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周恩来的小故事精编推荐四篇 作文(优秀19篇)

每个人在愤怒至极时骂人、摔东西、甚至打架来发泄自己的情绪，采用最多的方式是骂人，但这些方式为谦谦君子所不齿，基本不用。周恩来总理无疑是人们心中的谦谦君子，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日月可鉴，没有出格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一位伟人一生中也有一次“国骂”。

周总理身边最后一批秘书之一纪东，在《难忘的八年》一书中披露了周恩来在文革中同“四人帮”斗争时唯一的一次“国骂”。

1973年前后，毛泽东共三次点名批评周恩来。“四人帮”趁机火上浇油，对周恩来进行了疯狂密集的围攻，大有把周总理打倒踩在地上之势。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讲到他的处境，他说，“我难呐。”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关于林彪集团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周恩来认为林彪团伙是“极左”，所以要清除“极左”势力。但是“四人帮”反过头来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反过来批评周恩来清除“极左”的做法。

当时周恩来手中拿着一个文件，看了以后，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纪东随后听到周总理骂了一句：“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缩，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周恩来后，“四人帮”借机对周总理进行所谓的“帮助”，实际上是一个围攻。周总理一言不发只向他人要了一支烟，大家都知道总理他从不抽烟，难道他要破戒吗?

大家看到，总理把拿在手里的烟揉的粉碎，揉的粉碎。这时总理揉碎的不仅仅是这一支香烟，而是他那颗滴血的心，他的心有多么悲怆。

在“文革”的特殊时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和屈辱，他都默默忍受了，他的信念是舍身忘我，要把国家带出浩劫。

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当年中央办公厅的秘书一说到总理所受的委屈，许多人都是谈到一半，就谈不下去了，眼泪就下来了直至泣不成声。这样的一种情绪、感情，包含人们对总理无可比拟的崇敬爱戴。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哎呀，周总理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同时又那么快速反应，你不佩服他也难啊!

一次，周恩来总理去某地视察工作，飞机着陆后，他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这时机械师正蹲在地上工作，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握手后就站在机械师身后耐心地等他，并示意别人不要惊动他。机械师工作结束后转过身来，才发现总理站在身后，不禁大吃一惊，忙说：“对不起，总理，我不知道您在等我。”

总理笑着说：“唤，我没影响你的工作吧?”

“没有，没有”，机械师赶忙说。周总理这种尊重别人，讲礼貌的好品质、好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机械师和在场的所有人。

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廉正保向记者公布了昔日绝密的《1954年6月21日周恩来在日内瓦对代表团讲话纪要》。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周总理第一次以主角身份亮相国际舞台时的紧张心情、谦逊作风和人格魅力。

周总理说：“过去是孙猴子大闹天宫的时代，过去的谈判是唱野台子戏。朝鲜停战谈判有些正规，但那是武戏，是全武行，大打出手。这次完全是新的情况。因此，首先要学习”;“开第一次会时，我心也在跳，面对杜勒斯到底是对他凶些还是缓和些都要考虑。我们应该承认大家水平差不多，众志成城”;“在成绩之下，我们是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的。成就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尚未掩盖成就，但如做得好，还可少些错误。有时自己急躁发了脾气，对熟的同志更容易这样，老年人最不好的事就是发脾气，也许我曾责备过不应责备的事，我不在此一一道歉，我总的请大家原谅。”

周恩来12岁那年，因家里贫困，只好离开苏北老家，跟伯父到沈阳去读书。

伯父带他下火车时，指着一片繁华的市区说：“没事不要到这里来玩，这里是外国租界地，惹出麻烦，没处说理啊!”周恩来奇怪地问：“这是为什么?”伯父沉重地说：“中华不振啊!”

周恩来一直想着伯父的话，为什么在中国土地上的这块地方，中国人却不能去?他偏要进去看个究竟。

一个星期天，他约了一个好朋友，一起到租界地去了。

这里确实与其他地方不同，楼房样子奇特。街上的行人中，中国人很少。忽然，从前面传来喧嚷声，他俩跑过去看。在巡警局门前，一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正在向两个穿黑制服的中国巡警哭诉，旁边还站着两个趾高气扬的洋人。他俩听了一阵就明白了，这位妇女的丈夫被洋人的汽车轧死了，中国巡警不但不扣住洋人，还说中国人妨碍了交通。周围的中国人都忿忿不平，心怀正义感的周恩来拉着同学上前质问巡警：“为什么不制裁洋人?”巡警气势汹汹地说：“小孩子懂什么?这是治外法权的规定!”说完走进巡警局，砰的一声把门死死关上。

从租界地回来，周恩来心情很沉重，他常常站在窗前向租界地方向远远地望着，沉思着。

一次，校长来给大家上课，问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读书?”有的说：“为明礼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有的说：“为父母而读书。”有的说：“为挣钱而读书。”当问到周恩来的时候，他清晰有力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校长震惊了，他没料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竟有这样大的志气。

周恩来在沈阳读小学的三年中，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的作文曾被送到省里，作为小学生的模范作文，还被编进两本书里。

15岁那年，周恩来以优异成绩考进天津南开中学。那时，伯父的生活也很困难，他就利用节假日，给学校抄写材料，挣一点钱来做饭费。生活虽清苦，但他的学习愿望却很强烈。他在课上认真听讲，课外阅读大量书籍，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他的考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全校师生都很敬重他，说他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学校为了奖励他，宣布免去他的学杂费。他成为南开中学唯一的一个免费生。

周恩来在青少年时期，为中华之崛起努力读书。以后，也是为了这个目标，他忘我地工作，无私地奉献了毕生精力。

1934年11月，红军长征进入了广西苗族居住的地方。一进寨子红军便帮助老乡打扫院子，把水缸灌满。苗族兄弟的房屋都是用草和竹木搭建的，防火条件非常差。为了预防火灾，红军驻地指派专人检查火烛。

中央机关也是如此。说来也奇怪，尽管防火工作搞得很严，可是火灾还是时有发生。有时红军驻处没有火烛，也会突然起火。

这些火灾都是发生在夜静、人稀、月黑的大风之夜，离哨兵远的地方，等到被人发觉，火已经烧大了。

有一天，红军中央机关驻扎在龙坪镇刚过午夜，周恩来副主席的住房后边冒起了浓烟和火光。周副主席敏捷地拿起一块军用毛毯往水缸里一浸，披在身上冲出屋子。不一会，那简陋的住室就被熊熊大伙吞没了。战士们拥向周副主席，为他安全脱险而高兴，同时也提出疑问：为什么屡屡着火?周副主席说：“如果是敌人防火，我们一定要把放火犯查出来。”为揭穿敌人乘机造谣的阴谋，他还在群众会上向群众宣传红军政策，并给受灾群众以适当的救济。

又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三个手拿纵火器具的人悄悄来到红军驻地准备纵火，站暗哨的警卫战士当场把他们抓了起来，后来判处了这三个人死刑。这以后就很少发生火灾了。

被誉为30年代我国新闻战线上一颗红星的范长江，1937年2月，在杨虎城将军的公馆里，采访了他平生第一次遇到的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周恩来。

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全国震惊!《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论，声讨张、杨“罪行”。作为《大公报》战地记者的范长江，当时正在绥远前线的百灵庙采访，对事变感到十分困惑。不久，蒋介石又被释放，返回南京。为了弄清事变真相，长江写道：“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

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长江利用各种私人关系，冒险飞兰州。

他说服了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的于学忠，特拨给军用卡车一辆，还选派了数名全副武装卫士随车护送。此间，长江数次被绑架，险些丧了性命!

