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人故事的阅读笔记【汇编20篇】

参军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新一年的征兵工作已经开始。雷锋心急如焚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但鉴于焦化厂的征兵名额有限，但是雷锋在工地的表现十分突出，领导都舍不得放他走，就不同意他报名。这可急坏了雷锋，他跑了几十里路，来到辽阳市人民武装部向余政委讲起自己的经历，表明他参军的志愿和决心。

就在武装部的余政委和工程兵派来的接兵的领导专门研究了雷锋的入伍问题的时候，认为他是苦孩子出身，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政治素质好，入伍动机明确，虽然身高1.54米，体重不足55公斤，身体条件差些，但他在农场开过拖拉机，在工厂开过推土机，多次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作者。但是相信他入伍会成长得更快，最后勉为其难决定批准雷锋入伍。

一九六零年一月八日，雷锋领到了入伍通知书，随新兵一同由辽阳来到驻地营口市。他做为新兵代表在欢迎战友入伍大会上讲话。

雷锋所在团是有着光荣战争历史的部队，他决心以实际行动发扬优良传统。开饭时，他主动给大伙读报，宣传党的政策：休息时，他教大家唱歌，雷锋在这个大家庭里感受到无此的温暖，由于他身小臂力弱，开始练投手榴弹时不合格，他天不亮就消消地出去练习，十几天后，他终于和其他同志一样，在实弹学习中得到了优秀。

费米是一位美籍意大利科学家，也是一位善于启发人的教育家。为了开发学生们的智力和才能，费米提出一种处理难题的思维方式。他说，当你听到一个问题，可你对问题的答案丝毫都不知道，你肯定会认为所提供的信息或已知条件太少了，因而无法解决它；但是当这个问题被分解成几个次级问题，每个问题不用求教专家或书本都能解答时，你就接近于得到准确的答案。

比如，你想知道地球周围的大气质量是多少，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好像无从下手，但是稍有物理知识的人都知道一个标准大气压约为1.01×105帕，大气有压强完全是因为大气有重力，而地球的半径约为6400千米是我们熟悉的物理量，求出地球的表面积后再乘以大气的总重力，进而顺利地得到地球上空气的总质量。

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一个早晨，世界第一颗试验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沙漠上爆炸，40秒钟后，震波传到费米和他的学生们驻扎的基地，费米把一些碎纸屑扔向空中让其随风飘落，然后通过迅速计算，费米向他的学生们宣布爆炸的能量相当于1万吨烈性炸药，学生们非常佩服，但并不惊奇。费米的天才闻名于整个科学界，他在1938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循序渐进，由易至难，独立思考，迅速得到结论，是费米处理问题的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日常问题。

富兰克林说：宝贝放错了地方便是废物。在人生的坐标里，一个人如果站对了位置，善于经营自己的长处，那么他将获得人生的成功。

今年22岁的刘晓迪，是鲁东大学2006级文学院的学生。她从小就是个“书虫”，放学做完作业、周末没事的时候，就会到父母的书摊去帮忙，养成了看书的习惯。到中学时，她几乎看遍了《道德经》《孟子》《庄子》等古典文学书籍。

在大学里，刘晓迪依然喜欢读书，文学专业的经典和专业之外的书都看，尤其喜欢古典诗词，最欣赏李清照、李煜和纳兰性德的词。因为喜欢文学的意境美，她闲暇时就爱琢磨歌词，关注歌词的内容、意境、结构，她说最欣赏方文山的《中国风》。

这时，2005级的一个师兄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开始指引她涉足歌词创作。靠着深厚扎实的文学功底，刘晓迪创作起歌词来也格外得心应手。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大三时创作的歌词《天南地北山东人》获得山东某报社举办的“山东精神，山东人”歌词征集大赛优秀奖。

但是无论写纯文学还是写歌词，刘晓迪都处于不温不火的状况。没事的时候，她就喜欢跑到波澜壮阔的大海边抒发情怀，呼吸新鲜空气。一天，她在海边看见有位老人在钓鱼，因为老人技巧娴熟，不久就钓了满篓的鱼，羡煞路人。

这时一个小孩跑了过来，老人见小孩可爱，要把鱼篓里的鱼送给他，小孩摇摇头。老人诧异地问：“孩子，你为何不要呢？”小孩俏皮地回答说：“我想要你手中的钓竿。”

老人抚摸着孩子的头笑笑：“你要钓竿做什么？”小孩神气地说：“妈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要鱼竿比要鱼更重要，这样一辈子就有吃不完的鱼了。”很显然，妈妈给他讲了“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故事。

刘晓迪微笑地看着孩子，心想，真是个聪明的孩子。但没想到，老人却说：“其实不对，就算我给你钓竿，你也吃不到鱼，因为钓鱼重要的不是鱼竿，而是钓技。”

刘晓迪一下子豁然开朗，开始反思自己的写作之路，之前的很多作品是对名家风格的跟风，缺乏个性。她和孩子一样，只因羡慕鱼，便盲目地向渔人要鱼竿，却忽视了钓鱼的技巧。

而要想突出个性，就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她的特长就是爱思考，发散思维能力强，富有创造性。于是，在坚持写歌词的同时，她开始涉猎广告词创作。

没想到在广告领域，凭借她顽强的意志，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大二时，为威海一家水泵公司创造广告语“青山水泵，力贯长虹”，赚取人生第一桶金500元。后来，又为临沂一家物流公司创作广告语“久隆物流，真心永久”，赚取2000元。此后，她便一发不可收，先后在几家网站投标并中标。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头脑。2010年5月，刘晓迪无意间看到一个创意网站征集全球的创意达人，其中一个悬赏任务就是给麦当劳写广告语。于是，她就轻松地写了一句广告词投了过去。

结果，经过激烈角逐，河南卫视播放的《创意时代》栏目，诞生了第2位“金牌创意骑士”刘晓迪，她获得由网站和麦当劳公司提供的奖金3000元以及10万元轿车一辆。

刘晓迪的这句经典广告语就是：“为什么妈妈的厨房不叫麦当劳呢？”一句14个字的广告语，让这个女孩的人生站在更高的新起点。

看来，人只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自身的长处，成功是迟早的事。

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他出生於意大利佛罗伦萨城附近的芬奇镇，父亲是当地的公证人，母亲是农村妇女，但很早就死了。

达·芬奇从小就很聪明，长得也很漂亮，非常的惹人喜爱。上小学的时候，他各门功课的成绩都是很优异，算术课上他提出的一些问题，经常使老师感到棘手。课余时间，他的爱好是绘画。他在木板上、地面上、墙壁上居然无师自通地画出了栩栩如生的蛇、蝙蝠、蝴蝶、蚱蜢……父亲见了，非常欢喜。邻居们见他画什么像什么，都是亲切地称他为“小画家”。

芬奇的父亲本来不想让孩子学画，希望他子承父业，当一名律师。但是儿子非凡的画艺，把固执的父亲征服了。在他14岁那年，父亲终於高高兴兴地把他送到了当时的欧洲艺术中心佛罗伦萨，拜着名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费罗基俄为师。

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很严，他的教法也是很有些特别。达·芬奇来到画室的第一天是学画鸡蛋，第二天是学画鸡蛋，第三天仍是这样。无休止地画呀画呀，枯燥乏味极了，就这样画了一年。芬奇画腻了，心里想：“这有什么必要呢？一笔下去画一个圈儿就行了。”费罗基俄老师仿佛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对他说：“别以为画蛋很容易，很简单，要是这样想就错了。在一千只鸡蛋当中从来没有两只蛋的形状完全相同，即使是同一个蛋，只要变换一下角度看它，形状便立即不同了……所以，如果要在画布上准确地把它表现出来，非要下一番苦功不可。”

