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朱德廉洁的故事（优秀20篇）

孟轲是战国时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的成就与他母亲的严格教育是分不开的。

孟轲小时候也很贪玩。一天，孟母正在织布，还未到放学时间，小孟轲却逃学跑回家。孟母见了，气得浑身发抖。她把小孟轲叫到跟前，说：“孩子，穷人无本，力气是钱。娘每天没日没夜地辛苦织布，赚钱供你上学。可是，你却逃学。”说着，孟母拿起剪刀，“咔嚓”一声，把织布机上的绫子一刀剪断。

小孟轲见娘生这么大的气，都吓坏了，连忙央求说：“娘，我错了！我一定改！”

孟母见小孟轲知错，舒了一口气，指着机上的断绫说：“孩子，不管做什么事，功到才能成。你不好好上学，就跟这些断绫一样，怎么能成材呢？”

明白了娘的一片苦心，小孟轲赶快回到学堂。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逃过学。

孟轲在孟母的循循善诱下，勤奋学习，成了学堂里有名的好学生。

大灾大难面前，一大批共产党员彰显出了不辞辛劳

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本色。为了给全国人民筑上一道安全的防护墙，他们“舍小家为大家”。这其中包含着一对对父子

一对对夫妻一对对师生……他们是亲人，是人生伴侣，是战友，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他们成为了战场上的最佳拍档。他们之中有医生护士，有公安干警，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自告奋勇组建起来的志愿服务队。他们冲锋在前，为打赢这场保卫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深深的打动了我：“疫情推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党员志愿服务队搭建起了心与心的桥梁，用爱心温暖人心。”在这场疫情中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志愿者，

90后志愿者华雨辰是武汉市青山区钢花小学音乐教师。疫情发生后，她瞒着父母报名参加了志愿者，她当过接送医务人员的司机，当过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当过搬运工，还是方舱医院的志愿播音员。在方舱医院，华雨辰通过播放音乐朗诵美文以及播报相关新闻，来平复患者的情绪。每一次，她都非常用心地去准备播报内容。她说：“作为一名志愿者，最大的愿望就是患者能够早日出院，希望志愿者小伙伴都能平平安安的。我们一起相约，等到出门不用戴口罩的那一天，再重新认识彼此。

2月3日，武汉市发布志愿者招募公告后，党员李自然便第一时间报了名，随后被分配至医疗队的驻点酒店参与工作。他每天负责对人员进行体温监测一楼大厅的消杀负责物资的搬运工作，一天忙碌到晚上，他才发现全身已经湿透了。在被问到是否辛苦时，他说“疫情期间，在武汉的国企责任重大，同时，我作为基层党员，更要发挥先锋示范作用，把后勤工作做好做实，让医疗队员们休息好，他们才能更专注投入到患者救治工作中去，比起医疗队员的辛苦，我这点辛苦不算什么!”

“你们街道人手够吗?是否需要志愿者?我作为党员也想出一份力!”党员杨叔飞同志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主动请缨到湖北荆州沙市区公园社区疫情防控阵营中去，自愿担任疫情防控期间的人员出行控制生活物资配送等各项工作，在夜晚冒着寒冬坚持值守，并积极提出了许多有利于防控工作的意见建议，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冲锋在前的品质与形象。

他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抗战疫情的道路上，他们冲锋在前，伴随着恐惧，他们坚定信念像骑士一般保持着必胜的信念。他们用双手架起了老百姓的生命之桥，用双肩承担起时代的责任，他们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楷模。用行动扛起了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向他们致敬——可爱的斗士。

寓言是智慧的花朵，它的花瓣是一个个美丽的故事，它的花蜜是蕴含在故事的道理。

最近我读了《中国寓言故事》。《中国寓言故事》是由许多有趣的小故事组成的，这些故事虽然短小、简单易懂，可是每一个故事里面都阐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使人回味无穷。它使我懂得了很多道理，受益匪浅。

《中国寓言故事》里有许多则好的寓言，如：《打草惊蛇》《井底之蛙》《画龙点睛》，其中我最喜欢的则是《五十步笑百步》，故事中的梁惠王最终还是觉悟了，这一点我很喜欢。

这本书告诉了我很多道理，《晏子的车夫》告诉了我做人要谦虚，《南橘北枳》告诉了我凡是心怀鬼策的人，都是从损害别人动机出发，但最后往往会以害己的结果而告终的。《校人烹鱼》告诉我为人处事一定要诚实。《二人学棋》告诉了我无论学什么本领，都必须专心致志，持之以恒。《画蛇添足》使我明白了做一件事情，必须有具体的要求和明确的目标，要以清醒坚定的意志去完成它，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不龟手药》告诉我相同的东西不同的用法，会有不同的结果，要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一件事情，这样才更全面、周到。《屠龙之技》让我知道了脱离了实际需要的技能和学问，学得再好也是没有用处的。

寓言正在着力于弘扬中华美德，而我也会越来越喜欢《中国寓言故事》。

贝时璋是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自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一直从事实验生物学的研究工作。为人处世，他友好、善良；搞研究做学问，他踏实、细致。

贝时璋在浙江大学生物系负责组织学、胚胎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等等课程时，讲授内容详实，条理清晰，他能记得成百上千个骨头、神经肌肉和血管等的拉丁名称，使学生们惊叹不已。他在浙江大学生物系辛勤耕耘20年，培养出一大批著名的实验生物学家。他曾自豪地说：“我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科学，不久以后简单的生命将在实验室合成。那时，生命与无生命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了。”1983年，他还拍摄了“细胞重建”的科普电影，获第五届中国电影最佳科教片金鸡奖，获得第23界国际科技进步奖和意大利巴马国际医学科学电影节荣誉金质奖。

2003年，正值贝时璋获得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75周年。这一年的10月10日，是他100岁生日，而这一年他依然在孜孜不倦地工作。9月26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了“贝时璋先生百岁寿辰暨建所45周年庆祝大会”。德国驻华大使馆公使科伊内先生代表德国政府到会祝贺，回顾了贝时璋早年留学德国求学的经历，授予他“唯一学术公民”称号，并代表图宾根大学授予他“钻石博士”学位。正是在那次百岁寿辰庆祝大会上，国家天文台宣布，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正式批准将国家天文台于1996年10月10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第36015的小行星命名为“贝时璋星”。

贝老一直珍藏着那些记录着德国人民友谊和母校厚爱的博士证书。在德国留学期间，德国同学亲切地叫他“Paibub”（贝娃娃）。那期间，他曾先后与几位德国同学租住在德国人家里，为了省钱还一起住过汽车房。时间过去了80年，说起他的德国同学，他会随手写出一连串德文名字。几十年来，一些德国同学以及他们的家人与贝时璋一直有着书信往来。

期颐之年的贝老，思路仍很清晰，也比较健谈，尤其与人谈起日常生活和科研工作，中间都不停顿。有时，家人害怕老人话说多了会累，想让他停下来喝口水，他却极少停下来去喝。小儿子贝德常曾风趣地说：“爸爸说话刹不住车。”

