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武汉十大人物（精彩20篇）

像过去的18天来一样，李兰娟院士上午8时30分准时抵达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国家医疗队指挥中心，准备查房。这一次，记者获准独家跟随李兰娟见证全程。

自2日凌晨率医疗队抵汉，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开启固定作息模式：赴东院与其他医院会诊、回驻点撰写文字材料及远程指导实验室工作。

2月2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重症ICU病房查房，了解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治疗情况。图为李兰娟院士走进更衣室前。中新社记者

安源 摄

“红区”，抗疫医院中重症隔离病房的别称。20日，73岁的李院士要进入“红区”重症监护室(ICU)，探视8位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病情。

工作人员按铃打开更衣室大门后，李兰娟第一个走了进去，待记者再次见到她已是缓冲区内。

她全身被白色防护服裹严，仅露出护目镜下的双眼。助手在其防护服前胸和后背用马克笔写上姓名帮助辨认。为鼓舞同事士气，她建议在后背名字下方添上“加油”二字及感叹号。这天正巧是其团队成员张园园生日。李兰娟拿过笔来，特意在她衣服上写下“祝园园生日快乐”。

戴上两层手套扎紧袖口、撕开防护衣胸前封条粘紧缝隙、盖上防护面罩……10多道措施检查完毕，李兰娟的防护达到“红区”查房标准。

隔着“红区”玻璃窗及监视器，记者看见李兰娟走进第一间病房。站在床旁，她同病患做手势沟通、给予鼓励安慰，与同事了解人工肝治疗及病人情况，并观察治疗设备显示仪。

大约十分钟后，李兰娟出来再沿走廊一间间进行查房。有病患注意到李院士前来查房，向其表示由衷感谢。

武大人民医院东院目前有患者700余人，其中大多为重症及危重症病患。据院长肖红军介绍，目前对这些病例治疗趋势整体向好。院士团队用人工肝等技术进行积极治疗，有8例病人已从危重症向重症转移。李兰娟团队将应对其他疫情总结的“四抗二平衡”治疗方案应用于武汉。

“有几位病人经人工肝的治疗已明显好转，其中一位估计明天就能转出ICU。”李兰娟结束查房后透露，之前已有3位病患转出ICU;病区内还有4至5位病况均出现好转、程度不一，2位危重患者尚未脱离危险期、炎症明显。“当前最重要是争取时间。”

脱掉防护装备，李兰娟面部的压痕清晰可见。她说，ICU集中了全院病情最严重的病人，进入“红区”查房、面对面交流是增加他们信心的一种方式。“这也有利于我直接了解他们的情况，更好地与同事们讨论、制定治疗方案。”

据其团队成员、树兰(杭州)医院副院长汤灵玲介绍，院士每天行程满档，“早上8点就开始工作，最近已连续几天凌晨2点睡觉了”。

据通报，武汉市19日新增确诊病例615例，湖北全省经核减确诊病例新增349例，两项数字相较近期出现较大下降。李兰娟对此指出，当前各级政府控制疫情措施的力度是很大的。按照此趋势下去，不用太长时间，武汉的疫情是能够控制下来的。

肖红军表示，从东院近期治疗情况亦能感受疫情向好的趋势。该院发热门诊人数日趋减少，19日仅17例;病患向重症、危重症发展趋势得到控制;轻症患者核酸检测转阴数量增多，目前有100多例转阴及出院。

李院士还称，出院人数逐渐增多是各方辛苦努力的结果，我们的诊疗效果正开始显现。

不过，当前疫情形势依旧严峻。接受中新社记者数次专访，李兰娟均提及“传染源发现和控制”的重要性：武汉应继续保持社区排查力度，控制人传人，防止病患疏漏，保证“外面的安全”。“底牌要清，否则(疫情)还会蔓延。”

“如果所有的感染病人都找出来了，那才是‘拐点’到了。”在李兰娟看来，不能仅从确诊、疑似病例等数据下降来判断疫情。不把传染源彻底、仔细找出，“谁都难说‘拐点’”。

回到指挥中心已过中午12时，换回棉袄的李兰娟走到洗手池旁再次将双手清洗、消毒。查房完毕，她一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昨晚如约打开电视机，准时收看《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颁奖典礼》节目。

姓名：王锋

性别：男

终年：38岁

去世时间：2016年10月1日

去世原因：烧伤

事迹：三入火海救出6名邻居，也因此被重度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98%

9月30日，晚10点，又是探视时间。

潘品像往常一样，走出位于阜成路51号院的暂住地，右转，径直迈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住院部。16楼烧伤整形科一病区的一间病房内，她的丈夫王锋已住院两个多月。

今年5月18日凌晨，38岁的河南方城籍男子王锋家所在的单元楼着火。安顿好妻儿后，他三入火海，救出6名邻居，也因此被重度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98%。

被烧伤一周内，社会各界向其捐款超过221万元。“钱已基本够用(治疗)，拜托大家别再捐了。”面对从各地持续汇来的款项，潘品当场喊停。

7月12日，王锋转至北京治疗。然而，十余次植皮手术未能挽回他的生命。10月1日下午4时37分，他离开了人世。而潘品翻遍手机，也未能找到一张全家的合影。

只有一人懂的“唇语”

王锋去世前一晚，似乎平静如常。当时，插着呼吸机的他，用口型向前来探视的妻子潘品“点菜”。他说，自己第二天早饭要吃鸡蛋羹，午饭最好是番茄鸡蛋捞面。

此前，由于全身烧伤面积达98%，王锋的气管被切开，无法正常发声，只能以对口型的方式传达心声。

能“翻译”王锋唇语的，只有潘品一人。嘴唇上下翻动间，他心疼妻子瘦了，叮嘱她“多吃点肉”。

潘品记得，丈夫用口型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的孩子在哪儿呢?”

二人育有一双儿女，女儿11岁，儿子刚9岁。自7月12日从南阳的南石医院转入北京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科治疗起，他便再也没有见过孩子。

这间位于16楼的单人病房，用玻璃与外界相隔绝。每到晚间的探视时段，潘品可以隔着玻璃，见一见全身插满导管的丈夫。

这间病房，成了王锋在北京的“家”。护工吕广志回忆，每天上午7点，王锋准时醒来，接着开始吃早点。由于气管被切开，他只能进食稀饭等流食。此后，他就躺在床上，换药，换纱布，掐着手指，等晚上的探视时间。

5月18日凌晨1点多，住在一楼的王锋最早发现着火。把妻儿转移到室外后，他又冲进了火场。潘品记得，丈夫当时让自己“看住孩子，报警”，又说，“里面还有很多人，要把人都叫出来”。随后就三次重回火场，最后一次出来时，已经全身漆黑，皮肤都烂了，脚印都沾着血。

被火灼伤的皮肤，极易感染，创口很快会生长出腐肉。在医院内，护士几乎每天都会来到病房，将新长出的腐肉割掉。之后，王锋会被送去“泡澡”。只不过，所用的水，是消毒用的盐水。

没有人能描述，将创口完全浸泡在盐水中，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吕广志见过有人闹，有人跳，有人“拼死挣扎”，哭天抢地更是家常便饭。

但王锋不一样。每次，他都不发一声。但潘品注意到，当盐水接触到伤口时，王锋全身都在颤抖。

未拍成的“全家福”

10月1日中午，潘品如约做好了番茄鸡蛋捞面，看着丈夫一点一点“吸”完。有些敏感的她发现，丈夫的呼吸机，响动声比往常要大。

潘品跑去问医生，对方告诉她：王锋病情加重，呼吸已经很困难，因此加大了进气量。医生说，潘品，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两个多小时后，正在家里准备晚餐的她，接到医院的电话称，“王锋危险了”。

下午4时37分，在历经十余次植皮手术后，因严重感染导致免疫力低下，伴随多脏器功能损伤，王锋停止了呼吸。

在陪护丈夫的4个多月间，当过代课老师的潘品，开始记日记。10月1日当晚，辗转反侧的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首小诗。

“你走了/不用再为家里奔波了/不用再那么累了/只要专心陪着我和孩子们/就可以了”。潘品划开一页页日记，低着头，不作声。

“他太累了。”潘品记得，从2004年结婚起，便没怎么见过丈夫休息。来自河南方城农村的王锋，是家中长子，有一个患有癫痫的弟弟，加上身体都时好时坏的双亲——他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

高考那年，王锋以三分之差落榜。家里负担重，他没有选择复读，而是接着参加了成人高考，并获得郑州大学计算机技术的自考毕业证，还考取国家计算机三级证书。此后，他在郑州一家医药公司负责计算机维护，每月工资1200元。

当时，新婚不久的潘品辞掉了在老家代课的工作，两人租住在郑州一间每月房租一百多元的小屋内。王锋做好了饭去上班，那时，他买排骨，买猪蹄，核桃夹碎了，放在床边，每个月的工资，除了房租，都让妻子吃了。一到周末，他便骑着自行车，带着妻子满郑州逛公园，人民公园、森林公园，潘品几乎记得每一棵树的位置。

两个多月后，因为怀孕，而丈夫工作忙无暇照顾，潘品回到了老家。

如今想来，潘品说，在郑州的那两个多月，是自己最幸福的时光。

丈夫走后，潘品翻遍了家里和手机，想找出一张全家福，但是没有如愿。她坐在床头，生自己的闷气：一家人一起，怎么就没拍一张合照呢?

