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苏格拉底的习惯（推荐20篇）

文公重耳是春秋五霸中的一位，他四十三岁那年遭陷害被迫逃出晋国，在国外流亡了十九年，后在秦穆公的帮助下结束流亡生活，回到国内掌握了政权。重耳即位后，对跟随他流亡的文武大臣分别封官赐赏，功劳大的封采邑，功劳小的也尊爵位，可偏偏忘掉了一个人，这人就是介子推。介子推在重耳流亡期间一直跟随着重耳。当年重耳流亡路经卫国时，饿得实在受不住了，又找不到吃的，介子推便忍痛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给重耳煮汤吃。功劳这样大的人，重耳怎么会给忘记了呢?

原来，介子推在和重耳一块回到晋国都城绛都后，只朝见过一次重耳，以后便托病在家，编织草鞋，伺候老母。重耳封赏功臣时，别人都整天缠着重耳争赏赐，介子推却躲得远远的。他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曾劝他去见做了国君的重耳，介子推厌恶争功夺禄，他对母亲说："晋文公得晋，是上天的意思。现在有的人争权夺利，真不知羞耻。我不敢贪天之功为已有，既不想官，又不想利，去见他干什么呢?我甘愿终身编织草鞋，奉养老母。"母亲见儿子态度这样坚决，品德这样高尚，便不再说什么了。母子二人商量了一下，介子推便背着老母亲上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境内)，发誓终身隐居此地，再不出山。

后来，重耳经人提醒，想起了介子推，就派人四处寻找。得悉介子推在绵山隐居后，又亲自带人上绵山寻找。许多人找了好几天也没发现一点儿踪影。于是，有人建议用放火烧山的办法把介子推引出来，重耳采纳了这个建议，下令放火烧山。但介子推和他母亲始终没有出来。火灭后才发现他们母子二人死在一棵大树下，重耳十分伤感，下令在绵山为介子推建立祠庙，并传旨：把绵山之田收来的钱粮，统统作为介子推的供祭之用。

烧山那天，正是农历清明节前一天。后来，老百姓为了思念介子推，每年清明节前一天都禁烟止火，只吃冷食。久而久之，相沿成俗，这就是"寒食节"的由来。

傅嘉，清朝著名学者，广东人，出生于公元1745年。

傅嘉自幼聪明好学，在父亲的指导下，五六岁时便学会了联诗作对，到七岁去学校读书时，在文学上已经是小有名气了。可是，他只念了一年书，由于母亲去世，家中贫困，他也就退学了。在他退学之后，仍不忘读书，常在上山砍柴和干活的空间，挤时间读书。

有一天，他听说朝廷派了个叫李调元的进士到广东任学政。傅嘉早就知道李调元是个有名的才子，小时候就以“叔嫂联对”而闻名乡里。于是，他一时心血来潮，便想见识见识这位名人的才华。

几天后，傅嘉打听到李调元每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便在路的正中央用三块石头垒成一座石桥，然后守候在那里。不一会儿，李调元坐着轿子来了。

轿夫来到“石桥”跟前，一脚便把石头踢到了路的一边。这下，傅嘉可不干了，上前拦住轿夫，指责他不该把他的“石桥”拆掉。轿夫则说傅嘉不应该在路中央摆石头玩，妨碍行走。轿夫和傅嘉各说各的理，声音越来越大，争吵起来。

李调元在轿中听了，也觉着这孩子太不讲理，于是便走下轿来，准备劝说几句，叫他让开算了。

不料，他刚一下轿，傅嘉竟一扫刚才的怒气，上前深施一礼说：“您就是新来的李大人吧！听说您从小就以联诗作对很有名气，在下很是敬慕，今以‘石桥’拦轿，就是想和大人联上一对，不知大人能否赐教？”

李调元一听，心中就乐了，天底下竟有这样求联对的！不过，他一向以联诗作对为乐趣，今又见傅嘉出语不凡，满脸稚气，很像自己当年向三嫂讨粽子时的那副神态，不由十分欢喜；于是，也想考考他是否有自己当年那种才气，便高兴地对他说：“那你就先出上联吧！”

傅嘉不假思索，顺手指着被轿夫踢倒的“石桥”，写出上联：踢倒磊桥三块石。

按说，上联中的“磊”字应该用“垒”字，可他竟写上了三个“石”字的“磊”，和后面的“三块石”相接，使得李调元难以应对，想了足有半个时辰，也未想出合适的语句来，便有些难堪地提出回去再想，明日一定答复。傅嘉同意了。

李调元回到家中，愁眉不展，他的妻子见了，便问根由。当李调元把途中一个孩子求他联对的事说出后，妻子竟笑着说：“咳，这有何难？”

于是，她拿过剪刀，把绣花用的纸剪出一个“出”字，然后从中间剪成两个“山”字说：剪开出字两重山。

李调元一听，“出”和“磊”相对，“两重山”和“三块石”相对，不由得连连称妙。

第二天一早，李调元又坐轿来到原处，见傅嘉已等在那里，便把下联说了出来。

可傅嘉听了，却微微一笑说：“这下联对得的确很妙，但我想并非出自李大人之手。”

李调元吃惊地问道：“你这是从何谈起？”

傅嘉又笑着回答说：“想大人堂堂男子，不用‘劈’字和‘砍’字，怎么想起来用个‘剪’字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此联定是李夫人对的。”

李调元听后，十分钦佩傅嘉惊人的聪敏才智，不但承认了夫人对下联的事实，而且专门来到傅嘉的家中，送上俸银二百两，一再嘱咐他的父亲要好好供傅嘉读书。

世界上任何一位名人都是从凡人群体中孕育而生的，当他们历经了无数奋斗和拼搏的风雨，跨上了人生瑰丽灿烂的巅峰之后，不仅是一次人生的转折，更是一次人性的历练。当手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荣誉之后，一个普通的凡人将会如何把握自己的人生航向而不偏离?谁能依旧坚守心灵的最后一份宽容?

卡尔夫·柯立芝是美国第30任总统。就任总统后，他依然住在一家饭店的套间里。1923年夏天的一天夜里，他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细微的响动惊醒。他起身走出卧室，发现一个人影正从他的大衣上解自己的表链。他轻声说：“请你不要动它。”

黑影转过身来，见只有他一人，便大着胆子问为什么。柯立芝说：“因为那是我最心爱的东西。”

小偷借着室内微弱的灯光发现上面赫然刻着“卡尔夫·柯立芝”的名字，他愕然地说：“您就是总统?”此时，他吓得几乎要瘫倒在地，手里的钱包也滑落在地上。

柯立芝让这个年轻人坐在椅子上，然后问他为什么出来偷东西?年轻人说自己是个大学生，与同学外出旅游期间，钱花光了，连路费和住宿费都没有了，害怕同学讥笑，便跑出来偷钱。柯立芝听罢，捡起地上的钱包，从里面掏出30美元说：“这些钱足够你这两天的开销，但你要记住，这钱是我借给你的，而不是你偷的。”

年轻人接过钱，茫然不知所措地问：“总统先生，我该如何从这里走出去呢?”