2004年，在贝老家里工作了几十年的保姆李妈已到古稀之年。8月间，贝老特意请来李妈的儿子接李妈回安徽老家养老。贝老深情地对李妈说：“你在我家几十年，我们相处很好，就和一家人一样。你对我们帮助很大，我很是感谢。你要回家了，我们应该表示一点心意，给你拿上3万元钱，作你的养老钱。再拿上2000元作为你们母子两个的路费。你儿子专程来接你回家养老，是他的孝心，是你的福气，希望你过一个幸福的晚年。”这场面，让李妈母子和在场的人流下了眼泪。

那个时候，贝老的家，无论是从房子、家具布置，还是他的用品等似乎都不太合他的身份，显得过于俭朴。贝老却说：“学问要看胜似我的，生活要看不如我的。”贝老拥有一个人人称羡的家，夫人程亦明更是为这个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长期以来，程亦明是贝时璋精神上的强大后盾，为他营造了一个大后方，同时，也是他亲密的伙伴和同行。贝老一生没有生过大病。98岁之前没有住过医院，除了正常的体格检查，他是不去医院的，平常几乎从来不打针吃药。总结自己的长寿经验时，贝老认为主要得益于4个方面：淡泊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注意营养。

在离世的前一天，贝老还召集了6位研究人员，一起讨论如何在已有的创新课题基础上继续努力工作，热情地鼓励大家要以为国争光为己任。王谷岩是6人之一，他回忆说，2009年诺贝尔奖公布后，老人的心情就一直很不平静，他对我国科学创新问题陷入了深刻的思考之中。“贝老想起北京大学教授林克椿198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发现了螺旋状脂质体，1982年《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了这一成果。贝老觉得这个方向值得努力下去，特别邀请林教授过来，鼓励大家更进一步做下去。”王谷岩说，那天贝老精神很好，也很激动，和大家聊了有一个来小时，告诉大家“我们要为国家争气！”

2009年10月29日上午9点30分，我国大陆唯一走进2009年的第一批（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贝时璋老先生，在睡梦中与世长辞，享年107岁。

旧历2002年的大年廿九，在网易股价的一路飙升中，春风得意的丁磊驾着大切诺基风尘仆仆赶回老家奉化，参加奉化中学89届(2)班同学会。

按约定，这个聚会的时间是晚上8点， 到10点多时，丁磊才出现在老同学面前。班主任江老师向这个中国大陆首富要300块钱的活动费。丁首富搜遍全身竟然也找不出300元现金，他说他身上只带信用卡。这笔钱到第二天才交。

这算是这个首富荣归故里时发生的唯一一个够得上故事的素材。别的，怎么看都显得平淡。

奉化和首富

首富的光环太耀眼了。2003年，秋风送爽的10月，胡润和《福布斯》不约而同地把“大陆首富”的帽子扣在了奉化人丁磊的头上。从此，这个30出头的后生与“奉帮裁缝”、溪口胜景一起，成了奉化的又一张名片。

从宁波火车站出发，沿鄞奉公路驱车半个多小时，就进入奉化市区。远处的天台山脉和四明山脉宛转绵延，将小城奉化呵护在环抱中，勾勒出奉化“六山一水三分田”的地貌。

惠政西路是奉化市内一条比较繁华的商业街。这里，老人们安享地坐在店铺门前晒春阳，闲扯;孩子们在不远的中山公园里躲猫猫，嬉戏;沿街的店铺里总有行人进进出出。

浙江省奉化中学现任政教处主任江鸿老师是丁磊中学时代的要好哥们，他告诉我们：丁磊的老家就在惠政西路这一带，自折桂百富排行榜之后，丁磊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接父母离开奉化，去了广州。

“你要找的就是那个70亿的丁磊啊!”在惠政路上做小生意的赵大伯一脸的自豪，虽然他并不清楚口中这个叫丁磊的年轻老乡在外面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会赚那么多钱。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根本就没有“互联网”、“网游”这些词条，他也不清楚纳斯达克是什么意思。

但是，首富和奉化之间并未因此而少了一层联系。生于奉化、长于奉化的丁磊，身上有着太多浙江商人的特质：性格朴实而稳健，行事低调而务实。这个长着一张笑嘻嘻的娃娃脸的财富少帅，在很多场合都承认，是家乡的土壤给了他商业的头脑。

第十名现象

我们在浙江省奉化中学找到了丁磊的足迹。1986年9月，丁磊考入奉中学习，成为当时高一(2)班56位同学中的一份子。江鸿跟他是同班同学。

在江鸿老师的记忆里，10多年前的丁磊学业平平，入学时在班内的排名只有四、五十位，跟当下“首富”名号很不对称。“可喜的是，每次考试，他的排名总有进步。不过最好也只在第十至二十位之间，从来没有杀进班级前十名，更别提在年级内的排名了。”

3年后的高考，丁磊交出的成绩同样貌不惊人：他以高出重点分数线1分的成绩有幸被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录取。只不过，这是丁磊喜欢的大学，他很早就被西部这所藏着大量电子类书籍的高等学府迷住了。

“教育界现在正热衷探讨‘第十名现象’，说的是，在一个班级里，学习成绩排在第十位上下的那几个，有望成为日后最出人头地的一个。我现在想想，丁磊这个个例也是符合‘第十名现象’的。”江鸿老师这么评价他的老同学。

技术偏执狂

当然，学业平平的丁磊也有锋芒显露之处，他在中学时代的行为癖好就强烈地表现出技术“偏执狂”的特征。

丁磊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初一时，他第一次成功组装了一台六管收音机，那在当时是一种最复杂的收音机，能接收中波、短波和调频广播。此时的丁磊认为自己将来最骄傲的职业，就是成为一个电子或者电气工程师。

江鸿回忆：“他很爱动手，每次到他家里去玩，总看到他在拆这个闹钟，解那个收音机。他的父亲是当时国营奉化食品厂的技术副厂长，可能是遗传的因素，他从小对技术充满了兴趣，总喜欢一个人静静地钻研。”

所幸的是，当时的奉化中学已经是浙江省内一所着名的重点高中，有一定实力让学生接触到先进技术。那时候，奉中有几台苹果机，学校借此成立了一个电脑兴趣小组，丁磊想都没想就跑去参加了。这可能是他第一次触摸计算机，至于有没有因此种下对计算机技术的迷恋情结，我们不得而知。

不善交际

小时候的丁磊，不仅学业一般，朋友圈子也不广，而且大都只是泛泛之交，江鸿说他甚至没有一个铁哥们。因为江的父亲也是食品厂员工，有父辈是同事这层关系，他俩才走得比较近，他比其他同学更有机会了解丁磊。

“中学时的班级常常会随个性、兴趣的相投形成几个小团体。农村来的学生因为住校自然有自己的圈子，市区的同学通常表现得活跃些，经常会在一起打打球。但丁磊基本上不参与我们的活动，他在班内也不任一官半职，对体育也不热衷，交际不是他的特长。”

可能是因为对技术用情太专了，以致在人际交往中，丁磊给人的感觉总是捉襟见肘。不仅在做企业时，丁磊要退居幕后，架构技术，中学时代的丁磊同样喜欢一个人钻在自己的兴趣中。

