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话题：反腐、严惩、监管、腐败、贪污受贿【汇集20篇】

当地时间4月15日，叙利亚拉希丁(Rashidin)发生针对政府军控制区撤离人员车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26人死亡。

中国日报网4月18日电，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4月17日报道，当地时间4月15日，叙利亚拉希丁(Rashidin)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26人死亡，其中包括68名儿童。据悉，袭击者故意用薯片引诱儿童靠近自己，之后才引爆炸弹。

当时，运送被困人员撤离政府军控制地区的车辆经停拉希丁，随后袭击者开着一辆物资车来到经停点，并向撤离人员分发薯片。

有目击者对叙利亚媒体透露，孩子们被袭击者发放的薯片吸引过去，之后便发生了爆炸。一名在爆炸中受伤且失去4个兄弟姐妹的小女孩说，车上的男子告诉他们有薯片，很多孩子因为多年饱受饥饿折磨，所以一听到可以吃薯片，就凑到他周围，随后他便引爆了炸弹。

这起事件造成至少126人丧生，其中至少有109人是撤离者，包括68名儿童。救援人员称，他们已经将至少100具遗体运离事发地。但是，直到16日，现场依旧散落着许多遇难者的遗体残肢和遗物。

目前仍不确定这辆车为何能在未获政府许可的情况下进入限制区域。此外，尚未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沙姆自由人组织”也否认与此有任何关联。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称，另有数百人在爆炸中受伤，事发区域的一处加油站受到波及也导致伤亡人数增加。

常有一种说法：“什么东西到了中国就变味。”姑且不论这话的对错，如今倒好像又多了一个例证：这些年在国外盛行的共享经济，在引入中国之后，似乎出现了许多问题。

日前有位微博名为“汪莫言”的Airbnb房东，发布了长篇博文“控诉”某自称上海戏剧学院学生的人，通过短租平台Airbnb租用汪的客厅拍毕业作品，却随意破坏房间，比如竟来了“30个大汉”下雨天直接穿鞋在室内地板上走来走去，并未同意出租的“卧室变成一个垃圾堆”，而租客事后竟然人间蒸发。优步(Uber)或专车，则既有不良司机非礼和打人，也有乘客抢劫司机，还有出租车司机闹事抵制专车的事。至于摩拜单车，在北京和上海都少不了这样的事例：一些人出于无聊或恶意，刮掉车上的二维码或涂抹上脏东西、把车子堆积起来或砸变形，甚至推进河道里，还有使用者给单车套上自己的锁、停到自家院子，完全违背了“共享”的初衷。

这其中固然有部分是利益冲突引起的(例如不同于某些国外城市出租车少而私家车多的情形，国内的出租车司机容易感受到专车和摩拜单车在“抢生意”)，但恐怕更大程度上可归结为：不同社会条件带来的水土不服，因为共享经济要顺利运作，原本就需一系列前提保障，尤其是规则意识、契约精神以及一种强调权利与责任对等的个人主义。

共享经济隐含着一套个人信用体系：Airbnb的运作依赖一套房客与房东的相互打分系统，这种打分实际上就是信用评级。比如，一个房客不爱护房间，那么房东给他的差评，就会使他今后再用Airbnb系统订房时受到阻力，因为只要看到他过往记录的人，在租房给他前都会三思。

租车毕竟还好，尤其单车这种还是由专门公司统一提供的，而把自家居室分享出去，就格外检验社会信任度了。传统中国社会，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武雅士说过的，普遍从经验出发认定陌生人是危险的，更不要说那些身份特殊的陌生人，“大多数家庭会给停在自家门口的乞丐一碗饭或地瓜，但他们从不邀请乞丐进屋吃饭”。当然，前现代的西方社会同样排斥陌生人，而把家视为个人最后的城堡;但在1960年代以后，西方年轻人中逐渐兴起了一种“沙发客”(Couchsurfing)文化，即到异地旅游的穷游者如果享受了陌生人为他提供的食宿，下次也有义务为他人提供同样的分享作为交换。就此而言，Airbnb的出现仅仅是通过网络技术，将这一理念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线上服务平台。这背后最重要的支撑并非技术，而是那种让这一设想成真的自律自治的个人。

前年我去台湾旅游，曾在台北住了三晚民宿。民宿老板本人也热爱自助游，当我问起是否遇到过素质不高的租客时，他笑了下说：“那肯定会有啊!不过，世上总是好人多。”去年我在冲绳那霸也住了两晚公寓，预订、付款都通过Airbnb，房东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门钥匙放在门口挂的一把密码锁内，屋里一切准备好，入内自助即可。“世上总是好人多”毕竟是感性的语言，而冲绳遇到的看上去冷淡的不接触，则预设了对人的自觉性的信任——与国内酒店不同，日本的酒店和民宿，基本没有预防住客损坏或消费物品不告而预付押金的。