听了老师这番教诲，达·芬奇懂得了老师的苦心，就决心不停地练习基本功。他每天一大早就对着鸡蛋画起来，直到夜深人静了，仍然对着鸡蛋画。经过３年的努力，达·芬奇的技艺大长，他画的鸡蛋各具形态、维妙维肖，对色彩的感觉敏锐了，线条的把握准确了，手中的画笔也能绝对服从自己的意志了。老师看了非常满意。

有一天，费罗基俄画了一幅《基督受洗图》，他自己很满意，得意之余，对达·芬奇说：“芬奇，在这幅画上再画两个天使吧！”芬奇高兴地答应了一声，很快就把两个天使画好了，这两个天使体态活泼自然，面部表情生动柔和。老师一看大吃一惊，相比之下，自己画的是多么生硬板滞呀。他在心里承认学生超过了自己，感到既高兴又惭愧，从此竟然搁笔不画，专门从事雕刻了。

达·芬奇结束了学徒生活，开始了独立创作，《最后的晚餐》《蒙那丽莎》等都是他的不朽名作。他的绘画成就越高，作画越是严肃。据说达·芬奇在画《最后的晚餐》时，为了把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画好，曾到各种场合去潜心观察赌徒、流氓、罪犯的各种形象和举止。最后，他终於找到了让犹大惊惶失措和手里紧握钱袋的表现手段。这两处细节描绘的巨大成功，是与少年时长达数年的刻苦画蛋分不开的。

[导读]王永庆成功的例子说明，不要以为创造就非得轰轰烈烈、惊天动地。把一粒米这样细小的工作做好同样也是一种创造。

王永庆早年因家贫读不起书，只好去做买卖。16岁的王永庆从老家来到嘉义开一家米店。

那时，小小的嘉义已有米店近30家，竞争非常激烈。

当时仅有200元资金的王永庆，只能在一条偏僻的巷子里承租一个很小的铺面。他的米店开办最晚，规模最小，更谈不上知名度了，没有任何优势。在新开张的那段日子里，生意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刚开始，王永庆曾背着米挨家挨户去推销，一天下来，人不仅累得够呛，效果也不太好。谁会去买一个小商贩上门推销的米呢？可怎样才能打开销路呢？王永庆决定从每一粒米上打开突破口。

那时候的台湾，农民还处在手工作业状态，由于稻谷收割与加工的技术落后，很多小石子之类的杂物很容易掺杂在米里。人们在做饭之前，都要淘好几次米，很不方便。但大家都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王永庆却从这司空见惯中找到了切入点。他和两个弟弟一齐动手，一点一点地将夹杂在米里的秕糠、砂石之类的杂物捡出来，然后再卖。一时间，小镇上的主妇们都说，王永庆卖的米质量好，省去了淘米的麻烦。(励志文章)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米店的生意日渐红火起来。

王永庆并没有就此满足。他还要在米上下大功夫。那时候，顾客都是上门买米，自己运送回家。这对年轻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就是一个大大的不便了。而年轻人又无暇顾及家务，买米的顾客以老年人居多。王永庆注意到这一细节，于是主动送米上门。这一方便顾客的服务措施同样大受欢迎。当时还没有“送货上门”一说，增加这一服务项目等于是一项创举。

王永庆送米，并非送到顾客家门口了事，还要将米倒进米缸里。如果米缸里还有陈米，他就将旧米倒出来，把米缸擦干净，再把新米倒进去，然后将旧米放回上层，这样，陈米就不至于因存放过久而变质。王永庆这一精细的服务令顾客深受感动，赢得了很多的顾客。

如果给新顾客送米，王永庆就细心记下这户人家米缸的容量，并且问明家里有多少人吃饭，几个大人、几个小孩，每人饭量如何，据此估计该户人家下次买米的大概时间，记在本子上。到时候，不等顾客上门，他就主动将相应数量的米送到客户家里。

王永庆精细、务实的服务，使嘉义人都知道在米市马路尽头的巷子里，有一个卖好米并送货上门的王永庆。

有了知名度后，王永庆的生意更加红火起来。

这样，经过一年多的资金积累和客户积累，王永庆便自己办了个碾米厂，在最繁华热闹的临街处租了一处比原来大好几倍的房子，临街做铺面，里间做碾米厂。

就这样，王永庆从小小的米店生意开始了他后来问鼎台湾首富的事业。

最终：他把台湾塑胶集团推进到世界化工业的前50名。(名人故事)

意大利的卢兹（1907-1982）并不是一位非常着名的心理学者，他只写过一本自传式心理学阐述性作品，将自己的经历与一些心理学观点结合起来。这本形象而有趣的小册子里，提到卢兹儿时的一件事：卢兹的母亲擅长烹制Pizza。卢兹家境并不富裕，经常出现在饭桌上的是蔬菜Pizza。但不定时的，卢兹盘子里的那块Pizza下，会出现美味的腌肉，这是母亲偷偷留给卢兹的。卢兹回忆说那块薄薄的腌肉让平淡的童年充满期望和惊喜。

卢兹根据这个回忆，在自己开的餐厅内对顾客进行了一次不动声色的试验。卢兹在每份Pizza里面都藏了一张写着祝福的话的纸条，几乎所有的顾客都表现出惊喜，没有人质疑这张纸的卫生状况，而这种内藏了祝福话语纸条的Pizza被称为“卢兹Pizza”，并成为意式的一道文化大餐。

卢兹通过这些印证了心理学上的“表层心理”和“转折点”两个理论。所谓“表层心理”指的就是个体最初看到的事情或者物品的表面现象以及最直观的原因等，例如上面提到的Pizza。“转折点”指的是出乎意料出现的事物，并能够改变由表层心理带来的心理感受，即腌肉和小纸条。

在我们完成一张试卷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些解答不出来的试题。绕过它们，我们会发现其他擅长的题目。如果绕不过这些，我们就会被表层心理迷惑：这么难啊！我一定做不出来的！完了完了，这次考试我肯定挂了！

在我们面对一段感情的时候，不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小麻烦、小误解、小波折。如果绕不过去，它们将影响我们对一段感情的审视。

工作上也是如此。可能某一个环节的失误，会对心理产生很强烈的影响。说不定会自我否定得过早，失去了一位宝贵的客户，以及一些提高自身的机会。

“表层心理”比较容易带给我们忐忑不安的情绪，不利于生活和工作。不少心理学研究者提出找出“转折点”这种自我调整的方法。即在“转折”出现的前后，为自己也给别人找一些理由。比如当发现笔下的试题很难做，我们不妨给自己找理由，有些地方复习得不好，但是只要认真做就没有问题啊！在感情和工作方面，我们可以这样想：“感情上的小矛盾两个人都有责任啊！”“虽然我有了失误，但是也许在客户的眼里不算什么！”这样，就很容易稳定我们的心理，并克服心理逆差。

陈景润（1933～1966）-中国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福建闽候人。

陈景润出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上有哥姐、下有弟妹，排行第三。因为家里孩子多，父亲收入微薄，家庭生活非常拮据。因此，陈景润一出生便似乎成为父母的累赘，一个自认为是不爱欢迎的人。

