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何钥（最新20篇）

看了今年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又想到了“感动中国”十几年来伴随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可歌可泣的人们，他们崇高的人格，为国为民的伟大理想和让人泪不能止的事迹都让我感到我如此渺小，我需要做的还有许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有“感动中国”精神和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的努力奋斗，中国的富强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一定笔直又开阔，是一条光明大道!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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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雨馨

今天是我们开学第二天，我们今天下午第二节课观看了《感动中国》。《感动中国》中有许多人让我感动，第一座奖杯颁给了制造人造卫星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孙家栋老爷爷，第二座奖杯颁给了冒着大火救人的王锋（王锋的妻子），第三座奖杯颁给了大山里教书让一千多大山的孩子的支月英走出了大山，第四座奖杯颁给了可以在高级公司工作，却在村子里当村官的秦明飞，第五座奖杯颁给了因为一次特殊状况壮烈牺牲飞行员张超，第六座奖杯颁给了“大国工匠”李万君，第七座奖杯颁给了在乡村给别人治病的粱益建，第八座奖杯颁给了艾磁病传染者学校的创始人；校长郭小平，第九奖杯颁给了铁面无私的法官阿布列林，第十座奖杯颁给了中科院院士潘建伟。第十一座奖杯颁给了为祖国争光的中国女排。

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冒着大火救人的王锋和艾磁病传染者学校的创始人；校长的郭小平。

有一次王锋住的那栋楼因为电动车充电失火，住在一层的王锋一家第一个出来，可是王锋把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安顿好了后，王锋就冲进大楼，一个个敲门叫人，最后终王锋救了二十多个人，别人安全的出来了，可王锋出来的时候却头发烧没了，皮肤也烧伤了，所以去了医院，在医院的时候王锋走了好几次的大手术，王锋的英雄事迹被记者报道，感动了很多人，很多人捐款，王锋经过好几次的大手术，但是有一天王锋的病情突然恶化去世了。

艾磁病传染者学校的创始人；校长郭小平，他觉得社会的人歧视艾磁病患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为了满足一个孩子的心愿，郭小平打算创办一个让小艾磁病患者上学的学校，他当时是三所医院的院长，二零一四年的时候郭小平创办了这所学校，辞去了三所医院院长的职位，当了这所学校的校长，当这所医院的校长是因为他想更加一步了解这些孩子的情况，郭小平的办公室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一打下课铃往往郭小平的办公室是这个学校最热闹的地方，孩子们都把他当成自己的“爸爸”来看待。

不知不觉我们看完了《感动中国》，我的感触非常的深，我对《感动中国》每一位的获奖者都非常的敬佩，敬佩王锋奋不顾身去冒着大火救人的精神，佩服支月英用自己大好时光去教大山里小孩的精神，我佩服……我看完了支月英的事情，想到了《感动中国》中的一位教师，为了就一个自己的学生腿部截肢了。

我为每一位的获奖者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我要向《感动中国》的每一位获奖者学习。

我最喜欢的电视栏目是《

感动中国》，每当听到那感人肺腑的事迹，每当看到那奋不顾身的壮举，我的心灵就接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洗礼，其中，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一个老人的故事。

他，耄耋之年，以拾荒为生;他，省吃俭用，只为献出爱心;他，几十年来资助了百十余名贫困学生，捐款十余万元;他，隐瞒身世，不求回报;他就是感动中国20_年度获奖者之一——刘盛兰。

刘盛兰爷爷今年92岁，曾是一位工厂工人，月收入只有300元，却从中捐出六分之一给了贫困学生。可是不久，工厂倒闭了，他失去了工作以捡垃圾为生，尽管生活困苦，但他从没有停止过对贫困学生的资助，10块，20块，30块，无论省下多少，他总是寄出去。可命运又一次捉弄了他，一场大火使他失去了在城市的安身之所，他只能回到自己的老家，废品难卖，为了继续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他只能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掏。

一位平凡的老人却拥有着这样高尚的心灵，使我深深震撼了：没有经济收入，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但心里想的任是那些学生，几十年如一日的节省就是为了能让更多的孩子上学，捐出去100，留给自己的只有10块，这让每个人都不得不落泪。，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陈雨露说：“走过古稀。老人没有更多的言语，独以无声的行动，诠释着对教育的深刻理解。”是啊，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但如果像刘盛兰爷爷那样充满无私的爱，做一辈子好事却无比艰难。

《感动中国》，使我们不自觉地向他们靠拢，向他们学习，社会的风气因此而改变。这就是感动中国的力量，是榜样的力量，更是人性的力量

这是一个忠贞追随者的人生写照。

百多年风雨，从黑暗到光明;两世纪奋斗，唯初心从未变。

蜕变

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她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她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她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

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王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

获得自由的王乙香改名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至今，王定国清楚地记得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细节：

“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1933年12月，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一个人从平凡到伟大有一个起点，入党就是王定国的起点：“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

长征

五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长征，一个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老记忆中，牺牲与战斗永不磨灭：“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

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来说，考验更大。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

革命路上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王老如此坚定。

过若尔盖草地时，王老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历经艰辛，王定国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让王老铭记的，是和毛泽东主席一起过草地，“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