“拦不住他救人”

38岁的王锋，平日里喜欢穿白衬衫，把下摆扎进西裤，打上领带。这样的打扮，一直让潘品迷恋，“他看起来，跟村里的小伙子不一样。”

也确实不一样。在父亲王荣义眼中，大儿子“有胆量，敢闯”，是村里走得最远的小伙子。

2006年，女儿一周岁，生活压力与日俱增。这一年，王锋通过出国劳务中介，找到了一份去马来西亚修电脑的活。潘品记得，当时出国费用3万4千元，全部是借的民间贷款。

这一去就是7年。每两年，公司有20天假期。回国后，王锋先顺道郑州看望岳父岳母，然后回到南阳，将在马来西亚买的礼物，亲手交给妻子。

潘品说，丈夫给自己带过一枚戒指，用以弥补结婚时买不起戒指的遗憾，还有一串项链，两对耳环。其中一对心形耳环，她一直戴着，直到有一天上课途中，不知怎么丢到了路上。她骑着电动车，跟学校请了假，回头找了一个上午。

那对再也没有找回的耳环，至今仍是潘品不愿提起的遗憾。

2013年5月，王锋回国。先是在南阳一处油田做质检员，去年7月，他跟妻子一起在方城县办起了“小饭桌”，开了个辅导班。30多个学生，每个学生每月收费350元，除了看作业，还管两顿饭。

为了节省开支，王锋没有雇厨子。每天早晨五点多，他就起来做早饭，把孩子们送去上学后，又一头扎进菜市场，做午饭，刷碗，准备晚饭。30多个孩子的饭不好做，等到晚饭结束，收拾停当，常常已是深夜。

躺在病床上，王锋还时常念叨“小饭桌”的这些孩子。潘品一次次告诉他，孩子们已经托付给别的辅导班，他才安心。

“要是他没有去救人，我们一家到现在还是齐齐整整。”潘品坐在出租屋的床边自言自语，“我当时要是抱住他，他还会去吗?”片刻，她忽然抬起头，“没用的，我拦不住他。”

感动你我，感动中国，这世界有爱才转动。感动你我，感动中国，这世界有爱才永恒。因为有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世界才会继续。因为有那些无私付出的人们，身边才有感动，已致感动了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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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不高，身穿黑色衬衫和深色西装，英语流利，透着浓郁的知识分子气息。这是记者在大会现场第一次见到已经声名鹊起的潘建伟院士时留下的印象。他的头衔包括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卓越创新中心主任。

量子通信已然成为了时下的大热话题。只是这一次，信息革命的先机是否会在中国科学家构建的“量子版图”里闪现曙光?

“量子星群”

墨子号量子卫星发射后，潘建伟成了大忙人。现在，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里忙碌。上午休会间隙，记者有机会与潘建伟近距离接触。对媒体，潘建伟教授表现得非常谨慎，不愿透露太多，但在和量子技术泰斗级人物、日内瓦大学量子科学家Gisin教授的对话中，他耐心地解释着自己的工作以及中国量子产业化的发展方向。

Gisin教授显然对于中国量子的产业化非常感兴趣，问了很多关于资本与政策的问题。Gisin教授最早来中国是在1986年，当时他参与了一家欧洲光纤制造商在中国的业务发展。不过一直到近半年他才开始更加频繁地往返中国和欧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的公司即将在中国量子领域开展业务。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潘建伟所构建的“量子星群”蓝图对于国际重要的行业参与者极具吸引力。按照他的设想，未来10~20年，将通过多颗量子卫星和包括“京沪干线”在内的地面光纤网，构建一个天地一体的全球化量子通信网络，这张网也将成为中国信息安全免受外界攻击的最强保障。

据潘建伟团队的科研人员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量子通信的传输途径包括可信的中继站以及卫星和地面之间的星地量子通信。即将建成的“京沪干线”就是为了保证量子密钥的传输安全。而星地量子通信则是依靠量子卫星。据潘建伟介绍，他的团队已经通过实验验证了微弱量子态在穿越大气层后是有可能保持的，而且每秒可传输1万个量子密钥。但是他承认，1万个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未来还将发射多颗量子卫星，形成“星群”。

将于今年年底建成的量子通信干线“京沪干线”全长2000余公里，是全球跨度最长的一条量子保密光纤。和普通光纤不同，这条光纤的节点上布局的是量子密钥分配器，具有绝对的保密性。京沪干线的建成标志着我国量子通信技术正式进入了产业化阶段。

Gisin教授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国家信息安全的重要性。他们不再倾向于依赖国外技术，下定决心要在量子通信时代来临前布局好本土研发的技术。这对一个国家在电信、核能、航空、金融、国防等关键战略性领域的影响是重大的。中国政府的决心对于欧洲也是一个的重要机遇。”

壮大的版图

1996年，潘建伟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第一次见到导师塞林格教授。这位量子物理学世界级大师问道：“你的梦想是什么?”他的答案脱口而出：“我要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

现在，他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回国后，潘建伟在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建了量子实验室。他的团队取得了首次实现光子比特与原子比特间的隐形传态，首次实现具有存储和读出功能的量子中继器，将单次激发量子存储时间提高了2个数量级，实现了对纠缠光子的量子存储等成果。合肥的量子通信城域试验网也成为全球首个拥有规模化量子通信网络的城市。

在潘建伟的“量子版图”里，坚固的“地基”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量子实验室。这是一切产业化应用的理论基础。尽管中国开始研究量子信息学的时间晚于欧洲，还是涌现出潘建伟、郭光灿和段路明等一批优秀的科学家，目前，这一队伍还在不断壮大。

中国科技大学在中国量子通信产业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最典型的科大国盾，科大控股是其主要股东。此外，问天量子等也都是中科大下属的产业。

同样值得关注的一家公司是九州量子。中科大虽然不直接控股九州量子，但九州量子的首席科学家陈增兵就是潘建伟的同学。尽管中科大和潘建伟个人并没有持股，但在九州量子成立合资公司期间，中科大做了很多工作帮助他们建立起整个网络。

九州量子10月份公布投资了6500万元人民币与瑞士顶尖的行业企业IDQuantique(IDQ)共同建立合资控股子公司浙江理想。按出资比例，九州量子占65%股份，IDQ占35%股份，总投资规模达1亿元人民币。IDQ成立于2001年，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正是日内瓦大学的Gisin教授。而在九州量子的公告中，Gisin是合资公司的首席科学家。

对于合资公司未来的合作模式，潘建伟也有担忧：“就好像苹果找一家中国的代工厂，代工厂并不掌握苹果的技术。有可能在量子领域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技术还是在外国人手上，我们最后变成了一个生产厂商。”

产业化挑战

通过将产、学、研真正实现一体化，并借助国外的先进技术，中国正在加快步伐构建整个产业链，打通上下游。科大国盾总经理赵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科大国盾负责为九州量子的设备提供上游的研发和产品开发，而九州量子更加注重商业化，以下游为主，研究如何落地和使用。”

据赵勇透露，目前科大国盾已经为央行、银监会等机构提供一系列实际商业应用的产品，包括提供商务密码信号等。“我们正在铺设基础的量子通信系统，保证电信级别的基础设施安全，只有先铺好路，才能跑车。”

不过，量子通信大规模地产业化仍然有不少挑战。目前来看，成本是最大的问题。对此，九州量子总经理曹文钊表示：“要扩大产业化应用，就要使同样的价格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客户对价值的感知就不一样了，接受度更高。比如购买一套设备，再加一些应用，性价比就提升了。”

亲情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血缘是任何东西割不断的，在我的努力帮助下，看到有更多的家庭能团圆，这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同时也是我人生价值最好的诠释。

