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激励人的名人故事【精选20篇】

有人说一个历史的瞬间，也许就能改变整个历史发展的轨迹。那么一个古代名将的死会改变什么呢？蒙恬作为秦帝国著名的战将，在他的有生之年，不仅在战场上帮助帝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彻底打败了不断骚扰中原的匈奴，而且在他的主持下，修建了现今我们眼中的万里长城，开辟了当时规模空前的秦直道。

这样一个功勋卓越、才华出众的战将，却没有想到，在他的背后一直隐藏着一个与他对立的集团，在秦始皇病死后，蒙恬在他们的阴谋策划下无辜惨死。这个集团篡夺了秦帝国的政权，也改写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

唐朝皇帝唐太宗，于贞观某日对臣僚说：“朕欲上比尧舜，不使冤案现于本朝。各位不妨说说，古代哪一将相死得最冤？”当时在场的有丞相房玄龄、谏议大夫魏徵等人，或答“白起”（战国时秦将）；或说“伍子胥”（春秋时吴将）。听罢臣僚们的议论，太宗摇摇头说：“朕观最冤的是蒙恬。”

顾恺之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画家。他非常重视画人点睛的技巧。古书记载说，他曾给人家画扇面，扇面上是魏晋名士阮籍、嵇康的像，但都没有点上眼珠，就把画给了人家。扇子的主人问他为什么不画上眼珠，他郑重其事地说：“怎么能点上眼珠呢?点了就要说话，变成活人了。”

顾恺之这种传神点睛的艺术造诣，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他几十年刻苦学习的结果。顾恺之从小死了母亲，稍长大一点，他每天缠着父亲追问母亲的长相。父亲被儿子的情思所感动，便不厌其详地叙述了母亲的长相和衣着。顾恺之把这一切都牢牢地记在自己的脑海里。八岁那年，他忽然向父亲要笔墨，说要给母亲画张像。父亲说，你连母亲的样儿都没见过，怎么画呢?小恺之说：“我就凭您 说的画，一天画不像画两天，两天画不像画三天，一定要画像了为止。”

于是，顾恺之每天都在精心作画，画好了就给父亲看，看了以后再改。

渐渐地，母亲的像居然有几分相象了，但就是眼睛画不好。顾恺之便继续用心琢磨，一年过去 了，两年过去了，这天，顾恺之把再次画成的母亲像给父亲看，父亲竟然看呆了，说：“像了，像了，太像了，眼睛特别像呀!”

马克思十二岁进了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一所中学。

有一次，受人尊敬的老校长来给大家讲课，正讲得津津有味，有个外号叫“小傻瓜”的葡萄园主的儿子在下面吃起糖果来。老校长生气了，突然提出了问题，让“小傻瓜”回答。“小傻瓜”慌了神，不断地暗使眼色，恳求同学们提示，可谁也不理他。最后，他把目光投向了马克思。

马克思瞅着“小傻瓜”那副可怜相，心中一阵好笑。他麻利地写了个纸条，卷成团儿，暗暗递给了“小傻瓜”。

“小傻瓜”以为是答案，趁老校长低头翻书的空儿，慌忙打开纸团，一看，竟是一首讽刺诗。诗中挖苦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傻瓜”，胖得像头小猪娃，不动脑筋光贪玩，浑身都是臭泥巴。

这下子，可把“小傻瓜”惹恼了。下课后，他拦住马克思就要报复。马克思面无惧色，理直气壮地说：“你办了没理的事，还想找别人的事吗？”

随即又编了一首讽刺诗，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打这以后，那些不守规矩的贵族子弟都很害怕马克思。

今年80岁高龄的阎肃，不仅是中国剧协、中国作协、中国音协的老会员，还是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会员，他戏称自己是“杂家”。

上世纪60年代，阎肃就写出了让国人感动不已的歌剧《江姐》，主题歌《红梅赞》传唱至今依然不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写的《敢问路在何方》《故乡是北京》《长城长》《雾里看花》等歌曲，让人们更加熟记住了他。现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仍精神饱满地以评委、嘉宾的身份频频亮相电视屏幕。他对此这样说：“只要老百姓还认可我，我就甘愿为他们服务一辈子。”

大家很难相信，阎肃的艺术之路起步于舞台上拉大幕。1955年，阎肃所在的西南军区文工团撤销后，他被分配到空政文工团工作。开始的5年间，他经常是一个人千七八个人的活：拉大幕、点气灯、演反派，说相声、打快板、演双簧，还兼管催场。领导只要发现哪里缺人，就会喊一声：“小阎，看你的了。”他二话不说，就会立即顶上去。在回忆那段经历时他说：“拉大幕，我比别人拉得快；跑龙套，我当个角儿倍儿认真；点气灯，一年演几百场，没熄过一盏灯。我把每一项工作都当事来做，而且要做就做最好的……当你养成认认真真做事的习惯时，际离成功的门槛就越来越近了。不管你是干什么的，必须脚踏实地往前走，千万不要指望一锄头挖出个金娃娃。就这样，我年年评先进、当劳模。”

其实，阎肃改行搞创作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最喜欢的还是当演员。那时，他不但中音唱得好，说相声也深受观众喜爱。有一次演出，他连说了7段相声，观众还是不让他下台。正当他雄心勃勃要在演艺事业上闯出一片天地时，组织上却找他谈话，让他转行搞创作，虽然他不乐意，但最终还是做通了自己的工作，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安排，而且一千就是50多年。其间，不仅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作品，而且完成了一项又一项重大的创作任务，深受大家的敬佩。

成名后的阎肃，没有一点名人和大艺术家的架子，在路上不管遇到什么人，像花匠、木工、烧水的、大师傅、小战士等，他都一律向对方微欠上身大声打招呼：“您好！”儿子阎语对父亲的做法甚是不解，曾问父亲：“你现在是全国知名的大艺术家，跟谁都主动打招呼，还鞠躬，用得着吗？那样也太没派了。”闽肃对儿子说：“尊重所有人，对我们所有人都是重要的，且不说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大道理，就说你尊重了所有人，也就为自己赢得了好心情，对自己的生活、工作、进步都太重要了！”阎肃用自己的言传身教，使阎语这样一个多次被学校要求转学甚至开除的“刺儿头”，成为全校高考文科状元。阎语现已是中信银行的一名副行长，不仅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还在工作之余写起了小说。对此，阎语感触颇深：“我从父亲身上学到最重要的，就是他尊重所有人这一不太普通的普通点。自我进入中信银行工作，他就常叮嘱，不要犯错误，不要损害公家利益，不要和别人比收入。这还真是生活中的良策，能让自己活得更开心。”