上学后，由于瘦小体弱，常受人欺负。这种特殊的生活境况，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极为内向、不善言谈的人，加上对数学的痴恋，更使他养成了独来独往、独自闭门思考的习惯，因此竟被别人认为是一个“怪人”。

陈景润毕生后选择研究数学这条异常艰辛的人生道路，与沈元教授有关。在他那里，陈景润第一次知道了哥德巴赫猜想，也就是从那里，陈景润从第一刻起，他就立志去摘取那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1953年，他毕业于厦门大学，留校在图书馆工作，但始终没有忘记哥德巴赫猜想，他把数学论文寄给华罗庚教授，华罗庚阅后非常赏识他的才华，把他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当实习研究员，从此便有幸在华罗庚的指导下，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1966年5月，一颗耀眼的新星闪烁于全球数学界的上空---陈景润宣布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1972年2月，他完成了对"1+2"证明的修改。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外国数学家在证明"1+3"时用了大型高速计算机，而陈景润却完全靠纸、笔和头颅。如果这令人费解的话，那么他单为简化"1+2"这一证明就用去的6麻袋稿纸，则足以说明问题了。1973年，他发表的着名的"陈氏定理"，被誉为筛法的光辉顶点。

对于陈景润的成就，一位着名的外国数学家曾敬佩和感慨地誉到：他移动了群山！

班昭字惠班，又名姬，家学渊源，尤擅文采。她的父亲班彪是当代的大文豪，班昭本人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宫中尊之为师。班昭十四岁嫁给同郡曹世叔为妻，所以人们又把班昭叫做“曹大家”。以个性而论，曹世叔活泼外向，班昭则温柔细腻，夫妻两人颇能相互迁就，生活得十分美满。班昭的文采首先就表现在帮她的哥哥班固修《前汉书》，这部书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正史中写的较好的一部，人们称赞它言赅事备，与《史记》齐名，全书分纪、传、表、志几类。还在班昭的父亲班彪的时候，就开始了这部书的写作工作，她的父亲死后，她的哥哥班固继续完成这一工作。

班固，字孟坚，九岁能作文，稍大一点，博览众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不料就在他快要完成《前汉书》时，却因窦宪一案的牵连，死在狱中，班昭痛定思痛，接过亡兄的工作继续前进。好在班昭还在班固活着的时候就参予了全书的纂写工作，后来又得到汉和帝的恩准，可以到东观藏书阁参考典籍，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前汉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学者争相传诵，《前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学问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呢！

名人故事

甘地小故事当甘地准备到英国学习法律时，别人曾反覆警告他重新吃肉，否则无法在英国生活。但是他母亲不想让儿子成为肉食者，于是就强迫他发誓；在一个耆那教出家人的主持下，甘地对他母亲发誓说他将永远不碰酒、女人和肉，甘地的母亲才放心地答应甘地去英国。没有这一誓言，甘地可能不会成为素食者。当甘地到达英国后，他发现继续坚持素食主义非常困难，因为她的女房东同意提供面包和住处，但他却不知道如何烹饪蔬菜和面包。甘地说他那时几乎快要饿死。尽管甘地以前曾经吃过肉且认为吃肉是好事，但他仍坚守誓言。有一次甘地含著泪对一位劝他吃肉的朋友说：‘我知道你一次次地劝我吃肉是因为同情找，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誓言就是誓言，它是不能破的。’

虽然甘地没有因诱惑而破誓，但他仍然需要面对寻找食物的实际问题。在从英国女房东那里听说市内有素食餐馆之后，他就马不停蹄地到处寻找，当他找到之后，他说：‘我当时的感受就像孩子得到了一件心爱之物。’

生命的欺骗

办公室外面，有一棵碗口粗的大叶紫薇。

随着阳春三月渐近尾声，紫薇树旁边的大叶榕新长的叶子已是满眼翠绿，而那棵紫薇依然枯瘦萧杀，干巴巴的枝干上残留着数不清干枯龟裂的果子。办公室在二楼，两棵树的树冠恰好能够时不时映入眼帘。强烈的视觉对比常使人产生一种季节的迷惑，也常常让我怀疑那棵大叶紫薇是否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是否真的被白蚁蛀蚀，在这个荡漾生命绿色的季节里，以毕剥的形态宣告自己的死亡？

隐约记得也是去年的这个时候，紫薇已经纤细的躯体上已经铺满了浓浓的春色。还记得绿色遍身的紫薇不久后就绽放出惹眼的大片大片的红花，那个热闹和惬意常常使我对这株紫薇充满了难忘的期待。而今年，现在，莫非这株紫薇真的消亡了吗？

两天前，和岑老师站在楼道里聊天，还曾经面对着紫薇树唏嘘慨叹了好久。紫薇树的枯枝就伸展在我们的眼前，看上去已然没有了任何生命的迹象。岑老师伸手捉住几根枝桠，稍一用力，树枝就在清脆声中断落在手中。我们细细看去，整个的枝茎中没有任何的潮湿和水分，更没有点点绿色。于是我们认为这棵紫薇真的枯死了，我还记得岑老师又弄断了很多的枯枝，准备用作少年军校学员们野炊时的引火燃料。

周一回到学校，暮春四月才刚刚开始。当钥匙插入了铁门，准备打开办公室大门的时候，眼睛的余光不经意地瞄了一眼旁边的紫薇。刹那，我的视线凝固了，身体也为之一颤：那棵两天前就已断定枯死的紫薇树的枝干上，竟然爬满了细微嫩绿的新芽。叶芽如此之小，在满眼枯黄之中显得如此单薄和宁静，在灰黑色的果子的遮掩之下，那一点点的绿色竟然勃发出无穷的力量。很长的时间里，我竟然忘记了开门，学生在我身边陆续经过不断问好，我也竟然毫无反应。我似乎又依稀看到大片大片的红艳艳的紫薇花，似乎又感受到了即将盛开的生命的颜色。

生命的欺骗我兴奋地把我的发现第一时间告诉了岑老师，感叹着紫薇的生命竟然如此坚强，竟然如此充满了欺骗。记得那天我还和岑老师商量着紫薇树的“后事”，讨论着该为这片即将空置的土地上种植哪种树木。而今天，紫薇就以点点的绿色嘲弄了我们的浅薄与悲观。

也许错不在我们，也许学校很多的师生如我们一样，在期待中渐渐麻木，在期待中放弃了希望。难道我们能怪罪那棵依然安静的紫薇，怪罪它以时间和外表掩饰生命的光辉？

行文至此，我恍然顿悟：也许，这就是生命的欺骗。之所以被蒙骗，恰恰是我们充满了对紫薇树当下的期待，在于我们太相信表象，太相信自己的经验和直觉。

每年，我都记得那棵紫薇会缀满绿叶，会绽放花朵，但是却忘记了具体的时间。于是，春暖花开，满眼皆绿的时节，眼中就容不下紫薇的枯黄依旧，就断定它已然死亡。难道，我们对所有的植物，都是必须充满相同的期望？

从折断的树枝上，我们没有窥探到一丝丝活着的证据，于是断定它已死亡。难道眼见必然为实？难道紫薇就不能以它特有的方式注释它特别的生命特征？

我们是否也在以这种眼光审视世间的一切，是否也以此种浅薄和呆板看待我们身边的一个个生命？

假如孩子并没有如我们所愿的那样去生活、去学习、去行动，我们是否也在意识当中慢慢否定孩子，是否也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草率地添加上一个句号？如果孩子表现出种种不理智、不合常规的所谓“问题行为”，我们是否曾经轻狂地在心中说过：“这人完了！”