在江苏无锡市宜兴官林镇上，有一位名叫吕顺芳的普通农家妇女，从2000年5月起，她在家中独自创办起一个“寻亲驿站”，多年来收集整理了全国各地3000多个寻亲者的资料，帮助200多位孤儿找到亲人，为许多年迈老人寻找到失散多年的儿女，使一个个离散家庭得以团圆，演绎了一段段感人至深的人间真情。她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寻亲大姐”。

我要为天下父母寻找离散的儿女

对于家人离散的痛苦，吕顺芳有着切身的体会。50年前，由于家庭遭遇自然灾害，吕顺芳三岁的妹妹被母亲忍痛送出家门。时光流逝，转眼间母亲已到垂暮之年，在有生之年见到自己的孩子成为母亲最大的心愿。吕顺芳说：“每逢节假日阖家团圆时，母亲经常躲在一旁悄悄抹眼泪，我知道这是妈妈在想妹妹，我永远也忘不了妈妈思念妹妹的眼神。”于是她开始为寻找妹妹而四处奔波。然而直到母亲去世，吕顺芳也没有找到妹妹。在寻找妹妹的过程中，吕顺芳发现社会上还有许多与她有着同样不幸遭遇的人。“有多少弃儿在思念家乡、想念亲人，又有多少父母在牵挂儿女，心灵上的缺憾永远无法用物质财富去弥补，不管自己的妹妹能不能找到，我都要帮天下的父母去寻找他们离散的儿女!”吕顺芳在心中暗暗立下誓言，她毅然辞去了年收入5万多元的工程承包业务，从此踏上了义务寻亲的道路。

怀着这个真挚而美好的愿望，多年来，吕顺芳的“寻亲驿站”接待了来自内蒙、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14个省区市的几千名寻亲者。她收集寻亲者的姓名、相貌、血型、特征等信息，整理了全国各地数千个寻亲者的资料，并与全国10多家报社、电视台和网站建立联系。在吕顺芳家中，寻亲者的照片、资料摆满了好几个柜子，其中仅光盘、录像带就有十几盘。在寻亲过程中，只有高中文化的她甚至学会了10多个地区的方言，她还开通了网上“寻亲驿站”和寻亲QQ群，协助有关单位建立了“寻亲基因库”。

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寻亲者这样对吕顺芳说：“吕大姐，是你给了我们找到亲人的希望和动力，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全家团聚的梦想。”

别人的笑容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2002年5月，内蒙古赤峰“草原寻亲团”一行7人慕名来到宜兴。吕顺芳带着他们连续几天从早到晚走了好几个乡镇，哪怕有一点线索也不放过。她说：“这些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宜兴寻找自己的亲人，凭的就是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我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不让他们带着失望回去。”功夫不负有心人，7天辛苦奔波下来，有两位孤儿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看到一家人团聚后欣喜若狂的场面，吕顺芳比谁都要高兴，她在一旁也陪着他们一起欢笑，一起落泪。

几年来，吕顺芳几乎年年都组织大规模的寻亲见面会，每次她总是跑前跑后，为远道而来的寻亲者提供方便。吕顺芳家里经常住着一些经济拮据的寻亲者，她不仅免费为他们提供吃住，有时临走前还要买好票把他们送上车。有一次，7位寻亲者在她家无偿吃住了一个星期。陕西西安的钱女士在报上看到寻亲见面会的消息，赶到宜兴却没有找到亲人，急得哭了，吕顺芳安慰她说：“别泄气，你先把我当做你的亲人吧，我们一起找!”来自内蒙古的赵丙华带着他的养父、69岁的赵绍成老人到无锡农村寻亲。当年，年轻的赵绍成在无锡农村花160元钱“买”走了出生仅46天的赵丙华。吕顺芳获悉情况后，主动提出帮助，向他们提供了10多条重要寻亲信息，并陪同他们走访了几家媒体请求支持。

每次组织寻亲活动，无数个电话接得吕顺芳喉咙嘶哑，晚饭常常要到10点多钟才能吃上，有时深更半夜还会被电话铃声惊醒。但当吕顺芳看到一个个离散家庭团聚的时候，浑身的疲惫仿佛一下就消失了，她说：“别人一家团圆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当看到拄着拐棍的八九十岁的老人能在有生之年与自己的亲骨肉团聚，我的心里就比吃了蜜还要甜……”

让吕顺芳欣慰的是，在她的影响下，越来越多人加入到爱心队伍中来。常州的朱文标老人在吕顺芳的帮助下，和内蒙古一位名叫斯琴高娃的孤儿取得了联系，尽管尚无法确认父女关系，但朱文标还是两次寄钱资助斯琴高娃一家。老人说：“是不是女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份情。”江苏泗阳县农民潘守平经吕顺芳牵线搭桥和70多岁的老母亲相认，在感动之余，他开始资助5名贫困儿童上学，尽管自己家庭收入并不高，还有两个儿子在上大学，但潘守平还是决定长期资助下去。

只要我还跑得动，就要把寻亲活动进行到底

这些年来，吕顺芳为寻亲者牵线搭桥，每月光电话费支出就不在少数，加上招待远道而来的寻亲者，对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她来讲都是不小的数字，几年中她花光了数万元积蓄。吕顺芳的家人告诉记者，吕大姐还购买了近千元的电话卡，用于拨打长途电话。有的外地寻亲者方言口音重，电话沟通不易，吕顺芳就通过书信和对方联络。

对吕大姐，有人投来敬佩的目光，也有人投来怀疑的目光，认为她是想出名或在暗中捞钱，更有人想出高价收购她保存的寻亲者资料。有人问她：“这么辛辛苦苦为别人寻亲，你图个啥?”吕顺芳说：“天下再大也大不过人间亲情!我不在乎别人如何评价自己，这份快乐是旁人无法理解和体会到的。看到那么多人流着泪说‘吕大姐，拜托你了!’我总不能放下不管呀!只要我还能跑得动，就要把寻亲活动进行到底!”

当地一位80岁的朱姓老人经吕顺芳牵线找到了离别40多年的亲生女儿，老人邀请吕顺芳去他家吃团圆饭，吕顺芳盛情难却，买了个大蛋糕前去庆贺。老人的儿子悄悄掏出1000元钱塞给她，可吕顺芳坚决不收，她说：“我要收钱就变味儿了。”

在宜兴举行的大规模寻亲活动现场，经吕顺芳奔走联系，中科院所属某基因数据库的工作人员免费采集了300例寻亲人员的血样，为寻亲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这个寻亲数据库，将能够帮助失散人群准确、有效、快速地寻找到亲人，让更多的失散亲人早日团聚。

除了经常组织大型寻亲活动外，吕顺芳还在互联网上建起了网上“寻亲驿站”，设立了寻人登记、失踪人员查询、网上留言等栏目，她收集整理的寻亲信息已经悉数搬上了网，供各地寻亲人员免费查阅。吕顺芳把网址印在了名片上，她表示今后会做好寻亲网的推广工作，争取把“吕大姐寻亲网”建成互联网上知名度最高的“寻亲驿站”。

“寻亲大姐”的义举感动了社会，她先后入选无锡市精神文明建设十佳新人新事、江苏省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新人新事，荣获首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首届江苏省道德模范、无锡市道德模范称号，《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全国、省、市多家媒体报道了她的事迹。对于这些，吕顺芳并没有看得太重，她说：“亲情是人世间最宝贵的财富，每当我面对寻亲者一双双期盼的眼睛，就感到自己有责任去帮助他们。我只是做了一个普通公民应该做的事情。”

李万君是中车长客股份公司高级技师。为在外国的技术封锁面前实现“突围”，他一次次试验，参与填补了国内几十种高速车、铁路客车、城铁车转向架焊接规范及操作方法的空白，技术攻关100余项!没有这样的大国工匠，就没有强大的中国制造业!点赞致敬!

李万君颁奖词：你是兄弟，是老师，是院士，是这个时代的中流砥柱。表里如一，坚固耐压，鬼斧神工，在平凡中非凡，在尽头处超越，这是你的人生，也是你的杰作。

李万君事迹介绍：李万君，中车长客股份公司高级技师。2016年被中组部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为了在外国对我国高铁技术封锁面前实现“技术突围”，李万君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钻劲儿、韧劲儿，一次又一次地试验，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核心试制数据，积极参与填补国内空白的几十种高速车、铁路客车、城铁车转向架焊接规范及操作方法，先后进行技术攻关100余项。

生于1913年的王定国，可谓中国革命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在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接受寻求民族复兴的感召，倔强顽强的小女子毅然走上革命之路，成为一名红军女战士。她是“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经历艰辛长征路;她是著名导演谢飞的母亲，养育了七位优秀的儿女。她的故事传奇而多彩，留下一个时代的感动。

在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再度复兴之际，离休的王定国积极参与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发起组建中国长城学会、中国文物学会，进而推动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国老年法》和《国家文物保护法》的出台……十八大后，在中国稳步行进于民族复兴之路时，这位百岁老人早已开始了她的“绿色之路”：近十年来，她每到国内的一个地方，都会亲自种下一棵树苗。2012年年初，她又以发起人的身份，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

见到王定国时，她刚好吃完早饭，看见记者便问“你们吃过了吗?”

