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周恩来的小故事精编推荐四篇 作文(汇总19篇)

总理是讲过自己不是帅才，邓大姐也这样说，我们听了不舒服;主席和小平再这样讲，我们曾感到委屈。现在回想起来，是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影响我们的结果。谁位高，谁就位尊德高;谁官大，谁就本事大、贡献大。中国过去就是这种观念，这个毛病。改变不容易。雷锋只是一个班长，说起他全国没人不知道，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他的军长、师长是谁?话又说回来，许多人还是想当军长不想当班长，所以说改变不容易。

总理讲他做不到举重若轻，但同样的，主席和小平也做不到举轻若重。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目的才能实现。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没多久，1950年1月，忽然传来消息，说谈判不大顺利，叫周恩来总理立刻启程去莫斯科。

那次，我作为随员跟总理一起出发，路经满洲里时，遇到了率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萧华同志。

萧华向总理汇报联欢节情况，总理望着他身后问：“怎么没见到维世啊?”

孙维世是总理的干女儿，本是同萧华一道去参加联欢节。总理没见到干女儿，自然要关心。

“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她被师哲扣下了。”萧华解释，“师哲说她俄语好，叫她留下参加翻译组的工作。”

总理关心中苏谈判：“主席跟斯大林谈得怎么样?”

萧华摇摇头：“好像不大顺利，师哲只跟我简单讲了几句。”

总理想了想，问：“主席现在做什么?”

萧华说：“斯大林说要等你来了再谈，先安排主席参观和看节目，听说到列宁格勒参观去了。”

总理沉思着点点头，没有再问。当时在场的有伍修权、赖亚力和我，我是刚由副官改为行政秘书。

赶到莫斯科时，我从师哲那里听到的情况，与萧华讲的差不多。

总理一到就开始了紧张的谈判，主席就退到“二线”，只管大的方向和原则。除了决策，具体怎么谈的他不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主席在莫斯科没什么事，每天就是看书，看得废寝忘食。

记得有次吃午饭，主席的目光总是朝我脸上瞟，看得我有些不自在了，不知自己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引得毛主席这样注意。我下意识地拿手去脸上、嘴巴周围擦，怕是沾上了食物，同时尽量注意吃饭的动作文明些。

当我的目光再次和主席相遇时，他忽然笑了，指指我说：“我看你长得像拿破仑。”

我不好意思了，尴尬地跟着笑，不知道拿破仑长什么样?哪一处跟我相像?

毛泽东并不知道我的姓名和职务，但知道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转向周恩来说：“这些天我一直在看历史影片。看完了彼得大帝和拿破仑。”

说到这里，毛泽东拿起酒杯，朝我一举：“来，跟拿破仑干杯!”

欢笑声中，我脸红红地跟毛泽东碰了杯。

毛泽东朝想象中的“拿破仑”点一下头，喝了半杯。我这个“拿破仑”一饮而尽。从此，相当一段时间里，有人开玩笑叫我“拿破仑第二”。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地方长得像拿破仑。

在毛泽东观看研究彼得大帝、拿破仑期间，周恩来谈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当然，这些谈判的大政方略及原则，都是毛泽东确定决策的。他当时有句著名的确定谈判目标的话，就是“想要点好看的，再要点好吃的”。“好看的”是“同盟条约”，“好吃的”是“贷款协定”。

这次中苏谈判的情况，很能反映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及各自无法取代的作用。

早在西柏坡时，联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周恩来交谈后，对师哲等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说：“你们将来一建国，现成就有个总理，周恩来。”

30年后，国际上许多政治家评论：“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是被置于毛泽东的头脑里，同时也被置于周恩来的手掌中。”

是斯大林高明还是国际政治家们评论得深刻?我认为周恩来比他们都高明都深刻。

我是1940年5月4日来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一星期后即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以后历任副官、秘书、卫士长。

周恩来无疑是一位鞠躬尽瘁的实干家，但他首先给我的印象是伟大的思想家。

从设计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蓝图到国际关系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和霸权主义”，这些天才思想已经早为国际国内所共知。

我要讲的新内容是周恩来的三次预见预言，其中无疑闪烁着伟大思想家才能独具的智慧的光辉。

第一次预见预言就发生在我刚到周恩来身边，随他奔赴重庆的路上。因为刚到首长身边，一切都新鲜激动，所以记忆非常深。

像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伟大的人物，与生俱来的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就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毛泽东气吞山河地高歌：“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当毛泽东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那位一代天骄统统踩于脚下时，周恩来又在想什么?干什么?

他也不迷茫。他已经勇敢、自信、明智地选定了自己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并且当仁不让地在这个位置上坚持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天，我们100多名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跟随周恩来，分别爬上3辆卡车，开始了艰苦的旅程。

经宝鸡、凤县，卡车在崎岖的土石路上颠簸，午后驶入一道大山沟子。

沿途景致在悄悄发生变化。陕北高原受雨水侵蚀，形成塬、峁、梁、沟如大海一样波状起伏的地貌。

而这里，山间原有的自然风貌仍然存在;仰面眺望，干柯争翠，万木葱茏。5月的阳光下，在寂静的热气中花草的芬芳悄悄蒸腾，那些挡住视野的陡壁岩石不时地闪出青色白色的反光。

拐过一道弯，卡车哼了一声，我听到有人嚷嚷：“苗台子镇!”

前方轻烟缥缈，笼罩了一片建筑物。卡车停在了镇西。

“都下来吧。”车门开了，传来召唤：“去看古迹!”

我们100多人纷纷跳下车，心里不免纳闷：这一路多少古迹啊，从没说过看看。特别是在西安，住的时间长，名胜古迹又多，还不时有各方人士邀请，周副主席却一处未看。如今特意钻进这大山沟子来看什么古迹?不理解!

周恩来已经下车。他一露面，我们这些警卫就本能地摸住腰间的德国20响快慢机，环绕着警卫在四周。

我近在咫尺地看着他眺望着下车，眺望着立住脚，就那么保持眺望的姿态站了很久;双手环抱胸前，肩膀随着深呼吸起伏，一副久违了的神情，像游子终于回到故乡，带着静谧无言的激颤要寻回遥远的记忆……

“周副主席来过?”当时的副官老钟小声问。

周恩来摇摇头，没作声。在他最突出的特征——两道浓浓的黑眉毛下，波光闪烁的两眼显得含情脉脉，神思悠悠。

我是第一次见他这么动感情，印象太深了。此前他从来不曾这样，他属于那种善于驾驭感情的人。记得路经洛川时，国民党一名军长来拜见他。这位军长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教过的学生，见面那一刻，军长叫了声“老师!”整个脸孔、嘴唇和敬礼的手就都激颤起来，感情无法抑制地奔过来用双手抢握周恩来伸出的手。周恩来不那么感情外露，热情而不失常，亲切而不变态，关心而不形于色;那种从容似春，大度似海的风度直令我心灵震颤，立刻被迷住了。那时我还不明白这是人类文明的力量，我只感到他与我过去见过的所有人都有某些不同，虽然说不出不同在哪里，那一瞥目光，一个微笑，一次握手，一声问候，甚至举手投足都有着既生疏又一见如故的亲切感人的魅力。

然而现在，面对一片自然山野，他却意满神动，柔情大发，用一种温和雅静的声音喃喃着：“留侯把荣誉利禄都抛在脑后，晚年就隐居在这里……”

我顺他的目光望去，高处一片青绿中点缀着八九座红色的庙宇式的建筑。正感觉茫然，周恩来已经挥起右手。他的右臂断过不久，有人说是跟江青赛马摔断的，有人说是跑马时，路边窜出条大黄狗惊了马摔断的，3个月前刚从苏联治疗回来，胳膊仍然伸不直，习惯地弯在身前;挥动时，半侧身体和肩膀随着一动，好像全身用力，反而使他的动作平添了一种分量和魅力。

“走，看张良庙去!”周恩来率先朝山上走去。后来得知那儿叫紫柏山。他一向走得快，我们跟着常感吃力。

张良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说过，却又不甚明白。你不要笑，我是放牛娃出身，不像现在的孩子都有学上。

我的家乡在四川。我祖祖辈辈的双脚都是深深插于泥土中。在我12岁时，双臂已经像大人一样挥动起锄头。可是，军阀混战，更有帝国主义的炮舰和经济压力，沿着那滚滚长江溯流深入到四川，于是，每年都有5万两以上的白银顺江流出四川流出中国。没有什么语言能够描绘出那社会的霉烂与五颜六色的罪恶和苦难，中国的命运像游丝一样缥缈。于是，12岁的我便扔下锄头抓起长矛大刀，参加了红军。那是1933年，参加红军后我才开始学文化。

怎么学文化?比如这次参观张良庙，我这里刚犯嘀咕，前边已经有人问出声：

“周副主席，张良庙是谁呀?”

“张良是古代一位英雄，帮助刘邦打天下，统一全中国，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汉王朝。”周恩来一边登山，一边用通俗的语言作解释：“后人为他修的庙就叫张良庙。”

我明白一些，却另生纳闷：张良只是帮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周恩来怀古，为什么不看汉高祖也不看更早的秦始皇，偏偏要看张良呢?

登上授书楼时，我终于忍不住问：“周副主席，为啥要给张良修庙呢?”

周恩来望我一眼，还没说什么，另一名警卫已经跟着嘟囔：“我们那边关帝庙很多，关公是英雄。张良——?”

周恩来忽然笑了，双手抱臂，把脸仰上天去笑出声：“哈哈，知道汉寿亭侯，不知道留侯。”他重新望着我们，双腿微微岔开，站住不动，冲我们轻轻点点头：“关公是英雄，张良也是英雄。张良其实比关公贡献大。那走廊过厅里的40多块碑都是对他的评价。”

接着，周恩来便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了张良的许多故事。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到下邳起兵反秦;从鸿门宴救刘邦，到“四面楚歌”，使西楚霸王项羽的军队土崩瓦解，落得个“霸王别姬”。最后，周恩来放低声音说：“汉王刘邦得天下，主要依靠三个人：韩信、萧何和张良。”

我感到不满足：“张良打过什么仗?”