王定国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

战斗

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从长征开始，王定国的战斗方式就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

王定国身材瘦小，平时就爱唱爱跳，还担任过地方革命负责人，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抽调到剧团做宣传工作。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战地宣传是怎样的情景，又意味着什么。

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一边要长征，一边要作战，一边还要创作、编演、做宣传。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宣传队员所走的长征路，有时甚至超过一般部队的一倍。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王定国回忆。

无悔

生死追随不改初心

在王定国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

1936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王定国所在的剧团改称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过黄河后剧团跟总部行动。

“战斗中，我右腿被流弹击伤，剧团从士门到凉州时，我右腿又挨一枪，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冻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扎了一下照样行军。”王定国回忆说。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入了牢房。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王定国那个时期的全部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

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谢觉哉一下子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日记中曾记载，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经过“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从此，不识字的王定国有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识字教师”。

从此，王定国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并全都抚养成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大量谢觉哉文献，总文字量多达500万字。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开始了新忙碌。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关注林业发展，提出了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建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又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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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我观看了201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节目，里面的人物和故事令我感动不已。有被称作“氢弹之父”的物理学家于敏老先生;有在贵州贫困山区支教10年的退休外交官朱敏才夫妇;有为了孩子学习而与孩子同桌16年的陪读母亲;也有敢于与暴恐分子作斗争的警察叔叔木培提;还有为了远赴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医务人员……

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于敏老先生，当主持人宣读颁奖词，于老先生的儿子接过奖杯的那一刻，距离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中国人只用了2年8个月。朱光亚院士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

那是一段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一代物理学家的故事。1966年12月28日，我国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这次试验的测试结果，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核试验基地都是在条件恶劣的高原和大漠上，当时40岁的于敏身体虚弱到这样的程度：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的距离，有时要歇好几次，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移步。由于过度操劳和心力交瘁，他曾多次休克在工作现场。但在那样高难度、高辐射的条件下，于老先生仍“以命相搏”。经过无数次的测量，中国的氢弹原理实验成功了!

于老先生这一辈子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他这种为国家奉献一生的精神值得我学习，我要学习他那宽大的胸襟，坚持不懈的毅力，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在学习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看完颁奖典礼，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们都是如此平凡的人，却又那么伟大。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2017年感动中国颁奖晚会观后感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秦玥飞2010年从耶鲁大学毕业，怀着改变中国农村的热望，他在2011年来到湖南成了名大学生村官，至今已经五年。

秦玥飞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村外人，同时也是一个被寄望会用先进理念给农村带来新变的城市青年、名校的大学生。这个岗位没有规范和限制，只要关乎农民民生，千头万绪，无可不为。同时，作为村长助理，他不属于体制，不属于村干部班子，没有权力和队友。

秦玥飞就像是一颗螺丝钉，在体制机器外滚动，零敲碎打，有单枪匹马的无力感，也有独当一面、不受缚于体制的自在。他试图改变环境，但环境也在雕琢这个年轻人，从打扮到言谈，甚至到观念。

对基层的民众和官员来说。秦玥飞是热忱、有礼貌的年轻人，是半个“干部”。人们对他既有招待远客的淳朴热情，也有对“当官的”一向有的冷眼揣度;既有对留洋高材生的好奇和卑怯，又有教他做人的架势、对境外势力的鄙薄。

秦玥飞得到了体制的表彰。人们记住了一个青年奋力击水的姿态，赞叹他所散发的正能量。但很少有人指出，环境改变甚少，秦玥飞仍然挣扎在缺乏权力、资源和队友的困境里。

秦玥飞介绍自己总是两件事，2010年从耶鲁大学本科毕业，2011年到湖南农村当大学生村官。有的人会想起来，以前新闻里是出过一个“耶鲁村官”，中国的榜样青年。他现在三十岁了。

五六年前，他们这拨中国同学在耶鲁毕业，好几个陆续都到北京来落脚工作，进了投行跟咨询公司。秦玥飞不想去过朝九晚五、庸庸碌碌的白领生活。他希望能作出改变人们生活的贡献。他本科修的政治学、经济学两个专业，他相信在中国的公共服务领域里，总找得到属于他的一个位置。

最容易“找到组织”的做法，是去考公务员。秦玥飞不想去，怕去了就是做表格。

要么去找社会组织。比如在美国，住房、就业、医疗、教育、家庭事务、人权民权、生态环境，方方面面都有公益援助，社会组织占了整个国家约5%的 GDP、10%的就业人口。但在同期的中国，社会组织的规模几乎微不可见，约0.1%的 GDP、0.8%的就业人口。

秦玥飞一面自己跟哈佛的朋友发起叫“阳光书屋”的公益组织，在甘肃农村发展教育，一面又听说了另一种有组织性的做法：响应国家的“大学生村官”政策，去农村做村官。

这个岗位允许他自发规划工作，理论上可能直接作用于成百上千的农民，国家也保证会留出提拔人才的通道。秦玥飞觉得这份岗位完全符合他的理想，也有上升前景。很多人只看到农村条件苦，村官工资低，他觉得这些跟一个更远大的愿景相比都没什么。他报了名。