1937年2月2日傍晚，终于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2月4日，在《大公报》西安分销处同仁的协助下，通过陕西省主席邓宝珊的介绍，范长江向着杨虎城将军的公馆走去。

周恩来同志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绥远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闯进西安，当时年仅27岁的《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

他紧紧握住这谈风锐利、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年轻人炽热的手，和蔼地说：“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红军干部对你的名字都很熟悉。”

恩来同志十分赞赏地接着说：“你和我们红军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对周恩来的印象，范长江通讯中有如下记载;“四日午后经朋友介绍，我们在杨虎城公馆看到了周恩来先生，他有一双精神朴质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剃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黑的发根，还清晰地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谈话的口音推断，很有点像江西人。”

两天后，长江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于2月9日抵达延安，作了闪电式的采访。

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是，“许多人想像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了一点。”

晚上，长江应邀到凤凰山毛泽东的窑洞里叙谈。在彻夜长谈中，毛主席反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以及抗日战争战略等问题的见解和主张，使长江十年来苦苦探索和追求而又无法解答的中国前途问题，一夜之间，竟“豁然开朗”、“茅塞顿开”。

拂晓，无比兴奋的范长江表示决心留在陕北，进一步收集资料，写几本宣传共产党的大书。但毛泽东却指出：当前迫切的政治需要，不是写书，而是设法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宣传我党目前最重要的政策，广泛动员全国民众，促成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抗战。因此，建议长江在决定中国命运有重大关联的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之前赶回上海。

此时，已是2月10日，离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召开只有5天了。延安去上海，千里迢迢，万山阻隔，冰封雪盖，乱军充塞于途。长江义无反顾，日夜兼程，终于在14日午间离开西安，转郑州，飞抵上海。

2月16日—三中全会正式召开的当天，犹如平地风雷，一篇震惊朝野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在上海《大公报》的要闻版上出现了，它像突发的一股旋风，刮进了大会会场!此文不仅将被严密封锁的《西安事变》真相公诸于众，更反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

新闻封锁的大门既已被打破，长江乃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赶写通讯。上海《大公报》从2月17日起，连续刊登了他的《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未走通》等约三万多字的长篇通讯。全国人民从这些通讯中，第一次看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毛主席对长江出色完成了党中央的嘱托，予以高度评价，3月29日亲笔致函赞扬说：“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

不久《陕北之行》发表。该文详细记述了苏区见闻、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与毛泽东彻夜长谈的全部内容。当长江率领中外记者采访团风尘仆仆地从徐州突围负伤归来的时候，恩来同志以十分喜悦和关切的心情致函慰问：“长江先生：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闻前线归来的记者正在聚会，特驰函致慰问于你，并请代致敬意于风尘仆仆的诸位记者。”

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时，长江泼墨挥毫，写下了“为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呼号”的题词。从此，长江结束了10年个人奋斗的历史。

1937年底，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导下，长江与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驱胡愈之等团结全国广大进步记者，组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青记”正式成立于1938年3月31日。

1939年5月，在国民党戴笠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下的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里，由恩来同志介绍，经延安中共中央批准，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指定与恩来同志单线联系。自此，长江从一个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者，进入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行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长江被恩来同志指名由华中解放区飞抵南京，任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并担任中共对外发言人。此时，他不仅要经常发布代表团的各种宣言，还要接见频频来访的各界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回答各种问题。长江日夜战斗在恩来同志的身边。

谈判破裂后，长江随恩来同志撤回延安。在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后，他主持了延安《解放日报》的工作。

转战陕北期间，长江带领新华总社及《解放日报》30多位同志，组成“陕北电台”，编入中央纵队第四大队，长江任大队长，紧随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炮火纷飞的崇山峻岭，及时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传达党中央的声音。

作为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决不能局限于到外交部搞工柞，而是搞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结合起来的外交。”

作为周总理生前的翻译，接受记者采访的老外交官们这样评价：“周总理是将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纯熟结合的成功典范，是我们外交官的偶像。”

严厉批评基辛格

过家鼎(前驻马耳他、葡萄牙大使)

周总理在外交方面的立场非常坚定，中国外交史上几次重要表态都是他做出的。一次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总理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进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果然，这句话讲完两个礼拜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入朝参战了。

第二次是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不要跟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接着，周总理又指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侵占了台湾，应该从台湾海峡撤出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台湾从历史上、法律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什么方式来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第三次表态是在中美建交前夕。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是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实现的。大家可能会以为周总理与他举行会谈一定很友好，其实周总理非常严肃地批评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当时，基辛格是恭恭敬敬地聆听。

当然，总理搞外交非常注意方法。他待人总是彬彬有礼，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进行说服。比如1963年底总理到亚非14国访问时，阿尔及利亚比较急躁，也要马上建社会主义。总理就对它说，革命是有阶段性的，你看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也并不是马上就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再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然后到社会主义的。总理这样的现身说法自然令对方信服。

中法建交破常规

张锡昌(前驻法国使馆参赞)

国际社会称周总理是“解决外交难题的能手”，确实是这样。我参加的中法建交谈判就是总理外交艺术的杰出体现。

1963年10月，法总统戴高乐派前总理富尔来谈中法建交，双方一共谈了6次，是总理亲自主持的。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法国跟台湾的关系。富尔表示，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但又强调中法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该提任何先决条件，所以希望中方不要坚持法国必须首先跟台湾断交。于是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总理安排法国代表到内蒙、山西参观访问几天，并准备了一个新的方案，即中法在达成“三点默契”(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撤回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基础上先建交，然后法台再断交。这种模式在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法国也就成了唯一一个跟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跟台湾断交的国家。

清粥小菜化矛盾

胡传忠(前驻英国使馆参赞)

总理的外交手段的确很灵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访华，向中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周总理说无法完全满足，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同志第二天请阿尔巴尼亚代表们访问大寨，并交待说明天的晚餐就吃小米粥、玉米，再准备几个简单素菜和一个荤菜。当时，负责的人都不相信，说招待外宾怎么只有一个荤菜呢，于是又给准备了两个，但总的来说吃得还是比较简朴。

从大寨回来以后，周总理就对阿方代表说了：“你看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多送给你阿尔巴尼亚一吨米，我们就要勒紧自己的裤带。”后来，那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就降低了要价。

三次披上缅甸服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

从总理三穿缅甸服装上可看出他非常尊重他人。

1960年4月周总理访问缅甸时恰逢缅甸的泼水节，缅甸总理吴努便要求全体中国人员穿上缅甸民族服装参加泼水节，周总理马上表示同意。第二次是在1961年1月份，周总理率领一个400多人的访问团去缅甸。1月4曰是缅甸国庆节，缅甸领导人又提出要周总理穿缅甸民族服装出席国庆活动，周总理又同意了。第二天，也就是1月5曰，吴努陪周总理参观缅甸的古都曼德勒时，希望周总理还能再穿一次缅甸的服装。为了曼德勒人民，总理又同意了。

在这次访问期间，吴努还提出要周总理和他一起为和尚们布施。本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做这些很不便，但是，总理经过考虑还是同意了，这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表明总理非常尊重他国的宗教信仰。

一、能不能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点?

