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对抗秋冬，我是90后影后春夏(推荐20篇)

记者问汪涵：“如果有一天你没那么走红了，还会那么快乐吗？你的生活水准已经到了这么高的层次，如果再回到10年前的水平，你能忍受吗？”

汪涵笑笑，诚恳地说：“你如果没有钱请你的女人看电影，你就带她看星星。一样的，黑黑的幕，上面有光，还不要钱。500元你打乒乓球，5000元你打保龄球，5万元你打高尔夫，都是出汗的。你赚了1000万元，你体内产生的肾上腺激素不会比赚500元产生的多很多。有一次我看到，拖板车的师傅把车拼到一起，把身上的钱攥成一把，丢在板车上，觉得这些钱可以给太太买条围巾，让儿子多补课，那种笑容极其灿烂，很多时候快乐和钱没关系。如果再回到10年前，我也能够忍受，无非是一张床、三顿饭。生活品质的好不好和你的朋友有关系，只要身边不缺少讲真心话的人。你喝1982年的红酒，无非是想和那个人好好聊聊天，没有红酒你就喝点绿茶，一样可以讲真心话。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人就是主人。”

快乐来源于哪里？有人说，快乐是春天的鲜花、夏天的绿荫、秋天的野果、冬天的飞雪。一个会心的微笑，一次真诚的握手，一场倾心的交谈，都是快乐的事情。汪涵用真诚的话语，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快乐的源泉和意义，快乐其实很简单，快乐就在我们身边。

夜，已经很深了，马雅可夫斯基还在紧张地工作着。可是睡魔纠缠得越来越厉害，他觉得头很沉，眼皮象是要被胶水粘住似的，怎么也睁不开。实在没法再工作下去了，他只得横下心来躺一会儿。

他跑到厨房里拿来了一大块劈柴，放在床上，将头枕在劈柴上面就呼噜呼噜地睡着了。带棱带角的劈柴，将后脑勺的皮肉压了一条深深的印痕，他在睡梦中略微翻动了一下身子，便觉得脑袋疼痛难忍，惊醒过来，于是一跃而起，又重新继续他的工作了。

这就是马雅可夫斯基独创的“劈柴替枕法”，真可谓别出心裁。那时他在罗斯塔做革命宣传工作，工作极度紧张，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严寒的冬天到了，也是一天到晚在没有生火、冰冷的工作室里忙碌，而且往往回家后还要“加班”。有时实在太累了，他就稍睡一会儿，为了怕睡过去忘记醒来，就想了个用劈柴作枕头的办法。

马雅可夫斯募对待工作从来就是这样勤奋、顽强、坚忍的。一九一五年的春夏季节，他住在芬斯基海湾库阿卡拉的别墅里，创作一首长诗。每天天一亮他就到库阿卡拉海岸上来了，这里有许多又圆又滑的大石头从水里露出来。人们看见他站在这些大石头上，从这一块走到那一块，有时停下脚步，吸几口烟。然后又迈步走着，时而放慢脚步，时而又加快脚步，时而眉心紧皱;时而又显得悠闲轻松。就这样连续三个、四个、五个钟头，不住地吟咏着，挑选着需要的字眼，组成合适的诗句。想出儿行诗来以后，就把它写在香烟盒子上，或者干脆记在心里，再往下“搜索枯肠”，继续工作。

马雅可夫斯基写作著名长诗《列宁》时，首先专心致志地研究了列宁的传记和有关的回忆录，以及列宁本人的论文和演说，然后进行紧张的写作。

据马雅可夫斯基的朋友—青年诗人阿谢也夫回忆，当时“他跟谁也不说话，免得分心注意别的事情。他上别墅去住，在那里独自住了三个月。他感到自己在这个巨大的主题面前负有很重大的责任。”

另一位目击者回忆说:“他正在写作长诗《列宁》，旅行皮箱里放满了列宁的著作和论述列宁的书，在海滨浴场上，饭馆里，散步时—到处都掏出一个黑漆布面的小册子。微动着嘴唇，哼哼哪卿地写出了涌入脑海的诗句。”

经过六个月的艰苦劳动之后，长诗完成了。当马雅可夫斯基在群众中朗诵之后，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报纸当时是这样报道的:“大厅里挤满了人。长诗博得整个大厅的热烈鼓掌。开始讨论时，许多同志都说，这是歌颂列宁的作品中的最有力的一篇。绝大多数发言者都不谋而合地一致认为:这部长诗完全是我们的。马雅可夫斯基写了这首长诗，是做了一件无产阶级的大事。”

勤奋刻苦的马雅可夫斯基，一生中成就卓著。斯大林曾经赞扬他说:“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

爱因斯坦小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相反，当别人家的孩子都开始学说话的时候，已经三岁的爱因斯坦才“牙牙”学语。当比他小两岁的妹妹玛伽都已经能和邻居交谈了，爱因斯坦说起话来却还是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被一些邻居认为是白痴。但是，担任电机工程师的父亲，却没有对儿子失去信心，他想方设法地让爱因斯坦发展智力。父亲为儿子买来积木，教他搭房子。小爱因斯坦每搭了一层，父亲便表扬和鼓励一次。在这种激励下，爱因斯坦一直搭到了十四层。

爱因斯坦长到六岁的时候，语言能力仍然很差。一天到晚也说不了几句话，七岁的时候，父母把他送到学校，学校死板的教学让他提不起精神，常常不能按时完成作业，老师们都认为这个学生是一个傻瓜。但是，父亲却鼓励爱因斯坦：“我觉得你并不笨，别人会做的，你虽然做得一般，却并不比他们差多少，但是，你会做的事情，他们却一点都不会做。你表现得没有他们好，是因为你的思维和他们不一样，我相信你一定会在某一方面比任何人都做得好。”父亲的鼓励，使爱因斯坦振作起来。

爱因斯坦的母亲贤惠能干、文化修养极高，她对自己的儿子百般呵护和鼓励。爱因斯坦小时候常常爱提出一些怪问题。如指南针为什么总是指向南方?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空间?别人都以为他是个傻孩子。可是，爱因斯坦的母亲却十分自信地认为：“我的小爱因斯坦并不傻，他将来一定是位了不起的大学教授!”

