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苏格拉底的习惯【通用20篇】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小时候是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孩子中，除了其他原因外，不懂就问的学习习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列宁小时候是一个认真学习的孩子。 列宁在学校里，每门功课都学得很好。老师讲课，他用心听。老师留的作业，他认真做。 列宁做完学校里的功课，还读许多课外书。他常常把书里的故事讲给别人听。他爱书里那些勤劳勇敢的人，拿他们做自己的榜样。 列宁十分爱护书。他从来不把书弄脏，也不把书到处乱扔。

有一次，他和几个小朋友挖到了一个屎克螂的窝，里面有很多圆圆的粪球。有个同学问：“屎克螂为什么要把粪球滚到窝里去呢?”大家都答不上来，他把列宁给问住了，他答应第三天把答案告诉大家。他回家后，先是向哥请教,又找来好多书籍查找。第二天，他带来了答案：原来是屎克螂把狼卵产在屎球上，幼虫孵出来后，即把屎球当食物。同学们都满意地笑了。

段祺瑞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者是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里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大洋。当时的市价是二百五，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老先生大叫一声，让他滚蛋。到了选举的前一天，果然收到四百大洋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后腿刚走，老先生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两天后，钱被他花了个精光，这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气歪了嘴，他跑至辜家，大骂辜鸿铭寡信，问他“立的什么诚?”(辜鸿铭号立诚)。老先生二话不说，顺手操起一根粗木棍，往那留学生小政客身上打来，口里大声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我辜鸿铭如此之卑贱吗?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木棍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答应人家的事，无论如何也要做到，这涉及一个人品质的问题，辜鸿铭答应了卖票，看似就应该遵守诺言，把选票给买主，但老先生却违背承诺，不守信用。其实，这是对原则的坚守，对大是大非的明辨，不为小人守信，捍卫千秋大义，没有“拿人手短”，值得我们敬佩。

1926年11月，应厦门集美大学校长叶渊的邀请，鲁迅前去参加演讲，办学方针保守的叶渊，自知鲁迅是一位“思想前进的文人”，为了不使对方的演讲与自己的观点相左，特地先请鲁迅吃饭，然后才带他进礼堂。但鲁迅登台就讲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听说叶校长办学很拘束，学生极不自由，恕不敢加以赞同……刚才叶校长又请我吃饭。吃了人家的东西，好像要说人家的好话，但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对于叶校长办学的方法之错误，以及青年身心的发展，和参加社会的活动必要等等，我仍旧是非说不可的。”鲁迅身处恭维、殷勤的包围圈，头脑却保持一以贯之的清醒，言论绝不受时势的左右，只说自己“要说的话”，不管别人如何枉费心机。也正因此，才使他的演讲同他的文章一样，保持了一位思想家的品格，大师精神境界的崇高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北宋时期，诗人晏殊与史学家宋祁既是上下级，又兼有师生之谊，旦夕相聚，关系非同一般。有一年中秋夜，晏殊邀请宋祁赴宴，饮酒赋诗，玩了一个通宵。可是第二天，晏殊被罢相遭贬，身为翰林学士的宋祁奉命草拟罢相敕书，按说吃了嘴软，念及旧恩，该“笔下留情”吧，然而《西清诗话》说宋祁挥毫之际，昨夕余醉犹在，仍秉笔直书，指斥晏殊肆意敛财和借军事谋利。私交为私交，大义归大义，昨夜喝了你的酒，今天照样揭你的老底。后来晏殊落难，众人避之不及，唯有宋祁不避耳目，公开宴请晏殊，送行三十里，在私交和国事之间，宋祁对事不对人，不因私交违背国事，也不因国事影响私谊，光明磊落，坦荡分明，为后世尊崇的道德典范。

人是社会动物，又是感情动物，在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礼尚往来，在所难免。都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面前，不能因为是朋友，或者吃了、拿了，就不讲规矩，不顾原则，不分黑白，说一些违背底线、颠倒是非的话，做一些违反法律、道德的事，向大师学习，坚守自己的标准，只要理不短，吃了嘴不软，拿了手不短。

爱因斯坦

他的成功，与他从小就有刻苦自学的习惯是分不开的。11岁时，他就读完了一套通俗科学读物，并对科学开始发生兴趣。12岁时，他又自学了欧几里得几何。此外，和现代的孩子们相比，他个性重视哲学的阅读，13岁时就开始自学康德的哲学了。他还根据自身的特点、志向和兴趣，把精力集中在物理学的学习上。结果他在物理学方面果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爱因斯坦在读书学习时不搞不必要的死记硬背，经常爱和同学在一齐讨论，使他感受到互补的乐趣。

竺可桢出生在浙江绍兴东关镇。小名叫阿熊。镇上的私塾先生为他起了个大名叫可桢，意思是应该做一个坚实的柱子、国家的栋梁。小可桢1岁半，父亲就教他认字。有一天，父亲外出，走前对竺可桢说：可桢，今天不教你认字了，放你一天假。正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小可桢，硬要父亲教他认几个字再走。竺可桢3岁时，已经认识不少的字，而且会背诵好多唐诗。竺可桢5岁进了学堂。学习可用心了，门门功课都是成绩优良。他的哥哥是乡里的秀才，平时经常指导竺可桢写字做文章。有一次，哥哥教他学造句，一直到天亮，鸡叫了他才肯回房睡觉。这么肯学的孩子，还真不多。小竺可桢身体瘦弱矮小，有的同学嘲讽他：好一个寒酸小矮子，准活不过20岁这几句话刺痛了竺可桢，他发誓要锻炼身体。连夜订了个锻炼计划，每天早晨鸡一叫就起床跑步、做操。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体质明显增强。同学们再也不喊他小矮子了。

小学毕业后，竺可桢进入上海澄衷学堂。1909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

这个学堂的老师都是英国人，从教材到上课全是英文，不准说中国话。英国老师叫学生，不喊名字，只喊编号，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待，竺可桢气愤万分。他深深感到，中国不富强，就会被人欺侮，于是发奋读书，加倍用功，发誓要为中国人争气。

