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何钥（推荐20篇）

山西临汾，郁郁葱葱的泡桐树掩映着一所不起眼的学校，孩子们在校园里快乐的奔跑着。表面上看，他们与普通孩子无异，天真烂漫，但实际上他们都是艾滋病携带者，其中有不少孩子还是孤儿，他们或是被家人遗弃、或是父母早已逝去，在社会上曾经饱受歧视。在这所学校里，孩子们重新找到温暖和关怀，久违的笑容再次跃然脸上。

临汾红丝带学校，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学校的前身是临汾市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病区，当时，4名艾滋病患儿在病区住院诊治，但这些孩子因为不被社会接受，不能接受到任何文化教育。于是，医院腾出一间病房，摆上小课桌，由医生和护士们抽空教文识字。后来，住院治疗的儿童增加到了16名。2006年，医院自办成立了全国首家专门收治艾滋病患儿的全日制学校。现在，临汾红丝带学校的学生来自至全省甚至全国，共32人。学生在校的吃、住、穿、医疗等费用都由学校无偿负担。

今年9岁的坤坤，在2014年曾经是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坤坤的老家在四川西充县，他的艾滋病毒来源于母婴传播，坤坤母亲怀孕3个月时认识的坤坤父亲，坤坤出生8个月后父母便踪影全无。爷爷由于和他没有血缘关系，天天只喂他一点大米糊糊，便由他自生自灭。自从学会走路开始，他便成了野孩子，漫山遍野找吃的。饿极了，甚至吃草和垃圾。一次在山上摔下来受伤，被人送进医院检查，才发现他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校长郭小平提到小坤坤的悲惨身世，心里很不是滋味。由于无人管教，坤坤养成了一些坏习惯。2014年底，坤坤所在的村子，203名村民用写“联名信”的方式，将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坤坤驱逐出村，甚至唯一的抚养人爷爷也在联名信上签了字。坤坤的命运引发社会的关注，2015年3月，他被送到治疗和教育艾滋病儿童条件相对最完善的临汾市红丝带学校。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绿色港湾模式，让艾滋病患者在“生产自救”的同时进行“心灵自救”

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今天，23年过去了，官方数字报告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增长到约70万人。2007年，约有5万新发感染和2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预计有12万到15万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而目前仅有4万人接受该项治疗。这4万人中，就包括了先后在山西“绿色港湾”艾滋病区接受救治的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这是一篇北京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2004年6月，临汾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艾滋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涌入丁师傅爱人的病房。那天是他爱人的生日，医护人员专程买了一个大蛋糕，买了鲜花，还点上了生日蜡烛。

在“绿色港湾”，丁师傅的爱人第一次听到别人祝福她“生日快乐”。她特别开心，还唱了几首歌答谢大家。生日过后，丁师傅爱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心情也开朗多了。发现自己成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她还从来没笑过。“她有勇气活下去了。”丁师傅说。

大年三十的时候，丁师傅的爱人，还收到了郭小平送的100元红包。正月初一，几位患者及家属还吃到了医护人员包的饺子。

小患者苗苗最喜欢护士周亚琴，每次她下班回家的时候，苗苗都要拉住她的手，让她带好吃的。她每次上班，苗苗都会在大门口等她。周亚琴说，“苗苗把我当成他的亲人了。”

在患者眼里，院长郭小平从不穿白大褂，不戴口罩和手套。他平均一周来“绿色港湾”一次，每次都要坐到患者床前问寒问暖。“一点也不像领导，没有架子，很随和，就像熟人见面一样。”一个患者的母亲说。

为什么要给患者发红包呢?我把这个问题抛向郭小平。

郭小平：“我们要让患者感觉这里像一个家，所以取名为‘绿色港湾’。绿色寓意着生命，港湾就是家。得了这个病的患者思想压力都非常大，必须让他们乐观一点，鼓起生活的勇气，这样对治疗才有好处。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艾滋病人的心理治疗。我们倡导医护人员和患者‘结对子’，医院其它病区的医护人员也会轮流到‘绿色港湾’值日，我们还号召医护人员在节假日和周末把艾滋病孤儿带回家，让这些娃们也能感受到家庭温暖。不少患者在‘绿色港湾’治疗后可以出院，却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听上去，这个“绿色港湾”好像是艾滋病患者的世外桃园，但是据了解，“绿色港湾”模式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对艾滋病人采取隔离措施。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它的创建人郭小平又是怎么想的呢?

郭小平：“是患者的贫困、心理压力和传染病医院的客观情况，构成了病区搬迁的理由。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是山西省4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之一，原来的艾滋病病区设在医院本部，艾滋病病人不敢出门活动，担心遇到熟人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加之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较低，在传染病医院易与其他传染病患者发生交叉感染。一旦交叉感染，艾滋病患者就很危险。很多患者过早死亡是因为并发症死亡，并不是因为艾滋病毒。

2004年7月，我们自筹150万元将以前的SARS隔离区改建成‘绿色港湾”将艾滋病患者全部转了过去。从2004年7月24日建成至今，该病区共收治艾滋病患者120多人次。该病区的艾滋病患者只需要负担生活费用，住宿、治疗都免费，患者可以自愿入院，来去自由。”

记者去过一次“绿色港湾”，在开满芍药花的田野上，离临汾市区大概十公里的车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风光旖旎的田园式病区。一个患者告诉我：“在市里，别人都躲着我们，弄得我们都不敢出门。在这里，大家都是这个病，没有谁躲着我们走。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有空还可以玩一玩。”来自病区的一份资料表明，来此地就诊的患者中，95%都是农民，每天的生活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市内住院，他们每天都要到街上买饭吃。而在这里，院方盖了四个灶台，他们可以自己做饭。

2004年7月是“绿色港湾”开诊的日子，这里也被称之为“艾滋病人生产自救区”，患者在这里可以获得免费治疗，得到家庭般的看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属还可以通过为病区打工来维持生活。

在这里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维修房屋的、种菜养猪的，都是患者家属。

丁师傅的妻子1997年5月在做一次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6年后开始发病，住进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当时传染病医院还没有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住院一周，就花费1，000余元，只好出院。“我当时都绝望了。”丁师傅抹了抹眼角的泪。

2004年5月12日，丁师傅接到院长郭小平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传染病医院现在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治疗，希望他们能尽快到医院就治。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丁师傅说，当时，他就挑上一些小麦，带了500元钱，带着妻子赶到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并随后到了“绿色港湾”，丁师傅还获得一份兼职工作————洗床单被罩、打扫卫生。天气变冷后，他又干上烧锅炉的活，每月 600元。此外，丁师傅还带领五六个病人在病区内的土地上种药材，院里也给每个人发放了相应的劳务费。

“绿色港湾”占地面积90亩，除1，500平方米的建筑及院落外，其余均是可耕地。去年，他们收获了3万余斤玉米，大部分都分给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大白菜也收获了不少，除当福利分发，留下自用部分外，其余的都卖掉了。丁师傅一家人吃的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救区自产，都是免费的。

“绿色港湾”病区主任乔吉平说：“种植蔬菜和中药材，都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之一。去年，院方购买了150吨煤，用于烧锅炉取暖，医院的开支很大。而且医院不收患者一分钱，除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外，国家规定要收的床位费，医院也免了。”

我看到，这里共有36间病房，每间病房两个床位，带有独立的卫生间。此外还设立了治疗护理区、行政后勤区和被誉为全中国最有爱心的学校————红丝带小学。治疗护理区内除病房外，还为患者及其家属设有活动场所，如VCD娱乐活动室、图书室、乒乓球馆等，用于丰富患者及家属的文化生活。