随着年龄的增大，周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在水库工地，他和民工一块啃窝头咸菜……

有一次，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得少。工作人员心里很犯急。

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工作人员想到他吃饭的费力，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

"总理，你肯定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工作人员，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工作人员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工作人员没有忍住泪，慌忙退出屋，到一个角落里，大哭了一场……

二、巧拒老部下的礼物

现在某些领导干部总是以“碍于情面”为由，欣然接受下属的“土特产”。周总理巧拒老部下礼物的故事，他们该好好学学。

有一次，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就托人给总理送来一筐桔子，很新鲜，说请老首长尝个鲜。

总理见到桔子，说："我不需要。"

大家劝："已经送来了，还能再送回去呀?"

总理说："你们问问这一筐多少钱?"

赵秘书打电话问过之后，报告总理："一筐25元。"

总理吩咐："你给他寄50元去。"

赵秘书说："是25元。你多寄他会退回来的。"

总理说："就寄50元，多余的钱叫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我多付钱，他以后就不再送来了。"

果然，龙飞虎以高出一倍的价钱"卖"给总理一筐桔子，以后就再也不敢给老首长送东西了。他说："送东西就等于敲总理竹杠，谁还敢送啊?"

三、随时记着公私两本账

周总理吃饭自己付钱，这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这是因为周总理随时记着公私两本账。公就是公，私就是私，公私要分明。所以每次付钱，又会有不同的小故事。

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

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不要以为这是优待价，总理从来不允许优惠，严格要求按市价收付款。那个年代的钱同现在不同。

可是，张水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

"哎呀，"张永池叫一声，"糟糕，忘给了!"

"快给我把钱送去!"总理生气了，大声训道："要会算经济帐，公私算分明，不然怎么行?"

公私分明，清清白白，堂堂正正，这就是周总理。所以曾经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说起时，都说敢向全国人民保证：总理一生奉献，即便日常生活也从没占过公家一分便宜!

四、不许到小卖部买东西

总理外出，无论住交际处、招待所还是宾馆，都要求工作人员不许在小卖部买东西，他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买。因为那是清廉的时代，也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建国 后，我们开始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摸索自己的路子，却始终不能摆脱物质匮乏的阴影笼罩。直到改革开放，才终于摆脱这一阴影，走 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繁荣之路。

物质匮乏的年代，商品分配是个大难题，配发几十种票证也解决不完这个难题。于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交际处都设立了小卖部，卖紧俏商品，将质高价廉的商品供应首长和外宾。总理对这种小卖部是很有看法的。

有一次去昆明，总理自己掏钱请随行人员吃了顿炒鳝鱼丝，饭后大家说说笑笑在院子里散步。

"小卖部开了。"有人说，"进去看看吧?"

"你们不要去那里买东西，那里面有名堂!"总理皱起眉头说："什么内部价格呀，你们不要占这个便宜，要买什么到街上去买。"

"街上没有。"不知谁小声嘀咕一声。

"有就买，没有就不买，干吗非买不可?"总理指指小卖部，"搞了这种特殊，再讲清廉也是虚假的。人家5元钱买不到的东西，你l元就买走了，你的100元工资就变成500元了么。你再跟群众说你只有100元工资，那算清廉还是算骗人?"

1946年2月10日，重庆市各界群众，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在校场口举行庆祝大会。

国民党为了破坏这次大会，在会场的周围埋伏下特务。当会议一开始，特务们便大吵大嚷地冲上主席台，大打出手，当场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60多位民主人士。

身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闻讯后，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即赶到会场。他气愤地说：特务们站出来，让大家看看你们!他的愤怒指斥，把特务们吓慌了，一个个悄悄溜走了。接着，他又到医院里探望受伤的民主人士。

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立即举行紧急会议。会上，代表们一致推选周恩来为代表，当面去质问蒋介石。

这件事被国民党反动派知道了。第二天，周恩来收到一封恐吓信，信里还装了一颗子弹。信中威胁说：“你若要向蒋主席报告这次事变，便请你先尝尝这颗子弹的味道!”

显然，敌人准备对周恩来下毒手了。是去找蒋介石还是不去呢?不少人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面对敌人的恐吓，面临生命的危险，周恩来以革命为重，置生死于度外。他掂了掂那颗子弹，哈哈一笑，说：“好啊!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吧!”当时，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同志，在重庆虽然是公开地以合法的身份出现，但敌人经常跟踪盯梢，一切行动处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之下。敌人是什么残忍的手段都可能使出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危险。周恩来深知这一切，但他不能听任反动派嚣张下去，不能辜负政协代表的委托，毅然决然地冒险去找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要求他说话算数，保证人民的自由与民主。

过了三年，再次翻出这本书，但封面上那五个烫金的大字还是那么耀眼，仿佛在诉说着书中的故事。书页也有些泛黄，但是书中的故事还是那么生动有趣，那么刻骨铭心。用生动的文字，记录了一代伟人的成长。

这本书从“大鸾”出生一直到周恩来赴日留学，一共三十四章节。但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十一章“鸿浩之志”。在这一章，魏校长问了同学们为什么而读书。有的人说：“为了光耀门楣而读书。”有的人说：“为了明礼而读书。”还有人说：“为了家父而读书。”而周恩来却说出了一句志存高远的话：“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从这里我似乎隐约看到了未来伟大的国家总理，优秀外交家的影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少年周恩来那时理想之远大。

在某部小说里曾经看过两句话：“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在急剧变化，国家时势动荡的时代，只有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有自己所坚信不疑的信念，才不会被淹没在历史的人群中，才不会随波逐流，才会从亿万人群中脱颖而出。

在这本书中，我仿佛成为了周恩来身边的人，追寻着他的脚步，感受着他的喜怒哀乐，见识了少年周恩来那时的良好精神品质：独立、自强、好学、勤奋……生于这样的年代，内忧外患，清，外国列强虎视眈眈，基层人民水深火热……周恩来从小就生活在基层，明白基层人民的生活艰苦，感受到了曾今亲人所谓朋友的冷漠无情。所以，他知道指望他人来改变自己是不可能的，只有自己才是最可靠的。周恩来通过知识改变了自己，充实了自己，成为了一代伟人。

再看看我们自己，出生在和平年代，出生在丰衣足食的家庭，不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更是对学习不感冒。殊不知我们现在的和平是祖祖辈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现在的学习机会也是祖祖辈辈用他们的汗水换来的。我们都有生命，这是平等的。可是，人人都有知识吗?知识是我们做任何事的基础。没有知识我们将一事无成。只有知识，才能改变我们的人生。

[周恩来的爱国故事作文

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在外交场合出现法西斯的标志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尤其是曾经遭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国家，他们看见这种标志是很反感的。周总理的解释及时解除了他们的误会，但令人叫绝的是周总理借题发挥，号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那个菜吃掉。意外的这么一个被动场面，经周总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

总理是讲过自己不是帅才，邓大姐也这样说，我们听了不舒服;主席和小平再这样讲，我们曾感到委屈。现在回想起来，是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影响我们的结果。谁位高，谁就位尊德高;谁官大，谁就本事大、贡献大。中国过去就是这种观念，这个毛病。改变不容易。雷锋只是一个班长，说起他全国没人不知道，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他的军长、师长是谁?话又说回来，许多人还是想当军长不想当班长，所以说改变不容易。

总理讲他做不到举重若轻，但同样的，主席和小平也做不到举轻若重。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目的才能实现。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没多久，1950年1月，忽然传来消息，说谈判不大顺利，叫周恩来总理立刻启程去莫斯科。

那次，我作为随员跟总理一起出发，路经满洲里时，遇到了率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萧华同志。

萧华向总理汇报联欢节情况，总理望着他身后问：“怎么没见到维世啊?”

