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对抗秋冬，我是90后影后春夏（精选20篇）

刘国梁，1976年生。6岁开始学打球，1991年入选国家乒乓球队。他是中国采取直拍横打技术第一人。1996年奥运会上获男双(与孔令辉)、男单双料冠军，还是中国第一位世乒赛、世界杯和奥运会“大满贯”获得者， 2003年6月出任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

2003年，刘国梁27岁，他的恩师蔡振华从中国乒乓队金牌教练的位置上引退，退役不到一年的刘国梁出人意料地成为接班人，就任中国乒乓男队主教练。

“刘国梁凭什么上得这么快?”“超一流选手就一定能成为好教练吗?”质疑的声音很多，而他自己也心生忐忑。

两年后，中国乒乓队首次公开竞聘男女队主教练，男队主帅一职竟然只有刘国梁一个人报名。“男乒主教练的压力很大，并非所有人都能承担这样的压力”，已经升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乒羽中心主任的蔡振华毫不掩饰自己对刘国梁的器重，仍然坚定地认为他就是唯一并且理想的人选。

2016年4月16日，刘国梁将率队出征德国不莱梅世乒赛团体赛，他说自己的目标就是带领队员拿冠军，“我喜欢出征的感觉，喜欢比赛的刺激，当队员我是大满贯，当教练，我也要拿所有的冠军。”

“邋遢少帅”

相比于打球的时候，他黑了，也胖了，下巴上有些胡渣，添了一点成熟味道。他刚刚走马上任的时候，因为穿着太随便，被媒体封了一个“邋遢少帅”

“运动服穿惯了，穿别的束手束脚。再说，在训练场边穿西装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好友孔令辉揭发，他的邋遢不是一天练成的，“他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洗衣服，每次穿完了就往床上一扔，实在没衣服穿的时候就拣一件稍微干净点的再穿……”

刘国梁不服气，写了篇文章反击他，“孔令辉特别好静，睡觉容不得半点声音，有一次我们洗手间的水龙头坏了，他硬是睡不着，爬起来在水池里垫了块毛巾，回来还跟我炫耀说他把问题解决了。”

做运动员时，他俩“同居”时间最长，有一阵队里把他们俩调开了，“说来也奇怪，那一阵我们俩的状态都很不好，后来教练只好又把我们换到一间房了。”

初当教练，一个人住的他常常会觉得有点孤单，“以前总是和小辉他们玩，当教练后总不能老往队员房间跑”。

他笑言当教练真的是比当队员累，“当队员的时候，自己调整好自己状态就行了，不像当教练，什么事情都操心”。

“老有人问我现在还打不打乒乓，一天训练八九个小时，教练还都必须站着，到晚上累都累死了，哪还有力气打球啊!再说了，我现在要是去打球，那不是不务正业嘛!”

在队里，跟他一块儿打过球的人习惯叫他“国梁”，而那些年轻队员则会恭敬地称他一声“刘指导”。以不同方式称呼他的人，他有不同的指导方式，像马琳、孔令辉这些老将，他了解且尊重，点到为止。言语不多，但非常默契，比赛中甚至一个眼神都能传递信息。而给那些叫他“刘指导”的年轻球员指导时，他说得特别多、特别细。

2003年他上任不到100天之后，马琳在江苏江阴世界杯赛上夺冠，这也是他出任主教练之后的第一个冠军，此后的历次大赛，除雅典奥运男单冠军之外，无一失手。

“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残酷，所有的付出最后都要通过比赛成绩来表现，有的人觉得这样太无情，但是我就喜欢这种刺激，虽然压力很大，但还是很享受这个争夺冠军的过程。”

雅典奥运会男单冠军的丢失让他耿耿于怀，因为在他看来，“女子运动只能代表女性，而男子技术才是竞技水平的最高体现，男单又是最重最难的一个。”

“我当教练绝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是要当蔡指导那样的‘金牌教练’，要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教练，”雅典失利愈发激发了他的好胜心，“北京奥运会我的目标太明确了，男单、男双两块金牌都要拿!”

年轻人狂一点没关系

因为自己曾经站在顶峰，在他眼中没有谁是不可战胜的，他把自己的这点“霸道”全传授给了年轻队员。“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对手，你就要记住一点，中国队是最强的，而你是中国队的!”

巴黎世乒赛上，初出茅庐的邱贻可第二轮挑落了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尔;其后福州中国公开赛，小将陈王己也爆冷击败了这位德国帅哥。两个小孩一下子名声大振，有人提醒刘国梁，不要让他们翘尾巴。刘国梁淡淡一笑，“他赢了世界第一，你还能不让他好好高兴一下?这个时候得意一下是应该的，树立信心嘛!”

中国第一个男子大满贯得主，16个世界冠军在手的他自信过人，也希望自己手下的队员有一股杀气和自信。“一个年轻队员你在平时可以严格要求他，但是到比赛之前，一定要给他信心，让他天不怕地不怕!”

他笑言，刚出道的小孩是最可怕的，“看见名将就来劲，打掉一个名将就名声大振，多有动力啊!这个时候的杀伤力是最大的!”王皓、陈王己这些小将上场之前，他都会对他们说同一句话，“上了场，你谁都不认识，什么世界排名现在都不算了，就是打!”

年轻队员能感受到总教练对自己的“纵容”，但是心里也明白，比赛场上可以狂傲，训练场上是一点也不敢马虎的。在许多年轻队员心中，刘国梁是总教练，更是心中偶像，代表着某种难以逾越的高度。“他说的话，我们都特别能记住。”

老大哥跟他们交流的不仅是打球，还有做人。在新一代的球星中，刘国梁偏爱德国名将波尔，欣赏他的球技更看重他的为人，也常常拿波尔为例子教育年轻队员。“他比咱们的年轻队员也大不了两岁，但是你看他的为人和气度!输了球还照样给球迷签名，接受记者采访，非常豁达。他真是不错的一个人，其实打球和做人是一样的，人品好、心胸开阔的球员，他的球自然会比别人高一个境界。”

对年轻人鼓励爱护，对老将他则直言不讳，马琳十运会上因为过于保守而导致发挥失常，他的提醒毫不留情，“打个比方：现在好像有两个马琳，一个马琳A，一个马琳B。马琳A就像剑一样，锋芒毕露，让对手畏惧;马琳B一上来就等于没‘尖’了，就在那儿对付，谁都敢欺负他。我觉得马琳真该猛醒了。这么打下去的话，2016年也没什么戏了。一个直板选手，应该在压力越大的情况下越能爆发，越能超水平发挥，这样才让对手觉得你可怕。”

多年的运动经历让他深味自我剖析的残酷，“需要你很坚强，敢于赤裸裸地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拿出来剖析，但是如果你迈不过这个门槛，就找不到根治的药方。”

创新才能致胜

自容国团1959年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至今，中国乒乓球队40多年来所获世界冠军将近130个，正是技术创新推动着中国队长期处于国际乒坛的领先地位。