论资历和年龄，阎肃在空政文工团都是“第一老”，但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把自己放到组织当中，放到大伙儿中间。每次外出，他都自觉向团里请假销假，党组织生活一次不落，每个月准时交党费；团里有事，他总是提前10分钟赶到。对此他说：“做人就要像谷穗那样始终低着头，对上不伸手，周围拉紧手，工作上才会有一手……什么是名人？真正的名人是‘明人’，即明白人，有自知之明。一个人，不管你当多大官、有多大的名气，千万不要摆架子，架来架去，就把自己架空了。能时刻记住和做到这些，你也就拥有了人生的大智慧。”

1853年，洪秀全颁布诏书举行科考选拔能士，并且打破陈规增加了“女科”，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男科的主考官是东王杨秀清，女科主考官是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考试的题目男女一样，都是“太平天国天父天兄天王为真皇帝制策”，结果考生傅善祥以其独到的视角，犀利的文笔获得了男女主考官的一致赞扬，被选为当期的女状元。

傅善祥在得到科考第一名后，受到了杨秀清的看重，破格任命傅善祥为“恩赏丞相”，位列州司座次，隶属天王府六部，主要职责仍旧是辅佐东王处理政务。

傅善祥任职以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替杨秀清处理了非常多棘手的问题。受到了太平天国军民的一致赞扬。当时曾有“武有洪宣娇，文有傅善祥”的说法。

在前方战士浴血奋战的同时，农民领袖们却急速的腐化堕落了起来。尤其是东王，更是以“天父下凡”自居。有六十多个老婆还嫌不够，看着傅善祥年轻貌美，于是也将她长期霸占。可怜一代才女，不能为国家百姓效力，却沦为统治阶级的玩物，真是可悲至极。

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作恶多端的杨秀清迎来了他的灭亡。1856年的8月，“天京事变”爆发，洪秀全的密令昌辉连夜率3000亲兵赶回天京，在燕王秦日纲的配合下，把东王府杀了个人仰马翻鸡犬不留，二万多太平军将士身首异处，而一代才女傅善祥，也未能幸免，死于乱军之下。

历史上曹操刺杀董卓的故事听过吗？

曹操持王允所赠之七星宝刀立于董卓榻前。董卓前日染疾，不便起身，就让吕布去牵一匹好马来送给曹操以示感谢。曹操见吕布前去牵马，而董卓又面向里卧，知道这是刺杀董卓的唯一机会，便提起七星宝刀准备行刺。没想到董卓的前面有一面镜子，董卓从镜子里看到曹操提起了七星宝刀，便大声问道：“你要干什么？”这个时候曹操听到了屋外有响动，正是董卓麾下最为精锐的侍卫——铁甲士。如今刺杀已被董卓发现，就算拼死一击也未必能够成功，于是曹操不退反进道：“此刀正是我要献给董大人之物，正要拿给大人过目。”董卓从镜子里看见曹操面无惧色，而且手中的宝刀镶有7块宝石，刀锋幽萃而洗练，知道的确是一件宝贝，便起身欲接过刀来。曹操见董卓来接刀，心想只要他收下宝刀，到时自己借口有事离去，即使刺杀不成也可以留下一条命来。但是屋外侍候的李儒此时走进屋内，看到曹操手中的七星宝刀，顿时大惊。他曾在王允府上见过此刀，决不会看错。而王允与董卓争权早已人尽皆知，现在七星宝刀在曹操手上，虽说是献宝，刺杀想必才是真。于是不等董卓下令，李儒已经召集了数十位铁甲士围在了房屋四周。

果然如同李儒所料，曹操一等董卓接过宝刀便起身告辞，董卓只是被宝刀吸引而并未阻拦。当曹操走出房门时，却发现自己已经被数十个铁甲士围住了。他看见了一旁正在冷笑的李儒，明白自己的意图依然暴露，现在只有杀出去一条路了。于是曹操从腰间解下两只短戟，朝着包围最稀疏的地方冲了过去。董卓听见外面的动静，忙问近侍发生了什么事，被告知李儒正在指挥铁甲士截杀曹操。董卓大怒，正要拿李儒问罪，刚好吕布牵马回来。曹操看见吕布回来，大喊一声：“吕将军救我！”然后挥舞双戟朝吕布的方向杀了过去。李儒一面指挥铁甲士截杀曹操，一面对吕布高喊：“不要放走曹操。”但是他不知道，此时的吕布已经对董卓起了杀心，因为司徒王允给他的筹码更大。他本来也是见过七星宝刀的，之所以没有揭穿，是因为一旦曹操成功杀死了董卓，而自己便可以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了。于是他没有阻拦曹操，而是装出一副很奇怪的样子看着曹操骑上马逃之夭夭了。

以上是曹操刺杀董卓的故事。

1960年，他出生于台中市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是公务员，还经营着一家舶来品店。从小就喜欢唱歌的他，梦想着自己长大后能成为一名著名歌手。但有着传统观念的父亲认为当歌手是不学无术的表现，因此他禁止儿子接触任何与音乐有关的东西。

但父亲实在太忙，根本没时间管他，母亲也沉溺于牌桌之间，这让他有机会去接触音乐。那个时候，他最大的兴趣就是跑到同学家里，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流行音乐，在熟悉了旋律之后，再改唱自己创作的词。

不久后，父母婚姻破裂，受到刺激的父亲脾气大变，动不动就毒打他，他只好经常逃家，一逃就是好几天，头两天跑去同学、朋友家住，之后住不下去了，就跑去车站、公园露宿。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认识了很多街头混混，并与他们来往密切。