实践中的困惑

郭小平：“最大的困惑是经费问题。“绿色港湾”虽然只是我们临汾传染病医院的一个病区，但却承担着全省差不多90%的艾滋病人救治工作。国家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有一条是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也就是说，政府及国际基金组织所给予的援助多数用于艾滋病人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山西的艾滋病人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本身就面临着温饱问题。比如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不少是孤儿，还是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谁来负担?医院每年要往绿色港湾这个病区投100多万元，才能保证这里的正常开诊。在这里生活、工作和接受治疗的医护人员、病人和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们眼前就面临着严峻的冬季取暖问题。建筑是当时搬迁时医院自筹资金建的临时过渡房，一直想盖新的住院部但是到现在资金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锅炉又坏了，要想解决又得一笔开支。大家都知道，艾滋病人最怕感冒，这么冷的天气，取暖问题解决不了，对他们的身体最不利。医院很困难，确实很困难。

对艾滋病人的诊断问题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国家把诊断的权利交给疾控中心，医院没权利诊断艾滋病。但是我觉得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是医院的事情，而不应只由疾控中心来做，因为疾控中心没有行医权。今年我们医院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病人在2005年通过疾控中心的血液化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艾滋病患者，今年在我们医院要做一个胆囊手术，令人尴尬的是手术中发现，他体内的HIV为阴性!这下我们都着急了，一个标准复查两遍，最后送到本地疾控中心，结果都是阴性。现在这个检验已经通过省里送往北京，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病人很焦急，每天都要问我有没有结果，问自己到底是不是艾滋病患者。因此我觉得，关于艾滋病，现在存在检查、治疗和预防不衔接的问题。

再就是艾滋病的防治资金中，“防”大于“治”，治疗资金严重不足。国家每年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大都用于预防。我们病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接收艾滋病患者1，000多人，各项开支非常多，每年需要几百万元，但从建立至今，卫生部和省里提供的资金较少，我们的医护人员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经验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及时掌握艾滋病治疗和管理的前沿信息。我虽然管理着这个病区，却从来没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更不要说其他医务人员了。

艾滋病人动手术难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年，山西一个艾滋病患者因患子宫肌瘤要动手术，竟然没有医院敢接收她，后来还是在媒体的帮助下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艾滋病人隐瞒病情，悄悄去综合性医院做手术，这样无疑会增加艾滋病在综合性医院的传染几率。如果国家能形成一套关怀、治疗、疏导病人的办法来规范艾滋病治疗，就为艾滋病治疗医院提供了指导。”

采访结束，郭小平忧心仲仲的表情，还一直在眼前闪动。他所创立的“绿色港湾”发端于医院工作人员的善良之心，很多工作靠每个人的主动奉献，这样的人文关怀具有多少可持续性?郭小平的艾滋救治实践是否还有创新空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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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人守灯塔三位亲人献出生命!在2000多平方公里的浙东海域上，矗立着12座灯塔。这里留下了叶氏家族五代灯塔工的足迹。1883年白节山灯塔建成，渔民叶来荣带着一家老小上岛，成为中国第一代灯塔工，没想到，这一守就是一辈子。更让人意外的是，一百多年来，子子孙孙追随着他的脚步无怨无悔守护灯塔。五代人百年坚守三位亲人献出生命，灯塔依然亮着全国最佳灯塔工、全国劳动模范……故事的主人公叶中央是叶氏家族的第三代灯塔工，很多人可能都听过他的名字。

75岁的叶中央头发花白，回忆起灯塔工的生活，叶老一下子变得健谈起来。1883年，白节山灯塔建成，渔民叶来荣成为中国第一代灯塔工。1944年，叶中央4岁。他和父亲叶阿岳一起生活在鱼腥脑灯塔上，那时候父亲已经是一名灯塔工。有一次刮台风，一艘补给船要进港避雨，父亲一头扎进狂风暴雨中去帮忙，结果一个海浪扑来，船被打翻，父亲被卷入大海。掩埋黑发人，祖父带着孙儿上了白节山，祖孙俩守着灯塔相依为命。叶中央在祖父熏陶下，爱上了灯塔。19岁那年，他成为一名新中国的灯塔工。1971年春节前夕，几名灯塔工打点行装准备回家过年，叶中央却自告奋勇留下来，写信让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到灯塔来过年，没想到等来的竟是噩耗。途中，小船不幸翻沉，除大女儿被人救起，年仅29岁的妻子和5岁的小女儿双双遇难。叶中央的妻女离世后，他本可以要求组织将他调离守塔一线，但最后叶中央只说“给我换一座塔吧”。这一回，他去了爷爷曾经守过的白节岛。叶静虎是叶中央唯一的儿子。

他本可以当一个合格称职的拖车司机。1982年，他接了父亲的班，成了白节山灯塔的一名灯塔工。孙子叶超群是个“90后”。2013年4月，大专毕业的他在爷爷和父亲的支持下，登上了位于宁波镇海口的七里屿灯塔。惊心动魄的一夜冒着12级台风，爬上塔顶排除故障“做我们这一行，经常会碰上海难，生离死别见得多了。”

小时候，叶中央就跟着爷爷在白节山灯塔值班，最早听到的一次海难就是“太平轮”沉没。“刚好是农历除夕的前一天，听爷爷说海上有一艘大船沉没了，就在驶离吴淞口不久，在灯塔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哭喊声，但越来越微弱，声音很快就被淹没了。

一早看到，海面上泛着油光。”叶中央说，后来得知这就是让世人震惊的“太平轮”沉没事件。他曾在舟山群岛最北端的花鸟灯塔守了3年，那里被称为“远东第一灯塔”。

“以前根本没有网络，有没有台风，只能靠听收音机。对灯塔工来说，碰上险风恶浪是常有的事，我们早就习惯了。”叶中央和记者回忆起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有一年夏天，白节海峡遭逢12级台风，我们在灯塔值班。一阵电闪雷鸣过后，灯塔电器被击坏。灯塔失明，船舶随时都有触礁的危险。我冲入暗夜，匍匐着爬向塔顶。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让灯塔亮起来。最后，故障顺利排除。别看从值班室到灯塔只有100米的距离，但我足足爬了半小时。我们会在值班室和灯塔之间拴一根“安全绳”，抓着绳子爬行，稍有疏忽可能就被狂风吹落海里。“看得多了，就越觉得灯塔是不可或缺的。

在茫茫大海里，灯塔就是希望，就是家的方向。”叶中央说得很平静。无边无际的孤独一上灯塔就是11个月，只有海风只见海水叶超群，这个家族最年轻的守塔一员，仍在镇海坚守着传自父辈的这份灯塔情怀，“我刚踏上灯塔的时候，就倍感亲切，可能骨子里头就和灯塔有一种不解之缘吧。加上我性格比较内向，喜欢安静的地方。爷爷提议的时候，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新一代的灯塔工，生活不再像原来那样艰苦，电视机、电脑已经普及。

但白天看海浪，晚上看星光，孤独如影随形。刚到七里屿灯塔的那段日子，叶超群却有些不适应，“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整个岛上，走上一圈只要五六分钟。除了熟悉的几张面孔，只能听大海的声音。很难想象，爷爷一辈子呆在灯塔是怎么熬过来的。”记者注意到，叶超群用了一个字眼——熬。没错，那个年代的灯塔工要艰苦得多。那时候，他们的生活所需主要依靠补给船，每月一趟。如果碰上台风天，补给船来不了，他们只有挨饿的份。“有一次刮台风，补给船到不了。当时岛上只剩一个冬瓜，五个大男人就着一个大冬瓜，吃了整整一个多星期。”叶中央说，遇到紧急情况需要与外界联系，只能点烟，“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着烧了三天，到后来整个人昏迷了。他们就在岛上放三把火求救，我算躲过一劫。”然而，最难熬的还是无边无际的孤独。

灯塔工要在孤岛上连续工作11个月才有20来天的休息，这11个月时间里，只有海风，只见海水，“唯一能解闷的就是抽烟，那时候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三包，现在落下了病根。”

连日来，英雄舰载机飞行员张超烈士的先进事迹经本报和其他媒体报道后，在海军部队引起强烈反响。官兵通过学习讨论、座谈交流、撰写体会等多种方式，学习张超烈士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精神。