周恩来换上一种沉思的表情，深邃的两眼闪烁着严肃隽冷，缓缓说：“张良没有独自领兵打过仗，他不是帅才。但是他追随汉王左右，出谋划策，是最优秀的军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懂吗?”

我们似懂非懂，点点头又摇摇头。

“嗯，”周恩来略一沉吟，大约是考虑怎样对我们这些没有上学读书的同志解释清这个问题，“这样打个比喻吧，师爷你们都知道吗?好，县衙门里都有一些读书人被县官聘去当师爷，在幕后替县官出主意。县官一般都要仰仗他们来办事。军师就有点像这个师爷，是军队里的师爷，替统帅出谋划策来打胜仗。比如汉王打了败仗，连父亲和老婆都被楚霸王俘虏走了，汉王一筹莫展。张良就给他分析形势，出主意：九江王黥布是楚国猛将，但与楚霸王有矛盾;猛将彭越在梁地反楚;汉王你自己的将帅中只有韩信可以独挡一面，托付大事。如果你把关东的地方作赏地赏给这三个人，楚国就可以打败了。汉王听了张良的话，立刻从战略上由被动转主动，劣势变优势。项羽打了一百个胜仗，顶不住张良一个主意，优势变劣势，只好求和。以‘鸿沟’这条运河为界，想平分天下。汉王想就此回兵，张良又出主意：不能退兵。放走楚军这叫‘养虎为患’。汉王又听了他的话，追击项羽，不给他喘息机会，垓下一仗把项羽消灭了。这就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啊……”

在峰下花亭竖的“英雄神仙”石碑前，我又问：“张良确实英雄，可为什么又叫英雄神仙?”

周恩来说：刘邦得天下后，封赏功臣，让张良自己选择三万户封地，张良推辞了。他说我跟皇上最初是在留县相会，只把留县封给我就足够了。那时的县，又经战乱，大概不会超过一万户。他不贪。张良随汉高祖刘邦入函谷关后，刘邦当皇帝，张良就静居行气，不吃粮食，闭门不出，说：“我蒙皇帝信任，当军师，不过出了点主意就封万户侯，这已经是最高的待遇了，足够了。我只想脱离人间俗事，追随仙人赤松子去神游。”所以老百姓都传说他成了神仙。

周恩来凝望石碑，慢条斯理地说：“张良是个明辨是非，通晓事理的人，完全知道神仙虚幻。他这样做正是他的聪明智慧所在。因为在那样的封建社会封建制度下，他明白，在功勋和名位之间，为人臣子是难于长久立足的。果然，打天下功劳最大的三个人，韩信被杀，萧何被拘，只有张良把荣誉利禄抛于脑后作了‘神仙’。他采取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是客观形势、环境等各种原因决定的……”

望着周恩来深沉睿智的面孔，听着他低沉悠缓的讲述，我简直就像面对了悠久的中国历史，面对了古老的民族文化，感到神秘、深奥、博大，感到至圣至伟，可望而不可即。比如“师爷”，以我当时的文化水平怎么可能理解呢?直到几十年后，知道了“无绍不成衙”，才渐渐明白，那古老的民族文化中就包含了绍兴文化。

周恩来的祖籍并非苏北淮安，尽管他出生在那座古城。他的祖籍原是浙江绍兴。在鲁迅逝世两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曾说：“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绍兴的著名的大家族。到了周恩来的祖父一辈时，他这一支家族才离开绍兴，迁居淮安。这次迁居便与绍兴文化有关。

在绍兴，除体力劳动者外，中上层比较多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当时知识分子的出路是应科举，绍兴的文化人却不然，很少去应科举，大批地去当师爷。师爷不是官职，在任何衙门里也不是一把手，不是二把手，但解决问题办事情还是靠他，他是事实上的二把手。他们明智干练，勤恳谨慎，审时度势，善于解决各种最复杂的矛盾。久而久之，绍兴人当师爷出了名，以致人们把师爷不叫师爷，叫“绍兴师爷”;县官一般都要仰仗绍兴师爷，便有了“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便是因为到淮安当师爷而举家迁移。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也是师爷出身。他们的精明、干练、谨慎、果敢乃至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对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都是不无关系的。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留坝县苗台子镇参观张良庙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也不真正理解周恩来讲述张良。后来跟随他久了，多次听他讲“我不是帅才”，在中央的会议上讲，下来也讲过，才使我联系起来想到了参观张良庙。他讲张良的故事，张良也不是帅才，他是最优秀的军师。

从山上下来，又看了传说中萧何月下追韩信的遗址。周恩来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一段故事：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到南郑，许多人都逃跑了。韩信由于怀才不遇，不得志，也逃跑了。萧何听说之后，连夜去追。有人以为萧何是逃跑了，就报告刘邦。刘邦大发雷霆，像被人砍掉左膀右臂一样。过了两天，萧何回来了。刘邦喜极怒极，问：“你为什么逃跑呀?”萧何说：“我哪敢逃跑呀?我是去追逃跑的人去了。”刘邦问：“你追的人是谁?”萧何说：“韩信。”刘邦立刻拍桌子：“大将跑了几十个，没见你追，你说你追韩信，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萧何笑道：“那些大将很容易得到，天下多的是，而像韩信这样的人，失去这一个，天下就没有第二个了。大王你要是想一辈子蹲在汉中，那就用不着留韩信;你要是想争天下，那就非韩信不可，除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为你图谋这个大业了。”刘邦信任萧何，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统领全军，果然打败了项羽。

周恩来说：“刘邦百战百败，却屡败屡起，靠的就是萧何为他当宰相，经营关中作他的根据地，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项羽百战百胜，却经不起一败;一败涂地，一败就亡，原因之一是没有萧何这样的宰相。就是有，他也发现不了。发现了，也不肯用，留不住。所以他经不起失败。”

这一次怀古，周恩来详细讲了张良、萧何辅助刘邦兴汉的历史，而后说：“张良、萧何都是有很大的本领，没有他们兴不了汉。他们知道这一点，刘邦也知道这一点。同时他们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过人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短处。张良和萧何都不是帅才，张良给刘邦说太公兵法，刘邦一听就明，常用其策。张良给别人讲就不灵，所以张良说‘沛公殆天授’!跟着刘邦不走了。他就懂得，跟别人发挥不了他的才能智慧，只有跟着刘邦才能得到发挥，相辅相成，成就一番大事业。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从古推至今：“中国的历史，总是少不了张良、萧何这样的英雄人物。今后也需要这样的人。”

仿佛是证明这个说法，路经成都，我们在春熙路成都旅馆住了三天。成都名胜古迹很多，周恩来只带我们去看了诸葛亮的武侯祠。他从“隆中对”讲到“出师表”，说诸葛亮有思想，出山前就料定三分天下，并制订了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计划，最可贵的是，他为此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看过祠内的“三绝碑”，来到殿外，仰望古柏葱郁，环顾青瓦红墙，又显出那种无限感慨的神情，念了句诗。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杜甫的《蜀相》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记得他讲了诸葛亮“和吴”——建立统一战线;“和夷”——搞好民族团结;“明法”——实行法治;“治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但讲得最多最动感情的还是“正身”。说诸葛亮一生虚心纳谏，清正廉明，不增值私产。他上表公布财产，说明一家已经可以温饱，决不别作经营，增长私产一寸。并说明：“臣死以后，如查出有多余的财物，那就是对不起国家。”

当时武侯祠里游人很多，拥挤得不便久留长谈，在嘈杂声中也无法谈话，周恩来朝诸葛亮殿中的武侯贴金塑像投去最后的深深一瞥，带领我们100多人离开了。

路上，他看着我们走在他身边的人，说：“这么多人来参观，说明了什么?诸葛亮死后，到处有人要求给他立庙，因为限于当时的礼制，不得允许。不立庙老百姓就在街巷家中为他私祀。直到蜀汉灭亡那年，阿斗才允许给他在沔阳立庙，禁止其他私祀。可见诸葛亮是有益于人民，深得民心的。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优秀政治家都能做到这一点，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这时，他的两眼亮起来，一闪一闪的，充满了一种自信和激情：“我们现在要比他做得好，我们在全国执政后要做得更比他好。”

周恩来逝世后，没留任何私产，他也确实没有，甚至连遗体也留言让交医学解剖，然后火化，骨灰也不留。不许人们给他“立庙”——建纪念馆堂或保留故居。他确实方方面面都比诸葛亮做得好，何止高出百倍?所以人们要去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他，上街悼念他，回家也悼念他，亿万人民有口皆碑。

国内外不断有人把周恩来比作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杰出最贤良的宰相。每逢看到这样的文章，我便想起了从延安到重庆那风尘仆仆，万里颠簸的一路。毛泽东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周恩来不感怀。秦、汉、唐，历代盛朝的皇帝他不看，他只看了张良、萧何、诸葛亮。当时我们跟随他一路而行的3卡车100多人，谁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这其中的无限含义，即便今天仍无法全部说清阐明。

但其中一条简单的事实我是肯定的：周恩来坚信革命的成功不是抽象的，而是实实在在的预见，并且勇敢、自信、明智地为自己选定了位置。说这个话时，我不能不联想到五年后，就是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同志遇难时的一幕。后面我在周恩来的四次痛哭里将讲述那个过程。当“4·8”遇难的电报打来时，周恩来为叶挺、王若飞、邓发、秦邦宪等烈士痛哭失声，曾讲：“……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理，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周恩来比斯大林、米高扬更早看出自己能够担任总理。

我看到尼克松所著《领袖们》的中文版，里面写有这样一段文字：“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很难想象举止优雅的周恩来会是笨手笨脚的样子……”

尼克松难以赞同田中角荣的话，我们国内却有人赞同，甚至更夸大其词。什么原因呢?

