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周恩来的小故事精编推荐四篇 作文（汇编20篇）

周恩来未满周岁就过继给了嗣母陈氏。陈氏才学出众，是周恩来的文化启蒙老师。安葬嗣母是10岁的周恩来当家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1907年，生母去世后不久，周恩来的嗣母陈氏也在清江浦去世。一年中连续失去两位母亲，这个打击对于幼小的周恩来来说是巨大的。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做工，周恩来兄弟3人一下子失去了依靠，直接面临着生存的威胁。周恩来领着两个弟弟(一个9岁，一个4岁)，扶着陈氏的灵柩，乘船返回淮安，借债将陈氏安葬在周家的祖茔地。祖茔地位于淮安城东郊的闸口村夏庄组，是周恩来的曾祖父周樵水当年迁居淮安时买下的。周家在淮安没有田地，除了驸马巷的房屋(也就是周恩来的诞生地)外，只有这不足一亩的坟地。这里安葬着周恩来的祖父母、嗣父母、生母等13位亲属的遗骨。

周恩来对嗣母陈氏的感情很深，在日本留学时，他于1918年1月2日写过这样一篇日记：“我把带来的母亲(指嗣母陈氏)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篇，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26年，那时候母亲才15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易逝，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10年了，不知还想着我这儿子没有。”2月12日，当周恩来从家乡的来信中得知爹爹(嗣父周贻淦)和娘(嗣母陈氏)的坟还露出棺材在外边时，心里“越想越难受，恨不得即时回国，为家里处置这些事情才好”。

1941年周恩来曾表示，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到母亲的坟前扫墓。他曾对说：“38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恩情未报。”这也是有资料考证的周恩来对祖茔地的唯一印象。1950年他又深情地回忆：“1946年，我在南京。南京离淮安只有300余华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

周恩来最早从1952年开始就计划平掉淮安的祖坟，历时13年。期间虽然遇到八婶母杨氏等亲属的强烈反对以及地方政府的冷处理，但他平坟的态度却一次比一次坚决，直至最后将祖坟平掉。

第一个阶段是1952年，周恩来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其意见转告淮安县委。

1952年底，周恩来让警卫干事王雨波将八婶母杨氏护送回淮安。王雨波向周总理写了报告，关于祖坟地的内容有：“把老太太送到家后，第二天(元月一日)上午见了县长赵荣洲、秘书长张文高，向他们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家里的坟地如果能种，而群众要求要分，可让群众分去耕种。”这是有文字考证的周恩来第一次向淮安县委表示要平坟还耕。

第二个阶段是1958年，周恩来亲自写信给淮安县委商讨平坟事宜。

1958年6月29日，周恩来写信给当时的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转淮安县委，有关祖坟的内容是：“还有，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函告为证。”

第三个阶段是1965年，周恩来安排适合的亲属专程回淮安，敦促淮安县委和家乡的亲属平坟。

1965年，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同弟弟周恩寿商议平坟一事。因为担心乡亲们想不通不肯平坟，于是决定派一位亲属前去做工作并督办此事。周恩寿自告奋勇，极愿前往。但是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说：“你的身份不同，是周恩来的弟弟……你回去后，省里、县里都要接待你，既影响人家工作，又造成浪费。”见弟弟没有异议，周恩来便说：“还是等在西安的尔萃回去办吧，他母亲在淮安，是探家，不会惊动地方领导。”1965年春节前，周尔萃回乡探亲，周恩来将这个任务郑重地交给他，并明确交代：棺木要就地下沉一米以下，做到不影响机耕。

周尔萃回到淮安后，首先将周恩来的意见转告给了哥哥周尔辉和嫂嫂孙桂云，然后又向淮安县委作了汇报。农历除夕，周尔萃、孙桂云以及30多位当地生产队的农民，来到周恩来祖茔地，平掉了坟头，深埋了棺木。

周恩来得知后非常满意，从工资中拿出70元钱给生产队寄去，汇款人一栏里端端正正地写上“周恩来”3个字，在附言一栏内还有几行清晰的小字：“此款支付生产队平坟工资和赔偿青苗损失费。”此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平坟还田”运动。

1958年火化平坟，不留痕迹

1912年，父亲周贻能带周恩来到东北投奔四伯父周贻赓。1927年，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第3次工人武装起义，周贻能去上海看望儿子。“四·一二”******政变后，周恩来遭悬赏通缉，父亲一直留在上海陪伴他，并帮他做些秘密通信联络工作。直至5月下旬，周恩来奉党中央之命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周贻能才返回东北谋生。1940年秋，周贻能随周恩来到重庆，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重庆红岩村，也未曾续弦。

1942年7月10日，周贻能去世时，周恩来小肠疝气发炎，正在中央医院治疗。董必武和红岩村的同志经研究后，决定暂不将噩耗告诉他，等其出院后再说。周贻能的灵柩暂放在红岩沟内，待周恩来回来后再出殡。据童小鹏回忆：“当7月13日周恩来出院回红岩二楼办公室，得知父亲去世已三日时，悲痛欲绝，恸哭不已。随后大声责问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为什么不通知他，钱之光不敢回答。周恩来特别责问邓大姐说：‘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你为什么也瞒我?’邓大姐只得流着眼泪认错。一些同志闻声到二楼走廊，听到这些话，都为之感动得流泪。我更是泪流满面。这天晚上，周恩来为父亲守灵至拂晓。”7月18日，周贻能被安葬在沙坪坝小龙坎伏园寺墓地。周恩来头戴孝帽，身穿白衣，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伏园寺墓地里又一座新冢立起，墓碑中间竖刻着：父亲周懋臣大人之墓。落款是：

男周恩来媳邓颖超

民国卅一年

七月十八日敬立

周恩来在墓前向父亲默哀，并深深地叩首、叩首、再叩首。

1952年2月，周恩来出访亚非11国后途经重庆，时任市委书记任白戈向他汇报了拟把小龙坎墓地扩建成一处革命公墓的想法。周恩来当即明确表态：“两位老人(周恩来的岳母、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也安葬在这里)的墓地是我的私人墓地，不能称为公墓。如建公墓，我的父亲和岳母应该从墓地移出火化，平坟还耕。”1958年11月，周恩来委派童小鹏等前去重庆，并交代说：“老人的坟是私坟，不能放在革命公墓。而且现在都提倡死后火化，不占地，坟墓也没有再保留的必要，应平掉深埋，让出这块地。”童小鹏来到小龙坎伏园寺公墓后，让工人把离该墓地约30米远的一块水田里的水放干，挖出一口5米深的墓坑，然后一一挖开坟墓，从墓穴中挖出13具棺材，再用卡车送到火葬场开棺火化，将骨灰装入13个罐子中，并写上死者的姓名，最后运回墓地放入坑中，盖上石板，填土夯实，放水还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960年平掉周家祖坟

1939年3月末，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自皖南到达浙江。在绍兴期间，周恩来拜访了姑父王子余，瞻仰了姑妈周桂珍的半身遗像，并向她三鞠躬。周恩来为定扫墓之事，还派秘书邱南章赴百岁堂周希农太公处，送去现金100元和一张便条，上面写道：“希农太公公赐鉴：兹派人呈上国币百元，请代办明晨祭席四桌，并于午间代请宝桥本家各长幼午餐，烦渎之请，容明晨面谢。专禀，敬请晚安。曾侄孙周恩来叩，即晚。”第二天，周恩来从县商会回宝桥百岁堂老家，与周氏曾祖希农等10余人同往扫墓祭祖，包括涂山鸭嘴桥、石旗唐家岱、外王狮子山等周家的祖坟。周恩来曾祖周樵水就葬在外王狮子山公墓。每到一处墓地，周恩来都亲自上香，行三鞠躬礼，给管坟人一些钱作酬谢。希农太公捧出《老八房祭簿》给周恩来看，当他看到樵水公之子云门，云门公之子懋臣(贻能)时，欣然举笔在懋臣公之下写上：“恩来……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周恩来的孝行在绍兴一时被传为佳话。