是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欺骗，我们所面对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会显露出太多太多的假象。有时未必是孩子的本意，有时却又是孩子无意识中对生命的呐喊与对抗。而作为教育者，必须对孩子充满期待，必须在心中为孩子勾画美好的生命未来。

可以想见，紫薇树上淡淡的新绿会逐渐蔓延和传染，紫薇花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吐露芬芳。而我，依然可以在疲劳和烦闷的时候，感受生命的力量。但是我们，一个个在小学从事着平凡工作的普通教师，能否透过了生命的假象，撇去刻意的欺骗和掩饰，永远是充满期待与希冀地对待一个个勃发内在生命秩序的鲜活生命？

茅盾（1896～1981），字雁冰，浙江桐乡人，中国文学巨匠，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小说、散文。其中《子夜》《林家铺子》《白杨礼赞》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他原名沈德鸿，茅盾是发表第一部小说《幻灭》时使用的笔名。

童年时代的茅盾，就表现出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以及非凡的文学天赋。在上小学时，茅盾就爱看旧小说。他家屋后有一间堆放破烂的小屋，不知哪位叔祖在那里放了一板箱杂七杂八的书籍，其中就有《七侠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之类的旧小说，茅盾找到了这些书，立即被其中动人情节吸引住了，他爱不释手，有空就偷偷翻看。过去，这些旧小说被称为闲书，父母一般是禁止自己的子女看的，认为那些书不是正经的学问，看了无用。茅盾的父亲主张搞实业，希望儿子将来学理工科，也不主张茅盾看这些闲书。但

他的思想比较开明，当他知道茅盾喜欢看旧小说时，并没有严厉禁止。他认为小孩子读读这些闲书，虽无大用，也可以弄通文理，所以，他又把一本石印的《后西游记》拿给茅盾看。

9 岁的时候，有一次茅盾跟他的母亲一起到舅舅家去度夏。茅盾的舅舅是个中医，家里也有不少旧小说。茅盾在那里找到了《野叟曝言》，只花了三天半时间就读完了。这是清代的一部通俗小说，共一百五十四回，约一百万字，曾自称“天下第一奇书”。茅盾的舅舅知道他很短的时间就看完了《野叟曝言》，也很是吃惊。从此对他刮目相看。这种广泛的、大量的阅读，不仅提高了茅盾的文学素养，而且也在无形中培养了他的写作能力。在小学里，茅盾的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每次考试他总能得到奖品。特别是他的作文更是出名。有一年茅盾遇上了童年会考，他参加了这次隆重的考试。会考的作文题是《论富国强兵之道》，茅盾很快就写了一篇四百多字的议论文，文章的最后一句是“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主持会考的老师对茅盾的文章大加称赞，并在最后一句上加了密圈，写了如下评语：“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进入中学后，茅盾在名师的指导下，更加广泛地学习了中国古典文学，他的作文水平也突飞猛进。在湖州中学读书时，他幸运地遇上了钱念劬先生。钱先生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作过外交官，通晓世界大事，学贯中西，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大学问家。有一次钱先生让茅盾他们作文，却不出任何题目，他让学生们自己选题，任意写，很多学生对此作文茫然不知所措。茅盾却借鉴庄子《逍遥游》中的寓意，写了一篇五六百字的文章，题名《志在鸿鹄》。文中写了一只大鸟展翅高飞，在空中翱翔，嘲笑下边仰着脸看，无可奈何的猎人。这是一篇寓言，茅盾借对大鸟形象的描写，表现了自己的少年壮志。而且，文章的题目又与茅盾的名字德鸿暗暗相合，因此，茅盾也是借此自抒胸臆。这篇文章思想高远，想象丰富，形象生动。钱念劬先生很是赏识，写了如此批语：“是将来能为文者。”钱先生的预见没有错，茅盾以后果然成为著名文学家。

湖州中学还有个文学修养很高的杨笏斋老师。茅盾曾跟着他学习写骈体文。有一次茅盾写了篇题为《记梦》的骈文，写自己暑假回家，到外祖母家歇夏，外祖母家的宝姨乘机出了一副对联考他。上联是“万事福兮祸所伏”，下联是“百年力与命相持。”要他指明上下联的出处。他指出上联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下联出自列子《力命篇》。宝姨又问他：“这‘命’字易解，‘力’字指什么？”他答不上来，说去问妈妈。这时外祖母叫吃西瓜，宝姨拉着他便走，走在门槛上绊了一下，梦就惊醒了。文中写的这个梦虽很平常，但其中的考题却并不简单。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能写出这些内容，足见茅盾的知识十分渊博了。杨老师对这篇五百多字骈文也很欣赏，认为构思新颖，文字不俗。

从这些地方都可似看出，少年时代的茅盾不仅有着很高的天赋，而且有着远大志向和刻苦学习的精神。后来，茅盾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时曾说过：“如果有谁不觉得整个世界是他的，那他一定不是好中学生。”

约翰·亚当斯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位总统，为美国的独立立下过汗马功劳。

亚当斯在接替华盛顿就任总统时，美国正面临着与法国关系破裂的危险。到了1797年底，两国处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交战前夕。

常识告诉亚当斯，要打胜仗，必须要有得力的统帅指挥。有很多人劝他亲自统帅军队，但他认为自己并不具有军事上的特别才能。思来想去，他认为华盛顿才是惟一能够唤起美国军魂、团结全美人民的统帅。最后，他下定决心请华盛顿出山。

亚当斯的亲信们得知后，一致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如果华盛顿复出，会再次唤起人民对他的崇敬和留恋，这样势必对亚当斯的威望和地位造成威胁。

千军容易得，一帅最难求。亚当斯毫不动摇，认为国家的利益和命运高于一切。他授权汉尼尔顿立即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请求华盛顿再次担当大陆军总司令，指挥美军打败入侵者。

与此同时，又亲自给华盛顿写了封信。信中诚恳地写到：“当我想到万不得已而要组织一支军队时，我就把握不准到底是该起用老一辈将领，还是起用一批新人，为此我不得不随时要向你求教。如果你允许，我们必须借用你的大名去动员民众，因为你的名字要胜过一支军队。”

华盛顿接到信后很受感动，表示愿意立刻肩负重任。幸运的是，就在华盛顿准备率军出征的前夕，亚当斯终于通过外交斡旋的途径同法国达成了和解。

这件事被美国人民传为佳话，亚当斯的正直与豁达也被广为传诵。后来，有位著名的记者采访他，问到：“您为什么不怕华盛顿复出会再次唤起人民对他的崇敬和留恋，进而威胁您的威望和地位?为什么敢于起用比自己更优秀的人?”

亚当斯开始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给这位著名记者讲了自己少年时的一件往事。

“年幼的时候，父亲要我学拉丁文。那玩意儿真无聊，我恨得牙痒痒。因此，我对父亲说，我不喜欢拉丁文，能不能换个事情做?”