非“同志关系”的人这样讲不足为怪，“同志”中有人这样讲，其中大约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有些好心人，对总理感情深的人帮了倒忙。“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已是公认，于是，出于热爱便有人总想把总理摘出来。总理明明是接受了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断，以为对党和国家，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有好处的。但这些好心人找出各种似是而非的“根据”，硬要把总理的深信和拥护说成违心，把赞同说成屈从，把尊重说成让步。这样做的结果，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其实是摘不掉的，反而把总理歪曲成了缺乏原则和勇气的人，这就从人品上损害了总理。岂不是适得其反?

凡是不尊重历史的人，最终都要弄巧成拙。“文化大革命”煽起个人迷信，把天下功劳都归于毛泽东，错了。此后功劳是大家，错误全推在毛泽东身上，又错了。为什么不是神就是鬼，就不能讲点实事求是的真话呢?“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段时间，没听说有几个人反对，包括很快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不少人被打倒了还真心喊万岁呢。各省市自治区的问题都是总理主持处理的，要说错了，总理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首先站出来承担责任。生前全党就一致公认，他是最富自我批评精神的一个，从不推诿责任。

第二种情况是，一些政治上浅薄的“中才之人”，清谈之士，喜欢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他们一件事也干不成，但没有一件事不会发议论。“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后，周恩来逐渐看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到后期，他对毛泽东为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所采取的步骤与措施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图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于是，这些“中才之士”虽然从未进过政治漩涡，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把总理的韬略说成不敢冒冲突的风险同毛泽东正面交锋，把顾全大局埋怨为不敢像彭德怀那样摔帽子骂娘，把坚强的党性和服从组织决议说成缺少独立和个性。

中国共产党能夺得天下，靠的是党组织的力量，而不是每个党员的“独立”“个性”。即便是错误，也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否则就不能保证正确时的全党服从中央，就无法步调一致，就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懂政治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审查干部时，再大的错误，只要是执行组织决议而非另搞一套，你就不能把账算到他个人头上而一棍子打死。否则后患无穷，党将失去统一的意志和力量。

五千年的历史证明，“上智”“下愚”都容易抱定信仰，很难改变思想。跟他们共事容易建功立业。打天下的共产党人，或者是经天纬地的“上智”，或者是大字不识的“老粗”“下愚”，过去的八大军区司令没几个有文化，他们最容易有自知之明，容易团结奋斗，成就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唯有“中才之人”，智慧不高却什么都知道一点，这种人难有自知之明，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各有一套，互不服气;清谈起来一个比一个“见解”多，干起来只会抱怨不会克服，任何事都难于同他们合作完成，特别是在危难时刻。正所谓“秀才闹事十年不成”，那是千古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第三种情况是，缺少一点理解。

有位外国记者问周恩来：“当你信仰的东西与你民族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你首先选择什么?”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首先是个中国人。”正因为这样，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时，周恩来能出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把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放一边，建立起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是一个意志坚如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点不会有人怀疑，后面的几章也将谈及。但他首先是中国人。“四人帮”批儒，批周公，其实就是批周恩来，这一点不假。过去两千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基色。周恩来自小就熏陶于温文尔雅、谦恭有礼的儒学的氛围中，他的矛盾的性格中，必然有温和、谦恭、礼义的一面。在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上，也必然有顾全情义、有失锋锐、谦和有余、直言不足的一面。

其实毛泽东说他“政治上弱点”就是指此而言，并非指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政治上的信仰。

其实周恩来性格中的这一面，不仅是对毛泽东，对父母、亲友、同志都有表现。后面几章我将以事实证明。从大量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所有当事人都是歌颂怀念周恩来性格中的温和、谦恭、礼义的;为什么周恩来这一性格表现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时，我们就不能理解体谅了呢?这不公平不客观么!

没有谁能否定自己性格中的矛盾性、双重性。毛泽东也说他的性格是一半“虎气”，一半“猴气”。周恩来的性格当然也无例外地有着双重性。对于周恩来的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宰相”，有人议论为“伟大的谦虚”，有人议论为“明哲保身”或“处世精明”。这些议论者为什么不想想，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7年，在这个位置上他可从来不曾表现什么“伟大的谦虚”或“明哲保身”。即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狂风恶浪，他也不曾明哲保身地退出这个风口浪尖上的敏感位置;即便面对“四人帮”那样不可一世的来头，他也没有表现丝毫伟大的谦虚，让张春桥或什么人去当总理或组阁。历史难道不是这样吗?

刚过大渡河，周恩来就病了。经常高烧不退，有时甚至处于昏迷状态。

红军什么药品都没有，平时普通战士受伤了，也只能用盐水给伤员洗洗伤口，这就是最好的治疗了。

他的医护人员刘江萍很着急，总是和其他医护人员千方百计到各个部队去找药。

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就把刘江萍叫来，对她说：“战士比我更需要药品，决不能到部队去找，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

每到一个宿营地，刘江萍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到处买药，偶尔能买到一点止痛退烧药，就立即让周恩来服用。有一次他们在一个集镇上，买到了二两木耳，刘江萍喜极而泣，这在整个长征途中可以算是最高级的补品了。

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周恩来整天高烧不退，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翻雪山前部队专门为周恩来准备了担架，可他坚持自己走路。最后，他实在走不动了，才躺到了担架上。

周恩来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从来没有把自己当领导看待，而是把自己当做普通战士，别人能吃苦，他也能。而且他比别人操的心多，费的神多。

过草地时，医护人员好不容易给周恩来煮了一碗粥，他严厉地问刘江萍：“部队现在吃什么你们不知道吗?”刘江萍说：“怎么不知道，吃草根、吃树皮，可你病得这么重，还协助毛主席工作，分担全军的重担，难道吃一小碗稀饭都不应该吗?”

“小刘呀，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一定要官兵一致，好坏大家都要一样。”周恩来最终也没吃那珍贵的稀饭。

红军进入甘肃时，正是收获的季节，队伍经过一片梨园时，长途行军的红军看到，树上果实累累，黄莹莹的，看见了都忍不住流口水。可是谁也没有上前去拿梨子吃。房前屋后，梨子成堆。周恩来却坐在梨树下，一手端水喝，一手拿铅笔，聚精会神地看地图。刘江萍看到生病的周恩来没吃老百姓一个梨子，睡在梨堆边的他也一个梨都没拿。

第二天，有战士请求可不可以买点梨子，周恩来答应了。可当地群众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没人敢说价钱，只是说：“吃吧、你们吃吧!”梨农不接钱，战士们就不吃梨。结果，在盛产梨的地方，红军没吃上一个梨子就离开了。

上个世纪初，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一天，周恩来和欧洲同学聚餐，一位德国同学乘着酒兴讽刺说：“你们中国人都是属什么猪哇、老鼠哇!不像我们，都是金牛座、狮子座……真不知道你们祖先怎么想的?”一些贵族同学听完哈哈大笑，还互相碰杯。

不少中国学生一时没反应过来，坐着不吭声。只见周恩来站起身来平和地说道：“中国人的祖先是很实在的，我们的十二生肖两两相对，六道轮回，体现了我们祖先对国人的期望和要求。

“第一组是鼠和牛。

老鼠代表智慧，牛代表勤奋。智慧和勤奋一定要紧紧结合在一起。

如果光有智慧不勤奋，那就变成小聪明;而光是勤奋，不动脑筋，那就变成愚蠢。

“第二组是虎和兔。

虎代表勇猛，兔代表谨慎。勇猛和谨慎一定要紧紧结合在一起，才能做到胆大心细。

“第三组是龙和蛇。

龙代表刚猛，蛇代表柔韧。

所谓刚者易折，太刚了容易折断，-但是如果只有柔的一面，就易失去主见，所以刚柔并济是我们历代的祖训。

“接下来是马和羊。

马代表勇往直前，直奔目标，羊代表和顺。

如果一个人只顾自己直奔目标，不顾周围，必然会和周围不断磕碰，最后不见得能达到目标。

“再接下来是猴和鸡。

猴代表灵活，鸡鸣声决定一天的开始，所以鸡定时打鸣，代表稳定。

灵活和稳定一定要紧紧结合起来。

“最后是狗和猪。

狗是代表忠诚，猪是代表随和。

一个人如果太忠诚，不懂得随和，就会排斥他人。而反过来，一个人太随和，没有忠诚，这个人就失去原则。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一直坚持的外圆内方，君子和而不同。”

解释完十二生肖，周恩来又说：“不知道你们那些宝瓶座呀、射手座呀、公羊座呀，体现了你们祖先哪些期望和要求?也希望不吝赐教。”

席间一时没有人再说话，全场鸦雀无声。

最后，嘲笑的同学们都表示对中国人和中国人的祖先非常敬佩：“没有想到中国的十二生肖有这么多的寓意呀!”

周恩来面对德国同学的肆意挑衅，凭借其渊博的知识恰如其分地解释了十二生肖的深刻寓意，阐释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驳斥了他们的无知和轻佻。表现了周，恩来的智慧和高超的思辨能力。

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在外交场合出现法西斯的标志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尤其是曾经遭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国家，他们看见这种标志是很反感的。周总理的解释及时解除了他们的误会，但令人叫绝的是周总理借题发挥，号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那个菜吃掉。意外的这么一个被动场面，经周总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

一、能不能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点?

随着年龄的增大，周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在水库工地，他和民工一块啃窝头咸菜……

有一次，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得少。工作人员心里很犯急。

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工作人员想到他吃饭的费力，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

"总理，你肯定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工作人员，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工作人员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工作人员没有忍住泪，慌忙退出屋，到一个角落里，大哭了一场……

二、巧拒老部下的礼物

现在某些领导干部总是以“碍于情面”为由，欣然接受下属的“土特产”。周总理巧拒老部下礼物的故事，他们该好好学学。

有一次，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就托人给总理送来一筐桔子，很新鲜，说请老首长尝个鲜。

总理见到桔子，说："我不需要。"

大家劝："已经送来了，还能再送回去呀?"