然而，丁磊是平和的，江鸿印象中的他很容易相处，同学有忙请他帮，他也很热心。98年的时候，有个老同学南下求职，已在广州开始事业的丁磊帮着同学联系工作，安排住宿，俨然一幅好事者心肠，丝毫不把同学当外人看。

对母校许下心愿

2001年9月，奉化中学迎来了百年校庆。母校给丁磊发了请帖。不巧的很，此时的丁磊俗务缠身，被股价狂跌和财务问题烤得焦头滥额，苦于分身无术，当然他也没心情参观占地250亩的奉中新校园。

一年多后的同学会上，一不小心成了首富的丁磊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情，表示将在3-5年内，在奉化中学设立一项奖学金，用于鼓励有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学生。

但是，1971年出生的丁磊清楚自己毕竟太年轻了，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互联网的变数太大，网易和自己远没有到可以盖棺论定的时候，一贯稳健务实的“丁首富”不想让自己被浮华和作秀笼罩了。

把财富高高挂在纳斯达克交易墙上的丁磊坦言对钱早有一种宠辱不惊的淡定;其实，他对友情、对乡情，何尝不怀着一种“君子之交淡于水”的胸襟!

高士其原名高仕锜，他从1935年起拿起笔来为当时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撰写科学小品，文章发表时均署名“高士其”。朋友们问起改名的动机时，他解释道：“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1918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

1925年夏，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2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高士其的姐姐突然因病去世，于是他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瓶子破裂，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在学期间，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年会代表，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从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1938年2月，高士奇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毛主席祝贺并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生。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离开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底，到广西养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食品，供应前线，并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发表文章，并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幸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1944年，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

1949年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1950年，参加全国科学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儿童科学画库》和全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当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主席、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士其以伤残之躯，撰写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余行科学诗，著书18本。主要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谈眼镜》、《炼钢的故事》、《高士其科学小品甲集》、《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等。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外界评价

高士其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被亲切称为“高士其爷爷”。高士其逝世后，中组部确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也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纪念高士其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高士其科学精神座谈会，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评价

“通过高士其在科普创作，特别是为众多青少年读者创作及其在解放后，为我国科普事业所做的历史性贡献来看，他的确堪称我国科普界的一面旗帜，他把科学交给人民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一代科普人，不断前进。”——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赵立新

“高士其先生是我从事科普创作的导师和引路人。当然在我们心目当中，高士其先生他是一位身残志坚的‘钢铁巨人’，也是一位在科普创作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座灯塔，也是一生都献给我们国家科普、科学事业的一面旗帜。在高老的鼓励下，从1981年开始，我就开始了科普创作，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我经常想到高士其先生。3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国家领导人和部委一些领导，和全国的许多高校的老师和同学的欢迎。我想，回顾这段科普创作的历史的话，我特别感谢高士其先生。”——中科院文联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郭曰方

故事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庄园主家里。

一天，庄园主从外面带回一把小斧子。他随意一放，就又出门去了。

庄园主有个不满十岁的小儿子，看到闪闪发光的斧子，非常喜爱。

究竟快不快呢？他想试试，于是拿着斧子，跑到了樱桃园。

他选中一棵小樱桃树，学着大人砍树的样子，挥动斧子用力砍下去。只听得“咔嚓”一声，小树拦腰折断了。

闯祸了，孩子赶忙把斧子送回原处，躲进屋里，忐忑不安地捧起一本书读了起来。

过了几个钟头，庄园主回来了。他走进樱桃园，发现最心爱的那棵樱桃树被砍断了，心疼欲裂，大发雷霆，并指使果农一定要把砍树者追查出来。

躲在屋里的孩子坐不住了。他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大胆地走出来，低着头对父亲说：“爸爸，这棵樱桃树是我砍的。”

父亲问明情况，不但没有责备他，还把他搂在怀里，意味深长地说：“孩子，我为你的诚实高兴，要知道，做人首先要诚实，这比一百棵樱桃树还要宝贵。”

小读者，你知道这个诚实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吗？他叫乔治·华盛顿。长大后，他率领起义军，打败了英国殖民者，实现了美国的独立，当了美国的第一任总统。现在美国的首都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今天，妈妈从图书馆买来了一本名叫《中外名人故事》的书，我一回到家就兴致勃勃的读了起来。来源：

哇！这本书的目录上有这么多名人呀！不光有中国的名人，就连外国的名人也不计其数，其中就有爱迪生、瓦特、达尔文、爱因斯坦……名人，这当中最吸引我的属爱迪生了。来源：

爱迪生被人们称为“发明大王”，我想这也是恰如其分的，因为爱迪生一生中有20xx多种发明，其中有许多发明是我们这个时代很普通的东西，可是他们那个年代很罕见。爱迪生小的时候并不聪明，可是尽管这样他还是喜欢问一些问题，这也使他变得比常人更加聪明了。

《中外名人故事》中的名人都是靠着勤奋学习而成为名人的，所以我们就要学习他们勤奋学习的态度，长大后当一位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道光十七年（1837年），二十七岁的曾国藩进京会试却名落孙山，只得怏怏返乡。途经金陵时，他在书店无意间发现了一套梦寐以求的《明史》。一问书价，他又喜又忧。喜的是，袋里的银子正好和书价相等；忧的是，买了《明史》便无钱回家。

他双手紧攥着兜里的银子，徘徊良久，最后还是咬咬牙把书买下了。他一边小心地把书一册一册地放进担子，一边悄悄地问书店的伙计：“小兄弟，这里可有当铺？”伙计用手往斜对面一指：“那不是？”曾国藩立即挑起担子，径直向当铺走去。当掉长衫后，他便去码头搭船返湘。让他惊讶不已的是，船钱与当长衫的钱正相吻合。

船行了三天三夜，他读了三天的《明史》，睡了三夜的好觉，中途只吃了船家的几个火烧。当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曾国藩挑着担子走进家门时，家人都以为他遭劫了呢。

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国藩当上了翰林院检讨，为大清编纂国史。尽管此时他已官至七品，有俸禄银饷，但是除去借支及日用开销已所剩无几，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一天，道光帝突然造访翰林院，众大臣便立即跪倒一地。道光帝翻了翻眼前的日课，随口一问：“曾国藩，有什么新作啊？”

曾国藩马上跪上前来，大声说：“微臣曾国藩给皇上请安。”

道光帝细细打量跪着的曾国藩，只见他身穿一件补了两大块补丁的旧官服，外相极其寒酸。道光帝脑中突然浮现出乾隆年间，为博得节俭的美名而刻意长年穿旧官服的浙江巡抚的影子，心中十分不悦，便问：“曾国藩哪，你身为翰林七品检讨，不仅要学仪天下，还要威仪天下。你穿得这么破破烂烂，成何体统啊？”

曾国藩吓出一身冷汗，谨小慎微地回答：“皇上恕罪。微臣以为，翰林院检讨应以治学为第一要务。如果抛弃学问只靠仪表服饰来装点门面，微臣就有负皇恩了。更何况微臣也不愿举债而刻意装扮自己。”

