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时尚界的最后一个灯塔——休伯特·德·纪梵希（精品20篇）

一天，孔子出游，途中他的马儿偷吃了农夫的庄稼。

农人很生气，捉住了马儿并把它关了起来。子贡知道后，就去恳求农人放了马儿，但任凭他好话说尽，低声下气，农人却理都不理。

孔子说：“用别人听不懂的道理去说服他，就好比请野兽享用太牢（祭祀时所用的牛、猪、羊三牲，是最丰盛的牺牲），请飞鸟聆听九韶（古乐名，相传为夏禹所作，使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优美音乐）一样。这是我的不对，并非农人的过错。”于是命马夫前去。

马夫见了农人便说：“你从未离家到东海之滨耕作，我也不曾到过南方来，但两地的庄稼却长得一个模样，马儿怎知那是你的庄稼不该偷吃呢？”

农人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把马儿还给了马夫。

有人听说了这件事，便来问孔子，既然你早知此事非子贡之力所能解决，为何不直接派马夫去呢？

孔子笑道：“我若不让子贡去，他必定心中不服，如今不但子贡毫无怨言，也使得马夫有了表现的机会。”

圣人能通达人情事理，所以才能人尽其才。

岳母刺字——精忠报国

八百多年以前，河南省汤阴县岳家庄的一户农民家里，生了一个小男孩。他的父母想：

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就在这时，一群大雁从天空而过，父母高兴地说："好，就叫岳飞。愿吾儿像这群大雁，飞得又高又远。"这名字就定下来了。

岳飞出生不久，黄河决口，滚滚的黄河水把岳家冲得一贫如洗，生活十分艰难。岳飞虽然从小家境贫寒，食不果腹，但他受母亲的严教，性格倔强，为人刚直。

一次，岳飞有几个结拜兄弟，因为没有饭吃，要去拦路抢劫，他们来约岳飞。岳飞想到母亲平时的教导，没有答应，并且劝他们说："拦路抢劫，谋财害命的事儿，万万不能干!"众兄弟再三劝说，岳飞也没动心。岳母从外面回来，岳飞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高兴地说："孩子，你做得对，人穷志不穷，咱不能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

岳飞十五六岁时，北方的金人南侵，宋朝当权者腐败无能，节节败退，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一天，岳母把岳飞叫到跟前，说："现在国难当头，你有什么打算?"

"到前线杀敌，精忠报国!"

岳母听了儿子的回答，十分满意，"精忠报国"正是母亲对儿子的希望。她决定把这四个字刺在儿子的背上，让他永远记着这一誓言。岳飞解开上衣，请母亲下针。岳母问："你怕痛吗?"岳飞说："小小钢针算不了什么，如果连针都怕，怎么去前线打仗!"岳母先在岳飞背上写了字，然后用绣花针刺了起来。刺完之后，岳母又涂上醋墨。从此，"精忠报国"四个字就永不褪色地留在了岳飞的后背上。

后来，岳飞以"精忠报国"为座右铭，奔赴前线，英勇杀敌，立下赫赫战功，成为一名抗金名将。

正如他的诗中所讲：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架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状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少年时代的-几度浮沉

1.第一次北伐(冲冠一怒，六郡归宋。)

吴玠仙人关大捷的喜讯传来，鼓舞着岳飞，使他更加蔑视敌人，满怀胜利的信心。大军自鄂州陆续渡江，旌旗直指郢州。岳飞在江心对幕僚们慷慨发誓说:

“飞不擒贼帅，复旧境，不涉此江!”

五月五日，岳家军直抵郢州城下。岳飞跃马环城一周，亲自侦察敌情。他举起马鞭，遥指东北角的敌楼说:

“可贺我也!”

六日黎明时，在紧擂的战鼓声中，岳家军发起总攻。战斗异常酷烈，岳飞坐在大纛下指挥，忽然有一大块炮石飞坠在他面前，左右都为之惊避，岳飞的脚却纹丝不动。

岳飞乘胜分兵两路，张宪和徐庆率军朝东北方向进攻随州，岳飞本人率主力往西北方向猛扑襄阳府。

十七日，岳飞兵不血刃，凯歌入襄阳。张宪和徐庆兵临随州后，伪齐知州王嵩龟缩在城垣里，不敢出战。张宪和徐庆军连攻数日，不能成功。牛皋和董先两员新统制已在克复郢州的战斗中大显身手，牛皋更自告奋勇，请求领兵支援张宪和徐庆。五月十八日，牛皋便与张宪、徐庆合力攻下随州城，歼灭了五千伪齐军。王嵩被俘后，押赴襄阳府处斩。

李成得到增援后，气势汹汹，又自新野市回军反扑，号称有三十万大军。岳飞命统制王万和荆南府镇抚使司统制辛太屯清水河，作为饵兵，诱敌深入。辛太不听命令，竟私自逃往峡州宜都县。六月五日，王万军与敌军交战后，岳飞亲自指挥大军夹攻，击败了李成军。六日，李成再次反扑求战。 但伪齐军经受不住两员虎将挥兵猛攻，一败涂地。李成的骑兵更是乱作一团，前列骑兵溃散之后，将后列骑兵拥挤入水中。岳家军追奔逐北，敌军横尸二十余里。

七月十五日，王贵和张宪两军在州城外三十几宋里，同数万金、齐联军激战;王万和董先两部出奇突击，一举粉碎了敌军的顽抗。刘合孛堇只身逃窜。岳家军俘降“番官”杨德胜等二百余人，夺取战马二百多匹，兵仗数以万计。十七日，岳家军猛烈攻城。将士们不顾骤雨般的矢石，攀附城垣，实行强攻。岳云又是第一个登城的勇士。岳家军攻拔邓州，活捉了高仲。二十三日收复州城。王贵和张宪同时在唐州以北三十宋里，再次击败金与伪齐联军，以掩护李道收复州城。同一天，荆湖北路安抚使司统制崔邦弼等军也攻下信阳军。在襄汉之战中，是南宋头一次收复了大片失地.其中包括原先在李横辖区之外，而由伪齐控制的唐州和信阳军，这又是南宋立国八年以来，进行局部反攻的一次大胜利(史称岳飞收复襄阳六郡之战)。

