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名人爱国故事(精彩20篇)

有个年轻人，不愿做艰苦的工作，却整日想入非非，梦想侥幸成名，却总也不能如愿。一天他碰见了大发明家爱迪生，格外高兴，赶忙请教道：“爱迪生先生，你是怎样使自己名扬天下的呢?”

爱迪生猜到了年轻人的企图，故意反问：“看来，你是天天都在想着出名吧?”

“对对，我连做梦都在想啊!我什么时候能像你一样扬名世界呢?”

“你死后就会很快出名。”年轻人吃了一惊：“为什么我非要等死后才能出名呢?”

爱迪生诚恳地说：“因为你只想怎样才能占有一座高楼，而不是想怎样动手去建造这座高楼，那么，你终日想象的高楼是永远也不会自动出现的。可是你如果在空想中虚度一生，你死后就会成为那些只愿空想、不干实事者的一面镜子，人们就会经常提到你的名字，以教育后人，这样，你不就能够名扬天下了吗?”

中国历史上仅以战争为例,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其年间各种战争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岂止春秋!2500年来，哪一场自相残杀，谈得上正义?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人口死亡过半?

秦人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尽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前207年项羽坑秦降兵20万。

战国末中国人口2千万人。可中国军队却远远超过欧洲: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人，修长成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人（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一颗流星落下，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陨石周围居住的人，全部杀了。

秦始皇的后宫姬妾，凡没有儿子的，全部殉葬。

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後，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工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

文天祥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辞拒绝了敌人的劝降。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

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丞相，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文天祥怒喝道：“死便死，还说什么鬼话!”

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概就义了，给世人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

陈天华

革命家陈天华，在日本留学时，听到沙俄军队侵占满洲，****无能的清政府又要同沙俄私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消息后，他悲愤欲绝，立即在留学生中召开拒俄大会，组织拒俄义勇军，准备回国参战。回到宿舍后，咬破自己手指，以血指书写救国书，在书里陈述亡国的悲惨，当亡国奴的辛酸，鼓舞同胞起来战斗……他一连写了几十张，终因流血过多而晕倒，可嘴里还在不停地咸：“救国!救国!”别人把他救醒后，他坚持把书一份一份装入信封，从万里迢迢的日本寄回国内。读到的人无不感动。

吴玉章

老革命家吴玉章，年轻时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元旦，因清朝末年中国贫弱，日本帝国看不起中国，在悬挂的万国旗中，故意不挂中国国旗。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吴玉章挺身而出，代表留日学生向学校当局严正提出：必须立即向中国学生道歉并纠正错误，否则，就要举行ba课和绝食以示抗议。学校当局在中国爱国留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只得认错道歉。

长尾猴生活在大树上，不远处住着山鸡一家，它们和睦相处，彼此间成为好邻居。

这天，母山鸡哭哭啼啼地找到长尾猴，诉说着家中连日来发生的不幸。

“猴哥，我的命真苦呀，”母山鸡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得好伤心：“那黑心的狐狸三天两头光顾我家，前天中午叨走我大儿子，昨天晚上又把熟睡中的二儿子给衔走了，今天早晨我当家的刚出门，又被它等候在外逮了个正着，现一家四口已三人遇难，剩下我孓然一身，想来不久也将会大难临头，我该怎么办啊?”

听着母山鸡的哭诉，长尾猴对它一家不幸遭遇倍感同情，有心帮它，又自知不是狐狸的对手。长尾猴想了想安慰母山鸡：“你别急，我发现狐狸最怕猎人手中的猎 枪，我这就去借一把来保护你。”

于是长尾猴找猎人借来一把猎 枪，兴冲冲地回到了住地。它神气十足地拍拍手中的猎 枪对母山鸡说：“咱现在手中有了枪，以后不用怕狐狸了，你就安心过日子吧。”

母山鸡听了放下心来，它庆幸从此有了保护神。

长尾猴说到做到，当天就拿着枪睁大眼睛在母山鸡住处警惕地守护着。突然它发现狐狸又出现在不远处的草丛中，立刻晃动着猎 枪大喝一声：“站住，不准过来!”

狐狸愣了一下，可是一看是长尾猴就不当回事了，依旧大摇大摆地朝前走。长尾猴不由得紧张起来，它双手握枪就象握着木棍一般举过头顶吓唬狐狸：“看清楚了，我手中有枪，再过来我可就不客气了!”

