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名人故事：开国军事家叶挺（20篇）

寒冷的冬夜，大伙儿群聚在小客栈里烤火聊天。

不知怎地，聊着、聊着，大家话题一转，讨论谁的胆子最大。一大群男人，再加上烈酒的催化，谁也不服谁，个个抢着说自己天不怕、地不怕、仿佛全天下就他一人的胆量最大。

这时，在客栈的角落，“刷”的一声，剑客狄慈拔出了他的长剑，对酒馆里的众人道：“单靠嘴巴说，比不出一个高低，有本事的拿我这把剑，去插在城堡外的那块坟地上。”

狄慈指着一个年轻小伙子阿尼费，说道：“喂，刚才就你的讲话声最大，怎么样，不敢去吗？”

阿尼费经此一激，再加上腹中的烈酒作怪，登时跳了起来：“怎么不敢去，就怕你不敢跟我赌，100个金币如何？”

剑客狄慈豪爽地大笑。将长剑掷了过去：“爽快，好，100个金币，我在这儿等你回来拿金币！”

阿尼费接过长剑，头也不回地走出客栈，刺骨的寒风迎面吹来，他的酒意立时醒了一半。暗忖自己怎么如此冲动，城堡外的那块坟地，一直有着传说，不是很干净，在这样的夜里，唉……

有了三分悔意的阿尼费加紧脚步赶向坟地，心中只想快去快回，也好交差了事。好不容易终于来到了那块坟地上，也不知是不是自己心里犯嘀咕，阿尼费只觉得坟地四周仿佛鬼影飘忽、阴气重重。

阿尼弗不敢多作逗留，闭上双眼，慌忙地将手中的长剑往地上一插，转头便想急奔而去。却不料，阿尼费此时竟无法移动分毫，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从背后紧紧抓着他不放，阿尼弗不敢回头，大叫一声，便昏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大伙儿来到坟地，只见剑客狄慈的那柄长剑，将阿尼弗的燕尾服紧紧地钉在坟地上，一旁，则是阿尼弗满脸惊骇的尸体。

通常让我们陷入低潮甚至把我们钉死的，正是愚昧无知的恐惧力量；只要能回过身来，看清楚自己所恐惧的究竟是什么，你将发现，一无所惧，原来竟是这么容易！

普法战争后期，普军长驱直入，以二十万大军猛敲巴黎城门，人民群众奋起包保卫家园。“国防政府”的首领也口口声声地嚷“永不投降”，“决不让出法国堡垒上的一块石头”，但背地里却和敌人勾勾搭搭，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合约。《羊脂球》这部短篇小说便是反应了普法战争时法国统治阶层为了自我利益背离祖国的事。

小说以羊脂球这样一个妓女形象为代表，歌颂了法国人民敢于反抗普鲁士的凛然正气，以羊脂球被同伴推入火坑的丑恶时间为中心，揭露了法国统治阶级代表们在国家危机时刻，首先考虑的不是国家和人民，而是个人的安危和金钱上的得失。

当我们的国家到了危急的时刻，当我们的民族濒临于灭亡的边界，大家会不会想到我们国家的存亡，我们民族的安危呢

我们要有爱国情怀，因为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因为有了我们每一个人，才有了我们的国家。像羊脂球在面对敌人对国家侮辱时，她强硬地拒绝了敌人的要求，把国家的荣誉放在了首位。

要有爱国情怀，就必须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不能像小说里的上流社会人物。尽管他们懂得，敌人的无理要求是对法国和法国人民的羞辱和侵害，他们表面上个个都是爱国主义者，然而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倒向了敌人的一方，双手把羊脂球献给了敌人去蹂躏，同时也把自己国家的荣誉让敌人糟蹋。

《羊脂球》一小说，拿一妓女的高尚行为与统治阶层人物进行对比，充分地表现出了当时法国统治的黑暗。相信大家看了这部小说后会有更深的感触

最近，我翻开了《世界名人故事全知道》系列丛书，一看到其中的《华罗庚》，就迫不及待地读下去，了解关于他的故事。

华罗庚是19XX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金坛县一个小商人的家庭。他天资聪慧，自幼酷爱数字。19岁那年，他凭着自学的数学功底，指出一位大学教授的论文有错，并写出了《苏家鸲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后来他长大后去了美国。月薪达20000美元，有小汽车和洋楼。但他常说：梁国虽好，非久居之乡！后来他回到回到祖国，于19XX年去世，享年75岁。

读完他的故事后，我被他的故事给吸引住了。他小小年纪，就能指出一位大学教授论文中的错误，说明他的数学基础很扎实，，才会指出错误，否则一定会弄得啼笑皆非。而他的爱国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虽然他在美国，薪水很高，但他没有忘记祖国母亲的恩惠，一定要回到祖国发挥他的数学特长，为祖国争光，他这种数学造诣和爱国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啊！

在我小学的五年生活中，我一直以华罗庚为目标，每天我都做上十几道奥数题，以此增长我的题量。因此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这是因为奥数开拓了我的思维，也是因为我的勤奋。这都是我按照华罗庚写在书上教给我的人生道理。

是呀，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聪明是在于平时的勤奋练习，成为天才是在于平时的积累，我们按照华罗庚的讲述，好好学习，最终走上成功之路！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比尔·盖茨拥有好多个“世界之最”，例如：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世界第一富翁；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靠电脑软件积累亿万财富的先行者；他是首先开发利用高科技和高智商，创造巨大财富的典范……那么盖茨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的事迹有许多厚厚的书作了详细的介绍，这里单讲他几个小时候的故事吧！

盖茨出生于1955年10月28日，他和两个姐妹一起在西雅图长大。他们的父亲William H.GatesII是西雅图的一名律师。他们的已故母亲Mary Gates曾任中学教师、华盛顿大学的校务委员以及United WayInternational的女主席。