柯立芝说：“按原道走吧，每个楼梯口都有我的警卫。”柯立芝站在窗前，静静地看着他从视线中消失。

后来，柯立芝把这件事告诉了夫人和另外两位朋友，但都要求他们保守秘密，并拒绝透露对方的姓名。25年后总统逝世了，夫人遵从他的意愿，此事依然没有公开，多年后，他的夫人也离开了这个世界，此事依然没有对外公布。

但是，夫人生前透露的最后一个细节是，那个青年很快如数退还了那30美元“借款”，并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律师。

一天，孔子出游，途中他的马儿偷吃了农夫的庄稼。

农人很生气，捉住了马儿并把它关了起来。子贡知道后，就去恳求农人放了马儿，但任凭他好话说尽，低声下气，农人却理都不理。

孔子说：“用别人听不懂的道理去说服他，就好比请野兽享用太牢（祭祀时所用的牛、猪、羊三牲，是最丰盛的牺牲），请飞鸟聆听九韶（古乐名，相传为夏禹所作，使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优美音乐）一样。这是我的不对，并非农人的过错。”于是命马夫前去。

马夫见了农人便说：“你从未离家到东海之滨耕作，我也不曾到过南方来，但两地的庄稼却长得一个模样，马儿怎知那是你的庄稼不该偷吃呢？”

农人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把马儿还给了马夫。

有人听说了这件事，便来问孔子，既然你早知此事非子贡之力所能解决，为何不直接派马夫去呢？

孔子笑道：“我若不让子贡去，他必定心中不服，如今不但子贡毫无怨言，也使得马夫有了表现的机会。”

圣人能通达人情事理，所以才能人尽其才。

著名鸟类专家郑作新，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喜欢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他的家乡福州有一座鼓山，高峻雄伟，风景秀美。

一天，郑作新听说，鼓山的峰顶有一个老虎洞，洞内经常发出老虎的吼叫声。因此，登山的人大都望洞却步，不敢靠近。可猎奇心很盛的郑作新总有点半信半疑：洞里真的有老虎吗？为什么谁也没有见过老虎的影子呀！

这天，他约了几个大胆的小伙伴，背上干粮，决心到老虎洞探察个究竟。

他们好不容易才爬上了山顶。仔细一找，接近山顶的地方果真有一个山洞。

顿时，孩子们紧张起来，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小心翼翼地往前移动着脚步。

他们刚走近洞口，猛然，一种震耳欲聋的响声传了过来。有几个孩子以为老虎来了，吓得连忙往后退。但是，这声音响过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根本没出现什么老虎。于是，作新和伙伴们壮了壮胆，再次走到洞前，又听了好半天，终于弄清楚了：原来，山上的风很大，狂风吹过山洞，发出了巨大声响，像老虎吼叫一般，一传十，十传百，传来传去便成了“山顶上有老虎”。

作新和伙伴们“捉住老虎”的消息不胫而走，从此，登鼓山的人再也不回避老虎洞了。

1946年，经徐悲鸿引荐，李可染见到了仰慕已久的80多岁高龄的齐白石，表达了自己想拜师求教的心情。1947年春，他带了20张画第二次拜见齐白石，由此引出一段动人的故事。

当时，齐白石正在躺椅上养神，画送到手边，他便顺手接过。起初他还是半躺着看，待看了两张画以后，他已不由自主地坐了起来。再继续看，齐老眼里放出亮光，身子也随着站了起来，边看边说：“这才是大写意呢！”齐白石晚年有个习惯，认画不认人，看完画以后，他将注意力转移到李可染身上，问：“你就是李可染？”李可染忙答应。齐老高兴了，赞许道：“30年前我看到徐青藤真迹，没想到30年后看到你这个年轻人的画。”徐青藤即徐渭，是明朝著名的花鸟、山水画家，其画以用笔豪放恣纵，潇洒飘逸，名重一时，对后世亦有极大影响。齐白石生平十分推崇徐渭，由此可见他对李可染的赏识。

接着，齐老满含深意地说：“但我看你的画像是写草书，我一辈子都想写草书，可我现在还在写正楷……”就这样，二人以画为桥，一下子变得十分亲近。李可染告辞时，齐老留他吃饭，可他再三推辞，齐老动了气，对正要迈出门槛的李可染大声说：“你走吧！”这时，齐老家人示意，可染你要听齐老的，留下吧。从此，齐白石与李可染结下不解之缘。

李可染对拜师一事非常看重，认为拜师仪式必须郑重其事，所以拖了一段时间。齐白石却等不及了，有一次他问李可染：“你愿不愿拜师？”李可染忙说：“您早就是我的老师了。”齐白石会错了意，心情郁闷，不时地对身边的护士念叨：“李可染这个年轻人，他不会拜我做老师的，他的成就，将来会很高。”

这话传到李可染耳中，他急忙去见齐老，解释原因。齐老心直口快，连声说：“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需要。”李可染茅塞顿开，当天在齐老第三子齐子如陪同下执弟子礼。齐白石连忙站起，扶李可染起来，高兴之余，眼睛都有点湿润，喃喃地说：“你呀，是一个千秋万世的人哪！”

此后，李可染便正式成为齐白石的得意弟子，10年工夫，尽得齐老艺术精髓。

1812年，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出生在英国朴次茅斯的波特西地区，他的父亲是一个嗜酒好赌的家伙，经常把能跳会唱的查尔斯带到酒馆里表演节目，以获得几个赏钱，这让查尔斯从小就领略到了领赏时那种没有尊严的感觉。他非常讨厌这种感觉。

8岁的时候，查尔斯上学了，可是才读到三年级，父亲就因为债务问题而锒铛入狱，查尔斯无奈沦为了一家鞋油作坊的学徒。他每天工作10个小时，把手脚练得异常娴熟，老板就让他坐在门口表演以招揽生意，查尔斯在沮丧之余，想的最多的并不是逃回家，而是一定要努力学习知识，否则自己的命运可能就会这样一直延续下去。

查尔斯想办法交了很多同龄朋友，并向他们讨要一些用过的旧书，有语文，有数学，也有科学，查尔斯每天都如饥似渴地自学着，没有人教他生字，他就向别人请教，没人给他布置作业，他就自己给自己设置练习题、作文题……时间一天天过去，查尔斯发现自己特别喜欢写作文，还养成了每天写一篇小短文的习惯。

好运似乎也愿意偶尔眷顾一下肯努力的人！几年后，查尔斯的父亲出狱了，还从一个远房的亲戚那里继承到了一笔比较可观的遗产，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父亲似乎也愿意改过自新，把查尔斯送回了学校。老师给他做了测试，发现13岁的查尔斯居然已经达到直接进威灵顿学院读书的水平了！