“好啊!约翰，”父亲说，“你去挖水沟好啦，牧场需要一条灌溉渠道。”

于是，亚当斯真的到牧场去挖水沟。可是，拿惯笔的人，拿不惯锹。那天晚上，他就后悔了，整个身子疲惫不堪。只是他的傲气不减，不愿意认错。于是，他咬紧牙关又挖了一天。傍晚时，他只好承认：“疲惫压倒了我的傲气。”他终于回到了学拉丁文的课堂上。

在以后的岁月里，亚当斯一直记着从挖水沟这件事中得到的教训：必须承认人有所长，也有所短;人有所能，也有所不能。认为自己样样都行，实际上恰恰是自己的不自量力。

亚当斯深有体会地说：“真正出色的领导者，绝非事必躬亲，而是知人善任，特别是敢于起用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才。如果高层领导者事无巨细，一律包揽，那只能成为费力不讨好的勤杂工式的领导者。”

正是因为亚当斯知人善任，才能凭借众多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凭借那些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才，一步一步地攀登上了成功的巅峰。

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但是，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会后有人问他。他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建国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摆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陈毅一上台就说：“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精兵简政’撤下去吧。”会场上的人们立刻发出了轻松的笑声。

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 ”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于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这真挚的感情和恰到好处的幽默，使与会者为之动容。

作者:汪曾祺

北京东城丰富胡同有一座小院。走进这座小院，就觉得特别安静，异常豁亮。这院子似乎经常布满阳光。院里有两棵不大的柿子树(现在大概已经很大了)，到处是花，这些花都是老舍先生和他夫人胡絜青亲自侍弄的。天气晴和，他们把这些花一盆一盆抬到院子里，一身热汗。刮风下雨，又一盆一盆抬进屋，又是一身热汗。老舍先生曾说：“花在人养。”老舍先生爱花，真是到了爱花成性的地步，不是可有可无的了。汤显祖曾说他的词曲“俊得江山助”，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俊得花枝助”。叶浅予曾用白描手法为老舍先生画像，四面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丛中的藤椅上，微仰着头，意态悠远。这张画不是写实，意思恰好。

客人被让进了北屋当中的客厅，老舍先生就从西边的一间屋子走出来。这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里面陈设很简单，一桌、一椅、一榻。老舍先生腰不好，习惯睡硬床。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礼的，他与人握手时动作很轻，但是很亲切。茶已经沏出色了，老舍先生执壶为客人倒茶。据我的印象，老舍先生总是自己给客人倒茶的。

有时候，老舍先生正在工作，请客人稍候，你也不会觉得闷得慌。你可以看看花。如果是夏天，就可以闻到一阵一阵香白杏的甜香味儿。一大盘香白杏放在条案上，那是专门为了闻香而摆设的。你还可以站起来看看西壁上挂的画。

老舍先生藏画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齐白石的画可谓“绝品”。壁上所挂的画是时常更换的。挂的时间较久的，是白石老人应老舍点题而画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过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如何画?白石老人只画了一脉活泼的流泉，两旁是乌黑的石崖，画的下端画了几只摆尾的蝌蚪。画刚刚裱起来时，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对白石老人的构想赞叹不止。

老舍先生极其敬重齐白石，谈起来总是充满感情。我所知道的一点白石老人的逸事，大都是从老舍先生那里听来的。老舍先生谈这四幅屏里原来点的题有一句是苏曼殊的诗(是哪一句我忘记了)，要求画卷心的芭蕉。白石老人踌躇了很久，还是没有应命，因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还是右旋的了，不能胡画。老舍先生说：“老人是认真的。”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老人亲自量，用一个香烟罐头。“一下、两下、三下……行了!”——“再添一点，再添一点!”——“吃那么多呀!”有人曾提出把老人接出来住，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再操心这样的家庭琐事了。老舍先生知道了，给拦了，说：“别!他这么着惯了。不叫他干这些，他就活不成了。”老舍先生的意见表现了他对人的理解，对一个人生活习惯的尊重，同时也表现了对白石老人真正的关怀。

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北京市文联的同人约到家里聚两次。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他的生日，我记得是腊月二十三。酒菜丰盛而有特点。酒是“敞开供应”，汾酒、竹叶青、伏特加，愿意喝什么就喝什么，能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他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菜是老舍先生亲自掂配的。老舍先生有意叫大家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我记得有一次有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这道菜我之前从未吃过，以后也再没有吃过。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有一年，他特意订了两大盒“盒子菜”，直径三尺许的朱红扁圆漆盒，里面分开若干格，装的不过是火腿、腊鸭、小肚、口条之类的切片，但都很精致。熬白菜端上来了，老舍先生举起筷子：“来来来!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老舍先生对文联的干部很了解，也很爱护。当时北京市文联的干部不多，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他不看干部的档案，也从不找人“个别谈话”，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比看档案要准确得多。老舍先生爱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而且所用的语言在有些人听起来是有点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老舍先生这样“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有顾虑，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他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

老舍先生是北京市文联的主席，自然也要处理一些“公务”，看文件、开会、做报告(也是由别人起草的)……但是作为一个北京市文化工作的负责人，他常常想一些别人没有去想或想不到的问题。

北京过去有一些盲艺人，他们沿街卖艺，有时还兼带算命，生活很苦。他们的“玩意儿”和睁眼的艺人不全一样。老舍先生和一些盲艺人熟识，提议把这些盲艺人组织起来，使他们的生活有出路，别让他们的“玩意儿”绝了。为了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他把盲艺人请到市文联演出了一次。老舍先生亲自主持，做了介绍，还特烦两位老艺人翟少平、王秀卿唱了一段《当皮箱》。这是一个喜剧性的牌子曲，里面有一个人物是当铺的掌柜，说山西话。有一个牌子叫“鹦哥调”，句尾的和声用喉舌做出有点像母猪拱食的声音，很特别，很逗。这个段子和这个牌子，是睁眼艺人没有的。老舍先生那天显得很兴奋。

北京有一座智化寺，寺里的和尚做法事和别的庙里的不一样，演奏音乐。他们演奏的乐调不同凡响，很古。所用乐谱别人不能识，记谱的符号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笔道。乐器倒也和现在常见的差不多，但主要的乐器却是管。据说这是唐代的“燕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寺里的和尚多半已经各谋生计了，但还能集拢在一起。老舍先生把他们请来，演奏了一次。音乐界的同志对这活着的古乐都很感兴趣。老舍先生也感到很兴奋。

老舍先生是历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当人民代表就要替人民说话。以前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汇编是把代表提案都印出来的。有一年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那一年北京芝麻酱缺货。

老舍先生说：“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不久，北京的油盐店里有芝麻酱卖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麻酱面。

1954年，我调离北京市文联，以后就很少上老舍先生家里去了。听说他有时还提到我。

大浪淘沙，英雄无数，斗转星移，豪杰辈出。那些杰出的人物已被时间所湮没，但他们的精神化作我们民族的魂魄，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荀子的礼；他们有的成了一种符号，关羽、我们想到了忠义，秦皇汉武、我们想到了雄才大略，诸葛亮、我们想到了智谋超群；也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是以一个群体出现的，往往这一类人是不太出名的，除非他们都以自己为个体创不世功勋，后世会用他们来寓意一个人有经天纬地之才，汉初三杰就是这样一群人。

