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CEO像两岁小孩外国名人故事（通用20篇）

很多人都是因为《非诚勿扰》，才认识了孟非。然而在众人瞩目的背后，是一个坚强的人不断超越自我的打拼的辛酸故事！

梦破，落榜生四处打工

1990年高考，他的语文成绩仅次于江苏省文科状元，可数理化三科总成绩却不足100分，落榜是意料之中的事。孟非想去班复读，可是学校看到他的高考成绩，都不接收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去打工，那一年，孟非和几个同伴含泪离家去了深圳。

然而，深圳残酷的现实很快粉碎了他的美梦。一连十多天，他一遍遍翻阅着从街边捡来的旧报纸，寻找着招工信息；然后一次次去“见工，最终都一无所获。

眼看带的钱没了，可是要生存啊，只好去做搬运工。而且搬运工是临时的，哪里有活干去哪里。不仅累，报酬也少，而且时常还得忍受工头的责难与训斥。一个星期后，孟非终于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真的做一辈子搬运工吗？他前所未有地怀念起学校生活来，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孟非离开了深圳，回到了南京，决定继续学习。他选择了成人高考。1992年9月，孟非报名进入了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专科函授班。函授班针对社会在职人员招生，周六、周日上课。孟非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无论再累再忙，他都会按时听课。

1994年7月，孟非通过两年的函授班学习，拿到了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专科文凭。

1994年8月，孟非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江苏电视台文艺部体育组要一名接待员。孟非眼前一亮，虽然他知道，这接待员的工作最多只是端茶倒水，接接电话……但是至少他可能会与记者搭上边于是就去报了名。身体强壮能吃苦的他很快被录用了，从此成了电视台里的一名临时工。

这一干就是一年多，他仍然做着可有可无的工作。渐渐地，已经24岁的孟非对眼前的工作又产生了困惑，他忧心如焚：难道我这辈子只能端茶倒水吗？

有了目标，孟非的生活里仿佛洒满了阳光，他每天早早来到台里，利用帮记者们打扫卫生的机会熟悉记者的工作流程。如果一些老记者出去采访时需要带一个扛摄像机的，孟非总是争先恐后地去干——为这个，他多次被别的临时工骂成“傻冒”！但是只要一出去，他都多少有些收获，或者学会些采访技巧，或者熟悉摄像机的操作。

在这一过程中，孟非的日记里多了些内容：记载自己每天学到的东西。为了更快地接近记者这个群体，孟非还开始了“感情投资”，他跟前跟后，帮记者和编辑们端茶倒水，打扫卫生……时间一长，不少记者跟孟非都热乎了，孟非扛摄像机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渐渐地，有些小新闻，老记者看不上眼的，就开始交给孟非，做好后加上老记者的名字就成了。每次有这样的事情，孟非总是非常高兴，当成头等大事来做。

这样积少成多，孟非的名字在电视上出现的次数渐渐多了。后来，领导便格外开恩，让他干好自己的事情后，可以出去跑新闻。得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孟非喜出望外——他太珍惜这个临时记者的机会了！

从此，他每天都要透支体力拼命赶做节目，通宵熬夜更是常事。但看到自己拍出来的片子，全部是自己剪辑、自己写稿，甚至于自己配音的时候，他的心情就像秋日的蓝天一样明朗极了！渐渐地，有一些比较大的题材领导也开始交给他做了。

1996年8月，孟非作为总摄影参与拍摄了26集某专题片。该电视片在全国长篇电视专题片评比中荣获二等奖，而孟非的敬业精神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这一次，孟非终于堂堂正正地甩掉了打杂的帽子，转成了正式的记者。这个男人哭了……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说：“苦难中积聚的力量正一步步地把我引向成功！”

接下来，孟非的事业一帆风顺。1995年，江苏电视台为了抢占先机，组建了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筹备了一档10分钟的深度报道栏目。孟非进入该组后，正式开始了跑社会新闻的历程。由于文字功底深厚，他在做记者的同时也做起了编辑工作，他的工资则提高到1000多元。

意外的是， 1998年春节过后，由于长期劳累，孟非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往下掉，有时候拔一下，就可以掉下一小撮。当年夏天，孟非索性剃成了光头，还别说，这光头配着他的笑脸，显得既聪明又精神。从此这光头一直陪着他到现在。

感谢苦难，南京人爱上光头主持人

孟非一直都是个倔强的人，每走一条路，他都不轻言放弃。要么走到无路可走，要么就走到最好。从1998年开始，他先后换了不少岗位，还做过一档不成熟的谈话节目的编导……这些，为他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2002年1月，江苏电视台为了提高收视率，决定改《南京新闻》为新闻直播节目，起名为《南京零距离》，时间为一个小时，宗旨是“为平民百姓服务”。

一切准备就绪，主持人的选择就摆到了台面上——是沿用原来庄重型的主持人还是重新选择主持人？台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举棋不定。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打破资历、学历限制，在全社会进行公开竞选。

孟非用他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分析了自己的优劣：平民节目，当然要求主持人有平民特色；不一定长得帅，关键是要有底层生活的阅历，说百姓关心的话题……而这方面，放眼全台，有谁比自己更有资格？他敏锐地感觉到：机会来了！这将是他从幕后转向台前的一个机会。可是，自己的普通话能过关吗……孟非只犹豫了一分钟就做出了决定：普通话可以学习模仿，那些苦难的经历却是他难得的宝贵财富，是模仿不来的。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孟非搏对了！

面试那天，孟非用诙谐的语调平静地讲述了自己多次打工的艰难经历，尤其是关于打工者的生命、尊严与价值的问题。他胸有成竹地提出了自己做“平民化主持人”的崭新设想，并表示会尽量弥补自己的不足。

孟非的一席话抓住了台领导的意图，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孟非的气质与这档节目非常适宜！

——可是孟非到底适合不适合做主持人？他的光头能播新闻节目吗？在此之前，主持人都是些俊男靓女，突然间冒出这样一个人来会不会让观众吓一跳呢？主考官们议论纷纷。最后，台长发话了：“行不行，要观众说了算。先试试，不行再换人！”

“无知者无畏！”第一次上电视，孟非是穿着最平常的衣服去演播室的。作为一档新闻直播节目，60分钟的时间里，他手上只有一张新闻串联单，所播内容都是三个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情。更别说提示器了，没有！

这么多新闻怎么串起来呢？孟非思考再三，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放松了心情，采取一种谁都想不到的方式播起了新闻：他即兴发挥，像拉家常一样把平时的思考和经历变成幽默、精到的即兴评点，就成了串连词。台领导和同事们看得心里七上八下：这能行吗？

谁也没料到，《南京零距离》由于定位准确，第一期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简直是电视台有史以来最壮观的一夜，摄制组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观众纷纷感叹从未见过这么有个性的主持人。

