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名人的爱国故事作文（汇编20篇）

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动人故事有口皆碑，从而他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治水英雄。然而，他的分流治黄方案，却来自他少年时代的胆识和勤奋。

据说在舜做部落首领的时候，黄河泛滥成灾，淹没了庄稼，冲塌了房屋。为此舜心中很是忧虑，便任命一个叫鲧的人做治水官。由于鲧治水不得要领，九年间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毫无成就，被舜处死。禹的故事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禹，是鲧的儿子，幼而聪慧，善动脑子。鲧被处死前，其属下就曾多次议论鲧只堵不疏的治水方法不对，禹听到后，感到有道理，便去劝说父亲改变治水方法。他说：“大家都说治水应修河道，把水引走，您光堵不疏，方法不对。”

但鲧固执己见，就是不听，并对禹大加训斥：“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自古以来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结果造成了更大的水患，于是鲧被处死了。

鲧死后，禹自告奋勇要求舜把治水的任务交给他。舜见禹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如此有志气，很为感动；但又觉得他年龄幼小，担负不起治水重任，便让众大臣讨论决定。参加讨论的四岳（即分管四方的官员）认为，禹年龄虽小，却胆识非凡，对治水的设想也很有道理，建议让禹去试一试。舜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也就同意了。

禹接受治水任务以后，没有急于动手，而是带领几个人，沿着黄河经过的地方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当地民众的意见，认真分析他父亲治水时的经验教训，终于找到了黄河泛滥成灾的原因，这就是：黄河发源地很高，水流很急，水量又大，故多次漫过堤岸或冲决河堤成灾。于是，一个新的治水方案在禹的脑海中形成了，这就是修筑堤坝和疏通河道相结合的治水方法。这年，禹只有十五岁。

治水方案形成后，经报舜批准，禹便带领大军，在沿黄河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按方案开始治水了。经过十三年的艰苦奋斗，“三过家门而不入”，禹在下游将黄河分流，一条经山东博兴附近的清河入海，另一条从河南浚县、范县，途经山东临沂、滨县等地入海，水患终于被治服了。

由于治水成功，禹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被称为“大禹”，并被推荐为舜的继承人。舜死后，禹担任了部落首领，并逐步大权独揽，行使了王权，后来史家称其为“禹王”。

仰望历史的天空，那些优秀的人犹如天上的星星，他们伟大、高尚的精神永远在人们心中闪烁。现在，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国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小时候的故事吧。

欧阳修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本来不富裕的家庭就变得更困难了。欧阳修还有一个妹妹，一家三口人的负担全落在他母亲的肩上。小欧阳修天生好学，聪颖过人，嗜书如命。但家里穷，怎么办呢?母亲郑氏粗通文墨，她就教儿子和女儿读书。没有纸笔，母亲就把沙土铺在地上，让他们用芦秆当笔练习写字。

欧阳修读书专心致志，10岁时已经读了不少的书。许多书根本买不起，他就到处借书来读。就这样凭借他过目成诵的本领，背了一本又一本借来的书。而他写文章的本领也有很大的进步，很快地就可以写出漂亮的诗文。母亲看到儿子的进步很是欣慰，不时鼓励他立志考取功名。

欧阳修23岁时便中了进士甲科，最终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伟大文学家。

读书身健即是福，种树开花亦是缘。”好一个读书人，好一片读书的心境。从古到今有很多关于名人读书小故事，下面为大家分享了现代名人读书的小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鲁迅在“三味书屋”

鲁迅小时候非常淘气。一天，镇里的戏台正在排戏，鲁迅听到外面的锣鼓声，便在家里坐不住了，趁着父亲不注意，他一溜烟儿地跑到戏台前看热闹。这时，戏台周围已经挤满了人。突然，热闹的锣鼓声停了，从后台走出一个人，对台下一拱手说：“哪位小兄弟愿意上台?我们让他客串阎王殿里的小鬼。”那些平时非常调皮的孩子这会儿却你推我、我推你地谦让起来。

“我来!”小鲁迅走上台去，让戏班的人画了个花脸，然后拿起一把钢叉就舞起来，戏台下马上响起叫好声。他得意极了，舞得更得劲儿了，小伙伴们都非常佩服他的勇气。

鲁迅12岁那年，被父亲送进了一所叫“三味书屋”的私塾就读。初入学时，鲁迅对百草园中的那些小精灵非常感兴趣。他在园中想起古人东方朔说过有一种虫叫“怪哉”，用酒一浇，便会消失不见。鲁迅非常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便悄悄地问私塾的先生：“先生，这‘怪哉’虫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生却板着脸，很不高兴地回答：“不知道!”