狐狸看着长尾猴拿枪的姿势不禁哑然失笑：“别客气，快动手呀，怎么还不动手呢……”边说边朝长尾猴迎面扑来，长尾猴吓得把枪丢下连忙转身就逃，边逃边大声提醒母山鸡：“快逃呀老邻居，那狐狸又来了……”长尾猴三窜两跳的攀逃到大树上，眼睁睁看着狐狸旁若无人地窜进山鸡家，叨着不断挣扎的母山鸡大摇大摆地离开。

等狐狸走远了，长尾猴才大着胆子回到树下，拾起丢在地面上的猎 枪，垂头丧气地找到猎人。

“唉，这把破枪把我给害惨了。”猴子边还枪边大发牢骚：“我都拿枪在手了还是镇不住狐狸，不但没保护好母山鸡，还差点断送了自已的性命，看来这把破枪真没用。”

猎人接过猎 枪装弹上膛对准了远方的射靶，一声巨响，子弹透过靶心留下一个小洞，长尾猴惊吓得目瞪口呆，想不到猎 枪有如此巨大威力。

“看清楚了吧?不是这把枪没用，而是持枪的你没用，”猎人白了长尾猴一眼揶揄它：“有了好枪，更需要善于用枪的人，才能让枪真正发挥作用;可你呢?不了解枪的性能，不掌握用枪方法，再好的枪在你手上也只能作摆设充当拨火棍，明白了吗?”

长尾猴眨巴着一双大眼睛，哑口无言了。

我看了一本叫《中国古代寓言故事》的书，这本书里有很多小故事。故事虽短但其中让人领悟到的意义是非常有益的。

今天让我给大家讲一讲其中一篇寓言故事，名字叫做“景公占梦”。齐景公有次得了重病，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两个太阳打败了，这让他心神不安。然后齐景公就对晏子说了这件事情，晏子就派人去请来占梦者为齐景公占卜凶吉。晏子让占梦者对大王这样解释：大王的病属于阴性，而太阳是阳性的就预示大王的病快好了。占梦者就按照晏子对他说的做了。齐景公听了之后很高兴并解除了郁闷，没过多久病就痊愈了。之后赏赐了晏子和占梦者两人。

这则寓言中表示对梦境的不同解释就对个人的心理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中的主人公齐景公就是如此，而晏子聪明的利用占梦者的默契配合，把消极的影响转化为积极的影响。这就说明了任何事情只要向着有利于事物发展的积极的一面去引导，就会取得良好的促进效果。

我看完这篇寓言故事后，觉得心理因素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好的心理素质会带来成功，而坏的就相反了，因此在看待一件事情时，不要存在消极的态度和想法，要想着用积极的态度和想法去对待它，这样才能做好。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这句格言本身，也是真理。

纵观千百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那些定理、定律、学说的发现者、创立者，差不多都很善于从细小、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中看出问题，追根求源，终于把？ 拉直，变成！ 找到了真理。

就拿洗澡来说，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洗完澡，把浴缸的塞子一拔，水哗哗地流走……然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的系主任谢皮罗教授，却敏锐地注意到：每次放掉洗澡水时，水的漩涡总是向左旋的，也就是逆时针的！

这是为什么呢？谢皮罗紧紧抓住这个问号不放。他设计了一个碟形容器，里面灌满水，每当拔掉碟底的塞子，碟里的水也总是形成逆时针旋转的漩涡。这证明放洗澡水时漩涡朝左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

1962年，谢皮罗发表了论文，认为这漩涡与地球自转有关。如果地球停止自转的话，拔掉澡盆的塞子，不会产生漩涡。由于地球不停地自西向东旋转，而美国处于北半球，便使洗澡水朝逆时针方向旋转。

谢皮罗认为，北半球的台风都是逆时针方向旋转，其道理与洗澡水的漩涡是一样的。他断言，如果在南半球则恰好相反，洗澡水将按顺时针形成漩涡；在赤道，则不会形成漩涡！

谢皮罗的论文发表之后，引起各国科学家的莫大兴趣，纷纷在各地进行实验，结果证明谢皮罗的论断完全正确。

谢皮罗教授从洗澡水的漩涡，联想到地球的自转问题，再联想到台风的方向问题，并做出了合乎逻辑的推理，这正是他目光敏锐、善于思索的体现。

无独有偶，在近百年前，一位名叫密卡尔逊的生物学家，调查了蚯蚓在地球上的分布情况，他指出，美国东海岸有一种正蚯蚓，而欧洲西海岸同纬度地区也有正蚯蚓，在美国西海岸却没有这种蚯蚓。密卡尔逊无法回答这是为什么。

密卡尔逊的论文，引起了德国地质学家魏格纳的注意。当时，魏格纳正在研究大陆和海洋的起源问题。他认为，那小小的蚯蚓，活动能力很有限，无法跨越大洋，它的这种分布情况正是说明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后来裂开了，分为两个洲。他把蚯蚓的地理分布作为例证之一，写进了他的名着《大陆和海洋的起源》一书。

魏格纳从蚯蚓的分布，推论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形成，这正说明：他的成功在于从问号中寻求真理。

洗澡水的漩涡和蚯蚓的分布，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善于打破砂锅问到底 的人，却从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科学并不神秘，科学并不遥远，真理常常就在你的身边，就看你有没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有没有一个善于思考的脑子。

