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名人的小故事(经典20篇)

1.廉蔺交欢

蔺相如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大臣，他很有见识和才能。在“完璧归赵”、“渑池相会”两次外交斗争中，捍卫了赵国的尊严，地位在名将廉颇之上。

这使廉颇很不服气，他对别人说：“我廉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为赵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蔺相如不过是凭一张嘴巴，说说而已，有什么了不起，反而爬到我的头上。一定要侮辱他一番。”

蔺相如听说后，尽量不跟廉颇会面，每次出门，避开廉颇，有时甚至装病不去上朝。

有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看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而来，连忙叫车夫绕小路而行。蔺相如手下的人对他这样卑躬让步的作法感到委屈，纷纷要求告辞还乡。蔺相如执意挽留，并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说：“诸位认为廉将军和秦王相比，哪个厉害？”众人都说：“当然廉将军不及秦王了。”蔺相如说：“对啦，天下的诸候个个都怕秦王，可是为了赵国，我敢在秦国的朝廷上斥责他，怎么会见到廉将军倒反而害怕了呢？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攻打赵国，就是因为赵国有我和廉将军两人的缘故。如果两虎相斗，势必两败俱伤。我不计个人恩怨，处处让着廉将军，是从国家的利益着想啊。”听了这番话，大家都消了气，打消了告辞还乡的念头，反而更加尊敬蔺相如了。

后来，有人把蔺相如的话告诉了廉颇，廉颇大受感动，惭愧万分，觉得自己心胸竟然如此狭窄，实在对不起蔺相如，决心当面请罪。

一天，他脱下战袍，赤身背着荆条，来到蔺相如的府第，“扑”地跪在地上，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对蔺相如说：“我是一鄙陋的粗人，见识浅薄，气量短小，没想到您对我竟这么宽容大量，我实在无脸见您，请您用力责打我吧！就是把我打死了，也心甘情愿。”蔺相如见到这情景，急忙扶起廉颇，两人紧抱在一起。

从此两人消除了隔阂，加强了团结，同心协力，保卫赵国，强大的秦国更加不敢轻易地侵犯赵国了。

2.程门立雪

杨时（1053年～1135年）是北宋时一位很有才华的才子，南剑州将乐人（今属福建）。中了进士后，他放弃做官，继续求学。

程颢（1032年～1085年）、程颐（1033年～1107年）兄弟俩是当时很有名望的大学问家、哲学家、教育学，洛阳人，同是北宋理学的奠基人。他们的学说为后来的南宋朱熹所继承，世称程朱学派。杨时仰慕二程的学识，投奔洛阳程颢门下，拜师求学， 4年后程颢去世，又继续拜程颐为师。这时他年已40，仍尊师如故，刻苦学习。

一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杨时碰到疑难问题，便冒着凛冽的寒风，约同学游酢（1053年～1123年）一同前往老师家求教。当他来到老师家，见老师正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他不忍打搅，怕影响老师休息，就静静地侍立门外等候。当老师一觉醒来时他们的脚下已积雪一尺深了，身上飘满了雪。老师忙把杨时等两人请进屋去，为他们讲学。后来，“程门立雪”成为了广为流传的尊师典范。

3.张良拜师

张良（？～ 前186年），是西汉高祖刘邦的军师，他的祖先是韩国人。在秦灭韩后，张良立志为韩国报仇。

有一次，因刺杀秦始皇未遂，受到追捕而避居到下邳。张良在下邳闲暇无事。有一天他到下邳桥上散步，碰到一个老人，穿着粗布短衣，走到张良旁边，故意把他的鞋子掉到桥下。然后回过头来冲着张良说：“孩子！下桥去给我把鞋子拾上来！”张良听了一愣，很想打他一下，但一看他是个老人，就强忍着怒气，到桥下把鞋拾了上来。那老人竟又命令说：“把鞋子给我穿上！”张良一想，既然已经给他拾来了鞋子，不如就给他穿上吧，于是就跪在地上给他穿鞋。那老人把脚伸着，让张良给他穿好后，就笑嘻嘻地走了。

张良一直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他的去向。那老人走了里把路，又折回身来，对张良说：“你这个孩子是能培养成才的。五天以后的早上，天一亮，就到这里来同我会面！”张良跪下来说：“是。”第五天天刚亮，张良到了下邳桥上。不料那老人已经等在那里了，见了张良就生气地说：“和老人约会，怎么迟到了？以后的第五天早上再来相会！”说完就离去了。

素养的名人故事

到第五天早上，鸡一叫，张良就赶去，可是那老人又等在那里了，见了张良又生气地说：“怎么又掉在我后面了？过了五天再早点来！”说完又走了。

又到了第五天，张良没到半夜就赶到桥上，等了好久，那老人也来了，他高兴地说：“这样才好。”然后他拿出一本书来，指着说道：“认真研读这本书，就能做帝王的老师了！过十年，天下形势有变，你就会发迹了。以后13年，你就会在济北郡谷城山下看到我——那儿有块黄石就是我了。”老人说完就走了。

早上天亮时，张良拿出那本书来一看，原来是《太公兵法》（辅佐周武王伐纣的姜太公的兵书）！张良十分珍爱它，经常熟读，反复地学习、研究。

10年过去了，陈胜等人起兵反秦，张良也聚集了 100多人响应。沛公刘邦率领了几千人马，在下邳的西面攻占了一些地方，张良就归附于他，成为他的部属。从此张良根据《太公兵法》经常向沛公献计献策，沛公认为很好，常常采用他的计谋，后来成了刘邦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师。刘邦称帝后，封他为留侯。

张良始终不忘那个给他《太公兵法》的老人。13年后，他随从刘邦经过济北时，果然在谷城山下看见有块黄石，并把它取回，称之为“黄石公”，作为珍宝供奉起来，按时祭祀。张良死后，家属把这块黄石和他葬在一起。想一想：这是一个动人的传说，张良拜师，第三次才见到老师，如果是你，你会去第三次吗？为什么？

4.千里送鹅毛

“千里送鹅毛”的故事发生在唐朝。

当时，云南一少数民族的首领为表示对唐王朝的拥戴，派特使缅伯高向太宗贡献天鹅。路过沔阳湖时，好心的缅伯高把天鹅从笼子里放出来，想给它洗个澡。不料，天鹅展翅飞向高空。缅伯高忙伸手去捉，只扯得几根鹅毛。缅伯高急得顿足捶胸，号啕大哭。随从们劝他说：“已经飞走了，哭也没有用，还是想想补救的方法吧。”缅伯高一想，也只能如此了。

到了长安，缅伯高拜见唐太宗，并献上礼物。唐太宗见是一个精致的绸缎小包，便令人打开，一看是几根鹅毛和一首小诗。诗曰：

天鹅贡唐朝，山高路远遥。

沔阳湖失宝，倒地哭号啕。

上复圣天子，可饶缅伯高。

物轻情意重，千里送鹅毛。

唐太宗莫名其妙，缅伯高随即讲出事情原委。唐太宗连声说：“难能可贵！难能可贵！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这个故事体现着送礼之人诚信的可贵美德。今天，人们用“千里送鹅毛”比喻送出的礼物单薄，但情意却异常浓厚。

有道德的名人故事能让我们向其看齐，以其为榜样。下面是小编推荐给大家的道德名人故事，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1.卓琳 平凡至伟

原中央军委办公厅顾问、邓小平同志夫人卓琳。

1937年，卓琳离开北平，转到延安。

1939年认识邓小平并与邓小平结为连理。为了支持抗日，鼓舞士气，卓琳跟随邓小平不避炮火连天。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