1964年8月2日，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召来在京亲属，专门向他们讲述家史：“曾祖樵水公的坟，人家来信问，已经破烂不堪了，准备重修，人家不肯深埋。我告诉他们不准修坟，要平坟，起码不准修。”同时，他也指出“平坟的问题，也不能由我一个人决定，以后如有机会到绍兴，我要找本家开个会，把坟平了”。后来，绍兴的周家遵照周恩来的意见，将周家在绍兴的几处祖坟都平了，棺木全部就地深埋。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 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 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 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哎呀，周总理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同时又那么快速反应，你不佩服他也难啊!

周恩来是伟大的外交家。他作为新中国寻求人类和平友好的使者，开展了频繁的外交活动，成功出访了许多国家，他的足迹遍布亚洲、欧洲和非洲。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赞周恩来：他的敏捷机智大大超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领袖。

加拿大著名学者罗纳德更是赞叹：周恩来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外交家，国际上公认哦完美的外交家。

下面几个小故事是小编从网上整理出来的，仅供参考。

1、空酒杯

一九五四年，周恩来访问波兰即将结束时，我驻波使馆借用波方刚刚修复的一个大厅，以周恩来的名义举办了一个辞行招待会。那天，周恩来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征服了所有的来宾，人们都看呆了!以致发生了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情况：当周恩来致词已毕，举杯敬酒时，酒杯里竟空空如也。周恩来的随员急忙跑去，把聘请的波方招待员们从呆滞状态中唤醒，去斟酒。原来，当周恩来陪波方贵宾入场时，把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人们只顾看啊，鼓掌啊，……招待员们竟忘了及时斟酒。后来，客人邀周恩来跳舞，他那娴熟的舞步，多采的舞姿，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倾倒。一些西方国家的大使不断地点头，纷纷赞叹道：“妙极了，妙极了!”

2、巧妙应对：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参加完亚非会议后，来到首都雅加达。这天下午，在雅加达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中国代表团同六百多名华侨代表见面。对于这个招待会，一名外国记者做了两则报导，一则是：“有人说，‘在共产中国’老年人是得不到尊重的。四月二十七日，在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所留住的或与之谈话的都是年纪最老的来宾们。不是地位最高的、最有钱或最有名望的，而是头发最白、脸皮皱缩的。”另一则是：“周恩来也招呼在大使馆帮忙守卫的军警们进去坐一下，并且跟他们谈很多话，还请他们吃东西，以致他们之中大都受了感动。”

3、主动握手：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利用各种机会开展外交活动，促进我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一次，中印友好协会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向周恩来呈献礼物。在呈献礼物的仪式进行过程中，周恩来趋前与中印友协全体工作人员握手。印尼交通部高级职员达希尔·打益勃的手因受伤而扎了纱布。由于药水的渗透作用，包扎的纱布看起来有点脏。当周恩来向他伸手时，他不敢伸出手来。周恩来却微笑着主动握住他的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放下。

4、骨肉情深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胜利结束，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后，从万隆来到印尼首都雅加达。整个印度尼西亚二百多万华侨，不分地区和阶层，共推选出六百多名代表来到雅加达，要见一见从伟大祖国来的亲人。二十七日下午二点，在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中国代表团和华侨代表见面。激动的讲话，热烈的掌声，眼中的泪水，都使人感到一种骨肉团聚的激情。三点左右，招待会结束了，六百多名华侨代表向站在大门口的周恩来握手道别，这是需要花许多时间的，而且他的右臂活动不便。有关方面通知华侨代表不要等待握手，可以走了。但是周恩来一边微笑着说：“不要紧”，一边依然和跟他辞别的来宾们握手。

5、顶风冒雨

一九五七年，周恩来应邀访问斯里兰卡，当他在群众欢迎大会上讲话时，突然下起雨，主人立刻给他打上了伞。周恩来看到群众并没有雨具，就坚决推辞开了。他精神抖擞地站在风雨中发表了支持斯里兰卡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长篇演说。第二天，几乎当地所有的报纸的大标题都是：“周顶风冒雨。”

6、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胞，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7、巧妙应答，不亢不卑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8、为什么叫“马路”

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9、交换礼物

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10、“派克”的来历

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11、一句话的电影说明书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12、“中国有多少个厕所”

一个美国记者刁难周总理，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一次，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语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面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 ”

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周总理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面额为10元、5元、2元、l元、5角、2角、l角、5分、2分、1分等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你们中国人口众多，你知道你们中国有多少个厕所吗?”这是一个非常刁难的问题，总理是管理国家大事的，怎么可能去调查全国有多少个厕所呢?大家都在瞪大眼睛等着周总理的回答。

周总理不假思索：“两个。”

这位西方记者有点纳闷：“你们中国人口周密，只有两个厕所怎么行呢?”

周总理说：“我们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所以我们的厕所只需要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就已经足够了。”周总理就是这样轻描淡写把这西方记者打发了。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

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1，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中国大陆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

2，外国记者问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3，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4，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时，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5，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 l元、5角、2角、 l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6，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7，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8，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受到美国支持的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周恩来总理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

对方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

9，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10，“中国有多少个厕所” 一个美国记者刁难周总理，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鸡叫三遍过后，周家花园里传出了阵阵琅琅的读书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着、读着，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他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

吃饭的时候，他望着白花花的大米饭迫不及待的问道："蒋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它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移栽锄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

"啊，吃上这碗大米饭，可真不容易啊!"周恩来惊讶地说。"是呀，这十多道关，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这香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蒋妈妈一番深刻的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更激励他勤奋学习。为了过好习字关，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有一天，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路途较远的亲戚家，回来时已是深夜了。

一路上风尘劳累，年幼的恩来已精疲力尽、呵欠连天，上下眼皮直打架，但他仍要坚持练完一百个大字再休息。陈妈妈见状，心疼不过,劝道:"明天再写吧!""不，妈妈，当天的事当天了!"周恩来说服了陈妈妈，连忙把头埋在一盆凉水里，一下子把瞌睡虫赶跑了，头脑也清醒多了。

一百个字刚写完，陈妈妈一把夺过恩来的笔说："这下子行了吧，快睡觉!""不!"周恩来仔细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个大字，皱着眉头认真地说："陈妈妈，你看这两个字写歪了。"说着，周恩来白嫩的小手又挥起笔来，把那两个字又写了三遍，直到满意这止。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还有没有妓女?”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险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

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认为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这样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这个总理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吧?