父亲开始还骂他几句，久而久之，也就爱理不理了。这样的日子过了差不多一年，他出事了，因为喝醉了酒，他去帮别人追债，三更半夜踢人家的铁门，被闻讯而来的警察抓住，判了三年刑，进了感化院。

父亲知道后气得要死，托信来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他感到了绝望，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只是他觉得对不起姐姐。自从他进感化院后，姐姐每个周末都会来看他，风雨无阻。在姐姐如水般的关怀下，他慢慢地恢复了斗志。有一次，姐姐把他带到他劳动的地方，指着一株鲜花说：“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梦想吗？梦想就好比是栽花，从播种到发芽再到开花，总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你现在只是一粒种子，如果你想成功，你就得播种，浇水，你必须学会坚持。”

为了激励他，姐姐还把当时颇有名气的李泰祥先生请到了感化院，在李泰祥的鼓励下，他开始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从感化院出来后，为了继续追梦，他找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就去餐厅“敲门”，给顾客唱歌。他唱过的地方很多，有一天，他在翔声餐厅唱歌，唱了一首《你说过》，中场休息时，突然有一个人走过来问他：“你有没有兴趣出唱片？”当时，他愣住了，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对方掏出名片，他才相信。

第二天，他来到对方的公司签约，成了一名真正的歌手。之后，一首电影主题曲《就是溜溜的她》，让他一炮而红。

他就是齐秦。在回忆过去时，他不止一次提到姐姐的名字，他说：“就在我快放弃人生理想的时候，是姐姐拯救了我，她让我明白了坚持的重要。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所不同的是，有的人因为各种挫折，没有去播种，所以结果只能沦为空想；有的人一直在坚持，所以才把自己开成了一朵最美的花。”

是的，给梦想一个播种的时间，你才能收获芳香一片。

巴尔扎克小时候很爱好文学， 父亲却硬要他学习法律。他就是不服从父亲的旨意， 父子之间常为此事发生冲突。

一天， 父亲再也按捺不住气愤， 质问巴尔扎克： “我让你学习法律， 你为什么要学习文学？”

“爸爸， 您知道， 我对法律是毫无兴趣的。”巴尔扎克非常亲切地对父亲说。

“毫无兴趣！ ”父亲暴怒地快要跳起来， “你有兴趣的是什么？是文学！ 搞文学谈何容易， 我看你根本不是搞文学的料！ ”

“那不一定！ ”巴尔扎克摇摇头， 非常自信地说， “一个人的成功， 往往取决於他的信心和努力。”

“信心和努力？那好， 从今天起， 给你两年的期限， 搞不成， 就得学习法律， 你敢答应吗？”

“敢！ ”巴尔扎克斩钉截铁地回答。

从此， 巴尔扎克被父亲关在房子里， 整天埋头写作。这期间， 他写了一个历史剧， 由於自己的阅历有限， 对剧本的特点了解不够， 没有成功。但巴尔扎克并没有丧失信心， 他坚信， 只要有决心、肯努力， 一定能在文学上取得成绩。

一段时间的写作实践， 使巴尔扎克感到自己的知识和经验都很浅薄。於是， 他拼命阅读世界文学名着， 广泛地接触社会和了解人生。他天天出入於图书馆和书店， 总是来得最早， 离开最晚。有一次， 他在图书馆里翻阅资料， 边看边记， 忘记了时间的早晚。图书馆的人员下班了， 也忘记招呼巴尔扎克一声。第二天早晨， 图书馆的人员来上班了， 发现巴尔扎克还在边看边记。为了读书， 巴尔扎克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巴尔扎克在一部小说中需一打架斗殴的情节， 就到街上去观察。好容易遇到两个青年人争执， 他就故意从中煽风点火， 想让两个人打起来。谁知两人看穿了他的“诡计”， 合起来把他轰走了。

巴尔扎克写起文章来就闭门谢客， 甚至家里人也不让进他的书房。有一次他把屋门锁了， 从窗户跳进屋里， 再的把窗紧闭上。来访的人见门上落了锁就自动回去了。

经过几年的努力， 巴尔扎克出版了小说《朱安党》， 赢得了法国文学界的一致赞扬。以后他又陆续完成了《人间喜剧》等９７ 部小说， 确立了他在法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关于努力励志经典名人故事：有快乐才能飞翔。

她1977年出生于广西桂林，漓江的柔美，象鼻山的意趣，大地的青翠蕴涵着江南的灵秀，也塑造了她一身的灵气。于是，从小她就显示出一种天生的乐观和逼人的才气。

上小学时，每次考试之后，总有几个成绩不理想的女孩哭得一塌糊涂，急得周围的同学们搜肠刮肚地想法子劝解。她却是个例外。成绩一向突出的她即使偶尔失手，大家也丝毫看不到她的失落和难过，挂在她脸上的始终是开心爽朗的微笑。时间一久，班里的同学都感到不可思议，难道她就没有失落的时候?

几个要好的女同学私下里问过她：“你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不伤心啊?怎么就没看见你哭过鼻子呢?”她脸上仍旧挂着甜甜的微笑：“谁也不能时时刻刻都出类拔萃，只要我尽力做到了最好的自己，那就够了。全力以赴地付出过，剩下的就是乐观地面对生活。”

这种乐观一直支撑着她的成长，甚至后来她父亲身患重病去世了，家里的生活一度拮据到了极点，有时候一天只能用一个面包勉强充饥，她也擦干眼泪面带笑容继续生活，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22岁那年，她大学毕业，上海电视台到学校选人，尽管她长相并不出众，但台长亲自拍板，说：“她的内涵会给新闻节目注入一种新鲜的血液。”后来的事实证明，台长的预言没有错，凭借亲和、不做作的主持风格，她迅速得到观众的喜爱，并迅速播报上海台晚间黄金时段的新闻，成为当家一姐。

20xx年，中央电视台向她抛来了橄榄枝，她毅然选择了北漂。当时，在上海台，她是正式员工，收入稳定，还买了房子。而在央视，最初她只是一个连进门卡都没有的“临时人员”。初到北京，她住在一套40平方米、没有暖气的老式居民房，而且北京很干燥，总需要开加湿器;家里的菜是酸辣风格的，但在北京，一吃辣就咳嗽。