说到这些，大概难免会让国人再度感慨“素质”和“文明”，进而强调通过惩戒措施来加强对规则的遵守意识，必要的话，甚至可以用法律来约束。不过，正如日本记者村山宏在2013年所言：“如果单凭法律或教育就能改变人的话，那么无论哪个国家都只需二三十年便可成为‘文明国家’。但事实上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因为人的道德和礼仪，并不是靠法律来规范和纠正的，而只能靠民众自发的提升。必要的罚款或惩戒，也许能阻止一些人无所顾忌的破坏行为，但却也并非总是有效的。以色列曾有这样一个事例：一个儿童日托中心为应对许多家长总是迟到的问题，设定每人每次迟到需支付3美元罚金，出人意料的是，新条款实施后迟到者反而更多，因为小额罚金让人觉得迟到不是大问题，并且交罚金本身还减轻了他们原本迟到负有的愧疚感。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文明的进程”里，“羞耻感”有着如此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个人时刻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过分。

都说这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个人主义在上升，年轻一代崇尚坚持自我、乐于彰显个性和特立独行，但我有一个感觉：他们似乎更多是急于张扬自我的感受，而较少去顾及这是否会影响或妨碍别人。如果说在日本，“只要你不给别人添麻烦，无论怎样怪胎都随你”;那么在这里，一些人的可厌，并非因其怪胎，而是因为他们会给人添麻烦。一个人如果完全不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又不自我约束，那可想而知他是不会自觉纠正自己的任何行为的。

在贵州安顺，有位年轻的妈妈白发苍苍。2011年，12岁的儿子发生车祸后，35岁的孙元桃因焦虑过度，满头青丝竟在不到一月之间全部变白。更令人感动的是，在这位白发母亲的不懈努力下，车祸4个半月后，一直处于植物人状态的儿子终于被唤醒。

孙元桃与丈夫曾新林是湖南新化县人，早前一直在长沙打工，12岁的儿子曾山在安顺六中读初一。2011年12月1日清晨6时40分许，曾山上学路上遭遇车祸，当场昏迷不醒，送医后被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特重)，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孙元桃一直不肯放弃，每天呼唤着儿子的名字，还给他做全身按摩。当时每天她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在儿子车祸一个月，她满头青丝变成了白发。

在孙元桃的照料下，曾山逐渐恢复了部分记忆，能将一家人认全。但由于脑神经受损，他的智商仅相当于3岁左右的儿童。曾山时常病发住进医院，喜怒无常，一会儿怪笑，一会儿打人。孙元桃叹息说，曾山常对着家里人拳打脚踢，有时孙元桃只能用绳子把他拴在桌子上。除了打家人，曾山还会自残。

面对生活无法自理、喜怒无常的儿子，孙元桃决定再生一个孩子，等到将来自己不在了，由他来照顾残疾的哥哥。2015年，她生下一名男婴，取名曾健安，寓意健康、平安。孙元桃说，“他不仅要为自己活着，还要为哥哥活着。”而一旁的曾山则神情木讷地看着弟弟自言自语。他或许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婴儿和自己的命运有多大关系。

看到这段新闻，真为世事无常感到害怕。我们人类经过多生多世的轮回，兜兜转转。究竟这位母亲孙元桃与她儿子曾山经过多生以来有什么关系?是儿子曾山今世前来讨债抑或母亲孙元桃是来还债?这位母亲孙元桃再生个儿子来照顾哥哥，究竟大儿子是向小儿子报怨呢?抑或是小儿子前来给妈妈和哥哥报恩?

我非常感恩能恭闻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说法法音，明白了世事无常，人生的八苦，以及所有因缘果报的规律。也明白所有人际的关系，是离不开报恩、报怨、讨债、还债等四种缘。所以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要众善奉行、诸恶莫作，累积功德，向冤亲债主忏悔己过并将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化解前世多生的夙怨。更要精进学佛修行修法，证得成就，化解寃结及还果偿报就轻而易举了。

所谓“邻避”是个人或社区反对某种毗邻设施建设或土地使用，因为这类建设产生的利益由社会全体所共享，而带来的不良后果却多由当地居民承受，因此建设受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

近几年来核电、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厂等重大项目“邻避效应”日益凸显，而电、垃圾、污水处理等是大中城市发展面临也必须解决的重点项目。“处置很重要，但不能修在我家旁边”，“邻避效应”让部分垃圾焚烧发电等项目陷入“一建就反对、一反对就叫停”的困境。

2017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贺禹发起，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寿君、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王炳华等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提交了《服务国家战略，防范核电项目邻避冲突》的提案，建议建立政府主导、政企合力、上下贯通、统筹推进的核电科普和公众沟通模式，加强核电科普和宣传，为核电项目落地奠定公众基础。

4月24日，针对有竞争对手呼吁“全部销毁不具备卫星定位功能的共享单车”，ofo方面对新闻记者回应称，当看到一家受益于互联网开放、合作、共享精神，其创始人时时刻刻将“公益”“情怀”挂在嘴边的互联网创业企业，赫然吐出“强制”“销毁”这样的词语，这背后急于求胜的扭曲心态，令人深感痛心。

ofo方面指出，ofo小黄车目前已经与北斗导航北京公司开展了深度合作，正在加快量产拥有全球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的北斗智能锁，预计不久后北京市内小黄车的机械锁会全部替换为智能锁。作为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北斗导航的定位精准度比GPS定位系统更高。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在否定公共自行车系统多年来的建设成果，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从遵规守法的角度来说，是法盲，是对规则的无知与蔑视。”ofo方面表示。

ofo此番回应，针对的疑似摩拜单车。

4月21日，《北京市鼓励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企业投放车辆应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并安装卫星定位装置。