比尔从小就精力过人，早在婴儿时期自己就能让摇篮晃动起来，从小就极爱思考，一迷上某事便能全身心投入。从外祖母循循善诱的启蒙教育到父母不辞辛苦地为比尔·盖茨寻找适合他天分发展的社团与学校，无不为他天赋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清新的空气。盖茨三四岁时，母亲外出总是把盖茨带在身边，当他在学校里向学生讲解西亚图的历史和博物馆的情况时，盖茨总是坐在全班最前面，尽管盖茨是个好动的孩子，但在教室里他表现得比其他学生还要专注、认真。盖茨从小酷爱读书，尽管他是个儿童，但他喜爱读成人的书。在自己家里，他可以随意翻阅父母的藏书。长着一头沙色头发的7岁男孩盖茨最喜欢反复看个没完的是那套《世界图书百科全书》。他经常几个小时地连续阅读这本几乎有他体重1／3的大书，一字一句地从头到尾地看。他常常陷入沉思，冥冥之中似乎强烈地感觉到，小小的文字和巨大的书本，里面藏着多么神奇和魔幻般的一个世界啊！文字的符号竟能把前人和世界各地的人们无数有趣的事情，记录下来，又传播出去。他又想，人类历史将越来越长……那么以后的百科全书不是越来越大而又笨重了吗！能有什么好办法造出一个魔盒来，只要小小的一个香烟盒那么大，就能包罗万象地把一大本大百科全书都收进去，该有多方便。这个奇妙的思想火花，后来竟给他实现了，而且比香烟盒还要小，只要一块小小的芯片就行了。盖茨看的书越来越多，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一次忽然对他四年级的同学卡尔·爱德说：“与其做一棵草坪里的小草，还不如成为一株耸立于秃丘上的橡树。因为小草千株一律，毫无个性，而橡树则高大挺拔，昂首苍穹。”他坚持写日记，随时记下自己的想法，小小的年纪常常如大人股的深思熟虑。他在另篇日记里写道：“也许，人的生命是一场正在焚烧的”火灾“‘，一个人所能去做的，就是竭尽全力要从这场’火灾‘中去抢救点什么东西出来。”这种“追赶生命”的意识，在同龄的孩子中是极少有的。

盖茨的外祖母特别喜欢和聪明的小盖茨一起做游戏，尤其是涉及一些智力的游戏。她教比尔下跳棋、玩筹码，还有打桥牌等她所喜欢玩的东西。玩游戏时，外祖母总爱对小比尔说：“使劲想！使劲想！”她也常常为比尔下一步好棋、打一张好牌而拍手叫好。外祖母还常常让比尔·盖茨读书，给他讲故事，比尔·盖茨从中受益匪浅。外祖母意识到比尔·盖茨在思维与记忆上的潜力，她总是不失时机地激活比尔这方面的潜能，有时祖孙俩到公园散步，外祖母常会与比尔·盖茨交流下棋的技术或看某篇佳作，让比尔寻找更新下法或表达更独到精辟的见解。

小盖茨的父母还尽可能鼓励和提供他各种机会，在他逐渐长大时，父母鼓励他参加童子军的野营活动，有一次暑假童子军的80公里徒步行军，时间是一个星期，他穿了一双崭新的高筒靴，显然新鞋不大合脚，每天13公里的徒步行军，又是爬山，又是穿越森林，使他吃尽了苦头；第一天晚上，他的脚后跟磨破了皮，脚趾上起了许多水泡。他咬紧牙关，坚持走下去。第二夭晚上，他的脚红肿得非常厉害，开裂的皮肤还流了血。同伴们都劝他停止前进，他却摇摇头，只是向随队医生要点药棉和纱布包扎一下，又要了些止痛片服用，继续上路了。就这样他一直坚持到一个途中站检查，当领队发现他的脚发炎的非常严重，下令医治，才中止了这次行军。盖茨的母亲从西雅图赶来，看到他双脚溃烂的样子时，难过地哭了，直埋怨儿子为什么不早点停止行军。盖茨却淡淡他说：“可惜我这次没有到达目的地。”

盖茨不论做任何事情他都会全心全意花上所有时间去最出色完成。一次老师布置同学写一篇不超过20页的故事，盖茨浮想联翩，竟写出长达100页的神奇而又曲折无比的故事，使老师和同学都十分惊讶！大家说他：“不管盖茨做什么事，他总喜欢来个登峰造极，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然他是不会甘心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中的环境已无法满足比尔·盖茨天赋的进一步发挥。小比尔有时会责备母亲智力不足呢！于是，父母把目光投向社会，积极为比尔寻找属于他的空间。在一次活动中，比尔·盖茨给班上准备一份报告，叫《为盖茨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这篇报告几乎成了全家人的事，他的外祖母帮着弄封皮，连父亲也插手帮忙，气氛很活跃。

小学毕业后，父母在征求比尔·盖茨意见后，送他进了湖滨中学。在湖滨中学读书时，他常按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安排学习。比尔·盖茨在喜欢的课程上下功夫，学得非常棒，痴迷上令他今后倾注毕生精力的计算机。

中学毕业后，比尔·盖茨很想到哈佛大学去读书，这也正是父母们最大的心愿。幸好，比尔·盖茨的父母并没有像其他父母那样把孩子看做是自己的私产，必须让孩子们来完成父母喜欢的事。经过冷静思考后，父母放弃了让儿子当律师的想法，让比尔·盖茨在大学领域里自由发展。这一点帮了比尔·盖茨的大忙。

但一年后，更大的难题摆在了比尔·盖茨的父母面前：比尔·盖茨要离开哈佛，放弃锦秀学业，与别人一起创办计算机公司！比尔与父母多次交谈，平静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了解儿子秉性和志向的父母又能说什么呢！或许儿子的天赋与计算机事业是最佳的切合点吧！比尔·盖茨便毅然离开了令亿万学子向往的哈佛大学，开始在软件领域大展鸿图。1975年比尔正式创办微软公司，二十多年后，成为世界顶尖首富，个人资产近200亿美元！

比尔·盖茨的成功是个人天赋与家庭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尔的故事告诉我们：

其一、我们应不断激活孩子的天赋，注重对孩子天赋的培养与保护。

其二，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是十分重要的。

著名鸟类专家郑作新，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喜欢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他的家乡福州有一座鼓山，高峻雄伟，风景秀美。