2013年2月就满百岁的王定国，精神依然矍铄，潇洒是老人留给记者的深刻印象。看到记者给她带去的《人民画报》和画报《十八大图讯》，她马上仔细翻阅起来，看到熟悉的面孔，便会停下来，手指利落地在上面一点，报上名字。

如今，王定国依然忙碌，每天一睁眼就问生活秘书：“今天去哪?都有什么安排?”王定国是出了名的“热心肠”，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人们都亲昵地尊称她为王妈妈。在记者采访的一个多小时中，总共有三拨十几号人来看望王妈妈，不大的客厅里很快就挤满了来客。看到有人进来，王妈妈都会微笑地招呼，“来，请坐!”退休后她迷上了书法绘画，而且自成一派，有人向她求字，她总是“每求必应”，这让大家都十分欢喜。闲时，王定国最爱打麻将，身边的人都说，她只要一上麻将桌，立马精神百倍，“大杀四方”。

长征途中雪山上的严寒曾冻掉她的一根脚趾;河西走廊的血战敌人弹片击断了她的小腿;72岁时，一起意外车祸使她脊柱受伤;75岁时，她因患乳腺癌动过大手术……记者采访前几天，一位中医看望王定国，惊诧于老人的好身体，指着她身边的年轻人说，“你们的身体还没老人好啊!”王定国血糖高，但她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提少吃糖，我们采访的时候，她还潇洒地喝上几口酸奶。大儿子谢飘说：母亲一切都看得开，没有烦心事，知足常乐是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她一年几乎很少生病，就算生病也不吃一颗药，生扛下来，感冒冲剂要儿女硬冲给她喝。“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还有什么挺不过来的。有人说，这是不讲科学，我说，百岁老人活得健健康康，就是最好的科学。”王定国说。

对命运说，不!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晚年的王定国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13年2月4日，王定国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贫苦家庭。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定国也难逃厄运：妹妹活活饿死;因为没钱安葬病逝的父亲，三岁半的二弟被卖掉，换回四块做棺材的木板和两升麻豌豆;六七岁便要通宵为面食馆推磨挣钱;15岁，被卖去邻村李家做童养媳，洗衣、做饭、砍柴都要做，做不好就挨打……

那个时代，嫁人、生子是绝大多数山里妹子的命运轨迹，而王定国却对命运说了，不!王定国做了两件事——放脚、剪辫子。她说：“脚小走不动，大人拽着辫子我们跑不了。”

那是因为王定国舅舅的朋友“杨布客”——以卖布作掩护的地下党员杨克明——给她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山那边小孩上学不要钱，女娃儿不包脚，有钱人不许打人欺负人……这样的生活让王定国心向往之。后来，舅舅和朋友凑了40多块银元，终结了王定国和李家的婚姻关系。

重获自由的王定国，配合当地的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辫子、男女平等，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1933年10月，红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让王定国至今难过的是，那些让她命运出现转机的人，却都没能亲眼看到革命的胜利。

1933年12月，王定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心情激动的她感觉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奋斗的目标。后来，王定国先后成为营山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在山谷巡逻清剿土匪、女扮男装混进正规部队打仗……1935年，平时爱唱爱跳的王定国被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开始了那一段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一路行来一路歌

王定国描述下的长征就像一段“奇幻旅程”：

“没有吃的时候只好杀马，煮一锅马肉，我们一群女孩子就跑去‘偷’肉吃。

“随身携带的东西要看好，稍不注意，猴子就会跑来把你的食物抢跑，我们只能用扫帚头做的假枪吓跑抢食的猴子。

“行军时，每个人背上都会写着不同的大字，这是大家在学认字。

“贺龙跟我们一起过草地的时候，他骑着马在水塘边钓鱼，我们就跟在后面捉鱼，然后架锅煮鱼汤喝。

“毛主席跟我们行军的时候，也不骑马，徒步前行，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主席爱抽烟，长征途中没烟叶，小战士就去找能抽的树叶子，背在背上晒干给主席。主席一卷就抽，还跟战士有说有笑……”

王定国的长征，是在歌声中走完的。

部队行军时，剧团要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剧团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因此，剧团相当于比别人多走了一倍的长征路，长征路上王定国共翻越了五座大雪山，走了三遍草地。“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啦啦队，大家看了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她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歌：庆祝苏维埃发展的歌、骂卖国贼的京剧二簧调、《渡金沙江胜利歌》等等。《八月桂花》的舞是杨尚昆夫人李伯钊教的，跳得最多，走到哪跳到哪。化妆道具简陋，她就用墨汁画眉，用红纸当口红……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成群，他们走了两天才到。“三十七团的战士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我们做饭、烧水，并派人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呼呼地刮在大家脸上，早已冻僵的王定国，一上场就忘却了一切的苦痛，那惟妙惟肖、绘声绘色的表演，拨动着每个战士的心弦。临别时，很多战士流下了热泪。

然而，在王定国的回忆录中，记者还看到了如下的片段：

过草地时，王定国瘦到只有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踩到泥潭就要陷下去。”1936年，红四方面军翻越雪山时，她的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雪山顶上。“晚上睡着了，人多被子少，盖不着，脚冻僵了。一摸，就断了……没什么伤心的，死活都说不准了，伤心?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的人，伤心什么?我们是穿着单衣，一边走一边嘴里嚼着辣椒翻过雪山的。”

2004年，91岁的王定国重走长征路。在四川省天全县红军烈士陵园，儿女雇了顶滑竿要抬她上山，她坚定地大声说：“我是红军，我自己能上去!”在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和摇晃的铁索桥，王定国推开上前搀扶的人，只身在一百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

途中，王定国还找到了长征时借住房子的房东女儿。当年16岁的小姑娘也成老太太了，她依稀记得好多女红军曾经住在她家，教她唱歌跳舞。当她俩共同哼唱《八月桂花》时，不仅都潸然泪下……

情定“八办”

王定国也在长征途中遇到了她一生的伴侣——谢觉哉。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为过雪山做准备。一天，王定国正和剧团的几位战友在小河边洗衣服，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拿着一包衣服向她走来。“胡子”微笑着对王定国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后来被毛主席和党中央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第二天，王定国送去缝好的衣服时，“胡子”远远地招呼她，还特地嘱咐她要多准备一些辣椒，过雪山时可以御寒。

1936年11月，中央军委命令已西渡黄河的部队组建为红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行进，联络苏联，打通国际路线。王定国所在前进剧团也改成了红西路军前进剧团。12月5日，剧团奉命慰问红九军，不幸遭遇甘肃军阀马步芳部队，寡不敌众，王定国和剧团众人被俘。“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大家都亲切地称之为“八办”。在“八办”的努力下，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也就在“八办”，王定国再度遇到谢觉哉。那时，比王定国大29岁的谢觉哉是“八办”的党代表。

谢觉哉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被俘人员中，有张掖地下党的，有个女支部委员叫王定国。等见了面才知道，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时任“八办”处长的彭加伦尽力撮合，以谢觉哉日夜奔波操劳，身边也需要一位好帮手为由，让王定国留在谢老身边。回忆起和谢觉哉的结合，王定国说“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

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一个革命家庭。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也正是在“八办”，王定国开始学习文化。一天晚上，谢觉哉赶写一篇文章让王定国去找《民国日报》、《西北日报》等报纸。几份报纸，王定国来回拿了四次都不对，最后还是谢觉哉自己去拿的报纸。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谢觉哉自那以后，每天都会抽出一点时间教王定国识字、学文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后来王定国才成为谢觉哉工作上离不开的左膀右臂。

如今，王定国打得一手好麻将，也是从“八办”开始的，她师父还是周恩来。当时周恩来从苏联到兰州小住，当他看到年轻的王定国时说，“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是谢老夫人，需要接触国民党高层的太太，所以要学会一种社交手段。”于是，周恩来亲自教王定国打麻将，王定国天资聪颖，一学就会，甚至通过打麻将把国民党兰州省政府主席贺耀祖的夫人发展成共产党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成为“八办”的一段佳话。