2.岳飞第二次北伐(长驱伊洛，克复商虢。)

绍兴六年七、八月间，岳家军进行第二次北伐。

左军统制牛皋为先锋，进攻伪齐新设的镇汝军。伪齐守将薛亨，素称悍勇善战，牛皋向岳飞保证，一定要“生擒以献”。左军以雷霆万钧般的威力，很快就击破这个坚垒。当薛亨作为战俘押解到宣抚司时，连岳飞也颇感惊讶。牛皋继续挥兵东向，扫荡颍昌府，直至蔡州，焚烧伪齐军积聚的 粮草、器械而凯旋。

岳飞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牛皋左军的佯攻，掩蔽大军的主攻方向。牛皋初战告捷后，岳飞的大部队往西北方向进击。八月初，王贵、董先、郝晸等将攻占虢州州治卢氏县，歼灭伪齐守军，缴获粮食十五万石。伪齐武义郎、监卢氏县 酒税杨茂“挺身归附”。接着，岳家军又分兵夺取了虢略、朱阳和栾川三县。王贵在虢州得手后，继续统军西向，又克复商州全境，包括上洛、商洛、洛南 、丰阳、上津五县。

商、虢两州都属陕西路，本非岳家军的战区。吴玠部将邵隆即是当年陕西解州神稷山抗金义军首领邵兴，因避宋高宗绍兴年号而改名。他曾上奏宋廷，认为商州乃是“要害之地”，只有力取商州，方能经营关中。于是宋廷任命他为商州知州，令他和金州 守将郭浩共同负责收复商州。岳飞攻克商州后，便催促邵隆尽快赴任，以减轻本部人马的戍守负担。

商州和虢州确是军事要冲，北可控扼黄河，与北方抗金义军直接联系，东可夺据西京河南府，西可进攻关中，几乎将伪齐的统治区一劈两爿。岳家军接连三战告捷，宋廷为此下诏嘉奖说， “遂复商于之地，尽收虢略之城”，“长驱将入于三川，震响傍惊于五路”。“商于”和“虢略”已成两州别名。“三川”为秦朝设三 川郡的古地，意指此处有河、洛、伊三川。“五路”者，是指宋朝于陕西沿边设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和熙河五路。

音乐家鲁宾斯坦经常到好友画家毕加索的画室看他画画。一次，鲁宾斯坦在好几个月内看到毕加索不断地在画同样的东西。背景就是阳台的铁栏杆，近景就是一张桌子、一瓶葡萄酒、一把吉他。

当毕加索画了将近五十幅同样的作品后，鲁宾斯坦不耐烦地问：“每一天都描绘同样的静物，难道你不厌倦吗？”

毕加索反问道：“你不觉得自己在说废话？难道你不知道，每一分钟都就是不一样的我，每一个钟头都有新的光线，每一天虽然看同一瓶酒，但我能够从中看到不一样的个性，看到不一样的酒瓶，不一样的桌子，不一样的世界里的不一样的生命！在我的眼睛里，这一切都就是不一样的。”从此以后，鲁宾斯坦在重复弹一首歌时，皆可弹出不一样的韵味。

哲理：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请拿出虚怀若谷的胸襟，学会换位思考，你会发现，此时世界原本能够如此美丽，生活原本能够如此丰富，精神原本能够如此充实。与人相处之道

有人说，因为有了牛顿，全世界所有的独身者，都将不再孤单。信哉斯言！和克林顿一样，他们都是父亲的遗腹子（废话啊，有母亲的遗腹子一说吗，呵呵），他的出生，毫不夸张地说，改变了整个世界。 不要再说上帝砸他的苹果了，还有他煮熟的手表，以及给大小猫各开一洞的美谈，反正历史总是越传越悬乎，只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是：他是现代力学的奠基人，万有引力的发现者，分析过白色光的组成，与莱布尼兹同步发现了微积分...... ，MS他曾喜欢他表妹，差点就求婚了，不过后来他还是放弃了。牛顿的一生，几乎没有亲近女色的纪录，他孤独的走完伟大的一生，晚年在宗教中寻找慰藉（有一点应该强调：科学与宗教是可以并存的），1727年3月，他被安葬在著名的西敏寺大教堂。

一位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的老将军，解甲归田后办了个武术培训班，还迷上了古董收藏，他对每一件古董都沉迷至极，每天擦了又擦，看了又看，总是把玩不停，兴趣不减。

有一次，一群好友来到他的收藏室欣赏他的藏品，他眉飞色舞地给他们介绍古董，在介绍他最心爱的一只古瓶时，一不小心从手中滑落，他赶紧将古瓶一抱，才没有落到地上，可他在这一瞬间吓得面如土色，满脸是汗。这件事使他迷惑不已：自己戎马生涯大半辈子，不知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可为什么一只古瓶的脱落就使自己吓成这样？思来想去难以得到合理的答案。

他时常做梦，梦见古瓶跌得粉碎，梦见古瓶被盗去，梦见房子倒塌砸碎了古瓶。夫人见他这样很是心疼，无意中说了一句：“那古瓶还不如摔碎算了，说不定你就不会这样了。”一句话使将军恍然大悟：因为过于迷恋，才会患得患失，这是自己制造的心魔，使自己难以解脱。于是，他一咬牙将那只古瓶砸了，这夜，他居然安稳地睡了一个好觉。