有人说做官要学张良，我说学张良还做什么官，一个人要做官，必定想要有所作为，而不是野鹤云游，更何况要做到张良那样是要有很高的条件，勇、仁、智必不可少，博浪沙刺杀始皇帝，他的勇早已冠名天下，随后十年安居治学，更说明了他的智，中途遇到黄石公，他的仁不言而喻，也就是说，他的勇、智、仁闻名天下时，项羽还在吃奶，韩信还在娘胎、萧何茫茫然不知何为，刘邦还在为赊下的酒钱发愁。只是那时他没想过成为开国功臣，他也不想，他想的是，我们家五世相韩，我不能眼看着韩国的灭亡而不管不顾，无论家仇，还是国恨，我必灭秦。他做到了，本来他已绝望，是刘邦的出现点燃了他的希望，只是后来韩信的出现，他的心死了，汉朝已建立，他便学赤松子云游去了，他无所求，开始只求推翻秦朝，重建韩国，后来看到韩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便死心了，他一生光遇到战争强人了，小时候亲见自己的父亲被王翦，蒙恬杀害，后来辅佐韩王遇到项羽，再后来…他还是帝师，这个帝就是刘邦，他自己说他的学问只有高祖能够学会。刘邦也十分尊敬他，高祖在叫其他人时，会直呼其名，甚至会骂骂咧咧，唯独对他以“子房”相称，“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张良遂成谋圣。

做官还是要学学萧何的，既要学他伴君如伴虎时所运用的策略，也要学习他治国安邦的智慧，不学经邦济世之技，不足以担当大任，不学会圆滑变通，不足以在任长久，以至于才能无法施展，可以说萧何的一人是非常完美的，只是和氏璧上有一点瑕疵，这个瑕疵不是他自污其身以求自保，在未央宫帮助吕后铲除韩信，就是这种出卖朋友以保其位是为人所不耻的，当然瑕不掩瑜，他依然是做官的典范。

韩信多半是不提倡学习的，谁都不会喜欢整天一副天老大、我老二的样子的人。据记载他被贬为淮阴侯后，一次去上朝，按汉朝的百官次序，诸王在最前面，后面是列侯，最后是官员，估计是心情不好，说出不愿与周勃、灌婴为伍的话来，怪不得在他被贬到被杀无人为他求情，而且还有人说赶快做了那个狂妄的小子，与同事的关系相处不好，要是此时彭越，英布在最前面站着，大概会说“吆，这不是战无不胜的韩大元帅吗？你怎么站在哪个地方，来来。我俩为你腾出一个位子”。

张良原来不姓张的，他姓韩，为了躲避追捕改姓了张，五百年前和韩信是一家也未可知，以张良的仁义以及远见卓识，为什么不提醒这位同家，想必还是会在不经意间点一下的，只是那时韩信正炙手可热，不会去细细品味的，后来张良心归自然，不问朝中事物，当初，评选第一功臣时，大家一致推选他，刘邦也授予他在富饶的齐地任选三万户作为他的食邑的权利，但是只想云游天下的他一一谢绝了。大概萧何和曹参是无心去争夺那第一功臣，但是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两个人，而是两个集团，一个文官集团、一个武将集团，最后两个好友最后闹得不欢而散，还是刘邦有办法，萧何封第一侯，曹参食邑第一，这下解决了，不得不说刘邦太厉害了，只是食邑第一，不过才一万二，还不到要给张良食邑的一半，更何况还不是齐国的富饶之地，其实在刘邦心中第一早已有了人选，只不过是一场加大皇权的消耗运动而已。

三人身上都有其精华之处，张良的智勇双全、谋略过人，萧何的左右开弓，安邦定国，都值得我们去学习，韩信，他的才能我们就不要去学了，那毕竟是个人的天才，他的知恩图报，忍受胯下之辱，是十分提倡的。

希望三位在九泉之下能通力合作，打败历朝历代的良将贤相。

前些时，热闹非凡的“超级女声”轰动了大半个中国，节目空前火爆，“偶像”红得发紫，这绝对与一大帮子铁杆“粉丝”有关。虽然他们自称“新新人类”，其实，追根溯源，这“粉丝”也是古已有之。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可以说是最早的歌坛偶像，他的“粉丝”，也是历史上最狂热最忠诚也最具规模的“粉丝”。

中国最早的歌坛偶像柳永论数量，当时民谣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就说明柳永的“粉丝”到处都有，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多得不计其数。如果那时就有发短信技术，恐怕支持柳永的“粉丝”，又要让电信局赚个钵满盆溢，拉动经济增长几个百分点。

论狂热，柳永的“粉丝”也丝毫不输于“超女”的“粉丝”。由于他写得一手绝妙好词，随便给哪个歌妓写上几句，她就会身价倍增。于是，歌妓们对他爱得发狂。

柳永又称柳七，能和柳七亲热唱和，哪怕是倒贴银子，就成了歌妓们的最高愿望：“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这顺口溜不知怎么传到宫里，仁宗醋意顿生，气得差点儿吐血，心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怎么能让这个小瘪三抢了我的头彩？但碍于身份，自己又不能和一个风流文人争风吃醋，只好闷在心里发恨。

论铁杆，柳永的“粉丝”更是忠心不二，无人可匹。柳永死时家无余财，是他的那帮歌妓“粉丝”集资安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认识不认识的“粉丝”们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以至于相沿成习，称之为“吊柳七”或“吊柳会”。哪像现在的“粉丝”们，朝秦暮楚，这一阵几追张三，过几天又捧李四，追时奉若神日月，弃时甩若敝展。

论影响，柳永的“粉丝”也是不得了的。连宋仁宗都成了他的最大“粉丝”，虽然他羞于承认，还对柳永有几分嫉妒，可是他的“追星”记录，从他对柳词的熟悉程度便可略见一斑。柳永《鹤冲天》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句，仁宗看到柳永的考试卷子，就不假思索信手批道：“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这一下子，柳永就成了“奉旨填词”的“**巨星”了。

论“副作用”，柳永的“粉丝”也闹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动作。追捧偶像，总难免有一定副作用，“超女”的副作用，除了使许多孩子迷恋唱歌外，湖南还有一个15岁的女“粉丝”，为参加“超女”比赛减肥过度成病。相比较而言，柳永的副作用似乎更有诗意，气魄也更大一些。

柳永名词《望海潮》中有佳句称赞杭州之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想不到被他千里之外的一个著名“粉丝”金主亮看到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效果，“此词传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罗大经《鹤林玉露》）。有这样惊人的“副作用”，差一点儿被人当成汉奸了，是柳永万万想不到的，不过也充分说明柳词的巨大魅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柳永及其“粉丝们”早已作古，随风远去，愿我们今天的偶像与“粉丝”都能比柳永们更精彩、更健康、更洒脱，也更有品位，同时也能更少一点“副作用”。

1997年，孙红雷毕业于北京戏剧学院后，经常奔波于北京的各大片场，应征一些电视剧的角色。因为长相平平，在那个盛行俊男美女的时代。他屡屡碰壁。

1998年初的一天，著名导演赵宝刚在《永不瞑目》片场选拔出演剧中大毒枭的打手建军的演员。尽管这是个小角色。但因为赵宝刚名气大，还是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应征，孙红雷也报了名。可令孙红雷没想到的是，赵宝刚仅看了他一眼，就摇摇头说：“小伙子，你长得太憨厚了。这个角色不适合你！”就这样，孙红雷灰溜溜地离开了片场。

半路上，孙红雷回忆起赵宝刚的话，感觉万分委屈，因为之前虽说多次应征失败，但至少有试戏的机会，而这次应征竟然连试都没试就被刷了下来。他越想越觉得憋屈。突然来了股横劲儿：我就不信邪，不给角色我演，那我就去抢！于是，孙红雷又急匆匆赶到片场，跑到正在选角的赵宝刚面前，斩钉截铁地说：“让我演段戏！如果你不满意，我立刻走人！你不让我试戏就淘汰我，这对我不公平！”赵宝刚被吓了一跳，重新审视了下这个“愣头青”，被他的自信和执着所感动，于是勉强答应了他的“要求”。孙红雷试了一段戏后，赵宝刚发现，他演技精湛，在剧中呈现的状态和现实中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就将角色给了他。