在张超生前所在的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外场机务楼、机关办公楼等醒目位置悬挂着“向英雄学习”横幅，电子屏滚动播放张超先进事迹和视频录像。“向英雄舰载机飞行员张超学习”誓师动员大会上，张超的战友艾群说：“我们一定会继承张超遗志，勤奋工作，刻苦训练，为航母舰载机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感受烈士品质，激发奋进力量。北海舰队某潜艇基地结合核潜艇精神大讨论活动，组织官兵收听收看张超先进事迹。南海舰队某基地利用网络、报纸、微信平台等媒体资源，开展“学英雄事迹、当精武标兵”体会交流。东海舰队某水警区开展“和张超比一比、自身差距在哪里”“英雄事迹怎么看、建功岗位怎么干”等群众性讨论，激发官兵岗位建功的强大动力。

学习烈士精神，练就过硬本领。在张超曾经工作过的南海舰队航空兵某团，多架战机连续进行长途奔袭对海实弹射击演练。曾与张超并肩执行战备巡逻任务的飞行员李光耀说：“向张超学习，必须把每次起飞当成战斗，绝不让祖国海空受到任何威胁。”南海舰队某潜艇支队372艇发出倡议，号召官兵像张超那样练兵备战，在强军兴军道路上奋勇前行。

英雄牺牲，精神永存。从白山黑水到南海岛礁，从万里海疆到远海大洋，从海军机关到基层舰连，海军广大官兵决心像张超烈士那样，牢记强军目标，强化使命担当，奋力开拓进取，为建设强大海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月18日晚，下乡归来的张渠伟在忙碌一天后并未选择回家休息，而是来到了单位会议室观看节目。节目播出后，同事朋友的祝贺纷纷如期而至，而他本人却感到：“内心很平静。”

自20__年3月担任达州市渠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以来，张渠伟为渠县143802名(居四川省第二)贫困人口脱贫、130个贫困村脱贫和整县摘帽贡献了健康、智慧和热血。由于常年熬夜和超负荷工作，张渠伟还患上了严重的“耳石症”和“青光眼”，住院期间，他曾3次拔掉“输液管”偷偷回到了工作岗位。

最严重的时候，医生曾要求他立即住院，接受手术治疗，否则就有可能失明。可是他却说：“没时间住院啊，能不能先利用药物保守治疗?”带着3个月的药物，张渠伟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一桩一桩的工作让他分身乏术，连复查都是通过电话联系医院，让医生根据口述症状帮忙开药。

真情的付出也有了回报。据数据统计，渠县四年共减贫136610人，贫困发生率从12.1%降到0.6%，这一条扶贫之路，张渠伟走得辛苦，却依旧坚定。

“获此殊荣，我仅是扶贫战线的代表之一。”节目播出后，张渠伟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份殊荣对他而言更多的是压力和责任。“唯有扎根扶贫一线，更加努力地工作和顽强地拼搏，为脱贫攻坚做出积极贡献!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张渠伟说。

这位老人的名字叫孙景坤，现如今已到了96岁的高龄。

70多年前的1948年，年仅20多岁，正在家乡丹东担任农会副会长的孙景坤，怀着满腔热血，毅然决定参军入伍，而那个时候，他才新婚不到一周。

加入军队的孙景坤在随后的几年间经历了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解放海南岛战役，这一路走来，他跟随自己的部队从北打到南，从未停歇。

跟着这些战役的还有孙景坤立下的赫赫战功。

1950年孙景坤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中途因负伤回国治疗，但伤刚好，他立刻又重新回到战斗前线，同自己的战友并肩作战。

经过多次战役的孙景坤对1952年10月发生的一场战役记忆尤为深刻，在当时，身为副排长正配合上甘岭战役的孙景坤接到了营长的增援命令——增援已处于敌人火力控制之下的161高地。

孙景坤老人回忆道：“营长告诉我，你带领这9个人，扛多少手榴弹，扛多少子弹。”

而当他们一出发，敌人的飞机就来了，连同孙景坤在内的十名战士一不小心就会暴露在敌人的视线范围内，他们便等待时机，一瞅到机会，便奋不顾身地往上冲。

在敌人的强大炮击下，冲上阵地后，原先10人的“小部队”已所剩无几，但孙景坤无暇伤心难过，更强大的责任感让已身处轰隆炮声、战火纷飞的孙景坤立马进入到了战斗状态。

当时的161高地有三面正处于敌人的火力控制之下，但凭借着孙景坤同战友们的顽强拼搏，总共6次打退敌人的反扑进攻。战斗一直从中午持续到半夜，256发手榴弹全数用尽，仅孙景坤一人便击毙了21名敌人。

经过敌对双方的激烈交战，他们最终不负众望守住了高地，而身旁的战友们早已伤的伤、残的残。

因为这场战斗，作战英勇的孙景坤荣立一等功，并在1953年，作为志愿军回国英雄报告团的成员，他受到了伟人的亲切接见。

1955年复员后，回到家乡的孙景坤主动放弃在城市的工作机会，就如他参军入伍时的果断决心一样，他决定把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家乡。

而那段时间的孙景坤对于他曾经的显赫战功只字未提，就连那几年的事都鲜少和家人提起。

每次家人问起他当年持枪战斗的往事，孙景坤总是说：“我不能说，一个个熟悉的脸庞都倒下了，我不愿意说那些，心里难受。”

战斗的残酷更多的是对于人的残忍，这些幸存下来的民族英雄接受着我们的爱戴，但他们心里笼罩着的却是同伴们英勇牺牲时的画面，这种心理阴影将会伴随着他们一生，在他们的脑海中永远的扎根留存。

20位全国候选人中，来自江苏的候选人“寻亲大姐”吕顺芳，也是很多人熟悉的面孔。在此之前，现代快报曾多次报道吕大姐的故事。

十几年来，这位来自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官林镇义庄村的普通农民，已帮助了300多名寻亲者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亲人，使一个个离散多年的家庭 “破镜重圆”，吕大姐因此也获得了“寻亲大姐”的亲切称呼。

而这一切的缘起，要从吕顺芳自己的经历说起。

今年64岁的吕顺芳，其实不仅是义务帮人寻亲的志愿者，她自己也是一个寻亲者。“我找妹妹已经20多年了，一直没找到。”吕顺芳表示，当时家里决定要把妹妹送走时，村里连野菜都挖光了，一家人都在啃青草，都得了病。如果不把妹妹送走，她可能就要饿死了。正是在找妹妹的过程中，她发现还有很多有着同样遭遇的家庭。因此她暗下决心，“要帮天下父母寻找他们失散的儿女”。

2000年，吕顺芳办起了“寻亲驿站”和寻亲会，先后接待了来自内蒙古、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14个省区的3000多名寻亲者，她家的固定电话也成了全国寻亲热线。

吕顺芳还建立了吕大姐寻亲网，大家可以在上面发布寻人信息，她还收集整理了全国各地3000多个寻亲者的资料，并与全国数十家媒体取得联系;十几年来，每年都组织大规模的寻亲见面会，为此她辞去了工作，几乎花光了家中的积蓄。

寻亲路上，吕大姐是志愿者，也是见证人。看到离散多年的家庭终于团聚，她陪他们一起欢笑、落泪。“看到八九十岁的老人能在有生之年与亲生骨肉团聚，我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

对吕顺芳来说，寻亲就是自己的工作，“只要我跑得动，就要把帮人寻亲进行到底。”

学习王锋同志的先进事迹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脑海里都是王锋同志冲进浓烟、火海里救人的场景和他全身被高度烧伤躺在病床上和伤病作斗争的画面，我被他的先进事迹深深的感动了。在学习时我就在想，作为一名普通百姓能冲进火海救人，王锋同志真的是太勇敢了，他拥有我们革命先辈勇于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学习王锋同志的先进事迹后，我不禁感慨到，王锋同志的先进事迹在现在这个年代是非常突出的，因为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大多数人都在追求物质享受、精神空虚、没有追求，王锋同志能做到无私奉献为他人，不怕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样不可想象的伟大壮举。现在可不象五十年代那会儿，那时大家的思想都很单纯，没有什么物质追求，有的就是要一心一意要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难能可贵的是，在社会环境开始改变、很多人开始追求物质享受的今天他仍能这样做那就是十分不容易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飞速发展，也有很多人开始追求物质享受，在物质面前忘记了理想、信念，忘记了自己的精神追求，通过学习王锋同志的先进事迹，在感动的同时，我们不由得静下心来想一想，作为一名当代青年，我们该怎么做。