据统计，截至2001年，在世界乒乓球运动的百年历程中，共有46项技术和打法的创新，其中27项属于中国，占总数58.7%。

器材的研发也为中国乒乓提供了技术增长点，乒乓界有一个著名的“0.3毫米”：1960年，红双喜体育器材厂的一个技术人员，将常规1.5毫米厚的胶皮加厚到1.8毫米，就是这0.3毫米的增加，使得球性发生诸多转变，催生出几十个世界冠军。

右手直拍正胶快攻打法的刘国梁，本身就是技术创新的一个实践者和受益者，他出色的发球技术，结合新的.直拍横打及反面发球技术，使直拍打法获得了新生。

“我们的运动员都是世界一流的选手，在他们现有的水平之上哪怕长一分儿也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和进步，就得‘钻’到技术细节里，平时这样钻，比赛中看到他用出来了，这个是特别有成就感的。”

采访他的上午，他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点拨队员的防守小技术，“心思都在球上，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一点儿都不烦。”

他笑眯眯地说自己当教练才刚上路，从来没有想过其他的职业选择，“平常人的悠闲生活我也没过过，要是过了，可能也不会习惯的。我最怕闲着了，还是刺激点的生活过得来劲!”

美国喜剧演员戴维·布瑞纳出身于一个贫穷但很和睦的家庭。中学毕业时，布瑞纳的很多同学都得到了家里给的新衣服，有些富裕子弟甚至还得到了新的轿车。

布瑞纳跑回家问父亲可以给他什么礼物时，父亲把手伸进上衣口袋，取出一样东西，然后轻轻放到布瑞纳手上———一枚硬币。

布瑞纳以为父亲在同他开玩笑，可是父亲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用这枚硬币买一张报纸，一字不漏地读一遍，然后翻到分类广告栏，自己去找一份工作，到这个世界去闯一闯，它现在已经属于你了。”

布瑞纳成名以后，还念念不忘小时候父亲给他的那枚硬币。

他说：“我的那些朋友得到的只不过是轿车或者新衣，但是父亲给予我的却是整个世界，这是我得到的最好的礼物。”

在这个以竞争求生存，谋发展的时代，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现成的财富，而是让孩子把自己变成财富。

段祺瑞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者是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里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大洋。当时的市价是二百五，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老先生大叫一声，让他滚蛋。到了选举的前一天，果然收到四百大洋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后腿刚走，老先生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两天后，钱被他花了个精光，这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气歪了嘴，他跑至辜家，大骂辜鸿铭寡信，问他“立的什么诚?”(辜鸿铭号立诚)。老先生二话不说，顺手操起一根粗木棍，往那留学生小政客身上打来，口里大声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我辜鸿铭如此之卑贱吗?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木棍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答应人家的事，无论如何也要做到，这涉及一个人品质的问题，辜鸿铭答应了卖票，看似就应该遵守诺言，把选票给买主，但老先生却违背承诺，不守信用。其实，这是对原则的坚守，对大是大非的明辨，不为小人守信，捍卫千秋大义，没有“拿人手短”，值得我们敬佩。

1926年11月，应厦门集美大学校长叶渊的邀请，鲁迅前去参加演讲，办学方针保守的叶渊，自知鲁迅是一位“思想前进的文人”，为了不使对方的演讲与自己的观点相左，特地先请鲁迅吃饭，然后才带他进礼堂。但鲁迅登台就讲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听说叶校长办学很拘束，学生极不自由，恕不敢加以赞同……刚才叶校长又请我吃饭。吃了人家的东西，好像要说人家的好话，但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对于叶校长办学的方法之错误，以及青年身心的发展，和参加社会的活动必要等等，我仍旧是非说不可的。”鲁迅身处恭维、殷勤的包围圈，头脑却保持一以贯之的清醒，言论绝不受时势的左右，只说自己“要说的话”，不管别人如何枉费心机。也正因此，才使他的演讲同他的文章一样，保持了一位思想家的品格，大师精神境界的崇高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北宋时期，诗人晏殊与史学家宋祁既是上下级，又兼有师生之谊，旦夕相聚，关系非同一般。有一年中秋夜，晏殊邀请宋祁赴宴，饮酒赋诗，玩了一个通宵。可是第二天，晏殊被罢相遭贬，身为翰林学士的宋祁奉命草拟罢相敕书，按说吃了嘴软，念及旧恩，该“笔下留情”吧，然而《西清诗话》说宋祁挥毫之际，昨夕余醉犹在，仍秉笔直书，指斥晏殊肆意敛财和借军事谋利。私交为私交，大义归大义，昨夜喝了你的酒，今天照样揭你的老底。后来晏殊落难，众人避之不及，唯有宋祁不避耳目，公开宴请晏殊，送行三十里，在私交和国事之间，宋祁对事不对人，不因私交违背国事，也不因国事影响私谊，光明磊落，坦荡分明，为后世尊崇的道德典范。

人是社会动物，又是感情动物，在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礼尚往来，在所难免。都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面前，不能因为是朋友，或者吃了、拿了，就不讲规矩，不顾原则，不分黑白，说一些违背底线、颠倒是非的话，做一些违反法律、道德的事，向大师学习，坚守自己的标准，只要理不短，吃了嘴不软，拿了手不短。

左宗棠是晚清重臣，他喜欢下棋，并且棋艺高超，很少有对手。

有一次他微服出巡，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在摆棋陈，招牌上写着：“天下第一棋手。”左宗棠觉得老人太高狂妄，立刻上前挑战，结果老人不堪一击，连连败北，左宗棠洋洋得意，命老人把那块“天下第一棋手”的招牌拆了，不要再丢人现眼。

没想到，当左宗棠从新疆平乱回来时，居然又发现了那块牌子。他很不高兴，就又去和老人下棋，可是这次他竟然三战三败，被杀得落花流水。第二天再去，仍然惨遭败北，他很惊讶：老人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棋艺提高得如此之快呢？他向老人请教。

老人笑着说：“你虽然微服出巡，但我一看就明白你是左公，并且即将出征，所以我让你赢，好使你有信心立大功。如今你已凯旋，我就不必再客气了！”

左宗棠叫后心悦诚服。

拿破仑小的时候，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追求成功，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习惯。

小男孩们之间总会难免发生“战争”。有一次，上四年级的拿破仑和一个大他两岁的男生“狭路相逄”了。拿破仑身材矮小，怎么能是大男生的对手呢，不一会儿，他就被大男生打成了熊猫眼，正巧的是，上课铃响了，拿破仑就跑去上课。下课以后，他又跑去找那个男生，但是这次更惨，嘴巴都变成了“腊肠”。拿破仑可并没就此罢手，他每次下课都去找那个男生，直到那个男生都被他缠烦了。

“你为什么老来找我?你明明打不过我吗!”那男生终于忍不住问拿破仑。

拿破仑像个骄傲的小公鸡，他理直气壮地说：“你惹了我，必须对我说对不起!不然我会一直和你打下去的!直到你说对不起为止!”