机遇常常降临到有准备的人身上。善于把握机遇的孟非从此走向了人生的高峰。

由于关注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没过多久，《南京零距离》收视率就一路飙升，从选稿到播报内容，孟非开始全权负责。他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新闻主持人”的概念，成功地塑造了另一类平民化的新闻主持模式。2003年7月一个月，《南京零距离》的平均收视率就高达8.3%，最高收视率甚至达到惊人的17.7%，超过了同时播放的央视的《新闻联播》，创造了收视率的奇迹。2002年一年，《南京零距离》的广告收入高达5000万元，孟非成为《南京零距离》不可替代的核心人物，不少观众亲切地把孟非称为“城市平民的代言人”。

由于常常针砭时弊，揭发丑恶，孟非也遭到恐吓，可是他不在乎。他保持着多年来的作息习惯：上班乘公共汽车；平时自己亲自上街买菜；不时还找人拉拉家常……这些，后来都成了他的台词和思想的来源。

关于孟非受欢迎的程度，只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就够了。有一次，夫子庙一带发生火灾，当时路过的一个女孩儿拿着数码相机立刻拍下了经过，等到别的媒体记者赶到，火早就熄了。南京城的十几家主流媒体愿出高价索买照片，那个女孩子只说了一句话：“这照片我只给《南京零距离》，只给孟非。”

孟非与《南京零距离》的迅速火爆，很快引起了国内不少媒体的关注。《南方周末》甚至拿出专版联合全国各地的专家对“孟非现象”进行了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在孟非最当红的时候，《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曾通过台里的有关领导，想把孟非拉到央视工作，一切工作做通后，却被孟非婉言谢绝了。他说，他只选择适合自己的！

2004年初，喜讯再度传来，孟非被评为年度“中国最新锐十大主持人”之一——这十大主持人中，除了孟非，全是央视名嘴！这足以证明，孟非，这个打工出身的主持人，已不输于他这个行业的任何人了！

之后2007年、2008年、2009年主持江苏卫视《绝对唱响》、《名师高徒》这些节目，对于孟非来说，都是如鱼得水了。

《非诚勿扰》更是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

被称为开创了欧洲绘画新纪元的十八世纪西班牙杰出画家戈雅，不仅有超群出众的画技，而且耿宜倔强，一身是胆。他的这种性格，在少年时代就有突出的表现。1762 年的一天，西班牙萨拉果沙城里著名的圣像画家吕尚，正领着学生给教堂作壁画。忽然，他发现刚刚画好的圣母多了两撇蓝色的小朋子，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在当时的欧洲，任何亵渎圣母的行为都被视为大逆不道，要受法律制裁的。熟悉学生的吕尚凭着直觉，马上便猜到这是谁干的。“戈雅！”他朝着一个学生大喊了一声。随着喊声，走过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宽宽的前额，大眼睛里闪着快活而调皮的光。“这胡子是你画的吧？”吕尚厉声问道。“是的，老师，”戈雅不慌不忙地回答，“恐怕您还没有发现，我还在圣约瑟的嘴边添画了一只烟斗。”“什么？”吕尚又是一惊，他靠近壁画仔细一瞧，可不是，圣约瑟叼的那只烟斗正在冒烟呢！

拿这个调皮的孩子怎么办？吕尚左右为难起来。尽管戈雅经常闹一些恶作剧惹自己生气，但他毕竟是自己最得意的门生。一旦把这件事传出去，他肯定会被宗教裁判所逮捕的。当老师的，怎能忍心看着学生坐牢啊！

于是，他悄悄地把戈雅拉到一旁，和蔼地说：“你闯了大祸，宗教裁判所不会放过你的。你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就这样，戈雅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老师和同学，只身一人来到首都马德里。

革命烈士丁麟章(1907-1945)，湖南平江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春，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同年年6月，在孝丰百步山反击顽军五十二师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丁麟章，1907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嘉义区横江村一贫苦农民家庭。他7岁起入学读书四年，11岁时从师学篾匠。因师傅手艺平常，学艺不成，他又回家务农。

1926年夏，平江农民运动兴起后，丁麟章兄弟五人一同参加了农协。1927年马日事变后，横江地区一片白色恐怖，丁麟章在农民自卫队里执行监视敌人的任务，工作十分出色。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转入平江县苏维埃游击队，历任班长、中队长。1930年夏，他随县游击队参加了两次攻打长沙的战斗。1931年，丁麟章调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警卫团一营副营长。期间，在保卫县苏维埃机关的历次战斗中，他的四个亲兄弟先后牺牲，自己亦三次负伤。但丁麟章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没有停止反抗，他将仇恨埋在心底，将悲痛化作力量，继续前进。

1933年4月，丁麟章随警卫团编入湘鄂赣独立二师，仍任副营长，先后参加了湘鄂赣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战斗。

1934年，秋风阵阵，落叶声声，中央主力红军撤离苏区长征后，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便进入了艰难的游击战争时期。这时，丁麟章奉调到中共咏生县委军事部工作。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他率领游击队巧妙地与敌军周旋，多次掩护县委和县苏维埃机关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并寻机向白区发起进攻，缴获粮食和药品，缓解了苏区干部和伤员物资、药品奇缺的困难。

1935年1月，丁麟章调任红十六军参谋。为了做好扩大红军的工作，他组织了一个宣传队，深入到黄金洞地区，用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向群众宣传参加红军的意义。经过一个半月的深入宣传发动，黄金洞等地先后有140多人参加红十六师。

革命战争把丁麟章锻炼成了一位勇敢善战的红军指挥员。1935年6月中旬，平江南江桥哨烟弥漫，枪声不断，红十六师遭到了敌人重兵围困。危急中，丁麟章根据师长命令，带一个排从敌防线薄弱处穿插出去，再回头向敌军佯攻，有效地牵住敌军，使全师成功地从麦市突出敌军重围。此后，丁麟章一直随红十六师转战于湘鄂赣苏区，坚持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36年，西安事变如一声春雷，驱散了沉沉的内战阴霾，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局面日趋形成。1937年秋，湘鄂赣边区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后，丁麟章任支队司令部参谋。次年春，他随部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在岩奇地区，丁麟章调任一团三营营长。6月初，丁麟章随部突破日军芜湖至宣城的封锁线，到达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宁(南京)杭(州)公路以东的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开辟江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0年4月，日本侵略军第十五、十七、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共万余人，在空军的掩护下，分三路向皖南新四军进行大“扫荡”。由于驻守的南陵、繁昌、青阳等地相继失守，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亦受到严重威胁。丁麟章奉命率全营在父子岭协同兄弟部队抵御前来“扫荡”的2000多日军的进攻。经过8小时激战，打退了日军10多次进攻，击毙日军370人，迫使日军后撤。

同年9月，日军再次向云岭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发起进攻。丁麟章所在的第一团坚守在离云岭7？5公里的汀潭地域。战斗中，丁麟章率部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一直坚持到支援部队赶到。由于作战勇敢，同年秋，他升任新一团政委。