通过学习王锋同志的先进事迹，我深深的感到这样的学习是必要的，我们是应该好好学习、好好反思一下。现实社会中，每个人的自身需求是不一样的，有的追求一份稳定的工作，有的追求一套普通的住房和一般的收入，还有的追求高档的物质享受。我想，只要自己努力进取、积德向善就可以收获幸福，就会受人尊重。

通过学习王锋同志的先进事迹，我感到自己的精神上受到一次洗礼和升华，王锋同志就像我思想和精神上的舵手，不断矫正我们前进的航向、王锋同志就像一面旗帜引领我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在今后的工作中、生活中我要以王锋同志为榜样，在立足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提升自己的思想素质和精神追求，努力工作、帮助别人，做一个无私的、勇敢的、热心的人，以求一个多彩多姿和无悔的一生。

涓涓溪流千回百转，一往无前，淡隐于沉沉暮霭;河蚌朝沐清霞，暮染烟岚，用生命守护那精诚之泪……诸如平凡，隐没天地之间，精诚之心，日月为之黯然。

2020年春节前，武汉爆发出新冠肺炎疫情，人心惶惶。各级政府为了迅速控制疫情蔓延，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建议大家居家隔离。但患者急需救治，医疗物资需要供应，生活物资需要保障，社会治安需要维护……这时就有一群平凡而伟大的人挺身而出。他们是为生命坚守阵地的警察，为生命争分夺秒的建设者，为生命奔波不停的快递员，为生命挺身而出的志愿者，为生命全力以赴的车间工人，为生命不厌其烦反复检查的检测员，为生命绝不放弃的患者，为生命绝不懈怠的基层工作者……他们冒着危险，临危不惧，为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奋不顾身地与疫情作斗争，他们不正是日常生活中最不起眼的那一群人吗?但在这最紧要的关头，他们毫不犹豫地扛起责任的大旗，用着最平凡的身份，做着最伟大的事，他们不辞辛苦地与病魔做斗争，毫无怨言。他们是最值得我们敬佩的人。

阴霾终将散去，四海春暖花开!

在这次的疫情中，国家启动一级响应，武汉也史无前例地封了城。面对疫情，大多数人唯恐避之不及。但有这么一群人，他们逆流而上，前往疫情严重的地区，无所畏惧;他们奋战在“前线”，甚至连续工作六天;他们近距离接触患者，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他们就是一群默默奉献的白衣天使,他们就是这场战役的主力战士们。

有这样伟大的一群人，他们争分夺秒地研制着病毒疫苗;有这样默默付出的一些人，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寻找着在家隔离不听指令的人们，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加班加点，只为守护人民的安全与健康。还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虽不能“奋战”在前线，但却通过捐献等方式来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他们是普通人吗?不，他们是英雄!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只要献出一份力，便是英雄!

这个世界，因为有了他们而大放光彩;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够期待来日;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够迎来春天。

让我们共同努力，共渡难关，让这个世界被期待，一起在寒风凌咧中，静候春暖花开!

泱泱中华，5000年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中国的历史，是一部英雄辈出的历史，前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岳飞铁血男儿，精忠报国;邓世昌舍身为国，气壮山河。今有隐姓埋名三十载，默默奉献，“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不畏艰难，呕心沥血，从事杂交水稻半个世纪研究的袁隆平;始终奋战在前线，抗击非典、新冠肺炎，保卫人民的医者钟南山……

在漫长的中华历史长河中，他们描绘了一幅幅灿烂的人生画卷，书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奋斗之歌，树立了一座座载入史册的精神丰碑，护佑着大地苍生，指引着亿万国人砥砺前行，共建美好。

2月17日晚，《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央视新闻客户端播出。他们是平凡的人，却写就了不平凡的人生故事，他们是中华优良品德的践行者和传递者，他们是这个伟大时代的英雄，他们值得我们起立致敬、铭记于心。

近日，中央电视台公布“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评选”活动20位候选人，“宁波守塔人”——叶中央一家五代守塔百年入围，目前网络投票评选活动已开始，将于2017年1月5日结束。

自1883年白节山灯塔建成，叶中央的爷爷叶来荣带着一家老小上岛，成为中国第一代灯塔工。在随后的100多年的岁月里，叶中央的父亲叶阿岳、儿子叶静虎和孙子叶超群都走上了守塔之路。叶家五代人默默坚守，在浙东海域12座灯塔上留下了奋斗的足迹，为2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送上了平安。1944年10月的一个凌晨，强台风来袭，为抢回即将被风浪卷走的补给小船，叶阿岳冲进狂风暴雨，再没有回来。1971年春节前夕，叶中央的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来三星塔团聚过年，途中她们乘坐的船被风浪掀翻，妻子和5岁的小女儿遇难。妻女离世后，本可以调离守塔一线的叶中央只向组织提出“给我换一座塔吧”，这一回，他去了爷爷曾经守过的白节岛。1984年，宁波航标处招灯塔工，叶中央为儿子叶静虎报了名。2014年，叶静虎的儿子叶超群也紧随父辈步伐，登上了位于宁波镇海的七里屿灯塔当了一名灯塔工。

在茫茫大海里，灯塔就是希望，就是家的方向，叶中央说：“人在灯亮。灯塔是大海的眼睛，只有一直亮着，航行在茫茫大海上的船只才会安全。” 一直以来，以叶家五代人为代表的灯塔工们与大海相伴，扎根孤岛，默默地值守，无私地奉献，指引万千船舶航行，守护一方水域平安。

202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播出了，如果不是在姥姥家看了会电视，我还不知道今天就要播出感动中国。

看完感动中国，我真心觉得，闲着是罪恶的，浪费钱也是罪恶的。闲着，其实就是浪费时间，那么概括起来，浪费是罪恶的，应该怎么办?应该珍惜，珍惜生命，珍惜时间，珍惜金钱，珍惜资源。当有真的感触的时候，这些词句就不是空话和口号，不空洞也不高大。98岁的胡佩兰奶奶一生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格桑吉德教书的那个地方，拍的那个小孩子，穿的那么脏，那么破，我们随便给他们一点也是好的，既然如此，我们怎么好意思浪费，怎么好意思随便把衣服什么的丢掉，应该捐出去。还有捡破烂资助孩子上学的刘盛兰爷爷，他活的那样勤劳;还有为孩子凑学费在生命的最后抢时间为孩子们绣制清明上河图的母亲姚厚芝，时间对她来说多么宝贵，我想她每天都会企盼哀求上天能多给他一点时间，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你所浪费的今日，是昨日殒身之人所期盼的明日。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闲，会觉得不知干什么好，好像找不到意义所在，而现在，在刚看完感动中国人物之后的强烈感情下，我觉得，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花大量的精力去做，以后忙完自己份内的事也不会觉得闲得慌，那就是:慈善。有时候我也会想，有什么好捐助的啊，他们有那么穷吗，再说政府干嘛去了?

