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事迹作文【精彩20篇】

2月8日上午，在英雄王锋的家乡——方城县广阳镇古城村，村部里一派忙碌，村支书姚金岭正在准备村里晚上集体收看2016“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颁奖晚会的事宜。人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王锋的怀念。

2016年5月18日，王锋三入火海救下20余名邻居，自己却被烧成重伤，当年10月1日，不幸在北京离世。英雄虽已离去，但他舍生取义的精神感动了中原大地、感动了全中国，王锋再次为“河南好人”书写下浓重的一笔。

侠肝义胆河南人再次感动中国，“面对一千度的烈焰，没有犹豫，没有退缩，用生命助人火海逃生。小巷中带血的脚印，刻下你的无私和无畏，高贵的灵魂浴火涅槃，在人们的心中永生。”这是“感动中国”给予救火英雄王锋的颁奖辞。晚会录制现场，王锋的遗孀潘品接过了丈夫的奖杯，并再次表达了对社会各界的感激之情。

“代替王锋站在感动中国的领奖台，我悲喜交加，但更多的是为我的丈夫感到自豪，他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是全社会对他的支持和认可。”坚强的潘品说。

尽管对王锋的事迹早已经耳熟能详，但录制现场再次播放的短片还是让在场的观众感慨不已。当潘品出现在领奖台上，观众用热烈的掌声给予她敬意。

“看到王锋烧伤的那一幕，我心里还是猛地咯噔一下。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人性中最大的善良，令人敬佩。”观众张艺藐说。

王锋此次当选，已是河南人连续四年荣登“感动中国”领奖台。自2002年“感动中国”推出以来，河南人已15次站上这个舞台，“河南好人”的品牌愈加响亮。

晚上，我坐在电视机前，收看一年一度的《2012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典礼。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2012年就悄无声息地到来，而2011年又成为了充满收获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涌现出了一个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人物，这些平凡的生命编织出一篇篇感人的故事，上演着一幅幅和谐的画面，谱写出一首首动人的歌曲。

被称为“最美妈妈”的吴菊萍，在生死攸关的一刹那，她毫不犹豫，本能地挺身而出，举起柔弱的臂膀，托起了小女孩妞妞，也唤醒了人们对传统美德的自觉；来自新疆的“爱心巴郎”——阿里木，辛勤地烤羊肉串，又用赚来的血汗钱只拿出生活费便毫无保留地捐给贫困的学生，他自己都过着清贫的日子，却一心奉献；还有一名时髦女记者张平宜，她跨越海峡从台湾远道而来，心紧紧地系在了四川麻风村，她给了贫困孩子学校，给了教育，更给了他们希望。

然而，最让我受感染的，是那位90后的女孩——孟佩杰。5岁那年，父亲遭遇车祸，母亲将她交给别人领养，在新的家庭里，她不仅没能得到幸福，生活反而更加艰难。她的养母卧病在床，养父承受不了生活的压力而一走了之，母女只能相依为命。她弱小的肩膀不得不支撑起这个家庭，担当起重任。当别人家的孩子在撒娇，享受宠爱时，八岁的孟佩杰早已独自上街买菜，放学回家给养母做饭。“那时的她个头没有灶台高，她就站在小板凳上炒菜，摔了无数次却从未喊过疼”听着孟佩杰养母含着泪感激地回忆，我脑海里仿佛浮现出一个柔弱的小女孩站在板凳上，顶着脚尖吃力地拿起锅铲翻炒的情景，心里不由得阵阵酸痛。孟佩杰每天起早贪黑，帮养母穿衣、洗漱、换尿布、为早饭，然后才安心地一路早跑着上学。晚上回家后，一大堆家务活等着她，服侍养母睡后，他才开始学习功课，那时已经九点了。就这样，孟佩杰在艰苦的生活中勤奋学习，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由于放心不下养母，她竟下定决心：带着养母上大学！

命运对待孟佩杰是残忍的，无情的，而她却从来没有抱怨过命运的不公，以灿烂如花的微笑回报这个世界。她面对逆境，任劳任怨，乐观开朗，用青春的朝气驱赶种种不幸，()硬是打败了厄运的痛苦。她的存在，成为养母生存的勇气。当人们对她惊叹不已时，她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只不过做了每个女儿都会做的事。”

而我，同为学生，常常抱怨作业太多，考试太多，学习累人，玩得太少；同为儿女，我又常常和妈妈顶嘴，总是看到妈妈生气又失望的表情，我也不想这样啊，却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坏脾气冲撞妈妈。妈妈那因为我长出几根的白发，是那么的刺眼。今后，我也应该想孟佩杰姐姐学习，做个恪守孝道的女孩，不让父母生气，好好学习，不辜负父母的期望！

《感动中国》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那一霎那间的震撼和感动，也给我们进行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当我们扪心自问：身处于和他们一样的困境时，你是否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坚强乐观？风流人物作文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作文我喜欢的卡通人物作文

[感动人物满分作文

假如今年的你39岁，丈夫病故、父母离世、无儿无女、身处异乡，你是选择庸庸碌碌虚度剩下的人生，还是在奋斗之中书写新的人生华章?39岁的张桂梅选择了化悲痛为力量，扎根小城华坪20余载，把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通过爱心倾注到当地的教育事业之中，带领1600多名贫困女学生走出大山，撒播下希望，用责任和担当书写了新时代的“小城大爱”故事传说。

爱心。“我要用有限的生命、有限的力量为孩子们多做点事。”朴实无华的语言下，蕴含着张桂梅对山区贫困学生最深沉的爱。她把家访当常态，10余万公里的山路被踩在脚下，成为1500多户家庭走访的“垫脚石”，为的就是减轻“山里人出趟门不容易”的负担，了解到每一个学生最真实的情况，做通家长的思想工作，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我们就是要把一颗爱心融化在群众的心田，尤其是对低保户、五保户、残疾人等弱势群

体，要通过日常生活、交往，和他们建立友情，从心底打破隔阂，详细了解掌握他们的真实意愿，在千方百计解决实际困难中，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坚定。“党员在，女高就有办下去的希望。”刚刚成立之初的华坪女高，师资紧缺、学生家底薄，被认为是一所“绝对办不下去的学校”。但张桂梅却不信这个“邪”，带着8名教师，其中6名党员，佩戴党徽上课，发挥党员带头示范作用，把党员教师们内心的澎湃激情转化为坚定信念，造就了独特的

丽江华坪“女高精神”，华坪女高也逐渐成为当地学生、家长向往的学校，教育教学成绩日渐显著。张桂梅和学校的党员教师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成功需要无比坚定的信念，我们要从她身上汲取精神养分，对于选准了的方向、认准了的事，要敢抓敢管、敢作敢为，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奉献。面对接踵而至的各项荣誉，张桂梅始终保持着入党之初的那份初心，把自己微薄的工资用于资助贫困学生和收养孤儿，把70多万元的奖金全部捐献给贫困山区，一条洗得褪了色的牛仔裤、一件很老气的花衬衫、一双旧旧的黑皮鞋、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是伴随她多年的“行头”，生活十分清

苦。她所有的心思都奉献给了自己最热爱的教育事业。对她来说，“让最底层的百姓看到希望，让所有的孩子享受教育的公平”，奉献理所应当。面对“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华民族谋幸福”的历史使命，我们要以张桂梅这样的榜样为标杆，对标对表，学习她们身上无私奉献的品德与情怀，立足本职岗位，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干劲，不讲条件、不计得失，一心一意干好每件工作，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做出我们的贡献。

老爸是个商人，一天忙忙碌碌，东奔西走，陪我的时间就更少了.但我理解老爸，他一天忙忙碌碌完全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生活的更加幸福.？第二天，水蒸气哥哥们一出门就变成了我----小雨滴。

获得《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荣誉的有：用生命托起战机，最终倒在工作岗位上的航空英模罗阳;一生奉献给核事业，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科学家林俊德;在南海默默守礁二十年，为气象观测做出巨大贡献的海军气象工程师李文波;为救出学生失去双腿，被网民赞为最美女教师的张丽莉;为保障农民工利益，多次到企业卧底打工的“民工”局长陈家顺;坚持五年背着生病母亲上下班，为年轻人作出榜样的孝子陈斌强;丈夫背着妻子，坚持20多年在大山中行医的乡村医生夫妇周月华、艾起;因病去世并把器官捐献给他人的十二岁女孩何玥;备受思乡之苦，为上百位老兵带回骨灰的台湾老兵高秉涵;坚持十四年，以家庭的力量撑起爱心小院的农家妇女高淑珍。此外，《感动中国》还向公安部湄公河“105案”专案组表达了特别致敬。