周恩来总理一眼就看穿了这个记者的伎俩，马上肯定地回答：“有!”顿时，全会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周恩来的回答既识破了少数人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顿时全场掌声如雷。

正如陈毅元帅所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60年代初，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乘总理出国访问的机会，为了保护与加固建筑物，他们抢时间只搞了点简单的内装修，更换了窗帘、洗脸池与浴缸。周恩来回国见了十分生气，将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人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周恩来的这一番话发人深省。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及装修房屋之事了。

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的文中说：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整整居住了26年，这里始终保持着庄严、幽静、美丽与朴素的开国总理风格。

周恩来总理居住在中南海西花厅，过着俭朴的生活。这从他居住的房屋及院落都可以看得出来。自他住进来以后，不许装修与翻新房屋及庭院。

作为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决不能局限于到外交部搞工柞，而是搞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结合起来的外交。”

作为周总理生前的翻译，接受记者采访的老外交官们这样评价：“周总理是将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纯熟结合的成功典范，是我们外交官的偶像。”

严厉批评基辛格

过家鼎(前驻马耳他、葡萄牙大使)

周总理在外交方面的立场非常坚定，中国外交史上几次重要表态都是他做出的。一次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总理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进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果然，这句话讲完两个礼拜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入朝参战了。

第二次是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不要跟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接着，周总理又指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侵占了台湾，应该从台湾海峡撤出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台湾从历史上、法律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什么方式来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第三次表态是在中美建交前夕。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是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实现的。大家可能会以为周总理与他举行会谈一定很友好，其实周总理非常严肃地批评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当时，基辛格是恭恭敬敬地聆听。

当然，总理搞外交非常注意方法。他待人总是彬彬有礼，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进行说服。比如1963年底总理到亚非14国访问时，阿尔及利亚比较急躁，也要马上建社会主义。总理就对它说，革命是有阶段性的，你看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也并不是马上就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再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然后到社会主义的。总理这样的现身说法自然令对方信服。

中法建交破常规

张锡昌(前驻法国使馆参赞)

国际社会称周总理是“解决外交难题的能手”，确实是这样。我参加的中法建交谈判就是总理外交艺术的杰出体现。

1963年10月，法总统戴高乐派前总理富尔来谈中法建交，双方一共谈了6次，是总理亲自主持的。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法国跟台湾的关系。富尔表示，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但又强调中法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该提任何先决条件，所以希望中方不要坚持法国必须首先跟台湾断交。于是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总理安排法国代表到内蒙、山西参观访问几天，并准备了一个新的方案，即中法在达成“三点默契”(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撤回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基础上先建交，然后法台再断交。这种模式在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法国也就成了唯一一个跟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跟台湾断交的国家。

清粥小菜化矛盾

胡传忠(前驻英国使馆参赞)

总理的外交手段的确很灵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访华，向中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周总理说无法完全满足，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同志第二天请阿尔巴尼亚代表们访问大寨，并交待说明天的晚餐就吃小米粥、玉米，再准备几个简单素菜和一个荤菜。当时，负责的人都不相信，说招待外宾怎么只有一个荤菜呢，于是又给准备了两个，但总的来说吃得还是比较简朴。

从大寨回来以后，周总理就对阿方代表说了：“你看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多送给你阿尔巴尼亚一吨米，我们就要勒紧自己的裤带。”后来，那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就降低了要价。

三次披上缅甸服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

从总理三穿缅甸服装上可看出他非常尊重他人。

1960年4月周总理访问缅甸时恰逢缅甸的泼水节，缅甸总理吴努便要求全体中国人员穿上缅甸民族服装参加泼水节，周总理马上表示同意。第二次是在1961年1月份，周总理率领一个400多人的访问团去缅甸。1月4曰是缅甸国庆节，缅甸领导人又提出要周总理穿缅甸民族服装出席国庆活动，周总理又同意了。第二天，也就是1月5曰，吴努陪周总理参观缅甸的古都曼德勒时，希望周总理还能再穿一次缅甸的服装。为了曼德勒人民，总理又同意了。

在这次访问期间，吴努还提出要周总理和他一起为和尚们布施。本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做这些很不便，但是，总理经过考虑还是同意了，这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表明总理非常尊重他国的宗教信仰。

“1976 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 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 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 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 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 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1910 年春，十二岁的周恩来，随伯父从祖籍淮安来到东北，先在铁岭银州镇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到秋季，又插班考进奉天（今沈阳）东关模范学校。

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新式学校，既教经书，也教数理、外文等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有一天，学校姓魏的校长给同学们上修身课。当讲到“立命”这一节时，老校长突然问：“诸生为什么读书啊？”有的学生回答：“为明礼而读书！”也有的回答：“为做官而读书！”还有的回答：“为家父而读书！”一些家境贫穷的学生则回答：为挣钱，为吃穿，为改换门庭、不受欺侮而读书，等等。

老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连连摇头。最后问到周恩来：“你是怎样想的呢？”周恩来肃然起立，一板一眼地答道：“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铿锵有力、不同凡响的回答，使老校长为之一震。他万万没有料到十几岁的周恩来，竟有如此宏图大志，高兴地称赞不已：“好，好哇！为中华之崛起！为中华之崛起！”接着，他又慷慨激昂地对全班同学说：“诸生们，听见了吗？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上个世纪初，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一天，周恩来和欧洲同学聚餐，一位德国同学乘着酒兴讽刺说：“你们中国人都是属什么猪哇、老鼠哇!不像我们，都是金牛座、狮子座……真不知道你们祖先怎么想的?”一些贵族同学听完哈哈大笑，还互相碰杯。

不少中国学生一时没反应过来，坐着不吭声。只见周恩来站起身来平和地说道：“中国人的祖先是很实在的，我们的十二生肖两两相对，六道轮回，体现了我们祖先对国人的期望和要求。

“第一组是鼠和牛。

老鼠代表智慧，牛代表勤奋。智慧和勤奋一定要紧紧结合在一起。

如果光有智慧不勤奋，那就变成小聪明;而光是勤奋，不动脑筋，那就变成愚蠢。

“第二组是虎和兔。

虎代表勇猛，兔代表谨慎。勇猛和谨慎一定要紧紧结合在一起，才能做到胆大心细。

“第三组是龙和蛇。

龙代表刚猛，蛇代表柔韧。

所谓刚者易折，太刚了容易折断，-但是如果只有柔的一面，就易失去主见，所以刚柔并济是我们历代的祖训。

“接下来是马和羊。

马代表勇往直前，直奔目标，羊代表和顺。

如果一个人只顾自己直奔目标，不顾周围，必然会和周围不断磕碰，最后不见得能达到目标。

“再接下来是猴和鸡。

猴代表灵活，鸡鸣声决定一天的开始，所以鸡定时打鸣，代表稳定。

灵活和稳定一定要紧紧结合起来。

“最后是狗和猪。

狗是代表忠诚，猪是代表随和。

一个人如果太忠诚，不懂得随和，就会排斥他人。而反过来，一个人太随和，没有忠诚，这个人就失去原则。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一直坚持的外圆内方，君子和而不同。”

解释完十二生肖，周恩来又说：“不知道你们那些宝瓶座呀、射手座呀、公羊座呀，体现了你们祖先哪些期望和要求?也希望不吝赐教。”

席间一时没有人再说话，全场鸦雀无声。

最后，嘲笑的同学们都表示对中国人和中国人的祖先非常敬佩：“没有想到中国的十二生肖有这么多的寓意呀!”

