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淡出商界，跨进慈善界的“牛人”——牛根生【精选20篇】

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于 1861 年出生在孟加拉省加尔各答市郊的一座地主庄园里。他上学后，对学校中枯燥的教学内容和刻板的教学方法十分厌恶。

有一次，他看到老师严厉地体罚学生，让不会背诵课文的孩子立在木凳上，两臂伸开，手掌向上，掌心里还放了几块石头，实在容忍不下去了，便愤然转学。但新转的学校，情况并不比原来的学校好多少。

泰戈尔失望了。他常常站在楼顶的平台上，眺望加尔各答的街道、房屋、花园、池塘，再远看，恒河水象一条耀眼的玉带，缠绕着喧闹的城市……他的心不由得随着河水飞向那更遥远的地方。后来，他听哥哥说，恒河是从喜玛拉雅山发源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山脉，山上有极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于是，他就再三恳求父亲带他去喜玛拉雅山。缠来磨去，父亲终于答应了。

泰戈尔生平第一次摆脱了家庭和学校的羁绊，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

喜玛拉雅山南麓的山坡，风景如画，艳丽的山花在岩石的缝隙间怒放，银练似的瀑布从悬崖上倒挂下来，无边的森林遮蔽着天空，积雪的山峰闪耀着银光。大自然神奇的美景和磅礴的气势，深深叩动着泰戈尔心灵的琴弦。

他随身带一个笔记本和一块小石板，随时把自己的感受写在石板上，写了改，改了写，直到满意了，才把诗句记在小本上。

每个人都有失败的时候，失败不能决定个人能力，更不能决定个人命运，而真正决定命运的是面对失败的态度，看看这些曾经高考落榜的名人是如何面对失败的。

落榜后成功典范——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曾在1978年和1979年两次参加高考，都名落孙山。但怀抱着“不断面对失败的人，成功的机会比普通人多得多”的信念，终于在1980年又一次参考，考取北京大学。他努力抓住每次得之不易的机会，终于，在他第一次被美国签证官拒签25年后，“新东方”在美国上市。

落榜后求职典范——汤唯

汤唯出生于一个艺术家庭，母亲施西凤曾是浙江乐清小有名气的演员，父亲汤余铭是个画家。1997年汤唯高考落榜，父母让她进了职业模特队。但他们提出：“要想真正在演艺圈有前途，还得有文化，在考上大学之前，不准谈恋爱！”在职业模特队，每天训练、表演完毕，别的女孩忙于恋爱、逛街，汤唯却捧起了书。经过3年不懈努力，2000年她终于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

落榜后求职典范——蒋雯丽

蒋雯丽因《牵手》、《中国式离婚》而大红大紫，但是，当年这个心怀梦想的女孩儿居然高考（微博）落榜，然后被分配到安徽蚌埠的自来水厂当工人。蒋雯丽后来回忆道：“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认命的人。”当时，蒋雯丽给厂里组织文艺演出，一个舞台总监跑过来对蒋雯丽说，我看你表现力不错，可以去考电影学院。这是蒋雯丽第一次听说电影学院。后来，她就这样“自以为是”地真的去考试了,没想到文化课高考落榜已经参加工作的她最后竟然考上了!

落榜后求职典范——郭晓冬

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郭晓冬笑称自己是“著名的北漂”，在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前，他曾经当了三四年的“北漂”，当过雕刻工人，养过虾，当过邮递员、歌手、主持人……本来过着与娱乐圈不搭边的生活，可是机遇巧合被朋友拉去一同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结果一试就给刷了下来了。此后的郭晓冬继续“北漂”，时隔一年后他决定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于是第二次考试郭晓冬顺利过关,正式成为北京电影学院1996级表演系本科生。多年以后，电影《暖》的导演霍建起评价说：你当演员简直就是奇迹。

复读生的典范——袁立

杭州美女的袁立，当年参加高考时第一次投考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虽然通过了一试、二试，却在最后的一场考试中落了榜。但自信的她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梦想，而是辗转北上，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参加考试。（励志电影 ）在当年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招考老师的鼓励下，袁立不仅通过了入学考试，还取得了北京电影学院92级第一名的成绩。

宋丹丹初恋使其学习一落千丈

宋丹丹说她高考那年19岁，但却遭遇初恋。那时候刚恢复高考没两年，许多已经不是学生的青年走回中学校门，和我们这些应届生一起复习高考。现在回想起来，我是第一眼就爱上他了，因为他长得比我们班任何一个同学都高大一圈儿。从那一眼开始，我的学习一落千丈，从班里的前5名，一直到高考落榜。

孙红雷落榜源自太胖

《潜伏》里的优质男人孙红雷，当年可是小胖子一个，想考中央戏剧学院，戏主任一看就说：“哎呀，回去吧，太胖了。”好在孙红雷没有放弃，硬是减去了快40斤，然后通过了高考。

李安曾二度高考落榜

李安在上高中的时候，他的父亲是台南一中校长。但李安却在上高一时的梦想就是当导演，第一年考大学，李安以六分之差落榜，第二年重考，数学甚至差了零点六七分，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二度落榜在我们家有如世界末日，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李安当时最大的情绪发泄，不过是把桌上的台灯、书本一把扫到地上，然后跑出家门透透气。李安后来考上艺专影剧科，据他形容，是“灵魂第一次获得解放”，那时才发现，原来人生可以不是千篇一律的读书与升学。他在舞台上找到真正的自己，学芭蕾、写小说、练声乐，甚至是画素描，各方尝试后在电影领域里渐放光芒。

陈建斌报考北京体院失败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陈建斌最初的梦想并非当演员，而是当一个运动员。“其实，当演员并不是我的梦想。我父亲是一个运动员出身的体育工作者，所以小时侯我在体委大院长大。”从小就想子承父业当一个运动员，但是父亲却认为他不是当运动员的料。“我也觉得没有运动员的天赋。因为我小时侯学了很多东西都无法取得优异的成绩。”陈建斌透露，他最初报考的大学不是中央戏剧学院，而是北京体育学院（现在叫北京体育大学）体育系，准备当个中小学体育教师。但可惜没有考上，自己第一次高考却失败，成了高考落榜生。直到两年后，他才考上中戏的。

一天，阿凡提跟一位邻居借了一口锅。用完后，阿凡提在锅里放了一口小锅还了回来。邻居一见觉得占了便宜，很高兴，可又觉得奇怪，便问道：“这口小锅是怎么回事？是利息吗？”

“不是。”阿凡提说：“您借给我的是口怀孕的母锅，到我们家两天后就生了这口小锅，所以我把它们母子都给您还回来了。”

“往后用锅，您尽管来拿好了！”邻居高高兴兴地把两口锅收下了。过了几天，阿凡提又来借锅。邻居一听，马上把家里最大的一口锅借给了阿凡提。

过了很长时间，阿凡提没来还锅。邻居忍耐不住了，干脆到阿凡提家来讨要。

阿凡提愁容满面地诉起苦来：“真是对不起，您那口锅刚到我们家两天就死去了。我想等四十天祭做完后给您去报丧呢。”