当前，中国各地的复工复产方兴未艾，我在厦门亲身体验到当地政府对这一工作的重视。厦门市专门成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推进建设项目开复工领导小组、推进工业企业有序复产工作领导小组、推进服务业企业有序复工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全盘统筹，确保防控疫情与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真正用心用情帮扶企业恢复生产，全力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支持和保障。

厦门市委办公厅专门出台“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快推动建设项目有序开复工若干措施”，这一措施针对各行各业提供帮助，包括帮助解决企业用工需求、外来务工人员包车返厦、各领域防疫措施费补助、 建材供应保障等十几项措施。这些措施帮助企业解决实际中急需问题，为企业正常、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广大市民响应号召，科学防疫，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共同保护着城市安全复工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健康，充分体现了厦门的文明底色和大爱精神。

在我所经历的抗疫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同时，我也看到了中国精神和中国速度，一切都是以人民安危为中心。我们海外华侨华人从来都是与祖(籍)国的命运紧密相联，我深信，在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打赢这场阻击战。让我们团结抗疫，再一次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如今的赵薇绝对是一位成功女性，从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到百花奖最佳导演奖，她所向披靡。但是，当赵薇谈起自己的初恋时，她的心里都是遗憾与“挫败”。

赵薇在一次采访中说，相对于别人美好初恋来说，她的初恋用单恋来形容更为合适。在赵薇十八九岁的时候，她遇到了她认为的一生至爱。对方是一位在赵薇的眼里成熟稳重又有才华的男人。那个时候赵薇还是无名小辈，两个人不在一座城市，为了与心仪的人对话，赵薇强迫自己读不爱读的书，听深刻的音乐，希望自己的思想可以成长，而这一切只为与“大叔”找到共同话题。

虽然经常与“大叔”打电话、通信，但是在接下来三四年的时间里，“大叔”对赵薇并无爱慕之情。对于年轻赵薇来说：“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陷入一个病态的幻想里面，可能因为我是双鱼座，老是幻想整个恋情是多么美好。”即便两个人并没有谈恋爱，但是年少的赵薇还是会在幻想中完成自己的恋爱，“我会幻想我们曾经去过这里，我们去做了浪漫的事情，我们以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反正就是挺有病的”。但是这段“有病”的初恋对赵薇是珍贵的。

“大叔”并没有直接拒绝赵薇，或者是出于对小女孩的爱护，他对赵薇很关心，却又保持距离，像对待小孩子一样。这让赵薇沉浸在自己的单恋里，直到自己放弃这段“恋情”。

对于赵薇来说，她非常希望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对方有没有喜欢过她，有没有爱过她。这个机会直到赵薇出演《还珠格格》之后才有。那时候的赵薇已经出了名，这似乎给她无尽的勇气，在一次演出中，两个人相遇了，在赵薇的眼里，“大叔”依然是那么有魅力。或许少年时的单恋需要一个正式的结语，赵薇找到了“大叔”，她问：“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爱过我？”“大叔”回答：“对不起，小薇，我真的没有。”而对于赵薇来说，她也释然了。在得知自己只是单恋时，赵薇并没有过于伤心，因为年少时的单恋已是过往云烟，但是对赵薇来说，与其说恋上了“大叔”，不如说她恋上了那份才华，那份成熟男人散发出来的气质，那是赵薇不了解的世界，而正是这个人，为赵薇打开了一扇窗，让她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年少时，会生起莫名的情愫，或者是因你在对方身上看到另外一个自己，或者是因你在对方身上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便把爱恋寄予对方。年少时的爱恋，无论单恋、暗恋还是两情相悦，待到成长，再次想起，都会成为记忆里最隽永的一幅画。那是来自青春的印迹。

美国著名的激励大师莱斯·布朗的左耳上结有厚厚的茧子。

布朗不是个幸运儿，他一出生就遭父母遗弃，稍大一点又被列为“尚可接受教育的智障儿童”，他实在有太多太多的理由。然而，他在中学阶段遇到了“贵人”——一位爱他的老师。老师告诉他：“不要因为人家说你怎样你就以为自己真的怎样。”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彻底改变了布朗的命运。

布朗决定加入演讲会，为每一个像他一样被“瞎了眼的命运女神”无情捉弄的不幸者呐喊，让每一颗怯懦的心都滋生出进取的勇气，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迸发出向上的力量。他咬定青山不放松。

布朗很有自知之明，他想自己没有过人的资质，没有个人魅力，也没有经验，要获得演讲的机会，只有一天到晚给人打电话，有时一天打一百多个电话，请求别人给他机会，让他去演讲。就这样，日久天长，布朗的左耳硬是被话筒磨出了茧子。

现在，布朗成了美国最受欢迎的励志演说家，他的演讲酬金每小时高达2万美元。一切都如期而至：掌声、鲜花、荣誉、金钱……

布朗笑了，他摸着左耳上的茧子不无得意地说：“这个老茧值几百万美元哩！”