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没有同情困难人群的感情基础，我没有见过那种场面，或者通过媒体看过几眼已经被岁月冲淡了，但是一旦把那个画面放到我眼前，我会被震撼，然后内心柔软的说不出话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成长环境艰苦的孩子长大了会更加惦念自己当初那种穷乡僻壤，会更加懂得同情困难的孩子，不是说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孩子心硬，而是他们没见过，没有那个触动。所以说，让所谓温室里的花朵去“体验生活”，体验苦，生活的苦，真的是有意义的。

真的是有很苦的地方呐，真的是有需要捐助的地方(不过还是建议有可能的话少通过红十字会神马的中间途径)。还看到因为急着救孩子跳水导致高位截瘫的方俊明，很欣慰他工作的工厂很够义气，他的母校也很好，会有孩子们组成专门的义工团去陪伴他，其实这就是他们学校的一个精神楷模。还有自己捡破烂省吃俭用的刘盛兰老爷爷，在他家里的墙上贴着义工团的孩子们去陪伴他的照片，他说这让他很温暖，我当时就想，原来义工团的工作真的是有意义的，有舍友发说说表示做义工很有意义因为老人们很开心，我当时还想她太傻太天真，你们去哪儿说一些不用不痒的话能有什么用呢，真的能帮到什么呢，但也许义工活动真的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是转念一想，做义工也要有好的心理准备，因为毕竟很多需要义工帮忙的老人居住条件也不是很好，做好吃点苦头的心理准备再去。

今天晚上含着眼泪看完央视播出的，20--感动中国人物颁奖，感受颇深!我被他们的杰出事迹感动着!一个捡破烂为生的古稀老人，能省吃俭用数年来捐出十几万元钱，资助那些上不起学的学生。一个身患绝症的村官，能把自己的百万家产，都用到了村里的公益事业。自己到最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她叫唐爱兰，她说的一句话更让我感动!那就是你对大家付出了真诚，大家就会对你付出真诚!

绝对真理!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将军夫人，放弃安逸，回到艰苦的农村生活，用他一生的付出实现了自己的崇高理想!还有身患绝症的母亲用几年的时间绣出清明上河图，用生命诠释伟大的母爱!还有为了救人落下终身残疾，笑对人生无怨无悔的见义勇为的英雄!还有义字当先为牺牲的战友守墓三十年的守墓人。还有为了孩子们上好学舍弃小家的好老师!还有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航天英雄们!等等!他们的事迹使我非常感动!

用他们的话说，做一件好事容易，一辈子做好事就不那么容易了!那需要毅力，需要忍受很多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善良，正直，乐于助人，坚强，奉献，吃苦耐劳!我要净化自己的灵魂，向他们学习!在有生之年，为大家，为社会多做好事，作善事，做一辈子的好人!

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的履历是沉甸甸的、也是金灿灿的,他亲历、见证、领导了中国航天事业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他的传奇人生与中国航天多个“第一”密切相连,他是惟一见证了中国卫星第一次和上百次发射的航天人。孙家栋自己却对这些“第一”看得很淡:“荣誉属于国家,属于整个航天队伍!我个人只是具备了一点最基本的条件,主要靠国家经济的发展,靠国家发展所创造的环境,对我个人来讲主要还是靠机遇。”

没有吃红烧肉

选择了当“天兵”

2010年1月11日上午,人民大会堂暖意融融。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走上红地毯,走向领奖台,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颁发的“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

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孙家栋自己却觉得很“不安”。他说:“航天事业是千千万万人共同协作的成果,我个人的工作是非常有限的。”

孙家栋的祖籍是山东牟平,孙家祖先是从清代道光初年从山东迁到辽宁省盖县的。1929年4月8日,孙家栋出生于辽宁盖县。新中国成立后,孙家栋的老家被划分到复县(今为瓦房店市)的行政范围内。3岁那年,孙家栋就开始随父亲在辽宁和黑龙江两省之间颠沛流离。

据他家乡的老人回忆,孙家栋小时候学习特别刻苦,上小学的时候就捧着厚厚的古文书阅读至深夜,而且阅读广泛,只要能找到的书他都会拿来读。儿时的孙家栋喜欢挑老师的毛病,每当上课的时候,孙家栋都瞪着一双圆圆的小眼睛盯着讲台上的老师,一旦老师讲错了,孙家栋都会马上大声指出来,弄得老师特别难堪。

1942年,孙家栋考入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中途因“二战”“失学”。1946年9月,他考入国民政府开办的锦州大学。1947年冬,解放军逼近锦州等地,学校受到影响,孙家栋回到沈阳,然后打算回老家――复县许屯镇老爷庙村。

在去往沈阳时,孙家栋经济窘迫,决定去找一位在沈阳的同学,也是他三哥孙家楠的同学。在同学家,他巧遇在哈尔滨工作、出差过来的三哥孙家楠。孙家楠告诉他,哈尔滨已解放,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将很快恢复。于是,孙家栋带着憧憬去了哈尔滨。1948年9月,他通过资格审查,进入哈工大预科班专修俄文。

孙家栋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想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的学生,将来可以去修大桥。偏偏当时哈工大增设了汽车专业,孙家栋选择了汽车系。在哈工大读预科的时候,每逢十五满月,他都会在夜半时分仰望苍穹。他说:“我们的老祖宗很了不起,他们发明了阴历,通过月亮的阴晴圆缺来记录天时的变化。”

如果命运顺从孙家栋的最初理想,那么中国无疑将少了一位出色的航天专家。

1950年元宵节,很多同学回家团圆,哈工大预科班安排学生晚餐吃红烧肉。孙家栋决定吃完难得的红烧肉就回家。但开饭后,校领导突然来到餐厅通知在场学生:留下会餐的同学谁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请即刻报名,参加的必须赶上8点半自哈市开往北京的火车。从天而降的喜讯让那碗红烧肉对大家已不再具有吸引力。孙家栋的第一反应是:报名参军!能入伍已经无尚光荣,何况又是与蓝天白云为伍的“天兵”呢!来不及过多的思考,来不及与家人打招呼,更来不及吃那碗红烧肉,8点30分,孙家栋和他的部分同学坐上了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火车。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回老家看看。“到了部队才知道,因为毛主席和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非常需要一批懂俄语的人,这样才叫到了我们。”

1951年9月,孙家栋一行30人被国家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制造。“我的记忆力很好,一门功课的七八章内容,几天时间就能从头背到尾,考试时拿到试卷便能一气呵成。”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有一个传统:考试全部获得满分5分的学生,照片会被挂在学校一进门的地方,1个学年后如果能继续保持,便把照片往上挪,越往上人数越少,照片也越大。毕业时如果能在其上保留1张大照片,便可获得1枚50克重的、正面印有斯大林头像的纯金质奖章。

最让孙家栋无比激动的是: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音乐堂亲切接见中国留苏学生。孙家栋作为学习尖端专业的高材生自然被选为代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他一生难忘的是毛主席在这次接见中讲出那一段语重心长的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孙家栋回忆说,当时莫斯科大学音乐堂沸腾了,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很多中国留学生激动得泪水涟涟。

“中国航天之父”

点将搞起了卫星

1958年4月,孙家栋就带着同学梦寐以求的斯大林头像奖章从苏联留学归来。归国后不久,孙家栋没有去制造飞机,而是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型――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前身)。因为学的是飞行器发动机技术,他被安排到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孙家栋说,那时候,人们对导弹还很陌生,连翻译也不知道对这个外来物译个啥名词,有人译作“飞弹”,有人译作“可控制的弹”,最后还是钱学森拍板,译作“导弹”。

这年“五一”节前,孙家栋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当时钱学森经常到总体部检查工作,并亲临设计现场和大家讨论问题,对快速进步的孙家栋青睐有加,两人的接触次数逐渐多了起来。

起初,“五院”的科研工作是仿制苏联“P-2”导弹。面对苏联提供的一堆图纸,除了钱学森以外,孙家栋他们谁也没见过真导弹。再一看周围的同志,有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纺织的、文史的,五花八门,就是没有一个学导弹理论的。孙家栋所学的航空理论还算与导弹专业离得最近。

1960年,正当中国导弹事业从仿制开始刚刚起步时,赫鲁晓夫撤走了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停止供应“P-2”导弹的资料、数据和图纸,妄想把中国的导弹事业扼杀在摇篮中。面对困境,中国的科技人员跟着钱学森,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中国航天路。就在苏联撤走专家17天后,即这年9月10日,中国用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那时,孙家栋已经担任了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时隔不到两个月,这年11月5日,中国又成功发射了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准确击中目标。之后,孙家栋又升任为总体设计部副主任。从仿制苏联“P-2”导弹到国产“东风”导弹的研制工作,孙家栋把所有的智慧和精力都倾注其中,心想这辈子就情结导弹了。