周恩来面对德国同学的肆意挑衅，凭借其渊博的知识恰如其分地解释了十二生肖的深刻寓意，阐释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驳斥了他们的无知和轻佻。表现了周，恩来的智慧和高超的思辨能力。

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廉正保向记者公布了昔日绝密的《1954年6月21日周恩来在日内瓦对代表团讲话纪要》。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周总理第一次以主角身份亮相国际舞台时的紧张心情、谦逊作风和人格魅力。

周总理说：“过去是孙猴子大闹天宫的时代，过去的谈判是唱野台子戏。朝鲜停战谈判有些正规，但那是武戏，是全武行，大打出手。这次完全是新的情况。因此，首先要学习”;“开第一次会时，我心也在跳，面对杜勒斯到底是对他凶些还是缓和些都要考虑。我们应该承认大家水平差不多，众志成城”;“在成绩之下，我们是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的。成就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尚未掩盖成就，但如做得好，还可少些错误。有时自己急躁发了脾气，对熟的同志更容易这样，老年人最不好的事就是发脾气，也许我曾责备过不应责备的事，我不在此一一道歉，我总的请大家原谅。”

总理是讲过自己不是帅才，邓大姐也这样说，我们听了不舒服;主席和小平再这样讲，我们曾感到委屈。现在回想起来，是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影响我们的结果。谁位高，谁就位尊德高;谁官大，谁就本事大、贡献大。中国过去就是这种观念，这个毛病。改变不容易。雷锋只是一个班长，说起他全国没人不知道，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他的军长、师长是谁?话又说回来，许多人还是想当军长不想当班长，所以说改变不容易。

总理讲他做不到举重若轻，但同样的，主席和小平也做不到举轻若重。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目的才能实现。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没多久，1950年1月，忽然传来消息，说谈判不大顺利，叫周恩来总理立刻启程去莫斯科。

那次，我作为随员跟总理一起出发，路经满洲里时，遇到了率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萧华同志。

萧华向总理汇报联欢节情况，总理望着他身后问：“怎么没见到维世啊?”

孙维世是总理的干女儿，本是同萧华一道去参加联欢节。总理没见到干女儿，自然要关心。

“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她被师哲扣下了。”萧华解释，“师哲说她俄语好，叫她留下参加翻译组的工作。”

总理关心中苏谈判：“主席跟斯大林谈得怎么样?”

萧华摇摇头：“好像不大顺利，师哲只跟我简单讲了几句。”

总理想了想，问：“主席现在做什么?”

萧华说：“斯大林说要等你来了再谈，先安排主席参观和看节目，听说到列宁格勒参观去了。”

总理沉思着点点头，没有再问。当时在场的有伍修权、赖亚力和我，我是刚由副官改为行政秘书。

赶到莫斯科时，我从师哲那里听到的情况，与萧华讲的差不多。

总理一到就开始了紧张的谈判，主席就退到“二线”，只管大的方向和原则。除了决策，具体怎么谈的他不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主席在莫斯科没什么事，每天就是看书，看得废寝忘食。

记得有次吃午饭，主席的目光总是朝我脸上瞟，看得我有些不自在了，不知自己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引得毛主席这样注意。我下意识地拿手去脸上、嘴巴周围擦，怕是沾上了食物，同时尽量注意吃饭的动作文明些。

当我的目光再次和主席相遇时，他忽然笑了，指指我说：“我看你长得像拿破仑。”

我不好意思了，尴尬地跟着笑，不知道拿破仑长什么样?哪一处跟我相像?

毛泽东并不知道我的姓名和职务，但知道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转向周恩来说：“这些天我一直在看历史影片。看完了彼得大帝和拿破仑。”

说到这里，毛泽东拿起酒杯，朝我一举：“来，跟拿破仑干杯!”

欢笑声中，我脸红红地跟毛泽东碰了杯。

毛泽东朝想象中的“拿破仑”点一下头，喝了半杯。我这个“拿破仑”一饮而尽。从此，相当一段时间里，有人开玩笑叫我“拿破仑第二”。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地方长得像拿破仑。

在毛泽东观看研究彼得大帝、拿破仑期间，周恩来谈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当然，这些谈判的大政方略及原则，都是毛泽东确定决策的。他当时有句著名的确定谈判目标的话，就是“想要点好看的，再要点好吃的”。“好看的”是“同盟条约”，“好吃的”是“贷款协定”。

这次中苏谈判的情况，很能反映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及各自无法取代的作用。

早在西柏坡时，联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周恩来交谈后，对师哲等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说：“你们将来一建国，现成就有个总理，周恩来。”

30年后，国际上许多政治家评论：“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是被置于毛泽东的头脑里，同时也被置于周恩来的手掌中。”

是斯大林高明还是国际政治家们评论得深刻?我认为周恩来比他们都高明都深刻。

我是1940年5月4日来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一星期后即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以后历任副官、秘书、卫士长。

周恩来无疑是一位鞠躬尽瘁的实干家，但他首先给我的印象是伟大的思想家。

从设计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蓝图到国际关系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和霸权主义”，这些天才思想已经早为国际国内所共知。

我要讲的新内容是周恩来的三次预见预言，其中无疑闪烁着伟大思想家才能独具的智慧的光辉。

第一次预见预言就发生在我刚到周恩来身边，随他奔赴重庆的路上。因为刚到首长身边，一切都新鲜激动，所以记忆非常深。

像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伟大的人物，与生俱来的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就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毛泽东气吞山河地高歌：“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当毛泽东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那位一代天骄统统踩于脚下时，周恩来又在想什么?干什么?

他也不迷茫。他已经勇敢、自信、明智地选定了自己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并且当仁不让地在这个位置上坚持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天，我们100多名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跟随周恩来，分别爬上3辆卡车，开始了艰苦的旅程。

经宝鸡、凤县，卡车在崎岖的土石路上颠簸，午后驶入一道大山沟子。

沿途景致在悄悄发生变化。陕北高原受雨水侵蚀，形成塬、峁、梁、沟如大海一样波状起伏的地貌。

而这里，山间原有的自然风貌仍然存在;仰面眺望，干柯争翠，万木葱茏。5月的阳光下，在寂静的热气中花草的芬芳悄悄蒸腾，那些挡住视野的陡壁岩石不时地闪出青色白色的反光。

拐过一道弯，卡车哼了一声，我听到有人嚷嚷：“苗台子镇!”

前方轻烟缥缈，笼罩了一片建筑物。卡车停在了镇西。

“都下来吧。”车门开了，传来召唤：“去看古迹!”

我们100多人纷纷跳下车，心里不免纳闷：这一路多少古迹啊，从没说过看看。特别是在西安，住的时间长，名胜古迹又多，还不时有各方人士邀请，周副主席却一处未看。如今特意钻进这大山沟子来看什么古迹?不理解!