1983年，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想起当年很多被俘的红西路军战友还滞留在甘肃一带，她便自费跑遍河西走廊寻访。当王定国看到这些曾经的战友因为历史原因红军身份得不到认可，日子过得异常艰难，痛心不已。据王定国的儿女回忆，她回京时，身上只剩下了一套衣服，其他的行李全都送给了这些曾经的战友。于是，她与伍修权一起开始为这些人奔走，最终得到了中央的重视，财政部、民政部、卫生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文，恢复他们的红军待遇。为了感谢王定国，当时还健在的红西路军老战士，男男女女几十人来到北京，挤在王定国家中不大的厅房里，向其表示谢意。而王定国只是淡淡地说：“这是党让我这么做的，应该感谢党。”

八十多岁还出差

“多年来，我一直照顾你们和你们的父亲，从现在开始，我要去做我的事了。”1978年，王定国在整理、出版完谢觉哉的日记、传记等之后，这样在儿女面前宣布。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在谢老走后的七年里，王定国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谢觉哉评传》、《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画册》、《谢觉哉书信集》、《谢觉哉诗集》等多部历史文献共五百多万字。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正在寻求民族再度复兴之际。王定国所说的“我应该做的事”便是关注这个国家的未来。

“那时，很多长城周边的居民都拆长城砖盖房子、盖猪圈。”王定国看了痛心不已，便组织人烧砖，然后用这些砖换回长城砖。她还积极各方奔走，呼吁保护长城：1984年，王定国到邓小平家中，请他发一个号召借以推动长城的保护工作，第二天邓小平即题写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条幅;1987年6月25日中国长城学会成立，王定国考虑长城要面向世界，请出曾任外交部长的黄华出任会长，自己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认识长城，她连续三年组织了群众性的慕田峪长城越野赛，为了让世界更多地了解长城，她组织长城沿线十一家电视台，拍摄了三十八集专题电视片《万里长城》发行到世界各国……“长城代表中华民族，我就觉得这些是文物，自家的好东西，要保存下来。”同年，她还参加筹备与成立了中国文物学会，并担任副会长，促成了《国家文物保护法》的颁布。

此外，在中国致力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王定国还看到了老年社会和青少年成长的问题，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和陈云的夫人于若木一起积极投身于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动。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王定国的社会工作不断增加。她过上了“空中飞人”的生活，频繁地从一地飞往另一地。

一次在飞机上有人问王定国：“老太太，您多大岁数啦?”

“80多了。”

“您坐飞机去干什么呢?”

“我出差。”王定国答道。

“她一直想的是国家和社会的事。如果没有这种强大的信念，她现在的身体也不会那么棒。”王定国的小儿子谢亚旭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70岁的王定国还迷上了书法和绘画。75岁，做完乳腺癌手术第二天，她就让儿女拿来笔墨纸砚，在病床上练习书法。“她很喜欢和书法、绘画名家交流。”谢亚旭说。遇上他们时，王定国还总会拿着自己的作品上前，请名家指点一二。很多时候，王定国自己也在琢磨。她最爱画梅花，花瓣是画上去的，枝干是在挂历背面撒上墨吹出来的，王定国的“吹画”梅花栩栩如生，别有风韵。如今，王定国家客厅、书房和储藏室里，放满了几十年来创作的书画作品上千幅，而她却谦虚地说：“垃圾堆似的。”

“绿色长征”路

九十多岁的王定国开始关注国家的林业生态建设。她开始到全国多个省市了解林业生态建设情况，多次向有关部委提交考察报告并亲自参加植树造林。

2004年，她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察速生林建设，提出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的建议。这一建议如今已被中国造纸业普遍采用，并成为一种生产模式。2005年，她到河南省考察黄河故道生态治理有关情况，并在生态园里种植了一棵银杏树。她写出的考察报告，促使国家林业局当年就在河南省召开了现场会。2006年11月，她到湖南省考察谢觉哉的家乡宁乡县，在畅叙乡情时说：“谢老说大树是老人，小树是孩子，我们要像爱护老人和孩子一样来爱护树林，希望家乡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生态建设得更好。”

2008年，她回四川营山老家，考察南北两河综合整治工程，并在红军公园种植了一棵黄角树;在营山中学和师生们一起，种植了两棵银杏树。2010年，王定国与150万重庆市民一起在长江边植树造林，并亲手栽种了一棵桂花树，“绿化长江全社会都应该参与进来，也只有大家都走上这‘绿色长征’之路，才能真正地为子孙后代造福。”2012年4月22日，在世界地球日这天，王定国老人带领祖孙四代和亲朋好友共一百五十多人，在北京的西郊种下了100棵松树。

为表彰王定国对中国生态建设作出的贡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在 “生态行动助力中国”的活动中，她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2012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正式成立，王定国出任终身名誉主席。

2012年，十八大报告明确将生态文明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布局之一。在中国稳步行进于民族复兴之路时，王定国再一次提出建议：生态建设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需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需要人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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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的人物都是平凡而伟大的人，我们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力量。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2017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观后感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于家庭来说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天下父母的最大心愿。但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发现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发育障碍的特殊孩子，其中最严重的要数自闭症的孩子。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不能快乐成长，家长更是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社会压力和生活煎熬。那种煎熬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孤独症，后来才知道孤独症国际通用说法叫自闭症。

儿童孤独症是一种发生在儿童早期的全面性精神发育障碍性疾病，目前还找不出准确的发病原因，没有相应的治疗药物和有效手段，前景比较暗淡。我的心情随之也黯淡起来。我能给孤独症孩子和孤独症家庭做点什么呢?于是，写了一首歌。歌写好了给谁呢?这时，吉林通化的刘丛凤来了。她就是一个做孤独症的专门家，为了做孤独症她几乎倾家荡产，在所不惜，是这个地区做孤独症的第一人。也因此我认识了我国做孤独症的第一人——田惠萍。

田惠萍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曾在四川外语学院和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任教。期间，她被公派到德国留学两年。1993年3月创办中国第一家服务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性组织—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任所长至今。曾荣获中国国际交流学会及中国青少年基金会颁发的“展望奖”，曾被美国《读者文摘》(亚洲版)评为“今日英雄”。

她还是中国“心盟”网络组织的发起者，作为全国最早的孤独症儿童康复先驱机构的创办人。

有报道说：20多年前，当4岁的儿子被确诊患上孤独症时，田惠萍几近崩溃。这种病在现实生活中早已存在，直到1943年，美国精神病医生凯纳才提出这一概念并确定下来。由于儿子是中国第一批被诊断为孤独症的患者，田惠萍也是十分茫然，连她自己也是第一次听说。她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孩子无法再跟正常人一样去上幼儿园，更不可能达到学龄后去读小学了。“不仅是孩子，作为母亲，我也将跟孤独症长期共处了。”

1993年，田惠萍从重庆来到北京。当时她只有一个信念，要办一所学校，要把像儿子一样的孩子都收到自己身边。几个月后，中国第一家服务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性专业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成立。

她估计，孤独症在中国儿童中的发病率为万分之八到九。而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估算，我国有10万精神残疾儿童，其中绝大多数为孤独症儿童。而包括成年人在内的孤独症患者，国内达数百万之多。

孤独症发病原因至今不明，因此医学上并没有有效地治疗方法。通过专业性训练有些症状可以明显改善，但疾病将伴随绝大多数孤独症患者一生。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建立了为孤独症儿童及家庭提供社会服务NGO。由于缺乏政策性支援，很多NGO面临着巨大挑战，主要是经济压力和技术压力。后者突出表现在怎样提供以专业技术为基础的优质服务，如何培训教师等方面。

2005年，在德国米索尔基金会的资助下，通过一系列行业培训活动，由星星雨发起成立了“心盟”孤独症网络。田惠萍说，心盟的使命就是通过资源整合、行业建设和权益倡导提高成员的服务能力。目前，其成员近60家，遍布全国各地。两年来，已组织过11次能力建设培训，6次教师培训，组团赴德国访问1次，资助4家机构完成战略规划。

田惠萍是个理想主义者，正是患病的儿子让她的生活发生了完全有意义的转变，“走向了一条更有价值的路。”现在，田惠萍的孩子每周一到周五在一家成人智障专业机构接受训练，“虽然他还是一个典型的孤独症患者，但生活得很好。”

2009年，通化的冬天格外寒冷。田惠萍突然来到了通化。她要为通化市的孤独症孩子和孤独症家庭、孤独症工作者尽心出力。那些天，她和她的伙伴吴良生，冒着风雪，一场一场地报告，一地一地地辅导，匠心独运，苦口婆心，诲人不倦，精诚所至，让通化人很感动。

作为当地孤独症爱心协会的名誉会长我有机会和她有了较多的接触。论起来，她稍稍大我一点，但看起来她更显年轻一些。她是一个一见面就能给人十分深刻印象的人，是一个听着十分骇人但一接触就能融洽相处的人，是一个有经历能够看轻一切的人，是一个不知天命，不知疲倦，不畏艰险的人，是一个啥都想知道、都想尝试的人。它特别的爱说能说。在我主持的座谈会，她自己就能说上几小时。

那些天，她在通化电台逗留的时间最长，参加通化电台组织的媒体座谈会，做客安琪的《百姓说事》直播间，接受通化电台名牌栏目王燕的《百姓访谈》。我们之间的交谈广泛而有成效。她对通化的文化历史饶有兴趣，她对通化的风土人情，情有独钟，因而深得通化人的喜爱。

临别我给她总结了六个“不”，这就是，不辞辛苦、不避风寒、不知疲倦、不耻下问、不辱使命、不畏艰险。

六个“不”远远概括不了她做人做事的风格、风范，但通化做孤独症的朋友都愿意记住这六个“不”，因为这是田惠萍在通化的一个写照，也是我和田姐友情的一个见证。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崇高的事业需要榜样引领。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感动中国人物颁奖晚会观后感的内容，欢迎查看!