就这样，在父母的鼓励和爱护下，爱因斯坦的智力迅速发展，对科学产生了强烈的爱好，并开始走向科学研究的巅峰之路。

到江苏淮阴旅游的人，大都忘不了参观明代文学家吴承恩的故居射阳簃。据那一带的老人们讲，吴承恩小时候家里挺穷，常常连买纸张的钱也挤不出来。

吴承恩的父亲是个读书人。为了教孩子读书写字，可没少花了心血。有一天，他从湖边经过，发现一堆被农民扔掉的蒲根，便拾了几根带回家，先是洗净，晒干，然后把它剥开，铺平，叫小承恩在上面写字。

吴承恩撅起小嘴，不高兴地说：在蒲根上写字，多难受啊!

父亲见承恩老是不想动笔，便心平气和地说：你还记得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故事吗?他小的时候，家境比咱更难，连笔墨都买不起。他母亲就叫他用芦柴棒子在地上学着写字。还有抗金英雄岳飞，小时候也是用树枝在沙上练字的。现在，你能用笔墨在蒲根上写字，难道还不该满足吗?

听了父亲的话，吴承恩深受感动，当即惭愧地承认了错误。从此，他一有空儿就到湖边抱回一堆蒲根，学着父亲的办法整理好，然后在根片上一笔一画地写啊，写啊，不知不觉，用过的蒲根就堆了一人多高。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吴承恩通过勤学苦练，不但把字儿练得超群出众，而且练出了一手人人叹服的好文章。他成年后，还创作成功了妇幼皆知的不朽名着《西游记》呢!

马援(前14-后49)是汉代一位有名的将领。他幼年父母双亡，由其兄马况抚养成人。他从小胸怀大志，眼光高远，深为其兄器重。王莽时期，马援在军队里当个小军官。一次上司派他率队押送一些犯人，在途中，马援看到犯人们哭得挺伤心，不由动了侧隐之心，便把犯人们都放了。私放犯人是大罪，马援只得逃亡到北方的边境上，躲避朝廷的追捕。

碰巧时间没多长，赶上朝廷大赦，马援也得以免罪。之后，他就在那里经营畜牧业和农业。他心胸宽广，乐于助人，为人忠厚而有远见，没几年功夫，来归附他的人竟有好几百。他常对身边的人们说：做人不能因为贫穷潦倒而丧失志气，不能因为年纪老迈而颓唐， "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不几年，马援有了几千头牛、羊和马匹，几万斛粮食，家产多得花不完用不尽，但他不为物累，仍旧和从前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他曾感慨地对人说：财产之所以可贵，在于能够帮助人；要不然，做个守财奴有什么意思呢?"后来，怀着高远志向的马援果然把财产分给了他的本家和亲友，自己空身外出投军谋事，后归附了汉光武帝刘秀，为国家立了很多功劳。

在《中华成语故事》中，这个成语——“程门立雪”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深刻体会的成语之一。宋朝时，有一位学问的人，名叫杨时。他对老师十分尊敬，一向虚心好学。“程门立雪”便是他尊敬老师.刻苦学习的一段小故事。杨时在青年时代非常用功。后来中了进士，他不愿做官，继续访师求教，钻研学问。当时程颢、程颐兄弟俩是全国有名的学问家，杨时先是拜程颢为老师，学到不少知识。四年后，程颢逝世了，为了继续学习，他有拜程颐为老师。这时候，杨时已经四十岁了，但对老师还是那么谦虚.恭敬。一天，天空浓云密布，眼看一场大雪要到。午饭后，杨时为请教一个问题，约了同学一起去程颐家。守门人说程颐正在睡觉。他们不愿打扰，便在门口守着。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雪花在头上飘舞，凛冽的寒气，冻的他们浑身发抖。他们仍旧站在门口守着。过了好长时间，程颐醒过来了，这才知道杨时他们在门完雪地里等了很久，便。赶快叫他们进去。这时候，门外的雪，已经积得有一尺多厚了。杨时这种尊敬老师的优良品德，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赞。这个成语所表达的意义已经非产明显，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学习的优异，需要汗水的付出，才有回报。然而，现在的这个时代，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这种刻苦努力的精神，越来越少，希望通过这个成语，能让大家找会这种精神。

14岁就辍学打工，他当过保安、清洁工、餐馆服务员等，尝尽人生冷暖。直到与相声结缘，在恩师郭德纲的栽培下，成长为“相声界阿甘”，人生才发生了转折。正因为自己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所以岳云鹏对身边的人更加的看重。

德云社与旗下演员重新签约，岳云鹏选择了最长年限10年。有朋友劝他再考虑考虑，签那么长时间的约会吃亏的。岳云鹏摇了摇头说：“我认定了这辈子跟着他。师父对我有救命之恩，他救了我妈，给接到北京做手术。我过了那么多年苦日子，遇见这么多人，我觉得师父对我最好。”后来，在德云社的安排下，岳云鹏开始在影视上频频露脸，对此，岳云鹏表示自己做不了主：“我是公司的艺人，公司叫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没有任何权力否定这件事，师父指哪儿我打哪儿。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昔日自己的妈妈病了，没钱的岳云鹏一筹不展，是师父在紧要关头出手相助。历经人间坎坷的岳云鹏，把师父关键时候的帮助视为天恩，给予对方万分的信任，甘愿将自己的事业发展交于对方手中。一番坦诚的托付，打动了所有人。