大男孩也许是被拿破仑的话语震撼了，也许是已经厌烦了和拿破仑这个弱小的对手打架，他踌躇了半天，终于向拿破仑说了“对不起”三个字。

拿破仑虽然被打得伤痕累累，不过他听到“对不起”三个字后，还是心满意足地走了。

拿破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竭尽全力争取最后的胜利，最终，他心中远大的抱负也成功地实现了，当他坐拥自己的帝国时，一定不知道有多开心呢!

琼瑶， 1938年生， 原名陈喆，笔名凤凰、心如，是湖南省衡阳人，后为台湾着名女作家，作品深受大陆读者喜爱。

琼瑶的父母对儿女管教很严格。她除了在父母的指导下读书识字以外，还兼顾照看弟弟、做家务等工作。妈妈一有时间就给她讲故事，讲嫦娥、讲七仙女下凡到人间洗澡的传说， 教她背唐诗。李白的诗是她最喜爱的， 如“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等。

８岁时， 她进了上海市第１６ 区国民小学读书。由於母亲的早期教育，对语文有着特殊天赋的琼瑶，在上学的第一天就能一字不漏地通读整本国文课文，使教师大为惊讶。

同学们也纷纷向她投去赞佩的目光。为了更好地培养这个出众的学生，老师课外总要给她增加学习任务，对她要求得格外严格。而琼瑶每次总能出色地完成作业， 成绩在班级一直名列前茅。学校有个墙报栏。有一天经过报栏时，她看到了一个题目叫《小狍的自述》的作文， 文章中生动有趣的故事和流畅感人的语言深深地吸引了她。回家后， 她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一种强烈的、遏制不住的写作欲望撞击着她的心扉。年仅８岁的她， 急切地铺开作文簿， 一气呵成写完了一篇充满纯真感情的作文《我的母亲》。从此以后， 她坚持练习写作。９ 岁的时候， 她在上海《大公报》副刊儿童版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可怜的小青》， 这是她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编写的。１６ 岁时， 她又以她母亲的字“心如”为笔名， 写成小说《云影》， 在当时台湾最有名的《晨光》杂志上刊登。

从此以后， 琼瑶一发而不可收拾。强烈的创作兴趣使她又写成了《窗外》、《匆匆、太匆匆》、《穿紫衣的女人》等４０ 多部小说， 成为世界多产作家之一。她的原着已有４９ 部被改编成电影。

1899年底，26岁的梁启超受康有为指派，去檀香山开展保皇会的一些工作。檀香山属于东西方交汇之地，要跟洋人沟通交流，没有翻译不行，翻译水平低了也不行。梁启超不懂英文，这就成了开展工作的一个很大障碍。何蕙珍小姐，就是此时与梁启超结识的，成为梁生命中一个发乎情而止乎礼的红粉佳人。

何蕙珍是华侨商人的子女，芳龄二十，精通英文，口语尤佳，那些本地男子都比不上她。而且何小姐有学问有见识，喜欢畅谈国事，多有见地，其16岁就为学校教师，巾帼不让须眉。那天晚上，何蕙珍父亲宴请梁启超，请他演讲，何蕙珍翻译。席间作陪的除了当地华商外，还有几十名当地西人名流，大家都仰慕梁启超之才，以能亲耳听到他的演说为荣幸。梁启超本来心存顾虑，唯恐译者词不达意，谁知何蕙珍出色地完成了翻译。第二天整个檀香山的报纸，都刊登了梁启超的演说内容，一时间声名鹊起，大大增加了他的影响力。

那天晚上，何蕙珍粗头乱服犹如村姑，梁启超根本没有将她打上眼。等到何蕙珍出场口译时，其目光炯炯，大放异彩，让梁启超惊为天人。梁启超演说完毕，何蕙珍跟他握手，含情脉脉地说道：我万分敬爱梁先生，可惜仅仅是爱而已。今生也许不能在一起，但愿来生能够跟先生相厮守。希望先生送我照片，了却我的心愿。一个女子初次跟梁启超见面，就说出这样让人脸红心跳的话来，这不摆明了是求爱吗？梁启超何等聪明之人，岂能不知？可惜他的表现却大煞风景，唯唯诺诺，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到最后居然落荒而逃。

那时在檀香山，华人因为入乡随俗，早已经接受了西人恋爱自由的观念，因此何蕙珍这样的表白，根本不值一提。其实梁启超对何蕙珍也是心有所属，特别是知道何蕙珍在报纸上用英文与污1蔑他的造谣者论战时，更是非常感动，当即送去了照片，何蕙珍回赠了他两把扇子。

后来何蕙珍又托人前来提亲，表明愿与梁启超长相厮守的心愿，可惜梁启超以自己流亡之身，随时有生命危险，怕拖累别人又拒绝了，其后见面时更以兄妹相称，算是断了何蕙珍的念想，也给自己的檀岛之恋画上了句号。这可苦了何蕙珍，其他的男子都不能让她动心，她早就发誓此生非梁启超不嫁，从此抱定独身主义，终了一生。

兔年春节前夕，中国体坛“一姐”李娜轰动了世界网坛。2011年1月29日，在阳光明媚的澳大利亚墨尔本，这位来自湖北的个性女子一路过关斩将，历史性地获得澳网女单亚军，成为首次闯入四大国际网球赛事决赛的亚洲人，书写了中国网球新的传奇 ……

少年成名却突然退役

29年前，李娜出生在武汉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因为父亲早年的“羽毛球运动员情结”，李娜5岁时开始参加羽毛球训练，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结缘网球。凭借过人的天赋和超乎常人的付出，李娜15岁就跨进了国家队大门。

2000年，年仅18岁的李娜获得了WTA(国际女子职业网球联赛)第134位的年终排名，成为国家网球队的新星。2001年的九运会上，她一举拿到女单、女双和女团3个冠军，以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女单、女双和混双3枚金牌。然而，就在外界坚信李娜将有一个美好前程、将为中国网球赢得国际地位的时候，她却在2002年底韩国釜山亚运会前，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宣布退役，去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和同为网球运动员的男友姜山一起读书。

当时，在韩国釜山，曾有教练说：“这个湖北丫头是不是疯了，说退就退，也太不负责任了!” 然而，了解李娜的朋友则感慨地说：“李娜就是这样的人，太有个性了。敢想敢做，说得出做得到!”至于那次退役的原因，有人猜测是因为“刺头”李娜当时与国家队有矛盾;也有人猜测是因为与姜山“早恋”遭到国家队反对，李娜为了坚持爱情才退役。无论何种原因，以李娜的个性，她宁愿不打球，也不能唯唯诺诺、委曲求全。

在离开球场整整两年后，2004年3月，湖北队邀请李娜出山。在老公姜山的鼓励下，李娜重返网坛。同年10月的广州公开赛，李娜连胜8场，成为第一个赢得WTA巡回赛单打冠军的中国球员。2006年，李娜打入了温网八强，又一次创造了中国网坛的“第一”。