他是谁？他就是教出了卢俊义、林冲、武松、岳飞的周侗将军。

法国少年皮尔从小就喜欢舞蹈，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可是，因为家境贫寒，维持基本生活都非常艰难的父母根本拿来不出多余的钱来送皮尔上舞蹈学校。

皮尔的父母不得不将他送去一家缝纫店当学徒工，希望他学一门手艺后能帮家里减轻点经济负担。每天在缝纫店工作十多个小时的皮尔厌恶极了这份工作，不担因为繁重的工作所得的报酬还不够他的生活费和学徒费。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是在虚度光阴，他为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而非常苦闷。他甚至认为，与其这样痛苦地活着，还不如早早地结束生命。

绝望中的皮尔突然想起了他从小就崇拜的有着芭蕾音乐之父美誉的布德里。皮尔觉得只有布德里才能明白他这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的人。他决定给布德里写一封信，希望布德里能够收下他这个学生。在信的最后，他写道：如果布德里在一个星期内不回他的信，不肯收他这个学生，他便只好为艺术献身，跳河自尽了。

很快，年少倾垮的皮尔收到了布德里的回信。皮尔以为布德里被他的执着打动，答应收下他这个学生。但是信中却并没有提收他做学生的事。只是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布德里告诉皮尔，在他小的时候，很想当一名科学家。可是因为当时家境贫穷，父母无法送他上学，他只得跟一个街头艺人过起了卖唱的日子。最后，他说，人生在世，现实与理想总是有一定距离的人，首先要选择生存。只有好好地活下来，才能让理想之星闪闪发光。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的人，是不配谈艺术的。

布德里的回信让皮尔猛然惊醒。后来，皮尔努力学习缝纫技术，二十三岁的那一年，在巴黎他开始了自己的时装事业。很快，他便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和服装品牌，也就是如今举世闻名的皮尔卡丹公司。

由于皮尔一心扑在服装设计与经营上，皮尔卡丹公司发展迅速，皮尔在二十八岁的那一年就拥有了两百名雇员。他的顾客中很多都是世界名人。如今，皮尔卡丹品牌不仅拥有服装行业，还有服饰、钟表、眼镜、化妆品等等，皮尔卡丹不但成了令人瞩目的亿万富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产品也遍及全球。

皮尔卡丹一次接受时说：其实自己并不具备舞演员的素质，当舞蹈演员，只不过是年少轻狂的一个虚幻的梦而已。如果那时他不放弃当舞蹈演员的理想，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皮尔卡丹。

是啊，每个年轻人都有着自己的理想，也都为自己那伟大的理想激动过，苦闷过。只有勤勤恳恳地做好身边的每一件事，脚踏实地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路，才能更快地接近理想。

朋友，也许有一天你也会像皮尔卡丹一样突然发现其实理想一直伴随在你的身边，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老舍3岁那年，没了父亲，母亲靠给人洗衣服养活他。到9岁，他还不识字，后半生就将是一个提篮沿街卖樱桃的小贩吧。好心的刘大叔资助他。供老舍上学。中国多了一位作家。

刘大叔是有钱人，也是大善人。他办贫儿学校、粥厂，把钱都施舍出去。刘大叔后来出家为僧，人称宗月大师。他坐化后，烧出许多舍利子。

宗月有个女儿，小时候。老舍常去刘家玩，爱上了她。海棠花开的时候，两个小儿女说过一句两句没有意思而甜美的话。富小姐和胡同贫儿，身份相差太远，谈不上婚嫁，但知道她没有定亲，这让他安心。

后来，老舍出了国，刘小姐随父出家为尼。过了好些年，老舍回国了，刘小姐成了暗娼。其间，发生过什么事，无从推测。可能那尼姑庵本来就不干净，刘小姐错入了虎口：或许她是一向吃好的穿好的惯了，为满足肉体，还得利用肉体，身体是现成的本钱……总之，一个黄花大闺女，想伴着青灯古佛过一辈子，哪有那么容易。全世界都是嘿嘿冷笑的恶势力。

他千辛万苦地找到她。她剪了发，脸上有很多粉和油，洗净了，大概像一个病中的产妇。她始终不正眼看他，虽然脸上并没有羞愧的样子她应当有吗?

他还爱她，但这爱成了苦酒，折磨他。他们原本门不当户不对，现在仍如此，只是高低掉了个儿。朋友看出他的悲痛来，没直说，假装闹着玩地暗刺他，意思是，她不配他。

她不配?她本来不是大小姐吗?她沦为赤贫，不也因为她父亲的慷慨施舍吗?而老舍，其实也是受益人之一呀。不过，给是自愿的。得到的人，不欠他们家什么。反之，如果邀恩图报，那她就是无赖小人，受惠者会更加心安理得。

老舍没娶刘小姐是他想娶而刘小姐不肯，还是他根本没打算娶?他再爱她。大概也不能把一个暗娼用大花轿接回家。我们很难知道事情的真相了，他的记忆被打散了，放在他的小说里、散文里。一幅最美的画，碎纸机里走一遭，也就变成纸屑，什么也拼不出来。老舍34岁，才在朋友劝告下结了婚。

他一直记得她。她是为弟弟们给虎妞下跪的小福子，祥子爱过她，这爱情不因为一个是车夫一个是暗娼，而稍减其美或者震撼。她也是月牙儿，清清醒醒、明明白白地走另一条路，因为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是女人得卖肉。她是他的记忆，一点点地融入到他的文学作品中。

老舍老在提海棠花，她家里的那株海棠花正开成一个粉白的雪球，第一次见着她，便是在海棠树下。开满了花，像蓝天下的一大团雪，围着金黄的蜜蜂。他想在死后，葬在海棠树下，或者……他什么也做不了。

