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摘抄汇集20篇

周素园，1879年生于贵州毕节，前清贡生，年轻时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政院秘书。1921年回到贵州，先后任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1925年回到家乡毕节，不再参与政治，闭门读书，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涉猎甚广。

“九一八”事变后，周素园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但苦于报国无门，内心十分苦闷，在家书中写道：“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目前，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

1936年2月初，红2、红6军团先后占领位于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实现了战略转移第二步的任务——由黔东到黔西。

当红军快要打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周素园一起逃走。周素园却表示：“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莫雄吃惊地问道：“难道你不怕红军?”周素园平静地说：“我又没有鱼肉乡民，怕什么?”

红军攻占毕节城后，在位于城内十字街的周素园家里发现有许多宣传马列的书。翻开一看，上面圈圈点点，就报告给了红6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二人马上登门拜访，在询问了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书?

周素园回答：“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

王震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赞成，完全赞成。”

于是，在贺龙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诚心邀请下，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并在家门口挂出牌子。一时间，黔西地区的反蒋抗日武装纷纷前来归附。

2月2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城内的小校场正式宣告成立，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

期间，红2军团政委任弼时专门宴请周素园，并请他给驻威宁的云南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劝他不要与红军为敌。

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曾回忆：“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时，周素园坚持要与红军同行。贺龙知道后深为感动，称赞道：“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

红军进入云南后，军团领导考虑到周素园体弱多病，怕他不能适应紧张频繁的行军作战，准备拿出一笔钱，送他去香港治病并做统战工作。可周素园坚决不同意：“我在中国的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几位首长，我周某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就这样，周素园坚持与红2、红6军团指战员一起，不畏艰险，跋山涉水，走完了长征路。1936年12月2日，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在保安，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称周素园“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担任了八路军的高级参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在贵阳病逝。中共贵州省委赠送挽联：“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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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老红军许义华难忘长征路上的故事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1.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信念激发毅力、创造辉煌

就是这样一种力量，它可以使人在黑暗中不停止摸索，在失败中不放弃奋斗，在挫折中不忘却追求。在它面前，天大的困难微不足道，无边的艰险不足为奇。这种力量，就叫信念。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被迫开始长征，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浴血突围，昼夜兼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智取娄山关，突破腊子口，用双脚在绵亘数万里的土地上，与敌人的飞机汽车进行竞赛，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两年时间里，与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一场殊死搏斗;敌人重兵始终打不倒、压不垮他们。长征，饱含着人类生命中最惊心动魄、最悲壮的酸甜苦辣，它留给人类的是用鲜血和生命凝聚成的宝贵财富。“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红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共20.6万余人，途中补充兵力有据可查的为1.7万余人，到长征结束仅剩5.7万人，超过16.6万人牺牲或失散在了长征路上。单是江西兴国一个县，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就有12038名。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每一公里，都有一名兴国籍战士化作的生命路标。在长征的队伍里，有年近花甲的老同志，有稚气未脱的红小鬼，还有刚强的女战士，征途漫漫，关山重重，他们连续行军打仗，身心备感疲惫。但就是这样一支看似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队伍，把生死置之度外，像一股势不可挡的铁流，一路向前!面对着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是畏惧，而是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面对终年积雪的高山、激流汹涌的江河，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是退缩，而是征服自然的雄心壮志;踏进荒凉神秘、杳无人烟的草地，伴随身旁的不是消沉和失望，而是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的情绪。引导后续部队前行的路标，不是别的，而是一具具烈士的遗体!就是这样，红军官兵坦然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经受了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磨练，充分体现出对党的忠贞，对事业的执著。这些英雄壮举可歌可泣，至今仍在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净化着我们的灵魂。

那么，长征这么艰苦，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跟着走呢，为什么几万红军能长时间，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迸发出那么大的力量。“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具有坚定无比的政治信仰和铁一样的组织纪律，因此，他们能够身处巨大的危机之中仍然从容不迫地一一打点行装，虽然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不知道自己要走多远，要走多久要去哪里。”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浴血重生的史实告诉人们，红军长征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红军具有崇高的理想追求和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坚定信念。

长征光荣的历史证明，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我党我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是我们党和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民族复兴，必须有民族精神的支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中，我们党特别需要用崇高的理想信念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凝聚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以高度的自觉和自信，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长征》读书笔记摘抄【篇三】

读了《长征》的故事，我心情很激动，红军战士能么坚强，什么困难都不怕，他们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走了两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在那个艰苦的时候，红军们连饭都吃不到，挖野菜、吃树皮，实在太饿了，有的甚至用自己的衣服，鞋带还有皮带等东西来填饱自己的肚子。但是他们不畏艰难，爬雪山、过草地、渡过水流蹿急的江河。顽强的与敌人作斗争，有的冻死、有的永远的被埋在草地下、有的淹死在江河中......最后终于胜利了。

现在我们的生活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生活在一个和平幸福的时代。听了长征的故事，我感到很惭愧，想想自己平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有的时候不想吃就倒掉，想想简直太浪费了。

从今天起我一定要改掉这些坏毛病。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好好学习，向红军学习，发扬他们的精神。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长征时张国焘觉得自己在总部太孤立，必须到“前指”去，以“前指”的名义给部队下达命令，要部队先过河。于是他带着警卫部队和骑兵21日跑到四方面军漳县三岔村前敌指挥部，见到徐向前后，就叫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都找来。这些同志都来到后，他流着眼泪说：“我是不行了，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的。”

这时，胡宗南1军部队正在机声隆隆中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向西兰大道推进，已经过了咸阳。

朱德见张国焘的态度，很忧虑，感觉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张国焘又要搞分裂。这怎么行呢?

他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张国焘见他进来，厌恶地瞪了他一眼。

朱德说：“国焘同志，你的意见还是西去吗?”

张国焘说：“我是主官，我要为全军负责。”

朱德说：“难道我们就不为四方面军考虑吗?”

“我就是考虑你为一方面军考虑过多嘛。”

“你这是什么话!像一个共产党人说的话吗?”

“这是事实!”

朱德说：“西进的意见是孤军深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对黄河以西的情况并不熟悉，对青海并不熟悉。你说翻越祁连山到甘肃西部，这都是想当然。青海的‘三马’比宁夏的‘二马’还反动，战斗力还要强。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部队在回民区域长途跋涉，人吃马喂怎么解决?你考虑过吗?”

张国焘瞅了朱德一眼，扭过脸不说话。

朱德继续说：“我们必须按照中央来电的指示，二方面军从西和、武都东进，去拖住胡宗南、朱绍良，使胡、朱不能西进;四方面军要占领隆德、静宁、会宁，控制西安至兰州的大道，与固原的一方面军靠近，阻止胡宗南、朱绍良西进，实现3大主力会师。”

张国焘不满意地瞥了朱德一眼，心想，我刚刚派人杀了你的战马，你就不害怕吗?