我想，那茧子本身就是一篇撼人心魄的励志演说！把粗暴的拒绝记下来，把冷漠的推挡记下来，把所有泼进生命的冷水都记下来。然后，让它们沉积，凝结，最终开出了一朵离聪明和成功最近的惊世之花。

手上有茧，那是辛苦劳作的明证；脚上有茧，那是艰难跋涉的印痕；耳上有茧，那是征服命运的戳记啊！

西晋文学家左思少年时读了张衡的《两京赋》，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决心将来撰写《三都赋》。陆机听了不禁抚掌而笑，说像左思这样的粗俗之人，居然想作《三都赋》这样的鸿篇巨着，简直是笑话；即使费力写成，也必定毫无价值，只配用来盖酒坛子而已。面对这样的羞辱，左思矢志不渝。他听说着作郎张载曾游历岷、邛(今四川)，就多次登门求教，以便熟悉当地的山川、物产、风俗。他广泛查访了解，大量搜集资料，然后专心致志，奋力写作。在他的房间里、篱笆旁、厕所里到处放着纸、笔，只要想起好的词句他就随手记录下

来，并反复修改。左思整整花费了十年的心血，终于完成了《三都赋》。陆机在惊异之余，佩服得五体投地，只得甘拜下风。

认准行动目标，不为外人所动，坚持就是胜利，挺住就是一切。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着名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革命作家，社会活动家，浙江桐乡人。1921年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他创作的着名长篇小说《子夜》和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成为革命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他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他除发表大量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学术论文和文艺作品外，并经常向国内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命的方法，对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以“药王”美称载入史册的孙思邈，是唐朝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少年时代，本来酷爱文学，立志写出流芳百世的文章。可后来突然发生的一场天灾人祸，使他改变了志向。

这一年，华原一带大旱，井水干涸，庄稼枯死，接着又瘟疫流行，许多村庄成了“无人乡”。孙思邈也染上了疫症，幸亏一位云游郎中路过此处，用几剂良药救了他的性命。这件事引起了孙思邈的深思。他想，在猖獗的瘟疫面前，自己的满腹诗书一点用也没有；两榜进士出身的华原县令也逃之夭夭，把十几万黎民百姓丢给了张着血盆大口的瘟神。相比之下，那云游郎中就显得高尚多了。于是，他决心抛却功名，做一个为天下黎民百姓赐药治病的好医生。

可时过不久，朝廷突然传下圣旨，急宣孙思邈进京，授官国子监博士。乡亲中有的暗暗替孙思邈高兴，说他进京当了大官，就能享一辈子富贵荣华了。谁知孙思邈却根本不把高官厚禄看在眼里。他向钦差施了一礼，辞谢道：“请钦差大人回复圣上，思邈不才，且弃文习医多时，不能应诏赴京……”

钦差笑着劝说道：“圣上知你能诗善赋，特命下官前来诏请。请不要过谦，马上随下官进京吧！”孙思邈还是再三推辞。钦差“刷”地变了脸，怒喝道：“不必多说。限你三日内进京面君，违了期限，以欺君论罪。”说罢，催马而去。

当天晚上，孙思邈辗转反侧，冥思苦想：三天之后我若还不赴京，朝廷必定不肯罢休。看来，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只有远走高飞、浪迹天涯了。

就这样，孙思邈毅然告辞慈母，离开了故乡。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关于节约的名人小故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徐特立的《粉笔诗》】

徐特立，字师陶，湖南长沙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有《徐特立教育文集》传世。他注重品德修养，平生俭朴。他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当校长时写过一首《粉笔诗》抄在黑板上，公布在校园里：半截粉笔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诸生不解余衷曲，反为余是算细人。

他在每天巡视全校时总是把别人抛弃的粉笔头捡起装在口袋里留给自己上课用。他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又称稻田师范）的几年里，差不多没有用过一支新粉笔。有些学生不理解，反而觉得他太“小气”。因此徐特立特写诗教育学生。

【房梁挂钱】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21岁中进士，前后共做了40年的官，做官期间他总是注意节俭，常常精打细算过日子。公元1080年，苏轼被降职贬官来到黄州，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他穷得过不了日子，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弄到一块地，便自己耕种起来。

为了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实行计划开支：先把所有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拿到一小份钱后，他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

但有的时候，过度的节约也回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欧洲文艺中，不得不提荧幕上四大吝啬鬼的形象，其中最盛名的要属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老葛朗台，生前处处算计，临死还不忘叫掐灯省油，真叫人欲罢不能！各位朋友，勤俭固好，但不必要的勤俭往往会造成人性上的缺陷，这是值得注意的。

【列宁的大衣】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俄罗斯人，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俭朴伴随着他传奇的一生。当时人们经常看到他穿一件退色的旧大衣。在这件大衣上还留有三个弹孔。

1918年，列宁就穿这件旧大衣，去工厂演说，遭到反对势力的刺杀，在大衣上留下三个弹孔。伤愈出院后，他谢绝更换新大衣，将旧大衣补了再穿，一直穿到他1924年1月逝世。