孙维世是总理的干女儿，本是同萧华一道去参加联欢节。总理没见到干女儿，自然要关心。

“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她被师哲扣下了。”萧华解释，“师哲说她俄语好，叫她留下参加翻译组的工作。”

总理关心中苏谈判：“主席跟斯大林谈得怎么样?”

萧华摇摇头：“好像不大顺利，师哲只跟我简单讲了几句。”

总理想了想，问：“主席现在做什么?”

萧华说：“斯大林说要等你来了再谈，先安排主席参观和看节目，听说到列宁格勒参观去了。”

总理沉思着点点头，没有再问。当时在场的有伍修权、赖亚力和我，我是刚由副官改为行政秘书。

赶到莫斯科时，我从师哲那里听到的情况，与萧华讲的差不多。

总理一到就开始了紧张的谈判，主席就退到“二线”，只管大的方向和原则。除了决策，具体怎么谈的他不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主席在莫斯科没什么事，每天就是看书，看得废寝忘食。

记得有次吃午饭，主席的目光总是朝我脸上瞟，看得我有些不自在了，不知自己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引得毛主席这样注意。我下意识地拿手去脸上、嘴巴周围擦，怕是沾上了食物，同时尽量注意吃饭的动作文明些。

当我的目光再次和主席相遇时，他忽然笑了，指指我说：“我看你长得像拿破仑。”

我不好意思了，尴尬地跟着笑，不知道拿破仑长什么样?哪一处跟我相像?

毛泽东并不知道我的姓名和职务，但知道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转向周恩来说：“这些天我一直在看历史影片。看完了彼得大帝和拿破仑。”

说到这里，毛泽东拿起酒杯，朝我一举：“来，跟拿破仑干杯!”

欢笑声中，我脸红红地跟毛泽东碰了杯。

毛泽东朝想象中的“拿破仑”点一下头，喝了半杯。我这个“拿破仑”一饮而尽。从此，相当一段时间里，有人开玩笑叫我“拿破仑第二”。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地方长得像拿破仑。

在毛泽东观看研究彼得大帝、拿破仑期间，周恩来谈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当然，这些谈判的大政方略及原则，都是毛泽东确定决策的。他当时有句著名的确定谈判目标的话，就是“想要点好看的，再要点好吃的”。“好看的”是“同盟条约”，“好吃的”是“贷款协定”。

这次中苏谈判的情况，很能反映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及各自无法取代的作用。

早在西柏坡时，联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周恩来交谈后，对师哲等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说：“你们将来一建国，现成就有个总理，周恩来。”

30年后，国际上许多政治家评论：“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是被置于毛泽东的头脑里，同时也被置于周恩来的手掌中。”

是斯大林高明还是国际政治家们评论得深刻?我认为周恩来比他们都高明都深刻。

我是1940年5月4日来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一星期后即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以后历任副官、秘书、卫士长。

周恩来无疑是一位鞠躬尽瘁的实干家，但他首先给我的印象是伟大的思想家。

从设计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蓝图到国际关系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和霸权主义”，这些天才思想已经早为国际国内所共知。

我要讲的新内容是周恩来的三次预见预言，其中无疑闪烁着伟大思想家才能独具的智慧的光辉。

第一次预见预言就发生在我刚到周恩来身边，随他奔赴重庆的路上。因为刚到首长身边，一切都新鲜激动，所以记忆非常深。

像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伟大的人物，与生俱来的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就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毛泽东气吞山河地高歌：“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当毛泽东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那位一代天骄统统踩于脚下时，周恩来又在想什么?干什么?

他也不迷茫。他已经勇敢、自信、明智地选定了自己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并且当仁不让地在这个位置上坚持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天，我们100多名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跟随周恩来，分别爬上3辆卡车，开始了艰苦的旅程。

经宝鸡、凤县，卡车在崎岖的土石路上颠簸，午后驶入一道大山沟子。

沿途景致在悄悄发生变化。陕北高原受雨水侵蚀，形成塬、峁、梁、沟如大海一样波状起伏的地貌。

而这里，山间原有的自然风貌仍然存在;仰面眺望，干柯争翠，万木葱茏。5月的阳光下，在寂静的热气中花草的芬芳悄悄蒸腾，那些挡住视野的陡壁岩石不时地闪出青色白色的反光。

拐过一道弯，卡车哼了一声，我听到有人嚷嚷：“苗台子镇!”

前方轻烟缥缈，笼罩了一片建筑物。卡车停在了镇西。

“都下来吧。”车门开了，传来召唤：“去看古迹!”

我们100多人纷纷跳下车，心里不免纳闷：这一路多少古迹啊，从没说过看看。特别是在西安，住的时间长，名胜古迹又多，还不时有各方人士邀请，周副主席却一处未看。如今特意钻进这大山沟子来看什么古迹?不理解!

周恩来已经下车。他一露面，我们这些警卫就本能地摸住腰间的德国20响快慢机，环绕着警卫在四周。

我近在咫尺地看着他眺望着下车，眺望着立住脚，就那么保持眺望的姿态站了很久;双手环抱胸前，肩膀随着深呼吸起伏，一副久违了的神情，像游子终于回到故乡，带着静谧无言的激颤要寻回遥远的记忆……

“周副主席来过?”当时的副官老钟小声问。

周恩来摇摇头，没作声。在他最突出的特征——两道浓浓的黑眉毛下，波光闪烁的两眼显得含情脉脉，神思悠悠。

我是第一次见他这么动感情，印象太深了。此前他从来不曾这样，他属于那种善于驾驭感情的人。记得路经洛川时，国民党一名军长来拜见他。这位军长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教过的学生，见面那一刻，军长叫了声“老师!”整个脸孔、嘴唇和敬礼的手就都激颤起来，感情无法抑制地奔过来用双手抢握周恩来伸出的手。周恩来不那么感情外露，热情而不失常，亲切而不变态，关心而不形于色;那种从容似春，大度似海的风度直令我心灵震颤，立刻被迷住了。那时我还不明白这是人类文明的力量，我只感到他与我过去见过的所有人都有某些不同，虽然说不出不同在哪里，那一瞥目光，一个微笑，一次握手，一声问候，甚至举手投足都有着既生疏又一见如故的亲切感人的魅力。

然而现在，面对一片自然山野，他却意满神动，柔情大发，用一种温和雅静的声音喃喃着：“留侯把荣誉利禄都抛在脑后，晚年就隐居在这里……”

我顺他的目光望去，高处一片青绿中点缀着八九座红色的庙宇式的建筑。正感觉茫然，周恩来已经挥起右手。他的右臂断过不久，有人说是跟江青赛马摔断的，有人说是跑马时，路边窜出条大黄狗惊了马摔断的，3个月前刚从苏联治疗回来，胳膊仍然伸不直，习惯地弯在身前;挥动时，半侧身体和肩膀随着一动，好像全身用力，反而使他的动作平添了一种分量和魅力。

“走，看张良庙去!”周恩来率先朝山上走去。后来得知那儿叫紫柏山。他一向走得快，我们跟着常感吃力。

张良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说过，却又不甚明白。你不要笑，我是放牛娃出身，不像现在的孩子都有学上。

我的家乡在四川。我祖祖辈辈的双脚都是深深插于泥土中。在我12岁时，双臂已经像大人一样挥动起锄头。可是，军阀混战，更有帝国主义的炮舰和经济压力，沿着那滚滚长江溯流深入到四川，于是，每年都有5万两以上的白银顺江流出四川流出中国。没有什么语言能够描绘出那社会的霉烂与五颜六色的罪恶和苦难，中国的命运像游丝一样缥缈。于是，12岁的我便扔下锄头抓起长矛大刀，参加了红军。那是1933年，参加红军后我才开始学文化。

怎么学文化?比如这次参观张良庙，我这里刚犯嘀咕，前边已经有人问出声：

“周副主席，张良庙是谁呀?”