陈昌浩在会前就与朱德、刘伯承谈过了，几个人都觉得这次无论如何要与一方面军会合。红军不能再分裂了，再不能发生松潘战役前的情况了。一、四方面军闹分裂受损失的是革命事业。

西北局开会时，陈昌浩第一次与张国焘唱了反调，主张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北上抗日，与敌人决战。

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二号人物。他体格魁梧，浓眉大眼，仪表堂堂，作为政治干部指挥作战十分勇敢剽悍。在川陕根据地时，有一次他凌晨上山头查哨，他不知道山头已经被敌人占领，一线部队没有报告。他带着警卫员上到山头，就被敌人按倒了。他块大力不亏，黑暗中翻身拔出手枪打倒几个敌人，飞身跳下山头。

这座山，现在被当地政府命名为“红军山”。

张国焘见陈昌浩都反对他，气急败坏，说：“昌浩呀昌浩，你都反对我呀，我这个总政委不干了。”说着，张国焘作战方案也不做了，气呼呼地离开了会场。

大家面面相觑，朱德打破沉默，对陈昌浩说：“他不干，我们干吧，中央的部署不能耽误。胡宗南不等我们啊。”

陈昌浩说：“这次再不能分开了，一定要与党中央会合，按多数同志的意见办。”

陈昌浩和朱德领着参谋们做方案，首先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3人的名义向中央报告，中央领导的顺序是林育英、毛泽东、张闻天等，报告说：“决定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线活动，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迎击胡宗南部为目的。”

第二电以“朱张”的名义下达各部队，下令红四方面军准备执行中革军委的抢占陕甘大道的战役计划：“静宁、会宁战役是消灭胡宗南，争取一、四方面军会师的重要关键，望即在干部及战士中进行热烈的战斗动员”，“大大发扬阶级友爱，保障一、四方面军亲密的兄弟团结”。

第三电是朱德个人给“毛周彭”的密电，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他与中央领导的亲密无间的关系。电报说：“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每晚请通知敌情一次，并切实联络。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现迅速取得会合在会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

不料，电报稿送到电台，电台已经接到张国焘的命令，各部队电台不得接受朱德的电令，凡未经张国焘签署的电稿一律不准拍发。

朱德知道后很着急，对傅钟说，你是四方面军的，又是西北局的组织部长，你出面吧，给他们讲讲组织原则。

傅钟立即就去找电台同志。

电台同志也感到问题严重，气氛很紧张。

张国焘临走时安排了人“看住”电台。

大家都怕张国焘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段。

傅钟先表扬了电台的工作，然后说：“有人反对北上的决议，总司令不赞成，要向中央报告，要召集人继续讨论，这是关系红军前途的大事。下级要服从上级，你们说总司令的电报要不要发出?”

电台台长王子刚站起来说：“给总司令发报!”

3份电报发出时已经是22日凌晨了。

张国焘气呼呼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一个人在油灯下琢磨，我若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势必与一方面军会合，会合就是要交出兵权，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那时一切都完了。第一步夺了我的兵权，第二步就要给我清算另立中央的错误，开除党籍，军法从事。不行，不行。

他没有料到的是连他一直重用栽培的陈昌浩都反对他，真是没想到。不行，要找他谈谈。他不能带头反对我呀，影响太大!

他深夜3点到陈昌浩房间找陈昌浩说，你无权改变我的决定，你与朱德命令四方面军北上是错误的。毛泽东、周恩来让四方面军单独对付胡宗南是要消耗四方面军。今天的革命形势应当保存四方面军，会合的话，那就一切都完了，要开除我们的党籍、军法从事。说着说着，他竟哭了起来。

陈昌浩说：“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你不北上的决定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与中央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有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

张国焘一听陈昌浩的口气，愣住了。

他一甩门出来了。

陈昌浩的反对，更使他感到自己的分裂行动的严重后果。

20日夜间，张国焘从陈昌浩房间出来，他的恐惧感更加强烈。

他考虑必须像反对松潘作战计划一样，坚决反对静会作战计划，北上就是他的末路，就是他的破产。他为自己在理番县卓木碉的分裂行为后怕。

他走到地图前，看着地图，觉得现在渡过黄河很容易，不需要同胡宗南的部队决战。所以，他要从根本上推翻会议决议，要四方面军部队坚决“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到甘肃北部保存实力。

他觉得自己在总部太孤立，必须到“前指”去，以“前指”的名义给部队下达命令，要部队先过河。于是他带着警卫部队和骑兵21日跑到四方面军漳县三岔村前敌指挥部，见到徐向前后，就叫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都找来。

这些同志都来到后，他流着眼泪说：“我是不行了，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的。”

大家听后很愕然。

然后，他指着地图说，陕甘北地区地瘠民贫，不便大部队解决军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各部队要停止北上，回头西进!以程世才、李先念30军一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脚点;以孙玉清、陈海松9军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而后，再加董振堂、黄超5军一个军再渡河北进。同时，部队立即开始调动。

陈昌浩连夜赶来后，见漳县“前指”都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也就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1952年10月出生的朱和平，8个月的时候就被抱到了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的身边，直到爷爷奶奶去世，他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了近40年。朱和平对长征和长征中的爷爷有着特殊的感情：“爷爷一直用长征精神来要求我们、鼓励我们、鞭策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

朱和平是在听着爷爷革命故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坦言，在众多革命故事中，听得最多的、也是自己最爱听的故事就是长征中爷爷三过雪山草地的事。朱和平在访谈中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年的时候，他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采访长征老红军和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出版了《长征中的朱德》一书。

这本书是以爷爷的“人格力量”为主线，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生动鲜活的故事，展现了爷爷在长征中战胜敌人、踏遍万水千山的英雄气概。其中一段提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红四军总司令的爷爷朱德，带领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过雪山草地，同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巧妙地周旋，最终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部带到西北，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为长征取得胜利发挥了应有的贡献。朱和平认为这段故事是最为感人、最为震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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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肖彬永远忘不了他的小通讯员吴玉民。

长征的时候，肖彬在红二方面军6师18团9连当指导员。泽章坝遭遇战中，他负了重伤。过草地的时候，上级给了他一匹马，并安排连里的小通讯员吴玉民照顾他。

小吴这年刚刚16岁，个子不高，黑黑的，长得挺结实。别看小吴年龄小，可是很会照顾人。每到宿营地，他都先找到一块干燥或者背风的地方，把自己那床补丁摞补丁的破被铺在地上，扶肖指导员歇下后，马上支起小铝锅烧开水，给指导员洗伤、消毒，然后拿出半小瓶儿红汞(这是当时他们部队唯一的药品)为指导员换药。

部队一天一天朝前走，肖彬和小吴的粮食袋越来越轻了。伤势好一些，肖指导员开始硬撑着帮小吴打些下手，到了宿营地，小吴拣柴火烧上饭，然后肖指导员看着火，小吴就去放马。

这几天，小吴不用肖指导员烧火了，放马走的时候，他总是带上小锅，说是可以边放马边烧饭，两不耽搁。每回，他都是很晚才回来，把小锅里热腾腾的饭盛给指导员吃。指导员一让他吃，他就笑着拍拍肚子说：“看，鼓鼓的，早吃饱啦!”