一天，郑作新听说，鼓山的峰顶有一个老虎洞，洞内经常发出老虎的吼叫声。因此，登山的人大都望洞却步，不敢靠近。可猎奇心很盛的郑作新总有点半信半疑：洞里真的有老虎吗？为什么谁也没有见过老虎的影子呀！

这天，他约了几个大胆的小伙伴，背上干粮，决心到老虎洞探察个究竟。

他们好不容易才爬上了山顶。仔细一找，接近山顶的地方果真有一个山洞。

顿时，孩子们紧张起来，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小心翼翼地往前移动着脚步。

他们刚走近洞口，猛然，一种震耳欲聋的响声传了过来。有几个孩子以为老虎来了，吓得连忙往后退。但是，这声音响过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根本没出现什么老虎。于是，作新和伙伴们壮了壮胆，再次走到洞前，又听了好半天，终于弄清楚了：原来，山上的风很大，狂风吹过山洞，发出了巨大声响，像老虎吼叫一般，一传十，十传百，传来传去便成了“山顶上有老虎”。

作新和伙伴们“捉住老虎”的消息不胫而走，从此，登鼓山的人再也不回避老虎洞了。

清朝末年，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十分聪明好学，又立志为国效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本国人才不信任，像修铁路，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管有才干，也只能当助手。

1905年，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的工程。詹天佑说：“京张铁路如果失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我则坚持由自己来办!”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和工人们一起吃住在工地，细心勘探，大胆试验，经过4年艰苦的劳动，终于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

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原来那些瞧不起中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敬佩。

巴赫，德国作曲家、演奏家，欧洲巴洛克时期的代表人物。集文艺复兴音乐发展之大成，承前启后，以丰厚的音乐创作被誉为欧洲古典音乐的鼻祖，以深远的历史影响被许多人尊称为“音乐之父”。他一生创作的五百多部作品中，绝大部分以宗教题材反映觉醒的平民精神和虔诚质朴的宗教情感。他的作品涉猎到了当时的所有音乐体裁。巴赫作品的伟大不仅体现在他奠定了交响乐发展的形式基础，高度发展了和声手段，把复调思维和对位技法推向了完美的高峰，巴赫音乐长久的生命力是根植于德国现实生活的民族风格。巴赫家族在19世纪近三百年中出现过52位音乐家，是音乐史上罕见的“音乐世家”。

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从七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八十年，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

(1)精其选。

(2)解其言。

(3)知其意。

(4)明其理。

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仅供翻阅的。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地读，只要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也不要一页一页地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听说在中国初有报纸的时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五经四书一样，一字一字地高声朗诵。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念一天也念不完。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能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所以，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下面所说的就指值得精读的书而言。

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流传了下来。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心里觉得奇怪，怎么古人写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所作的东西，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为历代群众所推荐，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被刷下去了。现在我们所称谓“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书之中还要有些被刷下去。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它们都是榜上有名的，我们只能看现在的榜。

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须要精读的书。这就是要一本一本地读，所以在一个时间内只能读一本书，一本书读完了才能读第二本。在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就中国的汉语笼统地说，有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古代汉语统称为古文。详细地说，古文之中又有时代的不同，有先秦的古文，有两汉的古文，有魏晋的古文，有唐宋的古文。中国汉族的古书，都是用这些不同的古文写的。这些古文，都是用一般汉字写的，但是仅只认识汉字还不行。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要先作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的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罗嗦。这个缺点倒有办法可以克服。只要他不怕罗嗦就可以了。好在笔墨纸张都很便宜，文章写得罗嗦一点无非是多费一点笔墨纸张，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就没有法子克服了。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总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比如一个人说，他牙痛。牙是一个概念，痛是一个概念，牙痛又是一个概念。其实他不仅止于牙痛而已。那个痛，有一种特别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范围，有一定的深度。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无论怎样罗嗦他也说不出来的，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可再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映。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反映、体会和判断，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从前有人说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

陈道明拍戏有不少“怪癖”。怪僻之一是不脱戏服。一旦进入剧组，换上角色的衣服，陈道明就不会轻易脱下来。在《归来》的整个拍摄期，他一直穿着陆焉识的破棉袄，下了戏也不例外，回酒店时常常引来侧目。这个习惯并不是在拍《归来》时才养成的，从《康熙大帝》到《楚汉传奇》，无不如此。拍《楚汉传奇》是在冬天，陈道明就穿一条单裤，因为他觉得戏中的场景是在秋天，多穿一条裤子会影响视觉效果。就为这，拍完戏就得了重感冒。在片场他总是穿着刘邦那套戏服，永远是整装待发的样子。之所以如此。陈道明的理由是：“进入剧组后，演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戏服穿成自己的衣服，把道具变成自己的手持物，只有这样，这些东西才能‘贴神’，而不像借来或租来的。”

陈道明演戏的另一个怪癖是爱站着。在片场，稍微大牌点的演员都有专属的椅子，供休息用，陈道明却总是站着。《楚汉传奇》导演高希希透露，陈道明在片场一站就是一天。陈道明的“站神”精神，让剧组上下都肃然起敬。“你说陈道明站着，我们谁敢坐下？剧组就集体陪站呗！”高希希笑着表示，这算是一部“站着拍完的戏”。排练话剧《喜剧的忧伤》也一样，第一天排了7个小时，陈道明就没坐下过。

这些别人眼中的“怪癖”，在陈道明看来，只是演员的职业特性。他说：“演员这个职业是有职业性的，职业性有时候要付出代价。不都是光环，不都是掌声和鲜花。演员不能只带脸进现场，一定要带着脑袋进现场，因为演员不是演脸的，而是演心的。”

贝多芬是西方古典音乐中的恺撒。可有谁知道,贝多芬25岁时患耳疾，45岁时失聪。贝多芬的音乐给后人带来了无尽的享受，可他却不能在生前享受到自己创作的作品。

1770年12月6日，贝多芬诞生在波恩市的一个音乐世家。他4岁时就会弹奏羽管键琴，8岁起就登台演出，并获得了音乐神童的美誉。10岁时，他拜师于普鲁士最著名的音乐教育家聂费。12岁时经聂费的推荐，到瓦尔特斯坦伯爵的宫廷乐队充任管风琴师助手,这是贝多芬“音乐仆役”生涯的开始。