卓琳在解放后，邓小平成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后，依然默默无闻甘当无名英雄，遵循着党的原则，有着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信仰。

在动乱中，卓琳陪伴邓小平在江西度过流放生活，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她仍然以顽强精神，赴港见证香港回归。细心的人可以发现：卓琳与她的丈夫邓小平同样是农历牛年逝世，逝世同样是九十三岁……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她毅然把个人的积蓄10万元全部捐给汶川大地震灾区人民。

2.宋文骢 壮志凌云

宋文骢(1930.3.26-)，飞机总体设计专家，歼10飞机总设计师。原籍云南省大理。

1960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现任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首席专家、型号总设计师、自然科学研究员。

20世纪60年代初，宋文骢就和同志们一同首创了我国飞机设计第一个气动布局专业组并担任组长，开始了对飞机新式气动布局的深入研究。

80年代中后期，上级发文提出要研制一种适合我国空军2000年以后作战环境的歼击机，并列为国家重大专项，代号为“十号工程”。56岁的宋文骢，被国防科工委正式任命为歼-10飞机总设计师。

今年，歼-10在国庆阅兵中大显身手，让世界瞩目。这是我国自行研制，具备当今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一代、高性能、全天候战斗机。随着歼-10 飞机的研制定型和装备部队，我国形成了一整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战斗机设计技术。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周年盛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到这里。上午11时11分，由空军151架飞机组成的空中梯队准时飞越广场上空，由我国自行研制，有着自主知识产权的"歼-10"战斗机编队惊艳亮相，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歼-10的横空出世，令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能够独立研制第三代战斗机的国家。

3.阿里帕·阿力马洪 母爱最真

这是中国最西北的一个小县城。连日的降雪给这片广袤的草原披上了银装，气温也骤降到了零下30多度。2009年12月10号上午，回族青年王作林急匆匆从一百多公里外的村里赶回了清河县城，看望他病重的维吾尔族妈妈——阿里帕老人。

这个普通的院落，是王作林和他的18个不同民族、不同血脉的兄弟姐妹们一起长大的地方。如今，他们已各自成家立业，但这个宁静的小院和70岁的老母亲阿里帕一直是他们心中最大的牵挂。

和所有的家庭一样，全家福记载着一家人最幸福的时光。

1963年，阿里帕已经是6个孩子的母亲，丈夫阿比包在县公安局工作，加上弟妹，10口之家的生活全靠着丈夫每月45元的工资支撑着。生活拮据但日子过得却其乐融融。可是就在这年冬天，和阿里帕一墙之隔的哈萨克邻居亚合甫夫妇不幸相继去世，撇下了3个不满十岁的孩子。

阿里帕看到这三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十分可怜，就把他们接回了自己的家。阿里帕心里明白，在当时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多一张嘴就意味着多一份生活的艰难。

今年已经53岁的托乎提是阿里帕老妈妈最初收养的三兄弟之一，那时他只有8岁，回想起当年阿里帕妈妈收养他们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

之后的十年间，阿里帕又先后收养了回族孤儿王淑珍，王作林兄妹4人，汉族孤儿金海、金花和金雪莲，这时，她和丈夫抚养的孩子增加到了19个。

流浪街头的小淑珍当时头上长满了头癣和癞疮，头上没有一根头发，满是脓血。

阿里帕带着她四处求医问药，经过两个多月的清洗和治疗，小淑珍的头上终于长出了黑茸茸的毛发。

一直到现在，王淑珍始终保留着长长的黑发，她说这是妈妈给她最珍贵的礼物。

为了保证全家20多口人的一日三餐，阿里帕专门买了一口直径1米2的大铁锅，她几乎把家里的全部收入都换成了食物，春天粮食不够吃，她就去地里挖野菜，秋天还要出去捡麦子、收土豆。尽管如此，生活依然捉襟见肘。为了多赚些钱为孩子们交学费做衣服，丈夫阿比包下班后就去为工地打土块，而阿里帕也在县食品厂找到了一份洗羊肚和羊肠的工作。

阿里帕夫妇的目标不仅仅是让孩子们能吃饱，还要让孩子们有学上。家里用不起电灯，阿里帕就用破棉絮搓成条，做成小油灯，19个孩子们就在这一盏盏跳动的灯光下读书学习，上完了小学、中学。孩子们没有一个因为家里贫穷而辍学。

正是因为阿里帕对这个特殊大家庭付出的艰辛，让兄弟姐妹们早早就懂得了珍惜，懂得了相互关爱。今年已经三十三岁的热阿黑是阿里帕最小的亲生女儿，回忆起当时的生活，她的心里充满了辛酸和感动。

阿里帕的19个孩子在她含辛茹苦的照料下渐渐长大，四十年的岁月，这份大爱也逐渐打动了周围的邻居们。

每到逢年过节，是阿里帕老妈妈最快乐的时候。因为这时，全家老小都能聚到一起。这是一段拍摄于2005年春节时的一段录像，享受着天伦之乐的阿里帕老妈妈和阿比包爸爸无比幸

4.张正祥 勇者无敌

26年来，张正祥保卫滇池，用牺牲整个家庭的惨重代价，换来了滇池自然保护区内34个大、中型开矿、采石场和所有采砂、取土点的胜利封停。

他只是一个农民，妻子因不堪家庭落魄而离开，小儿子因被多次恐吓而精神分裂，自己因被人报复而导致残疾，被恐吓与被打成了家常便饭。但他坚持着。坚持绕滇池一千多圈，他被别人叫成疯子，他却说：“那些人才疯了，滇池养育我，疯子才不认爹妈，只认钱。”朴实的话透出纯洁而执着的灵魂!

5.李灵 心灵放歌

为关注留守儿童，李灵2002年师范毕业后，在家乡周口淮阳许湾乡创办希望小学，任校长兼思想品德老师，目前已有7个班300多名学生。由于所有学生全部免费，学校无力为学生购置教辅读物和课外书籍，而且7年来，李灵为建学校已挪用家中20万元，并欠下8万元外债，暑假期间，李灵向爸爸要了200元只身来到郑州，买了一辆破旧三轮车，开始收购旧教辅读物以及儿童读物。

6.陈玉蓉 母爱齐天

今年55岁的陈玉蓉，是湖北武汉一位平凡的母亲，她的儿子叶海滨13岁那年被确诊为一种先天性疾病——肝豆状核病变，这种肝病无药医治，最终可能导致死亡。前不久，叶海滨的病情恶化，住进医院，生命危在旦夕。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陈玉蓉请求医生手术将自己的肝移植给儿子。

然而，就在手术前常规检查中，叶海滨被查出丙肝，必须全部切除，需要母亲切1/2甚至更多的肝脏给儿子。可是，母亲患有重度脂肪肝，1/2的肝脏不足以支撑其自身的代谢。无奈，捐肝救子的手术被取消。

陈玉蓉从医院出院后，当天晚上就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每天走十公里。在随后的7个多月里，她每餐只吃半个拳头大的饭团，有时忍不住夹块肉送到嘴边，可是她一定帮助自己的儿子，所以只好将肉塞回碗里去。

陈玉蓉说自己有时太饿了，控制不住吃两块饼干，吃完了就会很自责。7个多月来，她的鞋子走破了四双，脚上的老茧长了就刮，刮了又长，而几条裤子的腰围紧了又紧。

当她再次去医院检查时，奇迹出现了。脂肪肝细胞所占小于1%，脂肪肝没有了。就连医生都感叹：从医几十年，还没有见过一个病人能在短短7个月内消除脂肪肝，更何况还是重度。没有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毅力，肯定做不到!