后来，电视剧《永不瞑目》热播，在这部电视剧中，尽管孙红雷饰演的建军一角是个很小的角色，戏份也不多，但他还是凭着出色的演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以后，孙红雷的片约接连不断，并最终成为中国炙手可热的男演员。

赵宝刚有次在接受采访时说：“孙红雷当初争取到电视剧《永不瞑目》的角色，与其说是我给他的，还不如说是他自己‘抢来的’。”

人们都说“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其实未必，因为在很多时候，即便我们做了大量准备，也可能等不到机会。这就须要我们自己为自己争取机会，自己为自己打开成功之门。

毕生与贫困相伴的作曲家，莫过于舒伯特了。

弗朗茨·彼得·舒伯特于1797 年1 月3 日诞生在维也纳近郊赫田塔尔。父亲是一位教师，也略懂一些音乐知识，会演奏一些乐器。他常常在业余时间里聚集一群音乐爱好者在家中举行音乐会，有时，还和家人一道演奏，以消遣自娱。舒伯特因此从小就受到了音乐的薰陶。在家人的演奏中，小舒伯特还要随时纠正父兄的错误。

家里子女众多，生活困难。舒伯特11 岁时，投考了食宿免费的康维特宫廷歌手学校。入校不久，舒伯特就担任了学校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有时还代理指挥。1812 年，又开始从著名作曲家萨利埃里学习理论。

舒伯特在寄宿学校时，名为免费，其实度日极为艰难。隆冬时，房内没有火炉，每日两餐也难以为继。舒伯特受冻挨饿，更没钱买谱纸用来作曲。多亏同学斯邦慷慨相助，才为他解了难题。

在校期间，舒伯特的作曲长进很快，1813 年为学校乐队写出《第一交响曲》，但不幸即在同年因变声离开了学校。为了分担父亲的家累，舒伯特来到父亲所在的学校任教。刻板的教书生活令舒伯特十分厌烦。他希望能辞去工作一心作曲，但辞职后便无以为靠，因此，只好勉难为之，为小学生们一遍一遍地耐着性子讲解拼音、文法。即使如此，舒伯特在音乐创作上仍然硕果累累，这时他又有四部交响曲告竣。1817 年，舒伯特终于铤而走险，毅然辞职，只身来到维也纳。

年轻天真的舒伯特哪曾想到，此时正值欧洲封建势力复辟后最黑暗的年代，维也纳的奥地利梅特涅政府更是反动势力的大本营，那里暗探密布，军警如云，稍有不慎，动辄获咎。舒伯特于一文不名中来到维也纳，无依无靠，只好做家庭教师谋生。不觉之中，结交了一群朋友。

舒伯特这般朋友都是具有民主思想、憎恶黑暗统治、热爱艺术的贫困青年。他们出入相随，在一起无所不谈。对于反动统治当局，更是大加抨击，毫无顾忌。舒伯特才华出众，正是其中的核心人物，深遭梅特涅政府忌恨。舒伯特与这些穷朋友，他们有饭同吃，有屋同住，不分彼此，相濡以沫。舒伯特是近视眼，11 岁起就戴起了眼镜，眼镜盒也是随身携带，须臾不离。有一天，突然发现眼镜盒失踪了，仔细一找，原来一位朋友拿去改成了烟斗，正用来吐雾喷云。

朋友之中有位画家，他的画室内有台钢琴，答应舒伯特可以使用。但画家本人也要在画室作画。为了互不干扰，俩人约定，凡画家不作画时，便张一面白布窗帘为号，舒伯特始得入内用琴。不想画家灵感一来，常把舒伯特的事情置诸脑后；或者虽未作画，也不免忘记践约。舒伯特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这位可怜的音乐家只好踟蹰街头，磨炼自己的耐心。

政治环境的险恶，生活条件的窘迫，都未能阻遏舒伯特坚持音乐创作。有关舒伯特写作歌曲的几件轶闻，似乎都与小酒馆有关。或许自然而然就能够想到，小酒馆正是舒伯特和朋友们常爱光顾的好去处。

第一件事是说舒伯特独自出行，饥肠辘辘之下，不觉进了一家酒馆。就座后，他才忽然悟到自己身无分文，正要离去，看见餐桌上有一张报纸，随手拿来浏览。不想报上有一首小诗清新优美，动人心弦。诗中写道：“睡吧，我的宝贝，妈妈的双手轻轻抚着你??”。舒伯特心中的旋律随着诗句飘逸而出。他掏出纸笔，顺着思路，一气呵成。他坐在那里，反复吟唱，已浑然忘我。酒馆老板忙乱之中，忽然听到一阵歌声，寻声而至，才知道是一位青年在作曲。老板很喜欢这首新歌，希望青年人抄一份给他。舒伯特提出交换条件：一盘烧土豆。双方痛痛快快达成协议。谁能料到，这份用一盘土豆换来的手稿在舒伯特百年之后竟卖到四万法朗！

另一件事是说他和朋友在郊外一家小酒店聚会。一位朋友随身带着一本莎士比亚诗集，舒伯特便顺手拿来翻阅。在大家的谈笑声中，他已沉迷于诗句之间：“听、听、云雀在天空唱，太阳之神升起。他的马群在泉边饮水，泉边铺满了鲜花??”见诗生情，旋律悄然而至。舒伯特不禁说道：“多美的旋律，可惜没有谱纸！”一位朋友闻声便在菜单上画上五线，递给舒伯特。于是，一首优美的歌曲写成了。它就是当今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听、听、云雀》。也有人说这次写的是另外一首歌：著名的《小夜曲》。既是传说，不深究也罢。

关于《鳟鱼》这首歌也有轶闻。

据说这首歌是他半夜醒来躺在床上构思的。当时，他推敲已定，未及点灯便立刻探身起来，不料在黑暗中将墨水洒在谱纸上。这首乐谱的原稿至今仍然完好无损，上面还留着当年的大块墨水痕迹，可为佐证。

舒伯特一生作品颇丰，其中歌曲多达600 多首以上。他是18、19 世纪以来的第一位以优秀歌曲闻名于世的音乐家。他在歌曲中所表现的对被欺骗、被损害的弱者的同情，正和当时处在封建复辟巨大压力下的维也纳市民阶层的思想情感息息相通，这些歌曲又充分地吸收融合了当地民间音乐的特性，所以一经面世，便不胫而走，很快在维也纳广为流传。舒伯特的歌曲感情真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词、曲、钢琴伴奏三者水乳交融、配合密切，为德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人们称舒伯特“歌曲之王”，毫不过誉。他还写有许多其他作品，包括9 部交响曲。因为作曲家过于贫困，这些交响曲在他生前一直未能有演奏的机会。

舒伯特与贝多芬都住在维也纳，长达30 年。贝多芬长舒伯特27 岁，舒伯特在宫廷歌手学校就读时，贝多芬早已名及遐迩，成为一代大师了。舒伯特非常崇敬这位伟大的前辈，但碍于腼腆，一直未敢登门拜望。后来，为了使作品出版顺利，出版商鼓动他去请贝多芬出面推荐。生计要紧，舒伯特终于壮胆而去。但时值贝多芬外出，他只好留下带去的作品怏怏而归。贝多芬在病中看到了这些作品，高兴地说：“这里有天才在闪光！”舒伯特闻讯后，大喜过望，连忙去拜见贝多芬。贝多芬这时已心力交瘁，极度虚弱，他握住这位年轻作曲家的手说：“我的灵魂属于你！”说完，便溘然而逝。在贝多芬的送葬队列中，有一位青年手持火把走在前面，因巨大的悲痛而不能自已。他就是才华横溢的贫苦作曲家舒伯特。