对此，摩拜单车方面回应称，公司的技术实力和运营服务水平与《征求意见稿》的各方面要求非常契合。摩拜方面呼吁相关政府部门，强制要求行业内所有企业立即召回、全部销毁不具备卫星定位功能的共享单车。

丽江作为国内成熟的景点，近年来成为不少人首选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也正成为这座古镇的支柱性产业，为其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

就在今年春节期间，丽江全市共接待海内外游客近60万人次，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47.92%，创近十年新高。与此同时，旅游综合收入比去年增长五成，达64754.43万元，是2008年的4倍多。

但热门景点近来也因“热门”事件，陷入舆论的漩涡。春节前，一条“丽江旅游被当地人故意毁容”的微博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此事件一直发酵至今;2月4日又爆出“游客在丽江一餐厅遭殴打”;童话作家郑渊洁在微博上提出对丽江古城收维护费的质疑，再把丽江推到了风口浪尖。

记者从多渠道随机截取16000余条网友留言，超6成网友表示，丽江旅游暴力事件屡现报端，归因于政府的作为不够;近8成网友认为，古城收维护费不合理，粗暴的设卡收费无异于饮鸩止渴;41%的人认为，整治旅游乱象，要拿出诚心，有关部门应妥善处理暴力事件并作出承诺;也有近3成网友看到系列事件后，表示不会再去丽江旅游。

社会公德是反映我国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社会公德包括很多方面。例如，文明要求人们举止文明待人友善。乐于助人告诉我们给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当我们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得到了感激。正如古人所云：“予人玫瑰，手留余香。”此外，社会公德还包括尊老爱幼，爱护环境和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是一个人道德的基本要求，这对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有积极的影响。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应该牢记这些纪律和要求，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4月8日，在西安市的602路公交车上，一位老人突然晕倒，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温暖人心。

这一幕发生在昨天(4月8号)上午9点多，西安602路公交车驾驶员刘涛驾车刚驶离交大商场站时，一位60多岁老年乘客突然晕倒在车厢里。

西安602路公交车驾驶员刘涛：“他浑身抽搐着，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要是耽搁的话，肯定有生命危险，就赶紧给他做心脏按压。”

车上的其他乘客也迅速围了上来，有人拿出随身携带的急救药，有人递水，还有人赶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西安602路公交车驾驶员刘涛：“乘客没有一个说，司机你开门，我要赶时间下班，大家都在一块帮忙出主意，头发花白的老婆婆，给我说要锤这一块，我和她一人一个胳膊，给(晕倒的)老年人锤这块。”

十几分钟后，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帮助下，晕倒的老人渐渐恢复了知觉，当救护车赶到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好转，为稳妥起见，老人还是被送到了医院做进一步观察。开了十几年公交车的刘涛告诉记者，昨天这样的突发事件，他还是第一次遇到，特别是热心乘客的举动让他也很受感动。

西安602路公交车驾驶员刘涛：“大家都互相不认识，但是在有人遇到危难的时候，大家都挺身而出，感觉还是好心人多。”

事发后，有人将这件事情编成文字发布在网上，众人齐心救治发病乘客的温暖画面，在网上也赢得不少人的点赞。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当时在场的两位热心乘客，她们说的最多的，就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在场乘客李女士：“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毕竟一个鲜活的生命，还是好人多。”

在场乘客王女士：“碰见遇到困难，或者有不幸的人，还是愿意伸出手去帮助的。”

5月18日，范雨素发表了最新作品《皮村过客》，与之前引起巨大轰动的《我是范雨素》不同，这篇文字几乎没有在朋友圈引起什么涟漪，阅读量也不再是10万+，而干巴巴的只有几千。

也正因此，有人说范雨素被舆论抛弃了。她如同划过夜空的烟火，瞬间绽放、瞬间熄灭。

当年，有个在西安KTV当服务生的年轻人，也曾经有很单纯而美好的音乐梦。后来，他被包装出了一首单曲，然后，风靡全国，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摩擦摩擦摩擦”的声音。

这个将自己叫做庞麦郎的年轻人，在成名之后，接受了一次知名的专访，就消失了。从此，好像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地球上已经失去了他的消息。

范雨素比庞麦郎好的地方在于，她又出了新作品。虽然，舆论反应一般，却也刷出了存在感。

不过，范雨素如此表现，似乎比庞麦郎玩人间蒸发，还要尴尬。这似乎更直接向大家呈现了一条可以预见的未来之路——昙花一现，而后归于沉寂。

人们对范雨素文章表现冷淡，其实也是有原因的。首先从文本来说，范雨素这篇新作的阅读体验并不好。与之前文本表现出的厚重、内敛、俏皮不同，《皮村过客》显得单薄、重复、啰嗦，甚至那种冷峻的幽默和理解力也找不到了，价值观也让人觉得有些Low。