“单飞”成就“国际娜”

复出之后的李娜，虽然已经晋升至国内网坛“一姐”的行列，但她一直对国家队训练比赛僵化的体制感到不满。另外，国内网球比赛的现状也让她感到失望，网球这种国际化和职业化的比赛项目，在中国却变成了“国内死磕，国外练兵”。所以尽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和排名，李娜却越来越向往自由地、职业化地参加国际比赛，尤其是以大满贯为尊的四大网球赛事。

终于，随着国家队的改革计划，李娜在2008年底得以“单飞”，自己聘请教练、组织团队，“自负盈亏”闯荡国际赛场，由此开启了自己的国际之路。李娜此后的成绩证明，这条路走对了。

单飞之后，对李娜来说，最重要的是团队组织和建设。瑞典著名教练托马斯作为外教加入了李娜的团队。李娜原来的弱项发球技术，在托马斯的重点训练下，突飞猛进，足以傲视众多世界巨星。托马斯还积极“教唆”李娜要走上职业化的道路，成为她在“单飞”后的引路人。

为避免在比赛中无谓的受伤，李娜还请来了德国人阿莱克斯作为体能教练。自从有了他，李娜之前的腿伤也很少在比赛中出问题。

不过，在幕后团队中，最最重要的还是李娜的丈夫兼教练姜山。由于长时间在生活和球场上的合作，了解与默契让他们配合得格外顺利。李娜说：“很多人觉得我的想法与众不同，但姜山总能明白我在想什么。我们心灵相通，这是最大的优势。”

同在湖北网球队的李娜和姜山早在1995年就相识，当时李娜才13岁，姜山已是网球国青队的主力。那时，李娜将谈吐不凡的姜山视为偶像，并展开了追求，之后他们就顺利地“早恋”了。2008年单飞后，姜山成为李娜的私人教练。

李娜从不掩饰对丈夫的依赖，“有姜山在，我容易得多”，“他就像我的父亲和兄长，不时为我梳理情绪上的变化。只有他在我身边，我才能发挥出全部水平”。李娜表示，姜山给自己最大的帮助就是让自己心里踏实。如今，李娜在国内外打比赛，姜山几乎“全程陪同”。赛场上，李娜一有不顺，就会习惯性地将目光投向姜山。

虽然在比赛现场，经常会看到脾气急躁的李娜对姜山不加掩饰的怒吼，但在李娜内心深处，她对姜山是心存感激的。“不管你是胖还是瘦，是帅还是丑，我都会永远跟随你，永远爱你。”这是李娜在今年澳网决赛后的一段真情告白，通过电视转播，感动了无数人。

有了三大金刚护法，“单飞”后的李娜成绩插翅高飞。2010年年初，李娜闯入了澳网4强，又在伯明翰草地赛中折桂，WTA排名也逐渐稳定在TOP15以内。

2011年1月29日，李娜获得了澳网亚军，成为首次闯入四大网球赛事决赛的亚洲人，成功地帮助中国军团率先达到了亚洲网坛的制高点。李娜也因此有了一个新的外号——“国际娜”，成为中国体育界继姚明和刘翔之后又一个“国家形象”。

一个“非典型”的中国明星

“她不是个典型的中国女人。”有媒体曾这样评价李娜。李娜显然不是西方媒体心目中的中国明星的样子，不仅因为她胸前的刺青玫瑰，还有她的直率脾气，以及不常见的幽默感。

在中国体坛普遍缺乏个性的时代，李娜早早就以特立独行作为自己的标签。甚至在李娜小时候，这种“个性”就已初现端倪。因为李娜的父母都姓李，就有邻居故意逗她：“你是跟爸爸姓还是跟妈妈姓?”不想，年少的李娜却回答道：“他们都随我姓。”

熟悉李娜的人，也或多或少知道李娜的几个叛逆故事。在中国网球界，李娜是第一个公开批评体制的队员。在2005年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李娜将矛头直指国家队，“我在国家队没有任何进步，国家队的教练对我也没有任何帮助。”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李娜还曾在比赛时，戴着看上去有些沉重的耳饰，让教练感到愤怒。对于自己叛逆张扬的性格，李娜感到骄傲，她觉得这是自己的真性情，没必要去掩饰。

在球场上，李娜是第一个甚至是唯一一个刺了文身的国内球员。“我十几岁那年就文了这个玫瑰文身。”李娜谈起自己胸口的那朵玫瑰，很是得意。那一年李娜刚刚开始和大她4岁的姜山配对打混双，就毫不避讳地用刺青的方式向姜山示爱。一开始，文身还被藏着，后来不在乎那么多了，因为“它见证着我的爱情”。

李娜干过的出格的事远不止于此。在比赛中，她会对姜山大叫大嚷，会对着卖力为自己加油的中国球迷怒吼“闭嘴”;在采访中，会让媒体记者尴尬——问：“2011年你想要什么?”答：“我想要钱。”问：“这能写进文章里吗?”李娜瞪大了眼睛答：“谁不想要钱啊，这是事实啊!”

赛场外的李娜却有着柔软的另一面，她会默默进行慈善工作。去年一年，她给青海玉树和武汉孤儿院送去善款共计近百万元。

真正让世界媒体注意到的，是李娜直率幽默的性格，尤其在她讲英语的时候。在澳网第三轮，她当着数万观众直率承认，自己打球的动力是老公兜里的信用卡。在半决赛取胜后，当被问及“面对这样的局面是否紧张”时，李娜又拿自己的老公开起了玩笑：“我昨晚并没睡好，我丈夫睡觉时总是打呼噜，我大概每个小时都会醒一次。”用老公的呼噜将激动的泪水轻轻带过，相信所有人在这一刻都会被娜姐的举重若轻“秒杀”。

从当年初涉巡回赛时不敢和对手打招呼的青涩，到现在一口流利的英语、时不时吐露的幽默，李娜面对国际媒体开始驾轻就熟，有了偶像的范儿。这样的李娜处处迥异于体制下培养出来的“金牌杀手”，改写了中国人不自信的“典型形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体育界的新形象。

华罗庚，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在他成名之后，不止一次说过：“我能取得一些成就，全靠我的教师栽培”。1949年，华罗庚从国外回来，立刻赶回故乡江苏金坛县，看望发现他数学才能的第一个“伯乐”：王维克老师。他在金坛作数学报告时，特地把王老师请上主席台就座，进会场时让老师走在前面，就座时只肯坐在老师的下首。

由于青年时代受到过“伯乐”知遇之恩，华罗庚对于人才的培养格外重视，他发现和培养陈景润的故事更是数学界的一段佳话。

今年80岁高龄的阎肃，不仅是中国剧协、中国作协、中国音协的老会员，还是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会员，他戏称自己是“杂家”。

上世纪60年代，阎肃就写出了让国人感动不已的歌剧《江姐》，主题歌《红梅赞》传唱至今依然不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写的《敢问路在何方》《故乡是北京》《长城长》《雾里看花》等歌曲，让人们更加熟记住了他。现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仍精神饱满地以评委、嘉宾的身份频频亮相电视屏幕。他对此这样说：“只要老百姓还认可我，我就甘愿为他们服务一辈子。”