冯玉祥买肉敬父的故事

国将领冯玉祥出身贫寒，二岁就入伍当了兵。

那时，部队里一般逢三、五日领饷，五、日打靶。打靶可是件苦事，不管严冬酷暑，刮风下雨，在地上一伏就是半天。冯玉祥的父亲冯有茂心疼玉祥年龄小，身板差，每逢打靶的日子，总要给他几个小钱，让他买两个烧饼补补身子。

玉祥虽说接过了钱，可心里老是犯嘀咕：家中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何况前些天父亲又坠马摔伤了右腿，正需改善饮食，好好调养。这钱，怎能自己享用呢？于是，他把父亲给的钱都攒了起来，再加上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一点饷金，凑足二四个钱，到肉铺买了二斤猪肉，送回家中。

晚上，父亲收工回来，发现锅里炖着香喷喷的猪肉，分奇怪，就问站在锅灶前的玉祥：“孩子，这肉是从哪儿来的？”

玉祥笑着说：“一不是偷的，二不是抢的，你就放心大胆地吃吧！”

可正直憨厚的有茂老汉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没办法，玉祥只好如实讲了。

冯有茂听罢，顿时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

这事发生在1897年，那年冯玉祥刚满五岁。二年后，他仍没忘记此事，还专门写了一首有趣的打油诗呢！

“肥肉二斤买回家，手自炖熟奉吾父。家贫得肉良非易，老父食之儿蹈舞。”

感悟：

不论处在怎么样的环境下，都不能忘记父母给予我们的爱，以孝为道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德。

托尔斯泰的忍耐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拥有无数崇拜者，他的话甚至被奉为至理名言，而除了名誉、地位，他和他的夫人还共同拥有丰厚的财产和可爱的孩子。看起来，没有任何人的婚姻能比他们的更美满了。

但是托尔斯泰渐渐对自己所谓高尚的写作感到厌恶，他改写小文章，宣传和平，呼吁消灭贫困，还将自己的地产赠送给别人，追求简朴清苦的生活。然而妻子一如既往地挥金如土，追求虚荣奢侈结交社会名流，并且对丈夫的慷慨和善行十分恼火。托尔斯泰要放弃他的所有版税，她却希望丈夫所写的着作都变成金钱。一旦托尔斯泰反对，她就立即发狂咆哮，在地上打滚，甚至拿出片要吞下去声言自杀，或跑到井边做跳井状威胁丈夫。

有几次托尔斯泰都决定再也不见妻子，可每到这时，妻子会跑过来抱住丈夫的双膝，求他再次朗读五十年前在日记中赞美她美貌与他们爱情的语句。托尔斯泰读到那些话，总是会心软。

但是，妻子的依然如故终于让托尔斯泰再也不能忍受。在1910年10月的一个风雪之夜，82岁的托尔斯泰独自离家出走了。11天以后，托尔斯泰患了肝炎，死在一个车站里。

哲理：人生中往往一件小事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同样的，为别人推开一扇门就是给自己留下一条路。相同的，一个充满人性温暖的小故事，也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励志哲理故事及感悟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老人被国王请到宫中，做了国师。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口头禅，那就是：“这很好啊，是件好事。”

一天，国王的小手指头不小心被砸掉了。疼痛难忍的国王问老人有什么办法可以止痛，老人又把那句口头禅搬了出来，他告诉国王说：“尊敬的陛下，请您大声地念；这很好啊，是件好事，您的伤痛就会减轻许多。”

国王听了勃然大怒道：“寡人的手都这样了，你还说是好事！我现在把你关进监狱里去，看你还说不说是好事！”但是没想到当卫兵押老人进监狱时，他还在重复那句话：“这很好啊，进监狱也是件好事啊。”

后来，国王和大臣们去打猎，不幸被土著居民捉住了，打算把他们做祭祀品。但是根据当地规矩，肢体不全的人是不能做祭祀品的，于是国王被释放了。

回来之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把老人给放了，而且对他大加赞赏，然后问道：“我少了手指头是好事已经被证实了，那你被关了这么久，难道也是好事吗？”

“当然。”老人答道，“如果不是在监狱里，我肯定要陪您去打猎，那么现在我一定被杀掉了。”智慧老人摇了摇他健全的双手说。

感悟：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祸福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只要能以乐观的眼光去看，每一朵乌云背后都会有阳光存在。

1853年，洪秀全颁布诏书举行科考选拔能士，并且打破陈规增加了“女科”，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男科的主考官是东王杨秀清，女科主考官是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考试的题目男女一样，都是“太平天国天父天兄天王为真皇帝制策”，结果考生傅善祥以其独到的视角，犀利的文笔获得了男女主考官的一致赞扬，被选为当期的女状元。

傅善祥在得到科考第一名后，受到了杨秀清的看重，破格任命傅善祥为“恩赏丞相”，位列州司座次，隶属天王府六部，主要职责仍旧是辅佐东王处理政务。

傅善祥任职以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替杨秀清处理了非常多棘手的问题。受到了太平天国军民的一致赞扬。当时曾有“武有洪宣娇，文有傅善祥”的说法。

在前方战士浴血奋战的同时，农民领袖们却急速的腐化堕落了起来。尤其是东王，更是以“天父下凡”自居。有六十多个老婆还嫌不够，看着傅善祥年轻貌美，于是也将她长期霸占。可怜一代才女，不能为国家百姓效力，却沦为统治阶级的玩物，真是可悲至极。

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作恶多端的杨秀清迎来了他的灭亡。1856年的8月，“天京事变”爆发，洪秀全的密令昌辉连夜率3000亲兵赶回天京，在燕王秦日纲的配合下，把东王府杀了个人仰马翻鸡犬不留，二万多太平军将士身首异处，而一代才女傅善祥，也未能幸免，死于乱军之下。

“鸿雁传书”的典故，出自《汉书？苏武传》中“苏武牧羊”的故事。据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汉朝使臣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鞮侯单于扣留，他英勇不屈，单于便将他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无人区牧羊。