这难免会影响阅读的快感。

简单举几个例子，例如，《我是范雨素》开篇那一句“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就足以打动人心、甚至直抵你的灵魂。虽然是化用了席慕蓉的诗句，但也丝毫没有违和感。

再比如，她形容自己的丈夫时说，“那个男人没有找我们。后来听说他从满洲里去了俄罗斯，现在大概醉倒在莫斯科的街头。”寥寥数语，将一个落魄、失意、不负责任的丈夫描摹得非常传神，甚至连底层夫妻之间那种微妙的冷漠情绪表达得也很传神。

遗憾的是，这些神来之笔，在《皮村过客》里都没有见到。在《皮村过客》中，范雨素对每个人的描写感觉都是浮于表面的，比喻用的并不恰当，也缺乏直抵人心的描写。总之，那个曾经让人耳目一新的范雨素不见了。

早在范雨素成名之初，有人指出“范雨素文本的社会价值大于其文学价值。”而《皮村过客》中，范雨素丢失的恰恰是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介入与关注。

虽然新作描述的还是普通人、还是皮村，但是写作者的视角发生了很大变化，看上去她更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臧否每个人;她甚至欲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读者头上，强迫读者接受，而缺乏对这些人物耐心、细致的描摹。

这样的范雨素执拗、固执，叙事失去公共性，就变成了个人呓语。这不是公众所期待的范雨素。

对很多人而言，范雨素的底层标签无法撕掉，不管她是否喜欢这个标签。

遗憾的是，在范雨素新作中，读者无法看到这些皮村众生的真实想法、真实生活状态，也难以令人产生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说，失去对生活的深度关注与公共性，这就是她新作失败、被舆论抛弃的最根本原因。

有人说，这就是她的正常水平，言外之意是说，一个草根写作者的水平不过尔尔，大有将其“打回原形”的意思。不过，这种傲娇的精英姿态颇不厚道。毕竟，不是每个人的作品都能保持在一个相同的水准，有高潮、有低谷，这也算是常态。

我们也不能用一篇文章否定范雨素日后的创作。

这却也给范雨素们提了一个醒，如果对文学有梦，还想走的更远，还是要沉静打磨。舆论场对个人的关注往往率性而来，急速而去。

这些年有很多草根逆袭成功的，如筷子兄弟，现在俨然已经成为主流音乐人。但是，也有一时成名，却又泯然众生的。我们已经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才能看到旭日阳刚，西单女孩正在北京郊区的房子里宅着，庞麦郎的歌声还在，人早已无影无踪。

我们真心不希望，范雨素变成庞麦郎。在很多人的期待议程中，每一个让社会惊艳到的底层明星，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回报，而有更理想的生活，但是，这一切，还是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具备了和社会在未来继续互动下去的能力。

昙花一现，不是草根逆袭成功，最多只是大众传播时代一次性的快消品。

只有用创新的毕业仪式与独具魅力的校园文化，让学生的毕业需求得到满足，毕业情感得到释放，学生们才不必在“撕书节”中感受毕业的滋味。

十七八岁的高三学生，更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往往只图自己一时痛快;能考虑到保洁阿姨的辛苦，并发自内心致歉，这名女生的推己及人之心值得赞赏。我相信，在写这封致歉信时，她的心中也充满了无奈——即便她不认可撕书的行为，也无力阻止同窗们的疯狂宣泄。

撕书这事儿在好多年前就有了，近年来更是成为不少高中毕业班的保留节目，美其名曰“撕书节”。可为什么这种粗暴对待书本、知识、财物的行为，没有得到校方阻止，反而蔚然成风呢?因为很多教育工作者也知道，即将面临高考、告别中学的学生，需要特殊的纪念仪式和宣泄活动。“撕书节”宣告了学生们对应试教育的反感与不满，是高中生对毕业活动的“私人定制”，是“我的青春我做主”的个性张扬。

撕书虽有其原由，不代表就是一种值得倡导的方式。高考这一关确实很艰难，但在漫长的人生中，我们还会遇到很多更难过的坎儿、更艰巨的考验，它们哪一个都不比高考轻松。比如今后在工作中受委屈了，能把跟客户的合同撕了吗?能把老板打一顿吗?如果说迷恋这种暴力带来的快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减压，那么就很不利于今后的人生成长。

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一定要设法终结“撕书节”这种糟粕的毕业文化。但是，简单的禁令很可能无效(过去也有地方教育部门颁布过“撕书禁令”)，必须为学生们安排更好的“毕业礼”，给学生们一个机会来回顾、总结，去憧憬、祝福，以“毕业礼”替代“撕书节”。现如今，很多学校不是没有毕业典礼，但往往着眼于宏观视角，重复着校领导讲话和表彰优秀毕业生的机械流程，大多数毕业生觉得事不关己，学生的情感需求在“传统毕业仪式”中无法得到满足。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学习一些世界名校的做法，在“毕业礼”中多尊重个性，体现学生价值，不让学生沦为配角。比如可以举办一场舞会或校园游园活动，邀请知名校友与学生谈心，给更多学生发表毕业感言的机会，让各班组织一次特色班级活动等等。只有用创新的毕业仪式与独具魅力的校园文化，让学生的毕业需求得到满足，毕业情感得到释放，学生们才不必在“撕书节”中感受毕业的滋味。