1941年1月，丁麟章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被顽军击中腿部。部队组织突围时，把他安置在皖南山区一户可靠的老乡家里，隐蔽养伤。

伤愈后，丁麟章立即重返部队，并于1942年被任命为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六团政委兼中共横山和京芜中心县委书记。他很重视军队支援地方的工作，经请示师部批准，调三营营长去溧水县任副县长兼军事科长，进一步充实加强了地方抗日政权和地方抗日武装。

当时，日伪军在龙都镇的圩埂边修了一个大碉堡，里面住有伪军一个连，经常出来残害百姓。丁麟章决定首先拔掉这个碉堡。由四连组成的突击队，在丁麟章的指挥下，每人抱着一床浸透煤油的棉絮冲到敌碉堡下，然后点火塞进敌碉堡。霎时，浓烟滚滚，烈火熊熊，碉堡中的敌军被大火逼出，纷纷缴械投降。此后，丁麟章和团长黄玉庭率领四十六团进入横山以北地区，不断地打击铜山镇、大宫坪、马家桥的伪绥靖队和维持会等反动武装，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在极端复杂而残酷的敌后作战中，丁麟章表现总是那么沉着、坚定，富有智谋。

1943年4月中旬，顽军12个团，向驻在溧水和溧阳地区的新四军十六旅发起猖狂进攻，并于4月13日占领了新四军后方阵地回峰山和北经巷村。丁麟章和团长黄玉庭率领四十六团于当日深夜11时，迂？包围了北经巷村，全歼入侵的顽军6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使十六旅于4月14日晚间安全转移。

1943年11月，在攻打溧阳、高淳地区伪军的战斗中，丁麟章根据已掌握的敌情，改强攻为智取。他率部设伏于张沛桥以西，一举生擒伪军副师长陈炎生，并令其给添桥镇油坊据点的伪军写了一封“劝降信”，迫使100多名伪军全部放下了武器。

1944年12月，顽军七个团从浙皖交界的佐家庄、青岘岭、牛头山一线，分三路向新四军扑来。这次与丁麟章交锋的正好是皖南事变时的死对头。于是，他率全团士兵同仇敌忾，英勇出击，与兄弟部队一道，很快夺回了牛头山，青岘岭一线阵地，取得了反顽战斗的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丁麟章先后被任命为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二和第三支队政委。同年6月，顽军又集中了28个团，向东西天目山发起进攻，并首先抢占了吉县孝丰镇。丁麟章在率部参加夺取孝丰镇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8岁。

任务身后

1945年，在最激烈、最艰苦的第三次天目山战役中，为了反击52师对新四军的进攻，时任新四军苏浙军区一纵队二支队政委的丁麟章英勇作战，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仅38岁。1957年，丁麟章同志的战友吴咏湘将军不顾癌痛绝症的折磨，抱病亲自到当年丁麟章烈士牺牲的浙江孝丰，寻找丁麟章烈士的墓茔;由于长年的战乱，加之时间久远，要在荒无人烟的山上找到丁麟章烈士的遗骸，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当地政府的大力协助下，经过多方努力，几经周折，找到一位当年掩埋烈士的老乡，经过仔细辨别，丁麟章烈士的身份最终得到了完全确定。丁麟章烈士的遗骨最终被迁葬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功德园中。

李嘉诚简介

1928年出生于广东潮州，父亲是小学校长。1940年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全家逃难到香港。两年后，父亲病逝。为了养活母亲和三个弟妹，李嘉诚被迫辍学走上社会谋生。开始，李嘉诚为一间玩具制造公司当推销员。工作虽然繁忙，失学的李嘉诚仍用工余之暇到夜校进修，补习文化。由于勤奋好学，精明能干，不到20岁，他便升任塑料玩具厂的总经理。两年后，李嘉诚把握时机，用平时省吃俭用积蓄的7000美元创办了自己的塑胶厂，他将它命名为“长江塑胶厂”。1958年，李嘉诚开始投资地产市场。他独到的眼光和精明的开发策略使“长江”很快成为香港的一大地产发展和投资实业公司。当“长江实业”于1972年上市时，其股票被超额认购65倍。到70年代末期，他在同辈大亨中已排众而出。1979年，“长江”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李嘉诚因而成为首位收购英资商行的华人。1984年，“长江”又购入“香港电灯公司”的控制性股权。李嘉诚先生现任“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及“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其所管理的企业，于1994年除税后赢利达28亿美元。1995年12月，长江实业集团三家上市公司的市值，总共已超过420亿美元。

李嘉诚教子

如果说李嘉诚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做人方面更是成功的，这一切大家也都耳闻目睹了。同样地，他在教育两个儿子方面更是如此，他常对儿子说：做人比做生意更重要。在今天的李家，每逢吃晚饭时，两个儿子分别坐在李嘉诚的两旁，经常性地你一言我一语说得非常活跃，似乎总有说不完的有趣话题，而坐在对面的大媳妇王富信则不然，她一声不吭地专心吃着饭。无论工作有多忙碌，每逢星期一，他们一家人必须在深水湾家或去外婆家吃上一顿团圆饭，通常一家四口，四菜一汤，吃得很清淡。这一习惯在李嘉诚创业之初到今天一直坚持着。在众人的眼里，李嘉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商业巨子，懂得如何赚大钱。

但在他的两个儿子的心里，李嘉诚有另一种心灵上的追求，感觉很温馨。小儿子泽楷说：“我觉得我很幸运，可能是令人想不到的。我们生活是那样简单，不是说简单就叫做非常好，而是简单原来就是非常幸福。”李泽钜说：“爸爸是一个很懂得用钱的人，他知道生命里哪些事情最重要。如果在他一生中，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可以帮助不幸的人，他感觉更加富有。”李嘉诚说：“1957年、1958年，我赚了很多钱，那两年，我很快乐。”一年后，快乐换来迷惘，他想：有了金钱，人生是否就可以很快乐呢？左思右想，他终于想通了。“当你赚到钱，等有机会时，就要用钱，赚钱才有意义。”等到想通了金钱的意义，跳离了金钱的圈套，李嘉诚就把这一所悟教育给自己的儿子李泽钜、李泽楷。李嘉诚十四岁丧父，今日的成就是依靠自己千辛万苦挣出来的。于是他明白，只有磨炼，方知做人、做事的艰辛，温室里的幼苗怕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他带他们去看外面的困难，让他们去领会人生的艰辛，带他们坐电车坐巴士，又跑到路边报纸摊档，看那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求学态度。他带着两个儿子，从身边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去品味该如何去做人。

有一次母亲带着列宁到姑妈家中做客。小列宁把姑妈家的一只花瓶打碎了。于是，姑妈问孩子们：“是谁打碎了花瓶？”小列宁因为害怕受姑妈批评，便跟着其他孩子一起说：“不是我！“然而，母亲猜到花瓶是淘气的小列宁打碎的，因为这孩子特别淘气，在家里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