可是，指导员总是觉得小吴好象越来越瘦弱了。

这天傍晚，小吴安顿好指导员，又去放马了。

肖指导员悄悄跟上了他。但由于腿上有伤，他只有慢慢地爬，被远远地落在了后头。当他在一处小树林追上小吴时，小吴正端着锅，一口一口地吃着什么。

“小吴!”肖指导员轻轻唤了一声。

小吴吃了一惊，一看是指导员，急忙把小锅藏在了身后，稚气地笑着问：“指导员，你怎么来啦?”

肖指导员没有回答，仍然向前爬着。小吴赶紧起身扶他。指导员顺手端起了小锅。小吴急忙用手去捂，指导员用命令的口气说：“把手拿开!”

小吴只好拿开了手。

肖指导员凑着火光向锅里一看：天啊，这能叫饭吗?一锅黑乎乎的草根树叶，即使是饥肠辘辘的时候，见了它也就“饱”了，而这位只有16岁的小鬼，为了照顾战友，自己竟用它来充饥……肖指导员的眼睛模糊了，这时，他的耳边断断续续传来小吴低低的哀求声：“指导员，你别生气，你批评我什么，我都接受……”

肖指导员能批评小吴什么呢?他放下小锅，一把将小吴紧紧地抱在怀里……

鲁道夫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在他10岁那年，一位英国传教士从中国返回曼彻斯特，介绍了中国的基本情况。勃沙特听了之后，开始神往中国。为了适应到中国传教的需要，勃沙特接受了各种训练，包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等。他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薄复礼，以示信奉克己复礼。1922年，受教会派遣，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10月初，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妻子露茜在安顺参加完祈祷后返回镇远。在经过城外一个小山坡时，正好与从江西西征入黔的红6军团相遇，在无意之中闯进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行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军对勃沙特夫妇在中国的活动抱有怀疑的态度，但即便如此，红军对他们也是礼遇有加。当晚，勃沙特夫妇被带进一间屋子里休息。勃沙特的妻子睡在一张由木板拼起来的床上，勃沙特睡的是一把南方式躺椅，而与他们同在一个房间里的红军士兵则直接睡在潮湿的地上。红军安置好他们后，立刻送还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包括银元也如数奉还。

此后，勃沙特一直随红军部队行进。在这期间，勃沙特先后接触了贺龙、萧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人。其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萧克军团长。

勃沙特与萧克相识，是源于一张地图。当时，奉命先遣西征的红6军团在贵州施秉与黄平之间抢渡大沙河，突破了防堵力量薄弱的黔军阵地，乘机袭占了黄平老城。在一所教堂里，红军缴获了一张约1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这张地图对于刚进入贵州，道路不熟且缺乏向导的红6军团无疑是无价之宝。但是，由于地图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法文，没有人能够看懂，这可急坏了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谁能够解燃眉之急呢?萧克顿时想起了会说一点汉语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立刻派人把勃沙特请到军团司令部，帮助把地图上的法文译成中文。

在方桌前，在豆大的洋蜡烛光下，萧克小心地摊开了地图，用手指着一个个法文地名，勃沙特按照他的指点，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翻译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两人边讲边比划，当他们把地图上许多重要地名而且是红6军团预定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全部译完时，已经是三更天了。后来，就是用这张地图，萧克与王震选择了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会合的方向。勃沙特当时没有意识到他翻译这张地图有什么重要意义，而萧克将军却始终忘不了这件事情。他后来回忆说，红6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勃沙特翻译的法文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也正是这张地图，使得双方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此后，勃沙特跟随红2、红6军团到了湘西，开始了艰苦的远征。虽然彼此信仰不同，但勃沙特从中国的这些红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了一种为实现崇高理想而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感悟到理想与信仰对人类巨大的引导作用。勃沙特尤其对红军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不赌博、不抽鸦片的作风，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此外，虽然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他们都尽量照顾勃沙特的外国习惯和习俗，在饮食和生活上想尽办法来满足他，令他非常感动。在部队开始乌蒙山回旋战时，勃沙特不幸染病，红军不仅专门为他找了一匹马驮着他走，还特意找来中医为他治病，后来还派出担架员抬着勃沙特翻山越岭。耳闻目睹红军的真实情况后，勃沙特深受触动，曾多次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

1936年4月，红2、红6军团进逼昆明，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端，军团领导决定让传教士勃沙特离开部队，前往昆明。军团长萧克和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分别设宴为勃沙特饯行。萧克将军还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宴会结束后，大家一一与勃沙特握手道别。吴德峰部长还命人给勃沙特发足路费，并特别叮嘱他如何前往昆明。勃沙特的长征自此结束。

勃沙特这位西方传教士同长征红军不期而遇，并随红2、红6军团生活了560天，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开始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并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通过演讲等形式向国外介绍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

1936年11月，当红2、6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勃沙特的回忆录——《长征目击记》(又名《抑制的手》)，已经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这本书当时在国外颇受欢迎，多次出版。在书中，勃沙特称赞中国的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高度评价红军长征时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红军长征的历史。1938年，当埃德加斯诺介绍红军长征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发行时，勃沙特的《抑制的手》早已问世一年多了。直至1978年，薄复礼又应出版商之约，在原回忆录的基础上，补充进了他从1922年来到中国到离开中国的经历，再次成书出版，并更名为《指导的手》。

1940年，勃沙特再次回到贵州省盘县一带传教。教友们回忆说，每当勃沙特和教友谈到红军时，态度都极为友好。勃沙特除了在当地传教，还为当地民众看病和办学。

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为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搜集素材。在采访萧克将军时，萧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还郑重委托索尔兹伯里寻找勃沙特并代致问候。此事一经披露，寻找勃沙特的工作就成了各界注意的焦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各方近两年的努力，萧克与勃沙特在长征途中分别50年之后又重新取得了联系。1987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进行了专访。记者看到，尽管满头银发的勃沙特已90岁高龄，但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相当好。在记者要求下，勃沙特讲述了与红军一起长征的传奇经历，讲述了他和红军将领之间的深厚情谊。他感慨万千地说：“在晚年被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

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老红军梁天文来到现场，寻找自己当兵时政委的后人。今年已经104岁高龄的老红军秦华礼，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通信事业，前半生坚持通信建设，在艰难的红军长征途中，负责传递重要情报，后半生建设通信教育，培养了十几万通信人才。

1933年初梁天文在四川省巴中县(现巴中市)，穿着自己的棉衣和草鞋参加了童子团。儿童团解散后，到卫生所里当了一名勤务员，卫生所跟着师部行动，14岁的梁天文被分给师首长杨政委(杨朝礼)当勤务员。长征途中，环境条件十分恶劣。

3年的时间里，杨政委既像个父亲一样照顾梁天文，同时作为一位老首长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坚强刚毅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当年的小战士。

1937年2月，杨政委在梨园口作战时牺牲。杨政委的墓地被立在梨园口烈士陵墓，昔日的小战士想要寻找曾经无微不至照顾和教导自己的杨政委的后人，同他们一起祭奠缅怀烈士，祭奠英魂。今晚昔日的小战士能否找到杨政委的后人来共同缅怀他心中永远的首长呢?