更大的考验来自工作，北京的工作强度比上海高很多，而且最初她很不适应，因为压力过大，最初的几个月里，她的身体频出问题，经常要到医院打吊针。那是她人生最低落、最压抑的一段日子。在那段最苦最难的日子里，她没发过一句牢骚，也没有丝毫的抱怨。她告诉家人和朋友，自己已经尽全力做到最好的自己了，如果不能成功，也该轻松快乐地去面对。她的乐观情绪感染了身边所有的人，大家不再多说什么，只是力所能及地多给她一些帮助。

努力终有回报，她很快便在央视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目光，她俏皮的语言、乐观的性格、专业的主持能力，给越来越多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20xx年起她连续4年获得央视十佳主持人，并于20xx年获金鹰节优秀电视节目主持人奖，她主持的节目《第一时间》获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电视主持作品奖”。

她叫欧阳夏丹，现在主持的节目是《共同关注》，每天都会微笑着出现在全国观众面前。

在谈到自己的乐观时，欧阳夏丹有自己的秘诀：“气球里充满了比空气轻的氢气，所以才能飞上天空;我一直都让自己身体里充满快乐轻松的生活元素，所以我也才能飞翔起来!”如此理念，也能传染给人快乐飞翔的感觉。

前些时，热闹非凡的“超级女声”轰动了大半个中国，节目空前火爆，“偶像”红得发紫，这绝对与一大帮子铁杆“粉丝”有关。虽然他们自称“新新人类”，其实，追根溯源，这“粉丝”也是古已有之。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可以说是最早的歌坛偶像，他的“粉丝”，也是历史上最狂热最忠诚也最具规模的“粉丝”。

中国最早的歌坛偶像柳永论数量，当时民谣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就说明柳永的“粉丝”到处都有，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多得不计其数。如果那时就有发短信技术，恐怕支持柳永的“粉丝”，又要让电信局赚个钵满盆溢，拉动经济增长几个百分点。

论狂热，柳永的“粉丝”也丝毫不输于“超女”的“粉丝”。由于他写得一手绝妙好词，随便给哪个歌妓写上几句，她就会身价倍增。于是，歌妓们对他爱得发狂。

柳永又称柳七，能和柳七亲热唱和，哪怕是倒贴银子，就成了歌妓们的最高愿望：“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这顺口溜不知怎么传到宫里，仁宗醋意顿生，气得差点儿吐血，心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怎么能让这个小瘪三抢了我的头彩？但碍于身份，自己又不能和一个风流文人争风吃醋，只好闷在心里发恨。

论铁杆，柳永的“粉丝”更是忠心不二，无人可匹。柳永死时家无余财，是他的那帮歌妓“粉丝”集资安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认识不认识的“粉丝”们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以至于相沿成习，称之为“吊柳七”或“吊柳会”。哪像现在的“粉丝”们，朝秦暮楚，这一阵几追张三，过几天又捧李四，追时奉若神日月，弃时甩若敝展。

论影响，柳永的“粉丝”也是不得了的。连宋仁宗都成了他的最大“粉丝”，虽然他羞于承认，还对柳永有几分嫉妒，可是他的“追星”记录，从他对柳词的熟悉程度便可略见一斑。柳永《鹤冲天》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句，仁宗看到柳永的考试卷子，就不假思索信手批道：“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这一下子，柳永就成了“奉旨填词”的“**巨星”了。

论“副作用”，柳永的“粉丝”也闹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动作。追捧偶像，总难免有一定副作用，“超女”的副作用，除了使许多孩子迷恋唱歌外，湖南还有一个15岁的女“粉丝”，为参加“超女”比赛减肥过度成病。相比较而言，柳永的副作用似乎更有诗意，气魄也更大一些。

柳永名词《望海潮》中有佳句称赞杭州之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想不到被他千里之外的一个著名“粉丝”金主亮看到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效果，“此词传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罗大经《鹤林玉露》）。有这样惊人的“副作用”，差一点儿被人当成汉奸了，是柳永万万想不到的，不过也充分说明柳词的巨大魅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柳永及其“粉丝们”早已作古，随风远去，愿我们今天的偶像与“粉丝”都能比柳永们更精彩、更健康、更洒脱，也更有品位，同时也能更少一点“副作用”。

读书读到57岁了，当然有些经验可谈，希望能提供读者一些参考。

读书的方法大体上要看自己是为了什么目的，有为学习而读书，有为研究而读书，有为创作而读书，有为娱乐而读书。目的不同，方法也就不免有些差异。

为学习而读书，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基本要求。一个人自发蒙以采，到学成一种技艺，养成一种人格为止，所受的教育，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学校的课程，大体上都是强迫性的，非读不可。进步的国家要培养健全的国民，一定有周密的国民教育课程，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这是无庸置疑的。

一个人有相对的择业的自由，但所学的课程，一经择定，便必须完成一定的职业教育课程，这是不由自主的。例如我在大学时代学的是医学，则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细菌学以及各种临床或应用医学的教科书，便非读不可，不读你便不能成为医学家。即使学校毕了业，学问也不能毕业，你必须向这方面锲而不舍地追求，然后才能进步，不然你便只好落伍了。我自己因为两耳重听的关系，大学毕业后便中止了医学，故今天不敢自命为医学家，别人也不这样看待我。

为研究而读书，这或许是狭义的读书方式。譬如研究一门特殊学问，或者特殊问题，凡关于那门学问或那个问题的一切书籍和资料，必须尽可能把它们全都搜罗，把它们读到滚瓜烂熟，这样，你对于那个问题便有了充分的把握，你就可以成为该门学问的权威。

在研究上，你自然有充分的自由，但如果你是有责任心的人，你的自由依然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例如我有研究古代史的志趣，为了完成这志趣，我下了一番苦功，把甲骨文字和青铜器上的铭文完全征服了。这些都是进步人士视为落后的东西，一向被人认为是一些吃饱了饭没事做的古董家拿来消磨时日的东西，因此当我在研究这些资料的时候，也曾受过进步人士的非难，指责我为玩物丧志的人。然而我忍受着这些斥责，把我的志趣贯彻了。在今天凡是有志于古代文化研究的人，似乎都沿着我的旧路走。