节目播出时，许多观众特意回到家里，和爸爸妈妈一同收看，一些企业还组织员工集体收看，很多中小学都要求放假在家的学生收看《感动中国》，并写下观后感。

《感动中国》在播出后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节目播出后，关于感动的感言在网络、微博、微信上广泛传播。很多观众还在网络上多方寻求小女孩何玥家人等人的联络方式，希望能尽自己力量帮助他们。

[感动中国观后感_中学生作文300字

每年的感动中国对自己都是一次洗礼，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界的开阔，我愈发觉得，感动中国对我而言一直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愈久而弥坚，不可摧毁。

2004年，临汾第三人民医院院长郭小平看到艾滋病区的几个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却没法上学，便和同事一起办起了“爱心小课堂”，在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下，2006年9月1日，临汾红丝带学校正式挂牌成立，2011年学校被列入正式国民教育序列。

临汾红丝带学校是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郭小平目前担任临汾市红丝带学校校长，艾滋病感染儿童在这里接受治疗的同时也能安心接受与正常孩子一样的教育。

多年来，郭小平创建红丝带学校一事，在社会上也受到不少争议，郭小平一直在艰难中努力坚持。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随着社会进步，艾滋病患儿终究会到正常的学校去上学。

2014年，彭丽媛向红丝带学校写信，并在采访中说：“我希望这些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生于1913年的王定国，可谓中国革命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在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接受寻求民族复兴的感召，倔强顽强的小女子毅然走上革命之路，成为一名红军女战士。她是“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经历艰辛长征路;她是著名导演谢飞的母亲，养育了七位优秀的儿女。她的故事传奇而多彩，留下一个时代的感动。

在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再度复兴之际，离休的王定国积极参与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发起组建中国长城学会、中国文物学会，进而推动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国老年法》和《国家文物保护法》的出台……十八大后，在中国稳步行进于民族复兴之路时，这位百岁老人早已开始了她的“绿色之路”：近十年来，她每到国内的一个地方，都会亲自种下一棵树苗。2012年年初，她又以发起人的身份，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

见到王定国时，她刚好吃完早饭，看见记者便问“你们吃过了吗?”

2013年2月就满百岁的王定国，精神依然矍铄，潇洒是老人留给记者的深刻印象。看到记者给她带去的《人民画报》和画报《十八大图讯》，她马上仔细翻阅起来，看到熟悉的面孔，便会停下来，手指利落地在上面一点，报上名字。

如今，王定国依然忙碌，每天一睁眼就问生活秘书：“今天去哪?都有什么安排?”王定国是出了名的“热心肠”，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人们都亲昵地尊称她为王妈妈。在记者采访的一个多小时中，总共有三拨十几号人来看望王妈妈，不大的客厅里很快就挤满了来客。看到有人进来，王妈妈都会微笑地招呼，“来，请坐!”退休后她迷上了书法绘画，而且自成一派，有人向她求字，她总是“每求必应”，这让大家都十分欢喜。闲时，王定国最爱打麻将，身边的人都说，她只要一上麻将桌，立马精神百倍，“大杀四方”。

长征途中雪山上的严寒曾冻掉她的一根脚趾;河西走廊的血战敌人弹片击断了她的小腿;72岁时，一起意外车祸使她脊柱受伤;75岁时，她因患乳腺癌动过大手术……记者采访前几天，一位中医看望王定国，惊诧于老人的好身体，指着她身边的年轻人说，“你们的身体还没老人好啊!”王定国血糖高，但她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提少吃糖，我们采访的时候，她还潇洒地喝上几口酸奶。大儿子谢飘说：母亲一切都看得开，没有烦心事，知足常乐是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她一年几乎很少生病，就算生病也不吃一颗药，生扛下来，感冒冲剂要儿女硬冲给她喝。“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还有什么挺不过来的。有人说，这是不讲科学，我说，百岁老人活得健健康康，就是最好的科学。”王定国说。

对命运说，不!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晚年的王定国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13年2月4日，王定国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贫苦家庭。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定国也难逃厄运：妹妹活活饿死;因为没钱安葬病逝的父亲，三岁半的二弟被卖掉，换回四块做棺材的木板和两升麻豌豆;六七岁便要通宵为面食馆推磨挣钱;15岁，被卖去邻村李家做童养媳，洗衣、做饭、砍柴都要做，做不好就挨打……

那个时代，嫁人、生子是绝大多数山里妹子的命运轨迹，而王定国却对命运说了，不!王定国做了两件事——放脚、剪辫子。她说：“脚小走不动，大人拽着辫子我们跑不了。”

那是因为王定国舅舅的朋友“杨布客”——以卖布作掩护的地下党员杨克明——给她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山那边小孩上学不要钱，女娃儿不包脚，有钱人不许打人欺负人……这样的生活让王定国心向往之。后来，舅舅和朋友凑了40多块银元，终结了王定国和李家的婚姻关系。

重获自由的王定国，配合当地的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辫子、男女平等，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1933年10月，红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让王定国至今难过的是，那些让她命运出现转机的人，却都没能亲眼看到革命的胜利。

1933年12月，王定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心情激动的她感觉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奋斗的目标。后来，王定国先后成为营山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在山谷巡逻清剿土匪、女扮男装混进正规部队打仗……1935年，平时爱唱爱跳的王定国被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开始了那一段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一路行来一路歌

王定国描述下的长征就像一段“奇幻旅程”：

“没有吃的时候只好杀马，煮一锅马肉，我们一群女孩子就跑去‘偷’肉吃。

“随身携带的东西要看好，稍不注意，猴子就会跑来把你的食物抢跑，我们只能用扫帚头做的假枪吓跑抢食的猴子。

“行军时，每个人背上都会写着不同的大字，这是大家在学认字。

“贺龙跟我们一起过草地的时候，他骑着马在水塘边钓鱼，我们就跟在后面捉鱼，然后架锅煮鱼汤喝。

“毛主席跟我们行军的时候，也不骑马，徒步前行，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主席爱抽烟，长征途中没烟叶，小战士就去找能抽的树叶子，背在背上晒干给主席。主席一卷就抽，还跟战士有说有笑……”

王定国的长征，是在歌声中走完的。

部队行军时，剧团要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剧团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因此，剧团相当于比别人多走了一倍的长征路，长征路上王定国共翻越了五座大雪山，走了三遍草地。“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啦啦队，大家看了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她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歌：庆祝苏维埃发展的歌、骂卖国贼的京剧二簧调、《渡金沙江胜利歌》等等。《八月桂花》的舞是杨尚昆夫人李伯钊教的，跳得最多，走到哪跳到哪。化妆道具简陋，她就用墨汁画眉，用红纸当口红……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成群，他们走了两天才到。“三十七团的战士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我们做饭、烧水，并派人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呼呼地刮在大家脸上，早已冻僵的王定国，一上场就忘却了一切的苦痛，那惟妙惟肖、绘声绘色的表演，拨动着每个战士的心弦。临别时，很多战士流下了热泪。

然而，在王定国的回忆录中，记者还看到了如下的片段：

过草地时，王定国瘦到只有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踩到泥潭就要陷下去。”1936年，红四方面军翻越雪山时，她的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雪山顶上。“晚上睡着了，人多被子少，盖不着，脚冻僵了。一摸，就断了……没什么伤心的，死活都说不准了，伤心?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的人，伤心什么?我们是穿着单衣，一边走一边嘴里嚼着辣椒翻过雪山的。”

2004年，91岁的王定国重走长征路。在四川省天全县红军烈士陵园，儿女雇了顶滑竿要抬她上山，她坚定地大声说：“我是红军，我自己能上去!”在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和摇晃的铁索桥，王定国推开上前搀扶的人，只身在一百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

途中，王定国还找到了长征时借住房子的房东女儿。当年16岁的小姑娘也成老太太了，她依稀记得好多女红军曾经住在她家，教她唱歌跳舞。当她俩共同哼唱《八月桂花》时，不仅都潸然泪下……

情定“八办”