1910年，竺可桢到美国留学，在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农学院学农业。后来，他发现农业跟气象关系密切。1913年秋，他在农学院毕业后，考上哈佛大学研究院的地学系，攻读气象学。1918年，竺可桢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

回国后，在南京东南大学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王羲之大约5岁的时候，就拜卫夫人为老师学习书法。他的书法进步很快，7岁的时候，便以写字而在当地小有名气了，很得前辈的喜爱和夸奖。

王羲之在11岁的时候，就读了大人才能读懂的《笔说》。他按照《笔说》中所讲的方法，天天起早摸黑地写呀，练呀，简直都入了迷。过了一段时间，看看自己写的字，与以前写的比较，果然有些变化。一天他的老师卫夫人看了后吃了一惊，对人说：“这孩子一定是看到书法秘诀了，我发现他近来的字，已达到成年人的水平了，照这样发展下去，这孩子将来在书法方面的成就一定会淹没我的名声的。”

王羲之并没有因老师称赞而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他临帖更用心、更刻苦了，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有一次吃午饭，书童送来了他最爱吃的蒜泥和馍馍，几次催他快吃，他仍然连头也不抬，像没听见一样，专心致志地看帖、写字。饭都凉了，书童没有办法，只好去请王羲之的母亲来劝他吃饭。母亲来到书房，只见羲之手里正拿着一块沾了墨汁的馍馍往嘴里送呢，弄得满嘴乌黑。原来羲之在吃馍馍的时候，眼睛仍然看着字，脑子里也在想这个字怎么写才好，结果错把墨汁当蒜泥吃了。母亲看到这情景，憋不住放声笑了起来。王羲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听到母亲的笑声他还说：“今天的蒜泥可真香啊!”

王羲之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勤学苦练，临帖不辍，练就了很扎实的功夫，这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华罗庚 1910 年，华罗庚出生在江苏省的一个小县城——金坛。他小时候，家中清贫，父亲在小镇上开了个 小杂货铺，代人收购蚕丝，一家人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华罗庚上初中时，对数学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他 的老师王维克很器重这个聪明机灵的少年，常常单独辅导他，给他出一些难题做，这使少年华罗庚得益匪 浅。

华罗庚在金坛中学念完初中后，因家里无力再供他上学，只得辍（chuò）学到父亲的小杂货店里帮 助料理店务。可这位酷爱数学的年青人，人虽然守在柜台前，心里经常琢磨的还是数学。王维克老师借给 他几本数学教材：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一本微积分。华罗庚便跟着这几位不会说话的老师步入了 高等数学的大门。华罗庚 18 岁那年，在王维克老师的帮助下，到金坛中学当了一名会计兼管学校事务工作。

他曾回忆当时艰难的生活：“除了学校里繁重的事务外，早晚还要帮助料理小店的事务。每天晚上大约 8 点 钟才能回家。清理好小店的帐目之后，才能钻研数学，常常到深夜。”不久，金坛县流行伤寒，华罗庚不幸 染病，卧床半年。后来病慢慢好了，可是左脚却弯曲变形，落了个跛足的终身残疾。

华罗庚在贫病之中刻苦自学，不但读了许多书，而且还勤于独立思考，敢于向权威挑战。19 岁那年， 他发觉一位大学教授的论文写错了。便把自己的看法写成一篇文章，题目叫《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 解不能成立之理由》，于次年发表在上海的《科学》杂志上。随后，华罗庚又连续发表了几篇数学论文， 署名“金坛人”。

这个在数学论坛上崭露头角的“金坛人”，引起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注意。当他打听到 这个数学奇才原来是个只读过初中的小青年时，深为震惊，便写信邀华罗庚来当时北平的清华大学数学系 当管理员。到清华后，华罗庚的进步更快了。他自学了英语、德语。24 岁时，已能用英文写作数学论文。

25 岁时，他的论文已引起国外数学界的注意。28 岁时，他当上了西南联大教授。后来，他又被熊庆来教 授推荐到英国剑桥大学去深造。

华罗庚成功了！在走过坎坷的自学之路后，他成了世界著名的数学大师，国外数学界这样评价他：“华 罗庚教授的研究著作范围之广，足可使他堪称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之一”。 40 年代后期，华罗庚应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之聘，在那里当教授。华罗庚在那里有着优异的生活、科 研环境：他的住屋有 4 间卧室，2 间浴室，还有一间可容纳五六十人开酒会的客厅。大学还给他配备了 4 个助手、1 个打字员。

但是，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华罗庚却不再留恋美国的优异条件，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程。

他说：“为了抉择真理，我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应当回去！” 1950 年的一天，这位已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著名教授，在填写户口簿时，在“文化程 度”一栏里写了“初中毕业”4 个字。这虽然使许多人惊讶不已，却是事实：他的的确确只有一张初中毕业证 书。这位数学大师的数学知识，几乎都是通过自学获得的！ 1983 年 10 月，华罗庚重游美国，接受了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荣誉称号。这是美国科学院 120 年 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荣誉称号授予一位中国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长在向华罗庚致赞词的时候说：“他是一 个自学出身的人，但他教育了千百万的人们。”

文公重耳是春秋五霸中的一位，他四十三岁那年遭陷害被迫逃出晋国，在国外流亡了十九年，后在秦穆公的帮助下结束流亡生活，回到国内掌握了政权。重耳即位后，对跟随他流亡的文武大臣分别封官赐赏，功劳大的封采邑，功劳小的也尊爵位，可偏偏忘掉了一个人，这人就是介子推。介子推在重耳流亡期间一直跟随着重耳。当年重耳流亡路经卫国时，饿得实在受不住了，又找不到吃的，介子推便忍痛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给重耳煮汤吃。功劳这样大的人，重耳怎么会给忘记了呢?