家住哈密市惠康园社区的低保户梁英，这几天的心情就像过山车。本来想给从四川到哈密的亲戚介绍工作，却没想答应录用的工地老板却变卦了。此时难堪和尴尬的梁英想到了社区法律义务宣讲员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社区法律大讲堂上讲的法律知识。通过与工地老板反复交涉，最终老板同意拿出600元钱作为补偿，梁英的亲戚踏上返乡列车。

生活在新疆哈密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是一位普通的维吾尔族大叔，他也曾是一位肩扛正义的铁案法官。如今，他入选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候选人。

办案近千件 件件是铁案

退休前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哈密市司法系统是个闻名遐迩的铁案法官。工作31年的他，办理过近千件案件，把依法办案，准确定性，当作天职。他办过的案件件是有罪判决(铁案);他审判的案件，没发生过一次改判、重审、再审，全部维持原判(铁案)。

2005年，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审理了一起杀人案件。而被告与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相熟。被告人的亲朋好友发动各种关系，找到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希望他在审判中能够网开一面。

可是，不管谁来，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只有一句话：保住他的命，没有任何可能。“按照法律规定，被告理应被判处死刑。我帮不了你们的忙。”阿布列林·阿不列孜斩钉截铁地说。

把依法办案当作践行焦裕禄精神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公正执法，为百姓伸张正义，而在一些不法之徒眼里，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的公正执法，让他们受到法律的惩处，他们怀恨在心，以各种形式报复他。

“在暗处扔黑砖，趁无人砸玻璃的事经常发生，当然也发生过你死我活的面对面较量。”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回忆，1996年5月的一天下午，阿布列林·阿不列孜一家正在家里准备晚饭，忽然“阿布列林你给我出来，你说我犯流氓罪，给我判了8年，我终于回来了，我今天就是来找你算账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见到8年前他审判的一个罪犯手持斧头，嚎叫着让阿布列林出来。见此阵势，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赶紧把家人安顿好，到大门口迎击歹徒，而妻子则翻墙出去报警。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大门口和歹徒紧张对峙了大约十来分钟，检察院的警车到了，歹徒落荒而逃。

面对这些，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很坦然。“我根本不会怕他们，我是按照法律规定来办案。”

在“焦裕禄精神”中激励前行

在31年的时间里，把接手的近千件案件件件办成铁案?因为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心中有个偶像——焦裕禄。像焦裕禄那样做人做事，做焦裕禄的好学生，是他一生的追求。

1966年2月，正在读高一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学校的阅报栏里看到《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读完后他被深深地震撼，回到家，他向父亲说起了焦裕禄的事迹，父亲告诉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焦裕禄是个好书记，是所有党员干部的榜样，应该像他那样做人。从此之后，焦裕禄成了他心中仰慕的英雄，顶礼膜拜的偶像。像焦裕禄那样做人做事在他的心中萌发。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说，“当时全国流行《焦裕禄，毛主席的好学生》这首歌。在那个年代，‘毛主席的好学生’是个了不起的称号，也是一个极高的荣誉。我虽然做不了毛主席的好学生，但可以努力做焦裕禄的好学生。”

把焦裕禄视为偶像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2年后，专程到了焦裕禄曾经工作的地方——兰考。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说：“在兰考，我亲眼目睹了当年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治盐碱、战风沙、防风口、驱内涝给兰考带来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我还找到了焦裕禄的家，和焦裕禄的家人照了合影。”

兰考之行后，阿布列林·阿不列孜一步一个脚印，当过知青、当过工人，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到检察院工作后，他总是在努力的研读努力研读、背诵法律条文，熟悉办案程序。短短2个月时间，他就被任命为助理检察员。

凡是公家钱 一分不能占

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的记事本里，有这样两张收据：2000年5月31日，父亲生病使用单位车辆，交费150元;2001年8月10日，父亲去世使用单位车辆，交费100元。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这样告诉记者：“焦裕禄说过，‘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这是我的座右铭。”

1988年，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年迈的父亲想在生前把老宅地上的房子建起来。这对于当时月工资只有120元的阿布列林来说非常困难。为了把父亲的愿望变成现实，他一点一点进行。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说：“有人也对我说，张张嘴就会有人送，但我觉得清清白白做人，吃饭才吃得香，睡觉才睡得踏实。”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不仅自己廉洁自律，对亲属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的妹妹吾尔也提曾经和哥哥公事。“哥哥来我们法院当院长，我心里很欣喜，但渐渐发现，哥哥除对我要求比别人更加严格外，并没有给我任何额外的照顾。”

1999年法院从普通干警中提拔干部，提拔的名单却没有无论是从资历或是能力都符合条件的吾尔也提，吾尔也提满腹委屈地找到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质问。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语重心长地说：“正因为你是我的亲妹妹，所以提拔你不合适。”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离开市法院的第二年，吾尔也提被提拔为行政庭副庭长。

如今，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的客厅里，仍然挂着当年和焦裕禄家人的合影。“这张合影就象征着焦裕禄精神，它时时提醒我、激励我，像焦裕禄那样做人做事”，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说。

看完《2015感动中国颁奖晚会》，让我热泪盈眶，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乡村教师朱敏才和孙丽娜夫妇。朱敏才曾是一名外交官，孙丽娜曾是一名高级教师，他们退休后，没有选择在北京过安逸的生活，而是跑到贵州偏远山区义务支教。把靓丽的西装和礼服留在北京，背着简简单单的行囊就上路了，当他们来到偏僻的尖山苗寨，寨里有200多名孩子们，在这之前他们只有一名代课老师给他们上课。看到这，他们更坚信他们来对了地方。

虽然他们做好了要吃苦的准备，但寨里的生活和条件超乎了他们的想像，他们的卧室离厕所只有一堵墙，孙丽娜老师说因为晚上睡觉太臭，他们要带2个口罩才能入睡，而晚上洗澡的地方也就只有一个池子，夏天时就在池里洗冷水澡，冬天时，因为水冷一个月都不洗一次澡，再加上高原有强烈的紫外线，已经让孙丽娜老师右边眼睛失明，左边的眼睛视力也只剩下0.03，老伴朱敏才也得了重病

，因为山寨里缺少药物，只有自己扛下来，为看病省下来的钱帮孩子们买了学习用品，朱爷爷甚至还有一条有很多洞的秋裤也不舍得丢，看到这里，我的眼泪完全控制不了的留了下来，太感动了。

这些年来，他们夫妇俩已经走了上万公里，支教了5所小学，让孩子们学习了美术、英语、数学等学习课程，也让孩子们在失望中看到了希望，共捐款了350万元，让小学里充满着孩子们欢乐的笑声。

朱敏才和孙丽娜夫妇是平凡的人，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事情，我们向他们敬礼!向他们学习!做为00后的我们，更应该懂得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感恩老师的教育之恩，更应该懂得珍惜，珍惜眼前美好的生活，努力学习，将来也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昨日，武汉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公布“时代楷模——武汉精神践行者”2016年度人物并进行表彰。

昨晚，伴着《不忘初心》的歌舞，“时代楷模——武汉精神践行者”2016年度人物发布活动拉开帷幕。10名年度人物走到台前领取了属于他们的荣誉。他们分别是：仁术匠心，妙语回春的人民好医生蔡常春;信仰如山，传承大爱的老战士毛兰成;启明人生，点石成金的创业导师刘玉;航天攻坚，不让须眉的科技尖兵梁望仙;挥洒热血，守护安宁的爱民警察许奎;用心专情，富裕乡邻的引路书记叶明壮;家范乡邦，邻里守望的社区志愿者余洪芝;行善报恩，忠诚于党的“活雷锋”肖文智;身残志坚，奉献慧眼的光明使者杜诚诚;扮靓江城，守护生命的城市美容师涂晓珍。