周恩来已经下车。他一露面，我们这些警卫就本能地摸住腰间的德国20响快慢机，环绕着警卫在四周。

我近在咫尺地看着他眺望着下车，眺望着立住脚，就那么保持眺望的姿态站了很久;双手环抱胸前，肩膀随着深呼吸起伏，一副久违了的神情，像游子终于回到故乡，带着静谧无言的激颤要寻回遥远的记忆……

“周副主席来过?”当时的副官老钟小声问。

周恩来摇摇头，没作声。在他最突出的特征——两道浓浓的黑眉毛下，波光闪烁的两眼显得含情脉脉，神思悠悠。

我是第一次见他这么动感情，印象太深了。此前他从来不曾这样，他属于那种善于驾驭感情的人。记得路经洛川时，国民党一名军长来拜见他。这位军长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教过的学生，见面那一刻，军长叫了声“老师!”整个脸孔、嘴唇和敬礼的手就都激颤起来，感情无法抑制地奔过来用双手抢握周恩来伸出的手。周恩来不那么感情外露，热情而不失常，亲切而不变态，关心而不形于色;那种从容似春，大度似海的风度直令我心灵震颤，立刻被迷住了。那时我还不明白这是人类文明的力量，我只感到他与我过去见过的所有人都有某些不同，虽然说不出不同在哪里，那一瞥目光，一个微笑，一次握手，一声问候，甚至举手投足都有着既生疏又一见如故的亲切感人的魅力。

然而现在，面对一片自然山野，他却意满神动，柔情大发，用一种温和雅静的声音喃喃着：“留侯把荣誉利禄都抛在脑后，晚年就隐居在这里……”

我顺他的目光望去，高处一片青绿中点缀着八九座红色的庙宇式的建筑。正感觉茫然，周恩来已经挥起右手。他的右臂断过不久，有人说是跟江青赛马摔断的，有人说是跑马时，路边窜出条大黄狗惊了马摔断的，3个月前刚从苏联治疗回来，胳膊仍然伸不直，习惯地弯在身前;挥动时，半侧身体和肩膀随着一动，好像全身用力，反而使他的动作平添了一种分量和魅力。

“走，看张良庙去!”周恩来率先朝山上走去。后来得知那儿叫紫柏山。他一向走得快，我们跟着常感吃力。

张良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说过，却又不甚明白。你不要笑，我是放牛娃出身，不像现在的孩子都有学上。

我的家乡在四川。我祖祖辈辈的双脚都是深深插于泥土中。在我12岁时，双臂已经像大人一样挥动起锄头。可是，军阀混战，更有帝国主义的炮舰和经济压力，沿着那滚滚长江溯流深入到四川，于是，每年都有5万两以上的白银顺江流出四川流出中国。没有什么语言能够描绘出那社会的霉烂与五颜六色的罪恶和苦难，中国的命运像游丝一样缥缈。于是，12岁的我便扔下锄头抓起长矛大刀，参加了红军。那是1933年，参加红军后我才开始学文化。

怎么学文化?比如这次参观张良庙，我这里刚犯嘀咕，前边已经有人问出声：

“周副主席，张良庙是谁呀?”

“张良是古代一位英雄，帮助刘邦打天下，统一全中国，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汉王朝。”周恩来一边登山，一边用通俗的语言作解释：“后人为他修的庙就叫张良庙。”

我明白一些，却另生纳闷：张良只是帮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周恩来怀古，为什么不看汉高祖也不看更早的秦始皇，偏偏要看张良呢?

登上授书楼时，我终于忍不住问：“周副主席，为啥要给张良修庙呢?”

周恩来望我一眼，还没说什么，另一名警卫已经跟着嘟囔：“我们那边关帝庙很多，关公是英雄。张良——?”

周恩来忽然笑了，双手抱臂，把脸仰上天去笑出声：“哈哈，知道汉寿亭侯，不知道留侯。”他重新望着我们，双腿微微岔开，站住不动，冲我们轻轻点点头：“关公是英雄，张良也是英雄。张良其实比关公贡献大。那走廊过厅里的40多块碑都是对他的评价。”

接着，周恩来便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了张良的许多故事。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到下邳起兵反秦;从鸿门宴救刘邦，到“四面楚歌”，使西楚霸王项羽的军队土崩瓦解，落得个“霸王别姬”。最后，周恩来放低声音说：“汉王刘邦得天下，主要依靠三个人：韩信、萧何和张良。”

我感到不满足：“张良打过什么仗?”

周恩来换上一种沉思的表情，深邃的两眼闪烁着严肃隽冷，缓缓说：“张良没有独自领兵打过仗，他不是帅才。但是他追随汉王左右，出谋划策，是最优秀的军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懂吗?”

我们似懂非懂，点点头又摇摇头。

“嗯，”周恩来略一沉吟，大约是考虑怎样对我们这些没有上学读书的同志解释清这个问题，“这样打个比喻吧，师爷你们都知道吗?好，县衙门里都有一些读书人被县官聘去当师爷，在幕后替县官出主意。县官一般都要仰仗他们来办事。军师就有点像这个师爷，是军队里的师爷，替统帅出谋划策来打胜仗。比如汉王打了败仗，连父亲和老婆都被楚霸王俘虏走了，汉王一筹莫展。张良就给他分析形势，出主意：九江王黥布是楚国猛将，但与楚霸王有矛盾;猛将彭越在梁地反楚;汉王你自己的将帅中只有韩信可以独挡一面，托付大事。如果你把关东的地方作赏地赏给这三个人，楚国就可以打败了。汉王听了张良的话，立刻从战略上由被动转主动，劣势变优势。项羽打了一百个胜仗，顶不住张良一个主意，优势变劣势，只好求和。以‘鸿沟’这条运河为界，想平分天下。汉王想就此回兵，张良又出主意：不能退兵。放走楚军这叫‘养虎为患’。汉王又听了他的话，追击项羽，不给他喘息机会，垓下一仗把项羽消灭了。这就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啊……”

在峰下花亭竖的“英雄神仙”石碑前，我又问：“张良确实英雄，可为什么又叫英雄神仙?”

周恩来说：刘邦得天下后，封赏功臣，让张良自己选择三万户封地，张良推辞了。他说我跟皇上最初是在留县相会，只把留县封给我就足够了。那时的县，又经战乱，大概不会超过一万户。他不贪。张良随汉高祖刘邦入函谷关后，刘邦当皇帝，张良就静居行气，不吃粮食，闭门不出，说：“我蒙皇帝信任，当军师，不过出了点主意就封万户侯，这已经是最高的待遇了，足够了。我只想脱离人间俗事，追随仙人赤松子去神游。”所以老百姓都传说他成了神仙。

周恩来凝望石碑，慢条斯理地说：“张良是个明辨是非，通晓事理的人，完全知道神仙虚幻。他这样做正是他的聪明智慧所在。因为在那样的封建社会封建制度下，他明白，在功勋和名位之间，为人臣子是难于长久立足的。果然，打天下功劳最大的三个人，韩信被杀，萧何被拘，只有张良把荣誉利禄抛于脑后作了‘神仙’。他采取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是客观形势、环境等各种原因决定的……”

望着周恩来深沉睿智的面孔，听着他低沉悠缓的讲述，我简直就像面对了悠久的中国历史，面对了古老的民族文化，感到神秘、深奥、博大，感到至圣至伟，可望而不可即。比如“师爷”，以我当时的文化水平怎么可能理解呢?直到几十年后，知道了“无绍不成衙”，才渐渐明白，那古老的民族文化中就包含了绍兴文化。

周恩来的祖籍并非苏北淮安，尽管他出生在那座古城。他的祖籍原是浙江绍兴。在鲁迅逝世两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曾说：“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绍兴的著名的大家族。到了周恩来的祖父一辈时，他这一支家族才离开绍兴，迁居淮安。这次迁居便与绍兴文化有关。

在绍兴，除体力劳动者外，中上层比较多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当时知识分子的出路是应科举，绍兴的文化人却不然，很少去应科举，大批地去当师爷。师爷不是官职，在任何衙门里也不是一把手，不是二把手，但解决问题办事情还是靠他，他是事实上的二把手。他们明智干练，勤恳谨慎，审时度势，善于解决各种最复杂的矛盾。久而久之，绍兴人当师爷出了名，以致人们把师爷不叫师爷，叫“绍兴师爷”;县官一般都要仰仗绍兴师爷，便有了“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便是因为到淮安当师爷而举家迁移。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也是师爷出身。他们的精明、干练、谨慎、果敢乃至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对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都是不无关系的。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留坝县苗台子镇参观张良庙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也不真正理解周恩来讲述张良。后来跟随他久了，多次听他讲“我不是帅才”，在中央的会议上讲，下来也讲过，才使我联系起来想到了参观张良庙。他讲张良的故事，张良也不是帅才，他是最优秀的军师。