但是，小列宁向来是主动承认错误，从未撒过谎。她装出相信儿子的样子，一直没有提起这件事，而是给儿子讲诚实守信的美德故事，等待着儿子能主动承认。

有一天，小列宁突然在妈妈讲故事时失声大哭起来，痛苦地告诉妈妈：“我欺骗了姑妈，我说不是我打碎了花瓶，其实是我干的。”听说孩子羞愧难受的述说，妈妈耐心地安慰他，告诉他只要向姑妈写信承认错误，姑妈就会原谅他。

于是，小列宁马上起床，在妈妈的帮助下，向姑妈写信承认了错误。从此以后，列宁没有再说谎，长大以后，他也通过诚信这可贵的品质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高士其从小就用功读书，他的学习成绩，年年都是班级里最好的，全校老师和同学，都夸他是个好学生。

他是一位科学家。它六岁那年，要上学读书了。开学那天，大蒙蒙亮，高士其就穿上新衣服，背着新书包，上学去了。 一路上，高士其乐得象只小鸟儿，又蹦又跳唱着歌。他跑到学校门口一看，大门还紧紧地关着呢。他不敢去敲门，只好站在门口等着，不知道等了多久，学校的大门开了。 开门的是位老伯伯。高士其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又叫了声“老伯伯早！” 老伯伯心里真高兴，笑眯眯地说：“多懂礼貌呀，孩子，你是一年级新学生吧！” 高士其点点头。老伯伯把高士其领到一年级的教室里。 过了好一会儿，小朋友们才一个个来到学校。

在开学典礼上，校长站在台上讲话。高士其一双乌溜溜的眼睛，专心地盯着校长，他听得可仔细啦。 校长讲完了话，叫高士其站到他身边来。高士其不知道有什么事，一颗心象小鹿似的怦怦乱跳。 校长摸摸高士其的头，表扬他是一个守纪律、懂礼貌的好学生。 高士其把校长的话记在心里，每天，他上课用心听讲，放学回家就认真做功课，他跟全班的同学都要好，跟同桌的一个小朋友更要好，下课以后，两个人一起游戏，可高兴呢。 可是有一天，这个小朋友嘟着嘴，冲着高士其说：“你到底认识我吗？” 高士其觉得很奇怪，说：“咱俩是好朋友呀，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这个小朋友气呼呼地说：“那你刚才上课的时候，为啥不理睬我呢？” 高士其一听，笑了起来。原来，刚才上课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拿出纸头，折成一只只小青蛙，悄悄地玩了一阵子，玩着玩着。觉得一个人玩没有劲，就凑到高士其的耳朵边，轻轻地说：“我们来玩斗青蛙吧！” 高士其坐得端端正正，正用心听老师讲课，这个小朋友的话，他根本没有听见。这个小朋友又轻轻地碰了碰高士其，高士其还是坐得好好地在听课。这个小朋友心里挺不高兴，使劲拉了拉高士其的衣服，这一来，高士其回过头来了。那个小朋友指指膝盖上的两只纸折的青蛙。高士其明白了，是叫他一起玩斗青蛙呀，他对那个小朋友白了一眼，又用心地听老师讲课了。 高士其想到这里，笑起来了，他对那个小朋友说；“下课的时候，咱俩一起玩，是好朋友。可是上课的时候，我就不认识你了。” 高士其的话，说得这个小朋友也笑了。

高尔基，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著作有《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童年时家境贫寒，但非常喜欢读书。

高尔基从小就非常喜爱读书，但家里经济困难，他不得不去干活挣钱。

有一天，10岁的小高尔基来到一户人家干活。女主人吩咐高尔基：“你去烧水。水烧开了送过来。”

高尔基灌满了一壶水放在火炉上，又往炉膛里添进几块劈柴，将火炉烧得旺旺的。然后，他坐在火炉旁，等候水烧开。

高尔基刚坐了一会儿，就觉得这样干坐着是白白浪费时间，实在太可惜了。于是，他把随身带着的书拿出来，边看边等着水开。

突然，“啪”的一声脆响，高尔基的背不知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立即像有无数枚钢针刺进皮肉，疼痛异常。

小高尔基急忙回头，只见女主人手里拿着一截木材，凶神恶煞地站在那里。还没等小高尔基转过神来，就又举起木材狠狠地打了他一下，于是又响起了那撕心裂肺的一声“啪”。高尔基的背部更加钻心地疼痛，额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

凶狠的女主人吼叫着：“看书！谁叫你看书的？”

高尔基夺路狂奔，才摆脱了狠毒的女主人。

可是，背部一阵阵的剧痛，折磨得高尔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哭也不管用，喊也不管用，痛苦万分。

万般无奈之下，小高尔基只好偷偷地跑到了医院。

医生看见小高尔基步履艰难地走进屋，忙问：“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高尔基痛苦的指了指背部。

医生一看高尔基的背部，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知道这是被毒打致伤的，便问：“是谁这么狠心？”

高尔基把遭女主人毒打的经过说了一遍。

医生一面听着，一面动手治疗。

高尔基背部的皮肉里戳进了许多柴刺，医生小心翼翼地将柴刺一根根拔出来，拔完将药涂在伤口上。然后，将拔出来的几十根柴刺递给高尔基，义愤填膺地说：

“你可以带上这些柴刺去控告女主人。”

于是，小高尔基手里托着柴刺，走到女主人面前说：“我现在就带着柴刺去控告你。”

这时，女主人慌了，拦住小高尔基说：“只要你不去控告我，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小高尔基见女主人害怕了，就说：“你允许我干完活以后读书，我就不去控告你。”

“好好好，我答应！我答应！”女主人连连点头。

健康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表现，首先是健康的平常心。假如没有健康心态，即便怎样运动，都只是形式；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运动，并且坚持下来。

——朱军

健康的女人，绝对不是純粹的“瘦”，应该是适当运动和饮食均衡相结合的健康生活；与孩子的良好沟通带给母亲无比的愉悦。

——谭梅

家人之间发自内心的爱是健康家庭的基础。

——朱军、谭梅

结婚12年，从平淡到辉煌，从艰苦到殷实，朱军、谭梅相扶相守一路走来，我们说他们俩是“圈儿”里的模范夫妻。从车上走出来的两位朴素、温和，每一个眼神都是默契的，而且没有一点点“星”的架子，一如我们的老友。

“夫妻之间的健康关系，首先双方都该有颗平常心。”

说到“模范夫妻”，朱军谦虚了：“给我很深刻感动的，是歌唱家闫维文和太太！”朱军在“艺术人生”中曾采访过闫维文，他们夫妻俩是“圈儿”里经常出双入对，像朋友像兄妹更是爱人，但并非牵着拉着显得很亲密的样子，而一个递衣服的小动作透露出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可事实上，多年前闫太太就得了癌症！在闫维文的爱护下，如今太太已经康复了！这个医学奇迹跟丈夫对待家庭磨难的健康心态是绝对分不开的。