每年的感动中国对自己都是一次洗礼，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界的开阔，我愈发觉得，感动中国对我而言一直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愈久而弥坚，不可摧毁。

2004年，临汾第三人民医院院长郭小平看到艾滋病区的几个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却没法上学，便和同事一起办起了“爱心小课堂”，在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下，2006年9月1日，临汾红丝带学校正式挂牌成立，2011年学校被列入正式国民教育序列。

临汾红丝带学校是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郭小平目前担任临汾市红丝带学校校长，艾滋病感染儿童在这里接受治疗的同时也能安心接受与正常孩子一样的教育。

多年来，郭小平创建红丝带学校一事，在社会上也受到不少争议，郭小平一直在艰难中努力坚持。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随着社会进步，艾滋病患儿终究会到正常的学校去上学。

2014年，彭丽媛向红丝带学校写信，并在采访中说：“我希望这些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校园里总是会发生同学之间的相互感动。在校园的每一处都可能发生着一种精彩。

人往往在最脆弱和最需要一种东西时出现了一个人恰好带给你了这种温暖或你所需要的时候你会内心特别感动。

在我生病时我的寝室友给了我温暖使我感动，她的一句问候让我疲惫的心感受到了春雨的润湿，她的一个举动让我仿佛看到了暖里的暖阳。她就是我们班的张仕宇。虽然可能她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在当时我确实被感动了因为在你身处一个环境生病难过时，她出现了然后温暖了我。

在这里我要说谢谢你带给我的温暖，谢谢你给我的关怀，我很感动。

2月18日晚，下乡归来的张渠伟在忙碌一天后并未选择回家休息，而是来到了单位会议室观看节目。节目播出后，同事朋友的祝贺纷纷如期而至，而他本人却感到：“内心很平静。”

自20__年3月担任达州市渠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以来，张渠伟为渠县143802名(居四川省第二)贫困人口脱贫、130个贫困村脱贫和整县摘帽贡献了健康、智慧和热血。由于常年熬夜和超负荷工作，张渠伟还患上了严重的“耳石症”和“青光眼”，住院期间，他曾3次拔掉“输液管”偷偷回到了工作岗位。

最严重的时候，医生曾要求他立即住院，接受手术治疗，否则就有可能失明。可是他却说：“没时间住院啊，能不能先利用药物保守治疗?”带着3个月的药物，张渠伟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一桩一桩的工作让他分身乏术，连复查都是通过电话联系医院，让医生根据口述症状帮忙开药。

真情的付出也有了回报。据数据统计，渠县四年共减贫136610人，贫困发生率从12.1%降到0.6%，这一条扶贫之路，张渠伟走得辛苦，却依旧坚定。

“获此殊荣，我仅是扶贫战线的代表之一。”节目播出后，张渠伟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份殊荣对他而言更多的是压力和责任。“唯有扎根扶贫一线，更加努力地工作和顽强地拼搏，为脱贫攻坚做出积极贡献!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张渠伟说。

本报去年曾发表长篇通讯《百年守望》，深情讲述叶氏家族的故事。通讯中说：“一百多年过去了，海峡中来来回回的船只在变，守塔的人在变，始终不变的，是守塔人的情怀。”

出生于1940年的叶中央21岁正式上塔，辗转守护过浙东海域半洋、花鸟、白节山、鱼腥脑、菜花、七里屿、太平、大排山上的近十座灯塔，用闪烁的光亮温暖了一个个航道。在绵延一个多世纪里，他的祖父叶来荣，父亲叶阿岳，儿子叶静虎，孙子叶超群，都登上岛山点亮光明，刻写灯塔世家的“百年孤独”。

《感动中国》是中央电视台打造的颇具影响力的一个品牌栏目，被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本次评选投票到2017年1月5日23：59截止。如果您被“宁波守塔人”的事迹感动，请登录央视网“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评选”专题页面，为“宁波守塔人”投上宝贵的一票。

每年，我们都要观看《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今年也不例外。在这次的《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中，这十一个人的事迹都让我深受感动，其中，最令我感动的还是王峰。

在一个夜晚，王峰所在的居民楼已经休息了，突然，大厅的自行车失火，火势迅速蔓延，住在一楼的汪峰第一个苏醒，他醒后救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把他们送到安全地区，接着，再次钻进火海，将二楼一个老爷爷和两个小孩子救了出来，楼上还有很多人，他再次钻入火海，将的上十几家的邻居挨家挨户都安全救了出来，但是当他出来的时候，已经快烧成了炭人。在他去往街上的途中，他留下了一条长达六十米的血脚印，那是多么令人震惊，这将是他人生最后的足迹。这串血脚印染红了天，浸红了地，也染红了我们的心。当地政府不惜一切代价要抢救他，短短六天，就收到了二百万元的汇款，可是最终没有挽回他的生命。

我看到后很震惊，一个普通的人为什么要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救那些与自己素不相干的人呢?他原本可以放弃楼里的人们，带着自己的家人离开，可是，他没有，他选择死亡，用自己的死亡换来别人的生存。

我很惭愧，记得有一次，我爸爸在工地上，让我帮他递一下锤子，可我却当没听见一样。汪峰面对不认识的人还要选择用死亡帮助他们。我面对着自己至亲至爱的爸爸，竟然一点都不理睬，更何况只是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小事情。现在想想，我该多么惭愧啊!

我决定，我以后一定要学习王峰的这种精神，不管遇到的是生人还是熟人，也不管遇到的是大事情还是小事情，我都要尽我所能，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总是能带给我们很大的感动。下面这篇是由应届毕业生网为你提供的关于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文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今天，我观看了“2015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毕竟大部分获奖者还是有催泪效果的，有正面教育意义的。但不是全部，有几个获奖者，我真得很不以为然，想敬佩但无法说服自己。如果其他人也有同感，那就只能说明央视权威不足，犹如也有芮成钢这样的货色一样。其实九成以上高中中生从来不看这样节目的，颇为遗憾。

近几年，评选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总是缺少维护正义、坚持真理、追求公平、扞卫法治的典型代表，这是为什么?评选的人物，确实有让我感动的，举一个例子，大概前年吧，广西阳朔有个叫何玥的12岁小女孩无偿捐献眼膜(2012年度)，我看后眼睛就湿了，我很感动。但是评选出来的人物，清一色的都是或孝心或助人或敬业或公益的，缺少我前面说的那几种对社会公平正义影响力更大更有震撼力的，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评委会不乏和稀泥的功能，评委会有些东东本身就不具有全民族道德高度的代表性。

最简单一点，那些不畏强权腐官不怕打击报复义务帮助弱势群体维权的律师，才是民族道德的真正脊梁，但是他们连提名权都会被扼杀。上驷被剔除了，当选的只能是中驷，另外还会一两个下驷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为了行业和地域平衡)混杂其中。

我没看直播，不好对其内容作评论，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心境。因为不是我们心硬，而是我们是有鉴别能力的，是有思维的，所以我们的眼泪，也不是那么廉价的，那么容易被赚取走的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评选之一丁点聊想：。但是俺们以前也曾经一边看一边流泪的。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何时能真正无门槛提名、全民海选了，那么评选出来的人物，才能保证个个不仅货真价实还人人皆为选手中上驷，自然届时才能让俺等对每一名年度人物膜拜不已地仰视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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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的第二节课，我们观看了《感动中国》栏目。

在这些感动人物中，让我最感动的是朱敏才和他的妻子孙丽娜。朱敏才以前是赫赫有名、大名鼎鼎的外交官，退休后，人们认为他们夫妇俩会回北京安享度日，但他们没这么做，他们去了贵州山区去教那里的小朋友。朱敏才和孙丽娜在那里教书十年，山里很贫穷。孙丽娜睡觉的小屋连着学校的厕所，一开后窗户，臭味就从后窗户里飘出来，臭的晚上孙丽娜带两个口罩还睡不着。

他们最快乐的时光是和山区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光，可是这十年里他们却没有和自己的亲生女儿吃过一顿团圆饭。虽然山里什么都没有，但朱敏才和孙丽娜还是去那里教书。他们没有到北京去安安心心的养老，而是跑到贵州山区里去教书。