2011年7月，火车正往甘肃去，秦玥飞在车上收到通知，选派了他去湖南衡山贺家山村做村书记助理。他在武威站下了车，掉头又买张站票，回北京收拾行李。那里几个同学请他吃顿法国菜，作了别。

火车到了衡山县城。贺家乡的副书记陈希军等着秦玥飞，接了他的行李捆到摩托屁股上，又驮上他，就往村里开。山地上颠颠顿顿，走了一个多钟头，进了贺家山村。

村里一千多亩大，六百多口人。当中一座二层高的老红砖房，是贺家乡政府。他们上二楼楼角，推门进了个暗黄的杂物间，八九平米大，破窗漏瓦，一口老木柜，桌椅，木架床。床对过一堵墙，墙那头放了两口公用的尿桶。他今后三年住这。给他的月薪是一千四百五十元，没有编制，没有保险。

秦玥飞第二天起来洗了澡。乡政府的人都稀奇起来，怎么早上洗澡。“这是一个 fucking PR disaster(要命的公关灾难)。”他不了解农村，又听不懂衡山话。他不在早上洗澡了。后来又把英文印花的T恤里翻外地穿了，短靴也换成这里的解放鞋。

留守的老人孩子成天都看见他，走来串去，一脸笑，有礼貌。简家奶奶叫了秦玥飞，你是大学生，可不可以告诉我的孙子奥数题。秦玥飞一说就来。简奶奶感到一种光荣。她是群众。“这个人他是很好的，不像有些人呐，看你们家条件这么差，哼吃，教你的孙子。”她记得秦玥飞教完了又说，有事你就来找我。她想到就笑：“我去找他?他个性很好，很谦卑的。我，哈哈，我说你是个农村人，不晓得去找他子有用没用，所以也没找他。”她又拿了几个橘柑给秦玥飞。“我以为他不会吃的。他吃啦，他不嫌吃农村的。”她反复说这人好。

秦玥飞的妈妈重视教育。他两岁就教他说英语，到了小学又从重庆带他上北京借读，天没亮就把他送到教室外面等开门，她自己再看着招贴去找工作。一切就为他有最好的教育质量。

按一套传统的成功故事，他在高中拿到耶鲁全额奖学金，他在大学得到一份华尔街上的工作，故事就到头了。像同学关乐说的，“把孩子供出来，考一个功名，光宗耀祖”，多数人把移民、大企业当做重大的成就，激励人心的结局。秦玥飞说，能再回到出身之地，帮助一个群体，那才是激励人心的结局。

他在村里一会又给人搭手提个篮子，一会又修热水器，百分之九十九的工夫都在做“好人好事”。青蛙跑迷了路，他也找罐头装起来，带到水边去放生。雏鸟从窝里掉下来，他也把它送回去。他给小花猫取名叫保尔、冬妮娅，想像它们正守着空空的粮食罐头，保卫着某座年久失修的谷仓。

他觉得一切都很好，接地气。他辗转过四个城市长大，大学又出国，到哪儿都是个新来的，像加缪小说的名字，“LÉtranger”，异乡人。他在农村反而安心了。他跟所有人都关系着，他帮助所有人，所有人都喜欢他。他有时从人家门前早已经走过去了，人家还把他喊回来，给他个桃子拿去吃。

乡政府里有个公务员叫汤飞龙，跟秦玥飞一样大，轮到夜班就来找秦玥飞长见闻。秦玥飞挠着两腿蚊子块，跟他讲美国的政治体制，讲奥巴马大学毕业后做的社区服务。秦玥飞过去修的政治学跟经济学是耶鲁最主流的两个专业，配给本科的师资也顶尖。卸任的墨西哥总统教全球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教金融市场。罗纳德·里根的高级顾问教大战略、雄辩术。秦玥飞对国际关系感兴趣，又相应学了俄语、法语。

汤飞龙也想不到，他们这地方能要到这么牛逼的人。两个人吃过晚饭就坐在一起，谈七说八，能说到半夜一两点。汤飞龙以为他们是最密切的。

秦玥飞清楚他在农村不可能有“soulmate”，哪怕和大家处得多和乐。有空总是跟老同学通个电话解解闷。

乡政府隔壁开米店的人家里，母狗下了只小狗。秦玥飞去看她们。狗妈妈一脸愁容。他给她取名叫普宁教授——纳博科夫小说的主人公，一个俄罗斯人，孤零零在美国教书。狗妈妈很快病死了，小狗乐乐成了孤儿。秦玥飞每早起来就在阳台上喊它来，在乡政府的院子里给它喂牛奶，逗它，给它拍照。其他人进出，惯拿脚去赶开狗。就秦玥飞要护着乐乐。

汤飞龙在楼里听领导招来唤去，忙着通知大家来开会，又抓紧复印会议资料。陈希军想到秦玥飞，特许了他也能进来旁听学习。会上谈着什么思想什么方针，套路化好猜，秦玥飞慢慢从这里面听会了衡山话。会上人员派好工作散了。汤飞龙留下来收拾会议室，扫地上的烟头。没有要秦玥飞做的事。