2009年11月3日这对母子在武汉同济医院顺利地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

7.朱邦月 一家之主

福建省南平市邵武煤矿71岁的退休工人，40多年前迎娶朋友的遗孀，并将朋友的两个儿子养大;20多年前因骨折病退休，照顾同时因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儿三人。

朱邦月是福建省邵武市晒口煤矿的一名退休工人。1967年，他的工友顾伟祖因病临终前恳求朱邦月收养自己的儿子并迎娶他已怀孕5个月的妻子朱玲妹。其实，朱玲妹此时已经身有残疾.朱邦月与朱玲妹母子组成新的家庭后，让老大依旧保留姓顾，老二姓朱。为了更好地照顾母子三人，老朱放弃了生育亲生子女的念头。

最初的日子虽然艰辛，但依然是幸福的。1985年，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由于遗传的原因，两个儿子高中毕业就先后患上了与母亲同样的疾病："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由于国内没有有效治疗的办法，两个孩子的肌肉开始萎缩，渐渐生活无法自理。朱玲妹的病情也逐渐加重，母子三人的日常生活全要靠老朱来打理。

8.沈浩 践行信念

沈浩是安徽省财政厅派驻小岗村的选派干部，其任职期间小岗村有诸多发展。在2006年底沈浩任

职三年届满即将离开时，村民们派了十个代表，按下手印到安徽省组织部、财政厅要求沈浩留在小岗村，再带领他们干三年。

沈浩1986年学校毕业后分配至安徽省财政厅综合处工作，历任省财政厅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调研员等职，2004年2月作为省财政厅优秀年轻干部下派至凤阳县小岗村任党支部书记，2009年11月6日在小岗村不幸辞世。

安徽省财政厅11日发出《关于确认沈浩同志为因公牺牲的决定》。《决定》写道：2006年底，沈浩任期即将届满时，在小岗村98户农民强烈挽留下，沈浩义无反顾地选择继续留任，成为当时全省唯一连任两届的下派干部。6年来，他以振兴小岗为己任，带领小岗村群众呕心沥血求发展，凝心聚力奔小康;他舍小家、为大家，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一心扑在了小岗村;他不畏艰辛，迎难而上，敢于突破，勇于创新，大力弘扬小岗村精神，为加快小岗村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了各级组织充分肯定和小岗村广大干群一致好评，先后荣获全国农村基层干部“十大新闻人物”特别奖、安徽省第二批选派干部标兵、安徽省改革开放“三十人三十事”先进个人、“全国百名优秀村官”等荣誉称号。

安徽省财政厅认为，沈浩的业绩，生动诠释了一名新时期党员的崇高境界，他那种对党忠诚、一心为民的坚定信念，爱岗敬业、恪尽职守的高尚情操，任劳任怨、乐于奉献的无私情怀，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为人正派、忠厚老实的高尚品德，永远值得学习，决定在全省财政系统深入开展向沈浩学习活动。

根据安徽省民政厅、人事厅、财政厅《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因公牺牲、病故审批确认及一次性抚恤金发放问题的通知》有关规定，经财政厅党组研究决定，确认沈浩为因公牺牲。

古代名人中，有很多人都喜欢去读一些书，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下面是小编整理了古代名人读书的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顾炎武读破万卷书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童年非常不幸，天花病差点夺走了他的生命。虽然他体弱多病，但是在母亲的教导和鼓励下，顾炎武勤奋苦读，以过人的毅力手抄《资治通鉴》，终于成为一代大学者。

欧阳修借阅典籍

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自幼天资过人，但是，他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由于家境贫寒，家里无钱买纸买笔，欧阳修的母亲郑氏为了让儿子习文练字，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用荻草代替毛笔教小欧阳修写字教给他写字。还教给他诵读许多古人的篇章。到他年龄大些了，家里没有书可读，便就近到读书人家去借书来读，有时接着进行抄写。就这样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只是致力读书。欧阳修勤奋刻苦，练成了一手好字，成为远近闻名的神童，而这种刻苦精神也影响了他的小伙伴李尧辅，将李尧辅带上好学之路。

蒲松龄草亭路问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路边搭建茅草凉亭，记录过路行人所讲的故事，经过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搜集，加上自己废寝忘食的创作，终于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辉煌巨著《聊斋志异》。

陶弘景菜园求学

陶弘景菜园求学：古代的时候，对自然界产生很多误区，人们相信螺赢是将螟蛉变成自己的儿子这个荒唐的传说，还把领来的儿子叫做“螟蛉子”。陶弘景对此表示怀疑。他在村边的菜园子里找到一窝蜾蠃，蹲在菜地里聚精会神地整天观察。陶弘景发觉它们有雄也有雌，经过许多天细致的观察，陶弘景终于揭穿了蜾蠃衔螟蛉的秘密：原来蜾蠃也有自己的后代，螟蛉是被衔到窝里给幼虫当食物的，根本不存在“螟蛉义子”这回事!从此，陶弘景更感到，凡事最好亲自观察，绝不能人云亦云。

悬梁刺股

汉朝的孙敬刻苦好学，每天一早就起来就读书，直至深夜。因为疲劳瞌睡，常会不知不觉打起盹来。他就把绳子的一头悬在屋梁上，一头系着头发。这样，一打盹，头皮就会被扯痛。后来，他终于成为儒学大师。战国时的苏秦因为游说秦国失败，家里人不理他，就发愤自学。每当瞌睡时，就拿锥子刺自己的股(大腿)，直至鲜血淋漓。后来他成为有名的学问家。

后人将两人的事迹合在一起，用“悬梁刺股”形容刻苦自学。

凿壁偷光

汉朝元帝时的匡衡，从小喜好读书。可是家里很穷，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上学读书呢?他只好白天干活，晚上自己学习。家里没有钱买灯油，怎么办呢?匡衡没有向困难屈服，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墙壁上凿了个小洞，借邻居家照射过来的微弱灯光看书学习。他勤奋刻苦，学到了许多知识，后来做了宰相。

司马光警枕励志

司马光是个贪玩贪睡的孩子，为此他没少受先生的责罚和同伴的嘲笑，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他决心改掉贪睡的坏毛病，为了早早起床，他睡觉前喝了满满一肚子水，结果早上没有被憋醒，却尿了床，于是聪明的司马光用园木头作了一个警枕，早上一翻身，头滑落在床板上，自然惊醒，从此他天天早早地起床读书，坚持不懈，终于成为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写出了《资治通鉴》的大文豪。

如果说贝多芬通过不懈的奋斗而努力接近上帝的话，那么莫扎特就是天使在人间。

莫扎特出身于萨尔兹堡宫廷乐师家庭，很小就显露出极高的音乐天赋，即兴演奏和作曲都十分出色，六岁即创作了一首小步舞曲，并在欧洲旅行演出获得成功，被誉为“神童”。1773年任萨尔兹堡大主教宫廷乐师，1781年不满主教对他的严厉管束而愤然辞职来到维也纳，走上了艰难的自由音乐家道路。