大家很难相信，阎肃的艺术之路起步于舞台上拉大幕。1955年，阎肃所在的西南军区文工团撤销后，他被分配到空政文工团工作。开始的5年间，他经常是一个人千七八个人的活：拉大幕、点气灯、演反派，说相声、打快板、演双簧，还兼管催场。领导只要发现哪里缺人，就会喊一声：“小阎，看你的了。”他二话不说，就会立即顶上去。在回忆那段经历时他说：“拉大幕，我比别人拉得快；跑龙套，我当个角儿倍儿认真；点气灯，一年演几百场，没熄过一盏灯。我把每一项工作都当事来做，而且要做就做最好的……当你养成认认真真做事的习惯时，际离成功的门槛就越来越近了。不管你是干什么的，必须脚踏实地往前走，千万不要指望一锄头挖出个金娃娃。就这样，我年年评先进、当劳模。”

其实，阎肃改行搞创作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最喜欢的还是当演员。那时，他不但中音唱得好，说相声也深受观众喜爱。有一次演出，他连说了7段相声，观众还是不让他下台。正当他雄心勃勃要在演艺事业上闯出一片天地时，组织上却找他谈话，让他转行搞创作，虽然他不乐意，但最终还是做通了自己的工作，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安排，而且一千就是50多年。其间，不仅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作品，而且完成了一项又一项重大的创作任务，深受大家的敬佩。

成名后的阎肃，没有一点名人和大艺术家的架子，在路上不管遇到什么人，像花匠、木工、烧水的、大师傅、小战士等，他都一律向对方微欠上身大声打招呼：“您好！”儿子阎语对父亲的做法甚是不解，曾问父亲：“你现在是全国知名的大艺术家，跟谁都主动打招呼，还鞠躬，用得着吗？那样也太没派了。”闽肃对儿子说：“尊重所有人，对我们所有人都是重要的，且不说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大道理，就说你尊重了所有人，也就为自己赢得了好心情，对自己的生活、工作、进步都太重要了！”阎肃用自己的言传身教，使阎语这样一个多次被学校要求转学甚至开除的“刺儿头”，成为全校高考文科状元。阎语现已是中信银行的一名副行长，不仅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还在工作之余写起了小说。对此，阎语感触颇深：“我从父亲身上学到最重要的，就是他尊重所有人这一不太普通的普通点。自我进入中信银行工作，他就常叮嘱，不要犯错误，不要损害公家利益，不要和别人比收入。这还真是生活中的良策，能让自己活得更开心。”

论资历和年龄，阎肃在空政文工团都是“第一老”，但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把自己放到组织当中，放到大伙儿中间。每次外出，他都自觉向团里请假销假，党组织生活一次不落，每个月准时交党费；团里有事，他总是提前10分钟赶到。对此他说：“做人就要像谷穗那样始终低着头，对上不伸手，周围拉紧手，工作上才会有一手……什么是名人？真正的名人是‘明人’，即明白人，有自知之明。一个人，不管你当多大官、有多大的名气，千万不要摆架子，架来架去，就把自己架空了。能时刻记住和做到这些，你也就拥有了人生的大智慧。”

不久前，美国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与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一起谈话时，双腿往座位后缩，好像要把双脚藏起来似的。原来，布隆伯格穿着一双很旧的皮鞋，可能是在穿着由高档设计师设计的名牌衣服的第一夫人面前觉得不好意思，他才试图将脚上的旧皮鞋“藏起来”。

现年68岁的布隆伯格是一位身家超过180亿美元的富翁，在《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上排名第23位。和许多一掷千金的富豪不同的是，家财万贯的布隆伯格数十年如一日地过着“抠门”的生活。虽然贵为一市之长，布隆伯格却不坐专车，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他每天都乘地铁回家，在拥挤的车厢里，布隆伯格经常找不到座位，只好站半小时。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布隆伯格总共只有两双工作皮鞋，而且已穿了整整10年！

布隆伯格两双皮鞋穿了10年的秘闻曝光后，令许多美国民众大跌眼镜。早在2001年参选市长前，布隆伯格就已开始穿这两双皮鞋了，由于皮鞋实在太旧，有时候连他自己也觉得它们太不上台面。尽管如此，布隆伯格仍然觉得两双皮鞋已经足够，这可能与他长期养成的节俭习惯有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布隆伯格虽然节俭，却一点也不吝啬。美国富翁比尔·盖茨夫妇以及沃伦·巴菲特倡议全美的亿万富翁宣誓，在有生之年或死后将自己的一半家产捐给慈善机构，这被称为“日落条款”。这位舍不得为自己买双皮鞋或大份咖啡的市长，成为首批承诺签署“日落条款”的美国富翁。

张良原来是战国时期韩国的贵族公子，祖父和父亲都做过韩国的相国。韩国被灭后，张良也从 贵族变成平民，他变卖了家产，只为报灭国之仇。当时他认识了一个大力士，那个大力士用的是一个足足有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锤。他说服了那个大力士去博浪沙这 个地方刺杀秦始皇，谁知大力士的大锤没打到秦始皇的马车，刺杀失败了，这个大力士自杀了。为了避免被牵连，张良开始逃亡。

张良逃到了下邳，悄悄住了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家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有学问的读书人，他在那里渐渐出了名，也结交了不少朋友。有一天早 上，张良路过一座桥时，看见一个穿着土布长褂的老头子坐在桥头，一只脚搭在另一条腿上，正一上一下晃着，而脚上的鞋也跟着晃。奇怪的是，那老头看见张良走 了过来，就把脚往里一缩，脚上的鞋就掉到桥下了。老头看了一眼张良说：“小子，你快下去帮我把鞋捡上来。”张良一听很生气，可看那老头的头发胡子全白了， 满脸皱纹，就不好发火了。于是他走到桥下捡起那只鞋，递给老头。但那老头不用手接，而是一伸脚说：“给我穿上。”张良这下愣了：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啊!不 过他觉得自己已经把鞋捡上来了，不如好人做到底。于是他跪下来恭恭敬敬地给老头穿上了鞋，那老头也不说声“谢谢”，只是捋了捋胡子，慢吞吞站起来，大摇大 摆地走了。

张良盯着那老头的背影，见他走得又快又有劲，知道这老头不简单。于是他也赶紧走下桥，注视着老头的背影。

走了几步之后，老头突然转身回来了：“你小子有出息，我可以指点指点你。”张良很聪明，一听这话，就知道老头有来历，赶紧跪下向他一拜：“弟子张良拜认老师!”老头微微一笑，说：“好!五天之后，天亮的时候，你到桥上来见我。”张良连忙说：“是!”

过了五天，张良一大早就梳洗好，匆匆忙忙往桥赶，谁知他到那里时，那老头已经等着了，一看见张良就生气地说：“小子，你跟老人家有约，就应该早点到，怎么还要叫老人等你?”