家里太穷了，14岁的岳云鹏辍学后，去投奔在北京郊区的一家纺织厂工作的五姐。五姐为了帮他找工作，受尽了人们的白眼。五姐的生活条件也很苦，但为了照顾他，宁可自己过得更苦。五姐的爱，岳云鹏始终不忘，总说如果没有五姐就没有今天的他。自己条件好了，更是时刻不忘五姐，经常给五姐买这买那。结婚之前，岳云鹏很严肃地跟老婆说：“如果我们俩结婚了，你孝敬我的父母，这是最基本的，但我还有个五姐。你随便使唤我，对我不好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对我五姐有丝毫不对，我一定不容你，这日子不可能过下去。当然，这些不是我爱你的交换条件，但你只有爱我的家人，我才会更爱你！”

在和五姐相依为命那段时间，岳云鹏看到五姐不顾自己的苦日子一心一意帮助自己，于是在内心对五姐攒下了深厚感激，并因此念念不忘去回报对方，甚至对那个即将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他也是把五姐放在比她更高的位置。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写道：“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苦尽甘来的岳云鹏心里装的都是五姐的好，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敦厚与真诚。

《五环之歌》让不听相声的人也知道了岳云鹏，岳云鹏也记不清究竟唱了多少遍，一想到这首歌，他都有想吐的感觉。可尽管这样，岳云鹏知道，来看节目的观众，总会有没听过自己唱这首歌的，而且这些人就是冲着这首歌来的。“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他们挣钱也不容易。只要大伙想听，我总要把这首歌唱第N+1遍，而且始终像唱第一遍那样真心、投入，让大家觉得花的钱值，高高兴兴地来，高高兴兴地回去。”《五环之歌》成了每场必唱的保留曲目，看到大家高兴了，岳云鹏脸上也露出特有的笑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深知柴米油盐贵，所以对每一分钱的付出都要掂量再三。正因如此，岳云鹏深知挣钱不易，理解花钱看戏的观众心中所想，不忍心让他们花了钱却失望而回，于是才甘愿自己倒胃口，也要把《五环之歌》一遍一遍唱下去。爱因斯坦曾说：“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岳云鹏把观众的快乐视为自己的快乐，难能可贵。

在困苦生活的磨砺中，岳云鹏在成长和成熟的同时，也日益丰富和提升自己的情感世界。他懂得投桃报李、以心换心，甚至是舍己为人、不计私利。所以与人交往中，岳云鹏的这些情操受到大家的欢迎和称赞。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的“阿甘”，可不要放过哦。

爱因斯坦上学前的一天，他生病了，本来沉静的孩子更像一只温顺的小猫，静静地蜷伏在家里，一动也不动。父亲拿来一个小罗盘给儿子解闷。

爱因斯坦的小手捧着罗盘，只见罗盘中间那根针在轻轻地抖动，指着北边。他把盘子转过去，那根针并不听他的话，照旧指向北边。爱因斯坦又把罗盘捧在胸前，扭转身子，再猛扭过去，可那根针又回来了，还是指向北边。不管他怎样转动身子，那根细细的红色磁针就是顽强地指着北边。

小爱因斯坦忘掉了身上的病痛，只剩下一脸的惊讶和困惑：是什么东西使它总是指向北边呢？这根针的四周什么也没有，是什么力量推着它指向北边呢？爱因斯坦67岁时仍然为童年时的“罗盘经历”感慨万千。

他在《自述》中说：当我还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在父亲给我看一个罗盘的时候，就经历过这种惊奇。这只指南针以如此确定的方式行动，根本不符合那些在无意识的概念世界中能找到位置的事物的本性的（同直接‘接触’有关的作用）。我现在还记得，至少相信我还记得，这种经验给我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印象。我想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地隐藏在事情后面。凡是人从小就看到的事情，不会引起这种反应；他对于物体下落，对于风和雨，对于月亮或者对于月亮会不会掉下来，对于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区别等都不感到惊奇。

小小的罗盘，里面那根按照一定规律行动的磁针，唤起了这位未来的科学巨匠的好奇心——探索事物原委的好奇心。而这种神圣的好奇心，正是萌生科学的幼苗。

1953年3月14日，爱因斯坦在74岁生日宴会之前，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他收到一份书面的短信。信上第一个问题就是：“据说你在5岁时由于一只指南针，12岁时由于一本欧几里得几何学而受到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东西对你一生的工作果真有过影响吗？”

爱因斯坦看了微微一笑，回答说：“我自己是这样想的。我相信这些外界的影响对我的发展确是有重大影响的。”爱因斯坦接下来的回答似乎更饶有趣味：“但是人很少洞察到他自己内心所发生的事情。当一只小狗第一次看到指南针时，它可能没有类似的影响，对许多小孩子也是如此。事实上决定一个人的特殊反应的究竟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可以设想各种或多或少能够说得通的理论，但是决不会找到真正的答案。”

的确，一个儿童的一次偶然经历和日后伟大的科学发现之间，大概怎么推论，也难以找出让人心服的必然性联系。

女作家丁玲的故乡在湖南省临澧县。她父亲早亡，从小跟着母亲生活。

丁玲的母亲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觉醒的女性。丁玲受母亲的影响，对封建主义那一套深恶痛绝。

丁玲十岁的时候，外祖母将她许配给了舅舅家的表哥。丁玲懂事后，对这门亲事十分反感，她坚决反对到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作媳妇。但是，在那黑暗的年代，一个女孩子想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是很不容易的。一纸包办的婚约，总是牵着丁玲的愁肠，使她难以静下心来读书学习。

“五四”运动爆发后，丁玲看到了妇女解放的希望。1920 年寒假，她回到家中，义无反顾地提出废除婚约。开明豁达的母亲支持女儿的行动，而舅舅却坚决反对，为此双方争吵起来。后来，矛盾愈加激化，丁玲迫不得已在《常德晚报》上发表文章，指责舅舅“思想保守”、“脑筋顽固”……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终于，丁玲胜利了，婚约解除了。但是，当初订婚的两只戒指却丢了一只。丁玲的母亲为了支持女儿，就千方百计凑足了一只戒指的钱，为女儿退了婚。