买件衣服就要举债，道光帝十分不解，便问：“曾国藩，朕来问你，你现在身为检讨，一年的薪俸除掉日常开销难道就买不起一件新官服吗？”

曾国藩略一思忖，平静地回答：“蒙皇恩授检讨后，微臣当日从国库领取全年俸禄三十三两皇银。微臣还会馆食宿银七十贯，用庶吉士服改裁七品官服费银三十贯，做补服裤靴费银一两三贯。余下的银子除了交给会馆，又为祖上祠堂捐香火银二两，孝敬高堂祖父母六两，孝敬父母四两……请皇上明察。”

一席话，倒把道光帝逗乐了。他笑呵呵地说：“曾国藩哪，这件事就过去了啊。”

这件事是过去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一天，翰林院学士赵楫因老父来京看望，便发帖宴请翰林院官员。接到请柬的曾国藩左右为难：不去吧？赵楫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有碍颜面；去吧？身上仅存一百七十枚铜板，度日艰难不说，也没有谁拿铜板去赴宴的。他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没去。

第二天一早，曾国藩就受命誊一份“皇考”。而每次交与赵楫审查时，赵都会在上面批两字：“重誊。”一份五千字的“皇考”，曾国藩整整誊了一天才交卷，真是苦不堪言啊。

一月未到，曾国藩又收到詹事府金正毕的请帖。他知道，赵揖的宴席既然没参加，金大人宴请也就不能参加。厚此薄彼，是官员之间相处的大忌。此外，他又担心以后会收到类似请帖，于是提笔写了个告示：“曾国藩出身贫寒，箱内无银，七品小官，俸禄有限。即日始，凡京官应酬之事，概不参加。见谅。”然后，他就把这告示贴到会馆的柱子上。

没过多久，曾国藩就因“办事糊涂，办差敷衍”遭到御史参奏，被道光革去翰林院检讨实缺。也就是说，他既没实际差事，又没俸禄。不仅如此，同事、朋友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这让曾国藩备受打击。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曾国藩用毛边纸装订了几个本子，自命名为《过隙影》，决定“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在无缺分、无俸禄、无同乡、无朋友期间，激励自己不断进取，一路前行。

齐白石，湖南湘潭人，现代著名书画家，在我国画坛上，素有“北齐南张”之说，即南有张大千，北有齐白石。齐白石属大器晚成者，他9岁学作木工，一直是位木匠，二十几岁才学雕刻，然后学画，37岁才跟王湘绮学诗文、学书法，最后终成一代大师。

据说，齐白石在湘潭黎威圣家作工时，见其兄弟二人皆好刻 印章，他便求授方法，黎氏不理。有一天，齐白石又去请求，黎威圣正在抽水烟，便和他开玩笑说：“你能把这水烟袋里的水喝干，我就教你。”齐白石果然皱眉把水烟袋中又臭又辣的脏水喝干了。黎威圣大为惊讶，为他的至诚感动，于是尽心传授齐白石的篆刻治印方法，几年之后，齐白石习成绝艺。齐白石脾气怪僻，他住在北京赶车胡同时，并不欢迎生客来访，客厅门口常挂着一块牌子，上书：“白石老人，心病复发，停止见客。”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占领了北京，齐白石来不及转移，但他很有气节，根本不依附日伪军。日本人听说他是大画家，派人来求他画画，他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 “中外官员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

他还有个怪癣，对家里的一切东西，都由自己保管，一步一锁，数十年如一日。他的腰上老是挂着一串串的钥匙，象个管家婆一般。所以，有人说齐白石“身上驮着半斤铜”。

齐白石曾画有一张“不倒翁”的画，配诗嘲笑道：“乌纱白帽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

读了《你不可不知的中国名人故事》这本书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章——领袖人物。

在这一章里，我认识了治水英雄——大禹，故事里说的是在治水时期，大禹为了完成治水重任,娶妻涂山女四天便离开家,在外13年,没有回过一次家。“三过家门而不入”已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这体现了大禹为民造福的可敬形象。《大禹治水》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水的特性，了解了洪水泛滥的规律，并用原始工具战胜了洪水。在书中，我还认识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也是一位有才能的君主，她赏罚分明、唯才是举，又能广开言路，善于纳谏。国家在武则天主政期间，政策稳当、兵略妥善、文化复兴、百姓富裕，故有“贞观遗风”的美誉，为其孙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打下了长治久安的基础，武则天对中国历史做出过了巨大的贡献,我非常敬佩武则天。同时，我还从书中认识了一位少年天子——康熙，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才华的天子，他八岁就登上了皇位，少年时就挫败了权臣鳌拜，成年后先后取得了对三藩、明郑、准噶尔的战争胜利，在位六十年，真是太令人震惊了！

听了我的述说，你们应该对这些历史人物有些了解了吧！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需要我们从书中去拜读。我们需要学习这些人物身上坚忍不拔、勤奋努力等等可贵的精神。在生活中，我们也要不断学习、不断完善自己，发扬团队精神和乐于助人的精神，把好的一面发扬光大，这样我们的班级、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我们的国家现在实行改革开放，许多外国人到中国访问、投资、做买卖，这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如何跟外国人打交道呢?一方面要有礼貌，尊重人家的国格，尊重人家的各种习惯。另一方面也要维护我们的国格国法。盲目排外和崇洋媚外都是错误的。这里讲一个冯玉祥将军对待外国人的故事。

冯玉祥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他当年担任陕西督军的时候，一次接待了两个外国人。他很有礼貌地请他们坐下，谈话。两个外国人打开旅行袋。拿出一块新鲜的野牛肉，要送给冯玉祥。冯玉祥问：“哪里弄来的野牛肉?”外国人回答：“是我们在终南山打猎打来的。野牛凶得很，不好打。”冯玉祥皱起了眉头：“你们到终南山打猎，和谁打过招呼?领过许可证吗?”外国人忙说：“我们打的是野牛，没有主人，用不着和谁打招呼。”冯玉祥沉下脸说：“终南山在我们中国，是我国的领土。野牛生在这里，自然归我国所有，怎么说没有主人?你们不经允许，私自猎牛，这是犯法的!我作为地方官，有保护国家主权的责任。你们在中国就要守中国的规矩，不能蛮不讲理!”两个外国人理屈词穷，只得承认做了错事。

亚里士多德在西方被称为“最博学的人”。他的很多观点被西方人奉若神明，他本人也被奉为绝对权威，他凭着“自信的直觉”，做出了“重物体比轻物体下落速度要快些”的观点，这种观点统治了西方学术界将近2000年。

1590年的一天，年轻的比萨大学数学教授伽利略，邀请比萨的一些学者和大学生来到斜塔下面，他和他的助手登上斜塔，让一个重一百磅和一个重一磅的铁球，同时由塔上自由下落，轻的和重的几乎同时落地。

伽利略把实验重复一次，结果仍然相同。伽利略的实验，动摇了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臆断，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伽利略发现了真理，但却触怒了比萨大学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信徒，他们攻击伽利略胆敢怀疑亚里士多德，必定是圣教的叛徒。伽利略被赶出了比萨大学，但他由于这个实验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当时他刚26岁，是他当教授的第二年。