原来，介子推在和重耳一块回到晋国都城绛都后，只朝见过一次重耳，以后便托病在家，编织草鞋，伺候老母。重耳封赏功臣时，别人都整天缠着重耳争赏赐，介子推却躲得远远的。他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曾劝他去见做了国君的重耳，介子推厌恶争功夺禄，他对母亲说："晋文公得晋，是上天的意思。现在有的人争权夺利，真不知羞耻。我不敢贪天之功为已有，既不想官，又不想利，去见他干什么呢?我甘愿终身编织草鞋，奉养老母。"母亲见儿子态度这样坚决，品德这样高尚，便不再说什么了。母子二人商量了一下，介子推便背着老母亲上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境内)，发誓终身隐居此地，再不出山。

后来，重耳经人提醒，想起了介子推，就派人四处寻找。得悉介子推在绵山隐居后，又亲自带人上绵山寻找。许多人找了好几天也没发现一点儿踪影。于是，有人建议用放火烧山的办法把介子推引出来，重耳采纳了这个建议，下令放火烧山。但介子推和他母亲始终没有出来。火灭后才发现他们母子二人死在一棵大树下，重耳十分伤感，下令在绵山为介子推建立祠庙，并传旨：把绵山之田收来的钱粮，统统作为介子推的供祭之用。

烧山那天，正是农历清明节前一天。后来，老百姓为了思念介子推，每年清明节前一天都禁烟止火，只吃冷食。久而久之，相沿成俗，这就是"寒食节"的由来。

茅盾（1896～1981），字雁冰，浙江桐乡人，中国文学巨匠，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小说、散文。其中《子夜》《林家铺子》《白杨礼赞》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他原名沈德鸿，茅盾是发表第一部小说《幻灭》时使用的笔名。

童年时代的茅盾，就表现出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以及非凡的文学天赋。在上小学时，茅盾就爱看旧小说。他家屋后有一间堆放破烂的小屋，不知哪位叔祖在那里放了一板箱杂七杂八的书籍，其中就有《七侠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之类的旧小说，茅盾找到了这些书，立即被其中动人情节吸引住了，他爱不释手，有空就偷偷翻看。过去，这些旧小说被称为闲书，父母一般是禁止自己的子女看的，认为那些书不是正经的学问，看了无用。茅盾的父亲主张搞实业，希望儿子将来学理工科，也不主张茅盾看这些闲书。但

他的思想比较开明，当他知道茅盾喜欢看旧小说时，并没有严厉禁止。他认为小孩子读读这些闲书，虽无大用，也可以弄通文理，所以，他又把一本石印的《后西游记》拿给茅盾看。

9 岁的时候，有一次茅盾跟他的母亲一起到舅舅家去度夏。茅盾的舅舅是个中医，家里也有不少旧小说。茅盾在那里找到了《野叟曝言》，只花了三天半时间就读完了。这是清代的一部通俗小说，共一百五十四回，约一百万字，曾自称“天下第一奇书”。茅盾的舅舅知道他很短的时间就看完了《野叟曝言》，也很是吃惊。从此对他刮目相看。这种广泛的、大量的阅读，不仅提高了茅盾的文学素养，而且也在无形中培养了他的写作能力。在小学里，茅盾的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每次考试他总能得到奖品。特别是他的作文更是出名。有一年茅盾遇上了童年会考，他参加了这次隆重的考试。会考的作文题是《论富国强兵之道》，茅盾很快就写了一篇四百多字的议论文，文章的最后一句是“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主持会考的老师对茅盾的文章大加称赞，并在最后一句上加了密圈，写了如下评语：“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进入中学后，茅盾在名师的指导下，更加广泛地学习了中国古典文学，他的作文水平也突飞猛进。在湖州中学读书时，他幸运地遇上了钱念劬先生。钱先生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作过外交官，通晓世界大事，学贯中西，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大学问家。有一次钱先生让茅盾他们作文，却不出任何题目，他让学生们自己选题，任意写，很多学生对此作文茫然不知所措。茅盾却借鉴庄子《逍遥游》中的寓意，写了一篇五六百字的文章，题名《志在鸿鹄》。文中写了一只大鸟展翅高飞，在空中翱翔，嘲笑下边仰着脸看，无可奈何的猎人。这是一篇寓言，茅盾借对大鸟形象的描写，表现了自己的少年壮志。而且，文章的题目又与茅盾的名字德鸿暗暗相合，因此，茅盾也是借此自抒胸臆。这篇文章思想高远，想象丰富，形象生动。钱念劬先生很是赏识，写了如此批语：“是将来能为文者。”钱先生的预见没有错，茅盾以后果然成为著名文学家。

湖州中学还有个文学修养很高的杨笏斋老师。茅盾曾跟着他学习写骈体文。有一次茅盾写了篇题为《记梦》的骈文，写自己暑假回家，到外祖母家歇夏，外祖母家的宝姨乘机出了一副对联考他。上联是“万事福兮祸所伏”，下联是“百年力与命相持。”要他指明上下联的出处。他指出上联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下联出自列子《力命篇》。宝姨又问他：“这‘命’字易解，‘力’字指什么？”他答不上来，说去问妈妈。这时外祖母叫吃西瓜，宝姨拉着他便走，走在门槛上绊了一下，梦就惊醒了。文中写的这个梦虽很平常，但其中的考题却并不简单。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能写出这些内容，足见茅盾的知识十分渊博了。杨老师对这篇五百多字骈文也很欣赏，认为构思新颖，文字不俗。

从这些地方都可似看出，少年时代的茅盾不仅有着很高的天赋，而且有着远大志向和刻苦学习的精神。后来，茅盾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时曾说过：“如果有谁不觉得整个世界是他的，那他一定不是好中学生。”

在祖国的大地上，一个瘫痪女孩谱写的高昂生命之歌，震撼了亿万青年的心灵，人们从她身上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使自己情操变得更加高尚。她是谁？她就是八十年代的新雷锋--张海迪。