翌年，即1828 年的11 月19 日，年仅31 岁的舒伯特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间。人们按照他的遗嘱把他安葬在贝多芬的身旁，墓碑上刻道：“死亡把丰富的宝藏，把更美丽的希望埋葬在这里了。”

贫苦为什么总是与才华结有不解的缘份呢？

寒假期间，我看了一本书，是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写的《格列佛游记》。我觉得这本书对我很有帮助，最大的收获就是勇于去面对现实中的残酷和美好。

这本书写了格列佛在小人国的途中所做的事，后来，格列佛和自己的仆人一起坐着小船离开了这个国家，然后自己冒险出海，经过风险，最后回到自己的祖国。在途中发生的事太多太多了，有被箭射伤，有被葡萄牙人强行抓上船……

不要以为我没有遇过大风险，接下来我给大家述说一下我的经历吧!有一次，我和父母一起去爬山，刚爬过一半时，只听“轰”的一声，山体滑坡了。爸爸瞬间拉着我和妈妈飞奔下山，还好爸爸反应快。我们到了山下，爸爸刚说要离开这里，我转身一看，一位老人还在往下走，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飞快地冲上山，一步一步地扶老人下山。一大堆石头已经砸在我们身边，可不知为什么，我和老人都没被砸到。我想：可能是上天在保佑我们吧!到了山下，老人感谢了我，我说：“每个人在生命中不可能没有被别人帮助过，即使是一只动物也有可能被帮助。”老人夸我是个好孩子，我的小尾巴差一点翘了起来。不久，我们回了家，我看了一下那里的天气和情况，原来，那里那天发生小地震，引起了山体滑坡。这一次真是有惊无险，还意外救了一位老人，虽然有惊吓，可还挺开心的。

我的这一段经历和《格列佛游记》中格列佛被新荷兰的当地土著人用箭射伤后那一段一样惊险，可格列佛运气好，被葡萄牙人强行抓到一艘船上，还受了热情招待，要知道葡萄牙美食可超好吃的。我为什么没这么好的运气呢!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这不是黑道故事，是我在农村插队时吃肥肉的故事。

那年头，中国的最大特色就是折腾。农村自不能例外，每逢冬季农闲，从生产队往上，层层兴修水利，农民叫扒河；而公社及至县里组织的大工程，叫扒大河。往往是前任书记开渠，后任书记便筑堤，所以年年不得消停。扒大河很苦，指标是硬的，通常每人每天两方土，不是从河底取土挑到河岸上，就是从平地取土挑到堤顶上，非强劳动力不能胜任。至于风雪交加、天寒地冻之类，都不在话下了。如我辈之无依无靠的知青，年年争着去扒大河当民工，并非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好了世界观，而是扒大河不用自带口粮，一天三顿全吃公家的，节省下一冬的吃食，可以留着开春后填肚子。物质决定意识，口粮短缺决定了我们的奋不顾身。

扒大河工地上，不但可以放开肚皮吃饭，而且工程胜利结束时，还有一顿大肉作为庆功宴，这就归到我们的正题上来了。总在头十天前，民工们就开始兴奋，收工后躺在窝棚里馋涎欲滴地讨论，今年的这顿肉，会是“四寸膘”还是“五寸膘”，也就是肥肉，农民叫白肉，厚度起码得在四寸以上。熬了一年的肚皮，早已没有半点油水，非此不能杀馋。然后便是催促火头军，趁早到公社食品站去看好猪，生怕肥膘肉让别人抢了去。其实伙夫同样心急，天天吃晚饭时都会向大家汇报，今年杀的猪，毛重几何、膘厚几寸。

终于有一天，伙夫把肉背回来了，所有人都围上去，看、摸、掂、嗅，叉开手指量，四寸五还是四寸八地计较，性急的索性伸出舌头去舔一口，冰碴子把舌头划出血痕，还自以为捞到了油水。本队的看饱了，还要派代表溜到邻队的伙房里去，与人家的肉做比较。得胜的一方，在工地上可以自豪地取笑对方，从白肉的厚薄，攀扯到对方的工程进度、个人的气力大小，直至性能力的高低。失利的一方，不免要埋怨本队的伙夫技不如人，明年怎么也不能再用他，并赌咒发誓，明年的白肉，一定不能再输给别的队。总之，肉还没吃进嘴，精神上的享受已经丰富多彩了。

吃肉的日子终于到了，那是比过年还要激动人心的时刻。须知过年是吃自己的，而现在是吃公家的，公私不能不分明。傍晚时分，整个工地上都弥漫着猪肉的浓香，人人都沉醉在即将到来的幸福之中。验工结束了，工具收拢了，行装打好了，天色黑尽了，只等吃完肉就可以上路回家了，吃肉的庆典也就开始了。全队十几个民工，人手一双长竹筷、一只大海碗，在桌边团团围定。伙夫将煮好的肉连肉带汤地盛在一只大瓦盆里，端到桌子中间放好。闪烁的煤油灯下，切成巴掌大的白肉，油光闪亮，浮在汤面上，微微旋动，虽是寒冬腊月，也可见热气腾起。

队长放开喉咙大声吼：“看好了？”

众人齐声应和：“看好了！”

重复三遍，队长一声令下：“吹灯！”伙夫“噗”地吹熄了煤油灯。

灯熄就是无声的信号。十几双筷子一起插进了肉盆。只听得噼噼啪啪、叮叮当当、稀里哗啦，也就三分钟的时间，便只剩下筷子刮过瓦盆底的嘶啦声了。那是意犹未尽、心有不甘的人在继续奋斗。待到一切都静了下来，队长才开始问：“都吃好了？”话音里带着心满意足的慵懒。

七零八落的声音回复：“好了。”

“上灯！”

煤油灯点亮，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落向盆里，大伙都不相信黑地里能把肉块捞得那么干净。但事实胜过雄辩，盆里确实只剩下了清溜溜的油汤。

每个人都表示自己吃得十分痛快，至少大家的嘴唇上都有油光。这就是黑吃的妙处了。如果是在明处，你快了我慢了，你多了我少了，必然生出矛盾，埋下怨怼，公家花了钱还落不了好；就是让队长去分，也会有大小、厚薄、轻重的计较，免不了抱怨他偏心。当时的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而绝对平均是神仙也难办到的。这顿庆功宴要想吃得皆大欢喜，黑吃无疑是最好的办法。汤足饭饱之后，嘴闲下来了，民工们会忍不住夸口炫耀，说自己吃了几块又几块，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比别人吃得少。因为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你吃少了，吃不到，只能说明你无能。而按他们报出的数量，肯定远远多于队里所买的那块肉。

当然，黑吃也是有技巧的，初次参加的人，一块肉都吃不到也是常事。这技巧就是，下手的时候，筷子一定要平着伸进汤盆，因为肥肉都浮在汤面上，一挑就是几块；如果直着筷子插下去，就很难夹住油滑的肥肉。一经点破，相信大家都能明白。

我肯把这个技巧透露给大家，是相信那个时代绝不会再回来，藏着这屠龙之技，也无用武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