19年后，汉昭帝继位，汉凶和好，结为姻亲。汉朝使节来凶，要求放苏武回去，但单于不肯，却又说不出口，便谎称苏武已经死去。

后来，汉昭帝又派使节到匈奴，和苏武一起出使匈奴并被扣留的副使常惠，通过禁卒的帮助，在一天晚上秘密会见了汉使，把苏武的情况告诉了汉使，并想出一计，让汉使对单于讲：“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时，射到一只大雁，足上系着一封写在帛上的信，上面写着苏武没死，而是在一个大泽中。”

汉使听后非常高兴，就按照常惠的话来责备单于。单于听后大为惊奇，却又无法抵赖，只好把苏武放回。

2014春晚，最大的吐槽点大概就是“董卿不在了，魔术就穿帮了!”这位“中国名托儿”的魔力似乎比魔术师更胜一筹。但比起这一个标签，她更愿意把自己称为梦想的“托儿”，因为她一直来都用自己的奋斗历程来为人们呈现，无名小卒变身央视一姐的励志“魔术”!

童年是一场“坑爹”的噩梦

跟很多留守儿童一样，董卿自出生起就在外公家长大，直到7岁那年才被父母接到身边。但这看似值得高兴的回巢，却成为她童年“噩梦”的开始。由于父亲自身的经历，让他特别笃信：“人的命运要靠自己改变，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便以异常的严厉表达着自己对女儿的期望。

7岁，别人都在当“小公主”的年纪，她既不能照镜子，也没有新衣服，还要每天刷碗擦地、抄写古诗文、体能训练;上了中学以后更要用利用空隙时间去“客串”各种宾馆清洁工、商场售货员、广播站广播员……这些父亲曾带给她的童年“阴影”，让她一度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是亲生女儿!

终于，多年的压抑终于在大学的报考中爆炸：她考艺术院校的想法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彻底被激怒的她生平第一次在父亲面前摔碗狂吼，父亲见状更加愤怒，最后演化成双方的一场激烈的“对打戏”。为了捍卫自己的演艺梦想，她甚至使出了“自杀”的威吓手段。直到有一天，父亲举起酒杯向她致歉，他才明白自己的成功源自父亲的“魔鬼”教育，让她学会了坚持。

多次“改嫁”换来希望曙光

只要一心追逐梦想，终有一天让人另眼相看。1991年，董卿不顾一切反对考入浙江艺术学院，毕业后进入浙江电视台。在电视台里，她兢兢业业，兼任主持、编导，全力吸收着自己未知的一切。这位女版“拼命三郎”的出色表现让东方电视台向她伸出橄榄枝，本应迎来高峰，但却泼来一盆冷水——新人的她只能跑前跑后做剧务，璀璨的舞台，不属于她。因此，董卿投奔刚刚成立的上海卫视寻找机会，但等待她的只是收视极低的串联节目烂摊子。

纵使多番打击，她也不甘认输，更利用空余时间攻读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自我增值。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董卿在上海卫视改革后迎来曙光，她被委以重任，主持多档节目，其中2000年主持一场“上海—悉尼双向传送音乐会”，她风格大气、英语熟稔，一举斩获2001年中国播音主持界的最高奖项——第五届中国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在当时评委几乎没有一个人认识她的情况下，全票通过。

从“金话筒”到“直通春晚”

获“金话筒”奖也为董卿带来另一次重要的机会，到中央电视台工作。这个卧虎藏龙之地让她并不敢有半点松懈，在央视的头两年，她的主持量就突破130场，如一个全力发动的引擎般燃烧着自己的所有精力。像“青歌会”这种硬骨头，一次就是三十场、每天直播三小时，连续20天……她都毫无怨言;每天下午四点彩排到十点直播结束，换掉主持礼服又进会议中心，凌晨三点到家后还要打着哈欠背台词，直到最后的一颗夜星渐渐隐没，毫无规律的苦日子却让她感觉自己离梦想越来越近。

2005年，多年辛勤经营的董卿终于迎来事业的大丰收——以黑马的姿态登上春晚，不可置否的实力让她荣登新一代央视当家主持。自此，她成为央视出镜率最高的综艺女主持人，并连续8年被评为央视“名、优播音员主持人”、连续10年担任春晚主持人，她紧急救场的“金色三分钟”更成为了主持播音专业的一个完美案例，“央视一姐”实至名归!

董卿曾说：“20岁之前的容貌是天生的，20岁之后就是自己塑造的。如果我一直安宁地生活，肯定不会是现在的模样。”从来没有谁敢说生来平凡就意味着一世平庸，反之，像董卿一样超越苦难，才能历练出最为人称道的辉煌!青们，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就尽管带着一往无前的心在梦想之路上披荆斩棘吧!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大脑有多聪明，相信不用我再多费唇舌了。但私底下，爱因斯坦其实是一个谦虚、不爱张扬又充满爱心的人。以下告诉大家几个关于爱因斯坦的有趣小故事。

坐在姑娘旁和坐在火炉旁的感受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一般人来说很抽象，有几个充满求知欲的青年学生跑来请教他：“爱因斯坦先生，什么是相对论啊?

爱因斯坦风趣地说：“你在一个漂亮姑娘旁边坐了两个小时，却觉得只过了五分钟;你紧挨着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只坐了五分钟，却觉得过了一个小时。这就是相对论。”

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当人在愉悦的氛围中时，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而在煎熬中时，当然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了。不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的是物理，而这里说的是人的心理。

从烟囱里爬出来该不该洗澡

有个学生请教爱因斯坦逻辑学有什么用。爱因斯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他：“假如有两个工人从烟囱里爬出来，一个很干净，一个很脏，你认为哪一个会去洗澡呢?”