张良马上跪下磕头认错。那老头没理会他，挥挥手：“回去吧，五天后再来。”说完就走了。张良站了一会儿，也只好垂头丧气回家了。又过了五天，张 良一听见鸡叫就起来，顾不上梳洗就向大桥跑去。他还没跑到桥上，就看见老头已经在上面了，于是他打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自言自语说：“怎么又晚了!”

老头瞪了张良一眼说：“你如果愿意，五天后再来!”说完就走了。张良闷闷不乐地在原地站了半天，才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家。

这五天的日子可真是难熬啊，到第四天晚上，张良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起了床。刚过了半夜，他就到桥上等着。

不一会儿，那老头慢慢走来了，张良一见，赶紧迎了上去。老头看见张良，笑了一下：“这样才对嘛。”说完，他拿出一部书给张良，并告诉他：“你如 果把这部书好好地读明白了，将来就能够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张良小心地接过书，道了谢，然后想请教老头的名字，但那老头却头也不回地走了。

天亮后，张良拿出书一看，原来是一部《太公兵法》。从此白天晚上都读，直到把它读得滚瓜烂熟。

十年后，陈胜、吴广起义，张良也在下邳西面与沛公刘邦相遇，并归附了他。张良多次用《太公兵法》中的道理向刘邦献策，得到了刘邦的赏识，他自己也成为杰出的军事谋略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

2010年6月3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国家科学院生物医学研究所,人类首次全面模拟载人火星探测试验宣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航天局科研训练中心的宇航员王跃与来自俄罗斯、法国和意大利的五名志愿者一起,正式踏上长达520天的“火星之旅”。王跃将与他的同伴们用250天模拟飞往火星,30天模拟驻留火星,240天模拟返回地球。其间,他们将在封闭舱里进行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和试验。他们将于2011年11月出舱。

王跃,这个脸上还有着稚气的“80后”,在几千名志愿者中,经过层层严格考核,一路过关斩将,成为笫一个参加人类首次模拟火星载人航天飞行试验的中国人。

今年王跃28岁,会四国语言,是中国航天训练中心的著名研究员。去年11月,当听到要选拔“火星500”志愿者的消息后,王跃立刻跃跃欲试,他除了加大外语口语能力的练习外,还加大了体育锻炼强度,增强体能。跑步、举重、爬山、踢球各种运动,全部上阵。原本是旱鸭子的他,却要挑战高度,硬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了游泳。两个月下来,他就学会了潜泳、仰泳、蛙泳等各种泳姿。经过测试,他的成绩和专业运动员不分上下。这一成绩令考核官员也大为惊讶。在心理素质方面,王跃豁达开朗、幽默风趣,和周围的人都能和谐相处。他一到哪里,就能给哪里带来欢声和笑语。同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开心果”。

“火星500”试验对志愿者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仅不能有器质性疾病,就连脚气这样的小毛病都不能有。二十多项严格的医学检查,严格得近乎苛刻,连睡眠监测也列入其中。睡眠质量要好,躺下就能睡着,不能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这也是一项严格要求。许多志愿者很难达到要求,被无情地淘汰。而王跃却凭着自己超强的心理素质,一路高歌猛进。像CT、核磁共振这种检查,别人或多或少会检查出一些问题,而王跃却非常完美,没有一点儿瑕疵。

就这样,王跃经过常人所难以想象的严格考核,终于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唯一的参加“火星500”试验的志愿者。在接下来的520天时间里,王跃将与其他5名外国志愿者一道,在“火星500”封闭舱里,进行一系列科学研究和试验。520天,与外界完全隔离。而且还需要在失重的状态下生活,这不仅是对一个人意志、体能的巨大考验,也是对一个人的科学知识的全面考核和检测,一般人很难承受这种孤独、寂寞的煎熬,如果没有钢铁般的意志是很难坚持的,这对一个才28岁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一种意志的考验和磨炼。

王跃在他的志愿者登记表中曾这样写道:“我喜欢彼得大帝、喜欢高尔基、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王跃的“三个喜欢”让人们看到潜伏在他身上的一种激情和意志。当进入“火星500”舱门的瞬间,王跃蓦然回首,露出灿烂的笑容,握紧拳头,高高举起,向欢送的人群挥手致意。

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宇航员杨利伟见证了王跃走进“火星500”舱门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当舱门缓缓关闭后,杨利伟激动地说,中国人能参加首次载人火星探测全面模拟试验,无疑是中国航天事业进步的表现,它让世人看到了中国的力量。

我们在等待,等待520天后,王跃走出“火星500”舱门的那一刻。

爱因斯坦小时候非常喜欢小提琴，他梦想自己能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爱因斯坦只要一有时间，就会练琴，尽管他很勤奋，也很用心，但是却没什么进步。爱因斯坦的父母认为他没有音乐天赋，但是为了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一直没有阻止他学琴。

有一天，爱因斯坦去请教一位小提琴老师，老师对他说：“你先演奏一曲让我听听。”爱因斯坦就演奏了他的偶像帕格尼尼的一首曲子，但是却漏洞百出。曲子拉完后，老师问爱因斯坦：“孩子，你为什么特别喜欢拉小提琴呢？”

爱因斯坦说：“我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老师又问：“那你快乐吗？”

“我非常快乐。”

老师继续说：“孩子，你非常快乐，这就说明你已经成功了，难道非要成为帕格尼尼才算成功吗？我认为，快乐就是成功。”

爱因斯坦听了老师的话后深有感触，他明白了快乐比当帕格尼尼更重要。后来，爱因斯坦仍然喜欢拉小提琴，虽然他拉得并不算很好，但他却在其中收获了很多快乐。

快乐是世间最容易取得的成功，只有做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澳大利亚开奥运会的时候，在这片土地上发迹的媒体大亨默多克当然会去捧场。

在现场，默多克发现座位底下散落着一枚硬币，他站起身来，然后蹲下，捡起了那枚硬币，脸上带着微笑。

这则细节被媒体爆炒，但我只记住了默多克的微笑，拥有亿万资产的他却为捡到一枚硬币而微笑。

香港的记者曾问过亚太首富李嘉诚，“君以为一生之中，最快乐的赚钱一刻是何时？”李说：“开一间临街小店，忙碌终日，日落打烊时，紧闭店门，在昏暗灯下与老伴一张一张数钞票。”

李嘉诚的答案令记者措手不及。但这真是妙答啊，一点都不做作，谁都会对这样的快乐会心一笑。

快乐的标准是一根可以无限拉伸的橡皮筋，你的欲望越大，它拉得就越长，快乐的标准也就越高。默多克、李嘉诚是智慧的，把快乐的标准降下来，降到人人都拥有的境地，那就快乐了。

澳大利亚还有位华籍企业家谢英福，当时马来西亚有一家国营钢铁厂经营不景气，亏损高达1.5亿元。首相马哈迪找到他，请他担任公司总裁，他不假思索的答应了。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钢铁厂债重难还，生产设备落后，员工凝聚力涣散，这是一个巨大的洞，根本无法填平的洞。