王定国也在长征途中遇到了她一生的伴侣——谢觉哉。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为过雪山做准备。一天，王定国正和剧团的几位战友在小河边洗衣服，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拿着一包衣服向她走来。“胡子”微笑着对王定国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后来被毛主席和党中央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第二天，王定国送去缝好的衣服时，“胡子”远远地招呼她，还特地嘱咐她要多准备一些辣椒，过雪山时可以御寒。

1936年11月，中央军委命令已西渡黄河的部队组建为红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行进，联络苏联，打通国际路线。王定国所在前进剧团也改成了红西路军前进剧团。12月5日，剧团奉命慰问红九军，不幸遭遇甘肃军阀马步芳部队，寡不敌众，王定国和剧团众人被俘。“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大家都亲切地称之为“八办”。在“八办”的努力下，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也就在“八办”，王定国再度遇到谢觉哉。那时，比王定国大29岁的谢觉哉是“八办”的党代表。

谢觉哉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被俘人员中，有张掖地下党的，有个女支部委员叫王定国。等见了面才知道，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时任“八办”处长的彭加伦尽力撮合，以谢觉哉日夜奔波操劳，身边也需要一位好帮手为由，让王定国留在谢老身边。回忆起和谢觉哉的结合，王定国说“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

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一个革命家庭。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也正是在“八办”，王定国开始学习文化。一天晚上，谢觉哉赶写一篇文章让王定国去找《民国日报》、《西北日报》等报纸。几份报纸，王定国来回拿了四次都不对，最后还是谢觉哉自己去拿的报纸。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谢觉哉自那以后，每天都会抽出一点时间教王定国识字、学文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后来王定国才成为谢觉哉工作上离不开的左膀右臂。

如今，王定国打得一手好麻将，也是从“八办”开始的，她师父还是周恩来。当时周恩来从苏联到兰州小住，当他看到年轻的王定国时说，“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是谢老夫人，需要接触国民党高层的太太，所以要学会一种社交手段。”于是，周恩来亲自教王定国打麻将，王定国天资聪颖，一学就会，甚至通过打麻将把国民党兰州省政府主席贺耀祖的夫人发展成共产党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成为“八办”的一段佳话。

1983年，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想起当年很多被俘的红西路军战友还滞留在甘肃一带，她便自费跑遍河西走廊寻访。当王定国看到这些曾经的战友因为历史原因红军身份得不到认可，日子过得异常艰难，痛心不已。据王定国的儿女回忆，她回京时，身上只剩下了一套衣服，其他的行李全都送给了这些曾经的战友。于是，她与伍修权一起开始为这些人奔走，最终得到了中央的重视，财政部、民政部、卫生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文，恢复他们的红军待遇。为了感谢王定国，当时还健在的红西路军老战士，男男女女几十人来到北京，挤在王定国家中不大的厅房里，向其表示谢意。而王定国只是淡淡地说：“这是党让我这么做的，应该感谢党。”

八十多岁还出差

“多年来，我一直照顾你们和你们的父亲，从现在开始，我要去做我的事了。”1978年，王定国在整理、出版完谢觉哉的日记、传记等之后，这样在儿女面前宣布。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在谢老走后的七年里，王定国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谢觉哉评传》、《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画册》、《谢觉哉书信集》、《谢觉哉诗集》等多部历史文献共五百多万字。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正在寻求民族再度复兴之际。王定国所说的“我应该做的事”便是关注这个国家的未来。

“那时，很多长城周边的居民都拆长城砖盖房子、盖猪圈。”王定国看了痛心不已，便组织人烧砖，然后用这些砖换回长城砖。她还积极各方奔走，呼吁保护长城：1984年，王定国到邓小平家中，请他发一个号召借以推动长城的保护工作，第二天邓小平即题写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条幅;1987年6月25日中国长城学会成立，王定国考虑长城要面向世界，请出曾任外交部长的黄华出任会长，自己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认识长城，她连续三年组织了群众性的慕田峪长城越野赛，为了让世界更多地了解长城，她组织长城沿线十一家电视台，拍摄了三十八集专题电视片《万里长城》发行到世界各国……“长城代表中华民族，我就觉得这些是文物，自家的好东西，要保存下来。”同年，她还参加筹备与成立了中国文物学会，并担任副会长，促成了《国家文物保护法》的颁布。

此外，在中国致力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王定国还看到了老年社会和青少年成长的问题，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和陈云的夫人于若木一起积极投身于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动。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王定国的社会工作不断增加。她过上了“空中飞人”的生活，频繁地从一地飞往另一地。

一次在飞机上有人问王定国：“老太太，您多大岁数啦?”

“80多了。”

“您坐飞机去干什么呢?”

“我出差。”王定国答道。

“她一直想的是国家和社会的事。如果没有这种强大的信念，她现在的身体也不会那么棒。”王定国的小儿子谢亚旭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70岁的王定国还迷上了书法和绘画。75岁，做完乳腺癌手术第二天，她就让儿女拿来笔墨纸砚，在病床上练习书法。“她很喜欢和书法、绘画名家交流。”谢亚旭说。遇上他们时，王定国还总会拿着自己的作品上前，请名家指点一二。很多时候，王定国自己也在琢磨。她最爱画梅花，花瓣是画上去的，枝干是在挂历背面撒上墨吹出来的，王定国的“吹画”梅花栩栩如生，别有风韵。如今，王定国家客厅、书房和储藏室里，放满了几十年来创作的书画作品上千幅，而她却谦虚地说：“垃圾堆似的。”

“绿色长征”路

九十多岁的王定国开始关注国家的林业生态建设。她开始到全国多个省市了解林业生态建设情况，多次向有关部委提交考察报告并亲自参加植树造林。

2004年，她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察速生林建设，提出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的建议。这一建议如今已被中国造纸业普遍采用，并成为一种生产模式。2005年，她到河南省考察黄河故道生态治理有关情况，并在生态园里种植了一棵银杏树。她写出的考察报告，促使国家林业局当年就在河南省召开了现场会。2006年11月，她到湖南省考察谢觉哉的家乡宁乡县，在畅叙乡情时说：“谢老说大树是老人，小树是孩子，我们要像爱护老人和孩子一样来爱护树林，希望家乡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生态建设得更好。”

2008年，她回四川营山老家，考察南北两河综合整治工程，并在红军公园种植了一棵黄角树;在营山中学和师生们一起，种植了两棵银杏树。2010年，王定国与150万重庆市民一起在长江边植树造林，并亲手栽种了一棵桂花树，“绿化长江全社会都应该参与进来，也只有大家都走上这‘绿色长征’之路，才能真正地为子孙后代造福。”2012年4月22日，在世界地球日这天，王定国老人带领祖孙四代和亲朋好友共一百五十多人，在北京的西郊种下了100棵松树。

为表彰王定国对中国生态建设作出的贡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在 “生态行动助力中国”的活动中，她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2012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正式成立，王定国出任终身名誉主席。

2012年，十八大报告明确将生态文明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布局之一。在中国稳步行进于民族复兴之路时，王定国再一次提出建议：生态建设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需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需要人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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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行者，这个词语原本的意思是不走寻常路的逆行人。把人换成者后具有了一种侠士的感觉，人们用它来形容英雄。在这场疫情中，我们用它来形容这次疫情中坚守在一线医护工作人员，他们是逆风的行者。

20__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蔓延速度极快，疫情在全国肆虐开来，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响了。在这个春节期间，无数位医护工作人员顾不得与家人团聚，毅然决然的奔赴了最危险的战场。一张张“请战书”是每一位医护人员救死扶伤的决心，他们是最美的白衣天使。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面对这场战疫，每一位白衣天使抱着“地无分南北”的决心奔赴前线。

他们就是最美的白衣天使。这只是偏隅一角，还有着无数的令人感动的英雄事迹。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我们负重前行。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四月份开始，医护人员陆续撤离武汉，奔赴回家的旅程，人们给了他们最崇高的敬意。机场人声鼎沸，志愿者身穿红衣，举着横幅，横幅上写着“你们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们人们永远记得你们。”，警方也为医护人员开道。白衣天使们救死扶伤，人们也铭记了他们的付出。

挟一往无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气。我们可以看见疫情期间，无数的青年医护人员正在崛起，无数的青年人士在为疫情贡献自己的一份力。新时代下的我们，作为一名医学生，更应该努力学习好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成为一名优秀的医护工作者而奋斗。守天使初心，展鸿鹄之志，做贡献之人。