命运向张海迪挑战。五岁时，她就得了硬脊膜外血管病变。此后的十六年间，她先后动过四次大手术，摘除了六块脊椎板，使她从第二胸椎以下，即占三分之二的躯体失去了知觉。

张海迪的命运是很不幸的，可是在党和人民的抚育、关怀和帮助下，她没有沮丧，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向命运挑战。她克服种种困难，自学了小学和中学的基本课程，阅读了一千多册政治、文学、医学、外语等方面的书籍；自学英语达到大学程度；翻译了十六万多字的英文作品和资料；她还不顾自身的病痛，用自学的医学知识和中医针灸技术，为群众治病一万人次以上。她满腔热情地帮助周围的青年学习、工作和进步，使他们奋起革命精神，在工作中做出贡献。她在高考预选中得四百三十六分而不能跨进校门，却鼓励和帮助别的青年进了大学，她自己不能进工厂劳动，到边疆保卫祖国，却鼓励和帮助别的青年成为先进生产者、战斗英雄。

这是一个奇迹吗？确实是一个奇迹。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样一个不会走路的女孩生活得如此坚强呢？是她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道德信念的驱使。她说过：“只要我活着，就要为人民服务。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愿意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一饭千金

韩信小时家中贫寒，父母双亡。他虽然用功读书、拼命习武，然而，挣钱的本事却一个也不会。迫不得已，他只好到别人家吃“白食”。为此常遭别人冷眼。韩信咽不下这口气，就来到淮水边垂钓，用鱼换饭吃，经常饥一顿饱一顿。淮水边上有个老奶奶为人家漂洗纱絮，人称“漂母”。她见韩信挨饿挺可怜，就把自己带的饭分一半给他吃。天天如此，从未间断，韩信发誓要报答漂母之恩。韩信被封为“淮阴侯”后对漂母分食之恩始终没忘，派人四处寻找，最后以千金相赠。这就是“一饭千金

望梅止渴

有一年夏天，曹操率领部队去讨伐张绣，天气热得出奇，骄阳似火，天上一丝云彩也没有，部队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行走，两边密密的树木和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山石，让人透不过气来。到了中午时分，士兵的衣服都湿透了，行军的速度也慢下来，有几个体弱的士兵竟晕倒在路边。

曹操看行军的速度越来越慢，担心贻误战机，心里很是着急。可是，眼下几万人马连水都喝不上，又怎么能加快速度呢?他立刻叫来向导，悄悄问他：“这附近可有水源?”向导摇摇头说：“泉水在山谷的那一边，要绕道过去还有很远的路程。”曹操想了一下说，“不行，时间来不及。”他看了看前边的树林，沉思了一会儿，对向导说：“你什么也别说，我来想办法。”他知道此刻即使下命令要求部队加快速度也无济于事。脑筋一转，办法来了，他一夹马肚子，快速赶到队伍前面，用马鞭指着前方说：“士兵们，我知道前面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的梅子又大又好吃，我们快点赶路，绕过这个山丘就到梅林了!”士兵们一听，仿佛已经吃到嘴里，精神大振，步伐不由得加快了许多。

故事出自《世说新语假谲》。成语“望梅止渴

悬梁刺股

东汉时候，有个人名叫孙敬，是著名的政治家。他年轻时勤奋好学，经常关起门，独自一人不停地读书。每天从早到晚读书，常常是废寝忘食。读书时间长，劳累了，还不休息。时间久了，疲倦得直打瞌睡。他怕影响自己的读书学习，就想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古时候，男子的头发很长。他就找一根绳子，一头牢牢的绑在房梁上。当他读书疲劳时打盹了，头一低，绳子就会牵住头发，这样会把头皮扯痛了，马上就清醒了，再继续读书学习。

这就时孙敬悬梁的故事。

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名叫苏秦，也是出名的政治家。在年轻时，由于学问不多不深，曾到好多地方做事，都不受重视。回家后，家人对他也很冷淡，瞧不起他。这对他的刺激很大。所以，他下定决心，发奋读书。他常常读书到深夜，很疲倦，常打盹，直想睡觉。他也想出了一个方法，准备一把锥子，一打瞌睡，就用锥子往自己的大腿上刺一下。这样，猛然间感到疼痛，使自己清醒起来，再坚持读书。这就使苏秦"刺股"的故事。

从孙敬和苏秦两个人读书的故事引申出"悬梁刺股

李嘉诚三岁时，家道中落，后来得了重病，不久离开人世，刚上了几个月中学的李嘉诚就此失学。在兵荒马乱的年月，李家孤儿寡母生活艰难。李嘉诚是家中长子，不能不帮母亲承担生活的重担。一位茶楼看他们可怜，收留16岁的小嘉诚在茶馆里当烫茶的跑堂。茶楼天不亮就要开门，到午夜还不能休息，小嘉诚也抱怨过自己命不好，甚至希望哪天日本鬼子的枪走火，把他打死算了。直到一次偶发事件，才使他不再自怨自艾。

那天，因为太疲倦，他当班时一不小心把开水洒在地上，溅湿了客人的衣裤。李嘉诚很紧张，他等待着客人的巴掌、的训斥。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位客人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反而为他开脱，一再为他说情，让不要开除他。

“没关系的，我看这挺有出息的。只是以后要记住，做什么事都必须谨慎，不集中精力怎么行呢？”

李嘉诚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间，之后，他把“谨慎”当成了自己的信条。久而久之，竟使他练出了一种眼光，一个人是什么，特征、生活习惯、为人处事，一见面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一切对他后来的起到了很大作用。

随后，李嘉诚辞掉跑堂的工作，从塑胶厂推销员开始，一直干到了业务。三年后，20岁的他做好了准备，要大干一番。白手起家的他，在维多利亚港附近的一条小溪旁，租了一间灰暗的小厂房，买了一台老掉牙的压塑机，办起了“长江塑胶厂”。随后，经过反复考察，他认为塑胶花市场需求很大，于是大量生产，这为他带来了可观收入。30岁的李嘉诚，已成了千万富翁。正在塑胶花畅销全球时，李嘉诚却敏锐意识到，越来越多的人拥入这个行业，“好日子很快会过去”，如果再不调整，引起的后果不只是“溅湿衣裤”了。有人认为他太保守了，但他认为这是经商中必须具备的素质，那就是谨慎和预见性。