从此，丁玲像一只自由的小鸟，飞向广阔的天地。

贝时璋是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自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一直从事实验生物学的研究工作。为人处世，他友好、善良；搞研究做学问，他踏实、细致。

贝时璋在浙江大学生物系负责组织学、胚胎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等等课程时，讲授内容详实，条理清晰，他能记得成百上千个骨头、神经肌肉和血管等的拉丁名称，使学生们惊叹不已。他在浙江大学生物系辛勤耕耘20年，培养出一大批著名的实验生物学家。他曾自豪地说：“我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科学，不久以后简单的生命将在实验室合成。那时，生命与无生命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了。”1983年，他还拍摄了“细胞重建”的科普电影，获第五届中国电影最佳科教片金鸡奖，获得第23界国际科技进步奖和意大利巴马国际医学科学电影节荣誉金质奖。

2003年，正值贝时璋获得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75周年。这一年的10月10日，是他100岁生日，而这一年他依然在孜孜不倦地工作。9月26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了“贝时璋先生百岁寿辰暨建所45周年庆祝大会”。德国驻华大使馆公使科伊内先生代表德国政府到会祝贺，回顾了贝时璋早年留学德国求学的经历，授予他“唯一学术公民”称号，并代表图宾根大学授予他“钻石博士”学位。正是在那次百岁寿辰庆祝大会上，国家天文台宣布，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正式批准将国家天文台于1996年10月10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第36015的小行星命名为“贝时璋星”。

贝老一直珍藏着那些记录着德国人民友谊和母校厚爱的博士证书。在德国留学期间，德国同学亲切地叫他“Paibub”（贝娃娃）。那期间，他曾先后与几位德国同学租住在德国人家里，为了省钱还一起住过汽车房。时间过去了80年，说起他的德国同学，他会随手写出一连串德文名字。几十年来，一些德国同学以及他们的家人与贝时璋一直有着书信往来。

期颐之年的贝老，思路仍很清晰，也比较健谈，尤其与人谈起日常生活和科研工作，中间都不停顿。有时，家人害怕老人话说多了会累，想让他停下来喝口水，他却极少停下来去喝。小儿子贝德常曾风趣地说：“爸爸说话刹不住车。”

2004年，在贝老家里工作了几十年的保姆李妈已到古稀之年。8月间，贝老特意请来李妈的儿子接李妈回安徽老家养老。贝老深情地对李妈说：“你在我家几十年，我们相处很好，就和一家人一样。你对我们帮助很大，我很是感谢。你要回家了，我们应该表示一点心意，给你拿上3万元钱，作你的养老钱。再拿上2000元作为你们母子两个的路费。你儿子专程来接你回家养老，是他的孝心，是你的福气，希望你过一个幸福的晚年。”这场面，让李妈母子和在场的人流下了眼泪。

那个时候，贝老的家，无论是从房子、家具布置，还是他的用品等似乎都不太合他的身份，显得过于俭朴。贝老却说：“学问要看胜似我的，生活要看不如我的。”贝老拥有一个人人称羡的家，夫人程亦明更是为这个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长期以来，程亦明是贝时璋精神上的强大后盾，为他营造了一个大后方，同时，也是他亲密的伙伴和同行。贝老一生没有生过大病。98岁之前没有住过医院，除了正常的体格检查，他是不去医院的，平常几乎从来不打针吃药。总结自己的长寿经验时，贝老认为主要得益于4个方面：淡泊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注意营养。

在离世的前一天，贝老还召集了6位研究人员，一起讨论如何在已有的创新课题基础上继续努力工作，热情地鼓励大家要以为国争光为己任。王谷岩是6人之一，他回忆说，2009年诺贝尔奖公布后，老人的心情就一直很不平静，他对我国科学创新问题陷入了深刻的思考之中。“贝老想起北京大学教授林克椿198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发现了螺旋状脂质体，1982年《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了这一成果。贝老觉得这个方向值得努力下去，特别邀请林教授过来，鼓励大家更进一步做下去。”王谷岩说，那天贝老精神很好，也很激动，和大家聊了有一个来小时，告诉大家“我们要为国家争气！”

2009年10月29日上午9点30分，我国大陆唯一走进2009年的第一批（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贝时璋老先生，在睡梦中与世长辞，享年107岁。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代表人物：张艺谋

张艺谋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

在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又在咸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之后，1978年，机会终于来了：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

他趁着去沈阳出差的机会，带着前妻肖华给他连夜煮的鸡蛋，从自己拍摄的大堆摄影作品中挑出60幅作品，奔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考场……

张艺谋回忆说：“进了电影学院，我发现同学大多是电影或艺术世家子弟，像我这种从外地来的很仰视他们，我不觉得电影学院是我能进的学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贵族学校。”而从农民、工人再走进“贵族学校”非易事。

张艺谋说：我上大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谋出路。再实际就是得到免费教育，包分配，是大学生出身，地位好像不一样，要是体院收我，那我就进体院了。

无疑他是优秀的。

1982年，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张艺谋新的人生命运再次开始。

时势弄人。时势造人。这两句话同时体现在了他身上。

与张艺谋同期的另一个"人物"，是郑渊洁。

说到拒绝高考，他应该算得上韩寒的前辈。

据说他是因为觉得自已思维太发散完全不能适应考试而坚决不参加高考，而后又因为赌气说不参加高考也要混出点样子来给抛弃他的女朋友看，就开始了写作。

郑渊洁与张艺谋现在都是功成名就的人，很难说两人谁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不过张艺谋拍出红高梁的时候正是我只识看郑渊洁的年纪，如果单就这一点来说，我还是投郑渊洁一票。

而且，郑渊洁这件事是真挺有意思：

他拒绝高考。他的儿子也没经历过高考，而是在老爸编织的童话故事里成长了。郑渊洁甚至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校受教育，他亲自编写了50万字的教材，自己给孩子上课。有趣的是，也许是由于逆反心理，郑渊洁的小女儿却因为喜欢学校而上了学。对此郑渊洁说，要是将来女儿参加高考，他也会和别的考生父母一样："等闺女高考的时候，我就在在考场外等着，手里拎着一桶王八汤。"