湖南省委要“量化测评”村官的工作，定了三十多个名目，都是些理想信念、廉洁纪律、和农民群众感情。有舆论管村官制度叫“新知青下乡”。大学生们待着没事做，以后是个什么出路也说不准，有的就趁早回去另外找工作，要么准备公务员考试。以前贺家就有个村官，乡政府安排住村里人家里，平常不大碰见，过一阵就不声不响，回家去了。

同学关乐催着秦玥飞去报考 LSAT(法学院入学考试)，回美国读个法律博士，出来重新找工作。

秦玥飞报了考，过一阵又取消了。

“对我重要的是，我在那样的地方生活了那么久，而且我过得很快乐，很充实。”他后来说，“(农民)拉着我的手，坐在他面前。这个就是我们跟这些老百姓之间的距离，这个就是意义。”

像 H.L.孟肯说的，理想主义这种人，闻到玫瑰比卷心菜更香，就会得出结论，玫瑰也更有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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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宝贝回家，路有多长?茫茫暗夜，你们用父母之爱，把灯火点亮。三千个日夜奔忙，一千个家庭团聚。你们连缀起星星点点的爱，织起一张网。网住希望，网住善良。

“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宝贝回家，路有多长?茫茫暗夜，你们用父母之爱，把灯火点亮。三千个日夜奔忙，一千个家庭团聚，你们连缀起星星点点的爱，织起一张网，网住希望，网住善良。”

这是2016年2月14日，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为来自通化的大爱夫妇张宝艳、秦艳友发布的颁奖词。这一刻，他们与屠呦呦、阎肃、郎平、官东等10位人物以及抗战老兵、爱国侨胞这一群体，共同书写了2015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你我。短短几行文字，浸透苦辣酸甜，浓缩了为人父母的夫妇二人近十载“一网情深”的寻子征程——不是为了自家，而是为了天下所有苦苦找寻丢失亲骨肉的父亲母亲。

1389，这是随机选取的，2016年2月2日这个时间节点，“宝贝回家”寻子网累计收获的成功案例;数字与日俱增，它意味着，经由“宝贝回家”的大爱护航，越来越多被拐、走失、流浪儿童与家人团聚，那些曾经伤痕累累的家庭随之走出阴霾，重见阳光。

创办公益网站，寻子信息共享，助力“宝贝”回家

主人公心声：“孩子是家里的小‘太阳’，有孩子才有阳光和欢乐。想想那些丢了孩子的家长，日子是怎样的煎熬?建个网站，就算只能找到一个孩子，就没白办。”

春节前夕，位于通化市和平路685号的“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内，张宝艳、秦艳友正与7名网站专职管理人员一起忙碌着，上网沟通、电话联络、录入比对登记信息，键盘敲击声、电话声不绝于耳。张宝艳说：“对于丢孩子家长来说，最难挨的日子就是年节，别人在过节，他们在‘过关’啊!”

失子之痛，张宝艳感同身受。这也是“宝贝回家”寻子网诞生的缘由。

时间回溯到1992年，张宝艳看到一篇揭露拐卖儿童罪恶的报道，令人触目惊心!没想到几天后，4岁的儿子随姥姥逛商场时竟意外走失了!“当时感觉五雷轰顶，天都要塌了!”张宝艳回忆，“幸好3个小时后，孩子找到了。不然我们真不能活了。”事后，如获重生的张宝艳开始关注失踪儿童的信息，并经常为寻子家长提供安慰与帮助。

张宝艳发现，很多家长的寻子渠道非常匮乏：要么贴寻人启事，要么全国到处跑，还有的家长组成互助联盟，带上孩子的资料一起寻子。面对茫茫人海，想找孩子无异于大海捞针。很多家庭为了寻子花费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有的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张宝艳对此痛心疾首、夜不能寐。她和丈夫秦艳友商量：能不能建一个网站，把有价值的信息共享，利用网络来寻找被拐儿童?秦艳友在通化师范学院网络信息中心工作，对网站建设并不陌生，夫妻俩一拍即合。

2007年4月30日，经过多方努力，张宝艳、秦艳友自费创办的“宝贝回家寻子网”正式开通，这是国内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面对被拐、流浪乞讨儿童的公益寻子网站。秦艳友负责技术，张宝艳负责信息，网站主要栏目是“家寻宝贝”和“宝贝寻家”，设立24小时线索举报热线。他们从网上、报纸上找信息，去街头寻找、打探、拍照，再把资料整理后传到网上。

为了全身心投入寻子网管理，张宝艳毅然辞去典当行经理的职务，成了一名全职志愿者。她每天早上六七点钟上线，维护网站内容，搜集发布求助信息。每天接打电话的时间就有好几个小时，每个月的电话费从四五百元到一两千元。很多熟人不理解他们，连一些受害家长开始也不相信公益寻子。夫妇俩虽然感觉有些“吃不消”，但还是咬牙坚持。一天凌晨两点多，张宝艳接到一个丢失孩子父亲的电话，他痛哭不止，说自己不能当着父母和妻子的面哭，只能一个人偷着哭。张宝艳说，如果那天不接他的电话，他很可能就会从楼上跳下去。面对这位痛苦的父亲，张宝艳、秦艳友更加坚定了办好网站、寻子打拐的决心。