随后他找到的是房地产。60年中期，内地的局势令香港社会人心惶惶，富翁们纷纷逃离，争着廉价抛售产业。李嘉诚正在建筑中的楼房也被迫停工，如果按当时的地产价格来算，他简直可说是全军覆没了。但他沉着应变，仔细分析局势。认为内地肯定会恢复安定，香港将进一步繁荣发展。在别人大量抛售房地产时，李嘉诚却反其道行之，将所有资金都来收购房地产。们纷纷劝他不要做傻事，他说：“我看准了不会亏本才敢买，男子汉大丈夫还怕风险？”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然他小时候的天赋却不高。

有一天晚上在家读书，一篇文章重复不知道多少遍了，还在朗读，因为，他还没有背下来。这时候他家来了一个贼，潜伏在他的屋檐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好处。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他睡觉，还是翻来复去地读那篇文章。贼人大怒，跳出来说，“这种水平读什么书?”然后将那文章背诵一遍，扬长而去!

贼人是很聪明，至少比曾先生要聪明，但是他只能成为贼，而曾国藩却成为为了连毛泽东主席都钦佩的人：“近代最有大本夫源的人。”

“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那贼的记忆力真好，听过几遍的文章都能背下来，而且很勇敢，见别人不睡觉居然可以跳出来“大怒“，教训曾先生之后，还要背书，扬长而去。但是遗憾的是，他名不经传，曾先生后来启用了一大批人才，按说这位贼人与曾先生有一面之交，大可去施展一二，可惜，他的天赋没有加上勤奋，变得不知所终。

温馨提示:伟大的成功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没有人能只依靠天分成功。上帝给予了天分，勤奋将天分变为天才。

乔。吉拉德—世界吉斯尼汽车销售冠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销售员，他连续12年荣登世界吉斯尼记录大全世界销售第一的宝座，他所保持的世界汽车销售纪录：连续12年平均每天销售6辆车，至今无人能破。乔·吉拉德，因售出13000多辆汽车创造了商品销售最高纪录而被载入吉尼斯大全。他曾经连续15年成为世界上售出新汽车最多的人，其中6年平均每年售出汽车1300辆。

乔。吉拉德也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演讲大师，曾为众多世界500强企业精英传授他的宝贵经验，来自世界各地数以百万的人们被他的演讲所感动，被他的事迹所激励。

三十五岁以前，乔。吉拉德是个全盘的失败者，他患有相当严重的口吃，换过四十个工作仍一事无成，甚至曾经当过小偷，开过赌场；然而，谁能想象得到，象这样一个谁都不看好，而且是背了一身债务几乎走投无路的人，竞然能够在短短三年内爬上世界第一，并被吉尼斯世界纪录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他是怎样做到的呢？虚心学习、努力执着、注重服务与真诚分享是乔。吉拉德四个最重要的成功关键。

销售是需要智慧和策略的事业。但在我们看来，信心和执着最重要，因为按照预测推断没人会想到乔吉拉德后来的辉煌！

由此可以推断，如果你的出身比乔吉拉德强，没有偷过东西，如果你不口吃，那你没有理由不成功，除非你对自己没有信心，除非你真的没有努力过，奋斗过！

[关于自信的名人励志故事

有名人的成功之路告诉我们：成功不是偶然的，成功的背后都需要有九十九分的努力和坚持，在加上一分的幸运。阅读名人励志故事，学习他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有着怎样的心态，我们复制不了他们的成功，至少可以复制他们的态度，走出属于自己的成功道路。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欢迎大家阅读！

他出生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市，从小便有着与众不同的政治天赋，他在小学时就参加学校里面组织的无数演讲，许多老师说他天生好口才，加上相貌端庄，聪明伶俐，他一直担任班级里的班长职务。

中学时，他已经是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了，学校里组织的几乎所有比赛，他都会欣然前往，全力以赴。

高中二年级时，他有幸成为新年晚会的总编辑，负责整场晚会的文字准备与编辑工作，他将自己关在宿舍里好多天，闭门造车的结果是他整理出来一大堆无用的文字，无论是主持人的台词还是晚会的串词，都是漏洞百出。

晚会的总导演法克先生，是教务处的副主席，法克先生认为编辑工作是整场晚会的支柱，如果编辑不到位，或者是根本就不会组织，整场晚会就无法顺利完成。他以十分轻蔑的眼光瞅着面前这个一度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二话不说，要求学校教务处撤销他的总编辑资格。

他很快收到了通知，通知里一句话简洁明了：总编辑工作另觅他人。这对于一个刚刚十七岁的孩子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

他的眼泪肆无忌惮地攻击着自己的脸颊，他找到了总导演与学校里的一些官员们，要求他们收回成命，自己会从头再来，下一次肯定会取得成功。

没有人理睬一个孩子的心情，一些好事的学子们将此事传得沸沸扬扬，他们的潜台词就是：做人不要太自以为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这个孩子思考片刻后，将自己重新关在宿舍里，这一次，他组织了两位同学，一个有着良好的声乐天赋，一个具有表演天才，两天两夜时间，他重新将整理好的文字放在总导演法克的书案上。

法克正在为此事烦恼，因为晚会已经逼近，短时间内无法找到合适的文字编撰人员，他试着写了几页，却感觉不堪一击。

放在案头的文字似一道闪电，打开了法克先生的心门，法克一边看着，一边手舞足蹈起来，台词出类拔萃，串词惟妙惟肖，整个文字与整场舞台相接融合顺畅，游刃有余。

法克的目光盯在组织者的名字上：弗朗索瓦·奥朗德。

奥朗德在宿舍里模拟了整场晚会的全部节目，与两位同学一块儿锤炼语言，尽可能做到每句台词都逼真地反映现场的气氛。他以一场经典的传奇式的补救措施，惊艳全校，学校通讯社认定他注定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人才。