70年代——代表人物：高晓松

"高考前本来我是被推荐去浙江大学的，我特别想去，那里山清水秀美女如云多好呀。开始我爸妈不知道，后来看我整天不看书才知道，我父母都是清华毕业的，我从小在清华园里长大，上清华是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我后来为什么一定要退学的原因，我太想去远方了。后来他们让我选，如果要民主就去上浙大，但是学费自理，如果听他们的话就必须上清华，他们供我读到博士后也没问题。"……

"我们那会儿心理压力倒不大，家里都好几个孩子，不会把所有的希望倾注到一个人身上，当时我上了清华，家里人一点反应都没有，连辆自行车也没奖励我。唯一高兴的是拿分那天我们老师告诉我，我一向学得最烂的化学居然考了北京市最高分。"

这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虽然最近看起来似乎在韩寒处栽了个小跟头，但并不妨碍他在东方卫视"好男儿"的评委席上侃侃而谈。

在看了他的高考经历后，我想，嗯，太顺的人多摔几下才是好的。

80年代——代表人物：韩寒

严格意义上说，不参加高考的他好像是一个反面教材。

"其实高考的压力是完全的经济压力，如果高考前一天，忽然告诉你你爹妈都死了，但是居然卖烧饼的爹妈有几个亿的遗产，我想绝大部分的人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参加考试，并且在碰到一个诸如叫你分析"居然"和"竟然"两词除了笔画不一样多以外有什么区别之类的题目的时候高呼一声：爷不考了！"

"很多人有这种观点，你初中辛苦三年，高中再辛苦三年，到大学的时候就轻松了。这种想法是很多父母、老师的想法，所以他们就不把大学当成学习知识的地方，而且我们学生也不把大学当做一个学习东西的地方。很少人会说把考大学当做学习知识的地方，很多人回答是想到大学体验一下大学的生活，大学的生活不就是谈恋爱吗？我想还是把大部分人赶到大学去感受生活。"

古希腊的大哲学者苏格拉底还是单身的时候，和几个朋友一起住在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尽管生活非常不便，但是他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

有人问他：“那么多人挤在一起，连转个身都困难，有什么可乐的？”

苏格拉底说“朋友们在一块儿，随时都可以交换思想，交流感情，这难道不是很值得高兴的事儿吗？”

过了一段时间，朋友们一个个相继成家了，先后搬了出去。屋里只剩下了苏格拉底一个人，但是他每天仍然很快活。

“我有很多书啊！一本书就是一个老师。和这么多老师在一起，时时刻刻都可以向它们请教，这怎能不令人高兴呢？”

几年后，苏格拉底也成了家，搬进一栋大楼里。这栋大楼有七层，他的家在最底层。底层在这座楼里环境是最差的，上面老是往下面泼污水、丢死老鼠、破鞋子、和杂七杂八的脏东西，那人见他还是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好奇地问：“你住这样的房子，也感到高兴吗？”

“是啊！你不知道住一楼有多少妙处啊！比如，进门就是家，不用爬很高的楼梯；搬东西方便，不必花很大的力气；朋友来访容易，用不着一层楼一层楼地去叩门询问。。。。。。特别让我满意的是，可以在空地上养一丛一丛的花儿，种一畦一畦的菜，这些乐趣啊，数之不尽啊！”苏格拉底情不自禁地说。

过了一年，苏格拉底把的一层的房间给了一们朋友，这位朋友家有一个偏瘫的老人，上下楼很不方便。他搬到了楼房的最高层--第七层，可是他每天仍是快快乐乐的。

那人又故意问他：“先生，住七楼是不是也有许多好处啊？”

苏格拉底说：“是啊，好处可真不少呢！仅举几例吧：每天上下几次，就是很好的锻炼机会，有利于身体健康；光线好，看书写文章不伤眼睛；没有人在顶干扰，白天黑夜都非常安静。”

后来，那人遇到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问道：“你的老师总是那么快快乐乐，可我却感到，他每次所处的环境并不那么好啊！”

柏拉图说：“决定一个人心情的，不在乎环境，而在于心境。”

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王亚南苦读成才

床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他由于少年时勤奋刻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

郭沫若的读书方法。

郭沫若曾写过一副读书联：“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意思是说，读书要靠平时下功夫，不能一心血来潮就加班加点搞突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决不能时而勤奋时而懈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华罗庚的读书方法。

华罗庚把读书过程归结为“由厚到薄”、“由薄到厚”两个阶段。当你对书的内容真正有了透彻的了解，抓住了全书的要点，掌握了全书的精神实质后，读书就由厚变薄了，愈是懂得透彻，就愈有薄的感觉。如果在读书过程中，你对各章节又作深入的探讨，在每页上加添注解，补充参考资料，那么，书又会愈读愈厚。因此，读书就是由厚到薄，又由薄到厚的双向过程

侯宝林抄书

相声语言大师侯宝林只上过三年小学，由于他勤奋好学，使他的艺术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有名的语言专家。有一次，他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书《谑浪》，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他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部书，就决定把书抄回来。适值冬日，他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十八天都跑到图书馆里去抄书，一部十多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

张广厚吃书

数学家张广厚有一次看到了一篇亏值的论文，觉得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用处，就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这篇论文共20多页，他反反复复地念了半年多。因为经常的反复翻摸，洁白的书页上，留下一条明显的黑印。他的妻子对他开玩笑说，这哪叫念书啊，简直是吃书。

高尔基救书

世界文豪高尔基对书感情独深，爱书如命。有一次，他的房间失火了，他首先抱起的是书籍，其它的任何东西他都不考虑。为了抢救书籍，他险些被烧死。他说：“书籍一面启示着我的智慧和心灵，一面帮助我在一片烂泥塘里站起来，如果不是书籍的话，我就沉没在这片泥塘里，我就要被愚蠢和下流淹死。”