17岁时，贝多芬去拜访音乐大师莫扎特，受到热情接待。莫扎特在听完贝多芬弹了几首钢琴曲子后兴奋地说：“各位，请注意这位年轻人，不久的将来他就会博得世人的称赞!”莫扎特还答应给贝多芬上课。可惜此后两个月，贝多芬母亲突然去世。对此,贝多芬父亲意志消沉，终日酗酒，贝多芬不得不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再次回到原来的歌剧院当钢琴师。

19岁那年，法国大路程爆发,贝多芬满怀激情地写了《谁是自由人》的合唱曲来表达他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后来,贝多芬通过人介绍，认识了李希诺夫斯基公爵。他很欣赏贝多芬的才华，收他为音乐仆役。贝多芬也很快以自己的即兴钢琴奏迷住了维也纳人,其音乐旋律时而如细水潺流，时而如惊涛骇浪，时而如鸟语鸡鸣，时而如暴风骤雨。有人曾评论贝多芬的即兴曲“充满了生命和美妙”。30岁时，贝多芬爱上了一个伯爵小姐朱丽叶.琪查尔迪，但她父亲嫌贝多芬出身低贱，硬是把女儿许配给一个伯爵。这给了贝多芬极大的精神刺激，据说他的名曲《致爱丽丝》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创作的。

失恋固然令他伤心，但更令他伤心的是他的耳朵开始发聋。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到：“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要是干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的行当里，这是最可怕的遭遇!”贝多芬曾竭力治疗，却无济于事，他搬到维也那乡下去疗养了两年。结果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就连窗口对面的教堂钟声都听不到了。

绝望中，贝多芬多次想到了死,但他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人世,他坚信只有音乐才能拯救他。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到：“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不容它毁掉我!”贝多芬立志要在余生中从事音乐创作。从此，维也那的官廷乐会少了一位出色的钢琴弹奏家，但世界乐坛却诞生了一位不朽的作曲家。

贝多芬从32岁起开始音乐创作，在近两年的彷徨与探索后，他终于创作出第一部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作品--《第三交响曲》(《英雄交响曲》)，其最突出的特点是音调跌宕起伏，时而沉静凝思，时而愤慨咆哮，令人情绪激愤。贝多芬创作《英雄交响曲》，本来是想献给拿破仑的，但他听到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称帝的消息时,怒不可遏，愤而涂去原来的献词，而是把它改成：《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大的人物而作。

1809年10月，法军占领维也那，趋炎附势的奥地利贵族们争向占领者们献媚，其中也包括李希诺夫斯基公爵，他强迫贝多芬为法军军官弹奏钢琴听，这使贝多芬忍无可忍，他操起一只凳子向公爵扔去，并在当晚离开了伯爵家。行前留下一张纸条，上书：“公爵，您所以成为一个公爵，只是由于偶然的出身所造成;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却是由于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却只有一个!”

另一次,当贝多芬与歌德一同散步时，迎面撞见了皇后，太子和一群贵族们。面对他们，歌德立刻让路，而贝多芬则坦然地说：“让路的应是他们，而不是我们!”但歌德还是摘下礼帽，躬身立在路旁，而贝多芬则背着双手，阔步向前。结果太子认出是贝多芬，连忙脱下礼帽向他致意，其侍从们也毕恭毕敬地分列两边，目送贝多芬挺胸而过。那次,贝多芬真正感到了做人的尊严。

贝多芬54岁时，创造出《第九交响曲》(《欢乐颂》)。他前后用了六年时间来创作、修改这部曲子。1824年5月7日，《第九交响曲》首次在维也那卡德剧院演奏。贝多芬亲自指挥演奏，他既不看眼前的乐谱，也听不见丝毫的琴声。他全凭自己的记忆来指挥这场演奏。结果听众们兴奋若狂，不时爆发出热烈的喝采声，鼓掌次数多达五次!而皇族成员出场也不过鼓掌三次。 从心理学上讲,贝多芬之所以会在极度困苦的状况下,一再创作出辉煌无比的音乐篇章,这与他的自励人格有极大关系。自励人格的突出特点是能很快将生活中的压力转化为自我励志的动力,并在不断的奋斗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自励人格的人还很善于升华个人的精神痛苦,他们会把每一次生活挫折都当成个人成长的契机,从而磨练个人的意志。

贝多芬的可贵在于他每每生活失意时,都会在音乐创作中寻求内心的平衡。例如,贝多芬因失恋而谱写出《致爱丽丝》,因向往自由而谱写出《第三交响曲》(《英雄交响曲》),因失聪而谱写出《第九交响曲》(《欢乐颂》),他的音乐创作都饱含对人生的深刻感受,又充满了激情。他最大的名言是“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用一生的努力去向世人证明他有这个能力!

贝多芬的可贵还在于他永远傲视达官显贵,不因自己出身卑贱就去刻意巴结他们。他在音乐创作当中也突出体现出他的傲骨,他谱写的旋律可比惊涛骇浪，可如气壮山河,充满了个性特征。

一个失聪之人,却能写出人类最动听,最振奋的音乐篇章,这是贝多芬自励人格的不朽传奇。

１９８４年春，里根访问中国。他的夫人南希在西安一个小姑娘的售货点买了几件小礼品，价值人民币５元。里根给了小姑娘一张１０元的人民币，可是小姑娘一时没有零钱找，窘迫地四处张望。里根就说：“留下这钱吧。”但他们刚往前走一会儿，小姑娘就追了上来，把该找的５元给了里根。美国总统在自传里写道：“到这时，我倒成了窘迫的人。我意识到，为了试图给小姑娘解围，我看来是在给她小费，我的反应不够快，失礼了。”看了这位美国国家元首的议论，笔者不禁掩卷沉思，对那位经营小本生意的姑娘产生一种深深的敬意。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承认在一位中国姑娘面前“失礼”了，是姑娘的自尊打动了他。只有自尊才能受人尊敬。