伽利略，1564年，出生于意大利比萨市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1581年考入比萨大学，遵从父命学医。在大学里，伽利略深深地爱上了数学，在宫庭数学家里奇的悉心辅导下，他把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和杠杆原理结合起来，获得了精密的测量方法，发明了用以测定合金成分的“液体静力天平”，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1589年夏天，他受聘为比萨大学数学教授，年仅25岁。离开比萨大学后，伽利略来到学术空气自由的帕图拉大学。每逢他上课时，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远至瑞典和苏格兰的学生也慕名远道而来，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伽利略给学生们讲宇宙，并告诉他们，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成不变的，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正好相反。他还告诉学生，所有东西、所有原子、所有星球都在运动。

1609年，伽利略听说荷兰人发明了望远镜，他通过别人的一点描述，凭着自己独特的天赋，经过刻苦钻研和实验，成功地研制了世界上第一架放大倍数为33倍的天文望远镜。在这架天文望远镜的帮助下，伽利略探索了深邃神秘的天空，在一年之内他就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发现：月球表面并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平滑，而是呈现不规则的凹凸起伏。银河也不是人们所说的银白的云彩，而是由千千万万颗暗淡的星星所组成的。木星旁边有四颗运转着的卫星;地球并不是各个天体旋转的唯一中心。太阳上面有黑子;土星周围有光环……所有这些结果，都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日心说”)：即地球和所有行星都围绕太阳运行。

1610年，伽利略出版了他的《星际使者》，向全世界宣布了他的上述发现。人们惊讶地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伽利略发现了新宇宙。”1611年，伽利略在《关于太阳黑子的通信》中，肯定太阳是宇宙的中心，维护哥白尼的“日心说”。他竭力想分清宗教和科学的界限，认为前者属于人们的道德行为范围，后者属于自然界和人的关系的范围。他指出，天体的永恒，只是相信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教士们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天主教的教义。

然而，当时势力强大的教会反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他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是围绕地球转动，而地球是不动的。因此教会在1616年给伽利略下了一道禁令，不准讲授哥白尼的学说。伽利略为此烦恼不已。1623年，伽利略冒险开始他最有名的著作——《关于两种世界体系之间的对话》的写作。

同时他6次请求教皇乌尔班接见他。他小心翼翼地向教皇介绍哥白尼学说的书籍，教皇同意他把对“日心说”赞成和反对的论点一起写出来，但不允许他得出地球是绕着太阳旋转的结论。随后的6年时间里，他完成了他的杰作。在书中他巧妙地阐明了自己支持哥白尼学说的证据，而反对哥白尼“日心说”的人的辩解却愚蠢而无力。伽利略把哥白尼的学说当作“一种纯数学假说来叙述”。

1632年，这本书得到了教会监察吏的许可后出版发行。但是，教会的权威人士很快就发现了伽利略仍在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于是便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押上宗教法庭。当时的伽利略已年近七旬，身患重病，体质虚弱。在宗教法庭上，他的精神和肉体受尽了折磨。1633年6月22日，他被迫双膝跪地发誓，哥白尼的理论纯碎是一派胡言乱语。他要“放弃、诅咒、痛恨”过去的种种错误，并保证以后永不宣传和谈到它，违犯了甘愿受死。伽利略刚宣布完他的誓言，就大声喊道：“不管怎么说，地球毕竟是在运动着的”。

这说明伽利略并没有放弃自己所坚持的学说。伽利略被判处终身监禁，监外执行。但他没有放弃科学，经过3年的顽强拚博，他又完成了一部巨著《关于力学和位置运动的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和数学证明》。在书中，他大胆叙述了物体的各种运动和动力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部书被偷运到荷兰出版时，伽利略已双目失明。伽利略的晚年境遇极为凄凉，只有他的女儿在他身边照料他。

1634年他的女儿先他而死，他更加孤独和痛苦。1642年1月8日这位终身为科学真理而斗争的伟大巨人含冤离开了人世。1983年，罗马教会终于为伽利略冤案公开平反，为此在罗马成立了一个由不同宗教信仰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它的宗旨是：“研究科学同宗教信仰的关系，伽利略案件的科学方面以及伽利略学说对现代科学的贡献。”

他的成功，与他从小就有刻苦自学的习惯就是分不开的。11岁时，他就读完了一套通俗科学读物，并对科学开始发生兴趣。12岁时，他又自学了欧几里得几何。此外，和现代的孩子们相比，他个性重视哲学的阅读，13岁时就开始自学康德的哲学了。他还根据自身的特点、志向和兴趣，把精力集中在物理学的学习上。结果他在物理学方面果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爱因斯坦在读书学习时不搞不必要的死记硬背，经常爱和同学在一齐讨论，使他感受到互补的乐趣。

5岁时梅西开始为当地的格兰多里俱乐部踢球，教练就是他的父亲。7岁的时候这个小家伙就在纽维尔老男孩队倍受称赞。但梅西在11岁时被诊断出发育荷尔蒙缺乏，而这会阻碍他的骨骼生长。家里的经济条件难以承受小梅西的治疗费用，由于他的天赋被巴萨的雷克萨奇看中，在2000年将他带到诺坎普，梅西举家搬迁到欧洲。

在2000年9月，年仅13岁身高只有140cm的梅西去了巴塞罗那试训。在试训期间，梅西的表现征服了巴萨青年队教练，他们迫不及待的与梅西签订了一份2012年才会到期的工作合同，却忘记国际足联相关规定，未满20岁的球员不得和俱乐部签定5年以上的工作合同。

巴塞罗那俱乐部在帮助西成长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俱乐部所安排的治疗下，梅西在2003年身高已经达到1米7。加泰罗尼亚人毫不犹豫的就给他在俱乐部注册并安排他去医疗部接受治疗。2008年这名来自罗萨里奥的21岁小伙子已经长到了170cm。

梅西是吃着土豆和胡萝卜长大的，是喝着那些没有油沫的汤后去踢球的，但他比谁都懂事！

我记得，而且永远都不会忘记拿到诊断结果的那一天。当时天特别冷，当时我们在街上，梅西没有任何表情，非同一般的冷静，我知道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家里没有任何能力让他治疗。站在梅西的身边，父亲豪尔赫眼眸中总是透着快乐抑或得意，但他内心的酸楚又有多少人能读懂？

作为父亲，我最清楚梅西的病源于营养不良。阿根廷盛产世界上最好的牛肉，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奶酪，但那不属于我们。梅西是吃着土豆和胡萝卜长大的，是喝着那些没有油沫的汤后去踢球的。

梅西的父亲豪尔赫回忆当年只有11岁的梅西患上生长激素缺乏性侏儒症时，不禁仍有些伤感，甚至当梅西已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好的足球运动员之后，他从不抱怨，他年纪轻轻就比谁都懂事，这一点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革命烈士丁麟章(1907-1945)，湖南平江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春，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同年年6月，在孝丰百步山反击顽军五十二师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丁麟章，1907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嘉义区横江村一贫苦农民家庭。他7岁起入学读书四年，11岁时从师学篾匠。因师傅手艺平常，学艺不成，他又回家务农。