凿壁偷光

汉朝时，少年时的匡衡，非常勤奋好学。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他白天必须干许多活，挣钱糊口。只有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不过，他又买不起蜡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了。匡衡心痛这浪费的时间，内心非常痛苦。他的邻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起勇气，对邻居说：“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匡衡听后非常气愤，不过他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书读好。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邻居家的烛光就从这洞中透过来了。他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渐渐地把家中的书全都读完了。

匡衡读完这些书，深感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想继续看多一些书的愿望更加迫切了。附近有个大户人家，有很多藏书。一天，匡衡卷着铺盖出现在大户人家门前。他对主人说：“请您收留我，我给您家里白干活不报酬。只是让我阅读您家的全部书籍就可以了。”主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借书的要求。匡衡就是这样勤奋学习的，后来他做了汉元帝的丞相，成为西汉时期有名的学者。

顾炎武自督读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家喻户晓的名言，是由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家、著名学者顾炎武最先提出的。顾炎武自幼勤学。他6岁启蒙，10岁开始读史书、文学名著。11岁那年，他的祖父蠡源公要求他读完《资治通鉴》，并告诫说：“现在有的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地对待它。顾炎武勤奋治学，他采取了“自督读书”的措施：首先，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读完后把所读的书抄写一遍。他读完《资治通鉴》后，一部书就变成了两部书；再次，要求自己每读一本书都要做笔记，写下心得体会。他的一部分读书笔记，后来汇成了著名的《日知录》一书；最后，他在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温习前半年读过的书籍，边默诵，边请人朗读，发现差异，立刻查对。他规定每天这样温课200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

阿里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拳击运动员。在他18年的运动生涯中。一共打了61场比赛，创造了56胜5负的惊人纪录，其中有37场是击倒对手。面对阿里匪夷所思的赫赫战绩，人们实在想不出比“超人”更恰当的词汇来称颂他。在一片赞美声中，阿里也曾经有过飘飘然，以为自己真的是不同凡响的超人，幸好，有一位普普通通的空姐，及时地给他注射了一针清醒剂。

有一次，他乘坐一架芝加哥飞往拉斯维加斯的航班，飞机起飞时，空姐要求每位乘客系好自己的安全带，阿里自恃自己的特殊名望，并没有按照空姐的要求去做，空姐见状，便来到阿里的身边，再次要求他系好安全带。阿里有些自负地说道：“超人是不需要系安全带的。”这位空姐平静地微笑着对阿里说了一句足以让他清醒的话：“超人用得着坐飞机吗?”

阿里愣了一下。乖乖地系好了自己的安全带。阿里从此不再以超人自居。他知道，一个人，无论怎样杰出和卓越，他都不是无所不能的超人。

15年前，他与朋友在学校餐厅的一张餐巾纸上写写画画，这便是“新浪网”的雏形。13年后，这位“新浪网”三号人物急流勇退，专心拍摄纪录片。他认为，“投资纪录片是精神扶贫，是社会善举”。他的目标是10年拍摄100部纪录片，“为下一代人留下这个时代的真实记忆”——

蒋显斌很早就对纪录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年，蒋显斌在电视上看到了一部名为《寻找台湾生命力》的纪录片，它聚焦于社会变革中的台湾民众，也让蒋显斌“有了一种新的角度去思考脚下的土地”。

一开始，他考虑着只拍一部纪录片，“交个差，圆个梦”。但很快，这个生命中的小插曲却让他整个人都深深沉迷其中。

蒋显斌还记得，他所拍摄的一个拼命借钱供儿子读大学的父亲。片中的父亲希望儿子大学毕业后出人头地，但因为扩招，儿子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甚至还没自己挣的钱多。面对镜头，这位父亲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失望：“年轻的时候我以为人生很长，现在我知道，其实人生很短。”

蒋显斌被打动了。他希望“用纪录片这个媒介来捕捉华人的面貌”。

为此，他注册了CNEX基金会，每年选出10部华语纪录片提案，给予8万~10万元的资助。在拍摄过程中，CNEX担任制片方，并邀请国内外知名导演与学者担任影片顾问与监制。拍摄完成后，CNEX负责影片的国际影展的参赛与市场发行。

这位“有眼光的商人”开始动用自己能够想到的所有资源。他的朋友，麦肯锡高级合伙人陈玲珍、电视编导张钊维，成了CNEX的另外两位合伙人，他们又分头行动，说服自己所认识的企业家为这个基金会作些投资。

基金会成立第一年，CNEX拉来了40万美元的赞助，其中有10万美元是蒋显斌自己的投资。

很多人都认为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赚钱的行业。蒋显斌却对纪录片的前景相当乐观。除了每年维持基金会的运转，他还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模式，使纪录片能够真正持之以恒地运转下去。现在，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方向。

从2009年6月起，CNEX资助张经纬导演拍摄的纪录片《音乐人生》在香港百老汇院线播放，引起了热烈反响，直到现在都没有下线。

现在，这部小成本的纪录片已经有超过100万港元的盈利。“这在纪录片领域简直是个奇迹！”蒋显斌说。

“我不会觉得失落，我们刚做网络的时候，营业额也没有那么高。”蒋显斌说，“现在我相信，纪录片就像一个巨大的冰山，在水下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巨大宝藏。”

两个月前，这位曾经的“IT精英”站上了金马奖的舞台。在2009年度的评选中，作为华人地区最著名的电影奖项之一，金马奖把最佳纪录片的奖项颁发给了蒋显斌所监制的纪录片《音乐人生》。

“得奖、上院线，这样一步一步是没错的。”蒋显斌说，“我希望纪录片能够有一个很繁荣的景象，当然，现在的情况距离繁荣还有一段距离。”