有人请教一位哲学大师：“人活着靠什么？”大师说：“呼吸。”“那么，”那人再问，“呼吸又为什么？”

大师答：“呼者，为出一口气；吸者，为争一口气。”

人的尊严、境界都在这一呼一吸之间了。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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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拿破仑毁书】

新书买回来了，我们都会很爱惜地翻阅，甚至还有人为它包上个封面。可是，一些名人居然有毁书的怪癖。英国化学家戴维看书时，常常把书页撕下来看，看后又扔了。这使他的学生们大为震惊，而他轻描淡写地说道，这样看方便，再说，我一生没有时间把任何一本书读两遍，也不打算读两遍。

拿破仑也喜欢看书，就是行军时他也带不少书。据说他马车上有个书架，他在行驶时一边看书一边若有所思，看完就将书从马车的窗子里扔出去，他认为，一本书对他有一个启示足够了，再多也消化不了。每次他出行，他的随从会把车里的书架重新装满。

【篇二：徐悲鸿的爱国故事】

20世纪初，徐悲鸿在欧洲留学时，曾碰到一个洋人的寻衅。那个洋人说：“中国人愚昧无知，生就当亡国奴的材料，即使送到天堂深造，也成不了才!”徐悲鸿义愤填膺地回答：“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等学习结业时，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

一年之后，徐悲鸿的油画就受到法国艺术家的好评，此后数次竞赛，他都得了第一，他的个人画展，轰动了整个巴黎美术界。这样令人惊叹的成就，是那个洋人远远不能及的。

【篇三：该低头时就低头】

被称为美国人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时曾去拜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那时他年轻气盛，挺胸抬头迈着大步，一进门，他的头就狠狠地撞在门框上，疼得他一边不住地用手揉搓，一边看着比他的身子矮去一大截的门。出来迎接他的前辈看到他这副样子，笑笑说：“很痛吧!可是，这将是你今天访问我的最大收获。一个人要想平安无事地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该低头时就低头。这也是我要教你的事情。”

富兰克林把这次拜访得到的教导看成是一生最大的收获，并把它列为一生的生活准则之一。富兰克林从这一准则中受益终生，后来，他功勋卓越，成为一代伟人，他在他的一次谈话中说：“这一启发了我的大忙。”

话外语：做人不可骨气，但做事不可能总是仰着高贵的头。

【篇四：郑板桥名画换狗肉】

郑板桥的诗、书、画闻名于世，号称“三绝”，人们争相购买。扬州有个富豪特别喜欢郑板桥的书画，但因他为人刁诈，郑板桥非常讨厌他，不给他作画写字。这个富豪为了抬高身价，显示自己的威风，出重金购买郑板桥书画，但始终没有搞到手。

有一天，郑板桥出郊外漫步，见路旁新设一座酒店，店内有一位老者自称“怪叟”，他见郑板桥到来，十分殷勤，马上给端上狗肉来款待。郑板桥平日最爱吃狗肉，一见大喜，便饱餐一顿。付钱时，店家分文不收，郑板桥过意不去，便当场作了几幅书画赠给店家。事过之后，郑板桥才知道上了当。原来这位“怪臾”，是那富豪派人装扮的，自己的画就这样轻易地落入了富豪之手。后来郑板桥常提及此事，说他因爱吃狗肉而上了当，用以警戒世人。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小城镇。从小，玛格丽特的父亲就对她进行了严格的家庭教育，还经常对她说这样的话：“无论做任何事，都要争做第一，绝对不能落在其他人后面，即使是坐公交车，也要坐在最前排。而且绝对不允许说‘太难了’或者‘我做不到’之类的话。”

这样的要求对年幼的玛格丽特来说，实在是太严格了。不过，也正是因为父亲的严格教育，才使玛格丽特养成了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玛格丽特做每一件事情，都抱着必胜的信念，而且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她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要“永远坐在最前排”。

玛格丽特上大学时，学校制订了拉丁文的五年教学计划，结果她在一个学期内就全部学完了，而且考试成绩还名列前茅。玛格丽特不仅成绩优异，而且还积极参加体育、唱歌、演讲及学校的其他活动，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玛格丽特的大学校长曾经说过：“她是我们学校建校以来最优秀的学生，她总是充满自信，每件事情都做到最好。”

后来，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成为欧洲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被世人誉为“铁娘子”。

要“永远坐在最前排”，否则没有挑战和压力的人生，怎能过得精彩，如何获得成功呢？

孔融(公元153～208)，东汉文学家，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为当时著孔融小时候家里有五个哥哥，一个弟弟。

有一天，家里吃梨。一盘梨子放在大家面前，哥哥让弟弟先拿。你猜，孔融拿了一个什么样的梨?他不挑好的，不拣大的，只拿了一个最小的。爸爸看见了，心里很高兴：别看这孩子才四岁，还真懂事哩。就故意问孔融：“这么多的梨，又让你先拿，你为什么不拿大的，只拿一个最小的呢?”

孔融回答说：“我年纪小，应该拿个最小的;大的留给哥哥吃。”

父亲又问他：“你还有个弟弟哩，弟弟不是比你还要小吗?”

孔融说：“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大的留给弟弟吃。”

你看，孔融讲得多好啊。他父亲听了，哈哈大笑：“好孩子，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

孔融四岁，知道让梨。上让哥哥，下让弟弟。大家都很称赞他。

张飞少年时就好吃肉，酗酒，更好打架斗殴。到了青年时，爹爹希望他有点儿营生能维持生活，也省得总酗酒惹事，便问他：“你喜欢做什么？”张飞一听便说：“我喜欢卖肉。”

于是，爹爹便拿出小本金，让他开了个肉铺。

张飞卖肉与别人不同，宰杀过牲口之后，先要用锅煮上，煮好之后便大酒大肉地吃喝起来。在他喝酒的时候，是绝不卖肉的，就是来了顾客也不搭理，直到喝得醺醺大醉才卖肉。还不让顾客说了算，得他给你砍哪块你就得要哪块，他给你砍多少，你买多少。有一次，涿州的一个姓史的豪绅要招待客人，派人来买五斤肉。来人说要瘦肉，张飞把眼睛一瞪说：“娘的，什么叫瘦肉？要吃瘦肉，去吃你娘的肉吧！”