在风雨中，最美“逆行者”依旧挺拔着脊梁抗战，没有一丝松懈的精神，满腔热血的投入战“疫”中。一声感谢已无法表达我们对最美“逆行者”的心情，我们从心里对你们怀有崇高的敬意，你们是国家的铠甲，是群众的后盾。作为震旦学子的我们，要学习最美“逆行者”的精神，做到在危难时刻不退缩，迎难而上。

生活处处都有感动，也许那感动与世长存，也许那感动只是一瞬间，或者那感动是平凡的小事。感动带给人们一次次心灵的深触。《感动中国》带给我们一次感动的饕餮盛宴。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感触最深的是陶艳波母亲。她那一抹感动深深触及了每一个人的心灵……

陶艳波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母亲，她本应该和丈夫儿子幸福安康的度过下半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她的儿子被查出先天性的失聪，这给还沉浸在幸福中的陶艳波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她没有放弃自己的儿子，她坚信，她的儿子一定能开创辉煌。于是，她每天跟儿子一起上学，成了儿子一生的同桌。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陶艳波辞掉了工作，就这么，好像回到了那个时代。陶艳波每天做随堂笔记，遇到听不懂，不理解的题便追着老师，一直追到了办公室，请求老师给她再次讲解一遍。晚上，陶艳波便细心地翻开笔记，给儿子讲题，有时甚至要讲好几次才能让儿子听懂。三十多岁的她，鬓发已经泛白，皱纹悄然爬上了她的脸颊。因为过度的操劳，导致陶艳波的秀发变得脆弱，最后一块块的脱落，使得陶艳波不得不戴上假发。身体也未老先衰。现在，儿子在她的坚持之下，不负众望，考上了一所好大学。

陶艳波，她只是一个母亲，却有如此强大的毅力，也是因为爱子心切。为了自己的儿子，她哪怕放弃一切，放弃了容颜，健康。就手把青春埋葬在这里，但是陶艳波认为是值得的。她不问前方是否如履薄冰，是否将她百般摧残，她所顾虑的，所希望的，就是儿子将来的幸福与健康。他的四周寂静下来，你的心完全沉没。除了母爱你一无所有，但也要横下心和命运争夺。十六年陪读，你是他的同桌，你作他的耳朵，让他听见这世界的轻盈，也听见无声的爱。

我们的母亲也许没有这么让人感动，我们自己也许也不会那么命运多舛。但是请不要忘记，感动不需要轰轰烈烈，惊天动地，也许是生活中积累的一点点小事开始，那一抹感动，虽然清淡，但在纸上一点点积累起来，也是浓厚的。

孙家栋，87岁，我国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宇航科学院院士。

孙家栋的一生与中国航天的多个第一密切相连。

孙家栋是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是中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师，是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他领导下所发射的卫星奇迹般地占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2009年，孙家栋获得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小行星第148081号被命名为孙家栋星。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着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比如：“韩信、张飞、关羽、刘备、赵云等……”

而在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赵云。让我喜欢他的理由呢是，是他的人品、做为和侠肝义胆。他相貌堂堂，英俊潇洒，身高八尺。他生在公元168年。出生在常山郡如今的河北。

那时社会动荡，黄巾并起峰烟遍地。各地豪强、山贼、官兵，鱼肉百姓，百姓叫苦不迭。但在这乱世之中也现了一位中国历史大将。赵云赵子龙，他武功高强，有勇有谋。先前在真实保护战中用乡勇150余人，官兵300余人打败山贼。

建起了小名气，后来投靠到公孙瓒帐下，在盘河战文丑中名扬天下。但因公子瓒不会用兵，与一位大将失之交匕。赵子龙又投到刘备帐下在刘备帐下经历百战，立功无数。在长板坡单枪匹马救主，和在赤壁之战当中启到重要的人物。

后来因为孔明失误被罚，赵云也被贬值。刘备成就大业以后，后来很少让赵云当主将。赵云在239年去世，赵云有两个儿子。次子在跟随姜维后战死。赵云一生顶天立地，是中国历史中五虎上将之一，也是五虎上将中武功最高的。

赵云能成为我最敬佩的人，是因为他的品德、为人、和他的侠肝义胆、济世为民等优点。也许时间能磨灭一些人的记忆，但是它磨灭不了历史和经典人物。他们会永远记在我的心里，他们的成就会流芳百世。以就像赵云已经死了，但是我会永远记住他，他让我永远记住他的优点，使我一生受益，历史也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而他一生做过最错误的事是救了刘蝉，也许他在长板坡时如果丢下刘蝉也许大汉就不会灭亡，赵云也许就会有另一个结局。

而他一生做过最错误的事是救了刘蝉，也许他在长板坡时如果丢下刘蝉也许大汉就不会灭亡，赵云也许就会有另一个结局。

这是我最大的困惑，因为历史在大汉时期的记载较少，所以三国时代的一些事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我相信赵云是一个君子，是一个为国尽忠的大丈夫。

但在我心中他没死，他的伟业一直在我心中，他是一个在我心中不能被替代的人，他的很多举动都让我敬佩和尊重。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播出了，看完感动中国，我真心觉得，闲着是罪恶的，浪费钱也是罪恶的。闲着，其实就是浪费时间，那么概括起来，浪费是罪恶的，应该怎么办?应该珍惜，珍惜生命，珍惜时间，珍惜金钱，珍惜资源。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绿色港湾模式，让艾滋病患者在“生产自救”的同时进行“心灵自救”

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今天，23年过去了，官方数字报告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增长到约70万人。2007年，约有5万新发感染和2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预计有12万到15万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而目前仅有4万人接受该项治疗。这4万人中，就包括了先后在山西“绿色港湾”艾滋病区接受救治的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这是一篇北京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2004年6月，临汾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艾滋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涌入丁师傅爱人的病房。那天是他爱人的生日，医护人员专程买了一个大蛋糕，买了鲜花，还点上了生日蜡烛。

在“绿色港湾”，丁师傅的爱人第一次听到别人祝福她“生日快乐”。她特别开心，还唱了几首歌答谢大家。生日过后，丁师傅爱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心情也开朗多了。发现自己成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她还从来没笑过。“她有勇气活下去了。”丁师傅说。

大年三十的时候，丁师傅的爱人，还收到了郭小平送的100元红包。正月初一，几位患者及家属还吃到了医护人员包的饺子。

小患者苗苗最喜欢护士周亚琴，每次她下班回家的时候，苗苗都要拉住她的手，让她带好吃的。她每次上班，苗苗都会在大门口等她。周亚琴说，“苗苗把我当成他的亲人了。”

在患者眼里，院长郭小平从不穿白大褂，不戴口罩和手套。他平均一周来“绿色港湾”一次，每次都要坐到患者床前问寒问暖。“一点也不像领导，没有架子，很随和，就像熟人见面一样。”一个患者的母亲说。

为什么要给患者发红包呢?我把这个问题抛向郭小平。

郭小平：“我们要让患者感觉这里像一个家，所以取名为‘绿色港湾’。绿色寓意着生命，港湾就是家。得了这个病的患者思想压力都非常大，必须让他们乐观一点，鼓起生活的勇气，这样对治疗才有好处。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艾滋病人的心理治疗。我们倡导医护人员和患者‘结对子’，医院其它病区的医护人员也会轮流到‘绿色港湾’值日，我们还号召医护人员在节假日和周末把艾滋病孤儿带回家，让这些娃们也能感受到家庭温暖。不少患者在‘绿色港湾’治疗后可以出院，却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听上去，这个“绿色港湾”好像是艾滋病患者的世外桃园，但是据了解，“绿色港湾”模式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对艾滋病人采取隔离措施。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它的创建人郭小平又是怎么想的呢?