“喂，阿凡提，锅是生铁做的，它还能死吗？”邻居一听又生气又好笑地问阿凡提。

“哎哟，我的好邻居，您既然相信锅能生儿子，怎么就不相信锅会死呢？”

《周总理的幽默》

每一个人都有幽默的时候，只是在不好同的地方。就算是周总理，只是在不一样的地方。

一位记者问总理：“中国有没有妓  女？”不少人纳闷：怎们问这种问题？大家关注着周总理，周总理肯定的说：“有！”之后“中国的妓  女在台湾！”这一答，记者哑口无言。其实这是一个圈套，只要总理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之后说“台湾有妓  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位记者说：“中国人很喜爱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个性。正因我们中国人喜爱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爱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又不能在外交场合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哲理：有时候的幽默，能够用来玩，也能够用来维护尊严。

兔年春节前夕，中国体坛“一姐”李娜轰动了世界网坛。2011年1月29日，在阳光明媚的澳大利亚墨尔本，这位来自湖北的个性女子一路过关斩将，历史性地获得澳网女单亚军，成为首次闯入四大国际网球赛事决赛的亚洲人，书写了中国网球新的传奇 ……

少年成名却突然退役

29年前，李娜出生在武汉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因为父亲早年的“羽毛球运动员情结”，李娜5岁时开始参加羽毛球训练，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结缘网球。凭借过人的天赋和超乎常人的付出，李娜15岁就跨进了国家队大门。

2000年，年仅18岁的李娜获得了WTA(国际女子职业网球联赛)第134位的年终排名，成为国家网球队的新星。2001年的九运会上，她一举拿到女单、女双和女团3个冠军，以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女单、女双和混双3枚金牌。然而，就在外界坚信李娜将有一个美好前程、将为中国网球赢得国际地位的时候，她却在2002年底韩国釜山亚运会前，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宣布退役，去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和同为网球运动员的男友姜山一起读书。

当时，在韩国釜山，曾有教练说：“这个湖北丫头是不是疯了，说退就退，也太不负责任了!” 然而，了解李娜的朋友则感慨地说：“李娜就是这样的人，太有个性了。敢想敢做，说得出做得到!”至于那次退役的原因，有人猜测是因为“刺头”李娜当时与国家队有矛盾;也有人猜测是因为与姜山“早恋”遭到国家队反对，李娜为了坚持爱情才退役。无论何种原因，以李娜的个性，她宁愿不打球，也不能唯唯诺诺、委曲求全。

在离开球场整整两年后，2004年3月，湖北队邀请李娜出山。在老公姜山的鼓励下，李娜重返网坛。同年10月的广州公开赛，李娜连胜8场，成为第一个赢得WTA巡回赛单打冠军的中国球员。2006年，李娜打入了温网八强，又一次创造了中国网坛的“第一”。

“单飞”成就“国际娜”

复出之后的李娜，虽然已经晋升至国内网坛“一姐”的行列，但她一直对国家队训练比赛僵化的体制感到不满。另外，国内网球比赛的现状也让她感到失望，网球这种国际化和职业化的比赛项目，在中国却变成了“国内死磕，国外练兵”。所以尽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和排名，李娜却越来越向往自由地、职业化地参加国际比赛，尤其是以大满贯为尊的四大网球赛事。

终于，随着国家队的改革计划，李娜在2008年底得以“单飞”，自己聘请教练、组织团队，“自负盈亏”闯荡国际赛场，由此开启了自己的国际之路。李娜此后的成绩证明，这条路走对了。

单飞之后，对李娜来说，最重要的是团队组织和建设。瑞典著名教练托马斯作为外教加入了李娜的团队。李娜原来的弱项发球技术，在托马斯的重点训练下，突飞猛进，足以傲视众多世界巨星。托马斯还积极“教唆”李娜要走上职业化的道路，成为她在“单飞”后的引路人。

为避免在比赛中无谓的受伤，李娜还请来了德国人阿莱克斯作为体能教练。自从有了他，李娜之前的腿伤也很少在比赛中出问题。

不过，在幕后团队中，最最重要的还是李娜的丈夫兼教练姜山。由于长时间在生活和球场上的合作，了解与默契让他们配合得格外顺利。李娜说：“很多人觉得我的想法与众不同，但姜山总能明白我在想什么。我们心灵相通，这是最大的优势。”

同在湖北网球队的李娜和姜山早在1995年就相识，当时李娜才13岁，姜山已是网球国青队的主力。那时，李娜将谈吐不凡的姜山视为偶像，并展开了追求，之后他们就顺利地“早恋”了。2008年单飞后，姜山成为李娜的私人教练。

李娜从不掩饰对丈夫的依赖，“有姜山在，我容易得多”，“他就像我的父亲和兄长，不时为我梳理情绪上的变化。只有他在我身边，我才能发挥出全部水平”。李娜表示，姜山给自己最大的帮助就是让自己心里踏实。如今，李娜在国内外打比赛，姜山几乎“全程陪同”。赛场上，李娜一有不顺，就会习惯性地将目光投向姜山。

虽然在比赛现场，经常会看到脾气急躁的李娜对姜山不加掩饰的怒吼，但在李娜内心深处，她对姜山是心存感激的。“不管你是胖还是瘦，是帅还是丑，我都会永远跟随你，永远爱你。”这是李娜在今年澳网决赛后的一段真情告白，通过电视转播，感动了无数人。

有了三大金刚护法，“单飞”后的李娜成绩插翅高飞。2010年年初，李娜闯入了澳网4强，又在伯明翰草地赛中折桂，WTA排名也逐渐稳定在TOP15以内。

2011年1月29日，李娜获得了澳网亚军，成为首次闯入四大网球赛事决赛的亚洲人，成功地帮助中国军团率先达到了亚洲网坛的制高点。李娜也因此有了一个新的外号——“国际娜”，成为中国体育界继姚明和刘翔之后又一个“国家形象”。

一个“非典型”的中国明星

“她不是个典型的中国女人。”有媒体曾这样评价李娜。李娜显然不是西方媒体心目中的中国明星的样子，不仅因为她胸前的刺青玫瑰，还有她的直率脾气，以及不常见的幽默感。

在中国体坛普遍缺乏个性的时代，李娜早早就以特立独行作为自己的标签。甚至在李娜小时候，这种“个性”就已初现端倪。因为李娜的父母都姓李，就有邻居故意逗她：“你是跟爸爸姓还是跟妈妈姓?”不想，年少的李娜却回答道：“他们都随我姓。”

熟悉李娜的人，也或多或少知道李娜的几个叛逆故事。在中国网球界，李娜是第一个公开批评体制的队员。在2005年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李娜将矛头直指国家队，“我在国家队没有任何进步，国家队的教练对我也没有任何帮助。”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李娜还曾在比赛时，戴着看上去有些沉重的耳饰，让教练感到愤怒。对于自己叛逆张扬的性格，李娜感到骄傲，她觉得这是自己的真性情，没必要去掩饰。

在球场上，李娜是第一个甚至是唯一一个刺了文身的国内球员。“我十几岁那年就文了这个玫瑰文身。”李娜谈起自己胸口的那朵玫瑰，很是得意。那一年李娜刚刚开始和大她4岁的姜山配对打混双，就毫不避讳地用刺青的方式向姜山示爱。一开始，文身还被藏着，后来不在乎那么多了，因为“它见证着我的爱情”。

李娜干过的出格的事远不止于此。在比赛中，她会对姜山大叫大嚷，会对着卖力为自己加油的中国球迷怒吼“闭嘴”;在采访中，会让媒体记者尴尬——问：“2011年你想要什么?”答：“我想要钱。”问：“这能写进文章里吗?”李娜瞪大了眼睛答：“谁不想要钱啊，这是事实啊!”