奥朗德在一周后的校报上刊登了专栏文章《打败昨天的自己》：人最大的对手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无时无刻不在与昨天的自己斗争，你的目标是打败昨天的你，不能让昨天的你凌驾于今天的你和明天的你的脖子上面。

奥朗德大学毕业后便踏入了政坛，开始只是个无名小卒，后来一路顺风顺水地由一个“潜力股”飙升为“绩优股”，他擅长演讲，且极富有“煽动性”，2001年至今，他一直担任法国社会党的领袖，2012年，他以社会党推荐候选人的身份与人民运动联盟候选人现任总统萨科齐一起角逐法国总统。

在竞选演讲中，他提出了“号召全民力量，振兴经济”的口号，他提醒大家：学会反省自我，昨天的我不堪一击，今天和明天的我一定是最优秀的，我们的国家同样如此，虽然面临经济停滞，但只要全民同心，与昨天的国家斗争，明天的国家一定会充满希望，朝阳就在我们的前方。

5月6日下午，在第二轮选举中，奥朗德击败了萨科齐，众望所归地成为法国新一任总统。

1

宋濂小时侯喜欢读书，但是家里很穷。也没钱买书，只好向人家借，每次借书，他都讲好期限，按时还书，从不违约，人们都乐意把书借给他。

一次，他借到一本书，越读越爱不释手，便决定把它抄下来。可是还书的期限快到了。他只好连夜抄书。时值隆冬腊月，滴水成冰。他妈妈说：“孩子，都半夜了，这么寒冷，天亮再朝抄吧。人家又不是等这书看。”宋濂说：“不管人家等不等这本看，到期限就要还，这是个信用问题，也是尊重别人的表现。如果说话做事不讲信用，失信于人，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又一次，宋濂要去远方向一位著名者请教，并约好见面日期，谁知出发那天下起鹅毛雪。当宋濂挑起行李准备上路时，妈妈惊讶地说：“这样的天气怎能出远门呀？再说，老师那里早已大雪封山了。你这一件旧棉袄，也抵御不住深山的严寒啊！”宋濂说：“娘，今不出发就会误会了拜师的日子，这就失约了；失约，就是对老师不尊重啊。风雪再大，我都得上路。”

当宋濂到达老师家里时，老师感到地称赞说道：“年轻人，守信好学，将来必有出息！”

在读书方面，钱惟演确实是一个奇人。在洛阳为官时，钱惟演曾经告诉欧阳修等属官：“平生最爱读书。坐的时候经史，卧的时候读小说，上厕所的时候看小词，手中一刻也没有放下书卷呢。”钱惟演的话说的很好，读书不仅仅要勤奋，对待不同门类的书还需要不同的态度。经史乃是先贤所言，是经过治世的大道，只有端坐才能静心阅读，才能体现对先贤的尊敬。小说诗词则可以随意一些，躺着读也可以，上厕所读也可以。一个人若仅仅为了工作，为了升职加薪而读书，未免乏味，失去了读书的乐趣。

欧阳修很欣赏钱惟演的读书观，多年之后，欧阳修也成了文章大家，文坛领袖。当人们问起欧阳修成功的秘诀，欧阳修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大都在‘三上’。所谓马上、枕上、车上啊。”白天要上班，要处理公务，自然没有时间考虑写文章写诗词，只有利用一点点滴的时间。宋代入朝多骑马，于是马上构思。睡觉前回顾下一天所得，也可以构思。上厕所时反正也不能处理公务，写诗作文，正是充分利用。可以说，欧阳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利用一切时间读书，堪称北宋最勤奋的读书人。

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的家境是清贫的。他们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都曾与困苦的境遇作过顽强的斗争。牛顿少年时代的境遇也是十分令人同情的。

2

牛顿一二年出生在英国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在牛顿出生前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妈妈在他两岁那年改嫁了。当牛顿十四岁的时候，他的继父不幸故去了，妈妈回到家乡，牛顿被迫休学回家，帮助妈妈种田过日子。妈妈想培养他独立谋生，要他经营农产品的买卖。

一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多么不愿意离开心爱的学校啊！他伤心地哭闹了几次，妈妈始终没有回心转意，最后只得违心地按妈妈的意愿去学习经商。每天一早，他跟一个老仆人到十几里外的大镇子去做买卖。牛顿非常不喜欢经商，把一切事务都交托老仆人经办，自己却偷偷跑到一个地方去读书。

时光渐渐流逝，牛顿越发对经商感到厌恶，心里所喜欢的只是读书。后来，牛顿索性不去镇里营商了，仅嘱老仆人独去。怕家里人发觉，他每天与老仆人一同出去，到半路停下，在一个篱笆下读书。每当下午老仆人归来时，再一同回家。

这样，日复一日，篱笆下的读书生活倒也其乐无穷。一天，他正在篱笆下兴致勃勃地读书，赶巧被过路的大舅看见。大舅一看这个情景，很是生气，大声责骂他不务正业；把牛顿的书抢了过来。大舅一看他所读的是数学书，上面画着种种记号，心里受到感动。大舅一把抱住牛顿，激动地说：“孩子，就按你的志向发展吧，你的正道应该是读书。”

回到家里后，大舅竭力劝说牛顿的妈妈，让牛顿弃商就学。在大舅的帮助下，牛顿如愿以偿地复学了。

3

伽利略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贡献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的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

伽利略在比萨大学读书期间，就非常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老师嫌他问题太多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

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可好了，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入地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浮体比重等理论。

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说得好：“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毫无疑问是问号。”因此，要想在学业上有所建树，必须有好奇之心，善问之意。

孟母三迁，择邻处教儿苦学成“亚圣”：

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孟子从小丧父，全靠母亲倪氏一人日夜纺纱织布，挑起生活重担。倪氏是个勤劳而有见识的妇女，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读书上进，早日成才。