进入威灵顿学院后，只用了两年时间，查尔斯就以优异的成绩从威灵顿学院毕业，而这时候，他的父亲却因为投资做生意亏光了家产，才15岁的查尔斯只能外出工作，进入报馆成了一名最年幼的记者。当时的英国正值社会转型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大批小资产者沦为贫困者，可报社的老板却让查尔斯每天都对资本主义歌功颂德，查尔斯非常同情那些忍冻挨饿的劳动人民，他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去采访和探望他们，还为他们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散文。

10年后，25岁的查尔斯把这些散文集中在一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博兹札记》。同年，他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用精彩的文笔对法官、律师、法庭、议会等上流阶层作了深刻而无情的嘲讽。这两本书大受欢迎，查尔斯一下子成为了让上流社会闻之色变的现实主义大作家！报社老板非常生气，告诉他说如果肯用自己的文笔多歌颂资本主义，就给他很好的薪酬，否则就解雇他，查尔斯一听这话，索性辞职过起了自由创作的生活。

此后，查尔斯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写一点舞台剧卖给剧院，大多数时候，他都把精力用在为穷苦百姓说话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上，并先后完成了《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贝》、《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双城记》等数十部经典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在嘲讽上流社会的同时，号召穷苦百姓奋起反抗，而且笔墨简练完美，对人生哲理和社会现象富有创造性的探索。

1870年，58岁的查尔斯因为患病而在自己简陋住所里离开人世，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他的手里依旧握着钢笔，桌子上是他那尚未完成的讽刺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查尔斯的人生境遇是凄苦的，他的精神却是饱满和无悔的，正如他的遗世名言所说：“一片用奋斗换来的面包，比一桌别人打赏给你的酒席要好吃得多。”

没错，这是一片面包的精神，更是查尔斯这个伟大作家的脊梁。也正因此，查尔斯的作品在此后数百年里都在全球被奉为经典，他本人甚至被后人们称为“召唤人们回到欢笑和仁爱中来的明灯”，就连马克思也敬称他为“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

如何才能让别人依赖你，并听命于你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别人感到需要你，或是少了你，他的计划就无法运作，他的生活就难以正常进行。一旦建立了这样的关系。你的地位就会变得不可代替。

美国励志大师卡耐基说过这样的话：“别指望别人感激你。因为忘记感谢乃是人的天性。如果你一直期望别人感恩，多半是自寻烦恼。”西方一位学者说过，感恩是极有教养的产物，不可能从一般人身上得到。如果你想通过施恩于人来获得他的依赖的话，那你就错了。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别人的“忘恩负义”深有感触，让我们看看他的故事：

1929年10月，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这一危机一直持续到1933年。在这一期间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国民生产总值从1044亿美元下降到410亿美元，失业人数在1929年5月是150万人，到1932年时达到1283万人。从1933年到1939年，罗斯福总统通过实行新政。为对付与缓和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行政和法律措施，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罗斯福新政”。

在“新政”的初级阶段，美国的大企业主们都暂时被迫接受罗斯福的方案。然而。当危机有所缓和后，他们就开始反击罗斯福了。1934年8月，大企业支持的右翼组织“美国自由同盟”在迈阿密开会，反对“罗斯福新政”，目标集中在反对劳工立法、税收立法和社会保险立法上。“美国自由同盟”的后台是杜邦家族、通用汽车公司、太阳石油集团以及华尔街的律师们。报纸上也连篇咒骂罗斯福是向富人敲竹杠，说罗斯福天天都吃“烤百万富翁”。总之，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在大危机面前是怎样束手无策、惊惶失措的。

罗斯福对于这种忘恩负义感到吃惊，更感到气愤，因为“新政”的最大受益者正是这些大企业主。为了反击这些大企业主，罗斯福在1936年的一次演说，中做了生动的比喻：

“1933年夏天，一位戴着丝绸面礼帽的体面的老绅士不小心失足落人码头边的水中，他不会游泳。他的一位朋友，看到情况紧急，和衣跳入水中，把他救了起来。可是珍贵的礼帽被水冲走了。老绅士安然脱险后，他对朋友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今天，3年过后，这位老绅士却大声责骂朋友，原因就是丢失了丝绸礼帽。”

被罗斯福讥讽的这些企业家，正是忘记感恩的典型，是人性弱点的突出体现。所以，要记住：被人需要胜过被人感激。与其让对方感激你，不如让他有求于你。

鲍博·戴蒙德精力充沛，热情十足，他喜欢冒险，意志坚定：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为之奋斗。他勇敢无畏，面对自己毫无经验的工作岗位，他欣然上任。他说话（相对）简洁。他爱发脾气。他十分贪婪，总想得到更多。

我从未见过他，但根据我一直以来看到的有关他的材料，我断定他执掌英国巴克莱银行后会干得很出色。因为他完全遵循一套全新的领导力理论。这是一套出人意料、激进但绝对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最优秀的首席执行官与蹒跚学步的孩子无异。

我原来一直以为，最差劲的首席执行官才会与两岁孩童有诸多共同之处。两者都爱摇摇摆摆地阔步走路，嘴上经常叫喊“这是我的”，也都极其不善于和人分享。他们做事都只有3分钟热度，缺乏常识，听不进别人的话。而且，首席执行官和初学走路的儿童，都经常对他人的存在视若无睹，把他们当作摆设。他们都会让与他们打交道的人油然而生畏惧之心。见过飞机上小孩子怎么闹腾的人都明白，为什么说首席执行官出行还是坐私人飞机比较好。

然而，前不久有人发给我一条信息，纠正了我的观点。对方指出，蹒跚学步的孩童不但不是坏榜样，而且简直具备管理上市公司的全套本事。

上述发现来自尼古拉斯·布莱恩，这位前银行家的第3个孩子就快要开始学走路了，而他一直在担心这个阶段的到来。为调整好心态，他坐下来列了张清单，逐一列举出幼儿身上的美好之处。写完后，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地方：他家前两个孩子在蹒跚学步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每一种良好品性，在他以往效力过的几位最杰出的首席执行官身上都能找到。清单内容如下（戴蒙德先生想必拥有其中许多性格特征）：

1.刚学走路的小孩精力充沛，热情十足。当他们真正迷上某件事情，全心投入其中时，你是拗不过他们的。

2.刚学走路的小孩是天生的冒险家。他们以最英勇无畏的架式，爬上楼梯扶手往下溜。

3.刚学走路的小孩做事持之以恒。跟他们说别把果酱涂到ＤVＤ上，他们会安静几分钟，然后接着涂。

4.刚学走路的小孩充满好奇心。俗套的答案打发不了他们，他们会一个劲地追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

5.刚学走路的小孩富有创造力。他们在墙壁和沙发上信手涂鸦，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想象力。

6.刚学走路的小孩具有出色的人际交往能力。他们扑上来就抱，吻得人满脸口水，最硬的心肠也会融化。

这个头开得不错，但我觉得最优秀的首席执行官与两岁孩童之间，还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固执己见，非常善于说“不”；任何阻碍也无法挫伤他们的热情；他们会直接走到人家跟前，问“你是谁”；他们擅长作决定；他们不需要他人来告诉自己要相信本能。