1926年夏，平江农民运动兴起后，丁麟章兄弟五人一同参加了农协。1927年马日事变后，横江地区一片白色恐怖，丁麟章在农民自卫队里执行监视敌人的任务，工作十分出色。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转入平江县苏维埃游击队，历任班长、中队长。1930年夏，他随县游击队参加了两次攻打长沙的战斗。1931年，丁麟章调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警卫团一营副营长。期间，在保卫县苏维埃机关的历次战斗中，他的四个亲兄弟先后牺牲，自己亦三次负伤。但丁麟章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没有停止反抗，他将仇恨埋在心底，将悲痛化作力量，继续前进。

1933年4月，丁麟章随警卫团编入湘鄂赣独立二师，仍任副营长，先后参加了湘鄂赣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战斗。

1934年，秋风阵阵，落叶声声，中央主力红军撤离苏区长征后，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便进入了艰难的游击战争时期。这时，丁麟章奉调到中共咏生县委军事部工作。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他率领游击队巧妙地与敌军周旋，多次掩护县委和县苏维埃机关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并寻机向白区发起进攻，缴获粮食和药品，缓解了苏区干部和伤员物资、药品奇缺的困难。

1935年1月，丁麟章调任红十六军参谋。为了做好扩大红军的工作，他组织了一个宣传队，深入到黄金洞地区，用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向群众宣传参加红军的意义。经过一个半月的深入宣传发动，黄金洞等地先后有140多人参加红十六师。

革命战争把丁麟章锻炼成了一位勇敢善战的红军指挥员。1935年6月中旬，平江南江桥哨烟弥漫，枪声不断，红十六师遭到了敌人重兵围困。危急中，丁麟章根据师长命令，带一个排从敌防线薄弱处穿插出去，再回头向敌军佯攻，有效地牵住敌军，使全师成功地从麦市突出敌军重围。此后，丁麟章一直随红十六师转战于湘鄂赣苏区，坚持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36年，西安事变如一声春雷，驱散了沉沉的内战阴霾，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局面日趋形成。1937年秋，湘鄂赣边区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后，丁麟章任支队司令部参谋。次年春，他随部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在岩奇地区，丁麟章调任一团三营营长。6月初，丁麟章随部突破日军芜湖至宣城的封锁线，到达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宁(南京)杭(州)公路以东的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开辟江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0年4月，日本侵略军第十五、十七、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共万余人，在空军的掩护下，分三路向皖南新四军进行大“扫荡”。由于驻守的南陵、繁昌、青阳等地相继失守，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亦受到严重威胁。丁麟章奉命率全营在父子岭协同兄弟部队抵御前来“扫荡”的2000多日军的进攻。经过8小时激战，打退了日军10多次进攻，击毙日军370人，迫使日军后撤。

同年9月，日军再次向云岭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发起进攻。丁麟章所在的第一团坚守在离云岭7？5公里的汀潭地域。战斗中，丁麟章率部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一直坚持到支援部队赶到。由于作战勇敢，同年秋，他升任新一团政委。

1941年1月，丁麟章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被顽军击中腿部。部队组织突围时，把他安置在皖南山区一户可靠的老乡家里，隐蔽养伤。

伤愈后，丁麟章立即重返部队，并于1942年被任命为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六团政委兼中共横山和京芜中心县委书记。他很重视军队支援地方的工作，经请示师部批准，调三营营长去溧水县任副县长兼军事科长，进一步充实加强了地方抗日政权和地方抗日武装。

当时，日伪军在龙都镇的圩埂边修了一个大碉堡，里面住有伪军一个连，经常出来残害百姓。丁麟章决定首先拔掉这个碉堡。由四连组成的突击队，在丁麟章的指挥下，每人抱着一床浸透煤油的棉絮冲到敌碉堡下，然后点火塞进敌碉堡。霎时，浓烟滚滚，烈火熊熊，碉堡中的敌军被大火逼出，纷纷缴械投降。此后，丁麟章和团长黄玉庭率领四十六团进入横山以北地区，不断地打击铜山镇、大宫坪、马家桥的伪绥靖队和维持会等反动武装，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在极端复杂而残酷的敌后作战中，丁麟章表现总是那么沉着、坚定，富有智谋。

1943年4月中旬，顽军12个团，向驻在溧水和溧阳地区的新四军十六旅发起猖狂进攻，并于4月13日占领了新四军后方阵地回峰山和北经巷村。丁麟章和团长黄玉庭率领四十六团于当日深夜11时，迂？包围了北经巷村，全歼入侵的顽军6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使十六旅于4月14日晚间安全转移。

1943年11月，在攻打溧阳、高淳地区伪军的战斗中，丁麟章根据已掌握的敌情，改强攻为智取。他率部设伏于张沛桥以西，一举生擒伪军副师长陈炎生，并令其给添桥镇油坊据点的伪军写了一封“劝降信”，迫使100多名伪军全部放下了武器。

1944年12月，顽军七个团从浙皖交界的佐家庄、青岘岭、牛头山一线，分三路向新四军扑来。这次与丁麟章交锋的正好是皖南事变时的死对头。于是，他率全团士兵同仇敌忾，英勇出击，与兄弟部队一道，很快夺回了牛头山，青岘岭一线阵地，取得了反顽战斗的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丁麟章先后被任命为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二和第三支队政委。同年6月，顽军又集中了28个团，向东西天目山发起进攻，并首先抢占了吉县孝丰镇。丁麟章在率部参加夺取孝丰镇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8岁。

任务身后

1945年，在最激烈、最艰苦的第三次天目山战役中，为了反击52师对新四军的进攻，时任新四军苏浙军区一纵队二支队政委的丁麟章英勇作战，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仅38岁。1957年，丁麟章同志的战友吴咏湘将军不顾癌痛绝症的折磨，抱病亲自到当年丁麟章烈士牺牲的浙江孝丰，寻找丁麟章烈士的墓茔;由于长年的战乱，加之时间久远，要在荒无人烟的山上找到丁麟章烈士的遗骸，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当地政府的大力协助下，经过多方努力，几经周折，找到一位当年掩埋烈士的老乡，经过仔细辨别，丁麟章烈士的身份最终得到了完全确定。丁麟章烈士的遗骨最终被迁葬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功德园中。

“爸爸，明早我就要和战友们一起去武汉战‘疫’了，你要照顾好自己和妈妈。”2月8日深夜，正在工区值守的路金宝接到了远在厦门的女儿路璐打来的电话。

听着电话里女儿的声音，路金宝先是一怔，继而心情复杂地对女儿说：“你是爸爸妈妈的骄傲，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平安归来。”那夜，路金宝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路金宝是兰州铁路局嘉峪关工务段的一名线路工，为了确保疫情防控关键时期铁路运输安全，从1月29日开始，他就和工友们坚守在岗位上，每天负责检查整治管内线路冻害。截至目前，路金宝和工友共检查线路170公里，上道作业58次，检查设备28次，整治线路病害264处，为复工复产提供了可靠的运输安全保障。