人生之路有时也像江河一样,冷不防就发生了大拐弯。1967年建军节前的一个下午,正满头大汗地趴在火箭图纸上搞设计的孙家栋,突然被通知:“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院长向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推荐你去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部工作。”就这样,38岁的孙家栋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

当时,苏联、美国、法国已经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日本也在加快准备,孙家栋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很快他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战略眼光。经过详细考察,他从不同专业角度和技术特长出发,最终选定了戚发轫等18人,这就是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十八勇士”。

根据实际情况,孙家栋大胆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了简化,把卫星的工程任务概括为简单、明确的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他顶着巨大的压力,说服一些老专家,去掉了原设计方案中的卫星探测功能,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在此基础上,再发射有功能的卫星。攻克重重难关后,卫星初样在1969年10月基本告成。

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巨大轰鸣中,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这一天,中国人被一种特殊的激情点燃了。《人民日报》出版套红的号外,所有的广播电台都在热线链接同一条消息,全国人民竞相奔走相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啦!

当晚,当“东方红一号”卫星高奏着悦耳的《东方红》乐曲从北京上空飞过时,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正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值班,他仰望星空,如同看到自己的孩子降生般百感交集,泪水忍不住“刷刷”地滚落下来。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卫星总重量173千克,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钱学森曾对别人说:“看来,把孙家栋找来还是对的,他的确敢干事,会干事。”

“卫星之父”

客串起“生意人”

2009年4月15日,刚刚过完八十大寿的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再次指挥并见证了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第100颗航天飞行器,其中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师或总工程师的就有34颗,超过三分之一。为此,他有一个美名“中国卫星之父”。

航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每项工程都由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应用等几大系统构成,每个系统都设有总师。而孙家栋则被人们尊称为“总总师”。知情人说:“航天各系统太复杂了,都是牵一发动全身。搞这种大工程总是会有矛盾,矛盾无论多么错综复杂,孙总都能给出妥当的解决方案。”

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携带着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喷射出巨大的烈焰,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离开发射台,发射获得圆满成功。然而,正当这颗卫星经变轨、远地点发动机点火进入地球准同步轨道,向预定工作位置漂移的时候,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通过遥测数据发现,装在卫星上的镉镍电池温度超过设计指标的上限值,如果温度继续升高,刚发射成功的卫星就危在旦夕了。

孙家栋果断地发出了打破常规的指令:“立即再调5度!”正常情况下,这道指令需要精准确认后,按程序审批签字后才能执行。但情况紧急,各种手续都已经来不及,尽管孙家栋的指令已经被录了音,但没有指挥部会商签字,这道命令很难执行。如果孙家栋没有很高的威望,操作人员也是不会执行他的命令的。要知道,孙家栋在这紧急关头果断处置是需要何等的胆识!将需要承担多么巨大的风险!

现场的操作人员为了慎重,临时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草草写下“孙家栋要求再调5度”的字据要孙家栋签名,孙家栋毅然拿起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3个字的分量和风险犹如战场上的“生死置之度外”,需要把个人的一切顾虑抛到脑后,孙家栋的选择没有一丝迟疑……

天上的卫星执行了地面的指令后停止了温度上升,呈现了下降的趋势,热失控被制服了,卫星终于化险为夷。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验证了降温决策的正确性,这一绝招也引起了同行们的惊叹。

航天事业充满了高风险,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孙家栋从来没有被挫折吓倒过。有一件事情他至今难以忘怀。1974年11月5日,孙家栋带领他的团队研制的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运载火箭矗立在一望无垠茫茫戈壁的发射台上。就在运载这颗卫星的火箭点火之后,意外出现了,大家都懵了。孙家栋带着大伙把眼泪一抹,直奔发射现场,决心一定要找到失败的原因。

这次惨痛的失败,孙家栋至今记忆犹新:现场一片火海,数年的心血化为灰烬。在西北寒冬夕阳余辉下,茫茫大漠中,人们用手抠,拿筛子筛,边掉泪边寻找卫星残骸的碎块,哪怕一点碎片都要把它收集起来。最后查清原因,竟然是一个非常小的产品故障――火箭中一根导线的铜丝断了,但是外头胶皮套没断。“火箭发射的时候,一震,它就有时候离开,有时候接上,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他回忆说:“在航天工作中,质量是第一位的,哪怕一个极细微的问题也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在现场看,一片火海,半个天都是红的。那阵子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确实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跑到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嚎啕大哭。随后,我惟一能做的就是鼓励大家不要灰心、不能丧气,不能被失败吓倒。”此后,孙家栋更加精益求精地要求自己、要求身边的人。1年后,新的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终于冲出大气层,又平安返回预定着陆点……

在关键时刻,平时严谨沉稳的孙家栋一次次挺身而出,不仅在他熟悉的高风险的航天科技领域,就是在当年国人都陌生的承揽卫星发射服务方面,同样义无反顾。

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担国外卫星发射业务。这一消息震动了国际航天界――要知道,美国和欧洲在当时垄断着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发射外星,中国航天人不仅要懂得研制火箭发射卫星,也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交道。孙家栋这个“造卫星”的专家又担当起“生意人”的角色。

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通信卫星,起名“亚洲一号”卫星,并准备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便落到了孙家栋的肩上。整个谈判期间,作为谈判代表团团长的他,面对种种谬论不卑不亢,义正词严,句句中的。艰苦谈判之后,签署备忘录之前,他晕倒在谈判间里。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内,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在现场经历了多少次发射,那次发射特别激动、最紧张。”孙家栋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说,“不只感受到自己的心跳,旁边人的心跳也能感觉到,就是那种心情。有人告诉我,卫星发射成功,美国华侨流着泪激动地说‘中国的卫星能打多高,国外华人的头就能抬多高’。”这种跳动着的爱国情怀促使航天人更加把航天精神浸润到每一个航天产品上去。

21点30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雷霆般呼啸着拔地而起;21分钟后,精确地将“亚洲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亚星”的入轨精度是休斯公司31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的。听到现场的美方专家由衷地说“没想到中国的运载火箭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时,孙家栋自豪地笑了。

如今回想起当年向美国人“叫板”的情景,孙家栋依旧百感交集:“我突然想到小时候,老人常说‘洋火、洋油、洋车’,身边到处是外国产品。终于,我们的火箭能发射美国卫星了,那种激动与自豪,难以用语言形容。”他深有感触地说:“谈判实质上是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国家的实力增强了,我们说话的分量自然就加重了。”

与一见钟情的

“嫦娥”聚少离多

2004年2月25日,中国各大报纸以醒目标题发出人们关注的消息:“嫦娥工程”领军人物确定。时年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出任总设计师。

“都到了这个年纪,取得了那么多荣誉,还是‘保持晚节’为好,要是我,我看没有必要承担风险挑重担。”很多人不理解,早已功成名就的孙家栋为什么还要接受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万一失败了,他辉煌的航天生涯就可能蒙上阴影,但孙家栋没有一丝犹豫。“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他说,“这是一个航天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素质。”

在孙家栋看来,探测月球有两个目的,一是探索宇宙奥秘,二是开发空间资源。其中开发资源就看我们将来对月球认识到什么程度,这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但如果你不起步,你不去,将来这个领域就不是你的。”

嫦娥舒袖神话浪漫,但卫星探月道路艰辛。不知经过多少个昼夜,攻克了许多个难关,孙家栋和他带领的团队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嫦娥一号”卫星终于研制成功了。

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04秒,随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指挥员气壮山河的“点火”口令,“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运载着“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喷射着烈焰腾空而起,冲出地球,飞向38万公里外的月球。11月5日11时37分,对“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实施了第一次近月制动,卫星成功被月球捕获,进入环月轨道。

那一刻,现场直播的电视镜头捕捉到了这么一个场景: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内,人们欢呼跳跃,拥抱握手。孙家栋却走到一个僻静角落,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擦眼泪。这时,“嫦娥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走过去和孙家栋紧紧拥抱在一起。这个镜头令许多人动容。欧阳自远回忆说:“激动得手都是冰凉的,我们就像并肩作战的战友一样,胜利那一刻的激动无以言表!”