郭小平：“是患者的贫困、心理压力和传染病医院的客观情况，构成了病区搬迁的理由。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是山西省4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之一，原来的艾滋病病区设在医院本部，艾滋病病人不敢出门活动，担心遇到熟人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加之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较低，在传染病医院易与其他传染病患者发生交叉感染。一旦交叉感染，艾滋病患者就很危险。很多患者过早死亡是因为并发症死亡，并不是因为艾滋病毒。

2004年7月，我们自筹150万元将以前的SARS隔离区改建成‘绿色港湾”将艾滋病患者全部转了过去。从2004年7月24日建成至今，该病区共收治艾滋病患者120多人次。该病区的艾滋病患者只需要负担生活费用，住宿、治疗都免费，患者可以自愿入院，来去自由。”

记者去过一次“绿色港湾”，在开满芍药花的田野上，离临汾市区大概十公里的车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风光旖旎的田园式病区。一个患者告诉我：“在市里，别人都躲着我们，弄得我们都不敢出门。在这里，大家都是这个病，没有谁躲着我们走。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有空还可以玩一玩。”来自病区的一份资料表明，来此地就诊的患者中，95%都是农民，每天的生活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市内住院，他们每天都要到街上买饭吃。而在这里，院方盖了四个灶台，他们可以自己做饭。

2004年7月是“绿色港湾”开诊的日子，这里也被称之为“艾滋病人生产自救区”，患者在这里可以获得免费治疗，得到家庭般的看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属还可以通过为病区打工来维持生活。

在这里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维修房屋的、种菜养猪的，都是患者家属。

丁师傅的妻子1997年5月在做一次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6年后开始发病，住进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当时传染病医院还没有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住院一周，就花费1，000余元，只好出院。“我当时都绝望了。”丁师傅抹了抹眼角的泪。

2004年5月12日，丁师傅接到院长郭小平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传染病医院现在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治疗，希望他们能尽快到医院就治。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丁师傅说，当时，他就挑上一些小麦，带了500元钱，带着妻子赶到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并随后到了“绿色港湾”，丁师傅还获得一份兼职工作————洗床单被罩、打扫卫生。天气变冷后，他又干上烧锅炉的活，每月 600元。此外，丁师傅还带领五六个病人在病区内的土地上种药材，院里也给每个人发放了相应的劳务费。

“绿色港湾”占地面积90亩，除1，500平方米的建筑及院落外，其余均是可耕地。去年，他们收获了3万余斤玉米，大部分都分给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大白菜也收获了不少，除当福利分发，留下自用部分外，其余的都卖掉了。丁师傅一家人吃的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救区自产，都是免费的。

“绿色港湾”病区主任乔吉平说：“种植蔬菜和中药材，都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之一。去年，院方购买了150吨煤，用于烧锅炉取暖，医院的开支很大。而且医院不收患者一分钱，除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外，国家规定要收的床位费，医院也免了。”

我看到，这里共有36间病房，每间病房两个床位，带有独立的卫生间。此外还设立了治疗护理区、行政后勤区和被誉为全中国最有爱心的学校————红丝带小学。治疗护理区内除病房外，还为患者及其家属设有活动场所，如VCD娱乐活动室、图书室、乒乓球馆等，用于丰富患者及家属的文化生活。

实践中的困惑

郭小平：“最大的困惑是经费问题。“绿色港湾”虽然只是我们临汾传染病医院的一个病区，但却承担着全省差不多90%的艾滋病人救治工作。国家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有一条是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也就是说，政府及国际基金组织所给予的援助多数用于艾滋病人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山西的艾滋病人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本身就面临着温饱问题。比如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不少是孤儿，还是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谁来负担?医院每年要往绿色港湾这个病区投100多万元，才能保证这里的正常开诊。在这里生活、工作和接受治疗的医护人员、病人和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们眼前就面临着严峻的冬季取暖问题。建筑是当时搬迁时医院自筹资金建的临时过渡房，一直想盖新的住院部但是到现在资金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锅炉又坏了，要想解决又得一笔开支。大家都知道，艾滋病人最怕感冒，这么冷的天气，取暖问题解决不了，对他们的身体最不利。医院很困难，确实很困难。

对艾滋病人的诊断问题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国家把诊断的权利交给疾控中心，医院没权利诊断艾滋病。但是我觉得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是医院的事情，而不应只由疾控中心来做，因为疾控中心没有行医权。今年我们医院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病人在2005年通过疾控中心的血液化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艾滋病患者，今年在我们医院要做一个胆囊手术，令人尴尬的是手术中发现，他体内的HIV为阴性!这下我们都着急了，一个标准复查两遍，最后送到本地疾控中心，结果都是阴性。现在这个检验已经通过省里送往北京，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病人很焦急，每天都要问我有没有结果，问自己到底是不是艾滋病患者。因此我觉得，关于艾滋病，现在存在检查、治疗和预防不衔接的问题。

再就是艾滋病的防治资金中，“防”大于“治”，治疗资金严重不足。国家每年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大都用于预防。我们病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接收艾滋病患者1，000多人，各项开支非常多，每年需要几百万元，但从建立至今，卫生部和省里提供的资金较少，我们的医护人员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经验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及时掌握艾滋病治疗和管理的前沿信息。我虽然管理着这个病区，却从来没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更不要说其他医务人员了。

艾滋病人动手术难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年，山西一个艾滋病患者因患子宫肌瘤要动手术，竟然没有医院敢接收她，后来还是在媒体的帮助下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艾滋病人隐瞒病情，悄悄去综合性医院做手术，这样无疑会增加艾滋病在综合性医院的传染几率。如果国家能形成一套关怀、治疗、疏导病人的办法来规范艾滋病治疗，就为艾滋病治疗医院提供了指导。”

采访结束，郭小平忧心仲仲的表情，还一直在眼前闪动。他所创立的“绿色港湾”发端于医院工作人员的善良之心，很多工作靠每个人的主动奉献，这样的人文关怀具有多少可持续性?郭小平的艾滋救治实践是否还有创新空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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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各地那些默默无闻地做出贡献，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生命的英雄人物。他们感动了我和全中国的炎黄子孙。

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一名伟大的母亲！

那位伟大的母亲名叫陈玉蓉。她的儿子叶海斌患上了肝豆状核病变，必须移除全部肝脏。但一个人没有了肝又活不了，于是医生便提出让陈玉蓉把一半肝脏移到儿子身上。这位伟大的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就在医生对陈玉蓉进行检查时，却发现陈玉蓉的肝脂肪已经超标，若移到她的儿子身上，就会导致儿子死亡。但这位母亲没有放弃，而是每天坚持走十公里路，每天只吃拳头大的饭团，给自己减肥，她磨破了四双鞋，脚上长满了老茧，而且一坚持就是七个月。当这位．母亲有气无力地带着消瘦的身体走向医院检查时，医生惊人地发现陈玉蓉的脂肪肝没有了，并且成功地把肝脏植到了叶海斌的身体里。这位伟大的母亲用自己的汗水给了叶海斌第二次神圣的生命，在场的所有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泪流满面。

“零减五，够不够减?不够。那不够减该怎么办?要向十位数借一，个位就变成了10。记得要在十位数上面点个点哦”“这个a、o、e的a不是这样写的，首先要写个半圆……看现在这个就写得好漂亮”“大家课文背得好棒，但没有读出感情来，要抑扬顿挫有节奏的朗读，来跟着老师读”……

江西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藏在层层大山深处。在两间垂直、互相联通的教室外，老远便听到教师支月英的“大嗓门”和孩子们清脆的童声。53岁的支月英正不断地转场，为三个年级的孩子们轮流上课。

记者一见到支月英，她满脸愧疚地说：“前段时间出去到外地去办事，没有给孩子们好好上课，很对不起孩子们。”为了表示歉意，在回来途中，她特意在县城给孩子们买了棒棒糖带上山。

1980年，19岁的支月英通过考试，在距县城100余里的澡下镇泥洋教学点当起了小学老师。没想到这一待，就是34年。34年来，她坚守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大山深处教书育人。在深山里她教育了整整两代人，从风华正茂的“支姐姐”教成了“支妈妈”“支奶奶”。

2012年2月，组织上考虑到51岁的支月英年纪偏大、身体欠佳，决定调动她到镇里，即澡下中心小学任教。正在此时，距离泥洋村十多里的白洋村群众联名写信，要“抢”支月英，请她到白洋教学点任教，“有些学生的家长就是我当年的学生，我毫不犹豫答应了他们”。

在白洋村，村民心里都惦记着支月英。无论是家里有学生还有没学生的村民，只要平常家里遇到红白喜事、盖房子等，都会请支月英到家里去吃饭。“村里每家每户我都很熟悉，很多家长和我跟姊妹一样。有的时候孩子家长有事不在家，我也会把学生留在我那里吃饭。”支月英说。