赛场外的李娜却有着柔软的另一面，她会默默进行慈善工作。去年一年，她给青海玉树和武汉孤儿院送去善款共计近百万元。

真正让世界媒体注意到的，是李娜直率幽默的性格，尤其在她讲英语的时候。在澳网第三轮，她当着数万观众直率承认，自己打球的动力是老公兜里的信用卡。在半决赛取胜后，当被问及“面对这样的局面是否紧张”时，李娜又拿自己的老公开起了玩笑：“我昨晚并没睡好，我丈夫睡觉时总是打呼噜，我大概每个小时都会醒一次。”用老公的呼噜将激动的泪水轻轻带过，相信所有人在这一刻都会被娜姐的举重若轻“秒杀”。

从当年初涉巡回赛时不敢和对手打招呼的青涩，到现在一口流利的英语、时不时吐露的幽默，李娜面对国际媒体开始驾轻就熟，有了偶像的范儿。这样的李娜处处迥异于体制下培养出来的“金牌杀手”，改写了中国人不自信的“典型形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体育界的新形象。

马克思：经常有针对性地阅读。每逢书中他自认为重要和有参考价值的地方，都加以摘要，并做笔记。马克思的一生虽然颠沛流离，经济经常陷入困境，生活十分艰难。但他依然克服各种困难，坚持读书和科研。

鲁迅：非常讲究读书方法。他提倡博采众家，说：“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有拓宽思路，增长知识等好处。对于较难懂的必读书，他的看法是硬着头皮读下去，直到读懂钻透为止。他还提倡在“泛览”的基础上，选择自己喜爱的书深入研究。在研究中，他主张要独立思考，注意观察与实践相结合，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对看不懂的地方，他认为“若是碰到疑问而只看到那个地方，那无论看到多久都不会懂。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于是连以前的地方也明白了”.鲁迅十分重视运用“剪报”积累材料。曾说：“无论什么事，如果陆续收集资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

鲁迅嚼辣椒驱寒：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着名的文学家。

诸葛亮：读书方法是“观其大略”.这个方法意味者他注重知识的全面性和开拓性。

爱因斯坦：他的成功，与他从小就有刻苦自学的习惯是分不开的。11岁时，他就读完了一套通俗科学读物，并对科学开始发生兴趣。12岁时，他又自学了欧几里得几何。此外，和现代的孩子们相比，他特别重视哲学的阅读，13岁时就开始自学康德的哲学了。 他还根据自身的特点、志向和兴趣，把精力集中在物理学的学习上。结果他在物理学方面果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爱因斯坦在读书学习时不搞不必要的死记硬背，经常爱和同学在一起讨论，使他感受到互补的乐趣。

华罗庚：数学家华罗庚有一种奇特的读书方法。他拿起一本书，不是从头至尾一句一字地读，而是先对着书名思考片刻，然后闭目静思：设想这样一个题目，如果要让自己来写应该怎样写……想完后再打开书，如果作者写的和他的思路一样，他就不再读了。一本需要十天半月才能读完的书，他一两夜就读完了。

苏东坡：苏东坡学识渊博，他有一种“各个击破”的读书法。他认为一本书每读一遍，只要理解和消化一个问题就行了;一遍又一遍地读，就能达到事事精通。一本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而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吸收，只能集中中注意力了解某一个方面。比如想探究历代兴亡治乱的原因，那么就从这个角度去读;要探究史实典故，就换另一个角度，再读一遍。这个方法虽有些笨，但这样读过之后，各个方面都经得起考验。

况衡：况衡，字稚圭，西汉东海(汉郡名，今江苏省邳县以东至海，连山东省滋阳县以东至海地区)人。他出身农家，祖父、父亲世代都是农民。传到匡衡，却喜欢读书。他年轻时家里贫穷，白天给人做雇工来维持生计，晚上才有时间读书。可是家里穷得连灯烛也点不起。邻家灯烛明峦，却又照不过来。匡衡就想出个法子，在贴着邻家的墙上凿穿一个孔洞，“偷”它一点光亮，让邻家的灯光照射过来。他就捧着书本，在洞前映着光来读书。

孙敬：汉朝有个叫孙敬的人，从小勤奋好学，他每天晚上学到深夜，为了避免发困，他用绳子的一头拴柱头发，一头拴在房梁上。战国时，有个名叫苏秦的人，想干一番大事业，便刻苦读书。每当深夜读书时，他总爱打盹。于是，他就在自己打盹的时候，用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以提精神。孙敬和苏秦的故事感动了后人，人们用“悬梁刺股”来表示刻苦学习的精神。

车胤：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可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

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内容，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借它们的光不就可以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美国的巴顿将军是一位典型的军人，他的家庭也是准军事模式的。儿子的卧室挂有“男兵宿舍”的牌子，女儿的卧室则写有“女兵宿舍”的字样，而厨房则写着“食堂”，客厅则写着“会议室”的大字。有人猜想他们夫妻的卧室一定会挂上“司令部”的牌子，没想到却赫然写着――“新兵培养中心”。

巴顿将军为了显示他对部下生活的关心，搞了一次参观士兵食堂的突然袭击。在食堂里，他看见两个士兵站在一个大汤锅前。

“让我尝尝这汤!”巴顿将军向士兵命令道。

“可是，将军……”士兵正准备解释。

“没什么‘可是’，给我勺子!”巴顿将军拿过勺子喝了一大口，怒斥道：“太不像话了，怎么能给战士喝这个？这简直就是刷锅水!”

“我正想告诉您这是刷锅水，没想到您已经尝出来了。”士兵答道。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县石桥镇)人。他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

儿时的张衡天资聪明，态度谦虚，特别喜欢思考问题。他对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充满了兴趣。早上带着露珠的花朵，中午高悬天空的太阳，晚上天空中皎洁的月亮、一闪一闪的星星都让他产生了无穷无尽的联想。他总是跟在父母身后问这问那。

有一次，他和母亲一起到田野中挖野菜。出去的时候，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红艳艳的，煞是可爱。他不经意间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是那么长。他想，我要是长得像影子那样高大多好哇。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母亲挖了满满一篮子野菜。他跟在母亲后面，一蹦一跳地走着。“咦!影子哪里去了呢?”他惊奇地叫道。低头一看，影子缩成了一团，踩在脚底下。张衡赶忙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说这是由于中午到了，太阳升得最高，影子就会变短缩成一团，到了傍晚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影子还会变长的。