读了朱敏才和孙丽娜的故事，我很感动。比起我自己，我差的很远：我不愿意到山区那里，因为那里很穷，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玩具、没有卫生所……那里有可能吃不上蔬菜、那里的孩子脏……但朱敏才爷爷和孙丽娜奶奶却跑到那里主动教书，不畏条件恶劣（因为山里没有蔬菜，所以孙丽娜奶奶患上了眼疾，朱敏才爷爷因为不适气候患了很严重的病。朱敏才爷爷说过，即使退休了，也要对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这使我很佩服，我要好像朱敏才爷爷和孙丽娜奶奶一样，不嫌弃山区的小朋友，还要做出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不管是老人还是青年。

我要向他们一样，对社会作出贡献。

温煦的秋阳照在老人珍藏多年的泛黄的报功书上：“孙景坤同志在朝鲜守备战斗中，创立功绩，业经批准记一等功一次，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全军的光荣，也是人民的光荣，祖国的光荣……”光线明丽而柔和，为这张历久弥新的报功书镶上了一层金边。

连年征战，孙景坤身上留下20多处伤疤，“现在腿上还有一颗子弹没取出来。”他指着腿上一块已经变黑的皮肤说，“有一次战斗，我中了两枪，一枪打在手上，一枪打在腿上。子弹有毒，后来腿上、脚上的肉都烂了”。

1955年解甲归田的孙景坤把荣誉证书尘封起来，只字不提战争年代的事迹。也许这就是真正的英雄吧，在硝烟炮火中以血肉之躯与敌人拼杀，一切归于平静后，也能够在和平年代甘于清贫，只顾建设家乡。

村里有条河，经常泛滥引发水灾。孙景坤的倔劲上来了：“还能让条小河欺负了?”他带领村民开山碎石、肩扛手提，筑起一座堤坝，自此河水安澜。

“他是军人出身，身上有一股威严劲儿，从不强迫乡亲们干这干那。”86岁的村民刘振山回忆，“他在前边干，我们在后边学，大家心服口服。”

靠着孙景坤的带动引领，山城村上百亩烂泥滩变良田，数百亩荒山上种满板栗、落叶松，几十年如一日，村子终于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富裕村。

20世纪90年代，抗美援朝纪念馆移地改建，向社会征集文物，孙景坤这才决定将自己的立功证书等纪念物品捐献出来，人们至此才知道他是一名战斗英雄。

孙景坤为什么这几十年都不愿提及那段峥嵘岁月?他从来不看战争片，真正的战争远非影视剧所能描述，过往的经历每每忆起，总会让老人潸然泪下，“实在太难过了”。

数学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陪我们一起走过了这三年，这三年里的点点滴滴都印刻在我的脑海中，向我们展现出教师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是她，让我有信心走完这漫长而又艰苦的三年，是她，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她的样貌无时不刻会从我的脑海中浮现。

高二那年，我的成绩开始变得不稳定了，一直忽上忽下，这时的我非常焦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也不知道该向谁倾诉我的难处，刚开始我很害怕去找班主任，也不知道该怎么向班主任说，最后我鼓起勇气走向了班主任的办公室，但是让我惊讶的是，班主任很温柔的问了我一句：“怎么了，找我有事吗？”我开始变得慌了，心跳也一直加速，我也变得说不出来话了，但老师仍然耐心地说：“有事就说吧！”这时我眼里含着泪水，结结巴巴的回答说：“老师，我的成绩一直不稳定，我该怎么办？”说完这句话，一时没控制住，眼泪刷一下全流了出来，这时老师语重心长的给我说：“没关系，那些只是平常的小测试，只能反映你这段时间的学习状态，并不能决定你的高考成绩，所以放宽心态，不要在意这些成绩，这些测试都是为你的高考而做准备的，所以调整好心态……老师耐心的给我开导了一中午，她的每一句话都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她的这一番开导让我重新找回自信，重新树立信心，现在再回想起这一番话，让我万分感激，这种感受只有自己才知道。

是老师的开导让我从黑暗中走了出来，是老师的开导让我变得更加自信，我想，如果没有老师的开导，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所以，我非常感觉我的班主任。

老师，是辛勤的园丁，培养着祖国的花朵，细心呵护着我们，他们的艰辛我们无法体会，感谢老师的陪伴，教导，让我们茁壮成长。

郎平再度与广大观众分享了她的排球生涯以及重掌国家女排教鞭的背后故事，同时也在与主持人鲁豫的聊天中自曝了很多生活趣事。在退役后赴美国深造时，郎平称当时只带了150美金，在美国勤工俭学。由于在美国生活不便，郎平省吃俭用买了一辆车为了买菜，当时都买不起二手车，用200块钱买的凯迪拉克，水箱漏水，舍不得花钱维修，开一会就得加水。某天，朋友心血来潮提议开车上山，结果果真在半山腰出了问题，郎平忙给同学打电话求救，拿结实的绳拖回去。郎平又透露那时出去玩都是自己带饭，因为餐馆饭菜贵，当时煮了20多个茶叶蛋，四个人开车到拉斯维加斯玩，为省钱四人住一个单人间，两人睡地上，一人睡厕所。谈到这个囧事，郎平大笑称谁打呼噜谁睡厕所。

中国女排在90年代初跌入低谷，1994年更是获得世锦赛第八名创造了历史最差战绩。当时，身在美国的郎平在排协的几次邀请下回国执教，郎平带领着年轻的中国女排勇夺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亚军。这些荣誉背后郎平付出了太多艰辛，几度晕倒在赛场上，几次危及生命。节目中播放了一段郎平父亲与时任女排队长赖亚文连线的资料，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郎平父亲电话中哽咽表示：“家里特别不放心的，我们现在担心，她一生都献给女排了。另外，我们那些朋友球迷都来电话，叫郎平好好地休息，不要老这么疲劳。你们打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一般女排要是打到冠军都是五到七年的，你们一年多的队伍打到这个程度我们都很满意的。”赖亚文不停安慰郎平父亲：“晕倒的那次，她(郎平)主要是血缺氧，没有关系的。”郎平在现场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表示自己以前当运动员时也几次晕倒，都晕倒在厕所里了。亚特兰大奥运会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好几次了只是当时父母都不知道。

1999年郎平卸任国家队主教练后赴海外执教俱乐部队，母亲曾随往照顾郎平的起居。影像资料中显示着郎平家里使用盘子盛饭。鲁豫很注意这几细节忙问郎平原因，郎平表示：“我们家人吃饭饭量比较大，那碗耍不开，所以得用盘子。”当母亲不在身边的时候，郎平的厨艺也逐渐锻炼出来。郎平透露自己的拿手好菜是红烧排骨，就是给老妈学的，但并非手把手教的。第一次，郎平请朋友吃饭：“当时我们几个馋了，想吃肉，他们就去买排骨，三个队员加上教练，我们五个人看着一堆肉说这怎么做啊，我说别着急，拿起电话给北京的老妈问，完后发现酱油什么都没有，再出去买再做，做了好几次才做成功，后来都有名了，做特别好。香肠炒青椒、西红柿炒鸡蛋那更拿手，宫保鸡丁就这几个给她们吃的美呀。”

球场外的郎平也是个爱美的女人，为做节目专门去做了发型。节目组想找到赛场外郎平的与众不同，于是从众多的照片中找出几张特别的。其中一张是199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当时的主席江泽民接见，邀请了郎平参加。郎平身着黑色长裙参加晚宴。另外一张是郎平与母亲、女儿白浪和外甥女四人身着泳装在美国海滩度假。鲁豫在总结这张照片时提到三点：第一，她们家女人特别多，第二，她们家人身高都热别高，第三，身材都特别好。这个绝对是遗传，从身高来看就是遗传。郎平表示赞同，说：“母亲以前身高1米74，姐姐的女儿1米82，我姐1米78，我们几个出去我姐是最矮的，我们现在在中国不敢一块出去，回头率太高。在美国还好一点，大家都高。我们这几个女人一出去也是一道风景哈。”

面对一千摄氏度的烈焰，没有犹豫，没有退缩，用生命助人火海逃生。小巷中带血的脚印，刻下你的无私和无畏，高贵的灵魂浴火涅槃，在人们的心中永生。

昨晚，南阳救火英雄王锋当选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

王锋此次当选，为继百岁仁医胡佩兰、郑州陇海大院、卖唱救孤艺术家王宽之后，河南人连续第四年荣登“感动中国”的领奖台。

感动中国，温暖人心，河南人的身影，从来都是浓墨重彩的存在。

河南人连续四年“感动中国”

在昨晚8点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上，南阳救火英雄王锋成功当选。细心的观众会发现，这已经是河南人连续第四年获得“感动中国”的荣誉。

在此之前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河南人，相信不少读者还对他们的事迹历历在目。每一年，《河南商报》都一点一滴地记录他们的故事，见证他们带给大家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