但谢英福却坦然对媒体说：“当年我来到马来西亚时，口袋里只有5元钱，这个国家令我成功，现在我要报效这个国家，如果我失败了，那就等于损失了5元钱。”

年近六旬的谢英福从别墅里搬出来，住进了那家破败的钢铁厂，三年后，工厂起死回生，开始大量创造财富。

5元钱每个人都拥有，但当你拥有1万元、1百万元、1千万元的时候，还会以5元的标准衡量自己的快乐吗？

快乐像跳高，跳杆越低，我们就会越轻松，越无所畏惧。

名人故事

巴斯卡尔和费马

更早些时候，法国有两个大数学家，一个叫做巴斯卡尔，一个叫做费马。

巴斯卡尔认识两个赌徒，这两个赌徒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说，他俩下赌金之后，约定谁先赢满5局，谁就获得全部赌金。赌了半天，

A赢了4局，

B赢了3局，时间很晚了，他们都不想再赌下去了。那么，这个钱应该怎么分？

是不是把钱分成7份，赢了4局的就拿4份，赢了3局的就拿3份呢？或者，因为最早说的是满5局，而谁也没达到，所以就一人分一半呢？

这两种分法都不对。正确的答案是：赢了4局的拿这个钱的3／4,赢了3局的拿这个钱的1／4。

为什么呢？假定他们俩再赌一局，或者

A赢，或者

B赢。若是

A赢满了5局，钱应该全归他；

A如果输了，即

A、

B各赢4局，这个钱应该对半分。现在，

A赢、输的可能性都是1／2,所以，他拿的钱应该是1／2×1＋1／2×1／2＝3／4,当然，

B就应该得1／4。

通过这次讨论，开始形成了概率论当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数学期望。

在上述问题中，数学期望是一个平均值，就是对将来不确定的钱今天应该怎么算，这就要用

A赢输的概率1／2去乘上他可能得到的钱，再把它们加起来。

概率论从此就发展起来，今天已经成为应用非常广泛的一门学科。

闻一多读书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急得大家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人了迷。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鲁迅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因考试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没有戴此奖章，作为炫耀自我的凭证，而就是拿到鼓楼大街把它卖了，买回几本心爱的书和一串红辣椒。每当读书读到夜深人静、天寒体困时，他就摘下一只辣椒，分成几片，放在嘴里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嘴里“唏唏”，顿时，周身发暖，困意消除，于就是又捧起书攻读车胤

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但就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

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资料，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就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齐，借它们的光不就能够读书吗？于就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此时挂在案头。从此，他每一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陈寿，字承祚，出生于公元233年，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县北）人。他就是我国史学宝库“二十四史”中《三国志》的作者。

晋书说陈寿：“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意思是说，陈寿小的时候很爱学习，老师就是他的同乡谯周。本文所要叙述的，就是他拜谯周为师过程中的一个故事。

陈寿小时候很聪明，对学习也勤奋刻苦。父亲见他幼而好学，学有成效，还专门为他请了家庭教师。他在年仅十岁的时候，就能写出词句优美而又十分得体的文章来了。到十多岁的时候，便读完了家中所有的藏书，连父亲为他请来的老师，也因无法教他，而主动辞职回家了。

不久，父亲又要为他请一位家庭教师，他没有同意。因为他听说县城西有一位叫谯周的学者，很有学问，便想去拜他为师。父亲说：“听说谯周收弟子条件苛刻，未必肯收你为弟子。”

陈寿道：“我会有办法的。”

于是，陈寿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独自一人步行三十余里，来到了谯周家。

谯周见他个子矮小，身体瘦弱，问道：“你今年几岁了？”陈寿言：“十二岁了。”谯周摇了摇头说：“年龄太小，有什么文化基础？先回去读书，过几年再说吧！”

陈寿一听让他回去，忙说：“先生，我年龄虽小，却早已读完了《诗》、《书》、《礼》和《左氏春秋》，您若不信，可当面测试！”

谯周见陈寿口气虽大，但气色坦然，不像有假，便半信半疑。于是，他从陈寿点名的几种经书中找出了几个比较难的问题，让他回答。没想到陈寿不仅对答如流，且延伸释义，显得知识非常广博。谯周便高兴地收留了他。

谯周精研六经，尤通书礼，还通天文，善辩才，是三国时蜀汉国内的著名学者。陈寿在他手下学习，深感其所授与众不同。自己过去学习中所遇到的困惑，顿时迎刃而解。对于新学的知识，更觉讲授得体，分析精辟，使他觉得十分解渴，越发激起了他刻苦学习的自觉性。谯周见陈寿对于自己所授的知识理解深透，掌握牢固，每次考试，年龄虽最小，成绩却名列榜首，因此，对他特别喜爱。

一晃几年过去，陈寿在学业上把谯周的上百个弟子，远远地抛在了后边。

后来，当陈寿学习毕业时，谯周曾十分激动地对友人说：“昔仲尼弟子三千人，贤者七十二人，而我今日弟子众多，虽然只出了一个陈寿，但我已心满意足。因为就他的才学而言，天下是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提并论的。”

陈寿毕业后，初事蜀汉，封观阁令史。入晋后，被司空张华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平阳侯相，后任御史治书。撰魏、蜀、吴《三国志》，凡六十五篇，广受时人称赞。又有著作《古国志》五十篇、《益都耆旧传》十篇、《蜀相诸葛亮集》等。

他出生在山东省临沂市义堂镇一个农民家庭。为了摆脱贫困的生活，高中毕业后，他来到青岛一家中西餐厅当了一名传菜工，月薪800元。当看到酒店的大厨每天只工作五六个小时，月底领到10000元工资时，他暗下决心：一定学好厨艺，成为一名拿高薪的大厨。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便在下班后给店里的大厨跑腿、和人家套近乎，趁机请教烹饪技巧。很快，他就掌握了许多菜品的做法，但苦恼的是，他做出的菜与师傅做出的菜口味大相径庭。为了训练自己的味觉和嗅觉，他干脆自己买来辣椒、胡椒等十几种香料，下班后不停地闻和品尝，常常被熏得眼泪直流。可是，这样艰苦训练了半年多，不但没有成效，他反而连一些基本的香料也闻不出来了。考虑到自己的嗅觉和味觉太迟钝，再努力也不会有好结果。他只好放弃了当大厨的梦想，瞅准机会转行。