来人见他瞪起环眼，怪害怕的，肉不买了刚转身要走。张飞急了，从肉案子上跳将过来，将来人一把抓住：“你想溜？不买肉就蹲笆篱子吧。”原来，在他的肉铺前，有一口五百多斤重的大铜钟。他一手将钟提起来，一手把买肉的人扣进大钟里了。主人待客等着肉吃，派人来看，来一个让张飞给扣钟里一个。史豪绅在家等急了，怎么派去的人只去不回来？只好自己亲自出马了。来到张飞肉店问：“我派来买肉的人呢？”“来买肉的人都偷懒，钻到钟里歇着去了。”史豪绅不信，张飞说：“你不信，我把钟提起来，你看看就知道了。”

张飞到门前故意把钟提起一个缝儿，让史豪绅趴下身子往里看。史豪绅刚一趴到钟边，张飞就一脚把他也踢进钟里扣上了。然后通知史豪绅家：“不买俺吃剩下的肥肉，就不放人。”史家扭不过他，只好送来银子把肉买了，史豪绅和仆人们才被张飞放出来。

从此涿州的人谁也不敢到张飞肉铺买肉了。张飞眼看着肉卖不出去，急得又叫又跳，一瞪眼又想出了办法：凡是从他门前路过的人，他都让人来提门前的大铜钟，要是提不起来，就得买他的肉。要是能提起来的，他白送三十斤肉。可谁能提起来他的五百多斤重的铜钟？时间长了，人们都知道张飞太霸道了，谁也不从他卖肉的这条街上走了。肉铺门前变得冷冷清清，张飞再也想不出办法了。

一天，涿州城来了一个红面汉子，长着卧蚕眉丹凤眼，刚一踏上张飞卖肉的这条街，便有一个好心的老者扯住他，说：“客官，看来你是外乡人，你可不能从这条街上走呀！”接着，便把前后事情说了一遍。那红面汉子一听笑道：“我正饿得慌哪，正好去白吃他的肉。”说着便向张飞的肉铺门前走去。

张飞正在门前一见红面汉子走来，心里可高兴了，跨步上前，拦住去路，说：“朋友，从这里走，必须要提一提这口铜钟！”红面汉子问：“这是为何？”张飞便把提起来和提不起来的条件，向红面汉子说了。红面汉子一听，说：“你先供我一顿酒肉吃，吃完了之后，我要提起钟来，便天天到你这来白吃你的酒肉。要是提不起钟来，从今以后，你肉铺里的肉，我全买了。”张飞不相信这外乡人，能提起这口大钟。于是，便进屋中给他拿来五斤肉，搬来一桶酒。那红面汉子吃了五斤肉，喝了半桶酒，还没吃饱，又让张飞给拿五斤吃了，还没吃够，再让张飞给拿五斤肉。红面汉子吃过十五斤肉，喝了一桶酒之后，就到张飞门外举铜钟。红面汉子拍了拍手又拍了拍钟，先问张飞：“你叫我提它，你能提得起来吗？”张飞说：“当然我能提得起来。”说着便走近铜钟，双手一提，便把铜钟提起一尺多高，然后很得意地看了看红面汉子。红面汉子摇了摇头说：“太低，太低，我只要一只手，就会比你的提得高。你拿两条木杠，一条粗绳和一把锹来。”

张飞不相信他有这样力气，便把东西找来了。红面汉子把一条木杠埋在地下做撑木，把另一条木杠一端拴在钟环上，然后把钟环上的木杠担在撑木上。他一只手轻轻一压，那大铜钟就被提起有三尺多高。张飞哪里懂得这是杠杆作用啊，以为红面汉子真有这样神力，纳头便拜，忙把红面汉子请进屋里喝酒吃肉。

这个红面汉子是谁？他就是在蒲州为打不平杀死县令逃出来的关羽关云长。从此以后，关羽与张飞成了至交朋友，以后又遇上了刘备刘玄德，三人结拜为生死弟兄，这就是人人皆知的桃园三结义。

“我哪里有什么天才，我不过把别人聊天、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工作罢了。”——这是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鲁迅常说的一句话。

鲁迅从小勤学，他曾在私塾的课桌上刻过一个在早”字，以勉励自己珍借光阴。

长大工作以后，鲁迅仍时时不忘节约时间。就拿吃饭为例，他是喜欢吃鱼的，可为了少在剔吐鱼骨上花时间，就少吃鱼。鲁迅有句名言:“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留学日本，在“老虎尾巴”居住的那些年月，他象战士匍匐在战壕里一样，常常通宵伏案工作。游手好闲的人来找他，他会不容气地问：“唉，你又来了，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鲁迅读书非常专心，许广平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一个小偷馏进了鲁迅的家。做贼心虚，他想等鲁迅入睡之后再行窃，哪知鲁迅写啊、写啊，手中的笔一直不停地挥动。过了好久，鲁迅累了，伸伸腰，点支烟，抽上几口后，又开始埋头写。就这样，灯光总是亮着，小偷一直下不得手。眼看时间过去很久了，鲁迅还是不熄灯入睡，小偷熬不过鲁迅，只好乘鲁迅专心写作之机，悄悄地将厨房里的一件小东西拿走了事。

长期的劳累，鲁迅身体变得清瘦了，好友们劝他多体息，注意身体。鲁迅笑着说:“面向桌子提笔写文章，是我工作的时候，靠在椅子里看书，就是我休息的时候，若是连这一切都停止了，那在我是做不到的。”为了维护身体，鲁迅也吃鱼肝油，戒酒，这些都是为了赢得更多的战斗时间。

有人做过统计，在鲁迅工作战斗的三十年中，他总共为我们留下一千多万字的着作，平均每年三十三万，写作从不间断。除此之外，鲁迅还做了大量教育工作、研究工作、社会工作。鲁迅逝世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存有大量的小纸条，纸条颜色不一，上面都是他从各种书籍上选抄下来的对写作有用的文字资料。从这些纸条上，我们好象看到了鲁迅“废寝辍食，锐意穷搜”的身影。