我知道这不过是抓住了皮毛——这方面的素材可以炮制出许多领导力书籍。想到有那么多书籍取材于部落战争、乐队、拳击、登山，甚至是养蜂，就让人纳闷儿：怎么就没人写一本这方面的书呢？

蹒跚学步的孩童可以为首席执行官树立好榜样的最后一点是语言。他们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而且说得简单明了。他们才不去理会什么词形变化或起承转合。

《关于牛顿忘我工作的故事》

牛顿每一天除抽出少量的时刻锻炼身体外，大部分时刻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一次，在书房中，他一边思考着问题，一边在煮鸡蛋。苦苦地思索，简直使他痴呆。突然，锅里的水沸腾了，赶忙掀锅一看，“啊！”他惊叫起来，锅里煮的却是一块怀表。原来他思考问题时竟心不在焉地随手把怀表当做鸡蛋放在锅里了。

还有一次，牛顿邀请一位朋友到他家吃午饭。他研究科学入了迷，把这件事忘掉了。他的佣人照例只准备了牛顿个人吃的午饭。临近中午，客人应邀而来。客人看见牛顿正在埋头计算问题，桌上、床上摆着稿纸、书籍。看到这种情形，客人没有打搅牛顿，见桌上摆着饭菜，以为是给他准备的，便坐下吃了起来。吃完后就悄悄地走了。当牛顿把题计算完了，走到餐桌旁准备吃午

饭时，看见盘子里吃过的鸡骨头，恍然大悟地说：“我以为我没有吃饭呢，我还是吃了。”

哲理：这些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并不关重要，但是证明了牛顿是一个怎样沉思默想，不修边幅，虚己敛容的人，他对科学极度的专心，总是想着星辰的旋转，宇宙的变化，而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周庚申，最贴切的莫过两个字：执著。在他谦和微笑的背后，是和刚毅。自1989年进入长城开始，从最基层的质检员做起，历任技术员、主管、副经理、总经理、副总裁、总裁，从一名普通员工一步步为长城电脑的掌门人。日前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务实、、创新和激情是长城电脑信守的企业精神，也是我做人的原则。最大的激情是务实，创新的基础是执著。只要我们坚守信念，执著追求，长城电脑做大做强，成为国际一流IT企业的一定能实现，长城电脑的未来大有希望！”

1967年出生,1989年毕业于清华精密仪器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89年至1997年间先后在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公司质量部、科技部、打印机事业部从事技术开发工作；1997年至1998年在公司打印机事业部主管产品开发工作，1998年5月至1999年5月任打印机事业部副总经理，1999年5月至2002年末任打印机事业部总经理；2002年9月至今任显示器事业部副总经理、总经理；2003年4月起任公司副总裁。2005年7月起，任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不管学历、资历，只看业绩

“IT业是最不能吃老本的行业。要么领先一步，海阔天空；要么被人超越，一败涂地。”周庚申说这些的时候一脸平静：“在残酷的竞争面前，长城电脑除了变革别无选择。”

长城电脑的百日新政从整合内部环境开始，焦点就集中在周庚申上任之初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信中说，要以科学用人观用人，改伯乐“相马”为“赛马”，让公司急需的人才尽快脱颖而出。

自己不靠关系，没有“背景”，从基层一步步起来，周庚申对于“用人”感受极深。要让公司真正需要的人到合适岗位上，建立公平用人、科学用人的选人机制是他出任总裁后做的第一件事。在他主导下，长城电脑所有岗位都可以参加竞赛，岗岗是擂台，人人可升迁。岗位没有身份贵贱、年龄大小、资历长短之分，只有技能、活力、创造精神、奉献精神、工作业绩之比。长城，是所有拼搏竞争、业绩突出的人施展才华的舞台。一切靠业绩说话，业绩好的普通员工都可以走上岗位，业绩不好的者同样可以降职反省，真正实现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的人尽其材现代用人新观念。

高士其从小就用功读书，他的学习成绩，年年都是班级里最好的，全校老师和同学，都夸他是个好学生。

他是一位科学家。他六岁的那年，要上学读书了。开学的那天，大蒙蒙亮，高士其就穿上新衣服，背着新书包，上学去了。

一路上，高士其乐得象只小鸟儿，又蹦又跳唱着歌。他跑到学校门口一看，大门还紧紧地关着呢。他不敢去敲门，只好站在门口等着，不知道等了多久，学校的大门开了。

开门的是位老伯伯。高士其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又叫了声“老伯伯早！”

老伯伯心里真高兴，笑眯眯地说：“多懂礼貌呀，孩子，你是一年级新学生吧！”

高士其点点头。老伯伯把高士其领到一年级的教室里。

过了好一会儿，小朋友们才一个个来到学校。

在开学的典礼上，校长站在台上讲话。高士其一双乌溜溜的眼睛，专心地盯着校长，他听得可仔细啦。

校长讲完了话，叫高士其站到他身边来。高士其不知道有什么事，一颗心象小鹿似的怦怦乱跳。

校长摸摸高士其的头，表扬他是一个守纪律、懂礼貌的好学生。

高士其把校长的话记在心里，每天，他上课用心听讲，放学回家就认真的做功课，他跟全班的同学都是要好，跟同桌的一个小朋友更要好，下课以后，两个人一起游戏，可高兴呢。

可是有一天，这个小朋友嘟着嘴，冲着高士其说：“你到底认识我吗？”

高士其觉得很奇怪，说：“咱俩是好朋友呀，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这个小朋友气呼呼地说：“那你刚才上课的时候，为啥不理睬我呢？”

高士其一听，笑了起来。原来，刚才上课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拿出纸头，折成一只只小青蛙，悄悄地玩了一阵子，玩着玩着。觉得一个人玩没有劲，就凑到高士其的耳朵边，轻轻地说：“我们来玩斗青蛙吧！”

高士其坐得端端正正，正用心听老师讲课，这个小朋友的话，他根本没有听见。这个小朋友又轻轻地碰了碰高士其，高士其还是坐得好好地在听课。这个小朋友心里挺不高兴，使劲拉了拉高士其的衣服，这一来，高士其回过头来了。那个小朋友指指膝盖上的两只纸折的青蛙。高士其明白了，是叫他一起玩斗青蛙呀，他对那个小朋友白了一眼，又用心地听老师讲课了。

高士其想到这里，笑起来了，他对那个小朋友说；“下课的时候，咱俩一起玩，是好朋友。可是上课的时候，我就不认识你了。”

高士其的话，说得这个小朋友也笑了。

肖全和他们这一代：自然而骄傲地老去

作者:梁静

“你好，我是肖全，拍照的。”

见到陌生人，肖全一般这样自我介绍。摄影师、艺术家什么的，太造作，不好。肖全说，他喜欢自然、自在，他拍的人，都那样。

“我当然也是，讨厌造作。”