苦心人，天不负。2007年6月21日，内蒙古警察职业学院的学生志愿者在呼和浩特公园发现一位老人领着一个孩子乞讨，形迹可疑，上前询问，老人神色慌张。志愿者马上联系了“宝贝回家”，并将他们带往派出所。经查，男孩名叫张东，8岁，是甘肃民勤县人，十几天前被老人拐骗出来乞讨。随后，内蒙古警方将男孩送回家中。初次告捷，张宝艳夫妇喜极而泣，信心大增。

紧接着，“宝贝回家”相继又找到被拐的孩子云飞、李圆开、张仕林、莫金昌……

“梦”是“宝贝回家”一位专职网管，她说：“在这里工作太有意义了。我们站长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寻亲上，成功的案例越来越多。每看到一个家庭团聚，都感动得想哭，能看到寻亲人一生中少了遗憾，挺有成就感。”

随着一个个被拐孩子回到父母怀抱，“宝贝回家”声名鹊起，社会各界给予网站的支持和关注越来越多。公安部提供了1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支付房租、购买设备，通化市委市政府帮助解决了办公场所、车辆和5个公益岗位，爱心企业和个人主动上门赞助……

“宝贝回家”则一直恪守初衷：无论成功与否，不花寻亲者一分钱，各项相关收支在网站上公示。

网络+志愿，民间+警方，建“绿色通道”，布天罗地网

主人公心声：“志愿者是‘宝贝回家’最重要的力量;警民合作，搭建‘绿色通道’，创造寻子奇迹，一年找到一个，一个月找到一个，一星期找到一个，一天找到一个。”

2008年1月18日，张宝艳在通化市民政局注册了“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专门救助被拐与流浪乞讨儿童。

从最初只有三四名志愿者，到现在志愿者队伍达到17万多人，“宝贝回家”利用志愿者遍布全国各地的优势，核实收集信息，反馈案件线索，并以QQ群为交流平台，管理规模庞大的志愿者团队。网站除了30多个各省市志愿者联络群外，还按寻人需要，分成100多个工作群，各项寻亲及救助工作都能有序高效地运行。

基于寻亲的多方合作不断拓展。宝贝回家栏目和国内多家知名网站建立联系发布寻亲信息，和多地政府机构、媒体栏目、公益群团合作开展寻亲活动。央视大型寻亲栏目《等着我》在“宝贝回家”设立了通化工作站，已经联手帮助了几百个寻亲人。长春工作站也于不久前成立。

最让张宝艳自豪的，是公安打拐部门与“宝贝回家”建立的合作打拐机制和“绿色打拐通道”，公安部门还给志愿者提供专业培训。公安部打拐办也经常听取志愿者们对打拐工作的意见建议，张宝艳提出的“建立打拐DNA数据库的建议”，被公安部采纳。全国DNA数据库为侦破案件、帮被拐儿童准确找到亲人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警民联手，布下了寻亲打拐的天罗地网。

1995年11月28日，3岁的万双健与5岁的姐姐万艳同时在广东被拐，家人悲恸欲绝，父亲化血泪为诗：“呼天唤地欲西去，高堂幼仔托付谁?” 2015年4月，张宝艳与家长交谈时，得知被拐的万双健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她突然灵光一现：能不能通过公安部门人脸识别系统，用兄弟的照片来找出万双健?她当即与公安部门协调。警方从户籍系统中成功搜索出身在广东的万双健!双胞胎兄弟20年后再相聚，老父亲热泪长流。

2009年1月26日，四川的王启浩和山东的岳随民，做梦也不会想到，分别27年的父子，会在大年初一相见。岳随民5岁时被拐，20多年他时刻都在渴望回家。2008年11月，小岳向“宝贝回家”寻子网求助。几个月后就是春节，湖北的志愿者“笑语盈盈”大年初一仍然在网上进行着资料比对，她突然发现有一份寻子资料与小岳相似，经过认真的核实比对，确定属实后，她分别告知寻子家长王启浩和小岳。当天，两人通过视频相认。4天后，岳随民带着妻儿回到四川老家，全家人照了第一张全家福。

这是一组令人惊叹的数字，从2012年开始，“宝贝回家”大约每两天找到一个被拐孩子，每年找到200多个，持续3年。2015年，更是一年找回405个孩子。

“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最快寻亲纪录”，由早期的3小时缩短到1小时，直至以分钟计。网友小梅被誉为火眼金睛的“神探”，她完成了90余个寻亲任务。2011年9月18日，小梅所在的QQ群接到这样一条信息：寻找1998年在广东省从化市失踪的杨婷婷。小梅立刻想起2009年登记过的一份“宝贝寻家”资料，马上联系了寻亲家长。证据表明，资料的主人正是家长要找的孩子。这次寻亲，从收到信息至反馈信息，前后花了不到1分钟。

每一个成功案例，都凝聚着“宝贝回家”众多志愿者的心血、汗水、责任感和集体智慧。

与时间抢跑，盼万家团聚，愿“天下无拐”

主人公心声：“我们并不希望网站越办越大，而是希望登记的信息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万家团聚，‘天下无拐’。”