教学点在山上，离支月英在县城的家很远，“下山回家得花半天时间，上山上课还得半天时间。如果没事，周六周日我一般不回县城家里。平常我就住在学校，学校就是我的家。”支月英说。

对支月英的敬业，丈夫蔡江宁心里也有“抱怨”：“她是越走越远，反正学校就是她的家。”抱怨归抱怨，但蔡江宁还是拗不过老婆的坚守，“没把她拉下山，反被她拉上了山。现在离她学校近，有啥事过来也方便。”

长期超负荷工作，支月英这些年常常头晕眼花，她患有甲状腺功能减退、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声带结节等病症，2006年因视网膜出血，她的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一般人看我精神状态蛮好，看不出我患有这么多病。”支月英语气轻松，似乎是在介绍别人的病情。

“之前没去看病吗?”记者好奇。“平常医生要上班，学生也要上课，学校三个年级我一个老师，哪里有时间专门看病。”支月英割舍不下孩子们，“我每个月都存不下钱，很多花在看病吃药上，每天都要吃药。上课嗓子实在太累讲不动了，我就放课件光碟给孩子们看。”

支月英的行为深深地感染着孩子们的家长，今年二年级学生刘毅恒的母亲李霞主动当起了白洋教学点的代课老师，“支老师原来还给孩子爸爸上过课，大家从她身上看到了什么是一个党员教师的尽心负责。我也想像她那样，为学生们尽些力。”

田惠萍原是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的高材生， 2005年，田惠萍倡导并启动了自闭症服务领域的学习网络“心盟自闭症网络”，希望推广星星雨的成功经验，为国内众多的自闭症机构带来先进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理念。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感动中国人物田惠萍颁奖典礼观后感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田惠萍原是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的高材生，曾于1986-1988年公派赴联邦德国(前西德)学习公共行政管理，回国后任教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1993年，因儿子被诊断罹患自闭症，田惠萍孤身到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从事自闭症儿童早期教育及家庭训练指导的专业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2005年，田惠萍倡导并启动了自闭症服务领域的学习网络“心盟自闭症网络”，希望推广星星雨的成功经验，为国内众多的自闭症机构带来先进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理念。

自闭症比原来更流行了?

自闭症是一个医学名词，又称孤独症，被归类为一种由于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其病征包括不正常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兴趣和行为模式。自闭症是一种广泛性发展障碍，以严重的、广泛的社会相互影响和沟通技能的损害以及刻板的行为、兴趣和活动为特征的精神疾病。

去年三月，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发表了最新的全美8岁儿童自闭症现状调查。标题宣称“自闭症大流行：每88人中就有1个”。这种制造恐慌的论调让不少激进的民众染上了日渐盛行的“化学恐惧症”，将自闭症和“毒素”或其他无关问题扯到一起。一些研究者认为，实际上，自闭症患者的人数并没有大规模增加，只不过找到了更好更精确的识别方法。这只是对自闭症的认识不断加深，诊断标准和分类不断完善的结果。

56岁的田惠萍站在讲台，瘦瘦的。

作为自闭症人家长，田惠萍的生活似乎不像旁人想的那般“阴暗”，站在台前的她，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手舞足蹈，像个孩子。讲座过程中不时穿插进去的“故事”带着黑色幽默，让人笑过之后，开始反思。讲台上的她，有四个身份：自闭症人母亲、自闭症机构创始人、自闭症领域领军者。当然，你如果是个“圈外人”，那对她另外一个身份可能更感兴趣，电影《海洋天堂》的故事就来源于她和儿子弢弢的真实生活。

1月16日，受昆明市蒙多贝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的邀请，她从北京来到昆明，开展主题讲座。讲座设在昆明市五华区图书馆一楼多功能报告厅。讲座开始时，全场座无虚席。“这样的情况，在以往的讲座活动很少见，以前的讲座，大多是自闭症人家长会有兴趣。”蒙多贝负责人李孝峰说，现场来了近100人，除了家长，还有很多机构的负责人。

“自闭症人家庭的生活，同样可以五彩斑斓”

在某电视台的访谈节目里，田惠萍带着弢弢一起参加，当主持人与田惠萍“面对面”细数生活种种的时候，本来坐在田惠萍身旁的弢弢干脆脱掉鞋子，睡到了现场的沙发上。

对于母亲和主持人的谈话内容，弢弢似乎一点都不关心，虽然所有谈话基本都是围绕弢弢展开。

田惠萍的儿子弢弢，今年28岁，是个自闭症人。

每次谈到儿子弢弢，田惠萍的脸上就会绽放微笑，口吻都变得温和起来，“我们弢弢最棒了。”这几乎是田惠萍每次谈及弢弢，都会脱口而出的话。

该上班就上班，该出去旅游就出去旅游，该到各国参加研讨会议就去，在田惠萍的生活中，弢弢的出现并未给她带来任何麻烦，普通家庭可以享受的生活，她和弢弢一样拥有。去超市，乘坐公交，许多自闭症家长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田惠萍和弢弢一样没落下。当然，这样的结果得益于田惠萍从小对弢弢的训练。而这些训练，从最简单的不乱丢垃圾，到青春期的生理卫生问题，田惠萍始终坚持一而再再而三的循环训练，直到弢弢把它变成习惯。“自闭症人的生活，自闭症家庭的生活，同样也可以五彩斑斓”，田惠萍希望，以自己的经历，能让很多家长明白，科学有效的训练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家长们，认清事实吧，自闭症目前无药可治”

站在讲台上的田惠萍，更愿意以一个科学研究者的身份分享她所获知的所有关于自闭症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当今世界上关于自闭症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身为自闭症的家长或自闭症服务的提供者，田惠萍觉得首要任务就是对有关自闭症的基本概念、词汇和术语要弄明白，搞清楚，因为这是认识孩子、理解孩子的开始。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大多数人，面对自闭症是盲目的”

获悉儿子患病至今已有20多年，田惠萍似乎早已习惯了自己身边有个自闭症人跟着。可是，这并未令她烦恼。该过怎样的生活照样过，该享受怎样的人生照样在享受，“我可以以我的经验和大半辈子经历告诉大家，有一个自闭症孩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拒绝自闭症人是我们的亲人的生活。”田惠萍说。

很多自闭症人家长总在抱怨，抱怨老天不公，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自闭症;抱怨孩子，抱怨他什么都不学，什么都学不会。那家长，你为孩子学习了什么?

自闭症有很多分类，可因为专业知识的缺失，很多家长，甚至康复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没法清楚地认识到，眼前的这个孩子或个案，是属于哪个类型的自闭症。

田惠萍不管去哪里开展家长培训，都会进行关于“你的孩子属于哪个自闭症类型”的测试，可结果得到大多都是“疑惑”。而这也恰好说明了目前中国面对自闭症领域的状态：因为信息的缺失，传递性不够，大多数人面对自闭症、孤独症是盲目的。

“自闭症领域，很少有人说真话”

田惠萍介绍，欧洲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障，不管孩子健康与否，从出生开始，就能享受社会保障中的医疗、失业、养老三大义务保险。在美国，虽然是自愿参保，但如果是残疾人，也可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障。“如果你的孩子被诊断为发育障碍，也就是说终生残障，那从诊断之日起，你的孩子的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福利，就开始全面启动。家庭不用出一分钱。可是，这样的社会保障，目前在中国还享受不到”田惠萍说。

所以，在中国，身为自闭症家长就要付出其他国家的家长绝对不会付出的高昂代价，要放弃爱情、婚姻、工作、爱好、朋友，全身心扑到自闭症孩子身上。可即便是这样，家长们还是没有得到正确的信息，甚至连最简单的信息，都无从获得。

而作为专业服务提供者，也应该完善和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性，因为他们很多时间就是家长获取正确信息的源头。“自闭症是一辈子都治不好的，即使家长不愿意接受，也要告诉他。”田惠萍说，事实上，就连这样最基本的事实，在很多地方还是有很多家长不知道。

“家长之所以在里面越陷越深，在治好自闭症这里成为无头苍蝇，就是因为很少，或者说没有听到真话。而专业工作者也没有专业的科研工作者来告诉他们这些真话。”田惠萍说，目前自闭症的领域最让人的无奈的现实是，说真话的人太少。

“逼一个凯纳人说话，只会把他逼疯”