“在结婚的时候，双方都信誓旦旦地要终一生相守，可是真正做到的能有多少呢？在疾病、贫穷面前，人是弱小的。要想维系一生的健康夫妻关系，首先要有一颗平常心，遇到什么挫折都不失去平常心。比如对方病了，那么不要把他当病人看待，要从内心里感觉他是健康的正常的，那才能真正给他带来快乐和安慰。

“尤其是男人，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有成就，拥有充分的爱和充分的物质生活，可是，如果他担当不起家庭的变故，那么他是无法拥有这个世界的。”

早就听说朱军和谭梅两人也经历过困顿的生活和事业的低谷，如今他们终于能得到成功的事业和幸福的家庭生活，恐怕得益于他们一直拥有的健康心态。

“每当工作有压力，我就想，自己得到的已经够多了。”

工作压力是著名主持人和他的家庭都不可避免的问题。“如果工作实在分不开身，我也烦！但，只是很短的时间！”

为什么呢？朱军有一套自己的解脱方法——

当他很烦的时候，就会提醒自己：当初来北京，从事这样的一种行业，不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嘛！现在好了，大家都认识自己了，还烦？没有理由！

朱军至今都记得，当年自己刚来北京的时候，看到电视播放别人主持节目，心理羡慕得不得了。94年10月7日，这天朱军终生难忘的，在中央台，跟陈鲁豫一起主持节目，是他的“第一次”，“这是我渴望很久才得到的！当时，我每根头发都兴奋！”

“如今，大小晚会的导演都来找我，希望得到我的‘支持，这难道不是自己一直希望的嘛！所以，我没有理由烦！”

有时候，朱军还会抽一两个小时到以前住过的地方坐坐，哪怕坐 10分钟，也能让他的思绪平静下来——看着10多年前在菜户营租的不足10平米的房子，那里依然有灯光，有人影，他会释然，会想到自己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已经得到了，真的，没有资格烦。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谭梅也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工作时间，拍戏、教舞蹈，变得越来越忙碌。“不管再忙，我只要看到儿子就忘记了烦恼。我会跟儿子一起到小区的健身角玩耍，或陪他爬台阶上上下下，不仅增进了母子的感情，也是锻炼身体的好办法！所以，当妈妈的不能找理由说自己多么忙，再忙也不能忽视了孩子。”

“我没有舞蹈天份，但我支持谭梅把自己对舞蹈的感受传播出去！”

“我是个好静不好动的人，如果运动，我就找自己最有兴趣的项目，并不是流行瑜伽就去练瑜伽，流行网球就去打网球。我最喜欢的运动该是航模了。”在紧张的案头工作空隙或者在难得的假日里，朱军喜欢玩航模，有时候跟儿子一起玩。看着航模在天空中环绕飞行，或掉落在远处奔跑去拣拾，朱军觉得此时心胸无比开阔，还顺带活动了颈椎和腿脚。

但是，守着舞蹈演员出身的妻子，朱军对自己跳舞却很不自信。“曾经主持一场舞蹈大赛，最后我跟主持人董卿跳了一段，虽然人家都说不错，但重播了两遍我都没敢看！不过我认为孩子如果从小练习跳舞，别管是不是能成为专业舞蹈演员，都对身材和气质的塑造很有好处。”

而谭梅自己是深深体会到舞蹈的好处的，在儿子4个多月大的时候，她的体型就基本恢复了。而且，在他们居住的小区里，两年多来，她每周两次教小区的女士们跳健美操，一来二去，“谭老师”的名声就叫响了。在休息时间里，他们家的电话铃声不断，都是找“谭老师”的，大家热烈地讨论舞蹈运动带给自己在穿衣、礼仪、身材等方面的进步。有一位全职太太很开心地说：“自从练习了舞蹈，我老公说我炒菜的姿势都优美了！”

想到舞蹈的诸多好处，想到自己多年来对舞蹈教育的钟爱，有一天，谭梅想，能拥有自己的舞蹈室该多好！说干就干，她开始跟几个朋友筹划，要把热爱舞蹈的人集中起来，或许，还可以让热爱舞蹈的一家人一起来练习，更增进亲情，再比如年轻妈妈在练舞蹈的同时，让她的宝宝在旁边的游戏室里听音乐做舞蹈游戏……

最初，这个想法被朱军当成一时的“头脑发热”，但在家听他们几个“合作伙伴”热火朝天地讨论，终于按捺不住，最后竟发展为“高参”之一：“现在社会上的健美操班太多，这跟舞蹈是有很大区别的，你们都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应該给人们带来专业的舞蹈训练，不让热爱舞蹈的人走弯路才对！”连舞蹈社的口号都是他在细心琢磨：“踮起你的脚尖，触摸心灵之舞；展开你的双臂，拥抱灵动空间……”

呵，听说这个凝结了朱军、谭梅心血的“八八空间舞蹈艺术社”马上就要开张了，我们就等好消息吧！

“我们不排斥自己的年龄一天天增长，一个年龄有一个年龄的快乐！”

谭梅给我们带来很多“老”照片，10多年前的他们也肤如凝脂，也面若桃花，也意气风发，看得真让人感慨！朱军说：“谁都知道年轻好，可是，一个年龄有一个年龄该做的事情。记得我刚到中央台的时候，那真是年轻啊，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可是，那张脸显得很青涩，为什么？该有的内涵和成熟都没有。如今我40多岁了，感受到了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和社会地位，我认为自己现在挺好！曾有人让我去‘做了眼袋，我说我不需要！我40多岁了，干嘛不承认呢？”

不过谭梅说了：“从少女到女人再当妈妈，女人都希望自己在丈夫眼中是最美丽的，在朋友眼中是完美的。女人珍爱自己，甚至去做点手术让自己更年轻，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年轻可不仅仅看外表，还必须有一颗年轻的心。如果心老了，觉得自己不适合穿这个，不适合穿那个，那么她就是真的老了……”

开拍了！朱军和谭梅穿上暖色休闲服，很自然地依偎在一起笑对镜头，比舞台上的形象更有亲和力，更加可爱。都说风雨之后是彩虹，而“健康的生活从健康之家开始”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祝愿他们走过幸福的一生。

15年前的杰伦，没钱，没名，没女友；而且因为在单亲家庭长大，他性格沉默而孤僻，走起路来更是低着头；他逛街买不起昂贵的，却也看不上便宜的；家里唯一的收藏品就是母亲买给他的吉他和自己弹断的一根根琴弦……

杰伦第一次参加选秀节目，评委批评他唱歌时口齿不清，第一轮就惨遭淘汰。下台之前，坐在评委席的吴宗宪提出要看看参赛选手写的谱子。唯独杰伦，连草稿都写得干净而整洁,别的创作型歌手，谱子画得一团乱麻。看完吴宗宪说：“下周来我公司报道。”因为认真，他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机会。那一年，杰伦18岁,他一无所有，只有对音乐的热爱和一丝不苟的认真。