“当然是脏的那个会去洗澡。”学生说。

爱因斯坦反问：“是吗?脏的那个工人看见对方干干净净，还以为自己也不脏，哪里会去洗澡呢?”

“这样看来是干净的那个去洗澡了!”学生恍然大悟。

在场的学生都认同这个答案，爱因斯坦却笑道：“错!两个工人都是从烟囱里爬出来的，怎么可能一个干净一个脏呢?这就是逻辑学的用处!”

到底谁笑谁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后，德国种族主义分子极力贬斥和嘲笑它。

一天，一些人在柏林会议厅集会攻击爱因斯坦的“谬论”，有些自以为是的狂徒极力讽刺挖苦相对论，引来一些无知者的阵阵笑声。

爱因斯坦镇定地走进会议厅，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每当他听到演讲者荒谬的斥责声时，便随着听众一起哈哈大笑，有时还跟着鼓掌、喝倒彩。

朋友看到爱因斯坦这个样子，忍不住说：“这到底是谁在笑谁呢?”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这句格言本身，也是真理。

纵观千百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那些定理、定律、学说的发现者、创立者，差不多都很善于从细小、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中看出问题，追根求源，终于把？ 拉直，变成！ 找到了真理。

就拿洗澡来说，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洗完澡，把浴缸的塞子一拔，水哗哗地流走……然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的系主任谢皮罗教授，却敏锐地注意到：每次放掉洗澡水时，水的漩涡总是向左旋的，也就是逆时针的！

这是为什么呢？谢皮罗紧紧抓住这个问号不放。他设计了一个碟形容器，里面灌满水，每当拔掉碟底的塞子，碟里的水也总是形成逆时针旋转的漩涡。这证明放洗澡水时漩涡朝左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

1962年，谢皮罗发表了论文，认为这漩涡与地球自转有关。如果地球停止自转的话，拔掉澡盆的塞子，不会产生漩涡。由于地球不停地自西向东旋转，而美国处于北半球，便使洗澡水朝逆时针方向旋转。

谢皮罗认为，北半球的台风都是逆时针方向旋转，其道理与洗澡水的漩涡是一样的。他断言，如果在南半球则恰好相反，洗澡水将按顺时针形成漩涡；在赤道，则不会形成漩涡！

谢皮罗的论文发表之后，引起各国科学家的莫大兴趣，纷纷在各地进行实验，结果证明谢皮罗的论断完全正确。

谢皮罗教授从洗澡水的漩涡，联想到地球的自转问题，再联想到台风的方向问题，并做出了合乎逻辑的推理，这正是他目光敏锐、善于思索的体现。

无独有偶，在近百年前，一位名叫密卡尔逊的生物学家，调查了蚯蚓在地球上的分布情况，他指出，美国东海岸有一种正蚯蚓，而欧洲西海岸同纬度地区也有正蚯蚓，在美国西海岸却没有这种蚯蚓。密卡尔逊无法回答这是为什么。

密卡尔逊的论文，引起了德国地质学家魏格纳的注意。当时，魏格纳正在研究大陆和海洋的起源问题。他认为，那小小的蚯蚓，活动能力很有限，无法跨越大洋，它的这种分布情况正是说明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后来裂开了，分为两个洲。他把蚯蚓的地理分布作为例证之一，写进了他的名着《大陆和海洋的起源》一书。

魏格纳从蚯蚓的分布，推论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形成，这正说明：他的成功在于从问号中寻求真理。

洗澡水的漩涡和蚯蚓的分布，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善于打破砂锅问到底 的人，却从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科学并不神秘，科学并不遥远，真理常常就在你的身边，就看你有没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有没有一个善于思考的脑子。

１９８４年春，里根访问中国。他的夫人南希在西安一个小姑娘的售货点买了几件小礼品，价值人民币５元。里根给了小姑娘一张１０元的人民币，可是小姑娘一时没有零钱找，窘迫地四处张望。里根就说：“留下这钱吧。”但他们刚往前走一会儿，小姑娘就追了上来，把该找的５元给了里根。美国总统在自传里写道：“到这时，我倒成了窘迫的人。我意识到，为了试图给小姑娘解围，我看来是在给她小费，我的反应不够快，失礼了。”看了这位美国国家元首的议论，笔者不禁掩卷沉思，对那位经营小本生意的姑娘产生一种深深的敬意。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承认在一位中国姑娘面前“失礼”了，是姑娘的自尊打动了他。只有自尊才能受人尊敬。

有人请教一位哲学大师：“人活着靠什么？”大师说：“呼吸。”“那么，”那人再问，“呼吸又为什么？”

大师答：“呼者，为出一口气；吸者，为争一口气。”

人的尊严、境界都在这一呼一吸之间了。

美国《福布斯》杂志近日公布了2006年度世界超级富豪排行榜，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以500亿美元的身价蝉联世界首富。从退学建立微软，到成为世界首富，盖茨只用了20年的。此后，这个被美国人誉为“坐在世界巅峰的人”就再也没有从这个位子上下来过，一坐就是12年。

互联网仍然充满魅力

其实，盖茨作为世界首富的日子也是波折不断。在1998年股票市场的互联网泡沫出现前，盖茨的财富已经达到近1000亿美元。

2000年网络股热潮开始消退，微软股价下滑了近63％，盖茨的身价也随之缩水了近一半。尽管盖茨依然保持着全球首富的位子，但是与第二名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小，那时人们纷纷预测，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盖茨迟早要让出“天下第一”的宝座。

然而事情发展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2003年以来，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带动了互联网业的回暖。且不说屡创奇迹的Google等后起之秀，微软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表现也很抢眼，盖茨的财富重新水涨船高。在过去一年里，盖茨的财富增加了近8％。