“张良是古代一位英雄，帮助刘邦打天下，统一全中国，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汉王朝。”周恩来一边登山，一边用通俗的语言作解释：“后人为他修的庙就叫张良庙。”

我明白一些，却另生纳闷：张良只是帮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周恩来怀古，为什么不看汉高祖也不看更早的秦始皇，偏偏要看张良呢?

登上授书楼时，我终于忍不住问：“周副主席，为啥要给张良修庙呢?”

周恩来望我一眼，还没说什么，另一名警卫已经跟着嘟囔：“我们那边关帝庙很多，关公是英雄。张良——?”

周恩来忽然笑了，双手抱臂，把脸仰上天去笑出声：“哈哈，知道汉寿亭侯，不知道留侯。”他重新望着我们，双腿微微岔开，站住不动，冲我们轻轻点点头：“关公是英雄，张良也是英雄。张良其实比关公贡献大。那走廊过厅里的40多块碑都是对他的评价。”

接着，周恩来便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了张良的许多故事。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到下邳起兵反秦;从鸿门宴救刘邦，到“四面楚歌”，使西楚霸王项羽的军队土崩瓦解，落得个“霸王别姬”。最后，周恩来放低声音说：“汉王刘邦得天下，主要依靠三个人：韩信、萧何和张良。”

我感到不满足：“张良打过什么仗?”

周恩来换上一种沉思的表情，深邃的两眼闪烁着严肃隽冷，缓缓说：“张良没有独自领兵打过仗，他不是帅才。但是他追随汉王左右，出谋划策，是最优秀的军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懂吗?”

我们似懂非懂，点点头又摇摇头。

“嗯，”周恩来略一沉吟，大约是考虑怎样对我们这些没有上学读书的同志解释清这个问题，“这样打个比喻吧，师爷你们都知道吗?好，县衙门里都有一些读书人被县官聘去当师爷，在幕后替县官出主意。县官一般都要仰仗他们来办事。军师就有点像这个师爷，是军队里的师爷，替统帅出谋划策来打胜仗。比如汉王打了败仗，连父亲和老婆都被楚霸王俘虏走了，汉王一筹莫展。张良就给他分析形势，出主意：九江王黥布是楚国猛将，但与楚霸王有矛盾;猛将彭越在梁地反楚;汉王你自己的将帅中只有韩信可以独挡一面，托付大事。如果你把关东的地方作赏地赏给这三个人，楚国就可以打败了。汉王听了张良的话，立刻从战略上由被动转主动，劣势变优势。项羽打了一百个胜仗，顶不住张良一个主意，优势变劣势，只好求和。以‘鸿沟’这条运河为界，想平分天下。汉王想就此回兵，张良又出主意：不能退兵。放走楚军这叫‘养虎为患’。汉王又听了他的话，追击项羽，不给他喘息机会，垓下一仗把项羽消灭了。这就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啊……”

在峰下花亭竖的“英雄神仙”石碑前，我又问：“张良确实英雄，可为什么又叫英雄神仙?”

周恩来说：刘邦得天下后，封赏功臣，让张良自己选择三万户封地，张良推辞了。他说我跟皇上最初是在留县相会，只把留县封给我就足够了。那时的县，又经战乱，大概不会超过一万户。他不贪。张良随汉高祖刘邦入函谷关后，刘邦当皇帝，张良就静居行气，不吃粮食，闭门不出，说：“我蒙皇帝信任，当军师，不过出了点主意就封万户侯，这已经是最高的待遇了，足够了。我只想脱离人间俗事，追随仙人赤松子去神游。”所以老百姓都传说他成了神仙。

周恩来凝望石碑，慢条斯理地说：“张良是个明辨是非，通晓事理的人，完全知道神仙虚幻。他这样做正是他的聪明智慧所在。因为在那样的封建社会封建制度下，他明白，在功勋和名位之间，为人臣子是难于长久立足的。果然，打天下功劳最大的三个人，韩信被杀，萧何被拘，只有张良把荣誉利禄抛于脑后作了‘神仙’。他采取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是客观形势、环境等各种原因决定的……”

望着周恩来深沉睿智的面孔，听着他低沉悠缓的讲述，我简直就像面对了悠久的中国历史，面对了古老的民族文化，感到神秘、深奥、博大，感到至圣至伟，可望而不可即。比如“师爷”，以我当时的文化水平怎么可能理解呢?直到几十年后，知道了“无绍不成衙”，才渐渐明白，那古老的民族文化中就包含了绍兴文化。

周恩来的祖籍并非苏北淮安，尽管他出生在那座古城。他的祖籍原是浙江绍兴。在鲁迅逝世两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曾说：“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绍兴的著名的大家族。到了周恩来的祖父一辈时，他这一支家族才离开绍兴，迁居淮安。这次迁居便与绍兴文化有关。

在绍兴，除体力劳动者外，中上层比较多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当时知识分子的出路是应科举，绍兴的文化人却不然，很少去应科举，大批地去当师爷。师爷不是官职，在任何衙门里也不是一把手，不是二把手，但解决问题办事情还是靠他，他是事实上的二把手。他们明智干练，勤恳谨慎，审时度势，善于解决各种最复杂的矛盾。久而久之，绍兴人当师爷出了名，以致人们把师爷不叫师爷，叫“绍兴师爷”;县官一般都要仰仗绍兴师爷，便有了“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便是因为到淮安当师爷而举家迁移。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也是师爷出身。他们的精明、干练、谨慎、果敢乃至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对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都是不无关系的。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留坝县苗台子镇参观张良庙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也不真正理解周恩来讲述张良。后来跟随他久了，多次听他讲“我不是帅才”，在中央的会议上讲，下来也讲过，才使我联系起来想到了参观张良庙。他讲张良的故事，张良也不是帅才，他是最优秀的军师。

从山上下来，又看了传说中萧何月下追韩信的遗址。周恩来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一段故事：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到南郑，许多人都逃跑了。韩信由于怀才不遇，不得志，也逃跑了。萧何听说之后，连夜去追。有人以为萧何是逃跑了，就报告刘邦。刘邦大发雷霆，像被人砍掉左膀右臂一样。过了两天，萧何回来了。刘邦喜极怒极，问：“你为什么逃跑呀?”萧何说：“我哪敢逃跑呀?我是去追逃跑的人去了。”刘邦问：“你追的人是谁?”萧何说：“韩信。”刘邦立刻拍桌子：“大将跑了几十个，没见你追，你说你追韩信，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萧何笑道：“那些大将很容易得到，天下多的是，而像韩信这样的人，失去这一个，天下就没有第二个了。大王你要是想一辈子蹲在汉中，那就用不着留韩信;你要是想争天下，那就非韩信不可，除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为你图谋这个大业了。”刘邦信任萧何，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统领全军，果然打败了项羽。

周恩来说：“刘邦百战百败，却屡败屡起，靠的就是萧何为他当宰相，经营关中作他的根据地，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项羽百战百胜，却经不起一败;一败涂地，一败就亡，原因之一是没有萧何这样的宰相。就是有，他也发现不了。发现了，也不肯用，留不住。所以他经不起失败。”