中国老兵王琪被困印度54年的消息近日持续引发关注。2月4日至5日，《环球时报》记者跟随中国驻印度使馆工作组，两次来到王琪位于印度中央邦蒂罗迪村的家，了解他的境况和想法。78岁的王琪向《环球时报》记者详细讲述了他误入印度领土被抓、被监禁至流放、娶妻成家、回国申请遭拒的过程。他的境遇引起中国和印度外交部门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6日表示，近年来，中国驻印度使馆一直与王琪老人保持联系，为他顺利回国探亲进行着不懈努力，包括推动印方为老人及时办理相应出入境手续。中国驻印使馆已在2013年为老人颁发了为期10年的中国护照，并从那时起每年向其提供一定的生活资助。我们相信，在中印双方共同努力下，在尊重当事人本人意愿的前提下，此事一定能够得到圆满解决。

根据王琪叙述，他当时是一名驻扎在中印边界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管理机械设备。1963年元旦假期期间，他请假出营地游玩，却误入附近森林迷路，找了两天也没有找到营地。由于附近森林虎狼出没，王琪非常害怕，于是向遇到的一辆印度红十字会的汽车求救。王琪当时认为，中印战争已经结束，中国释放了大批印度战俘，印度也会把他送回中国。没想到，印度红十字会将其送到了印度军营，其间王琪在车上路过一个红十字会营地，看到了中国红十字会标示，刚想要呼喊，却被印度人捂住嘴。

王琪给《环球时报》记者出示的1968年旁遮普邦内政厅的监押文件显示，他是因“非法进入印度领土，威胁印度国家安全”而被逮捕。印度人把王琪当作间谍送往首都新德里监狱进行拷打讯问。因为王琪是工程兵，没挖出什么信息，之后印度政府将其送往印度旁遮普邦监狱关押。王琪提供给《环球时报》记者的几份旁遮普内政厅监押和释放文件，均显示了王琪被关押的时间。

“是不是有很多垃圾观众，才形成了那么多垃圾电影?”“你如果不去给他捧场，他就没有生存空间，那制作人就不去制作这些垃圾电影。”这两天，“老炮儿”冯小刚导演在某论坛公开“放炮”，指责观众。刺耳甚至略显激烈的言论甫一曝光，便迅速在网上引发热议。

不可否认，在如今的电影市场，粉丝盲目追星、制作人热衷于用“小鲜肉”吸引眼球、投资方极力追逐“粉丝经济”等现象，确实存在。这在客观上，也制造了一种怪现象：质量不高，却票房高企;骂声一片，却上座率居高。从这个角度来看，“老炮儿”的言论虽然刺耳，却也不失为一种提醒：不管是粉丝，还是演员，抑或是制片人，都需要以质量作为准绳。

应该看到，经过这么多年的浇灌，大部分观众的观影水平早已得到极大的提升。尽管观众的需求是多样的，有人喜欢“烧脑”的硬科幻，有人喜欢唯美的文艺片，有人喜欢“以荒诞折射意义”的喜剧，但电影作品的质量始终是观众评判的最高标准。从《夏洛特烦恼》到《大圣归来》再到最近的《摔跤吧!爸爸》，正是观众的口碑，才让这些好作品得以从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脱颖而出，逆袭赢得高票房。一句话，“电影市场里，从来不缺发现好电影的那双眼睛”。

把某些电影质量不高归咎于观众的观影水平，多少显得有失偏颇。更重要的是，这是对电影制作方所应承担责任的一种开脱。有网友说得好，“当没有优质餐饮供应的时候，人们不会就此停止外出就餐，只是不得不在垃圾餐厅和路边摊里做出选择。”话虽粗糙，却道出了多数人的心声。观影本就是刚需的大众娱乐，但当电影制作者都热衷于“挣快钱”，而忘记了艺术创作的“初心”;院线排片都向“资本”看齐，不顾故事完整与否、细节饱满与否、讲述踏实与否，观众又有其他的选择吗?一定意义上，处于电影产业上游的制作方，对“用好作品引导电影市场”，应负担起更大的责任。毕竟，在有限的选择面前，观众本身就是被动和无奈的。

把视线拉长，在时间的序列里，也只有好电影，才能收获长久的掌声。作品质量不佳，或许能赢得一时的票房，但失去的却是与观众、与市场一同成长的机会。只有好作品，才能真正让观众成为“一个读者、听者和观者的有机整体”，观众也才会以发自内心的礼赞，致敬作品。因此，与其抱怨观众垃圾，不如认真耕耘作品。