莫扎特学起音乐来就如同别的婴儿学说话一样发自天然。他有一个姐姐叫玛丽安娜（marianne）。当沃尔夫冈刚会走路时，在父亲给小玛丽安娜上音乐课的时侯，他就听着。然后他蹒跚着走到拨弦古钢琴那里把教材从头到尾弹得一点不差。到他四岁时，他不仅能弹拨弦古钢琴，而且开始写作小巧的小步舞曲，甚至为乐队写一部协奏曲。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得到了一把小型的小提琴并且学着拉它。有一天，当他的父亲和三个朋友正在花园的凉亭里弹奏一部弦乐四重奏时，小沃尔夫冈把那第二小提琴分部一点不错地拉了出来！他们都大为惊讶，他又同样把那第一小提琴分部拉完。他是出色的钢琴家，可视谱演奏协奏曲，能即兴演奏。从六岁开始作曲：八岁时写下第一首交响曲，十一岁写下第一首清唱剧，十二岁写下第一部歌剧，十四岁指挥了该歌剧的十二场演出。他在1773年听了海顿的弦乐四重奏后，同年首次写出自己的六首四重奏，时年十七岁。

起初，莫扎特的父亲把两个孩子带到德国的音乐城市慕尼黑。在那里，他们使所有的人都高兴得发狂。他们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每一个市镇停下来，在贵族们的宫殿里开音乐会。在一个寺院里，孩子们在管风琴上以娴熟的技能使那些善良的修道士们大惊失色，因为他们过去从来也没有试过这样演奏这个乐器。不久他们就常被邀请到公爵和王子们的家里演奏。后来，他们渴望已久的时刻来到了：他们接到邀请，到皇帝的宫殿里去演出。孩子们在皇帝和皇后以及他们的整个宫廷面前演奏。小沃尔夫冈被要求作各种不同的测验：他视奏了宫廷作曲家一首难弹的协奏曲，那作曲家为他翻着乐谱，看着他在主题上出色的即兴演奏；他用一个手指弹琴，又在蒙着一块布的键盘上弹奏。最后，皇帝称他是一个小魔术家。皇后送给每个孩子一个钻石指环，给玛丽安娜一件白色丝绸服装，给沃尔夫冈一件镶着宽金边的淡紫色的丝绸服装。

莫扎特全家乘坐公共马车在德国、法国、英国和荷兰旅行了三年。每到有公爵或王子掌管宫廷的地方，他们都停下来开音乐会。那些贵族夫人们对这个小男孩宠爱得这样厉害，以致父亲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他真希望她们给这孩子的金币象她们给他的亲吻一样多。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这个孩子出于本能懂得的音乐比许多大教堂教师钻研了一辈子所学的还多。”当莫扎特全家回到萨尔兹堡的时候，他们带的许多有装饰图案的精细纺织品、披巾、绸缎、鼻烟盒、戒指和其它礼物足够开一个铺子，但却没有多少钱，他们在音乐会上挣来的钱都在旅途中花光了。他的父亲意识到：假如让这孩子在萨尔兹堡呆得太长，他很快会被世人忘记。于是他又计划了一次旅行演出，这次是去意大利，一个当时在音乐上非常重要的国家。那时，意大利每个城市都有歌剧院，它的歌剧作曲家和歌唱家到全世界都很吃香，往往挤占了当地音乐家们的工作。父亲认为假如沃尔夫冈能够在意大利赢得名誉的话，他在世上的道路就容易走了。父子二人开始了在意大利各城市的旅行演出，自始至终都是一项胜利凯旋。富有的夫人们把各种礼物倾泻到他身上，人们委托他为米兰的大歌剧院写歌剧。在拿波里，他的演奏使单纯的老百姓吃惊得以为他的钻石戒指一定有魔术，要求把它脱下来看看。在罗马，他们在复活节的前一周到西斯廷大教堂去听一个圣乐作品。合唱班对乐谱戒备森严，从来都不准许别人把它抄下来。沃尔夫冈回到自己房间里，仅凭记忆就把它写出来了！

1812年，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出生在英国朴次茅斯的波特西地区，他的父亲是一个嗜酒好赌的家伙，经常把能跳会唱的查尔斯带到酒馆里表演节目，以获得几个赏钱，这让查尔斯从小就领略到了领赏时那种没有尊严的感觉。他非常讨厌这种感觉。

8岁的时候，查尔斯上学了，可是才读到三年级，父亲就因为债务问题而锒铛入狱，查尔斯无奈沦为了一家鞋油作坊的学徒。他每天工作10个小时，把手脚练得异常娴熟，老板就让他坐在门口表演以招揽生意，查尔斯在沮丧之余，想的最多的并不是逃回家，而是一定要努力学习知识，否则自己的命运可能就会这样一直延续下去。

查尔斯想办法交了很多同龄朋友，并向他们讨要一些用过的旧书，有语文，有数学，也有科学，查尔斯每天都如饥似渴地自学着，没有人教他生字，他就向别人请教，没人给他布置作业，他就自己给自己设置练习题、作文题……时间一天天过去，查尔斯发现自己特别喜欢写作文，还养成了每天写一篇小短文的习惯。

好运似乎也愿意偶尔眷顾一下肯努力的人！几年后，查尔斯的父亲出狱了，还从一个远房的亲戚那里继承到了一笔比较可观的遗产，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父亲似乎也愿意改过自新，把查尔斯送回了学校。老师给他做了测试，发现13岁的查尔斯居然已经达到直接进威灵顿学院读书的水平了！

进入威灵顿学院后，只用了两年时间，查尔斯就以优异的成绩从威灵顿学院毕业，而这时候，他的父亲却因为投资做生意亏光了家产，才15岁的查尔斯只能外出工作，进入报馆成了一名最年幼的记者。当时的英国正值社会转型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大批小资产者沦为贫困者，可报社的老板却让查尔斯每天都对资本主义歌功颂德，查尔斯非常同情那些忍冻挨饿的劳动人民，他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去采访和探望他们，还为他们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散文。

10年后，25岁的查尔斯把这些散文集中在一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博兹札记》。同年，他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用精彩的文笔对法官、律师、法庭、议会等上流阶层作了深刻而无情的嘲讽。这两本书大受欢迎，查尔斯一下子成为了让上流社会闻之色变的现实主义大作家！报社老板非常生气，告诉他说如果肯用自己的文笔多歌颂资本主义，就给他很好的薪酬，否则就解雇他，查尔斯一听这话，索性辞职过起了自由创作的生活。

此后，查尔斯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写一点舞台剧卖给剧院，大多数时候，他都把精力用在为穷苦百姓说话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上，并先后完成了《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贝》、《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双城记》等数十部经典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在嘲讽上流社会的同时，号召穷苦百姓奋起反抗，而且笔墨简练完美，对人生哲理和社会现象富有创造性的探索。

1870年，58岁的查尔斯因为患病而在自己简陋住所里离开人世，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他的手里依旧握着钢笔，桌子上是他那尚未完成的讽刺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查尔斯的人生境遇是凄苦的，他的精神却是饱满和无悔的，正如他的遗世名言所说：“一片用奋斗换来的面包，比一桌别人打赏给你的酒席要好吃得多。”

没错，这是一片面包的精神，更是查尔斯这个伟大作家的脊梁。也正因此，查尔斯的作品在此后数百年里都在全球被奉为经典，他本人甚至被后人们称为“召唤人们回到欢笑和仁爱中来的明灯”，就连马克思也敬称他为“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

美国著名的激励大师莱斯·布朗的左耳上结有厚厚的茧子。

布朗不是个幸运儿，他一出生就遭父母遗弃，稍大一点又被列为“尚可接受教育的智障儿童”，他实在有太多太多的理由。然而，他在中学阶段遇到了“贵人”——一位爱他的老师。老师告诉他：“不要因为人家说你怎样你就以为自己真的怎样。”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彻底改变了布朗的命运。

布朗决定加入演讲会，为每一个像他一样被“瞎了眼的命运女神”无情捉弄的不幸者呐喊，让每一颗怯懦的心都滋生出进取的勇气，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迸发出向上的力量。他咬定青山不放松。