也许是惺惺相惜吧，杰伦在公司遇上了同样怀才不遇的填词人——方文山。然而他们辛苦的付出却不被认可，他们给当时红极一时的歌手写歌，却没有一首歌得到保留：

写过一首名为《眼泪知道》的歌曲，被吴宗宪推荐给刘德华。刘德华只不过轻轻瞟了一眼歌词，竟连摇头的说“眼泪怎么会知道，眼泪要知道什么呢？”最后给了温岚唱；

他们为了向李小龙致敬，给张惠妹写了一首《双截棍》，阿妹却认为曲风怪异，因此不接受；

《可爱女人》写给吴宗宪，宪哥写好了词，叫《春夏秋冬》，可是宪哥实在是唱不来，于是退货，之后让徐若瑄填词；

《忍者》写给张惠妹，阿妹当时根本无法想象这种稀奇古怪的曲风，更不用说拿来自己唱了，认为不合适被退；

……

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依然没有歌手愿意唱他们的歌。

2000年的一天，吴宗宪找到他说：“你这些歌曲，别人不喜欢唱，但是我感觉还不错，那就你自己来唱，如果你三天之内能写出个十几首歌，我就从中挑出十首歌，给你出一张专辑。”

杰伦深知这也许是自己唯一的机会了。他先去买了一整箱的方便面，然后把自己关进工作室了，那次真的完全拼了命，居然写歌写到流鼻血……

十天之后，同名专辑《Jay》横空出世，当年在台湾拿下五十万张的销量。杰伦红了，杰伦的名字，传遍台湾，吹到大陆，后来当电影导演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他和方文山也成了绝配的搭档。

周杰伦不容易，也知道自己的长短，自知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儿”，他从不花费时间去做跟音乐无关的事。

一个男生，可以不帅，可以不念书，可以没钱，可以不善言谈，但是一定要对自己所钟爱的事业认真！否则，你的一生也就这样了。

正如杰伦所说：一个厉害的人、不平凡的人，书不一定要读得多好，但是一定要有一技之长。

推选委员陆小华说：

脚下风景无限，心中音乐如梦。刘伟，用事实告诉人们，努力就有可能。今天的中国，还有什么励志故事能赶上刘伟的钢琴声。

当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是刘伟的青葱梦想，但10岁那年的一次触电事故，不仅让他失去了双臂，更剥夺了他在绿茵场奔跑的权利。

耽搁了两年学业，妈妈想让刘伟留级，他死活不干。在家教的帮助下，刘伟利用暑假将两年的课程追了回来，开学考试，他拿到班级前三名。重回人生轨道的刘伟，一直对体育念念不忘，足球不行，那就改学游泳。12岁那年，他进入北京残疾人游泳队，两年后在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上夺得两金一银。

“在2008年的残奥会上拿一枚金牌。”刘伟跟母亲许诺。谁知厄运又来纠缠，过度的体能消耗导致免疫力下降，他患上了过敏性紫癜。医生警告说，必须停止训练，否则危及生命。无奈之下，刘伟与游泳说再见，走进了后来带给他成功的音乐世界。

练琴的艰辛超乎了常人的想象。由于大脚趾比琴键宽，按下去会有连音，并且脚趾无法像手指那样张开弹琴，刘伟硬是琢磨出一套“双脚弹钢琴”的方法。每天七八个小时，练得腰酸背疼，双脚抽筋，脚趾磨出了血泡。三年后，刘伟的钢琴水平达到了专业七级。

“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要么赶紧死，要么精彩地活着。”在《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刘伟演奏了一首《梦中的婚礼》，全场静寂，只闻优美的旋律。曲终，全场掌声雷动，他是当之无愧的生命强者。去年，刘伟又登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

55岁的乌苏拉·皮耶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保姆，却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成为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的老板娘。

大众汽车老板娘：乌鸡变凤凰的传奇2010年秋天，巴黎天气渐凉，蔓延的寒意却被大众集团的派对拒之门外。乌苏拉·皮耶希终于对派对失去耐心了，她轻轻地拉了拉丈夫的袖子，然而他正在跟记者大谈遗嘱和孩子们。她的丈夫已经73岁高龄了，是执掌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近20年的费迪兰德·皮耶希。

亿万富翁的妻子

丈夫没有让她等得太久。他转过身来看着乌苏拉：“我在给他们解释你的位置，你听到了吗？”乌苏拉可不想听这个，她说她想去用晚餐了。但这位大众的掌门人却回答：“打个赌吧，你离不开我的。”

这对亿万富翁夫妇就跟普通夫妻没什么两样——深情款款，十指相扣。

乌苏拉继续她的小动作，拉着费迪兰德的袖子。“乌苏琪。”老人用昵称唤她，“我只是在解释，你在基金会中拥有的一些决定权。”

乌苏拉微笑着说：“那是三四十年后的事情。”

费迪兰德做出创立基金会的决定，似乎正在给他自己和继承人之间造成某些隔阂。他将自己的股份转入了两个信托基金：费迪兰德·卡尔·阿尔法和费迪兰德·卡尔·贝塔。当他活着的时候，两个基金由他说了算;如果他去世了，必须由管理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以及他的12个孩子来共同管理。

费迪兰德说，建立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有与汽车品牌有关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在外界的人看来，继承人对此没有热情是肯定的。有德国媒体报道说，一些继承人在考虑将父亲告上法庭，尤其是那些感觉备受冷落的非婚生孩子，他们认为没有得到与合法的兄弟姐妹一样的待遇。但费迪兰德认为自己得到了“大多数继承人的支持”——至少有7个孩子支持这一决定。

同时，他指定了现任妻子乌苏拉在基金会中担任副主席。如果费迪兰德去世，乌苏拉不改嫁，她就将成为这两家基金会的主席。这位亿万富翁还决定，在今年4月19日的大众集团年度股东大会上，力保妻子加入大众公司监事会。

看来，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女人，极有可能掌管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给他平静的生活

在费迪兰德的生命中出现的时候，乌苏拉的身份还只是他孩子们的保姆。她可谓是继《音乐之声》女主角玛丽亚之后，第二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奥地利保姆。

1956年，乌苏拉出生在奥地利的布劳瑙，长大后成为一位家庭教师。25岁时，她看到皮耶希家族在招聘家庭教师兼保姆，便拿到了这份工作。

在费迪兰德眼中，这是一个漂亮乐观的女孩，她与孩子们相处得很好。

“我被她开朗、自然的气质吸引，没多久我俩就擦出了火花。”费迪兰德说，他喜欢跟乌苏拉在一起时那种平和的感觉，不像之前那种慌张焦虑的家庭关系——那时，费迪兰德正与表弟的妻子纠缠不清。