这一次怀古，周恩来详细讲了张良、萧何辅助刘邦兴汉的历史，而后说：“张良、萧何都是有很大的本领，没有他们兴不了汉。他们知道这一点，刘邦也知道这一点。同时他们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过人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短处。张良和萧何都不是帅才，张良给刘邦说太公兵法，刘邦一听就明，常用其策。张良给别人讲就不灵，所以张良说‘沛公殆天授’!跟着刘邦不走了。他就懂得，跟别人发挥不了他的才能智慧，只有跟着刘邦才能得到发挥，相辅相成，成就一番大事业。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从古推至今：“中国的历史，总是少不了张良、萧何这样的英雄人物。今后也需要这样的人。”

仿佛是证明这个说法，路经成都，我们在春熙路成都旅馆住了三天。成都名胜古迹很多，周恩来只带我们去看了诸葛亮的武侯祠。他从“隆中对”讲到“出师表”，说诸葛亮有思想，出山前就料定三分天下，并制订了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计划，最可贵的是，他为此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看过祠内的“三绝碑”，来到殿外，仰望古柏葱郁，环顾青瓦红墙，又显出那种无限感慨的神情，念了句诗。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杜甫的《蜀相》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记得他讲了诸葛亮“和吴”——建立统一战线;“和夷”——搞好民族团结;“明法”——实行法治;“治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但讲得最多最动感情的还是“正身”。说诸葛亮一生虚心纳谏，清正廉明，不增值私产。他上表公布财产，说明一家已经可以温饱，决不别作经营，增长私产一寸。并说明：“臣死以后，如查出有多余的财物，那就是对不起国家。”

当时武侯祠里游人很多，拥挤得不便久留长谈，在嘈杂声中也无法谈话，周恩来朝诸葛亮殿中的武侯贴金塑像投去最后的深深一瞥，带领我们100多人离开了。

路上，他看着我们走在他身边的人，说：“这么多人来参观，说明了什么?诸葛亮死后，到处有人要求给他立庙，因为限于当时的礼制，不得允许。不立庙老百姓就在街巷家中为他私祀。直到蜀汉灭亡那年，阿斗才允许给他在沔阳立庙，禁止其他私祀。可见诸葛亮是有益于人民，深得民心的。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优秀政治家都能做到这一点，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这时，他的两眼亮起来，一闪一闪的，充满了一种自信和激情：“我们现在要比他做得好，我们在全国执政后要做得更比他好。”

周恩来逝世后，没留任何私产，他也确实没有，甚至连遗体也留言让交医学解剖，然后火化，骨灰也不留。不许人们给他“立庙”——建纪念馆堂或保留故居。他确实方方面面都比诸葛亮做得好，何止高出百倍?所以人们要去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他，上街悼念他，回家也悼念他，亿万人民有口皆碑。

国内外不断有人把周恩来比作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杰出最贤良的宰相。每逢看到这样的文章，我便想起了从延安到重庆那风尘仆仆，万里颠簸的一路。毛泽东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周恩来不感怀。秦、汉、唐，历代盛朝的皇帝他不看，他只看了张良、萧何、诸葛亮。当时我们跟随他一路而行的3卡车100多人，谁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这其中的无限含义，即便今天仍无法全部说清阐明。

但其中一条简单的事实我是肯定的：周恩来坚信革命的成功不是抽象的，而是实实在在的预见，并且勇敢、自信、明智地为自己选定了位置。说这个话时，我不能不联想到五年后，就是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同志遇难时的一幕。后面我在周恩来的四次痛哭里将讲述那个过程。当“4·8”遇难的电报打来时，周恩来为叶挺、王若飞、邓发、秦邦宪等烈士痛哭失声，曾讲：“……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理，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周恩来比斯大林、米高扬更早看出自己能够担任总理。

我看到尼克松所著《领袖们》的中文版，里面写有这样一段文字：“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很难想象举止优雅的周恩来会是笨手笨脚的样子……”

尼克松难以赞同田中角荣的话，我们国内却有人赞同，甚至更夸大其词。什么原因呢?

非“同志关系”的人这样讲不足为怪，“同志”中有人这样讲，其中大约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有些好心人，对总理感情深的人帮了倒忙。“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已是公认，于是，出于热爱便有人总想把总理摘出来。总理明明是接受了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断，以为对党和国家，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有好处的。但这些好心人找出各种似是而非的“根据”，硬要把总理的深信和拥护说成违心，把赞同说成屈从，把尊重说成让步。这样做的结果，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其实是摘不掉的，反而把总理歪曲成了缺乏原则和勇气的人，这就从人品上损害了总理。岂不是适得其反?

凡是不尊重历史的人，最终都要弄巧成拙。“文化大革命”煽起个人迷信，把天下功劳都归于毛泽东，错了。此后功劳是大家，错误全推在毛泽东身上，又错了。为什么不是神就是鬼，就不能讲点实事求是的真话呢?“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段时间，没听说有几个人反对，包括很快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不少人被打倒了还真心喊万岁呢。各省市自治区的问题都是总理主持处理的，要说错了，总理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首先站出来承担责任。生前全党就一致公认，他是最富自我批评精神的一个，从不推诿责任。

第二种情况是，一些政治上浅薄的“中才之人”，清谈之士，喜欢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他们一件事也干不成，但没有一件事不会发议论。“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后，周恩来逐渐看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到后期，他对毛泽东为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所采取的步骤与措施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图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于是，这些“中才之士”虽然从未进过政治漩涡，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把总理的韬略说成不敢冒冲突的风险同毛泽东正面交锋，把顾全大局埋怨为不敢像彭德怀那样摔帽子骂娘，把坚强的党性和服从组织决议说成缺少独立和个性。

中国共产党能夺得天下，靠的是党组织的力量，而不是每个党员的“独立”“个性”。即便是错误，也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否则就不能保证正确时的全党服从中央，就无法步调一致，就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懂政治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审查干部时，再大的错误，只要是执行组织决议而非另搞一套，你就不能把账算到他个人头上而一棍子打死。否则后患无穷，党将失去统一的意志和力量。

五千年的历史证明，“上智”“下愚”都容易抱定信仰，很难改变思想。跟他们共事容易建功立业。打天下的共产党人，或者是经天纬地的“上智”，或者是大字不识的“老粗”“下愚”，过去的八大军区司令没几个有文化，他们最容易有自知之明，容易团结奋斗，成就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唯有“中才之人”，智慧不高却什么都知道一点，这种人难有自知之明，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各有一套，互不服气;清谈起来一个比一个“见解”多，干起来只会抱怨不会克服，任何事都难于同他们合作完成，特别是在危难时刻。正所谓“秀才闹事十年不成”，那是千古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第三种情况是，缺少一点理解。

有位外国记者问周恩来：“当你信仰的东西与你民族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你首先选择什么?”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首先是个中国人。”正因为这样，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时，周恩来能出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把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放一边，建立起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是一个意志坚如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点不会有人怀疑，后面的几章也将谈及。但他首先是中国人。“四人帮”批儒，批周公，其实就是批周恩来，这一点不假。过去两千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基色。周恩来自小就熏陶于温文尔雅、谦恭有礼的儒学的氛围中，他的矛盾的性格中，必然有温和、谦恭、礼义的一面。在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上，也必然有顾全情义、有失锋锐、谦和有余、直言不足的一面。

其实毛泽东说他“政治上弱点”就是指此而言，并非指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政治上的信仰。

其实周恩来性格中的这一面，不仅是对毛泽东，对父母、亲友、同志都有表现。后面几章我将以事实证明。从大量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所有当事人都是歌颂怀念周恩来性格中的温和、谦恭、礼义的;为什么周恩来这一性格表现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时，我们就不能理解体谅了呢?这不公平不客观么!