布朗很有自知之明，他想自己没有过人的资质，没有个人魅力，也没有经验，要获得演讲的机会，只有一天到晚给人打电话，有时一天打一百多个电话，请求别人给他机会，让他去演讲。就这样，日久天长，布朗的左耳硬是被话筒磨出了茧子。

现在，布朗成了美国最受欢迎的励志演说家，他的演讲酬金每小时高达2万美元。一切都如期而至：掌声、鲜花、荣誉、金钱……

布朗笑了，他摸着左耳上的茧子不无得意地说：“这个老茧值几百万美元哩！”

我想，那茧子本身就是一篇撼人心魄的励志演说！把粗暴的拒绝记下来，把冷漠的推挡记下来，把所有泼进生命的冷水都记下来。然后，让它们沉积，凝结，最终开出了一朵离聪明和成功最近的惊世之花。

手上有茧，那是辛苦劳作的明证；脚上有茧，那是艰难跋涉的印痕；耳上有茧，那是征服命运的戳记啊！

列宁让路

有一次，列宁下楼，在楼梯狭窄的过道上，正碰见一个女工端着一盆水上楼。那女工一看是列宁，就要给列宁让路，准备自己退回去。列宁阻止她说：“不必这样，你端着东西走了半截，而我现在空着手，请你先过去吧!”他把“请”字说得很响亮，很亲切。然后自己紧靠着墙，让女工上楼了，他才下楼。列宁毫无疑问是一位伟人，但他却不因自己地位的高贵而无礼，这更显出了他伟大的品质。

“忍气吞声”的林肯

有一次，美国总统林肯和儿子罗伯特驱车上街，遇到一列军队在街上通过。林肯随口问一位路人：“这是什么?”林肯原想问是哪个州的兵团，但没有说清楚。那人以为他不认识军队，便粗鲁地回答：“这是联邦军队，你真是个他妈的大笨蛋。”林肯面对着一个普通路人对自己的斥责，只说了声“谢谢”，毫无怒容。

总理道歉

霍克就任澳大利亚总理期间，有一次在一家商场内与一位老人就养老金问题发生争执。霍克一时冲动，骂那位老人：“愚蠢的老家伙。”老人因此把他告到法院。霍克举行记者招待会，就自己不文明的语言，公开向这位老者道歉。他说：“那天我非常烦恼，但这不能成为我使用那种措辞的理由。如果我确实伤害了他的话，我愿意就此向这位先生道歉，诚请宽容我的不逊。”

教授

有记者访问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教授，您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儿学到的呢?”，“在幼儿园。在那里，我学到了令我终身受益的东西，比如说，有好东西要与朋友分享，谦让，吃饭前要洗手……”我们完善自己的文明修养也一样，并非一定要有什么了不起的举措，而是要从身边吃饭洗手这些小事做起。养成文明的习惯，使文明的观念从意识层次进入无意识层次，使文明贯穿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从小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很多同学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文明礼仪。可是看见校园中随处丢弃的饭盒，饮料瓶，听着某些同学口中吐出的脏话，怎能不教人痛心疾首呢!难道我们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人”么?明代大学者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是一个本体、一个功夫。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我们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自己却吝于履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跟从来没有接受社会教育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要实践社会文明，就要从这“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从自己的坐言起行上下功夫，就要告别不文明的行为。

大概是2011年元旦之后，我在香港机场的书店看到了一本书，名叫《新自然主义的家》。无意间翻到其中一页图片，那个家的设计让我心里“哇哦”了一下。我站了三五分钟，就看了这一张图。我很少会对一个东西喜欢到用“哇哦”来形容，但对这个房子我是有点儿迷上了，里面每样东西都是我想要的。

就为了一张图片，我把那本厚厚的书买回了家。

一年后，为考察一个项目，我去了巴西。有朋友偶然带我去了三个地方，说都是一位叫亚瑟·凯撒斯（ArthurCasas）的著名建筑师设计的，他是巴西排前三名的建筑师，明年的米兰世博会的某个馆也是他的作品。

这三个地方中有一处是我朋友的家，那种简约的美让我惊呆了。要知道简约是最难做的，复杂工艺可以靠很多东西去修饰，但简约的设计最难修饰，比如都是原色木头，但打磨和质地上，稍稍的差别，品质感都会差很多。还有一处是里约热内卢海边的旧楼，平均层高大概才2.2米，伸手就能碰到天花板，却设计得让人一点儿都感觉不到压抑，当时就觉得这位叫亚瑟的设计师真棒。

后来一个朋友要做一个项目，我就强烈推荐亚瑟。我很贸然地给亚瑟写电邮、打电话去邀请，2012年5月，他应邀来中国商谈这个项目。他做工作汇报时，我才惊喜地发现，原来他就是《新自然主义的家》里那个房子的设计者！我的DreamHouse竟然就是他的家。

更幸运的是，第二次去巴西时我终于有机会去了那所房子。

他的房子没有想象中大，大概300平方米，但所有的窗户都是可以打开的。大的玻璃墙推起来虽然重，但非常好推，当整面墙都打开，你坐在一个两面畅通的房子里，四周环抱着绿树，天气又好，你想想那是什么感觉？！那种空气的味道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亚瑟并不是异类，他只是巴西设计师中最典型的代表。精细的简约、完全融入的自然主义，这两个是巴西设计师最主要的特征，在他身上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他的厉害不止于此。陪他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就让我学了不少招。比如他去看一个房子时，最先进去的是厨房。他说一个家的厨房太重要了，做得好的甚至可以是这个家的活动中心。他很高，一米八五以上，每次一进厨房，就像上帝一样伸开双臂，开始左右比画，想象自己在这个空间操作时，如何取碗放盆，如何切菜码盘。

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现在喜欢每天晚上睡觉前看户型图，现在我的脑袋是3D的。你给我一个户型图，我可以完全凭想象在脑中造出一个立体的空间。

心动得太久，手就会发痒。去年底工作室装修，我决定自己来做设计师。当然有一个国内的设计师朋友帮我，比如说哪儿打梁，哪儿装灯，这种细节我不懂，但我画了那个房子。亚瑟教会我的第一点，就是要分出你需要的功能，于是除了常规的财务室和会议室，我还设计了有水台的吧台、有小沙发床的休息室，特别是我为自己选择了一处开放的公共空间，而不是独立的办公室，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建成之后，看着这个工作室，我在很多地方都感觉到亚瑟的影子。想到几年前第一次看到亚瑟那张图的情形，感觉生活真是太奇妙了。

忘了是谁说的，哲学的最高境界是美学。于是乎，我为这个装修的小嗜好，找到些许深度的支点。也奇怪，我怎么就从一个包控衣服控，成了装修控呢？友人解答，家居是自己享受，时装是穿给别人看，说明你是一个注重自我感受胜过别人评判的人。原来，我一不小心就成了个女汉子。

总统与书

美国一出版商有一批滞销的书久久不能脱手，便给总统送去一本，并三番五次地征求总统的意见，忙于政务的总统没有时间与其纠缠，便随口应了一句：“这本书不错!”出版商如获至宝般地大肆宣传：“现在有总统先生喜欢的书出售。”于是，这些滞销的书不久就被一抢而空了。

不久，这个出版商又有书卖不出去了，他又送给总统一本。总统上了一回当，想奚落他一下，便说：“这本书糟透了。”出版商听后大喜，他打出广告：“现在有总统讨厌的书出售。”结果，不少人出于好奇争相购买，书随之脱销。