乌苏拉还是家庭教师时，与费迪兰德一家人在山上的小屋度过了圣诞节。费迪兰德喜欢在山上练习四驱车。当费迪兰德沉浸在对车的“感觉”中时，总兴致勃勃地对乌苏拉讲有关车的一切。“他总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回忆令乌苏拉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笑对人生，跟我一样，是个蠢家伙。”

两年后，他们在奥地利的沙尔丁登记结婚，并在1984年9月举行了简单低调的婚礼。一向刻板的费迪兰德还玩了一次浪漫，他把黑色的奥迪用200朵黄玫瑰装饰了一番。

就这样，乌苏拉嫁给了比自己大19岁、有9个孩子的费迪兰德，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的家庭主妇。

费迪兰德有一个女儿——只比乌苏拉稍小一点——对她说：“你怎么会嫁给我父亲呢？你是个这么快乐的人。”

这正是乌苏拉让费迪兰德着迷的地方：“我的乌苏拉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性格。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我的情绪也会被她带动起来。”

只要不出差，费迪兰德就尽量与妻子在一起。乌苏拉还帮助费迪兰德克服了诵读困难症。费迪兰德说：“我也能像她那样读一些长文章了，还能找准什么是最重要的。”

费迪兰德毫不吝啬地在自传中提到她，写他教她开车，写与她一同去出海航行的生活点滴。

成长为女家长

乌苏拉在费迪兰德的生活中，一直是陪伴者和支持者的角色。

费迪兰德被称作是“含着汽车模型”出生的“富三代”，他的外公是保时捷的创始人费迪南德·波尔舍，但费迪兰德不姓保时捷，他退出了家族内部的权利斗争，来到大众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1988年，费迪兰德是奥迪公司主管产品开发的副董事长，但他与当时的奥迪CEO沃尔夫冈·哈贝尔针锋相对。51岁的费迪兰德觉得自己已准备好接任奥迪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因为他认为事实上也是自己在经营这家公司。可哈贝尔的合同却延长了一年，这让他气得发狂。“我的总裁总不在公司内，他总是随身带着高尔夫球包。”

费迪兰德打算去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做工程师，在得知哈贝尔的合同延期的当天，他就写好了一封给董事会的信，但乌苏拉偷走了那封信。“如果你想去日本，或是其他任何一家公司，我都会跟你一起。”乌苏拉说，“但要在孩子出生以后。”当时乌苏拉已有身孕，孩子5个月后才会出生。乌苏拉的缓兵之计让费迪兰德冷静下来，他找到董事会，表示自己接下来9个月只管理研发，将其他事务交还给总裁。

3个月后，公司出现了赤字。费迪兰德最终留了下来，而乌苏拉的角色也在慢慢改变——她也开始涉足商海，甚至连大众集团的CEO马丁·文德恩也认为她是“最有权威的以及最有企业思维的女性之一”。

乌苏拉陪着丈夫出席各种公众场合，聚光灯下两人的手总是紧握在一起。虽然乌苏拉仍然保持着她乐观的笑容，但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保姆了，她变得更像一位大众集团的女家长，有着非常好的举止和社交技巧。

费迪兰德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基金会的事情，说他的方法是非常好的选择，乌苏拉说道：“孩子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的。”费迪兰德看着自己的妻子，告诉旁人说，他的乌苏拉不像宝马的女继承人乔安娜·匡特，有点像弗里德·斯普林格——最初是阿克塞尔·斯普林格的家庭保姆，后来嫁给了他。在丈夫去世后，弗里德接管了阿克塞尔·斯普林格出版社，目前年盈利近29亿欧元。

乌苏拉马上机智地回答道：那是因为你对她们了解不多。

11点半后不久，这个汽车帝国的活动接近尾声，费迪兰德微笑着让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她的老花镜在红色缎带上晃来晃去，他们共同走向舞台前的楼梯，就像一对普通的夫妻那样，享受着巴黎的秋天。

马云—阿里巴巴创始人，被称为“创业教父”。曾经的创业艰辛、近日的荣耀辉煌，使得这位卓越企业家身上有散发不完的光环在萦绕，下面就来看看马云创业故事吧，听听他的创业经历、伟大梦想、经营哲学和人生感悟。阿里巴巴无疑是中国互联网史上的一次奇迹，这次奇迹是由马云和他的团队创造的。但是阿里巴巴创业开始，钱也不多，50万，是18个人东拼西凑凑起来的。50万，是他们全部的家底。然而，就是这50万，马云却喊出了这样的宣言：我们要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要进入全球网站排名前十位！那是1999年。1999年，中国的互联网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国外风险投资商疯狂给中国网络公司投钱，网络公司也是疯狂地烧钱。50万，只不过是像新浪、搜狐、网易这样大型的门户网站一笔小小的广告费而已。阿里巴巴创业开始是相当艰难，每个人工资只有500元，公司的开支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来用。外出办事，发扬“出门基本靠走”的精神，很少打车。据说有一次，大伙出去买东西，东西很多，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打的。大家在马路上向的士招手，来了一辆桑塔纳，他们就摆手不坐，一直等到来了一辆夏利，他们才坐上去，因为夏利每公里的费用比桑塔纳便宜2元钱。阿里巴巴曾经因为资金的问题，到了几乎维持不下去的地步。8年过去了。2007年11月6日，阿里巴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市值200亿美金，成为中国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马云和他的创业团队，由此缔造了中国互联网史上最大的奇迹。中国大部分想创业的人都是一样，晚上想想千条路，早上起来走原路。他们比马云聪明多了，能想出非常多的创业好点子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去执行过。因为他们有着太多的借口和理由。“我没有钱。”他们都这样想。于是，他们继续过他们平庸的生活。今天看到了俞敏洪在北京大学2008年开学典礼上的发言，俞敏洪在发言的最后说了这样一段话，让我特别感动，他说：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但是有的人一生过得很伟大，有的人一生过得很琐碎。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堆砌起来，变成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每天庸庸碌碌，没有理想，从此停止进步，那未来你一辈子的日子堆积起来将永远是一堆琐碎。看完之后，你还会对自己创业没有资金或没有其他什么的找借口吗？你要做的是：想到了，马上就去做！像马云那样，只要你努力了，世界上，其实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情！

鲁迅为国弃医从文及

在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的黑暗年代，鲁迅抱着医学救国的热情东渡日本留学。当他从电影中看到中国人被日寇砍头示众、周围却挤满了看到同胞被害而麻木不仁的人群的情景后，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也不必以为不幸的。他毅然弃医从文，立志用手中的笔来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的灵魂。

分析：个人的理想重要还是民族的振兴重要？鲁迅选择了后者。在那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时代，这样的选择又是何等伟大。

话题：理想和现实选择

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一位10岁参加抗日儿童团、14岁参加共产党的小姑娘。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为掩护革命同志转移而被捕。她坚贞不屈，神情镇定，从容地卧倒在敌人的铡刀下，英勇牺牲，年仅15岁。毛泽东亲自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分析：女性一直是弱小者的代名词，但有谁敢说刘胡兰弱小？因为有了理想，弱小的身躯里也装着无限大的勇气。

话题：生命的价值追求

飞机起飞前，一位乘客请求空姐给他倒一杯水吃药。空姐很有礼貌地说：“先生，为了您的安全，请稍等片刻，等飞机进入平稳飞行后，我会立刻把水给您送过来。好吗?”