虽然统称自闭症，但自闭症还分为很多亚类型。比如，绝大多数的凯纳自闭症不选择有声语言作为沟通工具。如果有个孩子已经五岁了，是凯纳自闭症，家长或康复工作人员每天教孩子学发声，“那孩子长大后，除了被逼疯没有别的后果”。

是阿斯伯格障碍的孩子，这样的自闭症人早期的言语发展和使用不像凯纳那般严重，甚至可以说是没有障碍的。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早期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判断为“是正常的孩子。”

在中国，典型的混淆就是凯纳和阿斯伯格的混淆，很多人容易把阿斯伯格的发展个案放到凯纳自闭症上。比如说，用训练阿斯伯格发声的方法训练凯纳自闭症，结果往往会导致，凯纳自闭症无路可走。

所以，为孩子学习专业的知识，对于家长和康复工作者来说，尤为重要。这，关系着孩子的将来和生命的健康。

田惠萍建议，康复工作者的个案通过某些训练方法，在某些方面有所进步的时候，要冷静并警觉，分辨个案是凯纳还是阿斯伯格，观察孩子的表现，在不同的个案身上，使用不同的策略，不要轻易把个案的表现，套用在其他个案身上。

自闭症有不同的亚类型，但是缺乏硬性数据。判断自闭症不能通过验血或者其他途径知道，只能通过专业领域的人，通过孩子的一些行为表现来进行软观察，并确定是否为自闭症患者。

正因为如此，自闭症的误诊率也很高，临床上也曾出现过有些孩子某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类似自闭症的症状，被误诊为自闭症，后来好了。但这不足以成为治疗自闭症的个案。

每个自闭症发病的原因不同，即使是用一个类型的自闭症，但每个孩子成长发育过程都是不可复制的。所以，一个孩子的个案不能轻易复制到另外一个孩子身上。

近日我们观看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感动中国的动人故事，让我热泪盈眶。因为每一个人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感人的故事，温暖着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也在内心深处感触着人间最美好的大爱。他们当中的有些事情是我们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的，但是他们做到了，不是他们有什么超强的能力，而是他们有一颗坚强的心、执着的心!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是那样的普通，不是什么大款，也不是什么高官，但他们用平凡的双手，高尚的心灵，成就了伟大的事迹，这也是中华民族一直以来乐于助人，舍小家为大家的优良传统，也正是现代社会越来越缺少的。

我看到胡忠和谢晓君他们夫妇都是城里的老师，本可以在城市里享福的他们，却放弃了城里的安逸生活，而是带上年幼的女儿，毅然来到偏远的山区，当起了志愿者，义务为那里的孤儿们传授知识，一干就是十几年。由于那里海拔高，空气稀薄，谢晓君经常有高原反应。那里物资匮乏，条件艰苦每个月只有300的生活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胡忠和谢晓君夫妇一直坚守在大山上，没有放弃。生命的多少用时间计算，生命的价值用奉献计算。胡忠谢晓君所代表的一类人，为什么能放弃那么好的环境，而到偏远的山区支教？靠的是什么？就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态度。为了让自己掌握知识，懂得道理，他们甘当红烛，燃烧自己，照亮他人。自己苦点累点没有关系，让每一个孩子学有成才是他们的追求和梦想。

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得是他们一干十几年无怨无悔，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谁来回报。荣誉，对他而言只是虚名浮云，毫无疑义。用良心做事，一直是我们每个员工衡量自己人生价值的准则。而这一刻，使我觉得我做的还远远不够，我需要更加用心，更加努力，用更加多的爱来爱这个世界。

我知道，在这一刻，感动了的不仅仅是我，也有你、你们……那么请我们一起关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这个世界，使我们的社会随处都有爱的影踪。

1、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武汉轨道交通2号线虎泉站值班站长——江山。

___年7月5日晚至6日，武汉迎来梅雨季最强一次暴雨袭击，面临外洪内涝最艰难的时刻。强劲的降雨致使武汉地面交通一度陷入瘫痪，轨道交通则在此刻担负了起城市运输的重担。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党员干部的身影。

7月6日一早，作为站区防汛抢险小分队一员的江山一接到支援武昌火车站防汛抢险电话后就立刻动身赶往现场，但此时江山所住的南湖片区也发生了严重淹水情况，根本无任何交通工具可以出行。见此情形，江山没有抱怨、没有推脱，二话不说的直接从家开始淌水行走。最终，江山在淌水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后于7：30分赶到了4号线武昌火车站，并没有片刻休息地立即加入了抗洪防汛工作中。

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江山同志一直严于律己，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认识、觉悟水平，树立起一名共产党员该有的模范带头作用。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江山同志都时刻铭记一名党员的责任和义务，身不正则令不行，在立足岗位的同时，竭力带领身边的人共同前进。

2、6月中旬以来连续不断的降雨，山洪爆发，道路阻断，南平地区进入了防汛抢险的紧急状态。

在抗洪抢险保通信的战斗中到处都能见到一个“瘸子”的身影不断地穿梭在抗灾抢险的第一线——他就是省公司优秀共产党员移动松溪分公司建维中心主任潘佐健同志。潘佐健同志在邮电分营前因工伤造成了大腿股骨骨折，目前两腿长短相差约4公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人们习惯把他称为“瘸子”，是一个伤残七级的残疾人。

在抗洪抢险战斗中小潘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有多重。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他一方面要积极筹集各种抢修通信材料和备品备件，另一方面又要负责调集抢修队伍，制订抢险方案，亲临故障现场指挥解决各种线路障碍。为确保公司通信畅通，近十几天来他没有安心的吃过一顿饭，也没有安稳的睡过一个觉;在险情发生时，大家总能在第一时间内看见他拖着伤残的左腿出现在抗灾的现场。

6月18日下午16：36分，由于山洪暴发导致汉福国干南平至建瓯光缆被毁全区除延平外通信全阻，为了及时抢通被洪水毁坏的线路小潘带领大家一直寸步不离地守侯在主机房进行调测，连续工作了9个多小时，直至19日凌晨零点35分抢通恢复通讯。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此时已是深夜1点多钟了，大家饥肠辘辘，这时大家才发觉晚饭还没有吃呢。

潘佐健同志就是以这样忘我的工作精神，积极奔赴在松溪分公司各抗灾抢修的第一线，哪里基站有问题，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哪里线路损坏，哪里就出现他指挥的声音，他就是以这样一种朴实的精神彰显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英雄本色，他以坚守和奉献成功诠释了移动人的“责任”和“卓越”。

当今社会，在权力和利益的追逐之中，人们往往忘记了感动，内心被蒙上了一层尘土。观看“感动中国”这个节目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年评选出来的人物都让人敬佩感动。在这个简单的却又内涵丰富的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不是那些耀眼的明星，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有的人为国家奉献自己的一生;有的人为边远山区的孩子们放弃高薪工资;有的`人懂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在20x年的感动中国节目中，虽然感动我的人很多，有为了孤儿能学习到知识而去艰苦条件下支教的胡忠、谢晓君夫妇;有好书记杨善洲退休后义务植树22年，给我们留下了一片绿荫和一种精神;有托举生命最美丽的妈妈吴菊萍……但是在这些人之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恪守孝道的平凡女孩——孟佩杰。

孟佩杰的命运很悲惨，但是她却用温暖的微笑回报这个让她生活艰辛的世界，五岁那年，爸爸遭遇车祸，妈妈将她送给别人领养，不久也因病离世，在新的家庭之中，她也没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命运又与她开了个玩笑，养母在三年之后瘫痪在床，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孟佩杰的孝心让我的内心为之震撼，曾听说过“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当年仅仅8岁的她担负起了照顾养母的重任，每天她为母亲做饭按摩，帮养母做120个仰卧起坐，拉腿240次，捏腿15分钟，等服侍养母睡觉之后，她才坐下来做功课，那是已经是夜里了。在她的勤奋刻苦的努力之下，孟佩杰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在别人都在称赞她的孝心时，她却说：“我只不过做了每个女儿都会做的事。”她的孝心让无数人为之动容，同样是母亲的女儿，我不禁扪心自问，我又为母亲做过什么，也许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还会对母亲发脾气，而母亲也从不责备我，只是默默忍受我的怒火。在看过孟佩杰的事迹之后，我的内心也涌起波澜。