他的格言：“节约每一分钱，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约翰洛克菲勒投宿】

有一次，美国大企业家约翰到纽约一家旅店投宿，要求一间最廉价的房间。

旅店的经理认出是洛克菲勒后，问他：“您为什么选择这样廉价的小房间呢？您的儿子来这时，总是选择最贵的房间。”

“没错，”洛克菲勒说，“我儿子的父亲是百万富翁，而我的父亲不是。”

鲁迅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是许广平给他带来的。关于鲁迅与许广平由相识相交到相知相恋的过程，在《许广平的一生》、《许广平的故事》等专着中已有详尽的介绍。去年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绍兴电视台又联合摄制了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鲁迅与许广平》，近期将在荧屏与广大观众见面。在这篇短文中，没有必要再费笔墨去复述那些广为人知的内容，只想着重介绍他们相恋的思想基础和某些生动细节。

用世俗的眼光看来，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论年龄，双方相差有十八岁之多;论外貌，鲁迅身材矮小，并无特殊魅力;论金钱，鲁迅不但家庭负担沉重，而且因购置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而债务在身;论地位，鲁迅固然在文坛享有盛誉，但当时却因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免去佥事之职，甚至面临着被通缉的危险。最大的障碍，还是鲁迅有着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倍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可陪着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却无辜的异性。然而，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着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的共同遭遇(许广平刚生下三天，被酩酊大醉的父亲“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劣绅家的子弟，后逃婚离家，北上求学)，又有着反抗旧社会、旧礼教、旧教育的共同思想。

她跟鲁迅当时所能选择的惟一的结合方式，就是同居。许广平后来对此做出了明确解释：“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鲁迅年谱〉的经过》，原载1940年9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过程和细节，大致是这样的——他们相识于1923年10月，那时鲁迅开始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在每周三十多点钟的课程中，她最盼望听讲小说史，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座位。在学校，鲁迅是一位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直率地提问的小学生。他们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鲁迅写出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他们相恋于1925年10月20日(这个日期是绝对正确的，但笔者暂不准备披露材料来源)。这一天的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时也报许广平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迅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以上细节，参阅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接着，两人热烈地接吻。第二天，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伤逝》。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鲁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得多。

读了《中华成语故事》这本书，里面的故事我非常喜欢，篇篇动人的故事吸引了我，段段中华历史震撼了我。

其中，《雪中送炭》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宋朝，太宗赵光义是个比较关心穷苦人的皇帝。有一年，下大雪了，天气非常寒冷，他在皇宫中突然想起了穷苦百姓，于是就派官员拿着粮食和木炭送给京城那些穷苦人和孤苦伶仃的老人，让他们有米做饭吃，有木炭生火取暖。这件事在当时轰动了整个京城，雪中送炭的故事也就由此而来。雪中送炭这个成语表面上的意思就是在寒冷的大雪天，给人送去木炭取暖，让人感到暖和，比喻在别人处于极端困难和危险的境地时，给予物质上的帮助。读了这个成语故事，不时让我想起在四川发生的地震灾害中，许多人失去了家园，还有人因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在这危难的时刻，全国各地的人们都伸出了援助之手，纷纷捐款捐物，支援灾区，为灾区人们送去温暖。

我相信，灾区人民在全国人民的关心支持下，一定会战胜困难，迅速展开恢复重建工作，灾区人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与一般大学生4年读完一所大学不同，张文用4年时间“读”了4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2007年6月，张文高考发挥失常，怀着进京求学的梦想，他来到北京的一所民办高校。进校后不久，张文就感到失落：身边的同学整天抽烟、喝酒、打牌、逃课、通宵上网……张文说：“我不甘平庸，我要走一条自己想走的路。”

张文决定退学。他说：“我要走访国内各顶尖大学，遍访名师。”从2008年起，他在京沪的4所名校各旁听一年。4年下来，张文听了200多门课、100多场讲座，积累了50万字的课堂笔记，还加入了100多个社团。

一年用了6支录音笔

积极、刻苦，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写照。在复旦大学的课堂上，张文总是积极提问。中文系骆玉明教授的《古典诗词导读》是复旦大学的精品课程，骆教授主张“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他常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朗诵，但响应者寥寥。在一次课上，骆教授再次邀请学生朗诵诗经中的《蒹葭》，按捺不住的张文举起手，登台朗诵起来。

在北京大学时，因为觉得“好课实在是太多了”，他上午同时选了3门课，所以准备了3支录音笔。课前，张文在3栋教学楼间一路小跑送录音笔，自己听一门，下课后再跑到另外两间教室取录音笔。晚上9点下课后，他来到未名湖畔，一边散步，一边听白天的录音。晚上12点回到燕南园继续听，有时他听着听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又倒回去继续听。在北京大学一年，张文先后用了6支录音笔。