平日里，蒋显斌的多数时间在CNEX的办公室里度过。整个办公室，他最喜欢二层自己搭建的阳台。站在那里，“偶尔会冒出站立在梦想之上的感觉”。

众所周知，伏尔泰是文学泰斗，那么你了解他吗？下面是文学名人伏尔泰的几个小故事，欢迎阅读了解。

伏尔泰的机智

一天，伏尔泰走在英国伦敦的大街上，那个年代，英国人对法国人非常痛恨。

伏尔泰的机智一群英国人认出了伏尔泰，愤怒地高声喊叫：“绞死法国佬！”

伏尔泰回应道：“英国的人们，你们因为我是法国人而要杀死我，其实我因为自己不能成为英国人而一直受着心灵的煎熬！”

那群英国人听后真是受宠若惊，他们不但停止了对伏尔泰的攻击，甚至为他的到来开始欢呼，而且伏尔泰走到哪里，他们就护送到哪里。

无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人性皆然，顺乎人性，则能化险为夷。

去一次还不失为一个哲学家

法国哲学家、作家伏尔泰很受人尊敬。可是有一次，他参加了一个格调不高的聚会。

伏尔泰轶闻聚会组织者认为大学问家伏尔泰的趣味也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高，与自己是一路人。于是第二天晚上，他又邀请伏尔泰再次参加聚会。

伏尔泰说：“伙计，你知道吗，我去一次，还不失为一个哲学家；去两次，就跟你们同流合污啦。”

邀请者识趣地走开了。

验明正身，以防假冒

伏尔泰在84岁高龄的时候。重病缠身，卧床不起，他企盼着能平静地进入天国。

这时，一个自作多情的牧师来到伏尔泰的床前，为他祈祷。可是，伏尔泰并不领情，还追问道：“是谁让你来的？”

“伏尔泰先生，我受上帝的差遣，来为你祈祷，接受你的忏悔。”牧师说。

伏尔泰紧盯着牧师说道：“拿出你的证件让我看看，验明正身，以防假冒。”

陛下，您真是助人为乐

1717年，伏尔泰因为讥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被囚禁监狱11个月之久。出狱后，吃够了苦头的哲学家知道此人冒犯不得，便去感谢他的宽宏大量。摄政王深知伏尔泰的影响，也急于同他化干戈为玉帛。于是两人都讲了许多恰到好处的抱歉之辞。伏尔泰说：

“陛下，您真是助人为乐，为我解决了这么长时间的食宿问题，我衷心地再次向您表示感谢。可是今后，您就不必再为这件事替我操心啦。”

我想它一定是慢性的

伏尔泰的咖啡瘾很大，一生中喝了数量惊人的咖啡。有个好心人曾告诫他说：“别再喝这种饮料了，它是一种慢性毒药，你是在慢性自杀！”

“你说得很对，我想它一定是慢性的。”这位年迈的哲学家说，“要不然，为什么我已经喝了65年还没有死呢。”

望眼欲穿，请您快来

一个读者给伏尔泰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表示其仰慕之情。

伏尔泰回了信，感谢他的深情厚谊。从那以后，每隔十几天，此人就给伏尔泰写封信。伏尔泰的回信越来越短。终于有一天，这位哲学家再也忍耐不住了，回了一封仅一行字的信：“读者阁下，我已经死了。”

几天后，那人的信又到了，上面写着：“谨呈在九泉之下的、伟大的伏尔泰先生。”

伏尔泰赶忙回信：“望眼欲穿，请您快来。”

吃午饭与擦皮鞋

伏尔泰有个仆人，为人忠实，但很懒。一天，主人对他说：“把我的皮鞋拿来。”仆人遵命拿来了皮鞋。伏尔泰问仆人：“你今天早晨忘记擦皮鞋了吧？”仆人答道：“没有忘，先生。只是街上满地泥土，两小时后您的皮鞋又会跟现在一样脏的。”伏尔泰笑了笑，穿上皮鞋，一言不发地走了。可是仆人从背后追了上来。

“先生，”仆人说，“钥匙呢？”

“什么钥匙？”

“橱柜的钥匙，一会儿要吃午饭呀！”

“我的朋友，还吃什么午饭呀？吃了饭两小时后，你又会跟现在一样饿的。”伏尔泰笑着对他说。

都说错了

伏尔泰将一位同时代的作家赞扬了一番。一位朋友当场指出：“听到你这样慷慨地赞扬这位先生，我感到非常遗憾。要知道，这位先生在背后经常说你的坏话，真的。”

伏尔泰耸耸肩膀说：“这样看来，我们两个人都说错了。”

前不久央视的《东方之子》栏目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进行了一次专访，丁教授面对记者紧追不舍的一个简单问题，连续几个“不知道”，令人感慨。

记者提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感觉您对自己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很明确的选择。比方说小时候对科学、对科学家感兴趣；大学的时候，就锁定了要研究物理；然后每做一个实验也是力排众议，自己坚持下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每一次选择都能这么坚定和正确呢？”这位记者想要获得的答案谁心里都明白，因为在已经太多的名人访谈中，这样的问题显然都是为对方作秀进行的铺垫。然而，丁肇中的回答却是：“不知道，可能比较侥幸吧！”

记者不死心，又追问道：“在这里面没有必然么？”丁肇中依然回答：“那我就不知道了。”记者还是不死心：“怎么才能让自己今天的选择在日后想起来不会后悔？”丁肇中依然回答：“因为我还没有后悔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记者无奈：“我发现在咱们谈话过程中，您说得最多一个词就是‘我不知道’。”丁肇中这次作了正面回答：“是！不知道的，你是绝对不能说知道的，我们那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的你不要猜。”

丁肇中的严谨态度，的确是到了常人不能理解的地步。然而，这就是作为科学大家的丁肇中，他认为不知道的就一定要回答“不知道”。

伽利略就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贡献就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他在比萨大学读书期间，就十分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老师嫌他问题太多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可好了，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入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体比重等理论。