没有谁能否定自己性格中的矛盾性、双重性。毛泽东也说他的性格是一半“虎气”，一半“猴气”。周恩来的性格当然也无例外地有着双重性。对于周恩来的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宰相”，有人议论为“伟大的谦虚”，有人议论为“明哲保身”或“处世精明”。这些议论者为什么不想想，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7年，在这个位置上他可从来不曾表现什么“伟大的谦虚”或“明哲保身”。即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狂风恶浪，他也不曾明哲保身地退出这个风口浪尖上的敏感位置;即便面对“四人帮”那样不可一世的来头，他也没有表现丝毫伟大的谦虚，让张春桥或什么人去当总理或组阁。历史难道不是这样吗?

周恩来是我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个子不高，风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丰富。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担任总理已有差不多22年，与毛泽东共事已有40年。他已成为毛泽东与毛泽东为之规划宏图的人民群众之间重要的纽带。他把毛泽东的远大理想化为具体计划。同时，他还因为给毛泽东的过激之处降温——至少是在毛泽东满腔豪情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这么做——而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感激。

两位领导人的个性也大不相同。在任何聚会中，毛泽东总是以其气势令举座注目，而周恩来则给人带来光明和温暖。毛泽东的满腔豪情会让反对者慑服，而周恩来会以其智慧力求以理服人或以智取胜。毛泽东说话尖锐犀利，周恩来说话则鞭辟入里。毛泽东喜欢将自己看做哲学家，周恩来则自认擅长行政管理或谈判。毛泽东致力于加快历史前进的速度，周恩来则善于乘时乘势。他常说，舵手必须懂得该怎样驾驭风浪。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各自的身份令人一目了然，不仅是因为级别的高下，更是因为周恩来对毛泽东总是恭恭敬敬。

后来，有人批评周恩来只是给毛泽东的激进政策降温而没有予以抵制。美国代表团见到周恩来时，中国还在“文革”之中，而周恩来-一个见多识广、留过洋、主张跟西方进行务实接触的领导人——正是“文革”中一个明显的斗争目标。他究竟是推动了“文革”还是踩了刹车?周恩来在政治上能站住脚跟，是因为他把行政管理的能力用于执行一些他个人可能很厌恶的政策。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在60年代像他多数同时代的领导人一样遭到冲击。(不过最终他还是遭到了日益激烈的批判。1973年底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实权。)

要给一国之君当顾问有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难题：若要反对某一项政策，就要考虑，改变了局面以后的好处是否值得他为此而丢官。是凭长远目光以他的含蓄起到作用，还是以眼下利益为重而走极端?是应采取温和措施而一步步积累其效果，还是摆出高姿态?(其实高姿态也未必救得了他。)

邓小平后来在评价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时，一语击中了这一连串问题的要害。至少在公开场合下，他为周恩来解释了上述问题。邓小平一家在“文革”中曾饱受迫害。1980年他复出后在跟意大利记者奥丽娅娜·法拉奇的谈话中说：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很早就认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在我跟周恩来的交往中，他含蓄、敏感的风格帮我们克服了曾互为仇敌的两个大国间新型关系中的很多隐患。中美和解起于冷战期间的一种战术，后来演变为新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因素。我们双方都不抱幻想能改变对方的基本信念——我们的对话得以进行正是基于这一点。但我们也声明了双方的共同目标。这些共同目标在我和周恩来都退出历史舞台后依然存在，这是一个政治家的最大荣耀。

当时，我和周恩来在绿呢面的桌旁坐下时，上述的这一切都还非常遥远。我们坐下后，谈的是有无可能走向和解。周恩来请我这位客人先讲。我想好了，避开我们两国有分歧的问题，只从哲学角度谈中美关系的演变。我用了华丽的辞藻来做开场白，我说：“有很多游客来过这片美丽的土地。对我们而言，这又是一片神秘的国土。”这时，周恩来摆了摆手打断了我，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我们面前的挑战可以说是要揭掉各自神秘的面纱，不过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20年来在跟一个美国使节第一次会谈时，就说恢复友谊是发展两国新关系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一点他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就已经说过。

3个月后，我第二次去中国时，周恩来欢迎我们的态度就好像两国的友谊已经根深蒂固了一样。他说：“说起来这只是第二次会谈，但是我把自己所想的都对你们讲了。你和(温斯顿·)洛德先生对这一点很清楚，但是(戴安娜·)马修斯小姐和我们的新朋友(指我的军事助手乔恩·豪)不大清楚。你们可能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三头六臂吧?但是，瞧，我和你们一样，是个可以与之理论并坦诚交谈的人。”

…………

周恩来之所以幸存是因为没有他不行，从根本上说也因为他的忠心-有人就批评他忠心过度。如今似乎风浪已过、彼岸在望，他也被剥夺了实权。他并没有像邓小平在十年以前那样与毛泽东的政策相左。凡跟他打过交道的美国人也没发现他有任何背离毛泽东讲话的地方(再说，主席似乎也通过每晚阅读会议记录在跟踪会议)。不错，周恩来是对美国代表团礼遇有加-虽然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这也是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必不可少的，是中国艰难的安全局势所必需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做是为便利中国当时之所需，而不是惧于我或任何其他美方个人所作的退让。

周恩来或许开始认为与美国的关系乃长久之计，而毛泽东则以为是阶段性战术，这也不无可能。周恩来或许认为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千疮百孔的中国只有结束孤立，真正成为国际秩序的一员才能实现振兴，但这也是我凭借周恩来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他的言谈话语作的臆测。我们的对话从未到达个人间交谈的程度。周恩来的有些继任者往往在提到他的时候称他为“你的朋友周恩来”，尽管他们只是字面上这样说——即便略带讥讽——我也认为这是我的荣幸。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二天见报的新闻照片上，人们看到主席台前排正中是毛泽东，毛的左边依次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右边依次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样排列座位，不按姓氏笔划，也不按资历，当时引起过不少私下议论。人们怀疑，是不是某些人故意在捣鬼，暗示左边是左派，右边是右派?

了解内情的邱会作在《心灵的对话》一书中有新的解读，原来这是身为九大秘书长的周恩来的苦心安排：“大会前就决定，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碰头会成员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怎么安排江青成了周恩来的难题：无论是按资格还是按地位，江青都要坐到边上去，她肯定会吵闹不休。周恩来把碰头会成员安排在一边，元老们安排在另一边，江青就可以很体面地紧挨着政治局常委康生坐得靠近中间。周恩来在左边的主要人物面前安排了麦克风，右边的则没有，这说明，中央碰头会是目前党和国家的实际领导，是九大的领导者，而老同志们只是大会的参加者。元老们对此心照不宣，很知趣，他们开会则来，无事则走，不叫不到，从不多事。”

这样排位的奥妙，上面清楚，下面不清楚。九大一共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有来自珍宝岛前线的军人孙玉国发言。他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很大的兴趣。毛泽东当面问了他的年纪、军龄、籍贯，孙玉国回答后，走到毛泽东面前敬礼、握手，接着想和坐在毛泽东右侧的周恩来握手，周恩来赶紧站起来向左边一指，孙玉国会意了，到林彪跟前敬礼、握手。林彪用手向右边一指说：“总理”，原本想向左去的孙玉国立即返回右边和周恩来握手，顺势又要和董必武等元老握手，周恩来向左边一指，孙玉国返回左边和碰头会成员一一握手后，要退下去，周恩来又向右边一指，孙玉国再到右边同元老们都握了手。孙玉国来自基层，哪知道中央有这么多人事上的玄机，如此左右折返，临场不乱，真难为他了。