以前留长发的时候，肖全有好多女粉丝，而且是会为他尖叫的那种。现在，还是帅的，看不出今年56岁了，唯一会破功的，是他的眼角。

那上面，布满皱纹。一条条褶，又长又深，在眼睛四周延伸，就像老树的根。肖全的姐姐说，这叫“万丈深渊”。“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是拍照的，不停眨眼，眨了几十年，就变这样了。”

肖全一眨眼，眼角的褶，果然更深了。

这是褶，也是时间隧道，里面埋着，肖全的40年。

1976年，肖全17岁，拍了第一张照片。他用一台借来的相机，在成都家里，对着坐在庭子里看报纸的奶奶邹桂莲，按了一张。

1980年，肖全21岁，用爸爸寄给他的180元买了一台海鸥205相机，花了169元，那时每月人均工资也就四五十元。当时在海军航空兵部当兵的肖全，扛着相机，骑着自信车，拍家乡成都。

1986年，肖全27岁，不当兵了，常和成都文艺圈的人混在一起，抽烟、喝酒。钟鸣、翟永明、何多苓、易知难等等都挺熟的。这群人，长得好看，都挺臭美的，肖全喜欢帮他们拍照。

某天，肖全在钟鸣办的《象罔》中看到一张美国诗人庞德的照片。在照片里，垂暮之年的庞德，拄着手杖，立于石桥，目光坚毅沧桑，形如雕像，下面是一段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视线与照片接触的那一瞬间，肖全被击中了。“我也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拍这样的照片。”

这一个只有十秒不到就产生的念头，肖全整整花了十年去完成。

在这十年里，肖全在全国各地漂泊，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里。他常常接到电话：“×××在哪儿哪儿，你拍不拍？”“拍！”不说废话，肖全扛起摄影包就走。

1996年，肖全37岁，《我们这一代》第一版出了，组成这本摄影书的，是一个个现在已经被供在神台上的“文艺偶像”：北岛、顾城、三毛、崔健、杨丽萍、张艺谋……20年前，在肖全的取景框里，这些人还不是神，他们仍不脱青涩，仍不免轻狂。他们埋头干着自己的事，哪怕明天就没米下锅了。在这一点上，肖全觉得，他们都一样。

“你如果问我他们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没什么不同。他们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一样技能，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专业，并愿意用它去表达对生命、对世界的感悟。”

崔健的长征

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老崔的粉，包括肖全。在暗房里晒照片的时候，肖全喜欢放《一无所有》。他把喇叭调到最大，让老崔的嗓音充斥整个暗房，冲进浸泡着的底片中。“从听到老崔的第一首歌开始，我心里就想，歌还能这么唱啊。”

1990年春天，崔健来成都了，来搞演唱会的，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肖全去了。他看到素不相识的人手挽着手，在老崔的歌中排山倒海地摇着、唱着、哭着，他眼睛里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

演唱会结束以后，肖全陪着崔健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有一堵被拆掉一半的旧墙，在它背后是水泥组成的TV的V字。看到这个奇妙的组合，肖全心动了。“这感觉像长征。”他把崔健叫下车，崔健想了想，下来了，站在墙前，换了好几个姿势。

肖全操起机器，按了21次快门。一分钟后，他知道，一幅好照片刚刚已经诞生了。

诗人与那些花儿

1986年12月，正值中国朦胧诗兴起，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北岛、顾城、舒婷都到了。肖全跟着拍了全程。在这些照片中，他特别喜欢那张在望江公园竹林拍的大合照，大伙都笑了，谢烨还躲在顾城的后面，羞答答地牵着舒婷的手。

在回去的车上，北岛带着大家唱《三套车》，唱得很大声，就连外面都能听到，大家都特别过瘾。北岛唱着唱着忘词了，大家又笑作一团。“那时候的快乐，就那么简单。”其实当时，大家的生活并不好，在北京，大家每天都在想着吃什么最便宜，早上起晚一点，不吃早餐，饿醒了就看看通讯录今天该去哪里蹭饭了。诗歌节，他们收到100块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了，他说，成都人太好了，他不走了，他还要开讲座。

肖全在酒店房间给他和谢烨拍了好多照片。顾城说，我最喜欢拍照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的。

回到北京后，顾城给肖全寄了一本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那些花儿已经走远了。给肖全。”

这是肖全与顾城的最后一次接触。

之后，那些花儿，就走远了。

多么倔强的女人

1990年9月21日，肖全和成都的其他记者，敲开了三毛在锦江宾馆的门。这是一个极其少见的女人！肖全想到了杜拉斯。三毛翻了肖全带来的像集，摇起头来：“不行啊，你给他们拍得这么好，你得给我拍才行。”

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从七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八十年，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

(1)精其选。

(2)解其言。

(3)知其意。

(4)明其理。

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仅供翻阅的。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地读，只要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也不要一页一页地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听说在中国初有报纸的时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五经四书一样，一字一字地高声朗诵。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念一天也念不完。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能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所以，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下面所说的就指值得精读的书而言。

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流传了下来。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心里觉得奇怪，怎么古人写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所作的东西，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为历代群众所推荐，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被刷下去了。现在我们所称谓“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书之中还要有些被刷下去。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它们都是榜上有名的，我们只能看现在的榜。

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须要精读的书。这就是要一本一本地读，所以在一个时间内只能读一本书，一本书读完了才能读第二本。在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就中国的汉语笼统地说，有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古代汉语统称为古文。详细地说，古文之中又有时代的不同，有先秦的古文，有两汉的古文，有魏晋的古文，有唐宋的古文。中国汉族的古书，都是用这些不同的古文写的。这些古文，都是用一般汉字写的，但是仅只认识汉字还不行。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要先作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的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罗嗦。这个缺点倒有办法可以克服。只要他不怕罗嗦就可以了。好在笔墨纸张都很便宜，文章写得罗嗦一点无非是多费一点笔墨纸张，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就没有法子克服了。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总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比如一个人说，他牙痛。牙是一个概念，痛是一个概念，牙痛又是一个概念。其实他不仅止于牙痛而已。那个痛，有一种特别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范围，有一定的深度。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无论怎样罗嗦他也说不出来的，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可再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映。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反映、体会和判断，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从前有人说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

这个农户曾经殷实，人丁兴旺。老头子养了满堂儿孙，到该走的时候就走了，而老婆子却没完没了地活着。她的可怜的、让人讨厌的存在似乎永远不会有尽头。

本来是她和老头子建立并且主宰这片家业——有打谷场、空心柳、粮仓、三栋连成一体的没有烟囱的木屋、圈满膘肥体壮的家畜而且畜粪积得很深的极其简陋的牲畜院。如今那宽敞坚固的房子早已住得塌陷下去，变成一个肮脏的安乐窝。他俩曾经年轻，漂亮，精明，厉害;后来在越来越多、翅膀越来越硬的后辈中间渐渐就不起眼了，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在那件事情上向他们让步，终于完全退出舞台，衰弱了，憔悴了，驼背了，躲到高板床或者炉炕上去，起初是回避家里的人，后来是他俩互相回避，直到永远分离，各人进各人的坟墓。

老头子死了以后，老婆子觉得活在世上特别别扭，于是把自己的天地缩小到不能再小的程度，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个她在其中变得毫无用处的年轻强大的帝国，是她繁殖起来的。结果好像她是全家最无足轻重的一个，靠施舍活着，只配冬天在炉炕上栖身、夏天管管小鸡、农忙时节看家……谁会怕她，谁会想到她啊!