后来，鲁迅慢慢体会到学生应该读书，先生不喜欢学生问各种古怪的问题。于是，鲁迅开始刻苦读书。起初十分严厉的先生也开始喜欢鲁迅的聪明刻苦，态度渐渐和蔼起来。鲁迅为了勉励自己学习，制作了一张小书签，书签上有10个正楷小字：“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读书时，他把书签夹在书里，每读一遍就从上往下盖掉一个字，读过几遍之后，就用默读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熟练地把课文背出来了。后来，同学们也都向鲁迅学习，纷纷制作“读书三到”的书签。

陈景润认真读书

陈景润小时候经常和哥哥姐姐一起玩捉迷藏。不过，陈景润捉迷藏时有点特别。他常拿着一本书，藏在一个别人不容易发现的角落或桌子底下，一边津津有味地看书，一边等着别人来“捉”他。看着看着，他就忘记了别人，而别人也忘记了他。

上学期间，陈景润酷爱数学。当老师讲解数学题时，他总是集中精神认真听讲。课后布置的习题他也认真去做。陈景润在解题的过程中得到了无限乐趣。数学是心智的比试和较量。陈景润对于解题，向来不吝惜时间和精力。陈景润不懂就问，别看他平时沉默寡言，但向老师请教时却毫不羞涩和胆怯。他的求教方式很特殊：看到老师外出或者老师从高中部到初中部去，他就紧追上去，和老师一起走一段路，并且一边走，一边问问题。

陈景润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时，有幸聆听了清华大学沈元教授的课。沈元教授给同学们讲了世界上一道数学难题：“大约在200年前，一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数学家提出‘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成两个素数之和’，简称‘1+1’的理论。但他一出生也没有证明出来，哥德巴赫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却留下了这道数学难题。长久以来，‘哥德巴赫猜想’之迷吸引了众多的数学家，但始终没有结果，并成为世界数学界一大悬案。”沈元教授把“哥德巴赫猜想”作了个形象的比喻，他把数学比喻成自然科学的皇后，把“哥德巴赫猜想”比喻成皇后皇冠上的明珠!沈元教授讲解的“哥德巴赫猜想”像磁石一般吸引着陈景润。

许多年之后，陈景润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6年，他发表了《表大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这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所证明出的那条定理震动了国际数学界，后来这条定理被命名为“陈氏定理”。

爱读书的陶行知

陶行知小时候十分聪明。他常到邻村叶家玩，看到厅堂里的对联字画，就用竹条在泥地上描摹。他到了读书的年龄，家里却无力缴纳学费，幸好有位秀才在附近开馆教书，很喜欢聪明好学的陶行知，愿意免费收他为学生。这样，6岁的陶行知就得到了接受启蒙教育的机会。9岁时，陶行知来到外婆家，外婆见他聪明伶俐，就把他送到吴尔宽先生的学堂伴读，陶行知这才正式入学。在那里，陶行知练出了一手好书法。启蒙教育结束之后，他便进入学堂，读四书五经。

10岁时，因父亲失业，陶行知只得半工半读。他每天砍一担柴，挑到城里卖掉后再去上学，每天往返20里，就这样学完了四书五经。这时的陶行知已深知读书对穷孩子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因此学习更为刻苦自觉。他听说距黄潭源村15里的小南海航埠头曹家，有一位满腹经纶的前清贡生王老先生在主持学馆，便前去求学。王老先生被他的诚意所感动，便免费让他伴读。

少年陶行知迫于生活的压力，不能一心读书，必须经常参加劳动。他有时替父亲挑瓜、挑柴进城出售，有时帮母亲挑水、洗菜。崇一堂校长见陶行知勤奋好学，便允许他免费入学。这样，15岁的陶行知进入了崇一学堂。由于基础扎实，他一入学就直接被编入二年级，毕业时，他的成绩名列第一。在崇一学堂读书期间，陶行知既学现代科学知识，又没丢下古典文学。因为家境不好，他向崇一学堂的同学借来唐诗选本，在吟诵之余将一本书工工整整地抄完了。还书时，同学的父亲问陶行知唐朝诗人中最推崇谁。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杜甫和白居易。”并说：：“杜诗沉郁有力，多伤时忧国之作；白诗通俗易懂，道出民生疾苦。”同学的父亲为陶行知有这样的想法而感到惊奇，他认为陶行知一定会有所作为。

后来，陶行知成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

王亚南睡三脚床：

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

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读书刻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施洋搓脚夜读：

二七大罢工著名的工人领袖施洋，幼年家道贫寒，买不起灯油。村里有一座叫隆兴观的古庙，庙里点有一盏长明灯，他就在古庙里读书。冬季寒冷，脚冻得难受。起初他不时地站起来跺脚，后来觉得这样浪费时间，便削了一根圆滑的木棍，放在脚底下，一边读书一边来回用脚搓木棍，搓暖了脚，他又能安心读书了。

读了《102个名人故事》这本书，我被名人们的精神给打动了。如意志坚强的牛顿、无私谦虚的达尔文、拼命钻研的爱迪生和不拘小节的爱因斯坦等等。尤其是爱迪生坚持不懈的精神，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当读到“车长气急了，把爱迪生做实验的东西扔了出去，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把他的一只耳朵打聋了。可是爱迪生钻研科学的决心没有动摇。”时，我不由得惊呆了，我想：车长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还把爱迪生做实验的东西都扔了出去，车长已经是铁了心不让爱迪生做实验，但是爱迪生却仍坚持做实验，没有因此而放弃。在我的学习中，我为什么没有这股劲头呢?我为什么不能像爱迪生一样持之以恒地对待学习呢?记得有一次，我晚上正在做一道奥数题，用了许多办法都解不出这道题，心情十分烦躁。一气之下，我躺在床上，大哭起来，心想，我还做什么奥数题，做不做都一个样，还不如不做。结果，在父母的劝说之下，我重新回到座位上，解出了这道奥数题。如果我有爱迪生这股学习的劲头，不用父母的劝说，自己能主动回到位子上该多好呀!