总理说："你们问问这一筐多少钱?"

赵秘书打电话问过之后，报告总理："一筐25元。"

总理吩咐："你给他寄50元去。"

赵秘书说："是25元。你多寄他会退回来的。"

总理说："就寄50元，多余的钱叫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我多付钱，他以后就不再送来了。"

果然，龙飞虎以高出一倍的价钱"卖"给总理一筐桔子，以后就再也不敢给老首长送东西了。他说："送东西就等于敲总理竹杠，谁还敢送啊?"

三、随时记着公私两本账

周总理吃饭自己付钱，这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这是因为周总理随时记着公私两本账。公就是公，私就是私，公私要分明。所以每次付钱，又会有不同的小故事。

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

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不要以为这是优待价，总理从来不允许优惠，严格要求按市价收付款。那个年代的钱同现在不同。

可是，张水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

"哎呀，"张永池叫一声，"糟糕，忘给了!"

"快给我把钱送去!"总理生气了，大声训道："要会算经济帐，公私算分明，不然怎么行?"

公私分明，清清白白，堂堂正正，这就是周总理。所以曾经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说起时，都说敢向全国人民保证：总理一生奉献，即便日常生活也从没占过公家一分便宜!

四、不许到小卖部买东西

总理外出，无论住交际处、招待所还是宾馆，都要求工作人员不许在小卖部买东西，他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买。因为那是清廉的时代，也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建国 后，我们开始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摸索自己的路子，却始终不能摆脱物质匮乏的阴影笼罩。直到改革开放，才终于摆脱这一阴影，走 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繁荣之路。

物质匮乏的年代，商品分配是个大难题，配发几十种票证也解决不完这个难题。于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交际处都设立了小卖部，卖紧俏商品，将质高价廉的商品供应首长和外宾。总理对这种小卖部是很有看法的。

有一次去昆明，总理自己掏钱请随行人员吃了顿炒鳝鱼丝，饭后大家说说笑笑在院子里散步。

"小卖部开了。"有人说，"进去看看吧?"

"你们不要去那里买东西，那里面有名堂!"总理皱起眉头说："什么内部价格呀，你们不要占这个便宜，要买什么到街上去买。"

"街上没有。"不知谁小声嘀咕一声。

"有就买，没有就不买，干吗非买不可?"总理指指小卖部，"搞了这种特殊，再讲清廉也是虚假的。人家5元钱买不到的东西，你l元就买走了，你的100元工资就变成500元了么。你再跟群众说你只有100元工资，那算清廉还是算骗人?"

伉乃如(1890—1947)是南开学校元老、功勋卓著的“四大金刚”之一。他早年就读于直隶高等工艺学堂化学科，1911年毕业时成绩名列前茅，被南开校长张伯苓聘为化学教员，后任校长秘书兼大学注册课主任。1913年周恩来从沈阳考来，这名15岁的少年气宇轩昂，神采奕奕，不仅品学兼优，而且有出众的工作才干，立即引起授课老师伉乃如的注意。伉乃如多次对校董严范孙以及张伯苓说：这是个天才，将来一定会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从此严范孙、张伯苓非常器重周恩来。

随后伉乃如和周恩来都参加了“南开新剧团”，师生俩常常同台演戏。由于周恩来容貌俊秀，身材适中，排剧时大多扮演女角。二人往来更加密切，感情也日益深厚。

到1917年周恩来中学毕业时，伉乃如与他已情同手足，互称“乃兄”和“翔弟”(周恩来字翔宇)。随后周恩来在李福景父亲、南开校董李金藻的资助下赴日留学。在日本期间，周恩来与伉乃如经常通信，信中无话不谈，甚至涉及恋爱婚姻等个人内心深处的话题。这时周恩来经济拮据，伉乃如的月薪仅30元，需要抚养一个大家庭，但依然给他先后共寄去数十元。

周恩来于1919年春天回国，南开大学正处于筹建中。在伉乃如的建议下，张校长聘周恩来为校长办公室秘书。这样让他既可以帮学校做些事务，又能有点儿收入。9月南开大学成立，周恩来被免试进入文科。

此时“五四”运动正如火如荼，周恩来积极投身爱国运动，被推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由于没有印刷条件，需要找寻一个敢于承印这份报纸的工厂。恰巧伉乃如的哥哥伉聘卿在南市开办着一家印刷厂，经伉乃如奔波，做工作，伉聘卿终于同意承印这份进步报纸。报纸发行量极大，给社会带来强烈震撼。后因警方迫害报纸不得不停刊，伉聘卿也从此失业，张伯苓便将他安排到南开校内印刷厂工作。

1920年1月，周恩来、马骏等学生及教师马千里、时趾周先后被捕，伉乃如和其他教师设法营救，多次出入警察局疏通。在全国人民声援下，全体被捕者于7月17日出狱。教育厅令各校将被捕学生一律开除。张伯苓迫于压力，开除了周恩来、马骏等人。

周恩来被开除后生活困顿，严范孙随即设置“范孙奖学金”，与李金藻共同资助周恩来、李福景赴欧留学。临行前，周恩来将自己的一些物品寄存在伉家。

1924年周恩来回国，1928年秘密来津，从事地下活动。他经常化装到伉家，连敲门都设有暗号。伉乃如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这位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

抗战时期，南开的大学部南下长沙，中学部迁往重庆。张伯苓长驻重庆，住在重庆南开中学教师宿舍区津南村。当时重庆是陪都，政府的高级官员和上层人士都云集于此。张伯苓的家一时成了重庆社交活动的中心。1938年年底周恩来来到重庆，领导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他几乎每个周末都到张校长家，广泛团结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和南开校友中的国民党人士吴国桢常常发生激烈争论，在这种时刻，聪明机智的伉乃如便过来劝解，缓和一下紧张气氛。

伉乃如一家也住在津南村，周恩来成了伉家的常客。那时伉乃如长子伉铁儁正在热恋，女友顾钧是一名医务工作者。一天，周恩来来到伉家，顾钧第一次见到这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不免又兴奋又激动，在拌饺子馅时竟错把醋当成了酱油。当第一锅饺子端上饭桌的时候，周恩来一尝便说味道不对头，此时顾钧感到十分难为情，大家便一笑而过。1941年伉铁儁与顾钧举行婚礼，张伯苓为证婚人。周恩来也赶来出席，在来宾旗上签名留念，即席讲话祝福新人，并风趣地嘱咐新娘，日后要注意饮食作料……令人们大笑不已。

不久，伉乃如的二女儿伉铁佩出嫁，周恩来因工作太忙没能出席，便派人送来一张有他亲笔签名的礼券。1944年伉乃如的长孙大器出世，这是伉家的大喜事，周恩来亲莅祝贺。他非常高兴，抱起婴儿在屋里优雅地跳了一圈华尔兹……15年后的1959年，周恩来总理赴津请伉家人吃饭，饭后去了干部俱乐部。在同顾钧跳舞时，他仍念念不忘那个曾与自己共舞的男孩，问道：“怎么没把小家伙带来?”

当“皖南事变”形势紧张时，周恩来、邓颖超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一天夜晚，邓颖超将一些私人重要物品送到伉家，说：“我和恩来随时都可能被捕，这些东西就请你们代为保存吧。”

物品中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瓷盒。她告诉伉乃如，瓷盒是周恩来从日本带回来后送给她的，盒内有一枚勋章和一块手表，勋章是周恩来获得的，手表则是她母亲的遗物。伉乃如把这一重托视为对自己的最大信任。以后每次跑警报，顾钧都把东西抱在怀里钻进防空洞。形势好转后，邓颖超将物品取走，专门把那个瓷盒留给伉家作纪念。伉家人一直将这件珍贵物品精心保存。“文革”中小瓷盒被抄，后来伉铁儶费了很大力气才得以归还。1998年他将瓷盒献给了天津周邓纪念馆。

1946年伉乃如将回津主持复校工作。周恩来知道了立即到津南村与他告别，不料此次会面竟成了两位挚友的诀别。伉乃如早就患有胃病，返津后工作十分劳累，宿疾发作。患病期间，他得知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受党组织安排，秘密运送物资，因邻居告发而被捕。他十分着急，竟拖着重病之躯亲自和南开校友常策欧一同到警察局出面担保。几个月后，周恩寿获释。当他到伉家致谢时，伉先生已于1947年10月28日病逝，年仅58岁。营救周恩寿，是伉乃如在即将离开人世时，为自己一生画下的一个无比悲壮而完美的句号。

伉乃如逝世，报上登了消息。此时远在延安的周恩来得知噩耗，因工作繁忙，只能将深重的悲痛藏在心底。1950年6月2日他给伉家写信：“铁儁世兄：令尊仙逝，当时曾于报端阅悉，深为痛悼，卒因战火隔绝，未能唁慰。来平后极愿访晤，仍因公务缠身，亦未如愿……令慈及嫂夫人均常在念中，请代致意。秋后有空，当去津拜访也。敬请夏安!”