出版商第三次将书送给总统的时候，总统接受了前两次的教训，不置可否。出版商却大作广告：“现在有总统难以下结论的书出售!”居然又一次大赚其利。

送2/3地皮给政府的精明商人

美国某城30英里以外的山坡上有一块不毛之地，地皮的主人见地皮搁在那里没用，就把它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新主人灵机一动，跑到当地政府部门说：我有一块地皮，我愿意无偿捐献给政府，但我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因此这块地皮只能建一所大学。政府如获至宝，当即就同意了。

于是，他把地皮的2/3捐给了政府。不久，一所颇具规模的大学就矗立在了这块不毛之地上。聪明的地皮主人就在剩下的1/3的土地上修建了学生公寓、餐厅、商场、酒吧、影剧院等等，形成了大学门前的商业一条街。没多久，地皮的损失就从商业街的赢利中赚了回来。

买我的马戏票免费赠包花生

美国宣传奇才哈利十五六岁的时候在一家马戏团做童工，负责在马戏场内叫卖小食品。但是每次看戏的人不多，买东西吃的人则更少，尤其是饮料，很少有人问津。

有一天，哈利突发奇想：向每一位买票的观众赠送一包花生，借以吸引观众。但是老板坚决不同意他这个荒唐的想法。哈利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做担保，请求老板让他一试，并承诺说，如果赔钱就从他的工资里面扣：如果赢利了，自己只拿一半。老板这才勉强同意。于是，以后每次马戏团的演出场地外就多了一个义务宣传员：“来看马戏喽!买一张票免费赠送好吃的花生一包!”在哈利不停的叫喊声中，观众比往常多了几倍。

观众进场后，哈利就开始叫卖起饮料来，而绝大多数观众在吃完花生之后觉得口渴都会买上一瓶饮料。这样一场马戏下来，营业额比平常增加了十几倍。其实，哈利在炒花生的时候加了少量的盐，这样花生更好吃了，而观众越吃越口渴，饮料的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了。

一批小树拯救旅馆

美国纽约州有一家三流旅馆，生意一直不是很景气，老板无计可施，只等着关门了事。后来，老板的一位朋友指着旅馆后面一块空旷的平地给他出了个主意。次日，旅馆贴出了一张广告：“亲爱的顾客，您好!本旅馆山后有一块空地专门用于旅客种植纪念树之用。如果您有兴趣，不妨种下10棵树，本店为您拍照留念，树上可留下木牌，刻上您的大名和种植日期。当您再度光临本店的时候，小树定已枝繁叶茂了。本店只收取树苗费200美元。”广告打出后，立即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旅馆应接不暇。

没过多久，后山树木葱郁，旅客漫步林中，十分惬意。那些种植的人更是念念不忘自己亲手所植的小树，经常专程来看望。一批旅客栽下了一批小树，一批小树又带回一批回头客，旅馆自然也就顾客盈门了。

在那部根据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生平拍摄的电影《弗里达》里，我忽略了作为影片主干的那些情事，却紧紧盯着她作画的那些场面，手指都快要抠进椅子的扶手里去。

她１８岁那年遭遇了一场车祸，使她的脊柱、锁骨、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腿１１处骨折，病痛从此就成为高悬在她头上的利剑，时不时召她回去接收警讯。她一生中大约经历了３０次手术，到１９５４年离世，始终被疼痛困扰，她就带着疼痛作画，躺着画、半侧着画、趴着画，把画框悬挂在头顶上画，以各种能够使疼痛减轻一点的姿势画。

不画可以吗？不，不画，她就活不下去。生命如此短促，生活如此凡庸，终于找到突围之路，就要紧紧抓住。疾病已经不可能逆转，生命的终点遥遥在望，谁人的苦痛都不能分身为亿，让全世界都同感同受。躺在床上，却有时间流走的声音如此惊心。画画，是唯一的。甚至那些近乎癫狂的性事也是。

那是唯一的自救之道。就好像凡·高一定要画，临死前的一年，一天一张作品；就好像肺结核肆虐时期的音乐家一定要写，越是死亡逼近越要加速燃烧，三五年的作品总量超过后世音乐家半生所为；就好像，伊迪斯·皮亚芙一定要唱，她说“不唱，我就活不下去了”，还一定要在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后，抓紧时间开始巡回演唱；就好像，路遥一定要吐着黑血写作，不写，他就更加活不下去了；就好像，我的表叔，一定要在癌症的终末期，挣扎着站上讲台讲课——他有个曾经震动华夏的名字，他叫蒋焦影。若非身临其境，你一定当那是种不可理喻的刻苦姿态。但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让剩下的时间尽量丰盛起来，让生命的密度尽量瓷实一些，是唯一的自救之道，是对抗人生终极问题“人生的意义”的唯一方法，是抵消茫茫宇宙自身如此渺小感觉的唯一路径。

就好像席慕容写过，她向别人请教如何能让植物花开得更加茂盛，得到的回答是：“在根部砍上几刀，再在伤口撒上几把盐。”她这么做了，那个夏天，花开得近乎疯狂。任何物种，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繁衍，竭力开花结果。要对抗冰雪，就用花朵；对抗刀斧熔浆，就用花朵；对抗时间，就用花朵。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唯有开花结果。尽管他们告诉我，宇宙生灭轮回，不留痕迹，一切华美都是浪费。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激发了灵感的导演保罗？安德森决定拍摄一部全新风格的科幻电影。一幅幅精彩的画面和充满张力的剧情在他的脑海中一一闪现，让他兴奋不已。可是冷静下来仔细分析了一下拍摄这部电影的可行性之后，他心中炽热的激情一下子就冷却了下来。

这部电影虽然题材独特，但是市场前景非常不好预测，而且拍摄难度非常高，无论是对演员的表演还是电脑特技的要求都是极高的标准。

拿不定主意的保罗？安德森和自己的创作团队还有影视行业里的朋友们交流了意见。大家也都觉得这个题材虽然很新颖，但是拍摄起来将有非常大的难度，而且票房前景非常不明朗。

这时候的保罗？安德森虽然不是多么举足轻重的国际大导演，但是好歹也在电影行业站住了脚跟，他身边的人们都觉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拍一部电影实在不明智。

保罗？安德森自己也纠结了很久，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经过反复分析，保罗？安德森坚信这个新颖的题材肯定会受到欢迎，于是便着手组建了全新的创作团队，将剧本和人员等前期工作做好之后，又找到了电影投资方准备进行拍摄。

就在拍摄前夕，保罗？安德森将这个全新的创作团队里的所有人都招集到了一起，希望大家提提意见。在这个剧组里，有很多人都是保罗？安德森多年的老朋友，大家都担心保罗？安德森也会走上这条老路，于是便竭尽全力进行了最后一次劝说。

听完朋友们的话，保罗？安德森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给大家讲了一件往事。“在我为了考取驾照而学车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成了驾校里最出名的人物不是因为我的驾驶技术好，而是因为我手脚太笨，学车的速度慢得惊人。后来，好不容易我才掌握了基本的驾驶技术，可随着在路上练车次数的增加，我内心里的恐惧也变得越来越大。就在这时候，我的教练和我说了一句改变了我一生的话嘿，保罗，雄鹰小时候也叫菜鸟！如果一只菜鸟不努力去尝试，那么这只菜鸟一辈子也只是一只菜鸟；如果一只菜鸟努力尝试了全新的环境和风雨的洗礼，那么就能成长为一只雄鹰。”

说到这里，保罗？安德森继续说道：“现在虽然我的生活还过得去，但是在事业上我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如果不进行全新的尝试，我的创作将变得枯燥乏味从而得不到人们的赞赏，被时代潮流所淘汰。”