而更使我佩服的是，那时候爱迪生靠的是自己，不断努力，不断钻研。而我现在，读书的时候需要父母催，不能主动，有时还偷懒。和爱迪生的主动学习相比，我还需不断磨炼自己，不断提高自己。

通过读爱迪生的故事，我得到的启示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主动去做，不屈不挠地坚持到底。

成功是什么？是一份坚守，是一份执着。孙秋苹正是在向成功不断攀爬的人，柔弱的外表、理性的下是对自己不断的向往与追求，在“年龄有限，追求无限”这种信念的支持下，她不断诠释着自己对成功的理解。

从一名幼师失业，到为谋生成为洗碗工，从负债20万起步到出百万资产，她依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开始一步步奔赴“一场成功的盛宴”。

失掉幼师“饭碗”干起洗碗工

孙秋苹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和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人一样，她平凡而又普通。

高中毕业后，她就到了一家企业幼儿园做幼师工作。但是1996年年末，这家企业却忽然通知她由于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好，幼儿园解散了。

当时毫无准备的她“蒙了”，生活一下变得空虚起来。而在她失业不久之后，丈夫也下岗了，家里顿时没有了经济来源，而还在上学，为了生活，怎么办？只能另外找一份工作。

她说，那个时候，自己做了一场噩梦。但现在回想起过去她对那一段生活同样也心存感激，正是在洗碗中，给自己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1997年到2001年，孙秋苹在别人的帮助下在长春一家宾馆的日本料理店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成了一名洗碗工，每个月只能拿到不到500元的收入。

一年就当上前厅

至今，她仍然能记得到料理店刷碗的第一天她所学到的第一句日语。

“把洗完的盘子都拿过来。”在上班的第一天早上，厨师长——日本人金田三郎用日语给她分配着工作。

作为H。O。T。China选拔赛中千分之一的优胜者，韩庚是幸运的，他踏上了韩国的征途，但第一样要面对的难题就是语言。没有认识的朋友、亲戚，对韩语又一无所知，所以学习韩语便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

韩庚表示，刚开始他觉得韩语挺简单的，还试过用汉字来标发音，在经理人的教导下，仅用了一到两个星期就可以和当地人进行简单的问候交流。但学着学着，韩庚发现韩语其实并不好学，规矩也多。他回忆道：“韩语有敬语、伴语，还有比较亲近的朋友之间聊天的用语，但我刚开始只会说那些伴语，不管跟谁，比如老板还有公司职员，都（用伴语）这样说。”事实上，韩国长幼尊卑的观念很强，如果对着长辈不用敬语，容易招来误会。结果韩庚说的韩语一度引起公司人员的反感，觉得这个中国小子毫无礼貌，但韩庚并没有因此停下步伐，仍然努力地学习。

韩庚说，那时除了必要的演艺培训外，他每天平均都要拿10多个小时来学习韩语，“当时我学得特别认真。每天就像学英语一样拿张小纸写上：阿尼阿赛呦……我的墙上都贴满了小纸条，每天睡觉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凭着坚持不懈，韩庚现在已经可以操一口流利的韩语。但他却非常谦虚，笑言：“如果是韩国人，还是能（从口音）听出我是从外国来的

练跳舞：骨折两个月都不知道

由于有着6年的舞蹈训练，作为中央民族学院舞蹈系高材生的韩庚在进军韩国之前，已经具有相当不错的舞蹈水平。但他刚到韩国受训的时候，所在的班级却是最低的C班。对此，韩庚并没有丝毫意外：“这是肯定的啦，我刚到当然是从最基层开始。”当然，这也与韩庚以往练习的舞种截然不同大也关系，他表示，“我是学民族舞的，但一进去公司就要跳Hit hop和poping这种舞蹈，肌肉要一下一下的动，不同的舞蹈，肌肉动的位置又不同，挺复杂的。”就这样，身在异乡的韩庚连自己最拿手的舞蹈也要从零开始练习。

对于舞蹈练习，韩庚坦言自己从来也不会觉得闷，而且最喜欢一个人练舞。在当SM练习生的时候，他最高的纪录曾是连续练舞20个小时。这是否是经理人公司的要求？韩庚解释道："这是我自己的要求，因为出道之前就有编好的舞蹈，还有歌，都要练。那时经纪人也不在，只有编舞的老师和我们，所以就自己练习，要准备最完美、最好的演出。”凭着扎实的基本功，韩庚在短短的半年内就从最低的C班升到了A班。他自豪地说：“那时候，A班就只有三个人，我、东海，还有恩赫。”

作为专业的舞者，体型偏瘦的韩庚在长期的练习下也受过不少伤。由于练舞时动作过激，韩庚的手臂曾经骨折，“当时确实也不知道哪受伤。因为我很瘦，所以去健身。有一天我做俯卧撑的时候，觉得胳膊很疼，我就跟经纪人说‘胳膊很疼，能不能去医院？’到了医院拍完片子，才知道是骨折了，问是什么时候骨折的，（医生）说应该是两个月前，但医生说骨折已经长好了，不过是长歪了。”所以，现在韩庚举手的时候，胳膊就会咯噔咯噔地直响，但幸运的是，这对他的演出并没太大影响。