回到家里，张衡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影子的长度。他发现真的像母亲说的那样：傍晚时分，自己的影子又变得像早晨时那样长。他感觉自己又学到了一点新知识，高兴极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父母带着小张衡一起到打谷场上纳凉。这是人们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大人们一边摇着扇子，一边海阔天空地聊天;孩子们则叽叽喳喳地玩得不亦乐乎，一会儿捉迷藏，一会儿过家家。只有张衡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呆在旁边，望着茫茫夜空，嘴里还小声默念着“一个，两个……”母亲以为他白天跟自己出去累着了，就说：“衡儿，你要是累了就自己回屋里歇着吧，不要愣在那里，丢了魂似的。”张衡好像没听见，依然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望着苍穹。

父母见他没吱声，也就不再管他。又过了好一会儿，大人们都困倦了，接二连三地回家睡觉了，他还在那里望着天空。这时，一个大点儿的孩子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咳!傻了，老瞅着天上干什么，那上边又不会掉金豆子。”张衡这才回过神来，揉一揉酸痛的脖子说：“谁指望天上掉金豆子了，我在数星星。”此语一出，大家都愣住了。“什么，什么，数星星，真新鲜，还有数星星的傻瓜。那我问你，数清了吗?”那位大哥哥问。“我还没有数完呢，不过现在己经数到一千多颗了。”

旁边的一位老爷爷插话道：“孩子呀，别数了，天上的星星是数不完的。这些星星无穷无尽，飘忽不定……”张衡却打断老爷爷的话：“才不是呢，那一片天空就只有一千多颗，只要我坚持数下去，肯定会数完的。”老爷爷被张衡的执著精神打动了，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张衡的父亲赶紧过来打圆场：“不许这样跟老爷爷说话。”张衡意识到自己的不对，连忙向老爷爷道歉。但他回过头来，还是想跟父亲辩解一番。父亲早看出他的心思，就说：“衡儿，我知道你的想法，但你这样挨个数是不行的。天上的星星分布是有规律的，你要按照这些规律，把它们分成一个个星座。这样才会把它们弄清、记牢。”

小张衡点了点头，按照父亲说的去做，果然又认识了许多新的星星。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衡的求知欲越来越强烈。当时，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地发生，地震带来的灾难尤为严重。它来无影去无踪，一旦发生却极具破坏力。这引起了张衡的思考。他想，能不能制造一种在地震发生后准确测定其方位的仪器，以便及时调拨物资进行救援。定下目标以后，他查阅了大量关于地震的资料，并且多次实地勘测。

有时，张衡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亲自来到刚刚发生地震的地方，测量大地的震感。有一次，他把测震仪插入大地，刚要读取数据，一波剧烈的余震袭来，离他不远处的一道土墙轰然坍塌。幸亏他眼疾手快，往旁边一跳，才躲过一劫，不然肯定要被砸成肉泥。他拍拍身上的灰土，继续看仪器上的数据。远处的老百姓十分不理解他的做法，认为他简直是发疯了。但张衡不为所动，仍然夜以继日地研究地动仪。

不久，地动仪成功间世了。

人们常说：一本优秀的传记不仅能让我们认识世界，还会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人生。《名人传》即：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三篇传记。他们的主人公分别为音乐家、雕塑家和小说家，不过，虽然他们的职业和所处的年代各不相同，但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却是相同的为了真理和正义所做出的努力。

面对痛苦、面对孤独，贝多芬选择了坚持自己的信念，作为一个听不到任何声音的音乐家，他给人一种傲慢的错觉，对于政治上的专制统治，无情的战乱，他却选择了反抗，为了和平，贝多芬曾说：只要是为了获得更美的事物，任何规律都可以破除。这句话准确地表达了他当时反对专制的心理，而米开朗基罗又何尝不是呢?为创造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而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因为他相信只要自己的灵魂能够坚忍果敢，不因悲苦而一味沉沦，那么就一定会冲破精神上的束缚。而托尔斯泰则用他的笔杆描写出了当时社会的阴暗，对神的信仰是他坚持不懈地用笔尖向人间播撒爱的种子。

而我现在面对的是和平和美好的社会，更应该刻苦学习，用丰厚的知识来武装自己，走向美好的未来。

人生是个积累的过程，你总会有摔倒，即使跌倒了，你也要懂得抓一把沙子在手里。下面小编为大家搜索整理了成功名人的小故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陈平忍辱苦读书

陈平西汉名相，少时家贫，与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秉承父命，光耀门庭，不事生产，闭门读书，却为大嫂所不容，为了消弭兄嫂的矛盾，面对一再羞辱，隐忍不发，随着大嫂的变本加厉，终于忍无可忍，出走离家，欲浪迹天涯，被哥哥追回后，又不计前嫌，阻兄休嫂，在当地传为美谈。终有一老着，慕名前来，免费收徒授课，学成后，辅佐刘邦，成就了一番霸业。

陆羽弃佛从文

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养长大。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喜欢吟读诗书。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学习冲茶。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会了许多读书和做人的道理。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苦丁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终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把祖国的茶艺文化发扬光大！

少年包拯学断案

包拯包青天，自幼聪颖，勤学好问，尤喜推理断案，其家父与知县交往密切，包拯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的断案知识，尤其在焚庙杀僧一案中，包拯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剥茧抽丝，排查出犯罪嫌疑人后，又假扮阎王，审清事实真相，协助知县缉拿凶手，为民除害。他努力学习律法刑理知识，为长大以后断案如神，为民伸冤，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

万斯同闭门苦读

清朝初期的著名学者、史学家万斯同参与编撰了我国重要史书《二十四史》。但万斯同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许多书，父亲原谅了儿子，而万斯同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并参与了《二十四史》之《明史》的编修工作。

唐伯虎潜心学画

唐伯虎是明朝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小的时候在画画方面显示了超人的才华。唐伯虎拜师，拜在大画家沈周门下，学习自然更加刻苦勤奋，掌握绘画技艺很快，深受沈周的称赞。不料，由于沈周的称赞，这次使一向谦虚的唐伯虎也渐渐地产生了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次吃饭，沈周让唐伯虎去开窗户，唐伯虎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竟是老师沈周的一幅画，唐伯虎非常惭愧，从此潜心学画。

林则徐对联立志

这个故事讲的是清代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林则徐小时候就天资聪慧，两次机会下，作了两幅对联，这两幅对联表达了林则徐的远大志向。林则徐不但敢于立志，而且读书刻苦，长大后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受到了后世的敬仰。

文天祥少年正气

南宋末年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少年时生活困苦，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有机会读书。一次，文天祥被有钱的同学误会是小偷，他据理力争，不许别人践踏自己的尊严，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且通过这件事，更加树立了文天祥金榜题名的志向。

叶天士拜师谦学

叶天士自恃医术高明，看不起同行薛雪。有一次，叶天士的母亲病了，他束手无策，多亏薛雪不计前嫌，治好了他母亲的病。从此，叶天士明白了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的道理。于是他寻访天下名医，虚心求教，终于成了真正的江南第一名医。

杨禄禅陈家沟学艺

杨禄禅受到乡里恶霸的欺负，他不甘心受辱。一个人离开了家，到陈家沟拜师学艺。拳师陈长兴从不把拳法传外人，杨禄禅也不例外。不过，杨禄禅的执着精神终于感动了陈长兴，终于学到了拳法，惩治了恶霸，也开创了杨式太极拳。