保罗？安德森的话让大家都陷入了深思之中，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人们默默地起身离开，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去了。不久之后，这部名叫《生化危机》的电影就投入了拍摄，并且在投入市场之后一炮而红，不仅成为了票房的宠儿，而且还成了电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如今，这部电影已经被保罗？安德森做成了系列电影，不断创造着奇迹。不久之前，《生化危机4：来生》刚一公映就成为该周北美票房的冠军，这个传奇还在不断地延续着。

生命最可怕的不是面对风险和挑战，而是为了暂时的安逸而躲避在看似安全的区域里不断地重复自己。重复自己的生命会将自己的天分和灵感一点点榨干，进而丧失了吸引人的灵感和创意，从而被历史所淘汰。雄鹰小时候也叫菜鸟，雄鹰之所以能够成为雄鹰，就是因为懂得敢于在全新领域积极挑战的重要性。我们今天都是菜鸟，可是只要我们不断在新的领域里挑战，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成为振翅高飞的雄鹰！

我从来都以为皇帝都是继承父业的，直到我看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里的朱元璋聪明、可爱、坚强勇敢、坚忍不拔。这篇文章生动的描写了朱元璋的悲惨童年。当他很小的时候，就在地主家放牛，地主不但不给吃的，还抽鞭子。在1344年，朱元璋的家乡濠州（今安徽风阳）遇上了百年大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几天过去后，一滴雨没见到，却迎来了一群铺天盖地的蝗虫，一会功夫，庄稼被吃了，人被饿死了，还流行着可怕地瘟疫。朱元璋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哥的大儿子被夺去了生命。仅仅只用了半个月，一家九口人就去了四人，只剩下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大嫂王氏及她的一双儿女五口人还活着。最后两兄弟决定分头外出逃荒、，自谋生活。可是，他的二哥放心不下朱元璋，最后，两兄弟之后挥泪分别了。吉人自有天相，朱元璋终于找到了吃的东西，总算饱餐了一顿。

几年的漂泊时间，铸就了朱元璋坚强勇敢，坚韧不拔的精神，也练久了他强健的体魄。1352年闰三月初一，朱元璋来到濠州城下，义军见一人到城下，以为朱元璋是元军派来的奸细，准备问斩。幸好郭子兴听到报告后，赶到了城下，见朱元璋五花大绑着，却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一副轻松、从容地样子，他身材高大，浑身散发着大无畏的精神，老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希望是，不是我也没有办法了。可能是天样子特别威武，郭子兴一见就非常喜欢他，最后才知道他来做义军，郭元帅大喜，收他做了一位步兵，从此，朱元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原来帝王也有这样悲惨的童年，我和不好好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呢？

今天，我看了一本书—《海迪姐姐的故事》，这本书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海迪出生在一个温馨的家庭里，她一直都生活得很快乐。不幸的是，在她五岁那年，患上了“骨髓血管瘤”，患上这种病，就等于一生都站不起来了，因为这是严重的高位截瘫。这对海迪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这场病并没有让海迪放弃她的理想。她每天在家里学习，自学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并攻读了大学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她还自信针灸医术为百姓免费治疗。又自学英、日、德等外语，还自学修理无线电。1982 年海迪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3年开始，她翻译并创作出版了多部作品。她曾到日本、韩国、德国游学访问，长期关注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最后她当上了残联主席。

“身残志不残”这句话说得好，海迪就是这样。命运对她如此残酷，病痛和残疾始终伴随着她，但海迪从来不向命运低头，一直在顽强拼搏。她努力学习知识，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和人民做贡献，不求回报。面对困难，她百折不挠，以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感染身边的人。树立坚定的信念，追求伟大的理想。“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这就是张海迪的信念！大家想一想，张海迪残疾，还能做出那么多贡献，我们都很健康，难道就不能创造出一番好事业吗？所以，让我们向张海迪学习吧！努力拼搏，实现自己的理想！

左宗棠是晚清重臣，他喜欢下棋，并且棋艺高超，很少有对手。

有一次他微服出巡，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在摆棋陈，招牌上写着：“天下第一棋手。”左宗棠觉得老人太高狂妄，立刻上前挑战，结果老人不堪一击，连连败北，左宗棠洋洋得意，命老人把那块“天下第一棋手”的招牌拆了，不要再丢人现眼。

没想到，当左宗棠从新疆平乱回来时，居然又发现了那块牌子。他很不高兴，就又去和老人下棋，可是这次他竟然三战三败，被杀得落花流水。第二天再去，仍然惨遭败北，他很惊讶：老人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棋艺提高得如此之快呢？他向老人请教。

老人笑着说：“你虽然微服出巡，但我一看就明白你是左公，并且即将出征，所以我让你赢，好使你有信心立大功。如今你已凯旋，我就不必再客气了！”

左宗棠叫后心悦诚服。

今天我读了《中外名人故事》这一本书。

这本书讲述了很多名人小时候的故事。有的名人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有的则是一开始就是在贵族家庭出生并受到良好教育的。

我喜欢“经天纬地，旷世奇才——诸葛亮”。诸葛亮一生博闻强记，深谋远虑，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是从逆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很小的时候便父母双亡，于是他便和叔父流落异乡。后来，诸葛亮的叔父客死他乡，他便在襄阳隆中定居下来。接下来，又有了三顾茅庐的故事。他死去后，留给后世的只有神话一般的人物和机智。

我最喜欢的是“软件大王——比尔盖茨”。比尔盖茨是第一个软件大王，世界首富。他从小精力过人而且极爱思考，一迷上某事便能全身心投入。当他15岁时，他的电脑才能已远近闻名了。

这本书收纳了很多名人的故事，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要坚持不懈，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样才可以成大事。

宋真宗时李沆为宰相，在封邱内建起了一所住宅，厅前只够一匹马打圈子。有人嫌它太狭窄了，李沆笑着说："住宅要传给子孙，这个厅做为宰相厅堂的确太狭窄了，但做太祝奉礼之堂就宽了。"

早在李沆做参知政事为谏官时，一次，真宗皇帝有急事派人召他进宫，使者在酒店找到了他。进到宫里，皇帝问李沆从哪儿来的，他老老实实说是从酒店来的。皇上说： "你，做了有声望的谏官，怎么到酒店里去饮酒?"李沆答道："我家里没有器皿和菜肴、果品，客人来了，所以到酒店里请客人饮酒。"

无独有偶，其时有个叫张知白的人也和李沆一样，以节俭自好。张知白在宋真宗朝为宰相时，生活与他在河阳做书记官的时候一样，跟他亲近的人劝他说； "你现在的俸禄不少，生活却这样艰朴，你虽然自己相信是为了保持清白俭约，但外面有人讽刺你，把你与汉朝公孙弘盖布被的诈伪行为相比。你应当稍微随俗一些。"张知白说道：

"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然人 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

张知白的话是很对的，一个品行高尚的人，要时时刻刻节俭朴素，若一味追求豪华奢侈，势必成为道德低下的人，被社会所唾弃。

王羲之大约5岁的时候，就拜卫夫人为老师学习书法。他的书法进步很快，7岁的时候，便以写字而在当地小有名气了，很得前辈的喜爱和夸奖。

王羲之在11岁的时候，就读了大人才能读懂的《笔说》。他按照《笔说》中所讲的方法，天天起早摸黑地写呀，练呀，简直都入了迷。过了一段时间，看看自己写的字，与以前写的比较，果然有些变化。一天他的老师卫夫人看了后吃了一惊，对人说：“这孩子一定是看到书法秘诀了，我发现他近来的字，已达到成年人的水平了，照这样发展下去，这孩子将来在书法方面的成就一定会淹没我的名声的。”

王羲之并没有因老师称赞而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他临帖更用心、更刻苦了，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有一次吃午饭，书童送来了他最爱吃的蒜泥和馍馍，几次催他快吃，他仍然连头也不抬，像没听见一样，专心致志地看帖、写字。饭都凉了，书童没有办法，只好去请王羲之的母亲来劝他吃饭。母亲来到书房，只见羲之手里正拿着一块沾了墨汁的馍馍往嘴里送呢，弄得满嘴乌黑。原来羲之在吃馍馍的时候，眼睛仍然看着字，脑子里也在想这个字怎么写才好，结果错把墨汁当蒜泥吃了。母亲看到这情景，憋不住放声笑了起来。王羲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听到母亲的笑声他还说：“今天的蒜泥可真香啊!”