强忍耐：被迫戴面具上台演出

2005年11月6日，韩庚和其他11名韩国男孩组成了面向亚洲市场的大型组合（2006年又新加一名成员组成13人——编者注），正式出道！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激动和欣喜不言而喻。可是残酷的事实在出道的兴奋还没有褪去的时候，却给韩庚泼了一盆冷水。韩国有相关规定称，作为外国籍艺人，只能签约三个电视台，其他未签约的电视台不能露脸。而对于一个刚出道的艺人来说，谁都知道曝光率意味着什么。

韩庚回忆说：“当时经纪人突然跟我说要去一趟外国人出入处，到了那里，出入处的工作人员问了我好多东西，比如说参加过什么演出，拍过什么广告，上过什么杂志？说完之后觉得说要罚款，因为没有正当的一个手续，没有一个演艺的签证。因为当时我是公司第一个从外国来的艺人，所以公司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因此公司当时就说‘你从今天结束后，在韩国不能演出了’。那时候一听，我马上就哭了，自己对自己说‘完了，这才刚刚开始，就又把我封杀掉了，就不能让我演出了’。所以之后的那场演出，我就当它是在韩国的最后一场演出，我一定要尽全力，要所有韩国的歌迷知道有我一个韩庚在舞台上，给他们留一个深刻的印象。”

后来，不言放弃的韩庚与经理人想出戴面具演出的折衷办法，“我跟经纪人一起商量，因为如果缺我一个人队形就全乱了，还得重新排，而且第二天马上要演出。”于是，韩国KM电视台的现场，Super Junior的舞台上出现了一位带着黑色和银色交加面具的男孩。

生活关

变坚强：打电话给母亲哭了10分钟

有辛酸，自然也有迷茫。当时还没出道的韩庚最迷茫的时候该是每年训练生回国续约的那段时间。SM公司的训练生很多，竞争也很激烈，每天都有新的练习生加入，旧的练习生离开，淘汰和自己的放弃每天都在不断的上演。几次续签之后，当初一起到达韩国的同伴们都离开了，只剩下他一人。在韩国不到500元人民币的生活费使他在韩国的两年内都没有逛过街，两点一线，公司和宿舍。

韩庚曾经想家想得哭过，第一次在韩国过春节的时候，他哭了，在电话中哭了10多分钟才最终开口说了一句：“妈，新年快乐。”他也曾经在困难和挫折前退缩过，每当看到有同伴在出道前几天就被换下，他曾想放弃。但喜欢舞台的他从没放弃：“不是没有羡慕过，不是没有彷徨过，只想努力的学习，努力的证明自己。”

艰苦中快乐着

虽然在韩国的星路历程充满辛酸艰苦，但能让韩庚熬过这段艰苦岁月的原动力，除了父母的支持，相信最大的支柱就是Super Junior其他队员和“庚饭”带给他的温暖。

洗澡比赛

说到Super Junior的趣事，韩庚想起了洗澡比赛，“我们分两个宿舍住，两个宿舍相临，为了增加睡觉时间，就要缩短洗澡时间，这样在组合中展开了‘洗澡洗得最快大赛’。不洗澡的其他11个成员是评委团，洗完澡的成员要接受评委团的评价：洗完澡后身上要有浴液的香味，身上不准有泡泡，评委们都要闻一闻进行评价。在第一届比赛中，团员始源自诩可以在两分钟内洗完。当然，其他成员开始都不相信。大家让始源洗澡，别的成员都站在浴室门外，一边听着一边计算时间，测验结果让大家非常惊讶，因为他洗澡竟然只用了1分钟30秒。”不过这个记录后来被另一位成员“神童”打破，他竟然在22秒钟内洗完澡，并且没有违反比赛规则！韩庚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突破‘神童’的记录。”

生日快乐

在韩庚22岁生日当天， SJ的其他成员邮寄了一盒记录着他们各自深情祝福的录影带到身处中国的韩庚手上。其中，组员强仁说道：“韩庚哥这次生日，希望一切都顺利，不要生病，和父母分开，一定很孤独，这次回家和父母一起过春节，健康地好去好回。回来以后再和我们Super Junior其他成员一起，为了给大家展现更好的面貌而努力。”兄弟的友谊，暖在韩庚的心头。

铁杆粉丝

韩庚虽然在国外独自奋斗，但祖国的“粉丝”并没有因距离而忘却这位异国的舞者。当韩庚还是训练生的时候，博客便成了他和祖国“粉丝”们的唯一联系。每次看到博客上那些来自祖国亲切的问候，他都会感动不已。没有个人电脑，韩庚只能在公司上网，没有中文输入法，他就用英文打拼音。就在韩庚22岁生日的那天， SJ国内的歌迷组织通过韩国留学生将一台有着中文输入法的笔记本电脑送到了韩庚手里，拿到礼物的当天，韩庚留言了，第一句就是：“终于可以用中文留言了！谢谢你们！”