书法大师启功面对求字的人几乎有求必应，很少拒绝。但启功在题字时有两件事一直非常慎重，不敢马虎。

一件事是在给别人题字时，他总要先问一下对方：“你要简体还是繁体字？”直到对方确定了才下笔书写，写好后并让对方也检查一下有无疏漏。有人不明白，于是问启功：“启先生，你想写简体就写简体，你想写繁体就写繁体，何必麻烦呢？”启功说：“写别人喜欢的才让别人更喜欢，这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第二件事是求字之人要启功题写书刊或牌匾时，启功必定不问对方“你要简体还是繁体字”的征求意见，直接写简体字。对方想让启功写“繁体字”，启功也不写。有人不理解，问他：“启先生，你是不是爱写简体字？简体字好看？”启功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是爱写不爱写、好看不好看的问题，汉字规范化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我就得执行。”

问与不问，体现了启功先生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原则。

对于名人的故事，我不曾了解，所以看不到他们究竟付出了多少，作了多少，所以，我利用假期时间，看了这本从妈妈学校借来的书---《大名人小故事》。

你知道飞机之父—莱特兄弟吗？那我来给你们讲讲他们的故事：莱特兄弟小时候喜欢放风筝，也喜欢做风筝。一次，他们发现老鹰会飞，是因为它有翅膀，而且是曲线的。他们也想装上翅膀飞起来。父亲送给它们一只纸做的蝴蝶，右手旋转藏在腹部的橡皮筋，朝天空一放，竟飞了起来，他们开始在他们的小仓库研究。他们的父母也相信一个数学家和一个发明家会搞出一点名堂的。

莱特兄弟不但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更实现了人类的梦想。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再嘲笑他们，没有谁会嘲笑他们当年那看似不可能的想法。成千上万的人幻想着自由的飞翔，然而，只有莱特兄弟首先做到了。因为他们不单单这样想，更努力的尝试着去做了。“勤奋、认真是成功的发动机；想象、创新是成功的桨。”

你可知消灭敌人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吗？林肯作为美国的第16任总统，为我们找到了答案。看到这篇文章，给我感触颇大：一次，林肯参加一群年轻士兵的讨论，有的士兵认为，战争中最大困难是钱，有的则认为人才才最重要。然后讨论如何消灭敌人，有的认为使用先进武器，而有的则是摧毁敌方阵地。而林肯并未评论，他说：“非常简单”“让敌人成为你的朋友。”

我终于知道：消灭一个敌人的确少了一个对手，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也少了一个伙伴。真正的胜者不是能打败敌人的人，而是能使敌人成为自己的朋友的人！

我相信这本书会给我众多启示。

我不是什么成功女性，也不是什么女强人，只不过是干电视工作的，如果说还取得了一点小小成绩的话，不过是比别人多付出了一些汗水而已。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我觉得每一个脚印里都盛满了坎坷和踏实。

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黑龙江，在省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我的文化底子薄，于是我报考了母校的研究生，可连续两次都名落孙山。当时我已经29岁了，不想再这样折腾了，但就这样放弃，我又有些不甘。那段时间，我一直闷闷不乐。母亲是个知识女性，她对我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真要想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

“什么时候都不晚”，就是这一句话，让我第三次走上了考场，终于在30岁的那一年成为了北广的研究生。

入学不久，我就结婚了，丈夫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虽然有了家，但我们依然住在各自学校的集体宿舍里，一日三餐在食堂里吃饭，和单身生活没有什么区别。三年的苦日子熬过后，我留校任教了。一个女人在大学里当教师，工作既体面又轻松，收入也不错，而且有很多时间可以照顾家庭，很多人都羡慕我，但我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并不满意，我觉得自己是学新闻的，更应该到一线去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33岁那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来北广要人，经过面试、笔试和实践考核，我幸运地被录用了。当时来自亲友们的阻力很大，他们说我是头脑发热，都30多岁的人了，还瞎折腾什么。我想，如果我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也许自己这辈子就会在北广做一名教师，永远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那将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我又一次犹豫了，我真的还有能力面临这次新的人生考验吗?那段时间，我不断地想起母亲的话：“人要想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我最后的决定是，不管怎么样，不能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哪怕失败了，我也无怨无悔。就这样，我在33岁那年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成为一名主持人。

中央电视台人才济济，竞争很激烈，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优势，只有多付出心血和汗水，才不会被淘汰，才能站得住脚。我虚心向比我年轻的同事学习，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到深夜，把每一项简单的工作当做重大的使命来完成。经过不懈努力，我不仅在中央电视台有了一席之地，还以自己的名字开辟了“一丹话题”这个专栏，这是全国第一个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节目，观众的反映还不错，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一转眼，我就到了40岁，看到镜子里自己眼角细密的皱纹，我突然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和失落感。40岁，对一个女人来说，是道迈不过去的坎，尤其对女主持人来说，更是尴尬的年龄。每天早晨起床，我第一件事就是想到自己的年龄，每天患得患失，内心充满着苦涩和忧郁。我把自己的困惑和烦恼向母亲倾诉了，母亲说：“丹啊，你不觉得这十几年来，你是越来越美丽了吗?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会变老，有的人只是变得老而无用，可是有的人却会变得有智慧、有魅力，这种改变，不是最好的么?”那一刻，我迷茫混沌的心豁然开朗。是啊，年轻女主持人的本钱是美丽和青春，而40岁的我，虽然青春和美丽已经不再，但我可以靠自己的智慧、学识、修养和内在的气质来赢得观众的喜爱。年龄对一个人来说，可以是一种负担，也可以是一种财富。心态平和了，工作的热情又重新回来了，尽管我已40多岁了，但领导依然让我在栏目组里挑大梁。

我的人生，应该说没有被命运和机遇特别垂青过，每一步，都是自己踏踏实实走下来的。我特别感谢母亲，是她在那些关键的时刻解开了我的心结，告诉我人生的方向应该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如果到了50岁、60岁，又有新的梦想在诱惑我，我想我依然会义无反顾地朝着它走去。好的改变，什么时候都不嫌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