王羲之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勤学苦练，临帖不辍，练就了很扎实的功夫，这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历史见证了这一刻，世界见证了这一刻！北京时间2月18日，当王濛在温哥华冬奥会女子500米短道速滑决赛中成功卫冕之后，在全世界无数观众面前，她激动地跪在冰面上，冲着自己的教练磕了两个头。

不知内情的人也许会这样想，王濛的这一跪，只是其夺金后狂喜激动的宣泄，而了解内幕的人此时一定明白，王濛的这一跪，是她从一个“刺头青”走向成熟后对自己教练的深深感恩。

用王濛自己的话说：“这两个头，一是感谢教练的知遇之恩，是她让我知道500米短道速滑到底该怎么滑；二是感谢领导、队友和医务人员等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她提到的教练，就是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李琰，也是在3年前被王濛“炮轰”的李琰。

2006年，在都灵冬奥会上，年仅20岁的王以44秒345轻松夺得女子500米短道速滑冠军，为中国代表团赢得都灵冬奥会首枚金牌，打破了中国代表团在都灵的“金牌荒”，王也因此成为国家队最大牌的队员。2007年，李琰从美国回来担任中国短道速滑队教练不久，就遇上了亚洲冬季运动会的召开。当中国女子队在1500米比赛失利后，王把失利的原因归咎于李琰的执教理念，在公开场合口出狂言：“这是什么战术呀？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再在国家队了，我会主动申请回到黑龙江队。”当时，王并未意识到自己这句话会在社会上产生什么负面影响，一时间舆论哗然，王和主教练李琰之间的矛盾，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把狂妄、自大、“刺头青”等词语毫不吝啬地送给了年轻的王。

虽然王濛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在队里写了检查公开向李琰教练道歉，最终还是被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下放”回到了黑龙江队。

在被“下放”的那段时间，王濛仿佛变了一个人。她后来回忆说：“从都灵冬奥会所谓的‘一夜成名’到‘亚冬会风波’，我承载了太多人的厚望。我没有被挫折击倒爬不起来，我一直咬紧牙关在努力努力，不停地向前冲冲冲，因为我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和担子。像我这样年龄的女孩子，还在父母身边撒娇、在学校无忧无虑求学、和朋友打闹，但我明白，从自己穿上冰刀，站在起跑线，为短道速滑而生的那天起，这些都不再属于我。”

当王再度回到国家队时，李琰并未计较前嫌，而是大度宽容地接纳了她，并力主王担任了国家队的队长。犹如凤凰涅的王，在李琰的训练下成绩突飞猛进，担负起了“领军人物”这个角色，和李琰相处得像母子一般。王感触颇深地说：“以前确实是我错了，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我才真正看到自己的不足，也深切体会到了李教练一颗慈母般的心。在她的教诲下，我已完全改变了自己。以前，我在比赛时只管我自己，自己赛好就行了，现在看到队友们赛得好，我打心眼里高兴。”

在此后3年的所有赛事中，王濛参加的500米比赛几乎没有让冠军旁落，她甚至成了这个项目世界上能滑进43秒的唯一一人。但她已完全没有了先前的“大牌”作派，相反，成绩越好，对教练李琰就越尊敬。李琰曾私下说：“王濛越来越成熟和沉稳了，她已具备了大将风度。”

当王濛在温哥华冬奥会上夺得500米金牌，从而使她成为中国队首个在冬奥会上卫冕成功的选手后，她首先想到的是和自己3年来朝夕相处的教练李琰，在滑过终点线后的第一时间，她便冲到了教练席，对着自己的恩师李琰双膝跪地磕了两个头，随后一跃而起，紧紧抱住了李琰。

此时的李琰，也忘情地和自己的爱徒紧紧相拥，喜极而泣地开玩笑道：“真是个俏皮的孩子，回去之后就该朝我要红包了，这不是过年了嘛！”

王濛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以最传统最感恩的方式感谢主教练对我的宽容，更感谢教练带给我这么好的成绩，让人看到王濛滑得真不错。我虽然感觉自己比以前更沉稳了，但我认为，人在越接近自己目标的时候，就越容易发生问题，所以，就越要加强自身的修养。”

被称为开创了欧洲绘画新纪元的十八世纪西班牙杰出画家戈雅，不仅有超群出众的画技，而且耿宜倔强，一身是胆。他的这种性格，在少年时代就有突出的表现。1762 年的一天，西班牙萨拉果沙城里著名的圣像画家吕尚，正领着学生给教堂作壁画。忽然，他发现刚刚画好的圣母多了两撇蓝色的小朋子，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在当时的欧洲，任何亵渎圣母的行为都被视为大逆不道，要受法律制裁的。熟悉学生的吕尚凭着直觉，马上便猜到这是谁干的。“戈雅！”他朝着一个学生大喊了一声。随着喊声，走过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宽宽的前额，大眼睛里闪着快活而调皮的光。“这胡子是你画的吧？”吕尚厉声问道。“是的，老师，”戈雅不慌不忙地回答，“恐怕您还没有发现，我还在圣约瑟的嘴边添画了一只烟斗。”“什么？”吕尚又是一惊，他靠近壁画仔细一瞧，可不是，圣约瑟叼的那只烟斗正在冒烟呢！

拿这个调皮的孩子怎么办？吕尚左右为难起来。尽管戈雅经常闹一些恶作剧惹自己生气，但他毕竟是自己最得意的门生。一旦把这件事传出去，他肯定会被宗教裁判所逮捕的。当老师的，怎能忍心看着学生坐牢啊！

于是，他悄悄地把戈雅拉到一旁，和蔼地说：“你闯了大祸，宗教裁判所不会放过你的。你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就这样，戈雅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老师和同学，只身一人来到首都马德里。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将心理学的知识引入经济学，并因此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卡尼曼得出的结论看上去颇为荒谬，甚至违反直觉。1996年，卡尼曼做了一个最为有名的实验，他研究了682名做结肠镜检查的患者。他将病人随机分为两组，其中一组病人的结肠镜检查稍做延长，即检查结束后，先不抽出管子，而是静静地放一会儿，这时候病人会感到不舒服，但已没什么大痛。做延长检查的病人（不管开始阶段有多么痛苦）事后都反应不错，觉得下次选择还是要选结肠镜而不是钡餐和X光。而那些没有延长检查时间的病人下来后则大叫：“真像下地狱啊。”

卡尼曼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在评价某种经验时，有一个时间长短的因素。也就是说，最后阶段的痛苦（或欣悦）程度决定了我们对整个事件的记忆与评价。这对我们预期某种决策以及每天利用这一“捷径”做出上百个决定极为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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