梁天文是家里最小的孩子，1933年，受革命志士的感染，梁天文在四川老家加入了童子团，1935年，年仅13岁的梁天文成为一名勤务员，负责杨政委的饮食起居。杨政委待他如自己的孩子，二人同甘苦，共进退，为了减轻梁天文的负担，杨政委就和他共用一套生活器具。3年的时间里，杨政委既像个父亲一样照顾梁天文，同时作为一位老首长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坚强刚毅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当年的小战士。

梁天文是家里最小的孩子，1933年，受革命志士的感染，梁天文在四川老家加入了童子团，1935年，年仅13岁的梁天文成为一名勤务员，负责杨政委的饮食起居。杨政委待他如自己的孩子，二人同甘苦，共进退，为了减轻梁天文的负担，杨政委就和他共用一套生活器具。3年的时间里，杨政委既像个父亲一样照顾梁天文，同时作为一位老首长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坚强刚毅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当年的小战士。

杨政委的墓地被立在梨园口烈士陵墓，昔日的小战士想要寻找曾经无微不至照顾和教导自己的杨政委的后人，同他们一起祭奠缅怀烈士，祭奠英魂。今晚昔日的小战士能否找到杨政委的后人来共同缅怀他心中永远的首长呢?

非常遗憾，我们没能找到杨先烈后人的具体线索，但是我们帮您请来了三位红军的后人，对于寻找红军后代的事情，他们都很积极地参与。

我们还请到了两位同样参与过长征的老红军，三位老人站在一起，见证了一段80年前的光荣历史。今后，我们将沿着他们所走过的路，继续长征。

随后，我们找到了杨先烈的侄孙女，并促成了她们和梁天文的见面。梦随万里长征路，凭吊忠魂觅旧踪，梁天文终于实现了八十圆年未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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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1周年。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弘扬长征精神，争做爱国少年。

1934年10月，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开创革命的新天地、北上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从江西瑞金出发，进行了举世震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兵力损失严重。1935年1月，红军攻打娄山关，占领遵义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走过人迹罕至的草地。随后，继续北上，翻越六盘山，攻克天险腊子口，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

在漫漫长征路上，有峡谷急流，有雪山草地，有乌江天险，有滔滔赤水，有大渡激流。红军一共爬过了18座山脉，其中 5座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300余次战斗。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1936年10月，红军终于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对革命胜利充满必胜的信念，他们历尽千难万险，一路上克服了重重困难。粮食吃完了，他们就挖地上的草根吃，草根吃完了，他们就拨树上的树皮充饥，树皮吃完了，他们就解下身上的皮带硬嚼着填饱肚子。子弹打完了，他们就靠勇敢和智慧与敌人巧妙周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胜利。战友受伤了，他们团结互助，背着伤员翻雪山过草地。在最危难的时刻，红军战士总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亡留给自己。我们的语文课本中有不少课文就记载着这样可歌可泣的故事。例如课文《金色的鱼钩》中的老班长为了照顾三个病号，把鱼汤让给战友，自己却吃着战友吃剩的鱼骨头，最后因为饥饿牺牲在草地中;课文《丰碑》中的军需处长把棉衣让给挨冻的战友，自己却在大雪中化作一座丰碑;这就是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在长征途中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百折不挠，不畏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脚踏实地，艰苦朴素、团结奋斗的集体主义精神。 这就是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在枪林弹雨打不烂，雪山草地拖不垮的硬骨头精神，这就是面对敌人的屠刀与诱惑，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的大无畏精神!

同学们，我们要像革命先辈那样，树立起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70年前，红军之所以能胜利，就是因为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胸怀建设美好新生活的坚定信念。今天，我们继承长征精神，就是要确立“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雄心壮志、建设祖国的崇高理想、服务人民的远大志向。

我们要像革命先辈那样，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70年前，红军之所以能胜利，就是因为承担着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责任。今天，我们继承长征精神，就是要承担起建设祖国现代化的历史重任，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同学们，你们是幸运的一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你们手中实现，你们要迎接挑战，勇挑重担，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超越前人，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事业。

我们要像革命先辈那样，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70年前，红军之所以能胜利，就是因为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发扬了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今天，我们继承长征精神，就是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学习上或生活中遇到困难要勇敢面对、百折不挠，努力学习，奋发图强，要学会在失败与挫折中磨练自己坚强的意志，学习红军战士艰苦奋斗、坚忍不拔的精神。生活中要继续发扬革命先辈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好作风，不挑吃穿，不乱花钱。与别人相处时要学会以礼待人，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先人后己，互帮互助，学习红军战士们团结一心的革命集体主义精神。

当个别同学沉迷于网络游戏，失去自我的时候;留连于日本动画片、连环画，不思进取的时候;吃着肯德基，喝着沃尔玛，为超女疯狂的时候……想一想70年前二万五千里长征吧!

同学们，你们是祖国建设事业的接班人，你们这一代人要实现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任重而道远。这就是新的伟大长征。万里长征，始于足下。大家正处在人生的起步阶段，祝愿你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在人生的长征路上不断进步，努力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忽进忽退，牵着蒋介石的鼻子四处兜圈子，弄得蒋军晕头转向。但同时，在红军队伍中也有不少官兵想不通。红军长途奔袭，疲惫不堪，打仗不多，走路不少，因此，不满和牢骚开始出现。这种不满情绪，基层官兵有之，高级干部也有之。其中，林彪就是最典型的一个。

红军渡过金沙江到达会理后，林彪突然在军团部当众给彭德怀打电话：“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在场的聂荣臻当即严肃地批评了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给部队不执行。”

但林彪听不进劝告，起草了一封给三人军事小组(即王家祥、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信，要求毛、周、朱下台。他在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毛、周、朱领导会失败，你下台吧!”

他要聂荣臻在信上签字，被聂拒绝：“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来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反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是毛主席一手把你提拔起来的。”尽管这封信遭多方反对，但林彪还是设法递了上去。

广大红军将士的苦，毛泽东是知道的。其实，毛泽东比一般官兵更加辛苦劳累，他不仅要同全军指战员一起艰苦跋涉，还要费尽心机运筹帷幄，将红军带出蒋介石的重重包围之中。此外，还要忍受妻伤子别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亲手提拔的林彪居然要唱对台戏，甚至要威胁自己的指挥权，这使毛泽东极为难过和恼怒。史称的中共会理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

1935年5月12日，军委纵队到达四川会理城脚的铁场，中央决定立即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档案馆仍保留一份通知彭德怀、杨尚昆、刘少奇、林彪、聂荣臻“于今午14时到铁场”参加会议的通知。

洛甫(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目前敌情仍十分严重，一定要坚持和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朱德、王家祥、洛甫、彭德怀等人在会上对林彪提出了批评。

彭德怀说：“遵义会议才改变了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很不妥当的，特别出提出让我来干，更是要不得的。”

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更是严厉：“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在这个时期，直接跟敌人硬拼是不行的。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也是很有好处的。”

会议决定要维护遵义会议的决议，服从毛泽东的领导，并要林彪认识自己的错误。会理风波平息了，毛泽东在全军全党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但是，林彪本人并不服气，思想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尽管表面上低头认输，但在以后的战争中，包括辽沈战役初期，林彪还与毛泽东对着干。直到最后妄图篡党夺权，自取灭亡。