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唐朝时的大将。当时，两人因为平时的一些误会，积怨很深，感情很不好。平时即使同桌吃饭，互相都懒得瞧上一眼，更别提说话了。

后来安禄山造反，皇帝命令郭子仪做朔方(今宁夏一带)节度使，李光弼成为他的部下。当时的节度使大致相当于战区司令长官兼行政长官，权力极大。

李光弼这时有些担心，怕郭子仪公报私仇，借故杀他，他甚至想偷偷逃走。哪知郭子仪反向皇帝极力举荐他，结果皇帝就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同时，郭子仪还将自己部下的一万精兵分给了他，让他带兵东征。

郭子仪此举，让李光弼产生了更大的误会，心想郭子仪这次一定不会放过他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找到郭子仪说：“今后不管怎么处置我，我都不抱怨，只图不连累妻小。”

郭子仪听后，很是诧异，忙离开座位，抱住李光弼，眼含热泪说：“国家危急，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不能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了。”

李光弼见郭子仪心胸如此坦荡，便带队请战。此后，将帅一心，在平判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莫扎特幼时聪慧，十一岁时就成为音乐家，轰动了整个欧洲，被誉为"十八世纪的奇迹"。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里，象他这样有名望的人却常常不得温饱。然而令他欣慰的是，他有一个贤慧美貌的妻子。美满的家庭，使他忘记贫困和烦恼。

莫扎特的妻子康士坦丝，是维也纳音乐家韦伯的二女儿，她自第一次见到莫扎特起就深深地陷在了情网里，莫扎特深知自己家境贫寒，怕婚后养刁；起妻儿，给家庭带来不幸，便想从爱神身旁溜走。然而爱情的巨大力量却使他们结合了。婚后，他们感情很好，一生患难与共。在一个寒风凛冽的除夕夜，莫扎特穷得揭不开锅，朋友们知道后，就带些点心来看他。他们在老远的地方，就看见莫扎特夫妇把大门、窗口打开，在家里欢歌狂舞。朋友们都感到奇怪，以为莫扎特夫妇交了什么好运。进门一问，才知道由于天寒地冷，买不上煤，他们俩忙于写作，又冷又饿，无奈才用跳舞使身体发热，共同抵御严寒。

这样的家庭舞会，朋友们不无伤感地称为"苦中作乐"。

冯如(1884－1912），原名冯九如，字鼎三，1884年1月12日（清光绪九年农历十二月十五日）出生于恩平牛江杏圃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时曾在乡间私塾就读数年，辍学后居家务农。

1898年，冯如16岁时，父母就为他成婚，妻子是恩平大沙岗坪乡竹林村梁三菊。名人名言网欢迎您的光临

由于生活困难，冯如在1899年辞别了父母和婚后不久的妻子，跟表亲伯母的弟弟吴英兰，远涉重洋到美国三藩市（旧金山）谋生。

天资聪颖多幻想

冯如在村中的私塾读书时，非常勤奋，学习成绩在同班同学中名列前茅。他在写作时常常流露出许多幻想，并提出许多令人思考的问题。如小鸟为什么会飞上天呀，为什么可以在天空中翱翔自如呀，为什么可以飞快飞慢，甚至有时可以停留在空中呀，等等。老师看到他的这些作文，称他是“富有幻想的孩子”。名人名言网欢迎您的光临

冯如还经常创造出一些新奇的玩具。他制作一只像大鸟的风筝，两只翼吊着两个小木桶，当风筝乘风徐徐升上天空后，小木桶变成小风袋，起到平衡飞翔的作用，看得村中大人、小孩连连称奇。他还用一个火柴盒造一只小船，放在鱼塘中，让风吹着飘来飘去，人们都称赞他有办法。

美国喜剧演员戴维·布瑞纳出身于一个贫穷但很和睦的家庭。中学毕业时，布瑞纳的很多同学都得到了家里给的新衣服，有些富裕子弟甚至还得到了新的轿车。

布瑞纳跑回家问父亲可以给他什么礼物时，父亲把手伸进上衣口袋，取出一样东西，然后轻轻放到布瑞纳手上———一枚硬币。

布瑞纳以为父亲在同他开玩笑，可是父亲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用这枚硬币买一张报纸，一字不漏地读一遍，然后翻到分类广告栏，自己去找一份工作，到这个世界去闯一闯，它现在已经属于你了。”

布瑞纳成名以后，还念念不忘小时候父亲给他的那枚硬币。

他说：“我的那些朋友得到的只不过是轿车或者新衣，但是父亲给予我的却是整个世界，这是我得到的最好的礼物。”

在这个以竞争求生存，谋发展的时代，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现成的财富，而是让孩子把自己变成财富。

欧拉（1707～1783）-欧拉瑞士数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欧拉从小着迷数学，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数学天才。他13岁便成为着名的巴塞尔大学的学生，16岁获硕士学位，23岁就晋升为教授。

1727年，他应邀去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工作。过度的劳累，致使他双目失明。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欧拉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据说，1771年圣彼德堡的一场大火，把他的大量藏书和手稿化为灰烬。他就凭着惊人的记忆，口授发表了论文400多篇、论着多部。