王献之依缸习字

王献之，字子敬，是东晋大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他自己也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献之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背诗诵诗，到五六岁的时候，就可以出口成章，顺口吟出几句诗来。和他的哥哥王凝之相比，越发显得机警聪敏，而且还特别喜欢习字。王献之家有一只大水缸，本片的故事，正与这个大水缸密不可分！

罗杰·培根RogerBacon（约1214—1293），另翻译为罗吉尔·培根，英国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着名的唯名论者，实验科学的前驱。具有广博的知识，素有“奇异的博士”之称。

据说在十三世纪中期，英国学者罗吉尔·培根看到许多人因视力不好，不能看清书上的文字，就想发明一种工具来帮助人们提高视力。为此，他想了很多办法，做了不少试验，但都没有成功。

一天雨后，培根来到花园散步，看到蜘蛛网上沾了不少雨珠，他发现透过雨珠看树叶，叶脉放大了不少，连树叶上细细的毛都能看得见。他看到这个现象，高兴极了。培根立即跑回家中，翻箱倒柜，找到了一颗玻璃球。但透过玻璃球，看书上的文字，还是模糊不清。他又找来一块金刚石与锤子，将玻璃割出一块，拿着这块玻璃片靠近书一看，文字果然放大了。试验成功了，培根欣喜若狂。后来他又找来一块木片，挖出一个圆洞，将玻璃球片装上去，再安上一根柄，便于手拿，这样人们阅读写字就方便多了。

这种镜片后来经过不断改进，成了现在人们戴的眼镜。光是矫正视力的，就有青少年用的近视镜与老年人戴的老花镜，还有其他各种用途的眼镜，人们学习、工作就更方便了。培根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

霍金是谁?他是一个大脑，一个神话，一个当代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一个科学名义下的巨人……或许，他只是一个坐着轮椅，挑战命运的勇士。

智慧的大脑诞生了

史蒂芬·霍金，出生于1942年1月8日，这个时候他的家乡伦敦正笼罩在希特勒的狂轰滥炸中。

霍金和他的妹妹在伦敦附近的几个小镇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多年以后，他们的邻居回忆说，当霍金躺在摇篮车中时非常引人注目，他的头显得很大，异于常人——这多半是因为霍金现在的名声与成就远远异于常人，邻居不由自主地要在记忆里重新刻画一下天才儿童的形象。

不过霍金一家在古板保守的小镇上的确显得与众不同。霍金的父母都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他的父亲是一位从事热带病研究的医学家，母亲则从事过许多职业。小镇的居民经常会惊异地看到霍金一家人驾驶着一辆破旧的二手车穿过街道奔向郊外──汽车在当时尚未进入英国市民家庭。然而这辆古怪的车子却拓展了霍金一家自由活动的天地。

霍金热衷于搞清楚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此当他看到一件新奇的东西时总喜欢把它拆开，把每个零件的结构都弄个明白──不过他往往很难再把它装回原样，因为他的手脚远不如头脑那样灵活，甚至写出来的字在班上也是有名的潦草。

霍金在17岁时进入牛津大学学习物理。他仍旧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而这种态度与当时其他同学是一致的，这是战后出现的青年人迷惘时期——他们对一切厌倦，觉得没有任何值得努力追求的东西。霍金在学校里与同学们一同游荡、喝酒、参加赛船俱乐部，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那么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庸庸碌碌的职员或教师。然而，病魔出现了。

病魔出现了

从童年时代起，运动从来就不是霍金的长项，几乎所有的球类活动他都不行。

到牛津的第三年，霍金注意到自己变得更笨拙了，有一两回没有任何原因地跌倒。一次，他不知何故从楼梯上突然跌下来，当即昏迷，差一点死去。

直到1962年霍金在剑桥读研究生后，他的母亲才注意到儿子的异常状况。刚过完21岁生日的霍金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经过各种各样的检查，他被确诊患上了“卢伽雷氏症”，即运动神经细胞萎缩症。

大夫对他说，他的身体会越来越不听使唤，只有心脏、肺和大脑还能运转，到最后，心和肺也会失效。霍金被“宣判”只剩两年的生命。那是在1963年。

起初，这种病恶化得相当迅速。这对霍金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他几乎放弃了一切学习和研究，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可能活到完成硕士论文的那一天。然而，一个女子出现了。

一个女子出现了

她叫简·瓦尔德。

1962年的夏天，简通过朋友，认识了走路笨拙、脚步踉跄的霍金，后来又发生了几次偶遇。于是，他们碰到了爱情。

但是，他们的爱情却多了一丝苦涩。霍金对自己的病感到无望，因此不打算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他们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第三者———死神。

然而，爱情的力量却无法抗拒。第二年7月14日，简和霍金结了婚。

多年之后，简在自己的回忆录《音乐移动群星》中写道：“我非常爱他，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我和他结婚，我愿意为他做饭、洗衣、购物和收拾家务，放弃我自己以前的远大志向。”

与简的订婚使霍金的生活发生了真正的变化。为了结婚，他需要一份工作，为了得到工作，就需要一个博士学位。因此，他开始了一生中的第一次用功。令他十分惊讶的是，他发现自己很喜欢研究。爱情有了圆满的结局。然而，轮椅出现了。

轮椅出现了

霍金的病情渐渐加重。1970年，在学术上声誉日隆的霍金已无法自己走动，他开始使用轮椅。直到今天，他再也没离开它。

永远坐进轮椅的霍金，极其顽强地工作和生活着。

1991年3月，霍金在一次坐轮椅回柏林公寓，过马路时被小汽车撞倒，左臂骨折，头被划破，缝了13针，但48小时后，他又回到办公室投入工作。

又有一次，他和友人去乡间别墅，上坡时拐弯过急，轮椅向后倾倒，不料这位引力大师却被地球引力翻倒在灌木丛中。

虽然身体的残疾日益严重，霍金却力图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完成自己所能做的任何事情。他甚至是活泼好动的──这听来有点好笑，在他已经完全无法移动之后，他仍然坚持用惟一可以活动的手指驱动着轮椅在前往办公室的路上“横冲直撞”;在莫斯科的饭店中，他建议大家来跳舞，他在大厅里转动轮椅的身影真是一大奇景;当他与查尔斯王子会晤时，旋转自己的轮椅来炫耀，结果轧到了查尔斯王子的脚趾头。

当然，霍金也尝到过“自由”行动的恶果，这位量子引力的大师级人物，多次在微弱的地球引力左右下，跌下轮椅，幸运的是，每一次他都顽强地重新“站”起来。

1985年，霍金动了一次穿气管手术，从此完全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极其艰难地写出了着名的《时间简史》，探索着宇宙的起源。霍金取得巨大成功，但生活的现实取代了爱情的浪漫，他和简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来自直觉的启示：黑洞不黑