从山上下来，又看了传说中萧何月下追韩信的遗址。周恩来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一段故事：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到南郑，许多人都逃跑了。韩信由于怀才不遇，不得志，也逃跑了。萧何听说之后，连夜去追。有人以为萧何是逃跑了，就报告刘邦。刘邦大发雷霆，像被人砍掉左膀右臂一样。过了两天，萧何回来了。刘邦喜极怒极，问：“你为什么逃跑呀?”萧何说：“我哪敢逃跑呀?我是去追逃跑的人去了。”刘邦问：“你追的人是谁?”萧何说：“韩信。”刘邦立刻拍桌子：“大将跑了几十个，没见你追，你说你追韩信，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萧何笑道：“那些大将很容易得到，天下多的是，而像韩信这样的人，失去这一个，天下就没有第二个了。大王你要是想一辈子蹲在汉中，那就用不着留韩信;你要是想争天下，那就非韩信不可，除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为你图谋这个大业了。”刘邦信任萧何，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统领全军，果然打败了项羽。

周恩来说：“刘邦百战百败，却屡败屡起，靠的就是萧何为他当宰相，经营关中作他的根据地，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项羽百战百胜，却经不起一败;一败涂地，一败就亡，原因之一是没有萧何这样的宰相。就是有，他也发现不了。发现了，也不肯用，留不住。所以他经不起失败。”

这一次怀古，周恩来详细讲了张良、萧何辅助刘邦兴汉的历史，而后说：“张良、萧何都是有很大的本领，没有他们兴不了汉。他们知道这一点，刘邦也知道这一点。同时他们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过人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短处。张良和萧何都不是帅才，张良给刘邦说太公兵法，刘邦一听就明，常用其策。张良给别人讲就不灵，所以张良说‘沛公殆天授’!跟着刘邦不走了。他就懂得，跟别人发挥不了他的才能智慧，只有跟着刘邦才能得到发挥，相辅相成，成就一番大事业。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从古推至今：“中国的历史，总是少不了张良、萧何这样的英雄人物。今后也需要这样的人。”

仿佛是证明这个说法，路经成都，我们在春熙路成都旅馆住了三天。成都名胜古迹很多，周恩来只带我们去看了诸葛亮的武侯祠。他从“隆中对”讲到“出师表”，说诸葛亮有思想，出山前就料定三分天下，并制订了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计划，最可贵的是，他为此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看过祠内的“三绝碑”，来到殿外，仰望古柏葱郁，环顾青瓦红墙，又显出那种无限感慨的神情，念了句诗。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杜甫的《蜀相》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记得他讲了诸葛亮“和吴”——建立统一战线;“和夷”——搞好民族团结;“明法”——实行法治;“治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但讲得最多最动感情的还是“正身”。说诸葛亮一生虚心纳谏，清正廉明，不增值私产。他上表公布财产，说明一家已经可以温饱，决不别作经营，增长私产一寸。并说明：“臣死以后，如查出有多余的财物，那就是对不起国家。”

当时武侯祠里游人很多，拥挤得不便久留长谈，在嘈杂声中也无法谈话，周恩来朝诸葛亮殿中的武侯贴金塑像投去最后的深深一瞥，带领我们100多人离开了。

路上，他看着我们走在他身边的人，说：“这么多人来参观，说明了什么?诸葛亮死后，到处有人要求给他立庙，因为限于当时的礼制，不得允许。不立庙老百姓就在街巷家中为他私祀。直到蜀汉灭亡那年，阿斗才允许给他在沔阳立庙，禁止其他私祀。可见诸葛亮是有益于人民，深得民心的。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优秀政治家都能做到这一点，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这时，他的两眼亮起来，一闪一闪的，充满了一种自信和激情：“我们现在要比他做得好，我们在全国执政后要做得更比他好。”

周恩来逝世后，没留任何私产，他也确实没有，甚至连遗体也留言让交医学解剖，然后火化，骨灰也不留。不许人们给他“立庙”——建纪念馆堂或保留故居。他确实方方面面都比诸葛亮做得好，何止高出百倍?所以人们要去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他，上街悼念他，回家也悼念他，亿万人民有口皆碑。

国内外不断有人把周恩来比作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杰出最贤良的宰相。每逢看到这样的文章，我便想起了从延安到重庆那风尘仆仆，万里颠簸的一路。毛泽东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周恩来不感怀。秦、汉、唐，历代盛朝的皇帝他不看，他只看了张良、萧何、诸葛亮。当时我们跟随他一路而行的3卡车100多人，谁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这其中的无限含义，即便今天仍无法全部说清阐明。

但其中一条简单的事实我是肯定的：周恩来坚信革命的成功不是抽象的，而是实实在在的预见，并且勇敢、自信、明智地为自己选定了位置。说这个话时，我不能不联想到五年后，就是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同志遇难时的一幕。后面我在周恩来的四次痛哭里将讲述那个过程。当“4·8”遇难的电报打来时，周恩来为叶挺、王若飞、邓发、秦邦宪等烈士痛哭失声，曾讲：“……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理，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周恩来比斯大林、米高扬更早看出自己能够担任总理。

我看到尼克松所著《领袖们》的中文版，里面写有这样一段文字：“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很难想象举止优雅的周恩来会是笨手笨脚的样子……”

尼克松难以赞同田中角荣的话，我们国内却有人赞同，甚至更夸大其词。什么原因呢?

非“同志关系”的人这样讲不足为怪，“同志”中有人这样讲，其中大约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有些好心人，对总理感情深的人帮了倒忙。“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已是公认，于是，出于热爱便有人总想把总理摘出来。总理明明是接受了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断，以为对党和国家，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有好处的。但这些好心人找出各种似是而非的“根据”，硬要把总理的深信和拥护说成违心，把赞同说成屈从，把尊重说成让步。这样做的结果，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其实是摘不掉的，反而把总理歪曲成了缺乏原则和勇气的人，这就从人品上损害了总理。岂不是适得其反?