熟悉孙家栋的人都说他的心目中有两个“嫦娥”――一个是绕月飞行的中国“嫦娥一号”探月卫星,一个是与他相守一生的爱妻魏素萍。

当年,魏素萍是哈尔滨市立医院的内科医生。孙家栋与魏素萍是通过战友的照片介绍“认识”的。当时,孙家栋对着照片左右端详,越看越心仪,立即提笔写了一封信,一枝丘比特之箭就这样由北京飞向了哈尔滨……

25天之后,孙家栋利用“五一”假期踏上了驶往哈尔滨的火车。在哈尔滨秋林百货公司大门口,两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在目光相遇的瞬间,不约而同地认出了对方……当年,孙家栋的母亲说起这件事,笑眯眯地乐开了:“这实际是月下老人早就用红线把他俩拴在了一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啊!”

第一次见面后的100天,即1959年8月9日,孙家栋和魏素萍在北京南苑举行了简朴、热闹的婚礼。虽然此时魏素萍不知道孙家栋具体做什么工作,但100天的书信往来已经让她深深地爱上了学识渊博的孙家栋,感觉自己喜欢的这个人可信赖、可依靠。不久,魏素萍由哈尔滨调到北京,成为航天系统某医院的心血管科医生。

婚后的日子里,魏素萍终于领会了丈夫工作的忙碌感和神秘感:孙家栋不是加班就是开会,否则就是一去几个月的出差,即使回到家中,也没闲过。两人相濡以沫,相亲相爱,一晃几十年。

奉献是孙家栋生活的主旋律,即使在年届八旬之后,孙家栋仍然在超负荷地工作着。他的老母亲去世时,孙家栋也只是深夜赶回来,站站脚又连夜返回。魏素萍自从和孙家栋结婚就没见他空闲过,丈夫对祖国的贡献和辉煌的事业让她自豪。可孙家栋却觉得欠了妻子许多情,家里的事全靠妻子。

从一见钟情到相伴变老,但他们的感情依旧甜蜜、浓烈。当年,孙家栋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后回到家里,亲手给妻子戴上这枚奖章。他动情地对妻子说:“这枚功勋奖章也有你的一半!”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闲下来后,打算多花点时间陪陪她。”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每当听到这首历久而弥新的老歌,孙家栋都会联想到当年那首从“东方红一号”卫星上传来的铝板琴奏出的美妙乐曲。近40年飞逝如电,那音乐至今仍那么清晰悦耳地回荡在他的耳畔。孙家栋业余爱好很多,但后来因忙于工作,每天清晨在老伴的陪同和“督促”下才去打打太极,爱好只保留了欣赏音乐这一项。对于流行音乐,孙家栋自嘲道:“我对流行音乐接受得较慢,开始听不进去,等我感觉有点喜欢了,人家都早已流行过去了。”

孙家栋有个爱好,喜欢看天。其实,他更喜欢看火箭腾空而去,将颗颗卫星送上太空的壮丽。多年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脑子里只要装上了问题,就会觉得茶无味、饭不香,他会沉默寡言,日思夜想。有好几次,有时是半夜,有时是凌晨,魏素萍醒来发现床上的老伴不见了,细听房间没有一丝动静,吓得她大喊。孙家栋却很沉稳地说:“你睡你的觉,不要大惊小怪。”原来,孙家栋夜里起来看到窗外挂在空中那明亮的月亮,总会身不由己地到凉台上看上几眼,他仔细看着月亮在慢慢地移动,心里在默默琢磨月亮与“嫦娥工程”总体的一些技术方案的联系。

大智慧需要好记性。据说,孙家栋工作一生竟没有一本笔记本。即便到了七八十岁的高龄,开两天大会,总结时仍然凭记忆就能游刃有余。他的侄儿孙忠胜说:“对于四叔,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乡里的老人们经常夸他是‘神童’。四叔6岁刚上学的时候就能够过目不忘,不管多难记的东西,只要老师讲上一遍,或者在黑板上写上一遍,四叔都能牢牢记住。”而今,他每天翻阅的是有关各国的大量航天资料和航天专业书籍。孙家栋说:“搞了一辈子航天,航天就像我的‘爱好’一样,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了。”

有同行说,现在,已经耄耋之年的孙老仍像一颗卫星一样旋转不停。与航天打了一辈子交道,孙家栋对星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现任北斗卫星导航工程、“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继续活跃在我国航天技术的前沿领域。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许多技术决策、指挥和协调工作仍然压在他的肩上。面对巨大的压力,孙家栋是怎么想的?从他对航天精神的解读中,不难找到答案:“总结我国的航天精神,最主要的一条,是豁出命去爱航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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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一号航天员 景海鹏 陈冬

景海鹏，50岁，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1998年1月，景海鹏正式成为我国首批航天员。2008年9月，执行神舟七号载人飞行任务，同年11月，被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2012年6月，执行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载人交会对接任务，担任指令长，同年10月，被授予二级航天功勋奖章。2016年6月，入选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担任指令长。

陈冬，38岁，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员。2010年5月，正式成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经过多年的航天员训练， 2016年6月，入选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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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或许有一些故事，可能看似平凡简单，但却能点燃心中的激情与理想。持久性地做着平常的事，用心中的信念支持着自己去奉献与坚持，这伟大而又不凡的人叫榜样。榜样就像久违的甘霖，点点滴滴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榜样好似无华的丰碑，时时刻刻指引着我们的方向，这是榜样的无穷力量，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质色彩！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呼唤着伟大的精神，崇高的事业需要榜样的引领。山里的花谢了又开，当年幼小的竹林现在已长的郁郁葱葱，而我们身边的榜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之上，像当初那样恪守初心，不负使命。信念、奉献、坚守、作为……这些都是榜样赋予我们新一代最宝贵的财富。我们要把榜样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岗，让榜样的力量激励我们砥砺前行，相信到那时处处都是创新、处处都是进步。

“不是因为有希望才选择了坚守，而是因为只有坚守才可能有希望”，甘心奉献的支老师用“轻描澹写”的一句话道出了共产党员的朴实无华，展示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他们用不负使命的那份信念、那份初心完成了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奉献。他们把毕生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党和人民，他们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诠释着榜样的力量，这力量会让富裕代替贫穷、康健代替疾病、友爱代替仇恨，而明媚的花园，也终将代替暗澹的荒地。

最美的乡村教师支月英，用一双平凡的握粉笔的手，撑起了整整两代山里人求知的天空。这双手握住了奉献，又攥住了信念；这双手握住着焊枪，更握住着共产党员的坚守。这是握住了党旗的双手，更是一个充满家一样温暖的爱的屋檐。正是千千万万个“支月英”用这样的一双双手，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撑起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他们是挺立的青松、是老百姓的主心骨、是五星红旗上璀璨的星。

榜样的力量让人奋发向上，榜样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向榜样学习，以榜样为镜，时时思考应当如何对待党的重托与群众期盼，争取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开头：仁孝行于家。十三年相守，有多少日子，就有多少道的沟坎，命运百般挤兑，你总咬紧牙关，寒风带着雪花，围攻最北方的一角，这小小的车库，是冬天里最温暖的宫殿，你病中的老父亲，是那幸福的王。

这是给与最孝女儿朱晓辉的颁奖词。每一年的感动中国人物都是最勇敢的，他们的事迹都是最感动人心的，身为老师的我平时可能更为在意的是老师们怎样值得我去学习，感叹他们的伟大与无私，而今年学校在师德培训中带我们看了朱晓辉的事迹之后，给我带来了更大的震撼。