最后老婆子真的病倒了，毫不虚假地缩在炉炕上，闭起眼睛，呼出烫人的热气……

她终于撒手人寰。

冬天的深夜。这一夜是老婆子在活人中间的最后一夜。外面刮着搅雪风，漆黑一片，村里的人都在睡觉。老婆子家里的人也都在睡觉一一两栋住人的木屋睡满了人，死者居于这冬夜和搅雪风、家里和村里的睡梦和寂静之上：昨天那个可怜的畏畏缩缩的老婆子变成了某种威严的，神秘的，在整个世界上都是最伟大最有意义的东西，变成了某种不可思议的可怕的神灵——死者。

她在木屋中不生火的一边，躺在她的棺材中，像雪一样白，被麦秸芯枕头抬起的头垂向胸膛，白白的脸上显得突出的发黑的眼睫毛投下暗影——她已经远远地走进冥界。棺材停在桌子后面靠窗的一张长板凳上，盖着一块从教堂租来的朽薄了的织锦，上端是圣像。桌子上点着一大把蜡烛，就粘在桌面上，烛火燃得炽热而不安。窗外刮着彻骨的搅雪风，黑糊糊的窗玻璃因为外面结了冰花而闪闪发光。

圣诗由死者的小儿子一不久前才结婚的加夫里尔来念诵。他一向是家中最明理、最整洁、脾气好、爱读书爱做礼拜的人，不该他念该谁念?他很自然地来到这边冰冷的屋里，当时一点也不害怕单独与死者度过这个漫漫长夜，甚至根本没有去想这个夜晚，没有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他很快就感觉到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注定要发生而又无法挽回的事情。

他站在这里就着炽热而颤抖的烛光念着，不停地念着，总用一个调子——他按教堂的规矩提高嗓门，然后就用这个高调一直念下去，他念着，既不明白自己念的是什么，又停不下来。

他感觉到他已经无法逃脱，不仅在这冰冷的屋里，就是在整个世界上他也完全是一个人面对着这个可怕的东西，尤其可怕的是这个东西是他的亲娘，夜很深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无法指望哪个人来保护他、帮助他。

他出了什么事呢?是他自不量力，决定在人人都睡去的深夜到死者跟前来念经，结果吓得动弹不得吗?不是，这里发生了可怕得多而又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奇迹，他不是被吓呆了，而是被他亲眼看到的奇妙的神秘现象惊呆了。那个可怜的，个子小小的，因为年老，胆怯、不能自理而虚弱无力，多少年来几乎没被这个年轻力壮得粗野的大家庭中的任何人看在眼里的女人，如今在哪里?

躺在糊了一层有些白色十字架和有翼小天使头像的雪青色棉质天鹅绒的新的漂亮棺材里一声不吭的，难道就是前天还缩在炉炕上的她?不，她已经变容，世上的一切，整个世界也为她变容。而加夫里尔独自一个人在这个已经变容的世界上!

加夫里尔被魔法囚禁在这个变容的世界上，他必须在这里站到天亮，不停地念诵，用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的不寻常的、瘆人而庄严的语言，对于活人却是凄惨不祥的语言。他打起全副精神，以便不停地念、看、听自己的声音，坚持站下去，同时整个身心越来越深地感悟着如同某种礼拜仪式在他体内和眼前产生的使人心荡神迷得无法表述的东西。突然间，盖在死者胸部的织锦慢慢地起来了，接着又以更慢的速度落下去——是她在慢慢呼吸!烛火也升得更高，变得更亮，同时颤抖着，闪着耀眼的光，周围的一切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使人的头脑、两肩、两脚发僵。加夫里尔有知觉，他还能思考，认为是外面在刮搅雪风，寒风吹进窗来，是他的呼吸掀动了织锦，吹到了烛火。不过这风毕竟也是死者，是从她那儿来的非人间的、像死一样纯净的、冰冷的气息，是她此刻要起来审判整个世界，属于活人的整个因其和无常而可鄙的世界!

现在加夫里尔还显得年轻，一头灰发梳得整整齐齐。他不管经营，把家务交给了兄弟们和妻子。他选择了不愁吃穿的，他不必去干的活儿，然而是他唯一喜欢的活儿——当驿站马车夫。

他总是在途中，而大路，远方，随着季节变换的天空、田野和树林的景色，大车或者雪橇的驭座，两匹忠于他的聪明的马的奔跑，车铃的叮当声，与令人愉快的乘客的长时间交谈——这些就是永远不会背叛他的幸福。

他为人朴实而亲切。他的脸干干净净的，瘦瘦的，一双灰色眼睛诚实而明亮。他不唠叨。但是乐意对投合的人讲讲那难以表达而实际上十分奇妙的像圣诞节故事一样的东西，是他母亲在活人中间的最后一夜他在母亲的棺木旁体验到的。

在英国洗一次车多少钱？Google会告诉你，均价5英镑左右。不过，如果你拥有的恰好是玛莎拉蒂、劳斯莱斯之类的顶级各车，或你惯于粪土金钱凡事都追求最奢华的享受，那么GurchamSahota提供的洗车服务绝对值得一试。

30岁的Gurcham Sahota看上去和英国其他洗车工人没什么不同，穿着一样的制服，摆弄着瓶瓶罐罐。脸上挂着职业的微笑。但Gurcham提供的全套洗车打蜡服务价格却是其他同行的上千倍——每次7200英镑！究其原因，绝非Gurcham天赋异禀，而是他提供的服务确实非同一般。洗车这种技术活儿到了Gurcham手里，愣是变成了一门艺术。

在从事洗车这一行之前，Gurcham是伯明翰大学的普通大学生，专业是和洗车风马牛不相及的会计。但他从小就酷爱洗车，不仅清洗自家的车，还免费帮邻居清洗。在他看来，洗车是一种莫大的乐趣。大学毕业后，Gurcham放弃了别人眼中稳定而体面的会计工作，决心在洗车这一行干出点名堂来。而父母也为他的热情所感动，同意把家里的车库免费借给他，供他改装成先进的高科技洗车房。这间洗车房不但配有清洗车底的专业修车坑道，地板和墙壁也使用了增加反光度的进口意大利材料——为了达到完美的洗车效果，Gurcham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5年前，Gurcham聪明地以免费推广的形式迎来了第一笔洗车生意。他央求家乡的阿斯顿马丁汽车经销商准许他试洗一辆DB9。效果好得惊人。经销商遂将他推荐给自己的客户，自此，Gur—cham声名鹊起。富人们驱车数百公里，只为一享他的洗车服务。

