪成一团。他还算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吗?这种懦夫不正与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刘胡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吗?同时，我又为失去这样的英雄而万分痛心，一行热泪滚落在脸颊上。此时此刻，我告诉自己，要永远记住英雄的名字，以她的精神时刻鞭策自己前进。

14、“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殊伦。”“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你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临难不变，在我眼里，你是一个爱国志士，一个有勇有谋的智者。现实中，你虽然已经去世了，但在我心中，你仍然活着，仍然永远活在我心中。

15、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爱恋的美神，而我心中的美神就是你——荆轲。“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你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临难不变，在我眼里，你是一个爱国志士，一个有勇有谋的智者。现实中，你虽然已经去世了但在我心中，你仍然活着，仍然永远活在我心中。

关尹子是著名的箭术教师。列子跟他学射箭。有一次，列子接连几箭都射中了靶心。他高兴地跑去问关尹子：“老师，我可以算学会射箭了吧?”

关尹子反问他：“你自己知道了能射中靶心的道理吗?”列子说：“那我可不知道。”关尹子说：“那不行，你还不能算是学会射箭了，回去再学!”

列子回去以后，认真琢磨射箭的道理，又苦练了三年，箭术进步得非常快，到了百发百中的地步。他又去向关尹子报告自己的学习成绩。

关尹子还是问他：“现在你知道能够射中靶心的道理了吗?”列子说：“知道了。”

关尹子高兴地鼓励列子：“好!这样你可以算学会射箭了。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懂得它包含的道理。学射箭应该这样，治理国家和做人更应该这样。”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小城镇。从小，玛格丽特的父亲就对她进行了严格的家庭教育，还经常对她说这样的话：“无论做任何事，都要争做第一，绝对不能落在其他人后面，即使是坐公交车，也要坐在最前排。而且绝对不允许说‘太难了’或者‘我做不到’之类的话。”

这样的要求对年幼的玛格丽特来说，实在是太严格了。不过，也正是因为父亲的严格教育，才使玛格丽特养成了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玛格丽特做每一件事情，都抱着必胜的信念，而且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她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要“永远坐在最前排”。

玛格丽特上大学时，学校制订了拉丁文的五年教学计划，结果她在一个学期内就全部学完了，而且考试成绩还名列前茅。玛格丽特不仅成绩优异，而且还积极参加体育、唱歌、演讲及学校的其他活动，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玛格丽特的大学校长曾经说过：“她是我们学校建校以来最优秀的学生，她总是充满自信，每件事情都做到最好。”

后来，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成为欧洲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被世人誉为“铁娘子”。

要“永远坐在最前排”，否则没有挑战和压力的人生，怎能过得精彩，如何获得成功呢？

朱德同志不仅告诫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而且自己始终如一地保持克勤克俭，清正廉洁。凡是同他有过接触、了解他的人，没有不被他的精神深深感动的。

厨师邓林回忆：“一般人认为朱老总是中央领导，吃饭是特灶，标准一定很高。可实际上，老总、康大姐和我三个人加起来的伙食费平均每月都不过五十元，就是按当时的标准，也勉强称得上是中层干部的水平。平时，如果饭菜剩了，朱老总不让倒掉，下一顿还要接着吃。有时来了客人，就嘱咐我添一两个简单的菜，从不铺张。”

朱老总经常对邓林说：“我不让你每天做大鱼大肉，不是怕花钱，主要是要养成俭朴的习惯，一切从六亿人民出发，生活上不要太超乎老百姓水平之上。”

亲爱的宇航员叔叔们：

你们好!

我想你们现在应该很激动，对吗?你们肯定等好几年了才等到这个机会的。

你们9月25日驾驶着“神舟七号”飞向太空，我是多么的佩服你们啊!今天，翟志刚叔叔出了舱，在太空漫步。

我想你们得来这次机会也非常不容易吧!你们肯定是经过刻苦的锻炼、坚持不懈的努力、迎接挑战的信心、不怕困难的勇气才被选中的吧!

可以说是在我出生之前吧，美国、俄罗斯……这些国家的一些人都已经登上月球、来到太空，也出舱过的，我们中国就在这一步上比别人落后了一步;叔叔们，你们不但是想去太空看一看那美丽的宇宙、月球，还想让中国超过的国家吧!对吗?

我真的很想穿上宇航服，坐上飞船，在太空中漫游。可惜，我还是个小孩子，这种想法可能会实现也有可能不会实现。不管怎么样，只要你们带着我们中国人的希望和梦想，带到太空、带到宇宙……我相信你们会成功地归来，我们所有的中国人等到着你们!

祝你们天天快乐、身体健康、凯旋归来!

此致

敬礼!

魏袁立恒

周有光先生今年已110岁了。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典型地体现在其晚年精心结撰的学术随笔上。在85岁那年，周先生离开办公室，走出“专业的深井”，开始在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里起航。他以读书为帆，以思考为舵，以写作为桨；他心无挂碍，目光如炬，跨越横蹊，脱离窠臼，对陈规戒律犁庭扫穴，对真知真理热情推介；他融汇文史哲经，吸纳古今文化，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并赢得“周百科”的称誉。

周老拥有比无数老年人和中青年更为清醒的思想。周老的学术随笔，纵论今古，时空交错，叙评结合，臧否人物，叙述从容，论理透彻。他说：“历史像一条河一样，河的上面有波浪，这个波浪受风的影响，一下子往东，一下子往西。你在这个波浪里面生活，弄得眼花缭乱，弄不清楚。我现在不研究河流上的风浪，我研究河流下面的潜流，潜流比较稳定，它的方向比较明白。我就是研究这个潜流，根据潜流，我假定一个理论，就是我自己认为可以讲清楚的，就是整个人类前进轨道是怎么回事。”

2007年，我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秘书长，自此每年1月我都与学会领导一起，前往名誉会长周有光先生的寓所，为老人贺寿。后来，又先后数次陪同外地友人前往探望。每次拜会，我都被百岁老人的睿智谈吐、和蔼音容及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感动。

一次利用在北京开会间隙去探望周先生，先生微笑着说：“以前，都是从国家的角度看世界，所以观点各不相同。现在，应该从世界角度去看国家。光从中国角度看也是看不清的。”老人娓娓道来的这段话，絮絮如话家常，但认真回味，却如醍醐灌顶，令人警醒。这就是知识老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文化启蒙。我当时心中蓦然浮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诗意图画——百岁老人高瞻远瞩的目光与安详淡定的神态，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多年来，我尽量搜集并力求系统地研读周公关于社会文化的著述，俯读仰思，反复品味，常有豁然开朗的感受。随着阅读的深入，思想渐入佳境，视野、胸襟渐次开阔，视角、思维、逻辑以及对事物的观察、分析和评论，第一跳出僵化的窠臼，第二不再拘泥于微观枝节，而尽力在历史长河和世界范畴时空交叉的维度着眼、联想、比较、探研……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吧。自身的文化开蒙和思想升华，完全归功于周老“授人以渔”的思想点化和润物无声的文化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