对于周恩来的安排，江青仍不满足。4月24日，九大举行闭幕式。退场时，江青凑到毛泽东旁边，她事先安排一个摄影师在人民大会堂二楼，用望远镜头拍下了毛泽东和江青在主席台上的合影。当天晚上讨论大会新闻报道时，江青要求发表这张合影，周恩来只好把清样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用铅笔在照片上打了一个叉，并签了毛泽东三字。

江青没有达到目的，只好对姚文元撒气：“你们真是小题大做，发表一幅我和主席的合影也要他审批，真是多余。”许世友说：“报纸发表政治照片，当然要审批。”江青火了，大声说：“难道你们还要骑到我头上拉屎不成!”然后退场了。周恩来说：“希望大家对不必要说的话最好不要去说。”姚文元说：“主席在闭幕式上讲了团结问题，现在还不到几个小时，大家都不会忘记吧。”许世友还要和姚文元争辩，邱会作拉住他说：“不要再给总理找麻烦了。”

江青想争取的不只是座次和镜头。她还有更高的诉求。据邱会作回忆，张春桥等人在起草新党章的时候，原来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党章，提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这个问题刚一提出，就被老辣的康生坚决制止了。

康生说：“你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大家若不谨慎，搞不好就会把得到的东西也丢个一干二净。”这样，江青的名字连初稿也没上。

但是，在九大期间，江青还是在京西宾馆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每个大组派五人参加，由姚文元主持。江青在会上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不止一个。我们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选到核心领导里去，只有这样，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面接下来。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绝不是一个人。”姚文元接着说，“江青同志也应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我们在党章上虽然只写了一个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是当然的接班人。”姚文元把江青讲话的记录稿整理好，就送给康生了。康生边看边冒大汗，他把记录稿留下来，再没转手。

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 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 ”接着他又风 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 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在外交场合出现法西斯的标志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尤其是曾经遭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国家，他们看见这种标志是很反感的。周总理的解释及时解除了他们的误 会，但令人叫绝的是周总理借题发挥，号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那个菜吃掉。意外的这么一个被动场面，经周总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

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鸡叫三遍过后，周家花园里传出了阵阵琅琅的读书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着、读着，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他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

吃饭的时候，他望着白花花的大米饭迫不及待的问道："蒋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它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移栽锄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

"啊，吃上这碗大米饭，可真不容易啊!"周恩来惊讶地说。"是呀，这十多道关，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这香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蒋妈妈一番深刻的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更激励他勤奋学习。为了过好习字关，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有一天，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路途较远的亲戚家，回来时已是深夜了。

一路上风尘劳累，年幼的恩来已精疲力尽、呵欠连天，上下眼皮直打架，但他仍要坚持练完一百个大字再休息。陈妈妈见状，心疼不过,劝道:"明天再写吧!""不，妈妈，当天的事当天了!"周恩来说服了陈妈妈，连忙把头埋在一盆凉水里，一下子把瞌睡虫赶跑了，头脑也清醒多了。

一百个字刚写完，陈妈妈一把夺过恩来的笔说："这下子行了吧，快睡觉!""不!"周恩来仔细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个大字，皱着眉头认真地说："陈妈妈，你看这两个字写歪了。"说着，周恩来白嫩的小手又挥起笔来，把那两个字又写了三遍，直到满意这止。

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风尘仆仆，日夜操劳，确实辛苦。时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周总理 离开新会的前夕，悄悄地安排为总理设宴送行。宴会地点就安排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灶事员，而且没什么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 尽管这样，在吃喝将近结束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 周总理随即示意他的秘书，把300元人民币交给了县委的司务长。

周恩来是伟大的外交家。他作为新中国寻求人类和平友好的使者，开展了频繁的外交活动，成功出访了许多国家，他的足迹遍布亚洲、欧洲和非洲。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赞周恩来：他的敏捷机智大大超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领袖。

加拿大著名学者罗纳德更是赞叹：周恩来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外交家，国际上公认哦完美的外交家。

下面几个小故事是小编从网上整理出来的，仅供参考。

1、空酒杯

一九五四年，周恩来访问波兰即将结束时，我驻波使馆借用波方刚刚修复的一个大厅，以周恩来的名义举办了一个辞行招待会。那天，周恩来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征服了所有的来宾，人们都看呆了!以致发生了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情况：当周恩来致词已毕，举杯敬酒时，酒杯里竟空空如也。周恩来的随员急忙跑去，把聘请的波方招待员们从呆滞状态中唤醒，去斟酒。原来，当周恩来陪波方贵宾入场时，把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人们只顾看啊，鼓掌啊，……招待员们竟忘了及时斟酒。后来，客人邀周恩来跳舞，他那娴熟的舞步，多采的舞姿，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倾倒。一些西方国家的大使不断地点头，纷纷赞叹道：“妙极了，妙极了!”

2、巧妙应对：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参加完亚非会议后，来到首都雅加达。这天下午，在雅加达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中国代表团同六百多名华侨代表见面。对于这个招待会，一名外国记者做了两则报导，一则是：“有人说，‘在共产中国’老年人是得不到尊重的。四月二十七日，在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所留住的或与之谈话的都是年纪最老的来宾们。不是地位最高的、最有钱或最有名望的，而是头发最白、脸皮皱缩的。”另一则是：“周恩来也招呼在大使馆帮忙守卫的军警们进去坐一下，并且跟他们谈很多话，还请他们吃东西，以致他们之中大都受了感动。”

3、主动握手：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利用各种机会开展外交活动，促进我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一次，中印友好协会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向周恩来呈献礼物。在呈献礼物的仪式进行过程中，周恩来趋前与中印友协全体工作人员握手。印尼交通部高级职员达希尔·打益勃的手因受伤而扎了纱布。由于药水的渗透作用，包扎的纱布看起来有点脏。当周恩来向他伸手时，他不敢伸出手来。周恩来却微笑着主动握住他的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放下。

4、骨肉情深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胜利结束，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后，从万隆来到印尼首都雅加达。整个印度尼西亚二百多万华侨，不分地区和阶层，共推选出六百多名代表来到雅加达，要见一见从伟大祖国来的亲人。二十七日下午二点，在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中国代表团和华侨代表见面。激动的讲话，热烈的掌声，眼中的泪水，都使人感到一种骨肉团聚的激情。三点左右，招待会结束了，六百多名华侨代表向站在大门口的周恩来握手道别，这是需要花许多时间的，而且他的右臂活动不便。有关方面通知华侨代表不要等待握手，可以走了。但是周恩来一边微笑着说：“不要紧”，一边依然和跟他辞别的来宾们握手。

5、顶风冒雨

一九五七年，周恩来应邀访问斯里兰卡，当他在群众欢迎大会上讲话时，突然下起雨，主人立刻给他打上了伞。周恩来看到群众并没有雨具，就坚决推辞开了。他精神抖擞地站在风雨中发表了支持斯里兰卡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长篇演说。第二天，几乎当地所有的报纸的大标题都是：“周顶风冒雨。”

6、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胞，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7、巧妙应答，不亢不卑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8、为什么叫“马路”

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9、交换礼物

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10、“派克”的来历

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11、一句话的电影说明书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12、“中国有多少个厕所”

一个美国记者刁难周总理，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还有没有妓女?”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险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

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认为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这样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这个总理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吧?

周恩来总理一眼就看穿了这个记者的伎俩，马上肯定地回答：“有!”顿时，全会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周恩来的回答既识破了少数人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顿时全场掌声如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