1.博古李德在长征前夜想甩掉毛泽东的故事

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历时两年，转战十余个省，行程两万五千里，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如今80年过去了，虽然那段峥嵘岁月与我们渐行渐远，但乐于吃苦、勇于战斗、独立自主、团结互助的长征精神，一直启迪激励着中国人

年轻一代如何传承发扬长征精神，做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近日，朱德元帅之孙、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朱和平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访谈”，带领网友一同走进历史深处，领略前辈风范，聚焦长征精神，感悟革命初心。

从小最爱听爷爷讲三过雪山草地的故事

1952年10月出生的朱和平，8个月的时候就被抱到了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的身边，直到爷爷奶奶去世，他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了近40年。朱和平对长征和长征中的爷爷有着特殊的感情：“爷爷一直用长征精神来要求我们、鼓励我们、鞭策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

朱和平是在听着爷爷革命故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坦言，在众多革命故事中，听得最多的、也是自己最爱听的故事就是长征中爷爷三过雪山草地的事。朱和平在访谈中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年的时候，他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采访长征老红军和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出版了《长征中的朱德》一书。朱和平介绍，这本书是以爷爷的“人格力量”为主线，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生动鲜活的故事，展现了爷爷在长征中战胜敌人、踏遍万水千山的英雄气概。其中一段提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红四军总司令的爷爷朱德，带领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过雪山草地，同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巧妙地周旋，最终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部带到西北，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为长征取得胜利发挥了应有的贡献。朱和平认为这段故事是最为感人、最为震撼的。

团结互助精神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

80年前的长征，红军将士靠什么跨越千山万壑、千难万险最终取得了胜利?谈到长征胜利的原因，朱和平认为，长征时红军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指挥员平均年龄才25岁，战士平均不超过20岁，在长征途中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战士即使就剩下一口干粮也让给别人吃，这种同志间的用鲜血凝成的友谊难得可贵。“这样一支年轻的红军队伍，能够从这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一步一步走出来，除了具有英勇顽强、不怕牺牲、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外，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友爱，互相扶持的团队精神也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

曾经多次重走长征路的朱和平，对长征中的艰苦比常人有更多的体会。他介绍说，“我们之前对长征的了解更多的是从书本上、电影上，老一辈给我们讲的故事中去了解。如果亲临实际到现场去感触，还是不一样的。尽管我们现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长征沿线的交通、生活设施都已取得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这些雪山、草地、关隘、战场，都还是原封不动地保留着。甚至当时红军住过的一些房子，很多都保留着原貌。长征路线经过了15个省，这15个省除湖南、江西外，特别是云南、贵州、四川、川西那一带还是比较偏远、落后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现在在当地还是可以看到当年的一些艰辛的场面;特别是草地，我去年去的班佑那一带，不要说过这个草地，首先高原反应你就受不了，走一小段就很累，就要歇一会儿。可以想象当时几万红军是在那样一种自然条件下，填补饱肚子还要背着行李、弹药艰难地走过去，那是多么的辛苦。”

细节入手，故事化诠释长征精神教育新一代

长征历史丰富多彩，长征精神博大精深，如何对年轻一代讲述长征故事，传播长征精神?朱和平认为，家长应从细节入手，选取感人情节进行讲述，更多的是从一个一个具体的细节讲起，比如野菜的故事、党费的故事，还有长征中伤员的故事等。这些小故事尽管特别的小，只是涉及到两、三个人，但是可以展示红军部队当时的精神状态和团队精神。

关于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朱和平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影视剧的创作应符合年轻人当下的观看需求，更多的从自我意识、个体的角度进行表现。“我们对中小学生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他们制定人生的目标，树立起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从小就给他培养这种性格和能力，这是主要的。”

朱和平在访谈中还提及他和儿子重走长征路的实际体会。朱和平说：“前不久，我带着儿子去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等地重温长征那段历史。实际效果还真是好，去和不去就是不一样，有些故事，我们在家里讲和到现场看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到了瑞金，到了当年的军委总部，到了爷爷奶奶当时住的那个房子，就是一个六平米的小阁楼，爬上去以后黑呼呼的，电话也是很老旧的电话，连灯都没有，孩子一进去就很感慨。”

谈到两代人对长征精神的感受，朱和平坦言，自己作为50后与80后的儿子在对长征的感悟上还是会有很大差别的。但是通过这次重走长征路的经历，对孩子来讲确实起到了很好地教育作用。他鼓励年轻人有机会应该要去实地体会一下那段真实的历史，体会一下当年老一辈的艰辛与不易。“当下正值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年轻的一代也正经历着新的长征，民族复兴的重任落在了年轻人的身上，面前还有很多挑战，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去解决，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好状态，学习、传承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早在上小学时，我在课本上就读到了红军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抢渡大渡河等许多故事，还有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中对长征的论述，有些课文还能一字不错地背诵下来。从此，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和打倒反动派，不怕艰难困苦，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就深深铭记在心中。那时，国民经济正处于困难时期，山区人民的生活条件和学生学习条件极为非常艰苦，常常吃粮咽菜，穿戴破旧不堪，写字没有纸和笔，只能用石板、石笔代替。在这种环境下，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向红军学习，战胜困难，学好知识，将来才能当好革命接班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红军精神，走红军道路，长大要当红军那样的人”逐渐成为我的理想信念。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山里老人看到许多烈士家庭，都知道战争的残酷，当兵打仗必然有牺牲，不愿意让孩子去当兵。1970年，国际形势紧张，准备打仗气氛浓厚，我正好到了应征年龄，为了保家卫国，埂是说服了父母亲，毅然带头报名参军。就在入伍的同一天，我入了党，实现了当兵、入党的梦想。

红军是解放军的前身，当上光荣的解放军，就要继承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作风，弘扬红军长征的精神，成为一名好兵。因此，在部队里，我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新兵训练结束后，我首先下到最苦最累的炊事班，当起了“火头兵”，除做饭外，还争着喂猪、种菜，一天到晚有使不完的劲。在野营拉练途中，我抢着背锅和炊具，每到一地，与炊事战友们支起锅就做饭，为连队做好生活保障，被部队树为毛主席著作标兵。之后，无论是教育训练，还是到农场生产，特别是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我都以红军为榜样，不怕苦累，不畏困难，积极走在前面。在战斗中锻炼成长，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我被提为军官，为国防建设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1996年，我调到县公安局担任副局长后，曾分管过政工、法制、信访、巡警、国保、内保、消防、交警、纪检、监察、督察和下乡包村等项工作。公安工作繁忙人所共知，遇到大型活动安保工作和突发性任务，经常昼夜连轴转，“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我一直以老红军为榜样，恪尽职守，认真负责，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不忘初心，对党忠诚是我始终奉行的政治立场。多年来，我始终对党怀着深厚感情，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忘红军长征精神，不忘入党时的誓言，尤其在历次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斗争中，我都坚守“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拥护党的决定，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定地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从从未动摇对党的信念。