欧拉这个18世纪数学巨星，在微积分、微分方程、几何、数论、变分学等领域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而确定了他作为变分法奠基人、复变函数先驱者的地位。同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科普作家，他发表的科普读物，在长达90年内不断重印。

欧拉是古往今来最多产的数学家，据说他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够当时的圣彼得堡所有的印刷机同时忙上几年。

欧拉作为历史上对数学贡献最大的四位数学家之一（另外三位是阿基米德、牛顿、高斯），被誉为"数学界的莎士比亚"。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范蠡追随越王勾践22年，历经百战，终于完成了复国的大业，因其至伟奇功，范蠡被拜为上将军，勾践甚至表示要将越国江山的一半分给他。范蠡感到自己的功劳和名声太大了，大到不能成为享受，而成为了负担。于是范蠡在向越王请辞不成的情况下，带着家眷乘舟浮海悄然离去。到了齐国以后，他给自己的老朋友文仲写了封信，说道：“我听说飞鸟射光了，良弓就要收藏起来；狡猾的兔子被抓尽了，猎狗就要被煮来吃了。越王这个人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共享乐，为什么不快点离开呢？不然早晚会大祸临头！”文仲觉得老朋友说得有理，但还是心存侥幸，认为勾践不至于太绝情，便想了个折中的方法，称病不朝。结果没过多久，勾践就听信了文仲要谋反的谗言，赐给他一把宝剑，让他自刎而死。

这件事充分证明了范蠡的远见卓识，他深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便毅然放弃了所有的声名富贵，乘一叶扁舟翩然而去，既保全了名声，又保全了最可贵的生命。假如他对权力和财富恋恋不舍，等待他的肯定是和文仲同样的命运。

在许多人内心里，总是放不下得失，就如同一个人拥有一堆苹果，吃掉了一个，就失去了一个，于是不免舍不得，要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起来，珍藏起来，当你想起要吃它的时候，苹果已经烂掉了。

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东北某地有个青年术匠，名叫张义。有一天他要去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干活，不幸途中汽车起火，一时间车内烟火弥漫，乘客拼命拥向车门逃命，谁知车门紧闭不能打开，眼看一车人就要被活活烧死。情急之下，张义拿出工具箱里的铁锤狠砸车窗，霎时间把车窗玻璃砸个粉碎，乘客们纷纷从窗口跳将下去，他自己没有急于逃命，而是帮着把老人小孩扶上窗口放出宙外，直到最后他自己像一个火团似的滚下车来。眼看乘客们都已脱险，正庆幸间，忽然又听到有凄厉的哭叫声从浓烟滚滚的车里传出，原来还有个小孩在车上。张义不顾自己生命危险，腾身而起攀上车去，抱起小孩跃出窗外。几乎与此同时，“轰”的一声巨响，油箱爆炸了，车子被熊熊大火吞噬了……

膏年木匠救了一车25人的生命，他自己的头脸被烧伤，腰椎腿骨都受到了重伤。

这一幕舍生忘我的救人壮举并没有见诸媒体。原因是当时正值“文革”，社会混乱，这英勇救人的事迹没有得到报道。青年木匠最后拖着受伤的身躯和一张车站的表扬信回家。

时间过去了30年，青年木匠已经年过半百。因为家贫，当年的伤没能治好，成为一个丧失劳动力的残疾人，又无子女，孤苦伶仃。好心的人劝说他把亭迹公开出来，以期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帮助。无奈之下，他拿出那张皱巴巴的车站表扬信公开救人事实和现在的生活状况。电视台报道了这一事迹，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感谢信、慰问信纷纷向他飞来，当年被救的人来信感谢救命恩人，诉说30年来一直在寻找恩人想念恩人的情怀，有的还辗转千里来到恩人的家，当面谢恩。

最感动的是，那个当年最后被救出来的孩子，那时才9岁，现在巳是一个中年妇女了。她是眼前这位老英雄从火里抱出来的生命啊j她握着恩人的手紧紧不放，泪流满面：“恩人啊！让我像奉养亲生爹娘一样奉养你，你是我的再生父母……”那泣不成声断断续续的话语令在场的观众都为之动客落泪。

这一幕拜谢恩人的情景，让我看到了善良仁爱、知恩图报的人性闪闪发光，照耀人间。无论什么时代，恩情是不会随时间流逝而泯灭的，它在人的血脉里流淌着，永不干涸。

他，有矫健的身影;他，有猎豹一般的速度;他，中国人的骄傲——刘翔。我最崇拜的人就是他!

他，肩负起了让中国田径振兴的重任。有人劝他说：“没有用的，黑人太厉害!”他摇摇头说：“中国跨栏有倒下去的力气，就有爬起来的力量。”教练很看好他，经常传授他一些体育知识，跑得慢了总要被罚重跑，刘翔咬咬牙坚持了下来，即使在别人休息的时间他也在训练。面对困难他不屑一顾，面对挫折他从不低头!