霍金的研究对象是宇宙，但他对观测天文从不感兴趣，只有几次用望远镜观测过。与传统的实验、观测等科学方法相比，霍金的方法是靠直觉。

“黑洞不黑”这一伟大成就就来源于一个闪念。在1970年11月的一个夜晚，霍金在慢慢爬上床时开始思考黑洞的问题。他突然意识到，黑洞应该是有温度的，这样它就会释放辐射。也就是说，黑洞其实并不那么黑。

这一闪念在经过3年的思考后形成了完整的理论。1973年11月，霍金正式向世界宣布，黑洞不断地辐射出X光、伽马射线等，这就是有名的“霍金辐射”。而在此之前，人们认为黑洞只吞不吐。

从宇宙大爆炸的奇点到黑洞辐射机制，霍金对量子宇宙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霍金获得1988年的沃尔夫物理奖。

畅销书之王：《时间简史》

霍金的科普着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在全世界的销量已经高达2500万册，从1988年出版以来一直雄踞畅销书榜，创下了畅销书的一个世界纪录。在这本书里，霍金力图以普通人能理解的方式来讲解黑洞、宇宙的起源和命运、黑洞和时间旅行等。

在《时间简史》一书的开头，霍金指出：“有人告诉我，我在书中每写一个方程式，都将使销量减半。于是我决定不写什么方程。不过在书的末尾，我还是写进一个方程，爱因斯坦的着名方程E=mc2。我希望此举不致吓跑一半我的潜在读者。”现在看来，霍金完全是多虑了。

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

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

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

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

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前苏联大文豪,列宁称他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出生在沙俄时代的一个木匠家庭,4岁丧父,寄养在外祖母家.因为家庭极为寒,他只读过两年小学.10岁时就走入冷酷的“人间”.他当过学徒,搬运工人,守认人,面包师.还两度到俄国南方流浪,受尽苦难生活的折磨.但他十分喜欢读书,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要利用一切机会,扑在书上如饥似渴地读着.如他自己所说：“我扑在书,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他为了读书,受尽了屈辱.10岁时在鞋店当学徒,没有钱买书,就到处借书读.那时的学龄前徒,实际上是奴仆：上街买东西,生炉子,擦地板,洗菜带孩子……每天从早晨干到半认.在劳累一天之后,用自制的小灯,坚持读书.老板娘禁止高尔基读书,还到阁楼上搜书,搜到书就撕碎.因为读书,还挨过老板娘的毒打.高尔基为了看书,什么都能忍受,甚至甘愿忍受拷打.他说过：“假如有人向我提议说：‘你去广场上用棍棒打你一顿!’我想,就是这种条件,我也可以接受的.”

李嘉诚的领带

1994年8月的一天，李嘉诚外出谈生意。在公司总部门口，一位员工拦住了他：“老板，我觉得你今天的这条领带有些问题。”李嘉诚愕然：“有什么问题？”员工说：“老板您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不应该系红色的领带，这样看起来不是很协调，而且，还可能影响到您谈生意的效果。”李嘉诚看了看胸前那条红色的领带，思考了片刻，朝员工投去嘉许的目光：“你说得没错，谢谢你的提醒！”说完，李嘉诚转身回到办公室，换了一条黑色的领带。

李嘉诚的领带当他再次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那位员工还在那里，看到了李嘉诚换了一条领带，他才满心欢喜地离去。可是，等到员工离开，李嘉诚从手包里拿出原来的那条红领带，重新换上，而将黑领带放回了包里。

这个举动被一旁的保安看在眼里。保安走上前来问李嘉诚：“老板，你为什么又要换上红领带？”李嘉诚笑着说：“我今天会见的是一位老朋友，每次与他见面，我都会系一条红领带，而他每次都会称赞我系红领带显得更精神。也就是说，他喜欢的是红色的领带，而不是黑色。”“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刚才那位员工呢？”保安又问。“虽然他不知道我那位生意伙伴的喜好，但他能细心地发现我身上领带与服装搭配不协调，并热心地告诉我，所以我必须用我的行动来保护他的热情。”

员工在没有了解事情真相的前提下，向李嘉诚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建议。但李嘉诚没有直接指出他的错误，反而保护了他的热情和积极性。李嘉诚之所以会取得非凡的成就，是因为他懂得，员工都希望自己在老板面前有尊严，被老板重视，被老板尊重。因此，善于给下属留得尊严，这既是李嘉诚的管理秘诀，也是他为人处世的交际之道。

有关清明节的由来：相传在秦朝末年，汉高祖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大战好几回合后，终於取得天下。

他光荣返回故乡的时候，想要到父母亲的坟墓上去祭拜，却因为连年的战争，使得一座座的坟墓上长满杂草，墓碑东倒西歪，有的断落，有的破裂，而无法辨认碑上的文字。

刘邦非常的难过，虽然部下也帮他翻遍所有的墓碑，可是直到黄昏的时候还是没找到他父母的坟墓。

最后刘邦从衣袖里拿出一张纸，用手撕成许多小碎片，紧紧捏在手上，然后向上苍祷告说：「爹娘在天有灵，现在风刮得这N大，我将把这些小纸片，抛向空中，如果纸片落在一个地方，风都吹不动，就是爹娘的坟墓。」说完刘邦把纸片向空中抛，果然有一片纸片落在一座坟墓上，不论风怎N吹都吹不动，刘邦跑过去仔细瞧一瞧模糊的墓碑，果然看到他父母的名字刻在上面。

刘邦高兴得不得了，马上请人重新整修父母亲的墓，而且从此以后，每年的清明节一定到父母的坟上祭拜。

后来民间的百姓，也和刘邦一样每年的清明节都到祖先的坟墓祭拜，并且用小土块压几张纸片在坟上，表示这座坟墓是有人祭扫的。

清明节是国历四月五日或六日，因为它是定在二十四节气中，春分后的十五天，所以不是固定在国历四月五日，也不是以农历来决定。清明节也叫做民族扫墓节，是民国廿四年由政府明定的国定假日。中国祭祀祖先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上古时代就有帝王、诸侯祭祀宗庙的仪式，到春秋时代孔子的墓祭，这些都属於贵族所特有的。到了秦汉以后，贵族制度末落，才有一般民众到祖先坟墓去祭祀的习俗。

一般清明扫墓可以分成两种仪式：

在寒假期间，我读了《128 位世界名人故事》这本书，里面讲了许多名人的故事，深受我的喜爱。还有我们曾经学过的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等人的故事。

其中，我最喜欢弗朗西斯·培根。

培根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是科学新时代的先驱者，是认识到科学和技术能改变世界的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那时的女王伊丽莎白非常喜欢他，他出版了许多有关法律的书。在他18 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了，使他和宫廷疏远了。1618 年，因培根严重触犯了法律，把他赶下了政治舞台。1626 年，他在雪地里做了一次冷冻试验之后，由于受寒而病倒，不久便去逝了。