2012年退休以来，虽然组织上没有安排工作任务，但我没有歇脚松劲，自我加压，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克服年龄大、身体多病等困难，全身心地投入公安宣传报道工作，写出了大量正能量稿件，为公安事业和社会继续奉献“余热”。今年7月19日，我县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我觉得在抗洪救灾中不能掉队缺席，于是在灾后一个多月里，我一上张村、汪里、二去小作、辛庄、三进贵泉、三台头等灾区采访，每天加班加点写稿、发稿，在全国各级媒体刊发抗洪救灾正能量原创件稿件200多篇次，及时报道了公安民警和社会团体抗洪救灾的情况，宣扬了一批抗洪先进典型。同时，通过及时真实的报道，刹住了网络谣言风，保障了抗洪救灾、恢复重建的顺利进行。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我已到花甲之年，今后还要继续弘扬传承红军长征精神，将爱党为民、艰苦奋斗作为永恒的信仰，不忘初心，为社会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多尽些义务，以实际行动书写人生晚年的篇章。

板寸、衬衣、皮鞋，86岁高龄的赵德仁把牛皮腰带扎得老高。

1935年，红军来到苍溪之前，赵德仁原本是要逃荒到嘉陵江西岸的。当时谣言四起，人心大乱。“毛泽东牙齿有巴掌宽，吃人如同吃面条”“张国焘坐在轿子里，舌头从轿顶伸出来去吃人”“把小娃儿身上凿七个洞，用管子吸血”……类似的说法漫天传播。

“不管穷人富人都往西岸跑，我也怕得要命，跟着跑。”逃难路上，赵德仁碰上了红军的宣传员。

宣传员对赵德仁说：“我们是打富救贫的。”于是，他将信将疑地留了下来。“我观察了一段时间，确实没有看到吃人的红军，就参了军。”他回忆说。

参军不久，赵德仁被调到徐向前身边当警卫员。15岁的他浓眉大眼，很是帅气。战友们叫他“大姑娘”，徐向前称他“小鬼”。

在嘉陵江畔，红四方面军长征渡江前，赵德仁跟随徐向前勘查地形、选择渡口，“走了很多山路”。

渡江作战，徐向前在嘉陵江东岸的一个山洞里待了整整两夜。“山洞里不能咳嗽，也不敢露火光，他在洞里走来走去，一支烟分两次抽完。”

爱抽烟，是徐向前留给赵德仁最深的印象。“徐向前的烟都是我们班长给发的!”赵德仁回忆说，那些烟纸是从“白区”搞来的，由警卫班长保管，平时徐向前三四天抽一包，“不过，打仗那天晚上，他抽了两包”。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个叫两河口的小镇上召开了扩大会议。赵德仁所在的警卫连，负责外围警戒。

“他们好像吵得很厉害，还有人拍桌子。”赵德仁偷偷往里面瞅了一眼，“张国焘蹦得八丈高。”

赵老的用词显然有些夸张。多少年后他才从历史书中知道，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以多数票否决了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决定北上。也就是这次会议后，赵德仁跟随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左路军，向阿坝开进。

“但后来张国焘还是南下了，唉!”赵德仁回忆起了南下的日子。

过雪山时，赵德仁得了痢疾，泻得无力走路。风一吹，鸡蛋大的石头往下打，他顾不了那么多，在路边坐了下来。指导员上来就重重地打了他两巴掌：“赵德仁，你不要命了!”

清醒了些的赵德仁又踉踉跄跄地跟着队伍往前走了。翻岷山时，他又掉队了。“到处都是冻死的人：有的枪靠在肩上，有的抱在一起，有的嘴里还有半块干粮……我想爬起来，可一起身又跌倒了。但我不想死，我相信我能活下去。”赵德仁说。

草地行军，赵德仁成了朱德的警卫员。“我们13名警卫员，走出草地后只剩下3个!”

“那个时候只知道饿!”好不容易省下来的半袋牛肉干，过草地时却不见了，赵德仁急得哭了。朱德走了过来：“小鬼，哭啥子?”弄清情况后，朱德说：“莫哭莫哭，都是自己人吃了。今后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把你带出草地了。”

一天清晨醒来，朱德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腰带，问赵德仁：“小鬼，我的腰带呢?”

“我不敢开腔，只是低着头。”朱德的牛皮腰带，头天晚上被赵德仁偷来跟几个警卫员一起吃掉了。“味道还不错，烧起来有点香。只是嚼不烂，不好咽，嘴里全是黑水。”

“朱德很快知道了真相。他没说话，只是从地上拣起一条草绳，往腰上一系，准备出发。”赵德仁回忆说，他赶紧把马牵了过去，朱德一摆手，“不骑了”。

赵德仁以为朱德为腰带的事生气了，吓得直哆嗦。朱德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拍拍赵德仁的肩说：“给后面的伤病员骑吧。”

“以后的草地行军，朱总司令再也没骑过马。”赵德仁黯然神伤，眼角皱纹里溢满了混浊的泪水，“没过多久，他就把他那匹跛马杀了，几十人吃了7天。”

一支乐曲，细细品味，才能感受其中蕴含的情感；一首诗词，细细品读，才能感悟其中的意境；一段历史，细细冥思，才能悟得里面的精髓。

每当开学的时候，老师都会放《开学第一课》给大家看，让大家对新的学期抱有全新的奋斗目标，能够快乐的成长。2017年热播的《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长征精神。我们看了整整两节课。每次看到触动心弦的片段。我都会暗自流泪。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几个穿着整齐军装的高龄老红军，他们一一诉说着他们的长征故事。虽说他们的年龄已经很大，但是看他们精神抖擞的走上讲台的气势，一点也不比当年差。他们为了祖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当他们亲手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五角星上，五角星带着他们的名字飘荡在空中，融入我们的心海。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比的荣光，无比的幸福和骄傲。每位老红军都有着不同的经历，记得。有一位老人讲到他年轻时，他跟着大部队去打仗，一路上就穿着草鞋，甚至有的时候还赤着脚，他的脚被地上的石子顶破了，但他没有放弃前进。有一次他们经过黄河时遭到敌人的埋伏，他随着他的包袱一起掉入河里，在湍急的河里，他一直在寻找他认为比他生命还重要的两节干电池，当他摸到黄金和大米时，叹了一口气，又继续寻找，直到找回干电池，他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可见，在当时，条件是何等艰苦，资源是何等的匮乏。

除此之外，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因为她是参军年龄最小的人，她一出生就参与了长征，他父亲把她带在身边，每当她哭泣时，大家都会很高兴地说：“太好了，这孩子还活着。”但与此同时，士兵们也担心队伍因她的哭声而暴露。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次贺龙的部队遭到袭击，他们父女被迫分开，庆幸的是一个军医救了这个婴儿，从此贺龙就决定把它揣在自己怀里，这样就不会把她弄丢了。后来，在一次大战中，贺龙骑着马冲向敌人，脑子里全是杀敌之类的，早已忘记了自己还有个女儿，就这样再次把女儿给弄丢了，等到战争结束后，贺龙才发现女儿不见了，顿时脸色苍白，心急如焚，他们到处寻找，终于在一个草丛里发现了她，贺龙曾说过：“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儿女都不能保护，又如何去保卫祖国。”

这一个个感人的长征故事被老红军们述说着，而我，早已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曾经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传奇将军,88岁的王定烈老人至今仍喜欢在家里穿草鞋。他难以忘怀六七十年前的那些往事。1936年7月,王定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5军第二次穿越草地。这一次,18岁的他准备了一条拐棍。