在裁判的一声令下，他如一支离弦的飞箭冲了出去。跨过一个又一个栏，如同跨过了一座又一座山。他的汗水如雨滴挥洒出去，为坎坷而漫长的道路增添着辉煌。这一刻全中国人的心都揪着，都在默默祈祷。他用自信的眼神向世界宣告他不会输，因为他脚下有祖国坚实的土地，身后有同胞伟岸的身躯，还有自己一颗怦怦跳动的中国心。他奋力拼搏的那种精神感动着每一个中国人、鼓舞着每一个中国人、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看哪!他超过了黑人，超过了所有的人，他挺直胸脯冲过了终点，那黄色的皮肤鲜明地装点着赛场，他迈出的最后那一小步，使中国田径迈出了一大步。

他那坚持不懈的精神仿佛告诉人们：不要向困难低头，中国永远不会输!

《蔡志忠的生活公约的故事》

他善待自己的方式是“如意”。

他认为没有什么比“如意”更幸福。

他的生活公约是：过最简单的物质生活，做最丰富的精神思考，用最少的物质需求带来最大的精神财富。

他有0双同一款式的黑布鞋，20件同一款式的白上衣，20条同一款式的卡其布裤。这些鞋、衣、裤全是一模一样的，正因适宜、喜爱，碰上了便一次性多多地买回来，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衣帽间里，要用的时候伸手可及，省得再花时刻。

这样一个生活如此简约的人，从4岁起就开始画漫画，每一天坚持凌晨三四点钟起床，他用过的纸张堆积起来的高度已无法计算。

他有一位恩师，初中时，那位老师应对这个陷入困顿的勤奋而又天赋卓然的少年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务必取得完整的学历，它因人而异。你需要的是尽早找到你自己的路，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完成学业。”于是，那个暑假，他只身离家，带着满脑子汹涌的想法，到了一个他向往了很久的美丽小镇，静心画画、写作，两周后，他把书稿交给出版社，出版社立即决定出版。当时他5岁，等到他20岁时，已出版了两百多本书，平均不到9天一本。

他有一个数学考过零分的女儿。他不像其他家长那样责备她，他说正因她其他功课都考满分，这个女儿4岁前就边完成学业边独自环游了小半个地球。

信守着自己的公约，他40余年专心从事着自己喜爱而拿手的工作，过着如意而幸福的生活。

他就是我们熟悉而喜爱的漫画家蔡志忠，他的作品与他的公约都是独一无二的。

哲理：过最简单的物质生活，做最丰富的精神思考，用最少的物质需求带来最大的精神财富，也许这就是人的大智慧吧！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但是，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会后有人问他。他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建国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摆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陈毅一上台就说："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精兵简政撤下去吧。"会场上的人们立刻发出了轻松的笑声。

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 "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于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这真挚的感情和恰到好处的幽默，使与会者为之动容。

一场大雪席卷了美国的伊利诺斯州。一位美术老师对学生说：“今天的作业就是画一幅雪景。”孩子们纷纷拿起画笔跑向室外，边画画边玩耍，场面非常热闹。只有一个学生例外，他静静地趴在窗前，老师好奇地走到他的身后，发现他正在画那些在雪地里画雪的同学。

他叫尤伯罗斯，小学毕业时，老师给他的评价是：一个不喜欢热闹、不爱当主角的学生。尤伯罗斯自己却说，我喜欢看热闹。

大学毕业后，尤伯罗斯创建了旅游服务公司。当时，美国的服务业竞争异常激烈，诸多商家为了赢得生存空间，不惜通过价格战互相厮杀。尤伯罗斯坚持冷眼旁观，即使在公司最不景气的时候，仍旧岿然不动，只是在服务质量上不断下功夫。他保留了喜欢看热闹的习惯，当同行两败俱伤之时，果断出手，一举兼并了许多负债累累的小企业。40岁以前，尤伯罗斯已拥有个人资产100多万，跻身百万富翁的行列，成为北美第二大旅游公司的老板。

然而，真正让尤伯罗斯蜚声全球的，并不是他在旅游业的崛起，而是他亲自导演的一场奥运“好戏”。

1978年，美国洛杉矶获得了1984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尤伯罗斯当选为奥组委主席。许多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之前的历史经验表明，举办奥运会对一个国家来说，既是一种荣耀，更是一场劳民伤财的灾难。

尤伯罗斯却做出了震惊世界的回答：“我不但不用政府一分钱，还要为这次奥运会赢利两亿美元。”

尤伯罗斯首先展开了广泛的调查，他发现全世界约有12,000家企业愿意赞助奥运会，但每家只愿出资几千美元。他对工作人员说：“继续和他们商谈。我们将提供最好的广告和宣传平台，条件是他们必须提高赞助费。”

过了一段时间，工作人员沮丧地汇报：“几乎没有人愿意提高价码。”尤伯罗斯笑了，说：“看来，气氛太平静了，我要让他们‘热闹’起来。”于是，尤伯罗斯公开宣布：第一，本次奥运会限定“进场价”400万美元，低于此价一律免谈;第二，奥运会的赞助商限于30家，每个行业最多1家。

消息一经传出，全世界的企业骚动了，尤其是那些准备压制竞争对手的企业，更是心急如焚，竞相抬出更高的价码。而此时，尤伯罗斯又像几十年前那个趴在窗前的少年一样，任凭外面再热闹，他都躲在办公室里，谁也不见，谁的电话也不接，静静地观看别人的表演。