“这些人来找我，就是为了享受最好的服务。如果你拥有一辆价值50万英镑的名车，你也会愿意付出高价钱来保养。”Gurchram所谓的最好的服务包括一整套繁琐的流程。首先，他用专业去污剂擦掉车体上的所有顽固污渍，然后把高级羊毛布浸泡在中性洗涤剂中，反复轻轻擦拭车身。清洗车身的水温必须保证在摄氏40°～140°之间，具体温度由车身不同部位的要求而定。清洗车轮的蒸汽温度则恒定在摄氏150°。使用特制的吹风机烘干车身后，再进行打蜡，打磨两次，抛光三次，以确保车蜡厚度绝对均匀，最后将一种特制的黏土附着在车蜡上，使得整辆车的表面绝对光洁。上述程序会一连重复5遍。

执行这套繁琐的流程时。Gurcham借助许多工具。除了100多种清洗剂，他甚至配备了一台通常只有法医才会使用的高倍显微镜和巴西进口的顶级抛光蜡——高倍显微镜价值5000英镑，使用时需要连接电脑，用来找到肉眼看不见的污渍与刮痕，因为“一辆名车需要追求每一个细节的完美”。巴西抛光蜡的价格更是高达每桶8000英镑，只为追求上蜡效果绝对“闪亮动人”。Gureharn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名车的主人找他保养车辆，并非为了驾驶。而是为了展示与炫耀。

Gurcham的经历无疑印证了一句古话——行行出状元。事实上。只要肯用心。勇于追求完美，即便是洗车工也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读了《名人故事》后我了解了许多不认识的名人。他们刻苦的学习和顽强的探索的精神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中。

这是一本讲述中外名人小故事的书。有伟大的孔子，修建长城的秦始皇，古代诗人李白，外国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丹麦作家安徒生等许多名人。其中有我一个最喜欢的科学家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牛顿的天才和伟大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苹果如果砸在我们头上，我们可能会一怒之下把它抛的远远的，或是一口把它吃掉，但是牛顿却没有，他想了想为什么苹果不往上飞，而是往下砸。然而这个苹果让他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牛顿是一个科学巨人，但他很谦虚，他说：”自己只是一个在科学大海上捡贝壳的孩子。如果自己比别人高，也是站在巨人的肩上。“

自从我读了《名人故事》后发现，这些名人都是仔细观察，发现奥秘后，才赢来的成果。在学习和生活中，因为我们常常受一点挫折就放弃，所以我们要向他们一样有着坚持不懈的精神去迎接挑战。

魏文侯讲诚信

战国时代，魏国的第一个国君叫魏文侯，由于他处处诚信待人，无论当官的还是普通百姓，都敬重他，魏国因此迅速强大起来。

有一次，他和管理山林的人约定，次日下午到郊外去打猎练兵。到了次日，下朝后举行宴会，魏文侯准备在宴会一结束，就去打猎练兵。可是，宴会快结束的时候，天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看看快到中午了，雨还是不停，而且越下越大，魏文侯起身对席间的众臣说：“对不起，我要告辞了。赶快准备车马，我要到郊外去打猎练兵，那里已有人在等我了。”众臣一见国君要冒雨出门，都走上来劝阻。这个说：“天下这么大的.雨，怎么能出门呢?”那个说：“去了也无法打猎练兵!”魏文侯看看天色说：“打猎练兵是不成了，可是得告诉一下那位管理山林的人哪!”众臣中有一位自告奋勇的人说：“那好，我马上去告诉。”魏文侯把手一摆说：“慢，要告诉得我自己去。昨天是我亲自跟人家约定的，如今失约，我要亲自跟人家道歉才行。”说完大步跨出门外，顶着大雨往管理山林人的住处去。

一本散发着墨香的语文书放在我的面前，我好奇地拿起来翻阅着。呵，一篇篇文章多么生动、优美！特别是爱迪生这篇课文更深深地吸引了我。

爱迪生只上了三个月的学，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饥饿、流浪的痛苦，有数不清的令人沮丧的失败，可他一心热爱科学，凭借信心和执着踏踏实实地前进。每次试验，爱迪生几乎废寝忘食。肚子饿了，忘食。肚子饿了，就胡乱吃点东西，眼皮重得撑不起来了，就在桌子上打个盹儿，是呀，山是一步步登上来的，船是一橹一橹摇出去的。 人贵有志，学贵有恒，我从中悟出了这个深深的道理，而我，虽然有过美好的理想，远大的志向，但惰性大于了我的斗志，学习上遇到难题，我从不刻苦钻研，有时拿同学们的作业抄袭，以敷衍了事。我对所学的知识不能牢固掌握，考试成绩总不理想。我曾有过苦恼，掉过眼泪，但是始终找不出真正落差的原因。此时此刻，我才深深的体会到，水滴集多成大海，读书集多成学问，更深深地懂得汗水是把愿望变为事实的条件，不付出血汗，就不会有智慧和灵感，也不会产生天才。

我要向爱迪生学习。记得爱迪生说过，天才是99%的血汗，加上1%的灵感，我将把它铭记在心，它将激励着我下定决心、克服困难，用勤奋创造成功，这，就是我的理想。

生命的欺骗

办公室外面，有一棵碗口粗的大叶紫薇。

随着阳春三月渐近尾声，紫薇树旁边的大叶榕新长的叶子已是满眼翠绿，而那棵紫薇依然枯瘦萧杀，干巴巴的枝干上残留着数不清干枯龟裂的果子。办公室在二楼，两棵树的树冠恰好能够时不时映入眼帘。强烈的视觉对比常使人产生一种季节的迷惑，也常常让我怀疑那棵大叶紫薇是否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是否真的被白蚁蛀蚀，在这个荡漾生命绿色的季节里，以毕剥的形态宣告自己的死亡？

隐约记得也是去年的这个时候，紫薇已经纤细的躯体上已经铺满了浓浓的春色。还记得绿色遍身的紫薇不久后就绽放出惹眼的大片大片的红花，那个热闹和惬意常常使我对这株紫薇充满了难忘的期待。而今年，现在，莫非这株紫薇真的消亡了吗？

两天前，和岑老师站在楼道里聊天，还曾经面对着紫薇树唏嘘慨叹了好久。紫薇树的枯枝就伸展在我们的眼前，看上去已然没有了任何生命的迹象。岑老师伸手捉住几根枝桠，稍一用力，树枝就在清脆声中断落在手中。我们细细看去，整个的枝茎中没有任何的潮湿和水分，更没有点点绿色。于是我们认为这棵紫薇真的枯死了，我还记得岑老师又弄断了很多的枯枝，准备用作少年军校学员们野炊时的引火燃料。

周一回到学校，暮春四月才刚刚开始。当钥匙插入了铁门，准备打开办公室大门的时候，眼睛的余光不经意地瞄了一眼旁边的紫薇。刹那，我的视线凝固了，身体也为之一颤：那棵两天前就已断定枯死的紫薇树的枝干上，竟然爬满了细微嫩绿的新芽。叶芽如此之小，在满眼枯黄之中显得如此单薄和宁静，在灰黑色的果子的遮掩之下，那一点点的绿色竟然勃发出无穷的力量。很长的时间里，我竟然忘记了开门，学生在我身边陆续经过不断问好，我也竟然毫无反应。我似乎又依稀看到大片大片的红艳艳的紫薇花，似乎又感受到了即将盛开的生命的颜色。