1959年5月周总理来津视察，两次宴请伉家人。因当时伉铁儁正在北京开会，没能见到，所以6月2日周总理又派邓颖超代表自己来看望伉铁儁一家。邓颖超当即决定资助伉乃如遗孀及两个最小的儿女每年500元，直到孩子们大学毕业。她又鼓励已经读中学的大器说：“努力学习，把身体锻炼好!”伉铁儁说儿子很淘气，邓颖超笑道：“听接生的俞霭峰大夫说，他出生时就不老实，不听话。”邓颖超很幽默，她指的是大器降生时，因母亲体内有一瘤，俞大夫便用产钳将他夹了出来。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那天邓颖超在伉家谈得很晚，每个人都感到十分愉快。

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一直通过秘书赵炜与伉家保持联系。80年代，她每次来天津都要去看望伉氏家族，叙家常，谈往事，勉励后人。如今伉家后代个个学有所成，没有辜负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期盼和关爱。

1、一句话的电影说明书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2、“派克”的来历

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3、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摘自《环球人物》张颖霞/文

4、巧对毛泽东

1960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一行视察长沙，工作之余，到江边散步。遥望橘子洲头，百舸争流，万帆竞发，毛泽东逸兴遄飞，口占一上联：“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此联动静相对，意境悠远，三个断句，两处“顶针”，“洲”和“舟”又是谐音，应对难度极大。毛泽东对身边的周恩来说：“恩来，我一时江郎才尽，请你来个锦上添花如何?”周恩来才思敏捷，熟谙地理，了解长沙竟于百步之内得佳句：“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天心阁系长沙市内一景，与橘子洲相对。即工整又流畅，整个对联浑然一体，两位伟人相对而笑。

5、 1973年8月28日，中共十大在京召开之时，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已因患上腿疾而不能站。会议结束后，为了不让与会代表看出破绽为自己的身体担心，毛泽东就一直坐在座位上，想让代表们先退场。主席不退场，代表岂肯先退场。还是细心的周恩来总理看出了主席的心思，打破了僵局，他机智地说毛主席是要目送大家离开会场。毛泽东则故意执拗地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就这样，代表们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地挥手与主席道别。

6、一次，周恩来接见的美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他听后没有急于用刺人的话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马路。”这个美国记者仍不死心，继续出难题：“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头走路，这又怎么解释呢?”周总理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记者又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7、周总理谈笑吃“纳粹”

50年代初，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外宾。客人们对中国菜的花样之繁多，风味之独特，味道之鲜美都赞不绝口。这时，上来一道汤菜，汤里的冬笋、蘑菇、红菜、荸荠等都雕刻成各种图案，色、香、味俱佳。然而，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贵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忙向周总理请教。对于这个问题，周总理也感到十分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8、周总理妙语斥对手

周总理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一直以德高望重，幽默风趣著称，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周总理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据说，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9、周总理舌战米高扬

有一次，周总理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这时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抱怨道：“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这句话显然是很不友好的。周总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他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以促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米高扬果然上钩，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此话一出，周总理马上轻快地说：“没关系，下回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一下子将米高扬置于一种学生的地位。

10、对!牛弹琴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在我方义正词严面前，对方不但不接受，反而说同我方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总理当即灵机一动，利用对方抛来的词语，将计就计，巧妙地回敬了对方：“对!牛弹琴!”在这里，周恩来总理把对方抛来的”对牛弹琴”这个成语巧妙地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变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对!牛弹琴!”，从而既摆脱了困难，又迫使对方陷入无地自容的窘境。

11、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周恩来总理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

对方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

这显然是荒谬的。”

印方代表哑口无言。

在周恩来的反驳中，用了两个对比性材料来否定对方的观点。700年与100年相比较，你要否认700年而承认100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承认100年就得承认700年这个事实。对比在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12、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总理介绍我国建设成就。一个西方记者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涉及到国家机密，不可能直言相告。总理眉头一皱，很快答道：“有18元8角8分。”在场的人全都愕然。总理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共十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中国人民银行有全国人民作后盾，信用卓著，实力雄厚，人民币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总理有意回避问题的实质，以“总面额”替代“总金额”，于是堵了外国记者的口，又不损害招待会和谐的气氛。运用曲解，使语言犀利而风趣，充分表现出他过人的应变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艺术。

鸡叫三遍过后，周家花园里传出了阵阵琅琅的读书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着、读着，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他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吃饭的时候，他望着白花花的大米饭迫不及待的问道：“蒋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

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它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移栽锄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

“啊，吃上这碗大米饭，可真不容易啊!”周恩来惊讶地说。

“是呀，这十多道关，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这香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

蒋妈妈一番深刻的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更激励他勤奋学习。为了过好习字关，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

有一天，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路途较远的亲戚家，回来时已是深夜了。一路上风尘劳累，年幼的恩来已精疲力尽、呵欠连天，上下眼皮直打架，但他仍要坚持练完一百个大字再休息。陈妈妈见状，心疼不过,劝道:“明天再写吧!”

“不，妈妈，当天的事当天了!”周恩来说服了陈妈妈，连忙把头埋在一盆凉水里，一下子把瞌睡虫赶跑了，头脑也清醒多了。

一百个字刚写完，陈妈妈一把夺过恩来的笔说：“这下子行了吧，快睡觉!”

“不!”周恩来仔细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个大字，皱着眉头认真地说：“陈妈妈，你看这两个字写歪了。”

说着，周恩来白嫩的小手又挥起笔来，把那两个字又写了三遍，直到满意这止。

1910 年春，十二岁的周恩来，随伯父从祖籍淮安来到东北，先在铁岭银州镇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到秋季，又插班考进奉天（今沈阳）东关模范学校。

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新式学校，既教经书，也教数理、外文等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有一天，学校姓魏的校长给同学们上修身课。当讲到“立命”这一节时，老校长突然问：“诸生为什么读书啊？”有的学生回答：“为明礼而读书！”也有的回答：“为做官而读书！”还有的回答：“为家父而读书！”一些家境贫穷的学生则回答：为挣钱，为吃穿，为改换门庭、不受欺侮而读书，等等。

老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连连摇头。最后问到周恩来：“你是怎样想的呢？”周恩来肃然起立，一板一眼地答道：“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铿锵有力、不同凡响的回答，使老校长为之一震。他万万没有料到十几岁的周恩来，竟有如此宏图大志，高兴地称赞不已：“好，好哇！为中华之崛起！为中华之崛起！”接着，他又慷慨激昂地对全班同学说：“诸生们，听见了吗？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风尘仆仆，日夜操劳，确实辛苦。时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周总理 离开新会的前夕，悄悄地安排为总理设宴送行。宴会地点就安排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灶事员，而且没什么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 尽管这样，在吃喝将近结束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 周总理随即示意他的秘书，把300元人民币交给了县委的司务长。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还有没有妓女?”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险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

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认为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这样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这个总理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吧?

周恩来总理一眼就看穿了这个记者的伎俩，马上肯定地回答：“有!”顿时，全会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周恩来的回答既识破了少数人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顿时全场掌声如雷。

周恩来12岁那年，因家里贫困，只好离开苏北老家，跟伯父到沈阳去读书。

伯父带他下火车时，指着一片繁华的市区说：“没事不要到这里来玩，这里是外国租界地，惹出麻烦，没处说理啊!”周恩来奇怪地问：“这是为什么?”伯父沉重地说：“中华不振啊!”

周恩来一直想着伯父的话，为什么在中国土地上的这块地方，中国人却不能去?他偏要进去看个究竟。

一个星期天，他约了一个好朋友，一起到租界地去了。

这里确实与其他地方不同，楼房样子奇特。街上的行人中，中国人很少。忽然，从前面传来喧嚷声，他俩跑过去看。在巡警局门前，一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正在向两个穿黑制服的中国巡警哭诉，旁边还站着两个趾高气扬的洋人。他俩听了一阵就明白了，这位妇女的丈夫被洋人的汽车轧死了，中国巡警不但不扣住洋人，还说中国人妨碍了交通。周围的中国人都忿忿不平，心怀正义感的周恩来拉着同学上前质问巡警：“为什么不制裁洋人?”巡警气势汹汹地说：“小孩子懂什么?这是治外法权的规定!”说完走进巡警局，砰的一声把门死死关上。

从租界地回来，周恩来心情很沉重，他常常站在窗前向租界地方向远远地望着，沉思着。

一次，校长来给大家上课，问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读书?”有的说：“为明礼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有的说：“为父母而读书。”有的说：“为挣钱而读书。”当问到周恩来的时候，他清晰有力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校长震惊了，他没料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竟有这样大的志气。

周恩来在沈阳读小学的三年中，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的作文曾被送到省里，作为小学生的模范作文，还被编进两本书里。

15岁那年，周恩来以优异成绩考进天津南开中学。那时，伯父的生活也很困难，他就利用节假日，给学校抄写材料，挣一点钱来做饭费。生活虽清苦，但他的学习愿望却很强烈。他在课上认真听讲，课外阅读大量书籍，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他的考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全校师生都很敬重他，说他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学校为了奖励他，宣布免去他的学杂费。他成为南开中学唯一的一个免费生。

周恩来在青少年时期，为中华之崛起努力读书。以后，也是为了这个目标，他忘我地工作，无私地奉献了毕生精力。

一次，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语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面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 ”

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周总理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面额为10元、5元、2元、l元、5角、2角、l角、5分、2分、1分等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你们中国人口众多，你知道你们中国有多少个厕所吗?”这是一个非常刁难的问题，总理是管理国家大事的，怎么可能去调查全国有多少个厕所呢?大家都在瞪大眼睛等着周总理的回答。

周总理不假思索：“两个。”

这位西方记者有点纳闷：“你们中国人口周密，只有两个厕所怎么行呢?”