片中提到朱晓辉她以前是一个诗人，还在报社中工作可她为了照顾父亲而辞到了工作并且丈夫和女儿都离开了她，她日日夜夜照顾父亲并且没有地方住，父女两个就在车库中安顿了属于自己的家，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她并没有丢下自己的父亲而去过属于她自己的好日子，而是亲手照顾自己父亲的起居，每个月1000元的养老金是他们父女唯一的生活费用，可那并不能支撑他们的生活起居，有时候她自己都吃不上饭，可她仍然让自己父亲吃的最好。只为了让父亲过得好一些。

刚开始出现他们父女时，她说，看到爸爸活着，每一天还能够跟爸爸说说话，我就感到自己是幸福的。看到那里，我萌生的念头是：你觉得幸福，但是看看你的老父亲，那个瘦骨嶙峋的老人，他会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吗？瘫痪在床，成为女儿的负担，那是怎样的一种无奈？这是幸福吗？之后看下去，他们父女间的相处，他们的对话，他们之间的咿咿呀呀，反倒像是一位母亲在照顾自己的孩子，像对待婴儿一般去猜测他咿咿呀呀中包含的意思。而父亲的眼神中我能够看到幸福的光芒，是对生活的期望。

是啊，此刻的我沉浸在身为人母的喜悦中，每一天看着可爱的宝宝就觉得很幸福，随着宝宝一天天的长大，看着他学会越来越多的本领，哪怕只是一个微笑就能让我高兴半天。咿咿呀呀那是他的语言，我不懂，却不放下去了解的机会，会去猜测宝宝的意思，甚至只一个“哦”字，变化不同的音调都能跟他说上好久，乐此不疲。最近宝贝不舒服，每一天晚上睡不好，无论多晚，无论多累，总是在听见宝宝的哼哼声后第一时间爬起来，把他搂在怀里，轻声安慰他，他难受的大哭，我比他更难受，更焦急。我们对自己的宝宝如此，那试想，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又是怎样照顾我们的呢？是不是在我们生病的时候也那么焦虑不安，也那样数不着觉，时刻关注我们的体温……那这天他们生病了，我们又怎能弃他们于不顾？

以对孩子一半的心对待父母，那父母就幸福了，这是老公公经常对我说的话。是啊，我们认真耐心地照顾着自己的孩子，冷了怕他们冻着，热了怕他们热着，对待自己的父母呢？是不是还在不经意间就脱口而出的顶撞过去？是不是还觉得父母为我们做得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养儿方知报娘恩，朱晓辉的父亲是幸福的，因为有这么孝顺的女儿陪在身边；朱晓辉也是幸福的，因为在父亲的有生之年一向守护着老父亲。那我们呢？作为老师的我们，教书育人，而朱晓辉教给了我们人究竟是怎样的，一撇一捺，顶天立地，上不愧天，下不愧地，天地之间无愧于心。

作为女儿，我的父母是否早在期盼我将他们当作孩子一般照顾？作为母亲，我期盼我的孩子在将来某一天对我说：妈妈，有你在我身边我好幸福！作为老师，我期望能教会我的学生何以为人。子欲养而亲不待，且行且珍惜！别让父母等得太久，别让自己懂得太迟！

曲姿谕

今天上午，我们全体师生观看了2017年感动中国，其中黄大年黄教授的事迹让感触到了我内心深处。

那年，中国正在召集外国的人士，回到祖国来，黄教授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回到了祖国，把自己的女儿留在了剑桥读书。回来后，黄教授尽心尽力的工作。一次晚上，黄教授正在办公室里工作，突然就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幸好助理发现及时，给黄教授吃了药。第二天一早，黄教授对助理说：“我没事，不用挂在心上。”

还有一次，黄教授在出差的飞机上突然发生了意外，“我我如果不行了，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有很重要的文件。”这是黄教授对空姐说的第一句话。出差回来后，黄教授的学生带黄教授去做了检查。两天后，检查结果出来了，黄教授得了癌症。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一样，降临了黄教授的身上。黄教授说过，他从剑桥来到这儿已经七年了。

是啊，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像黄教授那样的人，为了给国家做贡献，而有病也忍着。而我们呢，有一点小伤小痛就痛哭流涕，我们都应该想黄教授学习，爱党爱国，而且还有坚强起来，加油吧，为了明天更好的自己。

近日我们观看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感动中国的动人故事，让我热泪盈眶。因为每一个人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感人的故事，温暖着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也在内心深处感触着人间最美好的大爱。他们当中的有些事情是我们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的，但是他们做到了，不是他们有什么超强的能力，而是他们有一颗坚强的心、执着的心!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是那样的普通，不是什么大款，也不是什么高官，但他们用平凡的双手，高尚的心灵，成就了伟大的事迹，这也是中华民族一直以来乐于助人，舍小家为大家的优良传统，也正是现代社会越来越缺少的。

我看到胡忠和谢晓君他们夫妇都是城里的老师，本可以在城市里享福的他们，却放弃了城里的安逸生活，而是带上年幼的女儿，毅然来到偏远的山区，当起了志愿者，义务为那里的孤儿们传授知识，一干就是十几年。由于那里海拔高，空气稀薄，谢晓君经常有高原反应。那里物资匮乏，条件艰苦每个月只有300的生活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胡忠和谢晓君夫妇一直坚守在大山上，没有放弃。生命的多少用时间计算，生命的价值用奉献计算。胡忠谢晓君所代表的一类人，为什么能放弃那么好的环境，而到偏远的山区支教？靠的是什么？就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态度。为了让自己掌握知识，懂得道理，他们甘当红烛，燃烧自己，照亮他人。自己苦点累点没有关系，让每一个孩子学有成才是他们的追求和梦想。

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得是他们一干十几年无怨无悔，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谁来回报。荣誉，对他而言只是虚名浮云，毫无疑义。用良心做事，一直是我们每个员工衡量自己人生价值的准则。而这一刻，使我觉得我做的还远远不够，我需要更加用心，更加努力，用更加多的爱来爱这个世界。

我知道，在这一刻，感动了的不仅仅是我，也有你、你们……那么请我们一起关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这个世界，使我们的社会随处都有爱的影踪。

今天晚上中央一台8点播放的《2017感动中国》颁奖仪式，讲述了10个感人肺腑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

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第十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举行。 本届论坛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主题，充分探索、总结了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创新、拓展发展机遇的新趋势、新经验、新成果。

湖南省衡山县贺家乡贺家山村村主任助理兼团支部书记秦玥飞在以“新生代海归如何进行实践创新”为主题的论坛上呼吁，多关注农村创业者，特别是大学生村官这个群体。他说，“农村是一个蓝海市场，但是并不好做，是因为没法跟农民打交道。”

秦玥飞是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归后到农村做村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给国家最基层的、最普通的中国人做一些事情。谈到大学生村官，他说：“中国一共有60万行政村，有22万大学生村官覆盖中国三分之一的行政村。国家最希望大学生村官创业，可以让一群人入社，成为股东，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发现农村的资源，把农村的资源好好利用起来，做一些产业帮助农民致富。”

大学生村官创业在融资、产品销路、品牌建立上都有很多困难，他表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什么是大众，城市里面只有少数人，中国绝大多数的创业者还是在农村。

这一年里，谁曾让整个中国动容?被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的《感动中国》今晚播出，十位“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揭晓。他或她，曾倾一己之力，践一生之诺，触动我们每个人心底的柔软，激起一个国家拔节生长的力量。与高贵的灵魂对话，书写自己的不凡人生。

孙家栋，87岁，是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是中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师，是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他的一生与中国航天的多个第一密切相连，他领导下所发射的卫星奇迹般地占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2009年，他获得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

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孙家栋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

面对孙家栋，《感动中国》推选委员杜玉波说“东方红”响彻环宇，“嫦娥号”长袖善舞，仰望星空，我们不能忘记这位为祖国默默耕耘的航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