还记得那用心书写的颁奖词：在贫困中，她任劳任怨，乐观开朗，用青春的朝气驱赶种种不幸;在艰难里，她无怨无悔，坚守清贫，让传统的孝道充满每个细节，虽然艰辛填满了四千多个日子，可她的笑容依然灿烂如花。孟佩杰，让我感受到了在当今这个社会当中已经渐渐被磨灭的真挚可贵的那份孝心。

在看过《感动中国》之后，我的内心仿佛受到了神圣的洗礼，在感动与眼泪背后，我收获的不仅仅是这些文字上的，更多的是内心中无法言喻的那份震撼。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人用自己平凡的一点一滴的小事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中国。生活中从来就不缺乏感动，只不过是在繁忙的生活之中我们忘记了用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这些让我们的内心能为之震撼的感动事迹。

感动中国，感动自己，揭开蒙在我们心上的那层尘灰吧。

2月8日晚，在“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安徽省委副主委、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作为量子通讯的领跑者当选“2016年度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 “感动中国”评选委员会评价潘建伟：“站在世界的最前排与宇宙对话，以先贤的名义，做前无古人的事业。 ”

喜讯在安徽九三学社社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社员们纷纷表示，以潘建伟为榜样，大力弘扬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优良传统，从我做起，勇攀高峰，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在社务工作中勇挑重担，为实践科技创新的“顶天立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我最喜欢的电视栏目是《

感动中国》，每当听到那感人肺腑的事迹，每当看到那奋不顾身的壮举，我的心灵就接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洗礼，其中，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一个老人的故事。

他，耄耋之年，以拾荒为生;他，省吃俭用，只为献出爱心;他，几十年来资助了百十余名贫困学生，捐款十余万元;他，隐瞒身世，不求回报;他就是感动中国20_年度获奖者之一——刘盛兰。

刘盛兰爷爷今年92岁，曾是一位工厂工人，月收入只有300元，却从中捐出六分之一给了贫困学生。可是不久，工厂倒闭了，他失去了工作以捡垃圾为生，尽管生活困苦，但他从没有停止过对贫困学生的资助，10块，20块，30块，无论省下多少，他总是寄出去。可命运又一次捉弄了他，一场大火使他失去了在城市的安身之所，他只能回到自己的老家，废品难卖，为了继续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他只能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掏。

一位平凡的老人却拥有着这样高尚的心灵，使我深深震撼了：没有经济收入，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但心里想的任是那些学生，几十年如一日的节省就是为了能让更多的孩子上学，捐出去100，留给自己的只有10块，这让每个人都不得不落泪。，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陈雨露说：“走过古稀。老人没有更多的言语，独以无声的行动，诠释着对教育的深刻理解。”是啊，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但如果像刘盛兰爷爷那样充满无私的爱，做一辈子好事却无比艰难。

吕顺芳,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一名普通农家妇女。2000年创办“寻亲驿站”，为孤儿寻亲提供志愿服务。15年来，收集整理全国各地寻亲者资料3000余份,帮助200多名孤儿找到亲人，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寻亲大姐”。

2007年4月底，南京孤儿寻亲会，寻亲孤儿200余人，认亲家属150余人，有5人当场确认找到亲人。图为寻亲会最后一天，没等来亲人的孤儿们哭着唱起《世上只有妈妈好》。

“想停也停不下来”

吕顺芳眼下又忙起来了。5月8日至5月12日，她发起组织的“2015梦回江南寻亲会”陆续在苏州、无锡、宜兴、溧阳和南京举行，为60多年前被遗弃的“上海孤儿”寻找家人。

“上海孤儿”是指1959年至1961年间，被遗弃在常州、无锡、苏州和上海等城市，之后又被转移至华北地区的弃婴。据吕顺芳介绍，“上海孤儿”中的一部分到了山西，在太原、长治、阳泉等地落地生根，目前已经掌握的山西寻亲孤儿超过400人。

从2005年至今，吕顺芳几乎年年都要组织大规模的寻亲见面会。之所以如此，皆因她心中也有一个“寻亲梦”。“我的妹妹也是一名‘上海孤儿’，上个世纪50年代末被送到了上海。”吕顺芳告诉记者，母亲当初这么做是为了在困难时期给孩子一条生路。改革开放后，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遗弃妹妹一事也成了母亲临终前心里永远的遗憾。

为了寻找妹妹，2000年，吕顺芳放弃了年收入5万元的工程承包工作，踏上了漫漫的寻亲征途。“骨肉离别之苦我有切身感受，也知道千万里寻亲的难，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帮人寻亲的道路。”从那时起，吕顺芳每天的工作就是从报纸、电视、网络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寻亲者的上门访问中收集寻亲信息，再进行比对和匹配。每当发现资料有相互吻合的地方，她总是立即打电话给双方，请他们互相联系，并尽快去做鉴定。

渐渐地，吕顺芳在各地“上海孤儿”中出了名，她的家也逐渐成为这些人的“寻亲驿站”。“想停也停不下来。那么多人给我来信、来电话，对我说‘吕大姐，拜托你了!’我总不能放下不管呀!”吕顺芳说，寻亲已从最初的家事成了她目前的工作。这些年来，在她的帮助下，多达200多个家庭的失散亲人得以团圆。

“帮助别人一家团圆，是我最大的幸福”

“有多少弃儿在思念家乡、想念亲人，又有多少父母在牵挂儿女。心灵上的缺憾永远无法用物质财富去弥补。”吕顺芳对记者说，“有些与子女失散的老人现在大多已经七八十岁，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所以帮他们寻亲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

“那些进入耄耋之年的、说话走路都颤颤抖抖的老人，为了找到丢失的骨肉，在有生之年见上一面，千里迢迢、千辛万苦地找来，那是怀着一颗怎样的心啊!?”这些老人往往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有的甚至哭倒在地。吕顺芳坦言，正是这些眼泪催促着她在寻亲这条路上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我没有什么大本事，做不了别的事情，那就做一个缝合亲情的裁缝。”

这些年来，吕顺芳接待了来自内蒙古、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14个省、市、自治区的几千名寻亲者。只有高中文化的她学会了10多个地区的方言，建立了“吕大姐寻亲网”和寻亲QQ群,同时协助有关单位成立了“寻亲基因库”。只要一有空，吕顺芳就给遗弃过孩子的老人采集血样，送检DNA。

除了吃饭、睡觉，今年已65岁的吕顺芳几乎昼夜不分地守在电脑旁，戴着老花镜关注来自全国各地的寻亲消息。赶上办亲人见面会，更是一天只睡3个小时，有时深更半夜还会被电话铃声惊醒。虽然很苦、很累，可每当她看到一个个离散家庭团聚的时候，浑身的疲惫仿佛一下子就消失了，“帮助别人一家团圆，是我最大的幸福,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

“寻亲的路还很远，我们一起走吧”

除了经常组织大型寻亲活动，吕顺芳还将收集整理的寻亲信息悉数搬到网上,供各地寻亲人员免费查阅。在她的5个笔记本上，满满地记录着这些年来每一条寻亲者的信息，其中几本上了年头的已经被翻烂。为防止内页掉出来，吕顺芳自制了封皮，“每一条信息都关乎每一个家庭，这些资料比什么都重要”。

如何让更多的寻亲者增添希望、如愿以偿?在吕顺芳看来，凝聚更多力量为爱寻找，才会增添希望，“我们常说，寻亲队伍是爱的团队、是异姓的兄弟姐妹。在寻亲这条路上，为了却自己心愿努力的同时，通过爱心奉献帮助别人的过程，也是在帮助自己。”

在助人寻亲之余，吕顺芳还积极投身到其他公益事业中。她曾多次为白血病患儿、尿毒症患者、地震灾区募捐，通常都是自己带头捐款。在她的QQ群里，有很多都是来自天南地北的义工群体。吕顺芳说，做公益和帮人寻亲的道理相通，“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做好事就会收获快乐。往往一个凡人善举就会改变别人，会让一个家庭重获新生。”

“虽然我自己的妹妹还没有找到。可是，想到有那么多的老人不再像我母亲那样带着遗憾离去，想到那么多的家庭能够骨肉团圆，我就感到自己付出再多也值得。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更多人参与到‘寻亲’的事业中来。”吕顺芳说，不管有多大困难，她都会坚定而快乐地走下去，“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寻亲的路还很远，我们一起走吧!结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