路金宝的女儿路璐今年24岁，是厦门市儿童医院感染科的一名护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路璐多次向单位递交请战书，她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党员就应该冲在第一线。”2月9日，路璐终于如愿以偿，和11名同事作为厦门市儿童医院第二批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来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重症病区，参与救治新冠肺炎患者，至今已坚守岗位23天。

“我们现在最期待的就是和女儿视频电话，每次看到孩子被口罩勒出红印子的脸，心里又心疼又欣慰，我家丫头长大了。”在路金宝和妻子闫淑芳眼中，女儿就是最美逆行者。

路璐告诉爸妈，由于人员紧、任务重，她们每一个医护人员平均要护理10个病人，工作强度是平时的10倍。为了确保安全，她们要穿上一层又一层的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护目镜，护目镜压得眼睛生疼，眼泪经常会止不住地流，防护服不透气，长时间的工作有时会引起呕吐感。这些常人无法忍受的困难，上班仅两年的路璐却坚持了下来。她说：“虽然很辛苦，但看到一个个患者的笑脸，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

闫淑芳是路金宝的爱人，看到女儿冲锋陷阵在抗击病毒最前线，丈夫坚守铁路运输生产第一线，她也不甘落后，主动到社区报名，成为了一名疫情防控志愿者，每天对小区外来人员以及出入车辆信息进行检查登记。闫淑芳说：“疫情面前没有旁观者，我也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女儿为我骄傲。”

疫情将他们分开，却没有隔离他们同心战“疫”的爱。路金宝是铁路复工复产中的带头模范，女儿路璐是主动请缨的最美“逆行者”，妻子闫淑芳是默默奉献的社区防疫志愿者，他们一家人在各自的“战场上”用实际行动抗击疫情。

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

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

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

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

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1.一鼓作气

【释义】一鼓：第一次击鼓;作：振作;气：士气。作战时第一次敲鼓可以鼓起战士的锐气。比喻趁劲足时一下子把事情完成。

【语出】《左传?庄公十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人物】曹刿(guì)(又作曹沬，音mèi)，一作曹翙(huì)。生卒年不详，春秋时鲁国大夫(今山东省东平县人)，著名的军事理论家。鲁庄公十年，齐攻鲁，刿求见请取信于民后战，作战时随从指挥，大败齐师，一鼓作气之典出于此。

战后，庄公问曹刿为何直到齐军第三次击鼓进军时才要下令出击，曹刿说：“打仗主要靠士气，而击鼓就是为了鼓舞士气。第一次击鼓进攻，士气旺盛;第二次再击鼓进攻，士气就已经衰落了;待到第三次击鼓进攻，士气已消失殆尽了。而我军正是一鼓作气，勇气十足，当然就把对方打败了。”

2.一字千金

【释义】增损一字;赏以千金。形容文辞精妙;不可更改。

【语出】南北朝?钟嵘《诗品?古诗》：“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人物】战国末期，秦国有一个生意人名叫吕不韦(卫国濮阳人，原籍阳翟，今河南禹州)，有三千门客，作为他的智囊，想出各种办法来巩固他的政权。这些食客，各色各样，应有尽有。他们把见解和心得，写出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文章，书名提作《吕氏春秋》。吕不韦命令把全文抄出，贴在秦国首都咸阳城门上，并发出布告：“谁能把书中的文字，增加一个或减少一个，甚至改动一个，赏黄金千两(合黄金一斤)”。

3.一字之师

【释义】纠正一个错别字或指出某一字在文中不妥处的老师。

【语出】《宋·魏庆之·诗人玉屑》：“郑谷在袁州，齐己携诗诣之。有《早梅》诗云：前村深雪里，昨夜开数枝。’谷曰：数枝’非早也，不若一枝’。齐己不觉下拜。自是士林以谷为一字师’。”

【人物】唐朝末年，诗人郑谷回到故乡江西宜春。僧人齐己性喜赋诗。一日，齐己作一首《早梅》诗，中有两句：“ 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以为梅花既已数枝开，则非早梅矣。于是将后句中“数”改为“一”。齐己深感佩服，后诸学者称郑谷为“一字之师” 。

4.一饭千金

【释义】比喻重重地报答对自己有恩的人。

【语出】西汉?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信钓于城下，诸漂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又：“信至国，如所从食漂母，赐千金。”

【人物】韩信(江苏淮安人)在未得志时，时常往城下钓鱼，时常却饿着肚子。有一个漂母(清洗丝棉絮或旧衣布的老婆婆)同情韩信的遭遇，便不断的救济他，给他饭吃。后来，韩信替汉王立了不少功劳，被封为齐王，他想起从前曾受过漂母的恩惠，便命从人送酒菜给她吃，更送给她黄金一千两来答谢她。

5.东山再起

【释义】隐退后再度任职或失势后又重新得势。

【语出】唐?杜甫《暮秋……呈苏涣侍御》：“无数将军西第成;早作丞相东山起。”

【人物】谢安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出身士族，年青的时候，跟王羲之是好朋友，经常在会稽东山游览山水，吟诗谈文。他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名望很大，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挺有才干的人。但是他宁愿隐居在东山，不愿做官。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他才重新出来做官。因为谢安长期隐居在东山，所以后来把他重新出来做官这样的事称为“东山再起”。

6.图穷匕见

【释义】比喻到最后露出了事物的真相或本来的目的。穷：尽;匕：匕首;短剑。

【语出】 《战国策.燕策三》：“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

【人物】荆轲(卫国人，今河南省鹤壁、新乡一带)按秦王的要求，接过秦舞阳手里装有地图的匣子，当场打开，取出地图，双手捧给秦王。秦王慢慢展开卷着的地图，细细观看。快展到尽头时，突然露出一把匕首。荆轲见匕首露现，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举起匕首便刺。

7.纸上谈兵

【释义】 在纸上谈论用兵(兵：打仗;用兵)。比喻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空谈。

【语出】 清.曹雪芹《红楼梦》：“现有这样诗人在此;却天天去纸上谈兵。”

【人物】 战国时期，赵国大将赵奢(河北邯郸人)曾以少胜多，大败入侵的秦军，被赵惠文王提拔为上卿。他有一个儿子叫赵括，从小熟读兵书，张口爱谈军事，别人往往说不过他。公元前259年，秦军又来犯，赵军在长平(今山西高平县附近)坚持抗敌。廉颇负责指挥全军，使得秦军无法取胜。秦国施行反间计，派人到赵国散布“秦军最害怕赵奢的儿子赵括将军”的话。赵王上当受骗，派赵括替代了廉颇。赵括死搬兵书上的条文，完全改变了廉颇的作战方案，结果四十多万赵军尽被歼灭，他自自己也被秦军箭射身亡。

8.负荆请罪

【释义】负：背着;荆：荆条;古时用来抽打犯人的刑具。背着荆条向对方请罪。表示主动向人认错赔罪;请求责罚。

【语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国大将廉颇与上卿蔺相如不和;蔺相如为了国家利益处处表示退让。“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