清华大学让张文感受到另一种不同的氛围：“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老师讲得激情满怀，同学们奋笔疾书记笔记。”

“中国人民大学散发着浓厚的人文气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上，同学与老师之间总是有着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从课堂延续到老师的办公室。”张文说，“该校密集的讲座让我大开眼界，好多外国的总统、中国的部长、经济学家、商界名流登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坛。”

全方位参与大学生活

上课、记笔记、听录音，并不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全部。在北大，张文报名参加了100多个社团，足迹遍布各种学科兴趣小组、文艺演出、讲座论坛、体育运动、志愿服务等。用张文的话说，加入这些社团是为了“完善人格、砥砺品德”。

张文做事积极主动、随叫随到。社团负责人觉得张文不知疲倦、任劳任怨，于是给他一定的职位，为社团做事。

张文认为，最值得他骄傲的一件事是去内蒙古一所高中捐赠图书。他从一名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根河市的学生处得知，根河市有半年时间是被冰雪覆盖着的，教育条件极差。

于是，张文找到办活动时认识的两位公司老总，希望他们能出资给根河二中图书馆添置图书。他又辗转联系上文化部前副部长丁一先生题写馆名，并邀请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院士题词。最终3500册图书送到了根河二中。

张文的积极参与，也曾遭到过其他学生的质疑，甚至引起相关学生组织的不满。2011年12月，有人在北大BBS上发帖说张文不是北大的学生，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很多社团担任职务，发帖人声称要把他赶出北大。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张文的自尊。

我还要去香港大学、去哈佛、去耶鲁

张文喜欢和各种各样的“牛人”打交道，他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在张文看来，到一所大学首先要认识其校长。他在复旦大学时，就去杨玉良校长的办公室请教过问题。他曾经让周其凤校长给他推荐精品课，周校长勉励他要好好利用北大的资源，广泛接触名师，并说：“你这样的学习方式比那些只想拿文凭、整天混日子的同学更能学到真东西，北大学生应该向你学习。”张文也曾给顾秉林先生写信，顾先生回信鼓励他：“不管你能不能拿到文凭，都要练就一身真本领。”

总结这4年的收获，张文说：“复旦大学让我认识了自己，自我觉醒；北京大学拓宽了我的视野；清华使我懂得要脚踏实地，知行合一；中国人民大学让我从个人奋斗转变为关心国家、社会，立学为民，治学报国。”

现在张文在某大型地产集团兼职做董事长助理。他找工作的经历也很传奇：张文在中国人民大学听该董事长的讲座，并与其建立了联系，该董事长知道了他的游学故事，被他的毅力感动。

如今，下班后的张文还是会去学校听课、读书，但这不是张文的终点。

刚刚参加了托福考试的张文，准备明年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做义工，之后还要去美国。这个机会源于他的毛遂自荐：“听说基金会招募义工，我就给在美国的执行主席雷克先生写信表达了我的意愿，并介绍了我游学和做公益的经历，不久，雷克先生就回信了。”

张文的梦想是在香港做义工之余，去香港大学听课；等到了美国，他还想去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见识一下纯正的美国精英教育。

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但就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

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资料，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就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齐，借它们的光不就能够读书吗？于就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一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一、创建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孙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着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二、镇南关亲手炮击清军

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内金碧台街六十一号设立秘密机关，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便是其中孙中山亲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的一次。

1907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熟悉镇南关一带情况的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裕卿(镇南关附近之凭祥地方土司)为副，何五为支队长，招募勇悍善战的广西游勇为先锋队，计划袭取镇南关为根据地。

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八十余人，循山背间道向镇南关猛烈袭击，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夺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孙中山随即于同月4日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并与黄兴、黄明堂等坐镇镇北炮台，调度指挥，命令李裕卿守镇中炮台，何五守镇南炮台。

翌日，清政府严令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余人倾巢出动，要夺回三座炮台。孙中山率革命军固守炮台，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第一炮即命中六十余人，清军阵脚大乱。孙中山先生在战斗中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据守镇南关三座炮台的革命军，在孙中山先生亲临前线的鼓舞下，锐气倍增，以寡敌众，屡挫清军。清政府虽先后调派清军丁槐、龙济光等部增援，伤亡数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军坚守阵地，与清军血战七昼夜，直至弹药告罄，粮食不继，始忍痛撤退。时清军正向镇南关四面围攻，黄明堂率军殿后，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子回顾炮台上军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一人冒着清军炮火重登山巅，取回军旗。这位童子勇取军旗的英雄事迹，在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三、孙中山先生爱儿童