周总理说：“我们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所以我们的厕所只需要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就已经足够了。”周总理就是这样轻描淡写把这西方记者打发了。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

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1934年10间，正当蒋介石反动派集中兵力向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从瑞金路过于都楂林乡，住在雇农张慈福家里，环境异常艰苦。他的身体很差，但仍然夜以继日地带病坚持工作。

警卫员们很为自己首长的身体健康担心，总想给他弄点有营养的东西吃，但一则伙房搞不出什么好菜，二则周恩来同志不答应。眼看着自己首长的身体一天天瘦下去，他们的心里感到比刀割还疼。

有一天，上级发下了津贴费。大伙儿便计议，无论如何也要买点好吃的给自己的首长补补身体。他们听说冬瓜炖鸡营养高，就去老乡家买来一个冬瓜和一只鸡。他们小心地杀了鸡，扯去鸡毛，把鸡收拾好，和冬瓜放在罐子里加水清炖。晚上，罐子被端到了周思来同志的房里。一股肉香扑鼻，周恩来同志以为这是警卫员向有关方面特别要来的，便对他们说：“这是哪里来的?同志们要知道，越发在艰苦的时候，越发要坚持原则，丝毫也不能特殊呀!”“不，这不是领来的，这是用我们自己的津贴费买的广大伙赶快向他解释。

周恩来同志听了，沉思了片刻，然后用一种亲切的口气说：“好吧，既然买来了，就把张慈福父子俩也请过来，我们一起聚餐吧!”

1934年11月，红军长征进入了广西苗族居住的地方。一进寨子红军便帮助老乡打扫院子，把水缸灌满。苗族兄弟的房屋都是用草和竹木搭建的，防火条件非常差。为了预防火灾，红军驻地指派专人检查火烛。

中央机关也是如此。说来也奇怪，尽管防火工作搞得很严，可是火灾还是时有发生。有时红军驻处没有火烛，也会突然起火。

这些火灾都是发生在夜静、人稀、月黑的大风之夜，离哨兵远的地方，等到被人发觉，火已经烧大了。

有一天，红军中央机关驻扎在龙坪镇刚过午夜，周恩来副主席的住房后边冒起了浓烟和火光。周副主席敏捷地拿起一块军用毛毯往水缸里一浸，披在身上冲出屋子。不一会，那简陋的住室就被熊熊大伙吞没了。战士们拥向周副主席，为他安全脱险而高兴，同时也提出疑问：为什么屡屡着火?周副主席说：“如果是敌人防火，我们一定要把放火犯查出来。”为揭穿敌人乘机造谣的阴谋，他还在群众会上向群众宣传红军政策，并给受灾群众以适当的救济。

又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三个手拿纵火器具的人悄悄来到红军驻地准备纵火，站暗哨的警卫战士当场把他们抓了起来，后来判处了这三个人死刑。这以后就很少发生火灾了。

周恩来是我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个子不高，风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丰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担任总理已有差不多22年，与毛泽东共事已有40年。他已成为毛泽东与毛泽东为之规划宏图的人民群众之间重要的纽带。他把毛泽东的远大理想化为具体计划。同时，他还因为给毛泽东的过激之处降温——至少是在毛泽东满腔豪情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这么做——而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感激。

两位领导人的个性也大不相同。在任何聚会中，毛泽东总是以其气势令举座注目，而周恩来则给人带来光明和温暖。毛泽东的满腔豪情会让反对者慑服，而周恩来会以其智慧力求以理服人或以智取胜。毛泽东说话尖锐犀利，周恩来说话则鞭辟入里。毛泽东喜欢将自己看做哲学家，周恩来则自认擅长行政管理或谈判。毛泽东致力于加快历史前进的速度，周恩来则善于乘时乘势。他常说，舵手必须懂得该怎样驾驭风浪。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各自的身份令人一目了然，不仅是因为级别的高下，更是因为周恩来对毛泽东总是恭恭敬敬。

后来，有人批评周恩来只是给毛泽东的激进政策降温而没有予以抵制。美国代表团见到周恩来时，中国还在“文革”之中，而周恩来-一个见多识广、留过洋、主张跟西方进行务实接触的领导人——正是“文革”中一个明显的斗争目标。他究竟是推动了“文革”还是踩了刹车?周恩来在政治上能站住脚跟，是因为他把行政管理的能力用于执行一些他个人可能很厌恶的政策。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在60年代像他多数同时代的领导人一样遭到冲击。(不过最终他还是遭到了日益激烈的批判。1973年底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实权。)

要给一国之君当顾问有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难题：若要反对某一项政策，就要考虑，改变了局面以后的好处是否值得他为此而丢官。是凭长远目光以他的含蓄起到作用，还是以眼下利益为重而走极端?是应采取温和措施而一步步积累其效果，还是摆出高姿态?(其实高姿态也未必救得了他。)

邓小平后来在评价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时，一语击中了这一连串问题的要害。至少在公开场合下，他为周恩来解释了上述问题。邓小平一家在“文革”中曾饱受迫害。1980年他复出后在跟意大利记者奥丽娅娜·法拉奇的谈话中说：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很早就认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在我跟周恩来的交往中，他含蓄、敏感的风格帮我们克服了曾互为仇敌的两个大国间新型关系中的很多隐患。中美和解起于冷战期间的一种战术，后来演变为新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因素。我们双方都不抱幻想能改变对方的基本信念——我们的对话得以进行正是基于这一点。但我们也声明了双方的共同目标。这些共同目标在我和周恩来都退出历史舞台后依然存在，这是一个政治家的最大荣耀。

当时，我和周恩来在绿呢面的桌旁坐下时，上述的这一切都还非常遥远。我们坐下后，谈的是有无可能走向和解。周恩来请我这位客人先讲。我想好了，避开我们两国有分歧的问题，只从哲学角度谈中美关系的演变。我用了华丽的辞藻来做开场白，我说：“有很多游客来过这片美丽的土地。对我们而言，这又是一片神秘的国土。”这时，周恩来摆了摆手打断了我，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我们面前的挑战可以说是要揭掉各自神秘的面纱，不过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20年来在跟一个美国使节第一次会谈时，就说恢复友谊是发展两国新关系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一点他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就已经说过。

3个月后，我第二次去中国时，周恩来欢迎我们的态度就好像两国的友谊已经根深蒂固了一样。他说：“说起来这只是第二次会谈，但是我把自己所想的都对你们讲了。你和(温斯顿·)洛德先生对这一点很清楚，但是(戴安娜·)马修斯小姐和我们的新朋友(指我的军事助手乔恩·豪)不大清楚。你们可能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三头六臂吧?但是，瞧，我和你们一样，是个可以与之理论并坦诚交谈的人。”

…………

周恩来之所以幸存是因为没有他不行，从根本上说也因为他的忠心-有人就批评他忠心过度。如今似乎风浪已过、彼岸在望，他也被剥夺了实权。他并没有像邓小平在十年以前那样与毛泽东的政策相左。凡跟他打过交道的美国人也没发现他有任何背离毛泽东讲话的地方(再说，主席似乎也通过每晚阅读会议记录在跟踪会议)。不错，周恩来是对美国代表团礼遇有加-虽然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这也是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必不可少的，是中国艰难的安全局势所必需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做是为便利中国当时之所需，而不是惧于我或任何其他美方个人所作的退让。

周恩来或许开始认为与美国的关系乃长久之计，而毛泽东则以为是阶段性战术，这也不无可能。周恩来或许认为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千疮百孔的中国只有结束孤立，真正成为国际秩序的一员才能实现振兴，但这也是我凭借周恩来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他的言谈话语作的臆测。我们的对话从未到达个人间交谈的程度。周恩来的有些继任者往往在提到他的时候称他为“你的朋友周恩来”，尽管他们只是字面上这样说——即便略带讥讽——我也认为这是我的荣幸。

导语：我们都听过周恩来爷爷的名字，但是你们知道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吗?你们想知道更多关于周恩来的故事吗?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篇一：周恩来的故事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北部的淮安县。这里位于淮河和宋杭大运河交汇的地方，是一片水草丰盛的草原。

周恩来的祖父叫周殿魁，原是浙江绍兴人，后来在淮安县当师爷，到晚年才捞到一个知县的职位，但前任知县有后台，迟迟不离位，拒不交印。周殿魁正式走马上任不久就去世了，家业就逐渐衰落。

周殿魁有4个儿子，周贻庚、周贻能、周贻奎、周贻，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排行老二，老大周贻庚一直在沈阳做小职员，他的父亲也在外面做事，挣钱都不多。老三周贻奎长期有病，老四周贻()，是周恩来的养父，二十几岁去世。

周恩来有3位母亲：生母万氏，万冬儿;养母陈氏，乳母蒋江氏。3位母亲对他都很好，对他都有重要的影响。生母万氏教给他处事，养母给了他启蒙教育，乳母主要教他做事。

生母万氏，万冬儿，是淮阴县一家大户的女儿。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是淮阴县知县，但在周恩来出生后不久就病逝了。周恩来的生母万氏从小跟着外祖父经常出入于官府大户，见过大世面，在周家也是她支撑门户，善理家财。周家逆运败落，但终究是有名望之家，婚丧嫁娶，逢年过节，迎来送行，求人办事，万氏都办得井井有条，体体面面。生母万氏处理这些应酬时，总把周恩来带在身边，使他增长了许多见识。后来，周恩来身为总理，日理万机，是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大管家。这里面有生母万氏的熏陶。养母陈氏知书达理，是周恩来的启蒙老师，对周恩来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从小陈氏教他念书识字，5岁就学儿歌和唐宋诗词，万氏还给他讲“窦娥冤”、“西厢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周恩来对养母的感情甚至超过生母，他称养母为娘，称生母为干妈。养母陈氏去世后，周恩来写过一篇《念娘文》，满怀深情地说道：“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慈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过来的。”周恩来从乳母那里学习了家事，让她了解了农民的生活。蒋妈妈是个“粗人”，但是她讲的话周恩来很爱听。

她给周恩来讲了许多家事，告诉周恩来从播种稻种到舂大米要经过多少道工序;瓜是怎么用瓜籽种出来的;为什么有的人不走路，总是让人用黄包车拉着走。有一年冬天，周恩来还按蒋妈妈说的把一把瓜籽种在花坛里，天天浇水，就是长不出苗来。周恩来去问蒋妈妈是怎么回事，原来，要到春天种才行，冬天怎么能种呢?第二年春天，周恩来又将瓜籽种下，果然出苗了，还结出了几个大南瓜，周恩来高兴得很。后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妈妈把我带到大运河她自己的家里，我从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蒋妈妈不顾行路艰难，还去看望她。周恩来高兴极了，陪蒋妈妈在天津到处去看看，临走时送她一个搪瓷碗，请她保重身体!