为研究而读书，我的方法是：

1、直探本源，不受前人的束缚。

2、搜罗一切资料，集腋成裘。

3、对于资料毫不容情、毫不惜力地加以检查，而且必须彻底，绝不放松。这样研究才会有成绩。

我也是搞文艺工作的人，不自量力，差不多一切的文艺形式都尝试过。诗歌、小说、戏剧、评论，我都大胆地写过一些。为了培养写作能力，我曾耽读过古今中外一些名人的作品。这样的读书，自可以说是为创作而读书，但在这儿我有一些体会，我想把它表白出来。

我自己在写作上每每有这样的一种准备的步骤。譬如我要写剧本，我便先把莎士比亚或莫里哀的剧本读它一两本；要写小说，我便先把托尔斯泰或福楼拜的小说读它一两篇。读时也不必全部读完，有时仅仅读几页或几行，便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而不可遏止地刺激我写作的兴趣。

别的朋友有没有这种习性，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到这的确是很有效的一种读书方法。

为娱乐而读书，这应该是人人所有的经验。那些在街头巷尾贪读公仔书的朋友们，应该都是这种类型的读书人。的确，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娱乐。文体轻松的书，插图多的书，读熟了自己喜欢的书，版本好、装潢精美的书，研究有素而资料丰富的书……，在工作的闲暇，读起采的确可以使人忘却疲劳而增进生活乐趣。当然，这是应该有限制的。书本种类繁多，质素不一，必须加以选择。滥读一些无病呻吟，而又对身心有害的读物，反而会得不偿失，弄巧反拙。

我拉杂地写了这些，不愿再从这儿总结出教条来，请读者们自己去吸取吧。

莎士比亚他非常珍惜时间，从不放弃点滴空闲，少年时代在当地的一所“文学学校”学习，在校6年，他硬是挤出时间，读完了学校图书馆里的上千册文艺图书，还能背诵大量的诗作与剧本里的精彩对白。

13岁的莎士比亚走上了独自谋生的道路。他当过兵，做过学徒，当过瓦匠，干过小工，还做过贵族的管家与乡村教师。在为养家糊口的奔波中，他对各种各样的人物进行了细致的观察，还记录了他们很有个性的对话，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莎士比亚22岁时来到伦敦。对戏剧的强烈追求，让他在一家剧场里找到了看门的工作。起初，他只是给看戏的达官贵人们牵马看车。之后，他用挣来的小费转付给一些小孩帮他完成工作，自己他却抓紧时间到剧场里去观看演出。慢慢的，莎士比亚开始在演出中跑跑龙套、当配角。

对此，他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能在舞台上更近距离的观摩到演员们的表演。后来，莎士比亚当了“提词”。躲在道具里的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抽空把自己对每个演员演出时的观感记录下来。正当莎士比亚成为正式演员时，欧洲开始流行鼠疫，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剧场被迫关门。老板与演员们都出外躲避鼠疫，莎士比亚却选择了留下来看守剧院。在经济极度萧条的两年里，莎士比亚抓紧时间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整理了自己各个时期的笔记，修改了好几部剧本，并开始了新剧本的创作。等到英国经济复苏、演出重新红火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剧作一炮打响，他本人也由此成了最杰出的演员。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行伍出身，曾先后任北洋军旅长、师长，陕西、河南督军，国民军总司令，xx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xx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工长等职。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俭朴。

1932年10月，他从山东泰山到张家口，找他的老部下佟麟阁（佟当时任察哈尔省警务处长兼张家口公安局长），商讨组织抗日同盟军的问题。因为冯突然而至，佟夫人未作准备，问如何接待冯玉祥。佟麟阁说：“还是老样小米面窝窝头，外加大萝卜咸菜招待他。”冯玉祥吃得很香。夸奖佟麟阁说：“你不愧是我的好部下，做了大官还没丢农民的本色。

今年是林肯诞辰200周年，美国人对这位总统的兴趣几乎无所不及，连他的DNA都不例外。首都华盛顿的“健康、医学博物馆”里，藏有一个玻璃盒，里面存放着林肯遇刺后留在抢救他的医生衬衣上的血迹，林肯的一些头发以及从他头部取下来的一些碎骨。有科学家提出，可以从这些血迹、头发、碎骨提取林肯的DNA，以判断他是否患有马凡氏综合征和其他疾病。

马凡氏综合征是先天的遗传性结缔组织疾病，最常见的症状是骨骼畸形。瘦削细长的身材、长脸、凹陷的眼窝——林肯的长相就是这样，很难看。林肯还可能患有遗传性共济失调，这是一种神经性疾病，病变主要会累及脊髓、小脑和脑干。

一位对美国历史做出伟大贡献的总统，可能患有这些引起低能、残疾联想的疾病。会不会影响他的形象呢?美国人认为不会。美国马凡氏综合征基金会的人员表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患有小儿麻痹症，该病因此更加受到社会重视。同样，林肯“也能极大地帮助人们认识马凡氏综合征”。明尼苏达大学基因学教授劳拉·蓝伦则认为，如果林肯患有遗传性共济失调，那是个很好的榜样。证明人可以战胜生理残疾，成就伟大事业。

许多美国人都缅怀林肯这位“伟大的解放者”，但林肯并不是一位没有瑕疵的总统。2009年1月19日的《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让我们(国家)合为一体的人》的文章，提醒读者，在赞扬像林肯这样一位伟人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历史上真实的林肯，不要把他变成一个过于美好的国家神话。

政治领袖一旦成为国家神话，公众和历史学家就可能讳言他生前那些“不便多提的真相”。其实，又有哪一位政治人物一生只有光明而没有阴影呢?