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沃伦·巴菲特曾评价比尔盖茨说：“如果他卖的不是软件而是汉堡，他也会成为世界汉堡大王。”言下之意，并不是微软成就了盖茨，而是其商业天赋成就了这个世上最富有的人。

对于理财，盖茨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套。对微软公司前途的信心使盖茨仍然把财富的绝大部分投在公司股票上，尽管他已经不担任公司的CEO，但是作为微软的首席架构师，他仍然主导着公司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规划。不过精明的他也会在好的价位适当地套x一些股票。股市交易记录显示，上个月盖茨就在公开市场出售了100万股微软股票，获得收入近2700万美元。

当然，像盖茨这样的聪明人是决不会把“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具有远见的盖茨早在网络股泡沫破裂之前就开始分散投资了。盖茨在1995年建立了一家投资公司，据了解，该公司管理的投资组合10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投入了收入稳定的债券市场，主要是国库券。

林尚沃是19世纪朝鲜最着名的商人。他眼光独到，极富传奇色彩。一天，有三个人不约而同来向他借钱，都说是要去做生意。林尚沃答应了，不过先只给他们各一两银子，要看5天后能赚多少钱再作决定。第一个人用银子买草绳做草鞋，挣了5分银子;第二个人买来材料做风筝，正赶上春节，好卖，挣了1两银子;而第三个人则说，1两银子能干什么呢?他拿了钱就去喝酒，喝到只剩1分，就买了张纸托人给林尚沃捎了一封信：我要去寺庙里读书，请提供些开销。林尚沃让人送了10两银子去寺庙。5天很快过去了，林尚沃决定借给编草鞋的100两银子，借给做风筝的200两银子，而给第三个人1000两银子。

有人不解，问何故。林尚沃说：“编草鞋的兢兢业业，不浪费一分钱，不会饿死，但也成不了富人;做风筝的比编草鞋的聪明，有头脑，善于把握时机，但仅看到眼前的时机是不够的，他也许能成为富人，但成不了巨富;至于那书生，不为钱所累，顺其自然正是赚钱的最高境界。如果为钱拼命，根本挣不到钱;如果过分追逐，事业肯定失败。”一年后，编草鞋的还清了本息，还开了一间铁匠铺;做风筝的贩卖盐和干海货，已经开了5间店铺;而写信的小子空手而回，他拿了钱去平壤，被一个支女迷住，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银子已经没有了，回来的路费都是向支女借的。林尚沃决定再借给他2000两银子，一年后再见。

但结果那家伙压根儿没露面。一晃8年过去，那个人回来了，向林尚沃借10辆牛车，并要求安排些人。林一一应允。10天后，10辆牛车装满了质量上乘的6年参回来了，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连林尚沃也感到意外。要知道一牛车一驮货，10驮人参值10万两白银。那人道明了原委：几年前他怀揣2000两白银，马上去找那支女，和她结了婚，过了几天好日子，直到银子只剩100两，他全部买了人参种子，振作精神，离开平壤去了开平，在深山老林里选中一处背阴的山坡，将种子随风撒下。然后回平壤和支女开了家酒馆。6年过去，那片山坡已成参田，为他带来了巨额财富。为报答林尚沃，货值10万两白银的人参他只要了5万两，没费太大的力气挣了笔巨款，结果皆大欢喜。不去刻意追逐，顺其自然者成大器，这是林尚沃的识人之道。成功有时并不需要刻意而为，一个人执着于目标苦苦追求，反而会为其所累;只有懂得放下，放下渴望成功的那颗心，顺其自然，才能得到最大的成功。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道光十七年（1837年），二十七岁的曾国藩进京会试却名落孙山，只得怏怏返乡。途经金陵时，他在书店无意间发现了一套梦寐以求的《明史》。一问书价，他又喜又忧。喜的是，袋里的银子正好和书价相等；忧的是，买了《明史》便无钱回家。

他双手紧攥着兜里的银子，徘徊良久，最后还是咬咬牙把书买下了。他一边小心地把书一册一册地放进担子，一边悄悄地问书店的伙计：“小兄弟，这里可有当铺？”伙计用手往斜对面一指：“那不是？”曾国藩立即挑起担子，径直向当铺走去。当掉长衫后，他便去码头搭船返湘。让他惊讶不已的是，船钱与当长衫的钱正相吻合。

船行了三天三夜，他读了三天的《明史》，睡了三夜的好觉，中途只吃了船家的几个火烧。当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曾国藩挑着担子走进家门时，家人都以为他遭劫了呢。

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国藩当上了翰林院检讨，为大清编纂国史。尽管此时他已官至七品，有俸禄银饷，但是除去借支及日用开销已所剩无几，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一天，道光帝突然造访翰林院，众大臣便立即跪倒一地。道光帝翻了翻眼前的日课，随口一问：“曾国藩，有什么新作啊？”

曾国藩马上跪上前来，大声说：“微臣曾国藩给皇上请安。”

道光帝细细打量跪着的曾国藩，只见他身穿一件补了两大块补丁的旧官服，外相极其寒酸。道光帝脑中突然浮现出乾隆年间，为博得节俭的美名而刻意长年穿旧官服的浙江巡抚的影子，心中十分不悦，便问：“曾国藩哪，你身为翰林七品检讨，不仅要学仪天下，还要威仪天下。你穿得这么破破烂烂，成何体统啊？”

曾国藩吓出一身冷汗，谨小慎微地回答：“皇上恕罪。微臣以为，翰林院检讨应以治学为第一要务。如果抛弃学问只靠仪表服饰来装点门面，微臣就有负皇恩了。更何况微臣也不愿举债而刻意装扮自己。”

买件衣服就要举债，道光帝十分不解，便问：“曾国藩，朕来问你，你现在身为检讨，一年的薪俸除掉日常开销难道就买不起一件新官服吗？”