“在草地上行走,随时都可能陷入泥潭。”王定烈回忆说,“每走一步,都先用拐棍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一棍,找到一块能够落脚的地方后再迈出下一步。”进入草地后,王定烈患上了重感冒。两天后,师长兼团长郭锡山见他的病情没有好转,借故把他丢弃在荒野之上。

“幸好政委万汉江赶来,与郭大吵一架,几乎动了枪,才又把我找了回来。”王定烈回忆说,郭锡山在后来西路红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当了叛徒。1936年10月,王定烈随部队开始西征。这支由2万余名红军将士组成的西路军,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最终兵败在一个名叫石窝山的地方。

1937年3月,敌人包围了石窝山的西路军余部。王定烈和战友们凭借有利地形进行阻击。上午10时,敌人突然占领王定烈所在团的右翼前沿阵地,七八个敌骑兵挥着马刀冲了上来。“一个敌人拨马冲过来,举起马刀朝着我的头顶斜劈下来。好在一个战友调转枪口,将敌人击落马下。”王定烈回忆说。但,王定烈还是被子弹击中。一颗7.9毫米的步枪子弹从他的左后腰穿进去,打穿左肾,之后向上,卡在脊骨间。他当场晕了过去。

苏醒时,已是下半夜了。王定烈在尸体堆里,又找到两名负伤的战友。第二天,他们找到一个独屋,里面有二三十名红军伤员挤躺在一起。于是,他们走进去,也挤在一起,晕晕乎乎地睡着了。“突然,一挺机枪从窗户里伸进来嘎嘎怪叫,满屋的人立即被扫倒一片。紧接着闯进来的马家军手举马刀一阵疯狂乱砍。”王定烈比划着手势,“我的头被猛击一下,一下子又昏过去了。”

记者注意到了老人的伤疤:耳根上部的一条刀痕深及半个脑门,左右手各有一道伤深及骨的刀疤。当时,王定烈戴的棉帽上,有一个铁片做的“耳朵眼”,恰好挡了一下马刀,才使他的半个脑袋没有被削去。他手上的刀疤,则是在遭到刀击的一瞬间,本能地护住头部而被砍伤的。

等到王定烈再次苏醒时,天色已近黄昏,屋子里的其他人都牺牲了。他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晃晃沿着小路走了。两天后,他还是被马家军俘虏了。王定烈和被抓来的其他西路红军,被关押在甘肃省甘州(今张掖市)。天气渐渐变暖,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战友被抬出去埋掉。他身上的刀枪伤口,四处化脓,腐烂发臭,生了许多白花花的蛆虫。

“一天,来了一位身材修长的女护士,她仔细地为我擦洗伤口。当擦到腰上时,她‘啊呀’尖叫一声,捂着嘴转身跑了。原来,伤口处生的蛆已经结成了团,扑拉拉地直往下掉。过了一会儿,女护士又转回来,流着泪用纱布将一团团的白蛆从伤口处拨下来,把腐臭的烂脓一点一点地用盐水洗干净,整整用去了一大堆纱布。”王定烈回忆说。

后来才知道,这个女护士是地下党派来专门照顾重伤病员的。在她的照料下,王定烈的伤也渐渐好转。这时,叛徒郭锡山企图劝降他。

“我在团部当书记的时候,和郭锡山打过几个月的交道,知道他的德行。这个家伙打仗不行,平时讲吃讲喝,干部战士对他都很反感。”王定烈回忆说。然而,横在腰脊上的那颗子弹,卡得他始终直不起腰,在叛徒面前只能弓着背。这让王定烈十分恼火。“在叛徒面前挺不直腰杆子算啥玩意儿!”王定烈回忆说,他牙一咬,心一横,硬是一挺,那颗横着的步枪弹头顺了过来,和脊骨平行,如同动了一次手术。

王定烈的腰直起来了!后来,在党中央的交涉下,王定烈被释放了。在之后的革命生涯中,他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最高职务曾任空军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而那颗子弹却一直在王定烈的腰里停留了16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取出来。至今,这颗子弹,仍被他保存着。

小时候总听说长征的伟大，但不知道具体的事迹。今天查阅资料，才觉得长征的艰难。

当时因为好长时间没吃东西，红军战士吃锅盔，它是干的，一喝水就在肚子里撑起来。他们经过这么长时间没有吃喝，又是寒冷，又是高原，一下子吃了许多，当时就有九个红军战士撑死了。想想我们现在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吃东西挑三拣四，这个不吃，那个不吃，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没东西吃时常吃煮皮带，有时甚至连煮皮带都吃不上。我们要珍惜粮食，节约花费每一分钱。

红军在长征中有百分之九十的路程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进行造谣污蔑，和当地反动势力勾结，不准给红军带路，企图置红军死地。通过广大红军的实际行动，一些受蒙蔽的少数民族群众渐渐认识了红军，他们不仅热情款待红军，还从方方面面帮助红军。这些看似简单的信任，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工作量啊!我们现在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大打出手，大骂出口，和红军比比，真是惭愧极了。我们生长在和平年代，应该珍惜这份宁静。不要斤斤计较，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在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王文珍老人。由于患脑萎缩等疾病，老人开口说话已非常困难，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但只言片语中，流露的都是对党无限的忠诚。

王文珍三岁丧母，五岁丧父，跟着奶奶讨过饭，给人做过童养媳，给地主做过长工，受尽苦难。13岁逃出山寨，投靠红军，结束了噩梦般的生活。她参加的是红军宣传队，队里近200人，全是十四五岁的孩子。王文珍每天排练节目，快乐得像一只回林的百灵鸟。“多亏加入了红军，否则早就饿死了。”

不久她参加红军妇女独立团，成为团里有名的“小神枪手”。1934年5月上旬，50多公里外开来国民党杂牌军的2个营约800人。经过大半夜急行军，已提升为排长的王文珍一马当先冲上阵地，独立团旗开得胜，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王文珍因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副连长。战斗后不久，敌人纠集了近六千装备精良的部队报复，战斗异常激烈。王文珍所在的一连负责掩护主力部队突围，激战中她额头中弹，鲜血如注，就是没下火线。

1934年10月，15岁的王文珍伤还没痊愈，就随着独立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因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她跟着过了两次草地。提到翻越夹金山时，王文珍唏嘘不已，“那么多人牺牲了，心里痛”!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一上一下要走70里路，高山缺氧，风雪漫卷，红军饥寒交迫，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王文珍喘着粗气爬上雪山后，累得再也走不动了，一头倒在一个大雪块旁，发现雪块里露出一截军装。她拨开积雪一看，是两个冻僵了的红军战士，背靠背坐着。看着战友的遗体，大家都泪水直流。

过草地更艰险，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着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天气也怪，一会儿狂风大作，暴雨如注;一会儿漫天飞雪，冰雹骤降。先头部队把能吃的野菜基本吃光，走在后面的独立团只能靠挖草根、喝水维持生命。一次宿营后，王文珍去挖野菜，不远处的一个小水塘一片葱绿，连忙奔过去。没想到是个绿色的陷阱，淤泥很快就没过了大腿。她急忙向外爬，越爬陷得越深。情急之中她摘下八角帽一边挥动一边呼喊，战友们赶来了，几根绑腿连接起来扔给王文珍，把她救了上来。