“宝贝回家”做公益没有间隔点，随时随地接受求助。作为“宝贝回家”的掌舵人，也是付出心血最多的“大姐”，张宝艳特别忙，一年365天不休息，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因为一年中有大部分的时间在路上，为此她练就了超强的“睡功”，只要不上网，抽空就能睡着觉。已经54岁的她，驾驭着爱心网络专列加速向前，宣传、协调、寻亲、打拐，每天处理大量相关事务，经常“开夜车”，志愿者们总要“监督”她注意身体。因过度劳累，她患上了高血压和严重的颈椎病。秦艳友看在眼里，很是心疼，无奈的他只能尽力多分担一些。

寻子路上，张宝艳在与时间抢跑，与生命赛跑。她60多次南下北上，奔赴解救孩子第一现场，历经过很多撕心裂肺、阖家团聚的时刻。她心急如火，“咱们得加油了，有的被拐儿童父母不在了，有的连寻家的孩子都等不及了。”

二娃就是其中之一。2016年1月3日，罹患肺癌的二娃永远闭上了双眼。1982年出生、6岁时被拐卖的他，终其一生没能再见到日思夜想的父母。在二娃生病期间，“宝贝回家”志愿者们给予他亲人般的关怀，并帮他料理了后事。当天，张宝艳在微信朋友圈中写道：“二娃，你是‘宝贝回家’的孩子，我们永远是你的亲人。”

1982年，7岁的罗长美随母亲探父途中与母亲失散，20多年后，志愿者根据她记忆中家人的姓名、被拐路线，经过分析和走访，找到了她的家人，此时，父亲遭受打击病故，母亲患上精神病。女儿回来的瞬间，母亲清醒了，她拉着女儿的手跑到山上丈夫的坟前大呼：“美美回来了!”

1990年，4岁的四川男孩周雪刚在家门口被拐，被人贩子以800元的价格卖给河北邯郸一农户。买主怕他逃跑，不让他读书识字。刚满6岁，就让他在荒山上放羊，直到13岁进城打工。20年后，通过“宝贝回家”，周雪刚找到了亲生爹娘。回家后方知，在他被拐的那些年，父母痛不欲生，四处找寻。

张宝艳说：“其实找到1300多个孩子不是‘宝贝回家’的最大亮点，隐形的社会效应在于普及了打拐知识，营造了打拐氛围，使社会上拐卖犯罪得到遏制，更多孩子避免丢失的伤害，更多家庭少了骨肉分离的痛苦。”

随着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拐卖儿童妇女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拐卖儿童案件的发案率在不断下降，破案率和解救率在显著提升。“宝贝回家”网站的信息统计也是一张全国打拐形势的晴雨表，过去找到孩子的速度远没有登记丢失的速度快，2014年以来，情况得以逆转，找到孩子的速度反超登记丢失的速度。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秦艳友说：“如果每个人每个家庭关爱别人都像关爱自己家人一样，就不会有儿童拐卖、家庭离散的惨剧发生了。”张宝艳也说，“虽然我的孩子已平安长大，但是未来我们还有下一代，他们都需要一个平安环境，我们今天做的，既为别人，也为自己。”

为“宝贝回家”倾注满腔心血的张宝艳，先后获得了“12.4十年法治人物”、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吉林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尽管“战功赦赦”，张宝艳仍然只争朝夕，她说，和那些找到孩子的少数幸运家庭相比，还有更多的寻子父母和被拐孩子经受着煎熬，在“宝贝回家”登记的求助信息还有4万多条，期待着人们的帮助。

2月8日晚，江西一位平凡的乡村教师站在了2016年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的颁奖舞台上。她叫支月英，36年来坚守在宜春市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从“支姐姐”到“支妈妈”，一张小小的山村讲台，彰显出她内心的大爱。

当晚，当记者独家连线在北京颁奖现场的支月英时，她略带激动但言语朴实无华的言语中，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孩子们了，我好想赶快回去看到他们。”

对于获得的荣誉，支月英称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做着一件平凡的事“我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坚守，而是因为只有坚守才能有希望。”

一缕阳光让你感到灿烂，一丝关怀令你感到温暖，一片爱心使你感到感动。这些模范人物的事迹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他们不愧是时代的先锋、民族的脊梁、祖国的花朵，祖国的骄傲!《感动中国人物》里的每一个人都让人非常温暖，因为他们做了自己人生中最感人的故事! 如果你问我里面最感人的是谁，我会说：胡忠和谢晓君老师。 因为他们在一次看报纸的时候，看到报纸上写着康定县塔乡一所孤儿院急需老师，胡老师和谢老师了解当地的艰难，就决定留在那教孩子们读书! 谢老师在音乐学院的一手弹琴，可是学校最需要的却不是音乐老师，而是物理老师，数学老师，生活老师，三年里谢老师尝试了当四种老师，还表示一辈子要呆在这! 他们可以不叫藏族的孩子啊，可以自己创出但他们没有怎么做，因为他们很善良，在艰苦都教孩子们，他们，是高原上的怒放的雪莲!! 他们都在发扬传统--发扬爱。每个人的一生相对于漫漫历史长河是极其短暂的，但如果他能在短暂的一生中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做出贡献，人生价值变得以充足!这些事迹已在我的生命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伴随我的心灵共同成长。