曾国藩略一思忖，平静地回答：“蒙皇恩授检讨后，微臣当日从国库领取全年俸禄三十三两皇银。微臣还会馆食宿银七十贯，用庶吉士服改裁七品官服费银三十贯，做补服裤靴费银一两三贯。余下的银子除了交给会馆，又为祖上祠堂捐香火银二两，孝敬高堂祖父母六两，孝敬父母四两……请皇上明察。”

一席话，倒把道光帝逗乐了。他笑呵呵地说：“曾国藩哪，这件事就过去了啊。”

这件事是过去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一天，翰林院学士赵楫因老父来京看望，便发帖宴请翰林院官员。接到请柬的曾国藩左右为难：不去吧？赵楫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有碍颜面；去吧？身上仅存一百七十枚铜板，度日艰难不说，也没有谁拿铜板去赴宴的。他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没去。

第二天一早，曾国藩就受命誊一份“皇考”。而每次交与赵楫审查时，赵都会在上面批两字：“重誊。”一份五千字的“皇考”，曾国藩整整誊了一天才交卷，真是苦不堪言啊。

一月未到，曾国藩又收到詹事府金正毕的请帖。他知道，赵揖的宴席既然没参加，金大人宴请也就不能参加。厚此薄彼，是官员之间相处的大忌。此外，他又担心以后会收到类似请帖，于是提笔写了个告示：“曾国藩出身贫寒，箱内无银，七品小官，俸禄有限。即日始，凡京官应酬之事，概不参加。见谅。”然后，他就把这告示贴到会馆的柱子上。

没过多久，曾国藩就因“办事糊涂，办差敷衍”遭到御史参奏，被道光革去翰林院检讨实缺。也就是说，他既没实际差事，又没俸禄。不仅如此，同事、朋友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这让曾国藩备受打击。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曾国藩用毛边纸装订了几个本子，自命名为《过隙影》，决定“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在无缺分、无俸禄、无同乡、无朋友期间，激励自己不断进取，一路前行。

乔治。费多是着名的法国戏剧家，特别擅长于写滑稽剧，《马克西姆家的姑娘》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可是该剧在首场演出时却不被观众看好，但该剧演出时却深深打动了观众，剧院里的喝彩声此起彼落。费多那天晚上也在看戏，而且也和其他人一样大喊的叫。

“费多，你难道疯了吗？”朋友迷惑不解地问。

“没疯！”费多解释说，“只有这样我才听不见观众谩骂的声音，使自己不会因此而伤心难过。”

大衣

爱因斯坦成名之前，生活拮据，衣着随便。有一位朋友曾劝他说，应该添置一件大衣，否则难以进入社交界。他笑着答道：“我本来就默默无闻，就是穿得再漂亮也没有人会认识。”几年后，成了大科学家的爱因斯坦和从前一样，依然衣着简朴。那个朋友再次提醒他，快去做件像样的大衣，以便与自己的身份相符。他还是笑着回答说：“现在即使穿得更随便些，同样也会有人认识我。”

契约

俄国寓言作家克雷洛夫一生贫困，但却生性乐观。

一次，他与房东签订租房契约，看见上面写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房客因为用火粗心大意，致使房子起火，必须赔偿15000卢布”。

克雷洛夫不但没有异议，而且在“15000”后再加上两个“0”。

“1500000卢布！”房东大为惊喜地喊道。

“先生，不要大惊小怪，”他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我反正赔不起。”

玩笑

法国生物学家乔治。居维叶是比较解剖学的奠基人，对古生物学也很有研究。一天，他的学生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当时，居维叶正在工作室里忙于实验。突然，门被两只犄角顶了开来。一个怪兽随后冲了进来，张着血盆大口，獠牙又尖又长。居维叶听到声响，抬头看了一眼，又低头做事了。

事后，学生们好奇地问道：“先生，您怎么一点也不害怕？”

“这很简单，因为所有带蹄子的动物都是食草动物。”他笑笑说。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林语堂说过，乱世中，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在北京，他曾和鲁迅并肩作战，《语丝》是他们的战场，个人拿起笔，去呐喊，去奋争。离开祖国后，他依然拿着笔，用英文书写祖国的美丽。他站在东方的时候，用的是西方的视角;他来到西方后，又拾起东方的智慧。英文是他的利器，中文是他的元气。这一切的成就都离不开他小时候的经历。

十八岁时，林语堂离开福建鼓浪屿，前往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在去往上海这个大都会之前，他一直在福建乡下。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旁的一个小村落龙溪，那里偏远而落后。在破落的龙溪乡下，作为教会牧师的父亲，自小以中英文双语教导他，并谆告“长大定要念世界一流大学”。 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林语堂一生的际遇。

自幼起，林语堂即离乡寄读鼓浪屿的学校。他的童年得益于生活在比较开放的鼓浪屿，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世界的面目。他的同学里有英、法、葡、西等各国领事的小孩，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西方的印记。他一直记得父亲的话，大海的另一边是另一个世界，“要读世界一流大学”。林语堂后来实践了父亲的梦想，先留学于美国哈佛，再留学德国。他是世界上第一位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华人作家，其作《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连续登上《纽约时报》排行榜榜首五十二周，文字行云流水，语带幽默。他的英文书写能力为他赢得了很多同时代作家没有的赞誉。他将中国的文化延伸到了海外，用西方人熟悉的英文，表达了中国古老的魅力。

林语堂应该是近现代中国最为世界瞩目的文学家，他“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无疑，他是东西方文化的宠儿，在精研学问之后，他跳出了传统中国文人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挣扎。他从一名斗士变为了逸士，但他依然以开阔的胸怀和超然的诗意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同胞。他用英文写作，让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大大加深。他立意高远，用心沟通，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样的人生，是多么的开阔;这样的仁爱，是多么的博大。顺乎本性，师法自然。让我们向他学习，做一个人生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