长征胜利后，王文珍换了好几次工作。每一次调动，她都愉快接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身为副营职干部的她被调动到偏僻的滨海农场当指导员，有人以为她犯了什么错误，有人劝她找组织重新分配。她没去，“跟组织不能谈价还价”，把名利看得非常淡。由于在战争年代被打断过两根腰骨，身上旧伤经常发作，她怕花单位钱，不肯到省里大医院做检查。家里人硬架着到路边等车去医院，路过的领导要把轿车让给她，王文珍说什么也不肯。1982年从企业离休后，人还没闲。单位有谁病了，她一定会去看望，小两口吵架她会去劝说，邻居闹矛盾她会去调解。职工的孩子上学路不好走，她拄着拐杖到有关部门去找，被大伙称为“名誉居委会主任”。

王老寄语：现在的年轻人，要把地位、职务、待遇什么的，看淡一些。这样，才不浮，烦恼也会少，老人呢，不能躺在功劳本上睡大觉，有一分热要发一分光。这样，才对得起过去牺牲的人。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还有的说，有一年天旱，人们抬着菩萨上山求雨，事先没有吃斋，“神仙”一怒，把人都扣下了，一个也没下来。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毛主席知道了这情况，教育大家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仙”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山去。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军团首长也向我们讲明了雪山的情况。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而且特别强调要认真执行。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一首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流行的山歌在耳旁萦绕着。

送得哥哥前线去，

做双鞋子赠送你。

鞋上绣了七个字：

红色政权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到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的情形。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难过，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没有负伤，我心里十分高兴，可是又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个窟窿。以后，我就更加珍惜它。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www.gs5000.cn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象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作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象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象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痛。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文/江耀辉，选自1975年10月17日《解放军报》，有改动。

看着地上摇头摆尾的包子，我不禁起了两年前那个楚楚可怜的小身影。

那天，我放学回家，见门口趴着一只小狗。它身体瘦瘦的，毛潮潮的，爪子上沾满了泥星子，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望着我。我拍了拍它的小脑袋，它也很有礼貌地朝我摇了摇尾巴。看它这么瘦又这么脏，应该是只流浪狗吧。

我心中充满了怜悯，拿了半碗牛奶给它。它闻了闻，立刻把牛奶舔得一干二净，又用它那糙糙的小粉舌舔了舔我的手指头。这种感觉太好了，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它了。

后来，它就每天趴在我家门口不走了。我横放了一个箱子给它做窝，它也像个卫士一样忠实地守在门口。我出去散步时，它会寸步不离地跟着，我越来越喜欢它了。

一天，我如往常一样回到家。咦，家门口的小狗呢?它去哪儿了呢?走进家一看，小狗正在向我摇尾巴哩!妈妈笑着说：“早看出你想养它了，今天它帮我找到了钥匙，我和你爸商量好了，从此它就是我们家的一员了。吃喝你管，拉撒你爸管，好不好?”我乐飞了，捧着它的脸说：“小狗，我就叫你‘包子’吧。”“包子包子包子——”我大叫，“阿包阿包我的小阿包——”。它连忙摇了摇尾巴，“呜呜”地小小应了一声。

现在，它已经有了幸福的家，我特地为它从网上买来的大箩筐、小床，小沙发，小马桶代替了原先那个简陋的小箱子。它也不再是那只又脏又瘦的流浪狗了，常有人夸它长得好看呢!但唯一不变的是我与它之间超出一般主人与宠物的特殊感情。

爱是有回报的，我想阿包愿意和我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回报。

“‘走出草地，革命到底’，这是先烈留给我们的‘口令’!”在漫漫的长征路上，无数人为实现革命理想献出了生命，这个口令就是许义华的五叔许庸远过草地时留下的最后遗言。

1934年11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解放了大庸县的岩口。初冬的下午，许义华背着砍来的山柴往家走。忽然，大哥许书生从后面赶上来，兴奋地说：“我到岩口卖柴，见到红军了!红军说话和气，和咱穷人是一家。你看，还送我两件衣服呢!”许书生说着，递给许义华一件：“这件不大，你穿正合适。”许义华看看自己身上那件补丁摞补丁的破褂子，望望红军送的七八成新的黑夹袄，心里一热，泪水止不住涌出眼眶。他都15岁了，还从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

就在这一年，许义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11月，他随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

许义华回忆说：“爬大雪山时，才到半山腰，体乏肚饥，寒风刺骨，加上空气稀薄，伤病员不断增加。部队首长把自己的骡马让给伤病号骑，年轻力壮的同志和首长们争着背伤病员的武器弹药。在艰苦的翻越中，不少同志失去了生命。”

过草地更是艰苦。每当忆起过草地时牺牲的战友，许义华都心痛不已。他说：“我亲眼看到一个骑枣红马的病号，一个趔趄陷入泥潭，我们奋力抢救，才把人拉上来。那匹马，我们拉断了缰绳也没救起来。我们班的唐宏阶，一脚踩虚掉进泥沼，我们只抓住了他的枪。”

五叔许庸远是许义华参加革命的领路人。

许义华说：“五叔见到我时，总用苦难家史激励我的革命意志。那天下午快到草地‘上海’———阿坝了，我不知吃什么中了毒，疼得直不起腰，每走一步都头晕目眩，非常吃力。

正在这时，看见远处有个掉队的，身披夹袄，步履艰难，走近一看，原来是五叔。只见他两条裤腿从膝盖以下已经磨成了碎布条，两只光脚踏在水草里，脓血顺腿直流。我鼻子一酸，强忍着眼泪问，‘怎么掉队了?’他吃力地回答，‘不要紧，我能赶上队伍……’我忙把自己剩下的半搪瓷碗青稞递给他，他吃了几口，又从沟里舀了一碗水喝下去，他神情稍好，便催我，‘行了，你走吧!你还有一班人，当班长的掉在后边怎么行?’我要扶着他走，他简直有点急了，‘快赶队伍去牎你现在不是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而是共产党员!一定要走出草地，革命的路还长呢!’我给他拾了一根棍子拄着。

在他再三催促下，我一步一回头慢慢向前赶去。不一会儿，天色大变，雷电交加，一阵冰雹劈头盖脸落下来，砸在头上、身上生疼。我想起五叔，急忙掉头往回赶，终于在一条小河沟边，看到五叔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右手抓着那根棍子，左手护着放置文书材料的皮挎包。

我把他扶起靠在腿上，才看到他鼻口流血，已经停止了呼吸。我禁不住失声痛哭!不一会，收容队的几个同志赶来了，帮我料理五叔的后事。收容队的同志打开他的皮挎包，只见一摞纸的第一页上留着五叔的笔迹：‘今日口令……’”

往日的硝烟已经退去，但是长征的光辉越来越耀人眼目。许义华告诉我们，当年红军之所以能够从雪山草地那样的“绝地”走出来，就是因为胸怀共产主义理想的红军战士，具有顽强的艰苦奋斗作风和高度的团结友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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