鲁迅正如自己所说，他的一生是“小跑步”度过的。他以他勤奋刻苦的劳动，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今天，我们纪念他，学习他，不要忘记他这样一段意义深远的话:

“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

我们的国家现在实行改革开放，许多外国人到中国访问、投资、做买卖，这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如何跟外国人打交道呢?一方面要有礼貌，尊重人家的国格，尊重人家的各种习惯。另一方面也要维护我们的国格国法。盲目排外和崇洋媚外都是错误的。这里讲一个冯玉祥将军对待外国人的故事。

冯玉祥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他当年担任陕西督军的时候，一次接待了两个外国人。他很有礼貌地请他们坐下，谈话。两个外国人打开旅行袋。拿出一块新鲜的野牛肉，要送给冯玉祥。冯玉祥问：“哪里弄来的野牛肉?”外国人回答：“是我们在终南山打猎打来的。野牛凶得很，不好打。”冯玉祥皱起了眉头：“你们到终南山打猎，和谁打过招呼?领过许可证吗?”外国人忙说：“我们打的是野牛，没有主人，用不着和谁打招呼。”冯玉祥沉下脸说：“终南山在我们中国，是我国的领土。野牛生在这里，自然归我国所有，怎么说没有主人?你们不经允许，私自猎牛，这是犯法的!我作为地方官，有保护国家主权的责任。你们在中国就要守中国的规矩，不能蛮不讲理!”两个外国人理屈词穷，只得承认做了错事。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门捷列夫(1834-1907)是俄罗斯伟大的化学家，自然科学基本定律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创始人。

1841年，7岁的门捷列夫进了中学，他在上学的早几年就表现出了出众的才能和惊人的记忆力，他对数学、物理学和地理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1850年，门捷列夫进入中央师范学院学习，在大学一年级，门捷列夫就迷上了化学。他决心要成为一个化学家，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获得简单、价廉和“到处都有”的物质。

他各门功课都学的很扎实，在课外还阅读各种科学文献，20岁那年，门捷列夫的第一篇科学论着《关于芬兰褐廉石》发表在矿物学协会的刊物上，在研究同晶现象方面完成了巨大和重要的研究。

1855年，门捷列夫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师范学院，曾担任中学教师，后来门捷列夫在彼得堡参加硕士考试，并在说有的考试科目中都获得了最高的评价。在他的硕士论文中，门捷列夫提出了“伦比容”，这些研究对他今后发现周期律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两年后，23岁的门捷列夫被批准为彼得堡大学的副教授，开始教授化学课程，主要负责讲授《化学基础》课。在理论化学里应该指出自然界到底有多少元素？元素之间有什么异同和存在什么内部联系？新的元素应该怎样去发现？这些问题，当时的化学界正处在探索阶段。年轻的学者门捷列夫也毫无畏惧地冲进了这个领域，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工作。

1860年门捷列夫在德国卡尔斯卢厄召开第一次国际化学家代表大会，会议上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化学问题，最终确定了“原子”、“分子”、“原子价”等概念，并为测定元素的原子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次大会也对门捷列夫形成周期律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861年门捷列夫回到彼得堡，重担化学教授工作。虽然教学工作非常繁忙，但他继续着科学研究。门捷列夫深深的感觉到化学还没有牢固的基础，化学在当时只不过是记述零星的现象而已，甚至连化学最基本的基石——元素学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门捷列夫开始编写一本内容很丰富的着作《化学原理》。他遇到一个难题，即用一种怎样的合乎逻辑的方式来组织当时已知的63种元素。门捷列夫仔细研究了63种元素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他准备了许多扑克牌一样的卡片，将63种化学元素的名称及其原子量、氧化物、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等分别写在卡片上。他用不同的方法去摆那些卡片，用以进行元素分类的试验。

1869年3月1日这一天，门捷列夫仍然在对着这些卡片苦苦思索。他先把常见的元素族按照原子量递增的顺序拼在一起，之后是那些不常见的元素，最后只剩下稀土元素没有全部“入座”，门捷列夫无奈地将它放在边上。从头至尾看一遍排出的“牌阵”，门捷列夫惊喜地发现，所有的已知元素都已按原子量递增的顺序排列起来，并且相似元素依一定的间隔出现。第二天，门捷列夫将所得出的结果制成一张表，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化学元素周期表。在这个表中，周期是横行，族是纵行。在门捷列夫的周期表中，他大胆地为尚待发现的元素留出了位置，并且在其关于周期表的发现的论文中指出：按着原子量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各种元素，在原子量跳跃过大的地方会有新元素被发现，因此周期律可以预言尚待发现的元素。

1871年12月，门捷列夫在第一张元素周期表的基础上进行增益，发表了第二张表。在该表中，改竖排为横排，使用一族元素处于同一竖行中，更突出了元素性质的周期性。至此，化学元素周期律的发现工作已圆满完成。化学界通将周期律称为门捷列夫周期律：主族元素越是向右非金属性越强，越是向上金属性越强。同主族元素，随着周期数的增加，分子量越来越大，半径越来越大，金属性越来越强。同周期元素，随着原子系数数的增加，分子量越来越大，半径越来越小，非金属性越来越强。最后一列上都是稀有气体，化学性质稳定。

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律，在世界上留下了不朽的光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指出：“门捷列夫不自觉地应用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完成了科学上的一个勋业，这个勋业可以和勒维烈计算尚未知道的行星海王星的轨道的勋业居于同等地位。”

“家里面死过很多人，包括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记得不知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江姐

责任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义不容辞的，红岩英烈当时所担当的责任，在今天有的是我们无法复制的。