2003年的一天，一位顾客因为所点的菜肴与酒店菜谱上的宣传图片相差悬殊，和老板发生了争吵。事后，老板为避免顾客误会，要求大厨把一些菜肴做出样品，放到酒店大厅里供顾客参观选择。但这些样品菜容易变质，过不了几天就要重做，成本太高。老板苦恼地说：要是有一种不容易变质又保鲜的假菜多好呀!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灵机一动，我不是做大厨的料，炒不好真菜，要是我能做出这些假菜，说不定就能发大财呢!说干就干，晚上下班后，他接连几天查阅资料，发现日本早在几年前就有这样的假菜，称为“菜模”。他又走访了许多酒楼饭店的老板，大多数人表示愿意尝试，这让他信心大增。为了掌握“菜模”做法，他花了800元通过邮寄方式从日本买回一盘“菜模”，他还不厌其烦地向青岛大学一名专业教授请教。待掌握了“菜模”基本制作技术后，他毅然辞职，借了3万元钱买来仿真材料和设备，专心致志地做起了假菜。

毕竟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对“菜模”需要的雕刻、镂刻、着色等工艺技术，他都要一一学习和反复练习。尤其是在学习着色技巧时，他每天晚上都脱得光光的，对着镜子，在自己身上涂抹颜料，掌握不同温度下颜色的变化。时间不长，他就掌握了着色技巧，但颜料属化学物品，身体奇痒无比，用手一抠，就会流血。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身体上血迹斑斑的代价后，他硬是凭着农家子弟那特有的韧劲和钻劲，在短短3个月时间内就做出了一盘以假乱真的“菜模”。

但“菜模”做出来后，由于价位高，不少酒店老板并不感兴趣。他只好先把“菜模”放在一家酒店免费试用一个月。谁知，一个月后，酒店老板主动付给他5000元钱，要求再预定10个“菜模”。他终于掘取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此时，他雇了4个工人，开始批量生产，并免费让酒店试用。半年后，他又赚了20万元，又招了10多名员工，添加了10套设备，并在青岛注册了公司。他不断钻研，开发出了市场需要的婚宴、生日宴等主题“菜模”。在2007年3月广交会上，他一口气签了300万元的单子，仅其中一个“菜模”就卖到1万元。他还针对外国人研发了中国式的“菜模”，在2008年上海美食节上，受到不少东南亚国家客户的青睐，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2009年5月，他又在广州注册了一家分公司。如今，他不仅拥有千万元的资产，开上了宝马汽车，住上了200多万元的别墅，还娶了一个山东艺术学院毕业的漂亮女大学生。

他，就是“青岛艺凡食品模具有限公司”的老板张一凡。

张一凡曾经梦想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月薪上万元的大厨，但梦想破灭后，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另辟蹊径，及时“转弯”，完成了从普通传菜工到身家千万老板的“华丽转身”。他的经历启迪人们：要想成功，必须学会转弯。其实，生活中许多事情往往都要转弯。转弯是一种变化与变通，生命将因转弯而精彩。

1879年3月的一天，他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里，但很快便被戴上了“天资愚钝”的帽子，家里的女佣称他为“小笨瓜”——一直笨手笨脚，且到3岁多时才会说话。外界的嘲笑让他产生了自卑感，同时养成了一个癖好，在对人说话之前，一定先要小声地对着自己说一遍，演练一次，直到觉得没问题，才敢说。

6岁时，他被母亲送到学校，但也因为“愚钝”和不爱听老师的话而被迫退学。后来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把他送进一个天主教的学校里，他也因此成了该所学校70多年来的第一个犹太学生，可他的表现依然不是很好，老师们都不愿意关注他。

虽然学习不是太好，但他却有一个好品质——心地善良。10岁时，他遇到了一个叫马克斯·塔木德的哥哥，塔木德是一个家庭非常贫困的医科大学生，在学校连像样一点的饭菜都吃不起。

于是，他便请求父母让这个哥哥每周来他们家吃一次饭，算是加餐，并且要求母亲要拿出最好的食物来招待塔木德。

他的善心深深地感动了塔木德，作为一个穷学生，塔木德没什么东西能回报这个小弟弟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每次来都带上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给他看，这些书都是科学书籍，包括21卷的《通俗自然科学》丛书，该书强调生物和物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详细地记载了当时世界上的许多科学实验，这让他如获至宝，仿佛一下子开窍了似的，开始了如饥如渴地阅读了起来。

接着，塔木德又给他带来了一些几何和数学方面的书籍，这些书本该等他再长大些才能看得懂的，但他却能看得津津有味，有不懂的地方便向塔木德请教。

大约3个月后，塔木德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解答他的问题了。“因为弟弟的水平已经超过了我！”

他便是后来享誉世界的伟大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得感谢塔木德哥哥，是他帮我开启了探索科学的兴趣大门，他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

而塔木德却说：“我不敢邀功，我当时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是在跟一个天才打交道，是他的善良和爱心，让我觉得必须得为他做点什么。”

做一个善良的好人，到底有没有用？爱因斯坦的这个真实经历，或许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在那部根据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生平拍摄的电影《弗里达》里，我忽略了作为影片主干的那些情事，却紧紧盯着她作画的那些场面，手指都快要抠进椅子的扶手里去。

她１８岁那年遭遇了一场车祸，使她的脊柱、锁骨、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腿１１处骨折，病痛从此就成为高悬在她头上的利剑，时不时召她回去接收警讯。她一生中大约经历了３０次手术，到１９５４年离世，始终被疼痛困扰，她就带着疼痛作画，躺着画、半侧着画、趴着画，把画框悬挂在头顶上画，以各种能够使疼痛减轻一点的姿势画。

不画可以吗？不，不画，她就活不下去。生命如此短促，生活如此凡庸，终于找到突围之路，就要紧紧抓住。疾病已经不可能逆转，生命的终点遥遥在望，谁人的苦痛都不能分身为亿，让全世界都同感同受。躺在床上，却有时间流走的声音如此惊心。画画，是唯一的。甚至那些近乎癫狂的性事也是。

那是唯一的自救之道。就好像凡·高一定要画，临死前的一年，一天一张作品；就好像肺结核肆虐时期的音乐家一定要写，越是死亡逼近越要加速燃烧，三五年的作品总量超过后世音乐家半生所为；就好像，伊迪斯·皮亚芙一定要唱，她说“不唱，我就活不下去了”，还一定要在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后，抓紧时间开始巡回演唱；就好像，路遥一定要吐着黑血写作，不写，他就更加活不下去了；就好像，我的表叔，一定要在癌症的终末期，挣扎着站上讲台讲课——他有个曾经震动华夏的名字，他叫蒋焦影。若非身临其境，你一定当那是种不可理喻的刻苦姿态。但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让剩下的时间尽量丰盛起来，让生命的密度尽量瓷实一些，是唯一的自救之道，是对抗人生终极问题“人生的意义”的唯一方法，是抵消茫茫宇宙自身如此渺小感觉的唯一路径。

就好像席慕容写过，她向别人请教如何能让植物花开得更加茂盛，得到的回答是：“在根部砍上几刀，再在伤口撒上几把盐。”她这么做了，那个夏天，花开得近乎疯狂。任何物种，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繁衍，竭力开花结果。要对抗冰雪，就用花朵；对抗刀斧熔浆，就用花朵；对抗时间，就用花朵。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唯有开花结果。尽管他们告诉我，宇宙生灭轮回，不留痕迹，一切华美都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