究竟是观众引导电影，还是电影塑造观众?争论这样的问题，或许并没有什么意义。蛋生鸡，鸡生蛋，哪个在前，也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诚心诚意，以作品说话，我自然会口碑和掌声致敬真心。说到底，好观众总是与好电影共同成长的。

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廖道明律师因为“媒体天天宣传”，于是在上周末连续观看了20集《人民的名义》剧情。在他看来，剧中大风厂的剧情设置，有诸多可以解读的法律问题。

电视剧中，大风厂为了得到银行的续贷(一般要先归还银行先前的贷款后，再重新申请贷款)，向山水集团借了5000万元作为过桥资金，同时以厂长蔡成功及员工持有大风厂的股权作质押。

当大风厂向银行归还了5000万元的贷款后，银行并没有同意续贷。大风厂无法按期归还山水集团的贷款后，法院将蔡成功及员工持有大风厂的全部股权判决给山水集团。接着大风厂破产，由政府垫付一千多名员工的安置费，山水集团得到大风厂的地块，准备拆迁厂房用于房地产开发。

编剧周梅森曾在接受正义网采访时表示，设置大风厂的剧情是有意为之。

“有些老百姓的心态就是这样：你贪官弄走几个亿几十个亿关我什么事?!那是国库的，你不弄走我也拿不走分不到，有本事你把省委市委的大楼抱回家去，只要我家的几间小屋你们别碰就行了。”

“写一个破产工厂，在腐败的侵蚀下，人民付出了怎样沉重的血淋淋的代价，痛定思痛，这就找到了老百姓拥护反腐的原因……所以现在写反腐作品，一定要把腐败如何伤害人民的利益，如何伤害‘你我他’讲讲清楚，这是作家能做的。”周梅森说。

4月12日，廖道明在个人微信公号上发表了《律师详解大风厂股权及相关法律问题》一文，分析了大风厂股权纠纷中的五处法律问题。

近日，四川省崇州市锦江乡女子蒋菊英称，自己长期被年近七旬的老伴彭长根家暴。最近一次被打发生在十多天前，老伴将她捆绑殴打，还逼她喝下百草枯农药。

蒋菊英家属向北京时间“暴风眼”(微信号：btime007)提供的病危通知书显示，她被诊断为“百草枯中毒，多器官损害，呼吸衰竭”。

蒋菊英经抢救后病情有所好转，家属事后已报警，立案通知书显示，“彭长根虐待一案已立案侦查”。

北京时间“暴风眼”联系当地派出所，一名民警称“是蒋菊英的女儿报的警，彭长根现在被拘留了，案子目前还在审理当中。”

喜欢印度电视剧和电影，也许是源于印度是佛陀的故乡。但这一次是冲着阿米尔•汗去的，去之前看了点影片的宣传预告，得知他为了这部影片疯狂增肥，一个月的时间，从138斤的美男子变成了194斤，体脂含量37%的55岁胖大爷，然后拍完老年的部分又花了5个月的时间疯狂减肥，才回归体重144斤，体脂9.8%的男神，才回去拍29岁的部分。

对他而言，演19岁的年轻帅气男青年很容易做到，而让自己增胖那么多又成功减肥的过程就很励志。他先拍了19岁，然后拍55岁，最后拍29岁的部分。就是怕自己没有动力减回体重。这充分说明他是一个敢于挑战自己的智慧勇士。给自己动力，又坚持去做，最终会获得成功。

影片中他培养的“两个儿子”一样的女儿，成为了非常出色的摔跤选手，两个女儿都拿到全国冠军，最后吉塔还成为了世界冠军，得奖的过程是艰辛艰苦的。大女儿吉塔和二女儿巴比塔在初期训练时非常难受，几度反抗，经过一次参加朋友14岁女孩的婚礼后得到新娘子的开导，明白了爸爸对她们的良苦用心。

在印度的封建传统思想里，很多女孩14岁就要被送出去嫁给一个没见过面的陌生男子，为丈夫家洗衣做饭生孩子。吉塔和巴比塔的爸爸却不顾众人的嘲笑，让她们学习摔跤，把自己过去所有的摔跤比赛经验都传授给她们了。

在训练初期时，影片中穿插着有趣的印度歌：“哦，爸爸，请不要这样折磨我们。爸爸，您对我们太残酷了，我们快要累死了，请您仁慈一些，我们还是个孩子。这么多戒律，我们宁愿去死。爸爸，您剥夺了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这简直是虐待。赤裸裸的虐待。没有聚餐，没有郊游……”经过无比艰辛努力的训练，她们在地方赛上打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最后吉塔在世界摔跤比赛上，为印度拿下了金牌，成为了冠军，让印度的国歌在世间人们耳边嘹亮的响起。要获得一枚世界级赛场比赛的冠军，是多么的不容易。训练的汗水，放弃俗世的享乐，放下过去成绩的傲慢，永不言败的强大内心，这不仅赢得了金牌，更是战胜了自己。