1907年，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得了胃癌，不幸去世。1908年，养母陈氏也患肺结核病逝。那时，周恩来刚满10岁，父亲又远在他乡，不得不像成年人担起家庭的重担。他含着眼泪葬送了两位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周家本来经济状况就不好，加上给两位母亲治病、安葬，又花了不少钱，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把家里值点钱的东西都当了出去换钱维持生活。东西当净了，又硬着头皮向亲戚借钱。可有的亲友在周家兴旺时常登门拜访，如今周家败落了，却没有一个人帮忙，世态之炎凉使周恩来很有感触，真是“贫居闹市无人向，富在深山有远亲”。

周恩来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他把自家花园改成了菜园，种上了玉米，南瓜和豆角。当时他还很小，没有锄头高，但是他不怕吃苦，辛勤耕耘。秋天，玉米和南瓜都长得好大好大，成了一家人的主要口粮。人民间的贫富之分，使周恩来认识到是社hui黑暗造成的，从此，萌发了反封建的意识。

周恩来12岁那年，大伯周贻庚托堂伯周贻谦把他带到了沈阳。大伯父一直单身在沈阳，大伯母远在天津，周恩来来到沈阳，大伯父非常高兴。他喜欢喝绍兴黄酒，常常让侄儿陪他喝几盅。

周恩来来到沈阳是夏天 ，可是这里与家乡的景色大不一样，看不到美丽的岸柳，看不到无垠的绿浪，只看到那稀疏的野花。本来，大伯父要让他在沈阳读书，但是学校在修道，先让他去堂伯父那儿的银岗书院读了半年，然后进了沈阳的东关模范学校，一学3年。

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新学堂，开设的课程不少，有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物理)、英文、图画、歌唱、体操等几门课，既学经书，又学西方的哲学，周恩来喜欢。学校里有钱人家子弟多，周恩来虽然家境不好，但学习非常刻苦努力，经常名列前茅，可以说是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在东关模范学校的3年，周恩来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学到了很多知识。他上课专心听讲，遵守纪律，课后认真按时完成作业，进步很快，各门功课成绩都不错，特别是作文、书法和英文，每学期他都名列第一。他的作文经常受到老师表扬，让全班同学传阅，有的作文，比如他写的《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一文，立意新颖，论述精辟，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因而轰动了全校，并在全省举办的教育成绩展览会上展示，还收入《学校国文成绩》一书。有一位历史教师高戈吾，发现周恩来聪明、勤奋、爱国、求上进，非常喜欢他，经常借给他一些反映历史上热心变革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周恩来先后阅读了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著作。

他还在课外读了《离骚》、《史记》、《汉书》等历史文学者作，他特别赞赏《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周恩来得到许多教师的赞赏，如国文老师在他的作文上批语：“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还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书，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学生，为这样的学生，就是呕心沥血也心甘情愿。”

在学校里，周恩来生活非常俭朴，每天，他就带两个“火烧”上学，穿着十分朴素，夏天总是穿一件白长衫，冬天，也只有一件单薄的青年袍，外面罩一件洗白了的兰大褂。但是，他对别人非常关心。有一次，周恩来去打开水，看到烧火的校工吴老头病在床上，他急忙走到床前，端水喂药，而且，还掏出自己仅有的8个铜元说：“您用它买点药吧!”吴老头知道周恩来非常节约，连买书的钱都是从嘴上省出来的，就说：“孩子，你来看我，我就很高兴了，你的生活也不宽裕，我怎么忍心收你的钱呢!”周恩来诚挚地说：“大爷，你别客气了。你快点治好病，让大家喝上您烧的开水是最要紧的啊!”吴老头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老泪纵横。

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期间，还非常注意锻炼身体。一开始他从淮安到沈阳很不适应。冬天，那里是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别的同学在外面玩得非常高兴，可是他却宁在火炉旁，他想，如果没有好的身体，振兴中华岂不是一句空话。于是，他下决心好好锻炼身体。

他每天早上从家跑到学校，下午放学再从学校跑回家，从不间断。当时，都是土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身泥。冬天凛冽的寒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吹得喘不上气来。他还积极参加体育课，踢球，打拳，做体操，还用冷水擦身，他最喜欢的运动是踢“熊头”。这种运动和踢足球差不多，但当时条件差，连球门都没有。在球场上他勇敢得像小老虎。有一次，他们这个班输了一个球，有的同学垂头丧气，周恩来说：“没关系，咱踢球不是为了赢几个球啊!”那个同学不理解：“那是为什么啊?”周恩来说：“我们踢球，最主要的是练好身体报效中华啊!只要能煅练好身体，输几个球算得了什么!”

在东关模范学校学习期间，有一件事对周恩来影响很大。

周恩来一个叫何殿祯的同学家在沈阳郊区的魏家楼子，这个地方是1904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的战场。 1911年暑假，何殿祯邀请周恩来到他家过暑假，周恩来本来想利用暑假多看些书，经过一番考虑，周恩来还是去了魏家楼子，而且连续3个暑假都是在那儿度过的。魏家楼子在沈阳郊区，它南面沙河的南岸是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魏家楼子村后的山上还有俄国人立下的石碑，村东头的烟龙山上有日本人建造的水泥塔，残垣断壁上还可以依稀看到当年激战的累累弹痕。

何殿祯的爷爷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忧国忧民的私熟先生，非常喜欢周恩来这个爱读书的孩子。这位老先生还带着孙子陪周恩来去了烟龙山，讲述了自己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尤其是日俄战争带来的苦难。日俄战争的悲惨情景使周恩来震惊。那是1904年的一天晚上，宁静的村子里突然传来了声声狗叫和阵阵枪声。日本兵和俄国兵在这里打起来了。日军在烟龙山设了指挥部，村里的房子被俄国兵放火烧了，乡亲们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埋。何老先生的父亲被俄国兵活埋了，何媳藏在萝卜窖里也没能幸免，被枪杀了。

何老先生做梦也盼着祖国强大，满怀热望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我老了，要说有什么愿望，就是希望你们将来使国家强大起来!”何老先生还和周恩来对对子，他说了上句：“不为列强之奴仆。”周恩来想了想对了下句：“誓做中华的主人。”何老先生听了高兴地说：“好!好!绝好!”何老先生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周恩来也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更加激发了“为中华崛起而学习的热情”，“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伟人周恩来从小就立下了这鸿鹄之志。

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篇二：大米饭

鸡叫三遍后，周家花园传出朗朗读书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他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吃饭时，他望着把花花的大米问道：“蒋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将妈妈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他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吃上这碗饭，可真不容易啊!”周恩来惊讶的说。“是呀，这十多道关，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

蒋妈妈一番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更激励他勤奋学习。

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篇三：练字

为了过好习字关，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

一天，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亲戚家，回来时已是深夜了。一路上劳累，年幼的恩来已精疲力尽、呵欠连天，但他仍要坚持练完一百个大字再休息。陈妈妈见状，心疼不过，劝道：“明天再写吧!”“不，当天的事当天了!”周恩来把头埋在一盆凉水里，一下子把瞌睡虫赶跑了。一百个字刚写完，陈妈妈夺过恩来的笔说：“这下子行了吧，快睡觉!”“不!”周恩来仔细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个大字，皱着眉头说：“陈妈妈，你看这两个字写歪了。”

说着，周恩来的小手又挥起笔来，把那两个字又写了三遍，直到满意为止。

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篇四：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从小志高，12岁就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

1911年年底，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这一天，魏校长亲自为学生上修身课，题目是“立命”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发出剧烈变动的时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很多人，特别是年表人思想困惑，没有明确的理想追求，没有人生奋斗的目标。校长讲“立命”，就是给学生讲怎样立志。

魏校长讲到精彩年突然停顿下来，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读书?”

教室里静静的，没有一个学生回答。

“如果没有人回答，我就一个个问了!”

魏校长走下讲台，指着前排一同学说：“你为什么而读书?”这个学生站起来挺着胸脯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就是为了光宗耀祖。”魏校长又向第二个学生，回答是：为了明礼而读书。第三个被问的学生是一个靴铺掌柜的儿子，他很认真地回答说：“我是为我爸而读书的。”同学们听了哄堂大笑。

为了这些回答都不满意，摇了摇头又起到周恩来面前，问道：“你是为什么而读书?”

周恩来在学生中威信挺高，在以前不久，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他在同学们中第一个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因为满清政府规定，所有汉人男子都必须像满族人一样留长辫子，以表示忠于清朝朝廷，不留辫子就要杀头。周恩来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学生，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周恩来站起身来，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回答。周恩来非常郑重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回答的多好啊!一句话，表达了周恩来从小立志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

魏校长没有想到，竟然有这样出众的学生，非常高兴。他示意让周恩来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意思是说，有志气的青年，都要向周恩来学习啊!