凡是不尊重历史的人，最终都要弄巧成拙。“文化大革命”煽起个人迷信，把天下功劳都归于毛泽东，错了。此后功劳是大家，错误全推在毛泽东身上，又错了。为什么不是神就是鬼，就不能讲点实事求是的真话呢?“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段时间，没听说有几个人反对，包括很快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不少人被打倒了还真心喊万岁呢。各省市自治区的问题都是总理主持处理的，要说错了，总理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首先站出来承担责任。生前全党就一致公认，他是最富自我批评精神的一个，从不推诿责任。

第二种情况是，一些政治上浅薄的“中才之人”，清谈之士，喜欢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他们一件事也干不成，但没有一件事不会发议论。“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后，周恩来逐渐看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到后期，他对毛泽东为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所采取的步骤与措施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图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于是，这些“中才之士”虽然从未进过政治漩涡，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把总理的韬略说成不敢冒冲突的风险同毛泽东正面交锋，把顾全大局埋怨为不敢像彭德怀那样摔帽子骂娘，把坚强的党性和服从组织决议说成缺少独立和个性。

中国共产党能夺得天下，靠的是党组织的力量，而不是每个党员的“独立”“个性”。即便是错误，也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否则就不能保证正确时的全党服从中央，就无法步调一致，就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懂政治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审查干部时，再大的错误，只要是执行组织决议而非另搞一套，你就不能把账算到他个人头上而一棍子打死。否则后患无穷，党将失去统一的意志和力量。

五千年的历史证明，“上智”“下愚”都容易抱定信仰，很难改变思想。跟他们共事容易建功立业。打天下的共产党人，或者是经天纬地的“上智”，或者是大字不识的“老粗”“下愚”，过去的八大军区司令没几个有文化，他们最容易有自知之明，容易团结奋斗，成就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唯有“中才之人”，智慧不高却什么都知道一点，这种人难有自知之明，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各有一套，互不服气;清谈起来一个比一个“见解”多，干起来只会抱怨不会克服，任何事都难于同他们合作完成，特别是在危难时刻。正所谓“秀才闹事十年不成”，那是千古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第三种情况是，缺少一点理解。

有位外国记者问周恩来：“当你信仰的东西与你民族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你首先选择什么?”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首先是个中国人。”正因为这样，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时，周恩来能出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把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放一边，建立起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是一个意志坚如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点不会有人怀疑，后面的几章也将谈及。但他首先是中国人。“四人帮”批儒，批周公，其实就是批周恩来，这一点不假。过去两千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基色。周恩来自小就熏陶于温文尔雅、谦恭有礼的儒学的氛围中，他的矛盾的性格中，必然有温和、谦恭、礼义的一面。在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上，也必然有顾全情义、有失锋锐、谦和有余、直言不足的一面。

其实毛泽东说他“政治上弱点”就是指此而言，并非指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政治上的信仰。

其实周恩来性格中的这一面，不仅是对毛泽东，对父母、亲友、同志都有表现。后面几章我将以事实证明。从大量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所有当事人都是歌颂怀念周恩来性格中的温和、谦恭、礼义的;为什么周恩来这一性格表现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时，我们就不能理解体谅了呢?这不公平不客观么!

没有谁能否定自己性格中的矛盾性、双重性。毛泽东也说他的性格是一半“虎气”，一半“猴气”。周恩来的性格当然也无例外地有着双重性。对于周恩来的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宰相”，有人议论为“伟大的谦虚”，有人议论为“明哲保身”或“处世精明”。这些议论者为什么不想想，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7年，在这个位置上他可从来不曾表现什么“伟大的谦虚”或“明哲保身”。即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狂风恶浪，他也不曾明哲保身地退出这个风口浪尖上的敏感位置;即便面对“四人帮”那样不可一世的来头，他也没有表现丝毫伟大的谦虚，让张春桥或什么人去当总理或组阁。历史难道不是这样吗?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林彪叛逃苏联却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让周总理难堪。周恩来总理却平静地回答：“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

苏联大使又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周恩来轻松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

苏联大使恼怒成羞：“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恩来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一句驳得苏联大使哑口无言。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哎呀，周总理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同时又那么快速反应，你不佩服他也难啊!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五千年的历史潮流。1898年3月5日，一代的开国元勋应运而生，周恩来正传承了这历史的发展，以读书爱国，爱国读书为宗旨。当12岁的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时，周恩来与书香、与爱国便开始了不解情缘。

1910年春天，十二岁的周恩来进银冈书院读书。那天修身课上，魏校长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请问诸生为什么读书?”同学们踊跃回答，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也有的说：“为挣钱而读书。”“为明理而读书”还有个同学说：“为了帮助父母记帐。”原来他的父亲是个商人。魏校长问周恩来：“你呢，为什么读书?”周恩来站了起来，清晰而将定的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铿锵有力的话语，博得了魏校长的喝彩：“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周生啊!”少年周恩来在那时就已经认识到，中国人要想不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凌，就要振兴中华。读书，就要以振兴中华为目标。

在东关模范学校的3年，周恩来用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精神激励自己。每天，他完成作业后，就博览群书。他一边读，一边摘录名言警句，还写读书心得。他常常读到深夜，大地沉沉地入睡了，他还在书海里遨游。少年周恩来就胸怀中华，放眼世界。他的作文经常联系国家和国际大事。有一次，他看了白人资本家贩卖黑人孩子的《汤姆和琼斯的故事》，为黑人孩子的悲惨遭遇而流下热泪，同时对资本家的罪行而义愤填膺。于是，他带领同学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黑人孩子。倾吐了发自肺腑的怜悯和同情;一封写给白人资本家，表示了无比的愤慨与抗议。在政治生涯中，他也严格要求自己，适应时代的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站在时代的前列。读书，就要以紧跟时代为要求。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周恩来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学到了很多知识。他上课专心听讲，遵守纪律，课后认真按时完成作业，进步很快，各门功课成绩都不错，特别是作文、书法和英文，每学期他都名列第一。周恩来先后阅读了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著作。他还在课外读了《离骚》、《史记》、《汉书》等历史文学者作，他特别赞赏《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但周恩来认为如果只是东一点，西一点，这叫作浮光掠影，一知半解，算不得学问。周恩来提出：“读书宁精勿杂，宁专勿多”。读书，就要以“求精不求多”为原则。

1919年留学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同志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这些正是那些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在为他日后投身爱国运动、吸收进步思想打下可基奠!读书，就要以贡献祖国为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日理万机，但周恩来一直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发扬“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刻苦读书精神，“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用于实践。在他生命的最后587天，谈话227次，会见外宾56次，开会32次，而他几乎天天看书，依旧如邓小平所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读书，就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履践。

周恩来总理一生酷爱读书，无论是在条件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日理万机的和平建设时期，他用一生实践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让我们也像周总理一样，发出“为中华之昌盛而读书”的青春誓言，开启别样的书香缘与爱国情!

刚过大渡河，周恩来就病了。经常高烧不退，有时甚至处于昏迷状态。

红军什么药品都没有，平时普通战士受伤了，也只能用盐水给伤员洗洗伤口，这就是最好的治疗了。

他的医护人员刘江萍很着急，总是和其他医护人员千方百计到各个部队去找药。

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就把刘江萍叫来，对她说：“战士比我更需要药品，决不能到部队去找，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

每到一个宿营地，刘江萍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到处买药，偶尔能买到一点止痛退烧药，就立即让周恩来服用。有一次他们在一个集镇上，买到了二两木耳，刘江萍喜极而泣，这在整个长征途中可以算是最高级的补品了。

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周恩来整天高烧不退，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翻雪山前部队专门为周恩来准备了担架，可他坚持自己走路。最后，他实在走不动了，才躺到了担架上。

周恩来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从来没有把自己当领导看待，而是把自己当做普通战士，别人能吃苦，他也能。而且他比别人操的心多，费的神多。

过草地时，医护人员好不容易给周恩来煮了一碗粥，他严厉地问刘江萍：“部队现在吃什么你们不知道吗?”刘江萍说：“怎么不知道，吃草根、吃树皮，可你病得这么重，还协助毛主席工作，分担全军的重担，难道吃一小碗稀饭都不应该吗?”