“感动中国”节目被媒体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一群装扮有点像“天线宝宝”的少年，环绕着一个身穿白大卦的长者。“你最近长高了好多哦?”长者说话间，随手从口袋中拿出一个软尺。在年轻人身上上下测量，“身高165厘米，比去年10月入院足足多出了17厘米!不错不错。”

其中一名少年名叫达瓦(化名)，来自西藏，患有极重度脊柱畸形(也称“驼背”)，他身上的东西叫头盆环，是矫正脊柱畸形的牵引设备。长者叫梁益建，是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他既是达瓦的主治医师，也是头盆环的专利发明者。

去年，西藏义诊的一次偶然相遇，让他们从此结缘。

事实上，每年通过各种方式，从全国各地来找梁益建看病的人不计其数。在8年的时间里，梁益建从患者身上总结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他也逐渐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专家。130度、150度、180度……超高难度的脊柱畸形患者被治愈，像是神话般让人惊叹。其中一例脊柱三维360度螺旋畸形的患者，堪称“世界最难”，梁益建通过手术，让患者的畸形得到完全矫正，增高30厘米。其术前术后改善明显的拍片结果，甚至一度引发国内同行的猜疑：“扭曲成这样都能被拉直，该不会是PS的吧?”

曾因治愈高难度病例

被同行质疑电脑合成

出生在重庆一个煤矿家庭，因矿难留下残疾的父亲，让梁益建从小立志要做一名好医生。

1986年大学毕业后，为了更好地学好骨科造福病人，梁益建先后6年自费在全国著名医科大学进修学习。为了更进一步研究各种颈椎疾病，他2003年考取了攻读神经病学的博士学位，两年后，他被推选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世界脊柱协会主席汉森教授处学习脊柱外科。

在进行脊柱畸形矫正时，很多极端案例没有文献可以参考，梁益建则通过自己的钻研，发明了一种可以让脊柱牵引使脊柱畸形变小的外固定架——头盆环，也因此打破了极重度脊柱畸形无法手术矫正的“禁区”。

由于难度大，多次挑战医学禁区，梁益建的一些高难度病例术前术后对比图，曾被同行质疑为电脑合成。南京小伙肖强因180度的角形脊椎后凸畸形，肺功能受到严重影响。2007年起，他跑遍北上广等地知名医院，得到的答复都是“手术太危险没法做”。后来他在网上看到一些梁益建的病例，“有个跟我的情况很像。”

2012年10月，费尽周折，肖强在成都找到梁益建。梁益建坦言，像他这样的极重度脊柱畸形，有两大手术难点：一是要截断脊椎骨，但脊髓碰不得;二是病人往往心肺功能很差，难以支撑手术。“手术可以做，但风险很大。”

确定请梁益建给自己做手术后，肖强回南京办医保手续，途中犹豫了一下，带着那组和自己情况相像的病例的术前术后对比图去找了一位上海的专家。这位专家看到表示：“不可能。这片子一定是电脑合成，没人做得下这个高难手术。”“但我没有出路，不做只有等死，做手术还有活下来的希望。”肖强决定放手一搏，于次月返蓉。

梁益建先用自己研发的“头盆环”给肖强做了一个月的前期牵引，这让他的脊椎后凸畸形明显改善，肺功能快速恢复。经过多次手术，一年后肖强康复出院。

就在本周，他在梁益建的脊柱畸形患者qq群里告诉大家，“我要去上海提亲了。”

事实上，除了肖强，截至目前，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收治的脊柱畸形患者来自于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有人甚至是背着呼吸机来到医院治疗。在这些患者中，大多患者都是极重度脊柱畸形，伴极重度混合性呼吸功能障碍，早已超过脊柱外科学上的手术治疗范围。

在茶馆筹款

帮患者筹集数百万善款

医者仁心，这句话用在梁益建身上更为贴切。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重度脊柱畸形这种病，就目前国内病人分布来看，城市大大少于农村，发达地区大大少于落后地区。通常情况下，到医院求治的病人，经济条件都不那么好。

医院的医生说，梁益建博士是病人公认的“善人”。为了让患者尽快得到治疗，他处处为病人节省费用外，还常常为经济困难的患者捐钱，四处化缘。钱从哪儿来?

“碰到生活中有钱的朋友，我会直接开口。”梁益建一脸地真诚。

身边经济条件稍微好的朋友，很多都收到过这样的“问候”：我们最近有个病人，没钱治病，你想不想行行善?“钱不在多，一分钱不少，上不封顶。”梁益建说，其实大多数还是愿意捐款，只是对钱的用途不明有些担忧。为此，所有朋友的捐款都是点对点直接交给病人，他从来不经手。

为了给病人筹钱，他甚至尝试过在茶馆募捐。

2009年，梁医生在凉山州木里县遇到一个年轻患者刘正富，当时即给他许诺，“你等着，我帮你找到钱就回来接你。”这一句诺言对当时的刘正富来说几乎不敢相信。为了应诺，梁益建每次到茶楼喝茶都会在墙壁上贴出患者照片，向茶友募捐。梁益建也联系了很多公益基金，寻求帮助。