【人物】战国时期，蔺相如(今河北曲阳人，一说山西临汾人)“完璧归”有功，又在渑池秦王与赵王相会维护了赵王的尊严，被提升为上卿，位在廉颇(山西太原人，一说山西平遥人)之上。廉颇对此不服。蔺相如知道后，就有意不与廉颇会面。别人以为蔺相如害怕廉颇，廉颇为此很得意。“我哪里会怕廉将军?不过，现在秦国倒是有点怕我们赵国，这主要是因为有廉将军和我两个人在。如果我跟他互相攻击，那只能对秦国有益。我之所以避开廉将军，是以国事为重，把私人的恩怨丢一边儿了!”蔺相如这话传到了廉颇耳朵里，廉颇十分感动，便光着上身，背负荆杖，来到蔺相如家请罪。他羞愧地对商相如说：“我真是一个糊涂人，想不到你能这样地宽宏大量!”两个人终于结成誓同生死的朋友。

9.卧薪尝胆

【释义】薪：柴草。睡在柴草上;经常尝一尝苦胆。比喻刻苦激励自身;坚定报仇雪耻的意志。

【语出】宋?苏轼《拟孙权答曹操书》：“仆受遣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

【人物】越王勾践(大禹子孙，姓姒si，名文命，今浙江绍兴人)回国以后，立志要报仇雪恨。为了不忘国耻，他睡觉就卧在柴薪之上，坐卧的地方挂着苦胆，表示不忘国耻，不忘艰苦。经过十年的积聚，越国终于由弱国变成强国，最后打败了吴国，吴王羞愧自杀。

10.揭竿而起

【释义】揭：举;竿：竹竿，指旗帜。揭竿为旗，奋起反抗。泛指人民起义。

【语出】 汉?贾谊《过秦论》：“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

【人物】几百人一下子都表示情愿豁出性命跟着陈胜(今河南省方城县东孟洼村人)、吴广(今河南太康人)一块儿干。大伙砍伐树木为兵器，高举竹竿为旗帜，对天起誓，同心协力，推倒秦二世(嬴姓，名胡亥，也称二世皇帝，秦始皇第十八子)，替楚将项燕(项羽的祖父)报仇。大家还公推陈胜、吴广做首领，一下子就把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州市南蕲县镇小刘村)占领了。大泽乡的农民一听陈胜、吴广他们起来反抗秦朝的暴政，青年子弟都纷纷拿着锄头、铁耙、扁担、木棍来营里投军。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代表人物：张艺谋

张艺谋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

在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又在咸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之后，1978年，机会终于来了：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

他趁着去沈阳出差的机会，带着前妻肖华给他连夜煮的鸡蛋，从自己拍摄的大堆摄影作品中挑出60幅作品，奔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考场……

张艺谋回忆说：“进了电影学院，我发现同学大多是电影或艺术世家子弟，像我这种从外地来的很仰视他们，我不觉得电影学院是我能进的学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贵族学校。”而从农民、工人再走进“贵族学校”非易事。

张艺谋说：我上大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谋出路。再实际就是得到免费教育，包分配，是大学生出身，地位好像不一样，要是体院收我，那我就进体院了。

无疑他是优秀的。

1982年，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张艺谋新的人生命运再次开始。

时势弄人。时势造人。这两句话同时体现在了他身上。

与张艺谋同期的另一个"人物"，是郑渊洁。

说到拒绝高考，他应该算得上韩寒的前辈。

据说他是因为觉得自已思维太发散完全不能适应考试而坚决不参加高考，而后又因为赌气说不参加高考也要混出点样子来给抛弃他的女朋友看，就开始了写作。

郑渊洁与张艺谋现在都是功成名就的人，很难说两人谁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不过张艺谋拍出红高梁的时候正是我只识看郑渊洁的年纪，如果单就这一点来说，我还是投郑渊洁一票。

而且，郑渊洁这件事是真挺有意思：

他拒绝高考。他的儿子也没经历过高考，而是在老爸编织的童话故事里成长了。郑渊洁甚至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校受教育，他亲自编写了50万字的教材，自己给孩子上课。有趣的是，也许是由于逆反心理，郑渊洁的小女儿却因为喜欢学校而上了学。对此郑渊洁说，要是将来女儿参加高考，他也会和别的考生父母一样："等闺女高考的时候，我就在在考场外等着，手里拎着一桶王八汤。"

70年代——代表人物：高晓松

"高考前本来我是被推荐去浙江大学的，我特别想去，那里山清水秀美女如云多好呀。开始我爸妈不知道，后来看我整天不看书才知道，我父母都是清华毕业的，我从小在清华园里长大，上清华是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我后来为什么一定要退学的原因，我太想去远方了。后来他们让我选，如果要民主就去上浙大，但是学费自理，如果听他们的话就必须上清华，他们供我读到博士后也没问题。"……

"我们那会儿心理压力倒不大，家里都好几个孩子，不会把所有的希望倾注到一个人身上，当时我上了清华，家里人一点反应都没有，连辆自行车也没奖励我。唯一高兴的是拿分那天我们老师告诉我，我一向学得最烂的化学居然考了北京市最高分。"

这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虽然最近看起来似乎在韩寒处栽了个小跟头，但并不妨碍他在东方卫视"好男儿"的评委席上侃侃而谈。

在看了他的高考经历后，我想，嗯，太顺的人多摔几下才是好的。

80年代——代表人物：韩寒

严格意义上说，不参加高考的他好像是一个反面教材。

"其实高考的压力是完全的经济压力，如果高考前一天，忽然告诉你你爹妈都死了，但是居然卖烧饼的爹妈有几个亿的遗产，我想绝大部分的人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参加考试，并且在碰到一个诸如叫你分析"居然"和"竟然"两词除了笔画不一样多以外有什么区别之类的题目的时候高呼一声：爷不考了！"

"很多人有这种观点，你初中辛苦三年，高中再辛苦三年，到大学的时候就轻松了。这种想法是很多父母、老师的想法，所以他们就不把大学当成学习知识的地方，而且我们学生也不把大学当做一个学习东西的地方。很少人会说把考大学当做学习知识的地方，很多人回答是想到大学体验一下大学的生活，大学的生活不就是谈恋爱吗？我想还是把大部分人赶到大学去感受生活。"

恩格斯的读书方法之一是重视读原著，一般不轻易使用第二手、第三手材料。 1884年8月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格奥尔格享利希福尔马尔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说有一位女士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并打算研究社会科学，但不知进哪一所高等学校才好。恩格斯复信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大学里每一门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被糟蹋得很厉害，关键是要自学，并掌握有效的自学方法。

恩格斯在信中说：“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而不是从那些最要不得的德国经济学简述读物或这些读物的作者的讲稿学起。”“最主要的是，认真学习从重农学派到斯密和李嘉图及其学派的古典经济学，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著作，以及马克思著作，同时要不断的努力得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说，要系统地读原著，因为“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

从其阅读过的书目来看，他虽然也读过大量的通俗小册子，报刊等，但花功夫最大，读得最多的还是那些经典原著。他认为，系统读原著是从事研究的一种正确的读书方法。这样，可以了解一个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不仅可以全面系统地掌握基本原理，而且可以掌握其发展过程，了解这一理论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