“小刘呀，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一定要官兵一致，好坏大家都要一样。”周恩来最终也没吃那珍贵的稀饭。

红军进入甘肃时，正是收获的季节，队伍经过一片梨园时，长途行军的红军看到，树上果实累累，黄莹莹的，看见了都忍不住流口水。可是谁也没有上前去拿梨子吃。房前屋后，梨子成堆。周恩来却坐在梨树下，一手端水喝，一手拿铅笔，聚精会神地看地图。刘江萍看到生病的周恩来没吃老百姓一个梨子，睡在梨堆边的他也一个梨都没拿。

第二天，有战士请求可不可以买点梨子，周恩来答应了。可当地群众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没人敢说价钱，只是说：“吃吧、你们吃吧!”梨农不接钱，战士们就不吃梨。结果，在盛产梨的地方，红军没吃上一个梨子就离开了。

1934 年10 间，正当蒋介石反动派集中兵力向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从瑞金路过于都楂林乡，住在雇农张慈福家里，环境异常艰苦。他的身体很差，但仍然夜以继日地带病坚持工作。

警卫员们很为自己首长的身体健康担心，总想给他弄点有营养的东西吃，但一则伙房搞不出什么好菜，二则周恩来同志不答应。眼看着自己首长的身 体一天天瘦下去，他们的心里感到比刀割还疼。

有一天，上级发下了津贴费。大伙儿便计议，无论如何也要买点好吃的给自己的首长补补身体。他们听说冬瓜炖鸡营养高，就去老乡家买来一个冬瓜和一只鸡。他们 小心地杀了鸡，扯去鸡毛，把鸡收拾好，和冬瓜放在罐子里加水清炖。晚上，罐子被端到了周思来同志的房里。一股肉香扑鼻，周恩来同志以为这是警卫员向有关方 面特别要来的，便对他们说：“这是哪里来的 ? 同志们要知道，越发在艰苦的时候，越发要坚持原则，丝毫也不能特殊呀!” “不，这不是领来的，这是用我 们自己的津贴费买的广大伙赶快向他解释。

周恩来同志听了，沉思了片刻，然后用一种亲切的口气说：“好吧，既然买来了，就把张慈福父子俩也请过来，我们一起聚餐吧 ! ”

被誉为30年代我国新闻战线上一颗红星的范长江，1937年2月，在杨虎城将军的公馆里，采访了他平生第一次遇到的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周恩来。

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全国震惊!《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论，声讨张、杨“罪行”。作为《大公报》战地记者的范长江，当时正在绥远前线的百灵庙采访，对事变感到十分困惑。不久，蒋介石又被释放，返回南京。为了弄清事变真相，长江写道：“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

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长江利用各种私人关系，冒险飞兰州。

他说服了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的于学忠，特拨给军用卡车一辆，还选派了数名全副武装卫士随车护送。此间，长江数次被绑架，险些丧了性命!

1937年2月2日傍晚，终于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2月4日，在《大公报》西安分销处同仁的协助下，通过陕西省主席邓宝珊的介绍，范长江向着杨虎城将军的公馆走去。

周恩来同志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绥远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闯进西安，当时年仅27岁的《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

他紧紧握住这谈风锐利、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年轻人炽热的手，和蔼地说：“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红军干部对你的名字都很熟悉。”

恩来同志十分赞赏地接着说：“你和我们红军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对周恩来的印象，范长江通讯中有如下记载;“四日午后经朋友介绍，我们在杨虎城公馆看到了周恩来先生，他有一双精神朴质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剃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黑的发根，还清晰地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谈话的口音推断，很有点像江西人。”

两天后，长江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于2月9日抵达延安，作了闪电式的采访。

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是，“许多人想像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了一点。”

晚上，长江应邀到凤凰山毛泽东的窑洞里叙谈。在彻夜长谈中，毛主席反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以及抗日战争战略等问题的见解和主张，使长江十年来苦苦探索和追求而又无法解答的中国前途问题，一夜之间，竟“豁然开朗”、“茅塞顿开”。

拂晓，无比兴奋的范长江表示决心留在陕北，进一步收集资料，写几本宣传共产党的大书。但毛泽东却指出：当前迫切的政治需要，不是写书，而是设法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宣传我党目前最重要的政策，广泛动员全国民众，促成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抗战。因此，建议长江在决定中国命运有重大关联的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之前赶回上海。

此时，已是2月10日，离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召开只有5天了。延安去上海，千里迢迢，万山阻隔，冰封雪盖，乱军充塞于途。长江义无反顾，日夜兼程，终于在14日午间离开西安，转郑州，飞抵上海。

2月16日—三中全会正式召开的当天，犹如平地风雷，一篇震惊朝野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在上海《大公报》的要闻版上出现了，它像突发的一股旋风，刮进了大会会场!此文不仅将被严密封锁的《西安事变》真相公诸于众，更反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

新闻封锁的大门既已被打破，长江乃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赶写通讯。上海《大公报》从2月17日起，连续刊登了他的《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未走通》等约三万多字的长篇通讯。全国人民从这些通讯中，第一次看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毛主席对长江出色完成了党中央的嘱托，予以高度评价，3月29日亲笔致函赞扬说：“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

不久《陕北之行》发表。该文详细记述了苏区见闻、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与毛泽东彻夜长谈的全部内容。当长江率领中外记者采访团风尘仆仆地从徐州突围负伤归来的时候，恩来同志以十分喜悦和关切的心情致函慰问：“长江先生：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闻前线归来的记者正在聚会，特驰函致慰问于你，并请代致敬意于风尘仆仆的诸位记者。”

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时，长江泼墨挥毫，写下了“为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呼号”的题词。从此，长江结束了10年个人奋斗的历史。

1937年底，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导下，长江与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驱胡愈之等团结全国广大进步记者，组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青记”正式成立于1938年3月31日。

1939年5月，在国民党戴笠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下的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里，由恩来同志介绍，经延安中共中央批准，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指定与恩来同志单线联系。自此，长江从一个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者，进入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行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长江被恩来同志指名由华中解放区飞抵南京，任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并担任中共对外发言人。此时，他不仅要经常发布代表团的各种宣言，还要接见频频来访的各界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回答各种问题。长江日夜战斗在恩来同志的身边。

谈判破裂后，长江随恩来同志撤回延安。在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后，他主持了延安《解放日报》的工作。

转战陕北期间，长江带领新华总社及《解放日报》30多位同志，组成“陕北电台”，编入中央纵队第四大队，长江任大队长，紧随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炮火纷飞的崇山峻岭，及时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传达党中央的声音。

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他那浓眉英姿，微笑神态依然留在人们心间;他那机智幽默，挥洒自如的外交家的风采依然有口皆碑。他，就是我最崇拜的人。

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周总理办公室里有一只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特意发问：“总理阁下，您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了下了这支钢笔。”美国记者听了无言以对，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周恩来总理的应变能力和口才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心系人民的情怀更是温暖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我常听到这样的话：“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周总理关心人民的事迹有很多，其中有件事让我无法忘怀。一次，周总理到地震灾区慰问受灾的人民。这天上午，人们齐聚到广场，周总理来了。人们欢声雷动。周总理登上一辆卡车，正准备向群众发表慰问讲话，突然她发现现场的群众是迎着风口坐的。原来，当地政府考虑到周总理身体不好，希望总理在背风的地方讲话。而周总理却说了一句话："听我口令，向后转。"开到群众的面前，周总理一个人迎风而立，而群众则可背风听他讲话了。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出，周总理时时处处为人民着想。

当周总理逝世的时候，联合国下半旗致哀。可见周总理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爱戴，还深受世界人民敬仰。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