一次，孟母看到孟轲在跟邻居家的小孩儿打架，孟母觉得这里的环境不好，于是搬家了。

又一天，孟母看见邻居铁匠家里支着个大炉子，几个满身油污的铁匠师傅在打铁。孟轲呢，正在院子的角落里，用砖块做铁砧，用木棍做铁锤，模仿着铁匠师傅的动作，玩得正起劲呢！孟母一想，这里环境还是不好，于是又搬了家。

这次她把家搬到了荒郊野外。一天，孟子看到一溜穿着孝服的送葬队伍，哭哭啼啼地抬着棺材来到坟地，几个精壮小伙子用锄头挖出墓穴，把棺材埋了。他觉得挺好玩，就模仿着他们的动作，也用树枝挖开地面，认认真真地把一根小树枝当作死人埋了下去。直到孟母找来，才把他拉回了家。

孟母第三次搬家了。这次的家隔壁是一所学堂，有个胡子花白的老师教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学生。老师每天摇头晃脑地领着学生念书，那拖腔拖调的声音就像唱歌，调皮的孟轲也跟着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孟母以为儿子喜欢念书了，高兴得很，就把孟轲送去上学。

可是有一天，孟轲逃学了。孟母知道后伤透了心。等孟轲玩够了回来，孟母把他叫到身边，说：“你贪玩逃学不读书，就像剪断了的布一样，织不成布；织不成布，就没有衣服穿；不好好读书，你就永远成不了人才。”说着，抄起剪刀，“哗”的一声，把织机上将要织好的布全剪断了。

孟轲吓得愣住了。这一次，孟轲心里真正受到了震动。他认真地思考了很久，终于明白了道理，从此专心读起书来。由于他天资聪明，后来又专门跟孔子的孙子子思学习，终于成了儒家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

俗话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无论是亲人还是恋人，他们最需要的永远都是陪伴。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有关于陪伴的名人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1.春秋时期，俞伯牙是当时最善弹琴的人，但终日弹琴，无人赏识。一日，遇到钟子期，子期听到伯牙的琴声，激跃之处，便说浩浩乎志在高山；当听到琴声回转千叠处，便说荡荡乎志在流水。二人于是成为莫逆之父。后来，子期因病而死，伯牙悲叹没有了知音，便摔掉他珍爱的琴，再不弹琴。

2.北宋的范仲淹因主张改革，惹怒了朝廷，被贬去颖州。当范仲淹卷起铺盖离京时，一些平日与他过从甚室的官员，生怕被说成是朋党，纷纷避而远之。有个叫王质的官员则不然，他正生病在家，闻讯后，立即抱病前去，大摇大摆地将范仲淹一直送到城门外。在那一人犯罪株连九族的封建社会里，王质能做到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真诚待友，和那些见利忘义之徒相比较，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对范仲淹来说，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此时此刻，也就一清二楚了。

3.《汉书·张冯汲郑列传》载：翟公曾经做过廷尉，当时，也可称宾客盈门了，可等到被罢免，门前却冷落到可张网捕雀。不久后，他又做了廷尉，那些宾客又想去巴结，翟公便在大门上醒目地写上：“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只有在死生之间，才知道交情的浅深；在贫穷之间，才知道朋友的真实态度；在贵贱之间，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情谊。”）

4.恩格斯与马克思。

恩格斯为了在经济上自主马克思的革命活动，不惜违心地去帮助父亲经营他所厌恶的商业。当时他和马克思虽生活在同一城市，却几乎每天通信，在革命事业上互相鼓励，促进。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担任了整理占有遗稿的众人，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完成了战友的未竟事业。可见，共同的理想和人生目标是建立友谊的基础。

5.管仲从小就和鲍叔牙是好朋友。鲍叔牙知道管仲是个人才。管仲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时候多分红，鲍叔牙不认为管仲贪，知道他家里穷。管仲打仗的时候进攻后进，撤退先跑，鲍叔牙也不认为管仲胆小，知道他家里有老母。

管仲临死的时候，齐恒公让他推荐继任人，他没有推荐鲍叔牙。有人告诉鲍叔牙，鲍叔牙说，我这个人疾恶如仇，当丞相会误事，管仲了解我啊！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爱因斯坦小时候十分喜欢小提琴，他梦想自己能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爱因斯坦只要一有时间，就会练琴，尽管他很勤奋，也很用心，但却没什么进步。爱因斯坦的父母认为他没有音乐天赋，但为了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一向没有阻止他学琴。

有一天，爱因斯坦去请教一位小提琴老师，老师对他说：“你先演奏一曲让我听听。”爱因斯坦就演奏了他的偶像帕格尼尼的一首曲子，但却漏洞百出。曲子拉完后，老师问爱因斯坦：“孩子，你为什么个性喜欢拉小提琴呢？”

爱因斯坦说：“我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老师又问：“那你快乐吗？”

“我十分快乐。”

老师继续说：“孩子，你十分快乐，这就说明你已经成功了，难道非要成为帕格尼尼才算成功吗？我认为，快乐就是成功。”

爱因斯坦听了老师的话后深有感触，他明白了快乐比当帕格尼尼更重要。之后，爱因斯坦仍然喜欢拉小提琴，虽然他拉得并不算很好，但他却在其中收获了很多快乐。

快乐是世间最容易取得的成功，只有做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在那部根据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生平拍摄的电影《弗里达》里，我忽略了作为影片主干的那些情事，却紧紧盯着她作画的那些场面，手指都快要抠进椅子的扶手里去。

她１８岁那年遭遇了一场车祸，使她的脊柱、锁骨、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腿１１处骨折，病痛从此就成为高悬在她头上的利剑，时不时召她回去接收警讯。她一生中大约经历了３０次手术，到１９５４年离世，始终被疼痛困扰，她就带着疼痛作画，躺着画、半侧着画、趴着画，把画框悬挂在头顶上画，以各种能够使疼痛减轻一点的姿势画。