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他那浓眉英姿，微笑神态依然留在人们心间;他那机智幽默，挥洒自如的外交家的风采依然有口皆碑。他，就是我最崇拜的人。

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周总理办公室里有一只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特意发问：“总理阁下，您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了下了这支钢笔。”美国记者听了无言以对，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周恩来总理的应变能力和口才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心系人民的情怀更是温暖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我常听到这样的话：“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周总理关心人民的事迹有很多，其中有件事让我无法忘怀。一次，周总理到地震灾区慰问受灾的人民。这天上午，人们齐聚到广场，周总理来了。人们欢声雷动。周总理登上一辆卡车，正准备向群众发表慰问讲话，突然她发现现场的群众是迎着风口坐的。原来，当地政府考虑到周总理身体不好，希望总理在背风的地方讲话。而周总理却说了一句话："听我口令，向后转。"开到群众的面前，周总理一个人迎风而立，而群众则可背风听他讲话了。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出，周总理时时处处为人民着想。

当周总理逝世的时候，联合国下半旗致哀。可见周总理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爱戴，还深受世界人民敬仰。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鸡叫三遍过后，周家花园里传出了阵阵琅琅的读书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着、读着，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他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

吃饭的时候，他望着白花花的大米饭迫不及待的问道："蒋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它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移栽锄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

"啊，吃上这碗大米饭，可真不容易啊!"周恩来惊讶地说。"是呀，这十多道关，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这香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蒋妈妈一番深刻的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更激励他勤奋学习。为了过好习字关，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有一天，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路途较远的亲戚家，回来时已是深夜了。

一路上风尘劳累，年幼的恩来已精疲力尽、呵欠连天，上下眼皮直打架，但他仍要坚持练完一百个大字再休息。陈妈妈见状，心疼不过,劝道:"明天再写吧!""不，妈妈，当天的事当天了!"周恩来说服了陈妈妈，连忙把头埋在一盆凉水里，一下子把瞌睡虫赶跑了，头脑也清醒多了。

一百个字刚写完，陈妈妈一把夺过恩来的笔说："这下子行了吧，快睡觉!""不!"周恩来仔细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个大字，皱着眉头认真地说："陈妈妈，你看这两个字写歪了。"说着，周恩来白嫩的小手又挥起笔来，把那两个字又写了三遍，直到满意这止。

周恩来未满周岁就过继给了嗣母陈氏。陈氏才学出众，是周恩来的文化启蒙老师。安葬嗣母是10岁的周恩来当家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1907年，生母去世后不久，周恩来的嗣母陈氏也在清江浦去世。一年中连续失去两位母亲，这个打击对于幼小的周恩来来说是巨大的。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做工，周恩来兄弟3人一下子失去了依靠，直接面临着生存的威胁。周恩来领着两个弟弟(一个9岁，一个4岁)，扶着陈氏的灵柩，乘船返回淮安，借债将陈氏安葬在周家的祖茔地。祖茔地位于淮安城东郊的闸口村夏庄组，是周恩来的曾祖父周樵水当年迁居淮安时买下的。周家在淮安没有田地，除了驸马巷的房屋(也就是周恩来的诞生地)外，只有这不足一亩的坟地。这里安葬着周恩来的祖父母、嗣父母、生母等13位亲属的遗骨。

周恩来对嗣母陈氏的感情很深，在日本留学时，他于1918年1月2日写过这样一篇日记：“我把带来的母亲(指嗣母陈氏)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篇，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26年，那时候母亲才15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易逝，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10年了，不知还想着我这儿子没有。”2月12日，当周恩来从家乡的来信中得知爹爹(嗣父周贻淦)和娘(嗣母陈氏)的坟还露出棺材在外边时，心里“越想越难受，恨不得即时回国，为家里处置这些事情才好”。

1941年周恩来曾表示，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到母亲的坟前扫墓。他曾对说：“38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恩情未报。”这也是有资料考证的周恩来对祖茔地的唯一印象。1950年他又深情地回忆：“1946年，我在南京。南京离淮安只有300余华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

周恩来最早从1952年开始就计划平掉淮安的祖坟，历时13年。期间虽然遇到八婶母杨氏等亲属的强烈反对以及地方政府的冷处理，但他平坟的态度却一次比一次坚决，直至最后将祖坟平掉。

第一个阶段是1952年，周恩来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其意见转告淮安县委。

1952年底，周恩来让警卫干事王雨波将八婶母杨氏护送回淮安。王雨波向周总理写了报告，关于祖坟地的内容有：“把老太太送到家后，第二天(元月一日)上午见了县长赵荣洲、秘书长张文高，向他们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家里的坟地如果能种，而群众要求要分，可让群众分去耕种。”这是有文字考证的周恩来第一次向淮安县委表示要平坟还耕。

第二个阶段是1958年，周恩来亲自写信给淮安县委商讨平坟事宜。

1958年6月29日，周恩来写信给当时的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转淮安县委，有关祖坟的内容是：“还有，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函告为证。”

第三个阶段是1965年，周恩来安排适合的亲属专程回淮安，敦促淮安县委和家乡的亲属平坟。

1965年，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弟弟周恩寿商议平坟一事。因为担心乡亲们想不通不肯平坟，于是决定派一位亲属前去做工作并督办此事。周恩寿自告奋勇，极愿前往。但是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说：“你的身份不同，是周恩来的弟弟……你回去后，省里、县里都要接待你，既影响人家工作，又造成浪费。”见弟弟没有异议，周恩来便说：“还是等在西安的尔萃回去办吧，他母亲在淮安，是探家，不会惊动地方领导。”1965年春节前，周尔萃回乡探亲，周恩来将这个任务郑重地交给他，并明确交代：棺木要就地下沉一米以下，做到不影响机耕。

周尔萃回到淮安后，首先将周恩来的意见转告给了哥哥周尔辉和嫂嫂孙桂云，然后又向淮安县委作了汇报。农历除夕，周尔萃、孙桂云以及30多位当地生产队的农民，来到周恩来祖茔地，平掉了坟头，深埋了棺木。

周恩来得知后非常满意，从工资中拿出70元钱给生产队寄去，汇款人一栏里端端正正地写上“周恩来”3个字，在附言一栏内还有几行清晰的小字：“此款支付生产队平坟工资和赔偿青苗损失费。”此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平坟还田”运动。

1958年火化平坟，不留痕迹

1912年，父亲周贻能带周恩来到东北投奔四伯父周贻赓。1927年，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第3次工人武装起义，周贻能去上海看望儿子。“四·一二”******政变后，周恩来遭悬赏通缉，父亲一直留在上海陪伴他，并帮他做些秘密通信联络工作。直至5月下旬，周恩来奉党中央之命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周贻能才返回东北谋生。1940年秋，周贻能随周恩来到重庆，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重庆红岩村，也未曾续弦。

1942年7月10日，周贻能去世时，周恩来小肠疝气发炎，正在中央医院治疗。董必武和红岩村的同志经研究后，决定暂不将噩耗告诉他，等其出院后再说。周贻能的灵柩暂放在红岩沟内，待周恩来回来后再出殡。据童小鹏回忆：“当7月13日周恩来出院回红岩二楼办公室，得知父亲去世已三日时，悲痛欲绝，恸哭不已。随后大声责问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为什么不通知他，钱之光不敢回答。周恩来特别责问邓大姐说：‘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你为什么也瞒我?’邓大姐只得流着眼泪认错。一些同志闻声到二楼走廊，听到这些话，都为之感动得流泪。我更是泪流满面。这天晚上，周恩来为父亲守灵至拂晓。”7月18日，周贻能被安葬在沙坪坝小龙坎伏园寺墓地。周恩来头戴孝帽，身穿白衣，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伏园寺墓地里又一座新冢立起，墓碑中间竖刻着：父亲周懋臣大人之墓。落款是：

男周恩来媳邓颖超

民国卅一年

七月十八日敬立

周恩来在墓前向父亲默哀，并深深地叩首、叩首、再叩首。

1952年2月，周恩来出访亚非11国后途经重庆，时任市委书记任白戈向他汇报了拟把小龙坎墓地扩建成一处革命公墓的想法。周恩来当即明确表态：“两位老人(周恩来的岳母、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也安葬在这里)的墓地是我的私人墓地，不能称为公墓。如建公墓，我的父亲和岳母应该从墓地移出火化，平坟还耕。”1958年11月，周恩来委派童小鹏等前去重庆，并交代说：“老人的坟是私坟，不能放在革命公墓。而且现在都提倡死后火化，不占地，坟墓也没有再保留的必要，应平掉深埋，让出这块地。”童小鹏来到小龙坎伏园寺公墓后，让工人把离该墓地约30米远的一块水田里的水放干，挖出一口5米深的墓坑，然后一一挖开坟墓，从墓穴中挖出13具棺材，再用卡车送到火葬场开棺火化，将骨灰装入13个罐子中，并写上死者的姓名，最后运回墓地放入坑中，盖上石板，填土夯实，放水还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960年平掉周家祖坟

1939年3月末，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自皖南到达浙江。在绍兴期间，周恩来拜访了姑父王子余，瞻仰了姑妈周桂珍的半身遗像，并向她三鞠躬。周恩来为定扫墓之事，还派秘书邱南章赴百岁堂周希农太公处，送去现金100元和一张便条，上面写道：“希农太公公赐鉴：兹派人呈上国币百元，请代办明晨祭席四桌，并于午间代请宝桥本家各长幼午餐，烦渎之请，容明晨面谢。专禀，敬请晚安。曾侄孙周恩来叩，即晚。”第二天，周恩来从县商会回宝桥百岁堂老家，与周氏曾祖希农等10余人同往扫墓祭祖，包括涂山鸭嘴桥、石旗唐家岱、外王狮子山等周家的祖坟。周恩来曾祖周樵水就葬在外王狮子山公墓。每到一处墓地，周恩来都亲自上香，行三鞠躬礼，给管坟人一些钱作酬谢。希农太公捧出《老八房祭簿》给周恩来看，当他看到樵水公之子云门，云门公之子懋臣(贻能)时，欣然举笔在懋臣公之下写上：“恩来……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周恩来的孝行在绍兴一时被传为佳话。

1964年8月2日，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召来在京亲属，专门向他们讲述家史：“曾祖樵水公的坟，人家来信问，已经破烂不堪了，准备重修，人家不肯深埋。我告诉他们不准修坟，要平坟，起码不准修。”同时，他也指出“平坟的问题，也不能由我一个人决定，以后如有机会到绍兴，我要找本家开个会，把坟平了”。后来，绍兴的周家遵照周恩来的意见，将周家在绍兴的几处祖坟都平了，棺木全部就地深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