林肯对种族问题的看法也与今天赞扬他废奴的人们所想象的不同。在1858年的竞选辩论中他声称：“我不想让白人和黑人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平等。这两个种族是有实质区别的。我认为，这使得他们永远不可能平等地在一起生活。”他还认为：“黑人不宜成为选举者、陪审员，也没有资格担任公职或与白人通婚。”

林肯维护了美国的统一，但许多美国人对他可能代表的国家主义心怀警惕。林肯深深了解霍布斯所说的雅种怪兽国家(“利维坦”)，但需要时却又有意将它引入美国的制度。

林肯与左派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更增加了他在美国的争议。1864年林肯连任总统时，马克思给他寄来了贺信，请当时在伦敦的美国大使查尔斯·亚当斯转呈。信中说：“欧洲工人们本能地觉得，星条旗担负着工人阶级的命运。”所以1930年西班牙内战时期，到西班牙参战的美国左派组成了“林肯营”，还举行了“林肯——列宁”游行。

林肯于1809年2月12日与达尔文在同一天出生。威廉·赫登是林肯当律师时的合作人，他回忆说，林肯年轻时崇拜潘恩和伏尔泰，而且在许多人还没有听说过达尔文的名字时就阅读过他的著作了，“从此相信普世法则和进化论，再没有改变”。林肯从相信种族有天生差异到主张废奴的思想转变，是逐渐的变化，不是革命的飞跃。在林肯最不愿意谴责美国蓄奴制时，他已经知道，这个制度是“长不了的了”。

历史上的林肯不是一尊铸成石膏像的圣人，那个具体政策上有种种偏差的林肯和那个以远大眼光注视国家未来的林肯本是同一个人。

法国少年皮尔从小就喜欢舞蹈，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可是，因为家境贫寒，维持基本生活都非常艰难的父母根本拿来不出多余的钱来送皮尔上舞蹈学校。

皮尔的父母不得不将他送去一家缝纫店当学徒工，希望他学一门手艺后能帮家里减轻点经济负担。每天在缝纫店工作十多个小时的皮尔厌恶极了这份工作，不担因为繁重的工作所得的报酬还不够他的生活费和学徒费。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是在虚度光阴，他为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而非常苦闷。他甚至认为，与其这样痛苦地活着，还不如早早地结束生命。

绝望中的皮尔突然想起了他从小就崇拜的有着芭蕾音乐之父美誉的布德里。皮尔觉得只有布德里才能明白他这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的人。他决定给布德里写一封信，希望布德里能够收下他这个学生。在信的最后，他写道：如果布德里在一个星期内不回他的信，不肯收他这个学生，他便只好为艺术献身，跳河自尽了。

很快，年少倾垮的皮尔收到了布德里的回信。皮尔以为布德里被他的执着打动，答应收下他这个学生。但是信中却并没有提收他做学生的事。只是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布德里告诉皮尔，在他小的时候，很想当一名科学家。可是因为当时家境贫穷，父母无法送他上学，他只得跟一个街头艺人过起了卖唱的日子。最后，他说，人生在世，现实与理想总是有一定距离的人，首先要选择生存。只有好好地活下来，才能让理想之星闪闪发光。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的人，是不配谈艺术的。

布德里的回信让皮尔猛然惊醒。后来，皮尔努力学习缝纫技术，二十三岁的那一年，在巴黎他开始了自己的时装事业。很快，他便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和服装品牌，也就是如今举世闻名的皮尔卡丹公司。

由于皮尔一心扑在服装设计与经营上，皮尔卡丹公司发展迅速，皮尔在二十八岁的那一年就拥有了两百名雇员。他的顾客中很多都是世界名人。如今，皮尔卡丹品牌不仅拥有服装行业，还有服饰、钟表、眼镜、化妆品等等，皮尔卡丹不但成了令人瞩目的亿万富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产品也遍及全球。

皮尔卡丹一次接受时说：其实自己并不具备舞演员的素质，当舞蹈演员，只不过是年少轻狂的一个虚幻的梦而已。如果那时他不放弃当舞蹈演员的理想，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皮尔卡丹。

是啊，每个年轻人都有着自己的理想，也都为自己那伟大的理想激动过，苦闷过。只有勤勤恳恳地做好身边的每一件事，脚踏实地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路，才能更快地接近理想。

朋友，也许有一天你也会像皮尔卡丹一样突然发现其实理想一直伴随在你的身边，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与一般大学生4年读完一所大学不同，张文用4年时间“读”了4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2007年6月，张文高考发挥失常，怀着进京求学的梦想，他来到北京的一所民办高校。进校后不久，张文就感到失落：身边的同学整天抽烟、喝酒、打牌、逃课、通宵上网……张文说：“我不甘平庸，我要走一条自己想走的路。”

张文决定退学。他说：“我要走访国内各顶尖大学，遍访名师。”从2008年起，他在京沪的4所名校各旁听一年。4年下来，张文听了200多门课、100多场讲座，积累了50万字的课堂笔记，还加入了100多个社团。

一年用了6支录音笔

积极、刻苦，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写照。在复旦大学的课堂上，张文总是积极提问。中文系骆玉明教授的《古典诗词导读》是复旦大学的精品课程，骆教授主张“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他常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朗诵，但响应者寥寥。在一次课上，骆教授再次邀请学生朗诵诗经中的《蒹葭》，按捺不住的张文举起手，登台朗诵起来。

在北京大学时，因为觉得“好课实在是太多了”，他上午同时选了3门课，所以准备了3支录音笔。课前，张文在3栋教学楼间一路小跑送录音笔，自己听一门，下课后再跑到另外两间教室取录音笔。晚上9点下课后，他来到未名湖畔，一边散步，一边听白天的录音。晚上12点回到燕南园继续听，有时他听着听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又倒回去继续听。在北京大学一年，张文先后用了6支录音笔。

清华大学让张文感受到另一种不同的氛围：“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老师讲得激情满怀，同学们奋笔疾书记笔记。”

“中国人民大学散发着浓厚的人文气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上，同学与老师之间总是有着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从课堂延续到老师的办公室。”张文说，“该校密集的讲座让我大开眼界，好多外国的总统、中国的部长、经济学家、商界名流登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坛。”