生命的欺骗我兴奋地把我的发现第一时间告诉了岑老师，感叹着紫薇的生命竟然如此坚强，竟然如此充满了欺骗。记得那天我还和岑老师商量着紫薇树的“后事”，讨论着该为这片即将空置的土地上种植哪种树木。而今天，紫薇就以点点的绿色嘲弄了我们的浅薄与悲观。

也许错不在我们，也许学校很多的师生如我们一样，在期待中渐渐麻木，在期待中放弃了希望。难道我们能怪罪那棵依然安静的紫薇，怪罪它以时间和外表掩饰生命的光辉？

行文至此，我恍然顿悟：也许，这就是生命的欺骗。之所以被蒙骗，恰恰是我们充满了对紫薇树当下的期待，在于我们太相信表象，太相信自己的经验和直觉。

每年，我都记得那棵紫薇会缀满绿叶，会绽放花朵，但是却忘记了具体的时间。于是，春暖花开，满眼皆绿的时节，眼中就容不下紫薇的枯黄依旧，就断定它已然死亡。难道，我们对所有的植物，都是必须充满相同的期望？

从折断的树枝上，我们没有窥探到一丝丝活着的证据，于是断定它已死亡。难道眼见必然为实？难道紫薇就不能以它特有的方式注释它特别的生命特征？

我们是否也在以这种眼光审视世间的一切，是否也以此种浅薄和呆板看待我们身边的一个个生命？

假如孩子并没有如我们所愿的那样去生活、去学习、去行动，我们是否也在意识当中慢慢否定孩子，是否也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草率地添加上一个句号？如果孩子表现出种种不理智、不合常规的所谓“问题行为”，我们是否曾经轻狂地在心中说过：“这人完了！”

是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欺骗，我们所面对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会显露出太多太多的假象。有时未必是孩子的本意，有时却又是孩子无意识中对生命的呐喊与对抗。而作为教育者，必须对孩子充满期待，必须在心中为孩子勾画美好的生命未来。

可以想见，紫薇树上淡淡的新绿会逐渐蔓延和传染，紫薇花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吐露芬芳。而我，依然可以在疲劳和烦闷的时候，感受生命的力量。但是我们，一个个在小学从事着平凡工作的普通教师，能否透过了生命的假象，撇去刻意的欺骗和掩饰，永远是充满期待与希冀地对待一个个勃发内在生命秩序的鲜活生命？

几年前，濮存昕凭着自己在电视连续剧《来来往往》中的出色表演，红透了半边天。各种片约雪片似的飞来，制片商为了拉他加盟，较着劲儿提高片酬。而濮存昕却谢绝片约，一心一意做他的公益事业，令很多人困惑不解。

在演艺界，濮存昕是个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人，很多重大的公益慈善活动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其实，做公益慈善事业，对于濮存昕来说，已经是一种日常生活，不管多忙，哪怕推掉报酬丰厚的片约，也要抽身完成自己的公益慈善计划。

一天，一位制片商朋友带着剧本、合同、片酬定金，特地赶到北京来找濮存昕，想重金请他出演一部完全可能火暴的情感电视连续剧的男一号。而濮存昕却不管朋友怎么恳求，就是一个劲地婉拒：“对不起，不是我不想演这部戏，而是我正在做‘防艾大使’公益活动，有很多事情要忙，确实没有时间演戏，怕耽误你的拍摄，你还是另请演员吧。”

濮存昕态度坚决，但是，制片商朋友还是不甘心地直言相劝道：“恕我直言，一个人难得几个事业高峰，你目前这么走红，是机会难得啊。就像一锅水烧到了99摄氏度，再添一把火就到100摄氏度了，而我这部戏，很可能就是这一把火，如果冷一下，温度就降下去了。现在影视界是人才济济，各领风骚一两年，你不抓住机遇，也许过不了几年，别人就取代了你，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濮存昕听罢，笑着说：“我做公益事业，是自己自觉选择的，就是自己的事业，我不会后悔的。这世界有赚钱的事，有不赚钱的事，来钱的事需要人去做，不赚钱、赔钱的事也要人做，如果大家都去做赚钱的事，不赚钱的事没有人去做了，恐怕世界就没有钱赚了。”朋友见无法说动他，又问道：“你这样做的价值在哪里？你多拍戏，多赚钱，有了钱多向慈善机构捐善款救济穷人，不也一样吗？何必自己亲历亲为，影响了自身事业？”濮存昕固执地摇头答道：“不一样，我们身边不缺有能力做慈善公益的人，而是缺少愿意做慈善公益事业的人，所以我才要亲历亲为，想唤起全社会做公益慈善事业的热情，这比捐多少钱都有意义。”

制片商朋友只好失望地离开北京，另外去找主角了。电视剧拍摄成功，投放市场，果然火了，在剧中饰演角色的演员们都借此走红，身价倍增。濮存昕很真诚地祝贺朋友成功，没有半点后悔之意。

几年后，濮存昕去上海参加一个慈善公益活动，又与那位制片商朋友相逢了，两人相约走进咖啡厅聊天。制片商朋友见濮存昕虽然拍戏少了，但是观众并没有忘记他，只要有他的角色，照样火，不由感叹道：“存昕啊，我服你了，好多人削尖脑袋上角色，而你却不断拒绝角色，观众还那么认可你，喜欢你，你真是演艺界的常青树啊！”濮存昕听了，谦虚一笑说：“什么常青树，其实我这些年担任了国家青年话剧院的领导职务，演话剧多，演电视剧少了。可能是我经常在公益活动中露脸，观众忘记了我的角色，记住了我本人这张脸吧。”制片商朋友突然问起了另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人，但是像你这样执著，把公益慈善当作自己事业的人还真是不多见。你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濮存昕淡淡一笑说：“报恩。”

濮存昕见制片商朋友惊讶不已，马上撸起自己的裤管，让他看自己的两条腿，他的两条腿很明显地一粗一细不太对称。接着，他动情地说起了自己的身世：“我儿时得过小儿麻痹症，一条腿险些残疾了，走路很困难，我是凭着不断治疗和锻炼恢复正常的。在我最困难的日子里，不知得到过多少善良人们的无私帮助和鼓励，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鼓励，没有他们的风雨相伴，我一步也走不出。今天我成功了，有了帮助别人的能力，一定要以报恩的姿态，去无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谜底揭开了，濮存昕不用投桃报李的传统方式报答当初帮助过他的人，而是用执著于社会公益事业来实现报恩目的，他的报恩最终演绎成了人间大爱，显得更加珍贵。作为一个具有感恩品德、善良心地、大爱情怀的演员，没有理由不得到人们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