15分钟后，飞机早已进入了平稳飞行状态。突然，乘客服务铃急促地响了起来，空姐猛然意识到：糟了，由于太忙，忘记给那位乘客倒水了!空姐连忙来到客舱，小心翼翼地把水送到那位乘客跟前，面带微笑地说：“先生，实在是对不起，由于我的疏忽，延误了您吃药的时间，我感到非常抱歉。”这位乘客抬起左手，指着手表说道：“怎么回事?有你这样服务的吗?你看看，都过了多久了?”空姐手里端着水，心里感到很委屈。但是，无论她怎么解释，这位挑剔的乘客都不肯原谅她的疏忽。

接下来的飞行途中，为了补偿自己的过失，空姐每次去客舱给乘客服务时，都会特意走到那位乘客面前，面带微笑地询问他是否需要水，或者别的什么帮助。然而，那位乘客余怒未消，摆出一副不合作的样子，并不理会空姐。

临到目的地前，那位乘客要求空姐把留言本给他送过去。很显然，他要投诉这名空姐。此时，空姐心里虽然很委屈，但是仍然不失职业道德，显得非常有礼貌，而且面带微笑地说道：“先生，请允许我再次向您表示真诚的歉意，无论你提出什么意见，我都将欣然接受您的批评!”那位乘客脸色一紧，嘴巴准备说什么，可是却没有开口。他接过留言本，在上面写了起来。

飞机安全降落。所有的乘客陆续离开后，空姐打开留言本，惊奇地发现，那位乘客在本子上写下的并不是投诉信，而是一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

是什么使得这位挑剔的乘客最终放弃了投诉呢?在信中，空姐读到这样一句话：“在整个过程中，你表现出的真诚的歉意，特别是你的十二次微笑，深深打动了我，使我最终决定将投诉信写成表扬信!你的服务质量很高。下次如果有机会，我还将乘坐你们的这趟航班!”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你知道我崇拜的人是谁吗?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而是发明大王——爱迪生。爱迪生发明过许多跟我们生活有关的东西，如电影、电话 、电灯、电视、留声机等等，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们知道他是怎样发明这么多东西的吗？他小时候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但是他遇到问题总爱问“为什么”。爱迪生如果实验做不好，不会灰心，继续努力，这就是成功的原因。最后请大家记住爱迪生的一句名言：“天才就是99％的汗水加上1％的灵感。”我们要学习爱迪生这种勤学好问、坚持不懈的精神，努力学习。

西晋文学家左思少年时读了张衡的《两京赋》，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决心将来撰写《三都赋》。陆机听了不禁抚掌而笑，说像左思这样的粗俗之人，居然想作《三都赋》这样的鸿篇巨着，简直是笑话；即使费力写成，也必定毫无价值，只配用来盖酒坛子而已。面对这样的羞辱，左思矢志不渝。他听说着作郎张载曾游历岷、邛(今四川)，就多次登门求教，以便熟悉当地的山川、物产、风俗。他广泛查访了解，大量搜集资料，然后专心致志，奋力写作。在他的房间里、篱笆旁、厕所里到处放着纸、笔，只要想起好的词句他就随手记录下

来，并反复修改。左思整整花费了十年的心血，终于完成了《三都赋》。陆机在惊异之余，佩服得五体投地，只得甘拜下风。

认准行动目标，不为外人所动，坚持就是胜利，挺住就是一切。

音乐家鲁宾斯坦经常到好友画家毕加索的画室看他画画。一次，鲁宾斯坦在好几个月内看到毕加索不断地在画同样的东西。背景就是阳台的铁栏杆，近景就是一张桌子、一瓶葡萄酒、一把吉他。

当毕加索画了将近五十幅同样的作品后，鲁宾斯坦不耐烦地问：“每一天都描绘同样的静物，难道你不厌倦吗？”

毕加索反问道：“你不觉得自己在说废话？难道你不知道，每一分钟都就是不一样的我，每一个钟头都有新的光线，每一天虽然看同一瓶酒，但我能够从中看到不一样的个性，看到不一样的酒瓶，不一样的桌子，不一样的世界里的不一样的生命！在我的眼睛里，这一切都就是不一样的。”从此以后，鲁宾斯坦在重复弹一首歌时，皆可弹出不一样的韵味。

哲理：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请拿出虚怀若谷的胸襟，学会换位思考，你会发现，此时世界原本能够如此美丽，生活原本能够如此丰富，精神原本能够如此充实。与人相处之道

最近，我看了《中外名人故事》，从中又认识了许多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经济学家。比如才能全面的科学家张衡，他在天文、历法、文学、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一个罕见的全才式人物。

张衡生活在东汉时期，他发明的地动仪整整领先了欧洲1000多年，他还发明了可以测定风向的候风仪，可以自己运行的自行车，能够自己飞的木鸟；在数学方面，他计算出圆周率是3.162；在地理方面，他绘制的一幅《地形图》流传了几百年；在艺术领域，除了写文章外，他还擅长绘画，是东汉时六大画家之一。

我还从中吸取了一些政治家治理国家的思想，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时时提醒我要有志气，又要刻苦努力和团结人。看了这本书，我还收获了许多知识呢！

2006年以前，郭德纲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相声演员。然而，几乎是一夜之间，他就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在相声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在郭德纲迅速走红的同时，有人提出了质疑。有一次，一位记者问他：“不少人都说，你出名纯粹是靠‘炒作’出来的，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

面对记者提出的尖锐问题，郭德纲不急不恼，从容应对。他心平气和地回答说：“大家知道我的名字，是一夜工夫。但这一夜之前我自己度过的漫长的十几年，又有谁能说出一二?中国说相声的人很多，大家可以任意挑选，我愿意花100万来捧他。甭说一夜，就一个月吧，看一个月时间内能不能把他炒成像我这样的，如果成，我立刻走人;如果不成，大家又将如何赔付?”

郭德纲继续说道：“打个比方吧。我经过十年磨炼，温度已经从0度升到999度了，再加上媒体的最后一把火，所以温度一下子就达到1000度。可是，如果没有前十年的努力和付出，没有前面的999度的积累，媒体能把我从0度瞬间炒到1000度吗?”听了郭德纲这番生动形象的回答，在场的人都纷纷鼓掌表示肯定，那位记者也由衷地点头表示赞许。

人人都渴望成功，但是，成功的真谛到底是什么?郭德纲的回答，无疑给出了最好的答案：成功的真谛，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实力积累，加上百分之一的机遇垂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