热闹看够了，尤伯罗斯叫工作人员递来报价单。美国通用汽车以900万美元压倒日产汽车，成为汽车业唯一赞助商;可口可乐以1200万美元力压百事可乐，拔得了饮料业的头筹;日本富士公司以700万美元战胜美国柯达，买断了胶卷专卖权……30家企业陆续凑齐，尤伯罗斯高调露面，爽快地签订了合同。

尤伯罗斯兑现了承诺，为洛杉矶奥运会赚取了2.25亿美金，从此也开创了奥运会赢利的先河，他被世人称作“奥运商业之父”。

或许当年那个老师说得对，他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但是他却早早地学会了把别人的热闹收于自己的画框。“画框”里众生百相，热闹非凡，他躲在一旁静静地看，一旦时机成熟，就跳入画中，成为真正的主角、最大的赢家。

以静制动，在别人的热闹中寻觅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凡的智慧。

刘备很仰慕诸葛亮的才干，想请他帮助自己统一国家。官渡大战后，曹操打败了刘备。刘备只得投靠刘表。曹操为得到刘备的谋士徐庶shù，就谎称徐庶的母亲病了，让徐庶立刻去许都。徐庶临走时告诉刘备，隆中有个奇才叫诸葛亮，如果能得到他的帮助，就可以得到天下了。

第二天，刘备就和关羽、张飞带着礼物，到隆中去拜访诸葛亮。谁知诸葛亮刚好出游去了，书童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回来。刘备只好回去了。

过了几天，刘备和关羽。张飞冒着大雪又来到诸葛亮的家。刘备看见一个青年正在读书，急忙过去行礼。可那个青年是诸葛亮的弟弟。他告诉刘备，哥哥被朋友邀走了。刘备非常失望，只好留下一封信，说渴望得到诸葛亮的帮助，平定天下。

转眼过了新年，刘备选了个好日子，有一次来到隆中。这次，诸葛亮正好在睡觉。刘备让关羽、张飞在门外等候，自己在台阶下静静地站着。过了很长时间，诸葛亮才醒来，刘备向他请教平定天下的办法，并因诸葛亮不答应而哭，诸葛亮见刘备三顾茅庐，诚心诚意，便答应与刘备共图大业。 那年诸葛亮才27岁。

家风，就是家庭的信仰。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受良好家风的熏陶，那么在生活、处世上则会有“法”可依，坚守内心。《梁启超家书》《曾国藩家书》《颜氏家训》与《傅雷家书》并称我国“四大家教范本”。除此之外，许多历史名人的家风家训，也令人称道。

南宋诗人陆游，一生写下26条家训传给后人，告诫后代：“仕宦不可常，不仕则农，无可憾也。但切不可迫于衣食，为市井小人事耳。戒之戒之。”意思是说，当官不如务农，一辈子不做官也不要紧。自己耕种，衣食无忧，这样的生活是非常好的，人生没有什么遗憾。切记，千万不要为了生存而去做坏事。除了这条家训外，他还殷切期望自己的后代能够注重道德层面的修养，成为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有错必改，谦虚谨慎。淡泊名利，志向高远。严于律己，宽容待人。勤俭持家，俭朴生活。胸怀宽广，心系苍生。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勤奋、俭朴、求学、务实的家训家风一直为曾家后人所传承。曾国藩曾留下十六字箴言家风：“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意思是，节俭能使家庭兴旺，勤快会使身体强健。既勤劳又节俭，人生才能高枕无忧。他不肯将金钱留给后人，曾写信对女儿曾纪芬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意思是，为官应当清廉，当为民请命，不是为了发财。子孙全靠自己，何须我来帮衬。所以，我绝对不留一文钱给后人。

清代第一才子纪晓岚家教很严，对子女有“四戒”“四宜”的要求。四戒是：一戒晚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四宜是：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四戒”与“四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补充，相映生辉。既告诉了后人什么不该做，又告诉了后人应该怎么做。这样的家训，既简洁明了，又深刻透彻。

民族英雄林则徐曾写过一副对联传给后代：“子孙若如我，留财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意思是说，如果子孙像我一样正直、果敢，那我留钱做什么？贤良的人拥有了大量钱财，就会玩物丧志，失去了远大志向。如果子孙不如我，那我留钱做什么？愚蠢的人手中有了钱，不仅不思进取，还会去做坏事。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52岁时才有了一个儿子。虽晚年得子，但家教甚严，从不溺爱。传说73岁时，病危的他把儿子叫到床前，说想吃儿子亲手做的馒头。父命难违，时年21岁的儿子只得勉强答应。可他从未做过馒头，请教了邻家大娘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做好了馒头，喜滋滋地送到父亲床前，谁知父亲早已断气。案头上有张信笺，上面写着父亲的遗言：“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宗，不算是好汉。”

无独有偶，民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曾这样说过：“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他的这句话，激励着当时一大批年轻有为的青年志士，努力奋斗,坚持不懈，走向成功,不辱门风。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时至今日，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的人们，成为许多有志之士为人处世的标准。

可见，好的家训家风，会成为一个人一生的航标。让他在人生的大海上不仅不会迷失，还会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