孙中山先生平日为人题赠墨宝，喜欢写“博爱”二字。孙中山先生对“爱”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也就是爱人民的意思。而爱儿童则是孙中山先生“博爱”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山先生爱儿童，一方面固然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于他为解除人民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理想。据康德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的儿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忆，孙中山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英国，居住在他家的时候，常常慈祥地爱抚着他的头发，有时还亲切地和他谈话，即使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或沉思苦索救国救民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由于流亡国外，孙中山先生不能爱抚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儿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普爱天下儿童的素愿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提倡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为了鼓舞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先生还于1912年为广东人民捐资创办，由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并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这三个含意深远、语带劝勉的大字，不但勉励了当时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鼓舞了广大的儿童教养工作者，也抒发了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先生被迫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也和他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一起，由于政权的丧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同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实现。那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不但陆续增建了一批小学和儿童教养院，还开办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培养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恳切地指出：“要使孩子们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的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以想见他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宏伟设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孙中山先生要使全国儿童都能幸福地成长的理想，终孙中山先生之世都未能实现。

今天，中国已经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国，中国儿童已经得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及身而见，但是孙中山先生素来是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公仆自任的，只要人民能获得幸福，他个人能否及身而见，在孙中山先生自己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四、孙中山先生与佛教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五、“与国同春”——孙中山先生勖勉报界人员的题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六、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的革命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七、中山先生和中山装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从小到大，我们会经历很多身份，获得很多标签。小时候，我们是子女、学生、花朵……长大了，我们成了80后、父母……2012年，我得到了一个新标签：中国好舌头。

中国的成语很有意思，关于口才的成语大多略带贬义，比如巧舌如簧、夸夸其谈、巧言令色……口吐莲花算是少有的褒扬，但也有那么点儿难登大雅之堂的感觉。由此可见，对于口才这种事情，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通常被设定成伪善之人的特性。而历史也的确如此，往往是越有名的说客死得越惨，就算他能靠一张嘴化干戈为玉帛，抑或一兵不发而战胜对方，最终也无法用这张嘴救自己的命。

所以，当我被人称为“中国好舌头”时，总觉得背后生风，冷汗津津。

意外获封好舌头

当我把《中国好声音》里那段原本两分半时长的广告像开机关枪似的“打”出去时，并不觉得多么有成就感，受过专业训练的人都能做到，我只是在电视上做了一件他们没机会做或者干脆不需要做的事。

可能有不少人觉得我在无奈“炫技”，因为我在那个舞台只是充当报幕员，本没什么“戏份儿”，因此非要自己弄出点儿彩来，否则这主持做得太委屈。如果看完我为何要那么快地讲完广告，这种想法可能就不会再有了。

《中国好声音》的广告处理方式，算是节目组有意为之。原本的广告合约中，这段广告的时长有两分多钟。计划里，我像以往其他节目一样，插播一句“不好意思，我又出现了，我要念段广告，大家正好趁机去上洗手间”之类的话就好，等我对着摄像机念完，去洗手间的观众们也都归位了，大家继续录节目。

但后来，因为节目时间的缘故，广告词中的标准讲法被临时改变。如果念一段广告能省去一分半，念10段广告就能省15分钟！多出来的时间，就能卖别的广告，或者为一个选手多争取一两分钟的出镜时间。电视节目就是这么争分夺秒。

我记得很清楚，第三集节目播出的当天，我把录好的广告片段递交上去，www.5aigushi.com不到半个小时就被退了回来。同事告诉我：“这样不行，得再录一遍，录一遍快的。”

我问：“那要多快？”

他回答得很无厘头：“有多快就录多快！”

这是个什么情况？我想了想，跟他说：“要不我先试一遍，你看看行不行？”然后，我就跟念绕口令似的来了遍很迅猛的，同事录完之后冲我点点头说：“挺好的，就这样吧，不用再来了。”说完，就拿着试录的片子去交差。我心想，念这么快字幕怕是都跟不上了，谁能听明白啊？

可是没过一会儿，同事又大汗淋漓地跑过来找我，哭丧着脸说：“华少，还得再快点儿！”

“还要快？”

“对，只给你一分钟……”

两分半钟的广告要压缩到一分钟里，还要清楚地念出来，并不是说无法做到，大多数主持人应该都有这样的功力。我当时心里不踏实，是因为完全想像不出播出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就这样，有了后来大家在《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看到的“超速广告”。录完之后，在第三集播出当天，我发了条微博说：“我知道大家讨厌广告，最起码我尽力了，希望大家谅解。”

用好“智慧”增强必胜信心，当好“指挥官”，确保方向不偏。抗疫的战场上，需要的是“良策攻略”，并不需要“教条形式”，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作为战“疫”的指挥官，政治上必须高度自觉，思想上不能有半点犹豫。一是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用好“智慧”吃透上级精神，并因地制宜抓好贯撤落实，准确决策本级“谋略”，及时掌握战“疫”动态，增强随机应变能力，加强对抗“疫”力量的“指挥”调度，合理资源配置把战“疫”力量发挥到最大化。二是要以上率下，主动作为，大难面前不分你我，到了战场上只有“战士”没有“将帅”，越是危难越是危险领导干部越要一马当先下沉一线身先士卒敢为我先，更不能摆“官架子”做“秀样子”，坚决摒弃一切形式的“官僚主义”，正心真做，不被畸形的政绩观所击倒，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一线疫情防控工作中去。