啊！培根，多么伟大的哲学家啊！为了试验而失去了生命，他对科学的执着让我敬佩，让我难以忘怀。

我现在非常喜欢看《128 位世界名人故事》，因为这本书让我知道了那些名人和他们的故事。正像培根说的那样：用伟人的事迹来激励孩子，远胜于一切教育！

2007年12月23日，风华正茂的平面设计师王甲被确诊为“渐冻人症”（肌肉萎缩侧索硬化症），这是与癌症并称的绝症，世界知名的科学家霍金就罹患此症。

王甲发病两年，先是说话模糊，进而失声以至吞咽困难，从左手握不紧杯子、步履艰难，逐渐扩展到右半身失去力气、全身肌肉萎缩……虽然承受犹如被逐渐冰冻的痛楚，但凭着一根力量尚存的手指，王甲坚守着挚爱的设计创作。

病着的穷人精神的富翁

在阳光弥漫的小房间里，王甲正聚精会神地观看心爱的NBA球赛。消瘦的身体几乎全部陷在座椅里，脚上一双红色的耐克鞋格外醒目。对面的墙壁上贴着几幅王甲患病前的照片，阳光俊朗。一幅海滩上的留影更有些炫耀地露出健硕的肌肉。

而此时王甲骨骼支棱的脸上，瘦得只剩下两只黑亮的眼睛，就靠着眼睛的眨动，我们开始了最简单的对话。聊到冬运会，“喜欢周扬吗？”王甲眼睛瞬时一亮，“东北老乡呢。”眼睛用力一眨，自然流露出对家乡人的骄傲。随口讲个笑话，王甲第一个笑了起来，愉快的神情让人很难想象面前的他是位绝症患者。

正聊着，王甲忽然开始不断地眨眼。母亲一次次猜测着，但仅凭眼神怎么也无法猜透他的用意。父亲也加入进来，一次次尝试，直到看到王甲眼皮上方不自主地抽动，母亲方明了，儿子是痒痒了。她一边给儿子搔痒，一边心疼地解释：“这是中药的副作用，前些日子满身都起了湿疹，那罪遭大了。”

终于，眼部的皮肤又舒展开了，王甲深深地叹了口气，有些歉意地看了妈妈一眼。

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已然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曾经几分钟就能轻松做好的一个设计更如悬崖高耸。头脑中那些精妙的图像、细腻的色彩，还有语言都难以精确传达的种种意蕴，只能靠眼神一点点示意鼠标移动到合适的位置，眨眼为“是”，不动则是“否”。千百次地猜测确认。当倾尽全力也无法将设计落实，王甲会紧紧咬牙，胸腔起伏，喉咙呜呜作响，如困兽犹斗。

就这样艰难地坚持着，王甲在病中完成各类设计作品近百件，见证了这个沉默的、重病着的青年内心涌动的社会关怀。他为5·12地震设计的两幅公益海报《泪》和《中国的脊梁》，被一家杂志选用。尽管生病后本不富裕的家庭经济更加窘迫，但王甲还是选择将赢得的3000元稿酬全部捐给了灾区。

一张站票开启“北漂”生涯

曾经，他是怀揣梦想、只身闯荡北京的“北漂”青年。2005年，一张站票，十多个小时的颠簸后，东北师范大学平面设计专业大三学生王甲来到首都寻觅实习和工作的机会。他只带了一个小包和不多的现金，就凭着初生牛犊的一股冲劲儿和年级第一的专业成绩，仅用3天时间就在一家知名的设计公司找到了工作。

在一间不足5平方米、楼梯犄角的三角形简陋地下室里，王甲开始了忙碌的“北漂”时光。从自在的大学生活一头扎进陌生艰苦的环境，王甲却觉得那段日子充实而愉快。

2006年6月，回校完成毕业设计后，王甲在2000人的面试中脱颖而出，进入中国印刷总公司的设计部工作。正是这个月，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宇宙的起源”主题讲座。彼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位天才物理学家患有的罕见疾病，与这个大男孩儿会有什么联系。

“他精力充沛，又追求完美，为了一个满意的设计可以说是不顾一切，通宵加班都是常事，常常一宿没睡早上用冷水洗把脸就又开始工作。”同事兼好友肖晋兴回忆道。在很多同事眼中，王甲属于单位很“醒目”的一位，有些“臭美”，衣着讲究，打篮球、踢足球都是健将级别的。同事陈普一次去王甲租住的房子，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王甲弹着吉他的迷人歌声让他印象格外深刻。

王甲身上也盛满了80后“北漂”的迷惘、奋斗和梦想。他曾在一年里搬了几处地下室，每天早晚都要在高峰时段拥挤的地铁里消耗不短的时光，努力想为父母搏一个更好的生活却难免有些急躁，对于爱情也是期待又抗拒。

幸运的是拥有一份心爱的工作，“一个鼠标，一杯茶，一支画笔，一个空白的本子，在一个看得见又摸不着的世界里打拼，在没有颜料的画室里进行创作，每天都觉得自己很匮乏，又很充实”。中国印刷总公司曾在法兰克福书展备受好评的中国风展厅、北京市卫生局曾贴满大街小巷的“预防流感接种疫苗”温情招贴都是他的得意之作。他还主持设计了中国印刷博物馆的数字馆。

像男人一样战斗下去

认识王甲的人，一开始都无法相信健壮如牛的他身体会出问题。发病前的一个月，他还在单位运动会上以100米12秒37的成绩赢得冠军。但从2007年9月开始，王甲开始感觉嗓子发堵，说话有些吃力，当时并没在意。到了10月末，连续几天，早上刷牙时牙缸都直接从左手脱落，走路也没力气，他这才想到去检查。

12月23日，王甲的病情确诊，肌肉萎缩侧索硬化症。绝症，尚无有效治疗手段。头脑始终清醒、感觉依旧敏锐，却要眼睁睁地看着身体的全部机能随肌肉萎缩逐渐丧失，直至无法吞咽、呼吸衰竭。

父亲几乎一夜白头，母亲急速地消瘦。王甲在短暂的崩溃后，选择坚强面对。“我愿意去创造个奇迹，这是我从小就喜欢做的事。死刑不是别人宣判的，往往是自己。我无疑成了父母最大的精神支柱，我不能倒下，我要用我的青春和爱点亮这个家庭，因为我是这个家的希望。”

确诊后，王甲仍坚持在治疗的同时继续工作。踉跄的步伐和夹杂手势的模糊话语常惹来诧异的目光，他总是淡淡地一笑而过。但随着病情恶化，4个月后，王甲不得不与公司解约。

王甲可称得上是最配合的病人，火灸、梅花针、拨筋……只要有一线希望，无论多苦、多遭罪，他都欣然接受。

熟悉王甲的亲友都感觉，过去那个热血沸腾有些毛躁的大男孩儿蜕变得坚定从容。母亲提起儿子，辛酸中带着骄傲。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经历情绪的低落，更何况是重病在身的王甲。实在烦躁或是难受了，他只能闭上双眼，紧咬牙关，自己和自己较劲儿。

尽管心态一直坚定乐观，顽疾还是以摧枯拉朽的方式，一点点吞噬了他青春健美的躯体。如今，全身瘫痪的他只剩下右手食指力量尚存。就凭着一根手指，王甲每日都要在电脑前操作几个小时，坚守着自己热爱的设计创作，追求完美的个性一如既往，一点儿细节不满意都要反复修改。