不画可以吗？不，不画，她就活不下去。生命如此短促，生活如此凡庸，终于找到突围之路，就要紧紧抓住。疾病已经不可能逆转，生命的终点遥遥在望，谁人的苦痛都不能分身为亿，让全世界都同感同受。躺在床上，却有时间流走的声音如此惊心。画画，是唯一的。甚至那些近乎癫狂的性事也是。

那是唯一的自救之道。就好像凡·高一定要画，临死前的一年，一天一张作品；就好像肺结核肆虐时期的音乐家一定要写，越是死亡逼近越要加速燃烧，三五年的作品总量超过后世音乐家半生所为；就好像，伊迪斯·皮亚芙一定要唱，她说“不唱，我就活不下去了”，还一定要在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后，抓紧时间开始巡回演唱；就好像，路遥一定要吐着黑血写作，不写，他就更加活不下去了；就好像，我的表叔，一定要在癌症的终末期，挣扎着站上讲台讲课——他有个曾经震动华夏的名字，他叫蒋焦影。若非身临其境，你一定当那是种不可理喻的刻苦姿态。但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让剩下的时间尽量丰盛起来，让生命的密度尽量瓷实一些，是唯一的自救之道，是对抗人生终极问题“人生的意义”的唯一方法，是抵消茫茫宇宙自身如此渺小感觉的唯一路径。

就好像席慕容写过，她向别人请教如何能让植物花开得更加茂盛，得到的回答是：“在根部砍上几刀，再在伤口撒上几把盐。”她这么做了，那个夏天，花开得近乎疯狂。任何物种，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繁衍，竭力开花结果。要对抗冰雪，就用花朵；对抗刀斧熔浆，就用花朵；对抗时间，就用花朵。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唯有开花结果。尽管他们告诉我，宇宙生灭轮回，不留痕迹，一切华美都是浪费。

贝时璋是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自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一直从事实验生物学的研究工作。为人处世，他友好、善良；搞研究做学问，他踏实、细致。

贝时璋在浙江大学生物系负责组织学、胚胎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等等课程时，讲授内容详实，条理清晰，他能记得成百上千个骨头、神经肌肉和血管等的拉丁名称，使学生们惊叹不已。他在浙江大学生物系辛勤耕耘20年，培养出一大批著名的实验生物学家。他曾自豪地说：“我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科学，不久以后简单的生命将在实验室合成。那时，生命与无生命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了。”1983年，他还拍摄了“细胞重建”的科普电影，获第五届中国电影最佳科教片金鸡奖，获得第23界国际科技进步奖和意大利巴马国际医学科学电影节荣誉金质奖。

2003年，正值贝时璋获得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75周年。这一年的10月10日，是他100岁生日，而这一年他依然在孜孜不倦地工作。9月26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了“贝时璋先生百岁寿辰暨建所45周年庆祝大会”。德国驻华大使馆公使科伊内先生代表德国政府到会祝贺，回顾了贝时璋早年留学德国求学的经历，授予他“唯一学术公民”称号，并代表图宾根大学授予他“钻石博士”学位。正是在那次百岁寿辰庆祝大会上，国家天文台宣布，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正式批准将国家天文台于1996年10月10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第36015的小行星命名为“贝时璋星”。

贝老一直珍藏着那些记录着德国人民友谊和母校厚爱的博士证书。在德国留学期间，德国同学亲切地叫他“Paibub”（贝娃娃）。那期间，他曾先后与几位德国同学租住在德国人家里，为了省钱还一起住过汽车房。时间过去了80年，说起他的德国同学，他会随手写出一连串德文名字。几十年来，一些德国同学以及他们的家人与贝时璋一直有着书信往来。

期颐之年的贝老，思路仍很清晰，也比较健谈，尤其与人谈起日常生活和科研工作，中间都不停顿。有时，家人害怕老人话说多了会累，想让他停下来喝口水，他却极少停下来去喝。小儿子贝德常曾风趣地说：“爸爸说话刹不住车。”

2004年，在贝老家里工作了几十年的保姆李妈已到古稀之年。8月间，贝老特意请来李妈的儿子接李妈回安徽老家养老。贝老深情地对李妈说：“你在我家几十年，我们相处很好，就和一家人一样。你对我们帮助很大，我很是感谢。你要回家了，我们应该表示一点心意，给你拿上3万元钱，作你的养老钱。再拿上2000元作为你们母子两个的路费。你儿子专程来接你回家养老，是他的孝心，是你的福气，希望你过一个幸福的晚年。”这场面，让李妈母子和在场的人流下了眼泪。

那个时候，贝老的家，无论是从房子、家具布置，还是他的用品等似乎都不太合他的身份，显得过于俭朴。贝老却说：“学问要看胜似我的，生活要看不如我的。”贝老拥有一个人人称羡的家，夫人程亦明更是为这个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长期以来，程亦明是贝时璋精神上的强大后盾，为他营造了一个大后方，同时，也是他亲密的伙伴和同行。贝老一生没有生过大病。98岁之前没有住过医院，除了正常的体格检查，他是不去医院的，平常几乎从来不打针吃药。总结自己的长寿经验时，贝老认为主要得益于4个方面：淡泊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注意营养。

在离世的前一天，贝老还召集了6位研究人员，一起讨论如何在已有的创新课题基础上继续努力工作，热情地鼓励大家要以为国争光为己任。王谷岩是6人之一，他回忆说，2009年诺贝尔奖公布后，老人的心情就一直很不平静，他对我国科学创新问题陷入了深刻的思考之中。“贝老想起北京大学教授林克椿198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发现了螺旋状脂质体，1982年《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了这一成果。贝老觉得这个方向值得努力下去，特别邀请林教授过来，鼓励大家更进一步做下去。”王谷岩说，那天贝老精神很好，也很激动，和大家聊了有一个来小时，告诉大家“我们要为国家争气！”

2009年10月29日上午9点30分，我国大陆唯一走进2009年的第一批（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贝时璋老先生，在睡梦中与世长辞，享年10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