在童婚盛行，女性严重的受到了歧视的印度，这两个女孩的命运彻底的改写了。

在中国，我也是一名女性，但我并未受到歧视，可是我也将女性的柔弱标签偶尔贴在自己身上，我喜欢舒适，放松的慢生活，这滋生了许多惰性。

XX市人民检察院：

举报人：公民姓名、女、村民、19XX年10月6日出生(XX岁)、住××镇××村680号、手机：1499XXXX4。

被举报人：公民姓名、男、村长、XX岁、住XX镇XX村086号，电话：XXXXXXX。

举报的违法事实：XXX村长涉嫌贪污村民的XXX公款，报告XXXXX市人民检察院依法调查处理。

附证据：

1、复印件N张。

2、证人2人(张XX、王XX)。

举报人：XX(匿名或者实名)

存档：XXX(举报人留存)

X年X月X日

说到身残志坚，首先想到的是华罗庚、张海迪、霍金和海伦凯勒等等名人，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身残志坚的励志故事，其中也不乏80后一代的励志名人故事。比如接下来小编要介绍的这位盲人老师李乾平，1985年出生于重庆一个普通家庭，20多年前，出生不久的李乾平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眼疾，昂贵的治疗费用让原本就贫困的家庭不堪重负，父母曾一度含泪将他遗弃，庆幸被邻居捡了并把他送了回来。李乾平很小就有异于常人的音乐天赋，通过学习，他精通多种乐器，参加过全国多项比赛，考上了音乐学院。毕业后，李乾平回到了重庆特殊教育中心成为了一位音乐教师。他已独自创作了十多首歌曲，还登上了《中国梦想秀》、《幸福来敲门》等舞台。李乾平说：“音乐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音乐就是我的眼，我要用音乐为盲童传递光明。”

作家海伦·凯勒说：“知识就是我的幸福。”对于80后盲人教师李乾平说：“音乐就是我的幸福”。

版权面前，没有任何一次维权是应该被无视的，更没有任何一次侵权可以是理直气壮的。

因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简称“跑男”)中含有大量与动画片《葫芦兄弟》内容相似的情节，《葫芦兄弟》所属公司认为著作权被侵犯，将前者的制作及传播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立即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侵权行为消除影响及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日前，北京海淀法院已受理此案。(见4月12日《北京青年报》)

《葫芦兄弟》起诉《奔跑吧兄弟》侵权，立即引发大量关注与讨论。这本是一场版权之争，然而由于《奔跑吧兄弟》受热捧，对《葫芦兄弟》形成了人气上的碾压，一些网友竟将关于版权的讨论引入谩骂的歧路，似乎侵权有理、维权该骂。

根据《著作权法》规定，作者享有作品的著作权，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发表、使用、篡改他人作品的行为构成侵权。《奔跑吧兄弟》未经授权大量模仿、使用了《葫芦兄弟》中的内容，由此看来,其侵权的嫌疑很大。当然，最终结论要看法院判决，在判决结果出来前，《葫芦兄弟》的维权行动应当得到理解与尊重。

然而，一些人等不及法院的审理便急忙声讨“葫芦娃”。在他们看来，明星节目因为人气火热、市场价值大就高人一等，使用他人版权内容非但不是侵权，而且是对被使用者的抬举——网络舆论大有因节目热播聚集人气而颠倒版权之争黑白的趋势。如此“人气决定一切”、以热度和能量来判断是非的观点，非常荒谬，人气背景和舆论气势对正常的权益探讨形成了不正常的压制，令人不安。

无论结果如何，《奔跑吧兄弟》被诉都为其他热播明星综艺节目敲响了警钟。很多热播综艺节目人气高、影响力大，但又往往容易忽视版权意识，存在擅用他人版权内容的情况。其实，从版权层面来讲，无论侵权方是热播节目还是普通电视节目，无论版权方是名人名家还是普通作者，他们在版权上的权益都是平等的，都应当得到客观公正的对待。

《葫芦兄弟》维权遭冷嘲热讽，反映出当前一些人版权意识不足。版权面前，没有任何一次维权应该被无视，更没有任何一次侵权可以理直气壮。期待更多明星节目能够增强版权意识，千万别做知识产权保护的反面教材。

​​近几年来，“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说法时常见诸舆论。在例如顶级高校农村娃比例渐少、招聘市场越发偏爱城市青年的报道中，人们似乎发现，尽管中国人口素质、教育水平有了巨大提升，但物质条件、生活阅历方面的差距仍然是一大批“寒门青年”出人头地的障碍。情况是否如此有待验证，但“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社会焦虑却现实存在。

谁才是今天社会中的“贵子”?“贵”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升官发财，也不意味着必须拥有多么高的社会地位，而是代表着人生进步的可能性以及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富二代、官二代无疑符合传统意义上的“贵”，但如果没有一技之长，不能凭借自身本领干事创业，所谓“贵”也不过停留在人生的浅表。相反，白手起家的寒门青年，凭借自身努力打拼出一片天地，创造了属于自己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贵子”的称谓自然当之无愧。作为哈佛大学优秀毕业生代表之一的中国寒门学子何江，曾讲到自己成功的经验：“每到一个更大的地方、更大的平台，你会发现自己不懂的东西很多，而我相对来说，好奇心比较多，我就会有压力去把它学会，让自己不断补足短处。”