全方位参与大学生活

上课、记笔记、听录音，并不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全部。在北大，张文报名参加了100多个社团，足迹遍布各种学科兴趣小组、文艺演出、讲座论坛、体育运动、志愿服务等。用张文的话说，加入这些社团是为了“完善人格、砥砺品德”。

张文做事积极主动、随叫随到。社团负责人觉得张文不知疲倦、任劳任怨，于是给他一定的职位，为社团做事。

张文认为，最值得他骄傲的一件事是去内蒙古一所高中捐赠图书。他从一名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根河市的学生处得知，根河市有半年时间是被冰雪覆盖着的，教育条件极差。

于是，张文找到办活动时认识的两位公司老总，希望他们能出资给根河二中图书馆添置图书。他又辗转联系上文化部前副部长丁一先生题写馆名，并邀请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院士题词。最终3500册图书送到了根河二中。

张文的积极参与，也曾遭到过其他学生的质疑，甚至引起相关学生组织的不满。2011年12月，有人在北大BBS上发帖说张文不是北大的学生，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很多社团担任职务，发帖人声称要把他赶出北大。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张文的自尊。

我还要去香港大学、去哈佛、去耶鲁

张文喜欢和各种各样的“牛人”打交道，他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在张文看来，到一所大学首先要认识其校长。他在复旦大学时，就去杨玉良校长的办公室请教过问题。他曾经让周其凤校长给他推荐精品课，周校长勉励他要好好利用北大的资源，广泛接触名师，并说：“你这样的学习方式比那些只想拿文凭、整天混日子的同学更能学到真东西，北大学生应该向你学习。”张文也曾给顾秉林先生写信，顾先生回信鼓励他：“不管你能不能拿到文凭，都要练就一身真本领。”

总结这4年的收获，张文说：“复旦大学让我认识了自己，自我觉醒；北京大学拓宽了我的视野；清华使我懂得要脚踏实地，知行合一；中国人民大学让我从个人奋斗转变为关心国家、社会，立学为民，治学报国。”

现在张文在某大型地产集团兼职做董事长助理。他找工作的经历也很传奇：张文在中国人民大学听该董事长的讲座，并与其建立了联系，该董事长知道了他的游学故事，被他的毅力感动。

如今，下班后的张文还是会去学校听课、读书，但这不是张文的终点。

刚刚参加了托福考试的张文，准备明年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做义工，之后还要去美国。这个机会源于他的毛遂自荐：“听说基金会招募义工，我就给在美国的执行主席雷克先生写信表达了我的意愿，并介绍了我游学和做公益的经历，不久，雷克先生就回信了。”

张文的梦想是在香港做义工之余，去香港大学听课；等到了美国，他还想去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见识一下纯正的美国精英教育。

司马相如是汉代着名文人，他写出了历史上非常有名气的《长们赋》，关于他的婚姻，还有一段浪漫的故事。

“绿绮”是司马相如弹奏的一张琴。司马相如原本家境贫寒，徒有四壁，但他的诗赋极有名气。梁王慕名请他作赋，相如写了一篇“如玉赋”相赠。此赋词藻瑰丽，气韵非凡。梁王极为高兴，就以自己收藏的“绿绮”琴回赠。“绿绮”是一张传世名琴，琴内有铭文曰“桐梓合精”，即桐木、梓木结合的精华。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后来，“绿绮”就成了古琴的别称。

一次，司马相如访友，豪富卓王孙慕名设宴款待。酒兴正浓时，众人说：“听说您‘绿绮’弹得极好，请操一曲，让我辈一饱耳福。”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的女儿文君，才华出众，精通琴艺，而且对他极为仰慕。司马相如就弹起琴歌《凤求凰》向她求爱。文君听琴后，理解了琴曲的含意，不由脸红耳热，心驰神往。她倾心相如的文才，为酬“知音之遇”，便夜奔相如住所，缔结良缘。从此，司马相如以琴追求文君，被传为千古佳话。

1997年，孙红雷毕业于北京戏剧学院后，经常奔波于北京的各大片场，应征一些电视剧的角色。因为长相平平，在那个盛行俊男美女的时代。他屡屡碰壁。

1998年初的一天，著名导演赵宝刚在《永不瞑目》片场选拔出演剧中大毒枭的打手建军的演员。尽管这是个小角色。但因为赵宝刚名气大，还是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应征，孙红雷也报了名。可令孙红雷没想到的是，赵宝刚仅看了他一眼，就摇摇头说：“小伙子，你长得太憨厚了。这个角色不适合你！”就这样，孙红雷灰溜溜地离开了片场。

半路上，孙红雷回忆起赵宝刚的话，感觉万分委屈，因为之前虽说多次应征失败，但至少有试戏的机会，而这次应征竟然连试都没试就被刷了下来。他越想越觉得憋屈。突然来了股横劲儿：我就不信邪，不给角色我演，那我就去抢！于是，孙红雷又急匆匆赶到片场，跑到正在选角的赵宝刚面前，斩钉截铁地说：“让我演段戏！如果你不满意，我立刻走人！你不让我试戏就淘汰我，这对我不公平！”赵宝刚被吓了一跳，重新审视了下这个“愣头青”，被他的自信和执着所感动，于是勉强答应了他的“要求”。孙红雷试了一段戏后，赵宝刚发现，他演技精湛，在剧中呈现的状态和现实中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就将角色给了他。

后来，电视剧《永不瞑目》热播，在这部电视剧中，尽管孙红雷饰演的建军一角是个很小的角色，戏份也不多，但他还是凭着出色的演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以后，孙红雷的片约接连不断，并最终成为中国炙手可热的男演员。

赵宝刚有次在接受采访时说：“孙红雷当初争取到电视剧《永不瞑目》的角色，与其说是我给他的，还不如说是他自己‘抢来的’。”

人们都说“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其实未必，因为在很多时候，即便我们做了大量准备，也可能等不到机会。这就须要我们自己为自己争取机会，自己为自己打开成功之门。

马克思：经常有针对性地阅读。每逢书中他自认为重要和有参考价值的地方，都加以摘要，并做笔记。马克思的一生虽然颠沛流离，经济经常陷入困境，生活十分艰难。但他依然克服各种困难，坚持读书和科研。