用好“武器”增强攻坚耐心，当好“先锋官”，确保落实不空。在抗疫的战场上，没有“旁观者”只有“实干家”，基层干部作为防控一线的“主力军”，行动上必须坚决坚定，履职上不能有半点马虎。一是要细致入微，基层防控工作点多面广，不放过任何一个节点部位，尤其是要把乡镇(街道)农村(社区)作为防控的重中之重，严防死守加大排查力度，深入一线搞宣传

做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做到“少出门 戴口罩勤洗手讲卫生”。二是耐心长久，要摆正防控心态，“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履职尽责抓落实，摒弃“虚功”做实事，严防“填几个表格喊几句口号拍几张照片”式的落实，严防防疫动作“一阵风”，坚持不懈，耐心做好每一件小事，干就要耐心细致做长久。

用好“戒律”增强敬畏戒心，当好“监察官”，确保作风不浮。在抗疫的战场上，要严格“令行禁止”要杜绝“肆意妄为”，纪检监察干部作为抗疫战场的“监军”，作风上必须务实过硬，落实上来不得半点虚功。一是要严督，采取明察暗访的方式，对防疫工作的组织实施进行检查，定期不定期通报情况，对于没有责任心没有党性，工于心计讨价还价不作为“当摆设”“混日子”“打太极”的干部从严问责，让铁的纪律成为党员干部的日常遵循，确保紧要时刻站得出来关键时刻顶得上去;二是要实导，力求实现“查问题—讲担当—提效能”三步走，要亲赴一线开展检查督导，防止在办公室里搞“文字”督导，实事求是，加大容错纠错澄清保护力度，为那些“敢说硬话

敢用硬招 敢担硬责 敢于硬气”的干部撑腰鼓劲，全身心投入疫情防控战，进而提高防疫工作效率。

用好“给养”增强持久恒心，当好“运粮官”，确保保障不虚。在抗疫的战场上，必须“粮草先行”，不能“兵粮寸断”，党员干部作为火线上的“逆行者”生命“守护者”，保障上必须全面完备，供给上掺不得半点水分。一是物质保障要全面。把最好的装备送到前线去，对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社区干部民警环卫解放军军人在防护上要做到“最好”，进一步做好营养补充，因为保护他们就是保持“战斗力”。二是精神辅助要跟上。把在疫情防控斗争中的实际表现作为提拔使用评优评先年度考核

职级晋升

职称评聘等重要依据。做到善于在火线上识别和考察干部，大力提拔在战斗一线“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干部。积极慰问关怀抗疫一线人员家属，精神物质双管齐下保证“后方”稳定，为抗疫人员安心战斗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疾风知劲草

烈火见真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在这场抗疫大会战中，擦亮胸前的党徽，扛起鲜红的党旗，以必胜的信心过硬的作风强大的能力，坚决打赢防控疫情阻击战

总体战。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一定会胜利”。

郑板桥（1693—1765）就是清朝“扬州八怪”之一。他在山东潍县当县官时，儿子小宝留在兴化乡下的郑墨弟弟家。浪漫签名

小宝6岁时上学了。为了教育儿子，郑板桥专门给他的弟弟郑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以其道就是真爱，不以其道就是溺爱。”

他的“道”就是什么呢？他说：“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就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郑板桥自己就是个读书人，他并不就是看不起读书人，他看不起的就是：读书就就是为了做官。

郑板桥自己最重视的还就是儿子的品德。他对弟弟说：“我不在家，儿便就是由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而姑纵惜也。”

他主张，他的孩子和仆人的儿女应平等对待。他说：“家人儿女，总就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别人。凡鱼餐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此时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头肉乎！”

为了教育儿子“明好人之理”、“爱天下农夫”，郑板桥还抄录了使小宝且念且唱、顺口好读的四首五言绝句：

二月卖新丝，五月巢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就是养蚕人。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得放脚眠，蚊虫跳蚤出。

之后，郑板桥不放心小宝的成长，就把他接到身边，经常教育小宝要懂得吃饭穿衣的艰难，要同情穷苦的人。由于郑板桥的严格教育和言传身教，小宝进步很快。当时潍县正值灾荒，郑板桥一向清贫，家里也未多存一粒粮食。一天，小宝哭着说：“妈妈，我肚子饿！”妈妈拿出一个用玉米粉做的窝头塞在小宝手里说：“这就是你爹中午省下的，快拿去吃吧！”小宝欢跳着走到门外，高高兴兴地吃着窝头。这时，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站在旁边，看着他吃，小宝发现了这个用饥饿眼光看他的小女孩，此时立刻把窝头分给小女孩一半。郑板桥得知小宝的举动，高兴地对着小宝说：“孩子，你做得对，爹爹喜爱你。”

哲理：人生，幸福不就是目的，品德才就是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