同时，网络文化高度繁荣的今天，寒门青年逆袭的方式也更加多元。之前，网名为“搬砖小伟”的湖北青年石神伟，凭借一系列自制的高难度健身视频，在短视频分享平台上吸引了超过百万粉丝。这位寒门青年从留守儿童、网瘾少年一路走来，用健身不断磨练和改变自己，传递着积极进取、拼搏向上的正能量，感动了无数网友。今天，许多像“搬砖小伟”这样寒门出身的“网红”，借助网络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也为社会进步传递着正能量。有人感慨，小伟的坚韧、低调和朴素，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他是真正属于今天的“寒门贵子”。可以说，传播结构扁平化的互联网，为不少寒门青年打开了一扇改变人生的窗户，也创造了另外一种生命的可能。

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他拥有的社会信任和社会支持力量相关。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工作平台确实影响着一个人的成长路径。然而在价值多元化、传播渠道扁平化的今天，不仅“贵子”的意涵有了更为丰富的面向，同时由网络构成的“强大朋友圈”，也时常能为寒门青年走向成功提供强大的社会支持力量。

一篇流行于网络的演讲词《寒门贵子》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出身豪门的，我们都要靠自己!所以你要相信：命运给你一个比别人低的起点是想告诉你，让你用你的一生去奋斗出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 这并不是鸡汤，而是说出了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寒门能否出贵子，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关于“命运”的话题，而是一个关于“奋斗”的故事。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老干部工作会上，老干部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资源，希望广大老干部珍惜光荣历史，不忘革命初心，永葆政治本色，继续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支持者和模范践行者，继续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好中国声音。听老干部讲故事，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财富的传承。

“过去是现在的财富。”尊重老干部不仅仅是出于道德礼貌的“敬老”传统，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老干部是党和人民事业的一笔巨大的财富，是党的干部队伍传承的重要环节。党和人民的事业上有传承、下有绵延的长久事业，这其中有创新，但需要的是在汲取经验基础上的创新;这其中有变革，但需要的是在吸取教训基础上的变革。对过去经验的回顾、对过往失败的总结，这些都可以从老干部讲给我们的“过去的故事”中获得。

怀着对奋斗历史的仰望，听老干部讲“辉煌的故事”。老干部是一部活的党史国史纪念册，他们常常骄傲地谈起“当年的故事”，有从军背景的老干部喜欢讲部队的故事，抗洪抢险的惊天动地，不眠不休地护国保家;在基层多年的老干部喜欢讲农民的故事，税费改革的前世今生，农村生活的巨大变迁。这些是故事，也是建党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国家的发展变化的一幅幅剪影、一帧帧画面。倾听这些故事，鲜活的、身边人讲述的故事，既能够从中感受到前辈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热诚，也能够感受到中华大地的奋斗变幻。

怀着对过往历史的反思，听老干部讲“失败的故事”。老干部积累的不仅仅有成功的经验，更多的是对过去的总结和反思。很多工作，不经历不知其艰难。老干部值得中青年干部尊敬在于其经历的丰富性，经历本身就是财富，更在于身边的老干部都以极大的人生智慧反思自我、反思工作，并怀着“让年轻人少走弯路”的热诚愿意倾囊相授。这是多么好的机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倾听老干部唠叨当年失败的精力，倾听他们分辨当时那些做得不对、如何做的更好的反思，对中青年干部是一笔巨大的成长加持。

怀着对党和国家的热诚，听老干部讲“忠诚的故事”。现在的老干部多是从当年的烽火连天岁月中走来、从奋斗伊始的改革开放之初走来，他们的思想、理念、行动都带着天然的“忠诚烙印”。对老干部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常有一句口头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教育年轻人的时候会说起，回忆过去工作的时候会说起，谈起纪律规矩的时候会说起。倾听他们的故事，你会时时刻刻感觉到一种身为党员的自豪，一种身为党员的自律，一种身为党员的坚守。“忠诚”已经内化成他们的灵魂思想，已经内化为他们内心的价值坚守。这对于今天时代背景下，理想信念需要固化、坚定的中青年干部尤为重要，需要熏陶。

“尊老”从倾听开始，倾听之后需要思想上、行动上的看齐、传承。党和人民的事业需要中青年干部接过奋斗的接力棒，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老干部传帮带的护航。

从4月10日开始，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下简称中大医院)心血管内科门诊部，常能看到这样暖心一幕：一位老人，笑呵呵地坐在一旁，看着身边的医生吃饭，氛围安静而温馨。

新闻记者了解到，这位医生是该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王宇，老人是王宇认识多年的患者——年届八旬的万金祥老人。

“一直想报答他，没什么机会，看到他脚骨折了，行动不方便，我就想着给他送送饭。”万金祥老人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说：“小事一桩，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王宇说，他身边的医务工作者中，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从病人角度出发，换位思考，多去关心患者，患者才会信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