鲁迅：非常讲究读书方法。他提倡博采众家，说：“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有拓宽思路，增长知识等好处。对于较难懂的必读书，他的看法是硬着头皮读下去，直到读懂钻透为止。他还提倡在“泛览”的基础上，选择自己喜爱的书深入研究。在研究中，他主张要独立思考，注意观察与实践相结合，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对看不懂的地方，他认为“若是碰到疑问而只看到那个地方，那无论看到多久都不会懂。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于是连以前的地方也明白了”.鲁迅十分重视运用“剪报”积累材料。曾说：“无论什么事，如果陆续收集资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

鲁迅嚼辣椒驱寒：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着名的文学家。

诸葛亮：读书方法是“观其大略”.这个方法意味者他注重知识的全面性和开拓性。

爱因斯坦：他的成功，与他从小就有刻苦自学的习惯是分不开的。11岁时，他就读完了一套通俗科学读物，并对科学开始发生兴趣。12岁时，他又自学了欧几里得几何。此外，和现代的孩子们相比，他特别重视哲学的阅读，13岁时就开始自学康德的哲学了。 他还根据自身的特点、志向和兴趣，把精力集中在物理学的学习上。结果他在物理学方面果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爱因斯坦在读书学习时不搞不必要的死记硬背，经常爱和同学在一起讨论，使他感受到互补的乐趣。

华罗庚：数学家华罗庚有一种奇特的读书方法。他拿起一本书，不是从头至尾一句一字地读，而是先对着书名思考片刻，然后闭目静思：设想这样一个题目，如果要让自己来写应该怎样写……想完后再打开书，如果作者写的和他的思路一样，他就不再读了。一本需要十天半月才能读完的书，他一两夜就读完了。

苏东坡：苏东坡学识渊博，他有一种“各个击破”的读书法。他认为一本书每读一遍，只要理解和消化一个问题就行了;一遍又一遍地读，就能达到事事精通。一本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而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吸收，只能集中中注意力了解某一个方面。比如想探究历代兴亡治乱的原因，那么就从这个角度去读;要探究史实典故，就换另一个角度，再读一遍。这个方法虽有些笨，但这样读过之后，各个方面都经得起考验。

况衡：况衡，字稚圭，西汉东海(汉郡名，今江苏省邳县以东至海，连山东省滋阳县以东至海地区)人。他出身农家，祖父、父亲世代都是农民。传到匡衡，却喜欢读书。他年轻时家里贫穷，白天给人做雇工来维持生计，晚上才有时间读书。可是家里穷得连灯烛也点不起。邻家灯烛明峦，却又照不过来。匡衡就想出个法子，在贴着邻家的墙上凿穿一个孔洞，“偷”它一点光亮，让邻家的灯光照射过来。他就捧着书本，在洞前映着光来读书。

孙敬：汉朝有个叫孙敬的人，从小勤奋好学，他每天晚上学到深夜，为了避免发困，他用绳子的一头拴柱头发，一头拴在房梁上。战国时，有个名叫苏秦的人，想干一番大事业，便刻苦读书。每当深夜读书时，他总爱打盹。于是，他就在自己打盹的时候，用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以提精神。孙敬和苏秦的故事感动了后人，人们用“悬梁刺股”来表示刻苦学习的精神。

车胤：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可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

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内容，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借它们的光不就可以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李国安是给水团团长他住在嘴边的两句话是“一个共产党员要上木愧党，下不愧民，“一个干部要上不愧部队，下不愧士兵”他为部队打井为老百姓打井，将800里边防变成了有水的钢铁长城，为内蒙古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甘将生命化清泉，多少年来顾不上家顾不上老母、顾不上妻儿.但他是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李国安说：“我深深懂得没有国就没有家”尽管付出很多但他“无怨人悔”。

留取丹心照汗青   德佑元年，蒙古铁骑如摧枯拉朽直逼临安。时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起兵勤王，并将全部家产拿出来充作军费。其友人劝他说：“你以这万余乌合之众，去抵挡元朝三路大军，何异于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说：“我最恨的就是国家一旦有急难，征召天下之兵，而无一人一骑入关。我之所以不自量力，准备以身相徇，就是为了使天下的忠臣义士因此能闻风而起。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这样才可能保住江山社稷。”

可是，经过多年艰苦的抵抗奋战，文天祥最终还是兵败被俘。元朝大将张弘范逼他写信招降在厓山继续抵抗的张士杰，他坚决拒绝。 元朝皇帝忽必烈“既壮其节，又爱其才”，希望说服文天祥叛宋降元。他召文天祥上殿，对文天祥说：“你若能像对宋朝一样对我，就立即以你为中书宰相。”文天祥说：“我文天祥为大宋状元宰相，宋亡，我惟可死，不可生。”忽必烈又说：“汝不为宰相，则为枢密。”文天祥昂然答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文天祥从容就义，舍身成仁，时年仅四十七岁，浩气丹心，永存史册。

如果名师执教基础，新生的起点一定更高更稳。名师影响一生。

如果问：1946年，徐悲鸿任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时，教几年级？你也许答不出。但要问：现在名校中的名师教几年级？你一定脱口而出——毕业班。且不说大学，就说一窝蜂扩招的名中学，师资匮乏，便让高二老师教高三，高一老师教高二，初三老师晋高一，依此拆低补高，最终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教初一。

但当年徐悲鸿反其道而行之。他亲授一年级课，教新生起稿、观察、修改、乃至铅笔、纸张、油彩等工具的用法，还到学生宿舍指导写生。二年级由吴作人等名家任课。三年级，待学生好规矩养成，才交给青年老师带班。新师应该得到尊重，可教育是天底下最难的事，新生刚起步，如果名师执教基础，新生的起点一定更高更稳。名师影响一生。

悲鸿大师用心良苦，大师何以如此？一是心有学生，尽力对学生的一生负责。二是教学理念崇高，不浮躁，不急功近利。这也许是那时既不扩招收费、也不以“升学率”为考评标准的缘故。由名师开启智慧，乃三生有幸。当代人唯有羡慕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