王甲打字的时候，母亲先将他推到电脑前，轮椅上放上特制的木板，再把右手放到鼠标上，为了将最有力气的右手食指固定在按键上，母亲和王甲来来回回地尝试着，一点点挪动着手指的位置。终于，鼠标发出“咔”的一声，王甲呼出一口气——他终于可以开始书写了。只见他的眼神在屏幕上缓缓移动着，母亲在一旁配合着移动鼠标，正确了，王甲就轻轻按下确定键。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20分钟后，屏幕上出现了如下的文字：“我每天都在盼望一天天好起来，可以照顾自己，报答我的父母，只要还能呼吸，决不放弃。”

“我被大爱包围”

“大甲好，叔叔阿姨好。”三位满带笑意的女孩儿走了进来，很自然地坐到王甲身边，开始关切地询问起来，并很自然地为他擦拭嘴角不时流出的口水。

其中一位姓沈的女孩儿介绍，她上周已经来过，这次又拉上合住的小姐妹。同是“北漂”的她们对于王甲之前的经历特别感同身受。“觉得他目标明确，很有理想，生病后这么大落差，一般人早就放弃了，他还一直坚持。”虽然交流起来很困难，但问起对王甲的印象，三人异口同声提到王甲的笑容：“他的笑特别灿烂，是那种由心而发对你的笑。”

还有一位，王甲称她为“虹妈妈”。自从一年多前从网络上了解到王甲，她就带着无微不至的关怀经常来到这个家，每周探访几次，为王甲喂饭、穿衣、擦洗、按摩，每次出门治疗，也由她负责接送。

有时候她和王甲母亲一起扶王甲起床——先用双臂支撑起他无力而沉重的躯体，再合力将其安置在椅子的合适位置，调整颈部靠垫，接着将手臂轻轻拉直，那份儿娴熟流畅只有在日复一日的照料中才培养得出来。

王甲母亲有两本日记，记满了每一位爱心人士的探访经过和捐助的钱物。她轻轻抚摸着日记本，动情地说：“这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财富，那么多关爱也让我们更有信心。”

“你给我点滴甘露，我还你淡淡笑颜与坚定眼神。”心思细密的王甲牢记着每一份真情和温暖，并用独特的“设计的语言”表达内心的感恩。

最近，王甲每天花五六个小时整理资料，制作网页。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设立“渐冻人症”病人的专项基金，并为此努力着。

巴尔扎克小时候很爱好文学， 父亲却硬要他学习法律。他就是不服从父亲的旨意， 父子之间常为此事发生冲突。

一天， 父亲再也按捺不住气愤， 质问巴尔扎克： “我让你学习法律， 你为什么要学习文学？”

“爸爸， 您知道， 我对法律是毫无兴趣的。”巴尔扎克非常亲切地对父亲说。

“毫无兴趣！ ”父亲暴怒地快要跳起来， “你有兴趣的是什么？是文学！ 搞文学谈何容易， 我看你根本不是搞文学的料！ ”

“那不一定！ ”巴尔扎克摇摇头， 非常自信地说， “一个人的成功， 往往取决於他的信心和努力。”

“信心和努力？那好， 从今天起， 给你两年的期限， 搞不成， 就得学习法律， 你敢答应吗？”

“敢！ ”巴尔扎克斩钉截铁地回答。

从此， 巴尔扎克被父亲关在房子里， 整天埋头写作。这期间， 他写了一个历史剧， 由於自己的阅历有限， 对剧本的特点了解不够， 没有成功。但巴尔扎克并没有丧失信心， 他坚信， 只要有决心、肯努力， 一定能在文学上取得成绩。

一段时间的写作实践， 使巴尔扎克感到自己的知识和经验都很浅薄。於是， 他拼命阅读世界文学名着， 广泛地接触社会和了解人生。他天天出入於图书馆和书店， 总是来得最早， 离开最晚。有一次， 他在图书馆里翻阅资料， 边看边记， 忘记了时间的早晚。图书馆的人员下班了， 也忘记招呼巴尔扎克一声。第二天早晨， 图书馆的人员来上班了， 发现巴尔扎克还在边看边记。为了读书， 巴尔扎克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巴尔扎克在一部小说中需一打架斗殴的情节， 就到街上去观察。好容易遇到两个青年人争执， 他就故意从中煽风点火， 想让两个人打起来。谁知两人看穿了他的“诡计”， 合起来把他轰走了。

巴尔扎克写起文章来就闭门谢客， 甚至家里人也不让进他的书房。有一次他把屋门锁了， 从窗户跳进屋里， 再的把窗紧闭上。来访的人见门上落了锁就自动回去了。

经过几年的努力， 巴尔扎克出版了小说《朱安党》， 赢得了法国文学界的一致赞扬。以后他又陆续完成了《人间喜剧》等９７ 部小说， 确立了他在法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诺尔曼·白求恩（NormanBethune）（1890～1939），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着名胸外科医师。1890年3月3日生于加拿大安达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一个牧师家庭。青年时代，当过轮船侍者、伐木工、小学教员、记者。1916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获学士学位。曾在欧美一些国家观摩、实习，在英国和加拿大担任过上尉军医、外科主任。1922年被录取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1933年被聘为加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卫生部门的顾问。1935年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

1935年11月加入加拿大共产党。德、意法西斯支持F.佛朗哥发动西班牙内战，他于1936年冬志愿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38年3月，他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延安。8月，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悉心致力于改进部队的医疗工作和战地救治，降低伤员的死亡率和残废率。把军区后方医院建设为模范医院，组织制作各种医疗器材，给医务人员传授知识，编写医疗图解手册。倡议成立了牿外科医院，举办医务干部实习周，加速训练卫生干部。组织战地流动医疗队出入火线救死扶伤。为减少伤员的痛苦和残废他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11月底，率医疗队到山西雁北进行战地救治，两昼夜连续做71次手术。

1939年2月，率18人的“东征医疗队”到冀中前线救治伤员，不顾日军炮火威胁，连续工作69小时，给115名伤员做了手术。有一次，当某伤员急需输血时，他主动献血300毫升。他还倡议成立并参加了志愿输血队。有些伤员分散在游击区居民家里，他和医疗队冒着危险去为他们做手术。4个月里，行程1500余里，做手术315次，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救治伤员1000多名。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方便战地救治，组成流动医院，组织制作了药驮子，可装做100次手术、换500次药和配制500个处方所用的全部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卢沟桥药驮子”；制作了换药篮，被称为“白求恩换药篮”。7月初，回到冀西山地参加军区卫生机关的组织领导工作，提议开苏卫生材料厂，解决了药品不足的问题；创办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编写了《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战地救护须知》、《战场治疗技术》、《模范医院组织法》等多种战地医疗教材。还将自己的爱克斯光机、显微镜、一套手术器械和一批药品捐赠给军区卫生学校。

1939年10月下旬，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后给一个外科传染病伤员做手术时受感染，仍不顾伤痛，坚决要求去战地救护。他说：“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随即跟医疗队到了前线。终因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1月12日凌晨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17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驻地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并于12月21日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中国共产党员学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1940年4月，在河北省唐县军城南关建立了白求恩墓。晋察冀军区决定将军区卫生学校和模范医院分别命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52年，白求恩的灵柩迁入石家庄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