有一位烈士大家都很熟悉，她就是中华革命儿女的典型——江竹筠。在所有的烈士中江竹筠应该说是最为苦大仇深。她父母早亡，兄弟又病故。她先是在美国人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又在慈善家刘子如的学校读书，受班主任李任夫的影响，加入共产党组织，走上革命道路。作为我们党培养的一位青年干部，她先是被派到重庆妇女慰劳总会担任文字秘书，后到綦江铁矿当会计，再到敬善中学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小学文字教员，最后被送到四川大学读书深造，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江竹筠发愤努力，吸取文化知识，充实自己。就在她专心读书的时候，接到党组织的一个紧急通知：迅速停止学业，回重庆担任市委机关领导人的假妻子。江竹筠一听：一个男人的假妻子怎么做?自己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同男人单独相处的经验，找不到任何感觉去完成这个任务。她拒绝了组织的调遣。组织上反复向她说明情况：重庆地下市委被国民党破坏，所有人员上了黑名单，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从云阳县调来县委书记彭庆邦主持市委机关工作。但是彭庆邦的妻子谭正伦是一个小手工作坊的老板，没有地下活动的经历，也不熟悉重庆的情况，显然不适合掩护工作。江竹筠知道这一情况以后，服从了组织的调遣，办了休学证明，回到了重庆。党组织为了绝对的安全，花重金给彭庆邦得到一个公开身份——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高级主管，并且切断了他与家乡的一切联系，把名字也改为“彭咏梧”。

江竹筠来到彭咏梧身边工作后，彭感觉工作的安全性、保密性大大提高。90名地下党员的名字不用任何记录，江烂熟于心，所有的会议决定只口头传达，不留只言片语。而江竹筠也发现，自己到彭咏梧身边工作以后，以前弄不清楚的问题、想不明白的道理，经彭一点拨就豁然开朗，感觉自己进步得非常快。所以，两个人在工作上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友情慢慢地发展为一种爱情、一种相互疼爱之情。江竹筠清楚地知道，彭咏梧有妻子、有孩子，她要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她向党组织提出请求：请组织另派他人来替代她的工作。组织上觉得江竹筠说的也是实情，所以拟重新物色人选，接替江竹筠。

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两件事情改变了江竹筠和彭咏梧假扮夫妻的状况。一件事情是日机轰炸万县，彭咏梧的家和作坊全部被夷为平地，妻子谭正伦、儿子彭炳忠下落不明，彭咏梧四处托人打听都没有结果;第二个情况是军统已经知道中共重庆地下市委重新组建，一个女大学生掩护，遂对家庭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在这种情况下，江竹筠觉得，如果因为自己的掩护不到位、不成功而暴露市委、暴露彭咏梧的身份，那就是没有完成任务，所以她大胆地向组织提出请求：如果老彭不反对，请批准我们结为夫妻，我绝对保证市委和老彭的安全。组织上最后同意了江竹筠的请求，批准两人结为夫妻。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市委机关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但是当孩子不到6个月的时候，川东地下党组织执行上海局的要求，发动游击骚扰，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考虑到彭咏梧来自川东农村，决定派他回万县组织第一次武装起义，由江竹筠担任万县和重庆之间的交通联络员。两口子要去打游击，组织武装起义，孩子不能带去，于是四处托人帮忙照管孩子。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谁都非常为难，就在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情况出现：彭咏梧的前妻带着儿子找来了，原来他们没有死于大轰炸，而是大轰炸以后到了重庆，投靠了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谭竹安当年在《大公报》工作，是我们党“六一社”的进步成员。姐弟俩四处寻找彭咏梧未果，最后在《大公报》登出寻人启事。后来，有人告诉谭竹安，你们要找的姐夫姓彭，会不会就是重庆地下市委的这个领导?他现在在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工作。谭竹安到中央信托局找了几次，最后发现这个人就是他的姐夫。

江竹筠知道情况后，主动向组织表示，这件事情由她自己来解决。她首先把谭竹安请到家中，把她与彭咏梧怎样假扮夫妻、怎样闻知家乡噩耗、怎样面对国民党的盘查假戏真做、怎样怀上孩子生下孩子，如实地向谭竹安作了说明。最后江竹筠向他表示：本次任务结束以后，一定让彭咏梧回到你们家中，但是现在有个为难之事，就是我们的孩子没人看管，孩子是彭家骨肉，所以你们无论如何要答应抚养这个孩子。说完把孩子交给谭竹安，自己随丈夫走了。

后来，万县传来消息：彭咏梧在第一次武装起义中不幸牺牲，头颅被砍下来挂在城门示众。谭正伦在重庆闻听噩耗伤心欲绝，可是她又得知，当党组织决定调江竹筠回重庆照顾自己的孩子、在市委机关继续工作时，江竹筠却拒绝了。她明确表示：老彭在什么地方倒下，我就应该在什么地方继续坚持工作，坚守岗位。谭正伦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怎么连自己的儿子都不顾?革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由万县传来消息：江竹筠被叛徒涂孝文出卖，关进了重庆渣滓洞监狱，备受酷刑摧残……谭正伦在狱外得到地下党组织传来的一个又一个消息，她越来越想不明白：革命究竟是什么?

出于一个母亲对另一个母亲的同情，谭正伦把江竹筠的孩子带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托地下党组织把照片带到狱中，这成为江竹筠在狱中最大的精神支柱。而江竹筠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有时间和机会向谭正伦说明其中的原委了。当狱友曾紫霞出狱的时候，她委托带出这样一封信来表明自己的生死观。她说：“家里面死过很多人，包括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记得不知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当江竹筠知道自己来日不多的时候，她又带出了最后一封信，对自己的儿子作了这样的交代：“竹安弟，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们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绝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写完遗信13天后，江竹筠被杀害，年仅30岁。

重庆解放后，谭正伦带着两个孩子急赴歌乐山。当在人民解放军协助下发现江竹筠遗骸的时候，谭正伦极度震惊，她没想到身材如此矮小的江竹筠却有钢铁般的意志。她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把你的儿子抚养成人!”

新中国刚刚成立，重庆生活极度困难，谁也没有想到，谭正伦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进孤儿院寄养，而只专心抚养江竹筠留下的孩子彭云。所以，彭云说：“生我者江竹筠，养我者谭妈妈，对谭妈妈的恩情三天三夜我诉说不完。”

江竹筠以自己敢于担当的精神，掩护市委机关，保全地下党组织的安危，并且以个人敢于担当的精神，正确处理情与爱的关系，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光辉的楷模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