1年后，梁益建驱车7小时，去木里县接刘正富，并为他实施了手术。回忆当初，刘正富有些哽咽，“当时并没抱太大希望，没想到梁医生真的来接我了。”

收治的病人普遍家庭条件不好，但是梁益建收治的病人，治疗效果却出奇地好。靠着口碑，梁益建收治的病人遍布全国。有些已经治愈的病人在火车上、在大街上看到类似的病人，都会主动向对方推荐，“成都的梁益建医生可以帮你治好。”

梁益建帮助过的病人还有很多，他们至今与他保持着联系。为了给这些贫困患者赢得更稳定的求助渠道，梁益建博士团队从2014年开始与公益基金合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获得帮助的患者接近200位，金额近500万元。

“这种情感是很温暖的，作为医生，除了要有技术，更重要的是富有爱心，只有爱心能促使你去做一个更好的医生。”梁益建说。

自称“小医生”

每年要抽空下乡义诊

如今梁益建收治的患者已涵盖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年龄跨度从2岁到80岁。治疗的病例上千例，囊括脊柱畸形的所有类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突破了国际上公认的极重度脊柱畸形的手术三大禁区：极重度脊柱畸形无法矫正、极重度脊柱畸形合并脊髓畸形无法矫正、极重度脊柱畸形合并极重度呼吸功能障碍无法矫正。

梁益建的病人多，手术时间长，手术难度大，体力消耗多，工作压力大。有时候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2013年5月23日，一张手术医生枕在两把小板凳支起的“床”上熟睡的照片感动了万千网民，图片中的主人公就是梁益建，当时他刚完成一台持续5个小时的脊柱矫形手术，因为太累，他就这样睡着了。

在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梁益建表示，因为常年完成世界级难度的脊柱矫形手术，手术时间会比较长，精神也需特别集中，所以经常会比较疲惫，“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常态。”

如今，虽然名气越来越大，但梁益建仍称自己只是一个“小医生”，“只是干喜欢的事而已”。他每天的三件事：治驼背、喝茶、打太极。他的工作强度很大，每天只睡4个小时，一周要安排四五台手术,但却依然能够精力充沛。

即便这样忙，梁益建每年都要抽时间去贫困山区、藏区义诊。很多次与病人的相遇，就是在义诊的过程中。“今年6月份，我们还要去青海一趟。”关于未来，他透露自己还有个目标，将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打造成国家级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治研究中心。

52岁的梁益建一边说，一边着急地从办公室起身，“接下来还有一个手术，医生们都等起了。”

华西都市报记者看了下时间，此时是12点30分，他还没有吃午餐。“有时间就随便吃点，没时间就算了。”他摆了摆手，一头扎进了手术室。

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举行了，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人物感动着、感动着。

从2003年的春月起，十多年了，每一年的"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我都坚持收看，认真地聆听着那些感人的故事，认真地品味着每一段颁奖词;十多年了，每一年的"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段故事，成为我前行中最为重要的催化剂、推动器。

非常感谢中央电视台为我们带来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暨颁奖典礼"，这是一档让人们体味感动、仰望崇高、陶冶情操、培植精神、塑造灵魂的好节目。我一发现他，就把他当做一个滋养自己心灵、软化自己感情、培育并保持自己有一颗能感动的心的好节目;事实上，我的这个想法在观赏每一年的"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都能得以实现。

至今还记得，2008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还在行进中，我就在感动中写下了"感动中国2008年度人物评选之感动"，记录下对于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老师李桂林、陆建芬贤伉俪二人在天梯小学坚持十八年的感动。

每一次观赏"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都是我灵魂得以洗礼、升华的时刻，我自己很清楚：这些感动中国的人物，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着崇高的伟大的灵魂，都有着一种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到心灵震撼的精神力量;这些崇高的灵魂是常人无法企及的，也是我这一辈子无法达到的;正如一位伟人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个人做的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仔细看看2014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中的"好人们"，那个不是做好人做好事十多年、几十年--陪聋哑儿子读书十六年的爱心妈妈陶艳波、帮助"发小"三十九年的陇海大院的哥们、默默捐款20余年从不留真名的张纪清、十几年如一日无微不至照顾瘫痪父亲的孝女朱晓辉等等。

每一次观赏"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都是让我的心与情得以进一步软化、激发、培育和提升的好时刻;这些感动中国的人物的故事，让我的心更加温婉、温润，更能被感动、感化。至今，我还能有一颗似乎与年龄不符的能够感动的心;至今，我还有一些能够让自己骄傲的激情，我要感谢诸如"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之类的节目、影视剧和文学作品。我会很好地珍惜这些人物、这些故事带给我的精神滋养、文化陶冶，我会继续努力地让自己有一颗能够感动的心，有一份能够有一定热度的激情，思考每一天、努力每一天、快乐每一天、享受每一天。

在现实的生活中，有一种“人”让人感动，在岁月的沧桑中，这种感动让人为之震撼，就像风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让整个民族为之动容。

我情不自禁的一次次落泪，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被他们的人格魅力所征服，被他们的行为所激励，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静静的观看感动人物的事迹，我认为有一个特质是相通的，那就是“责任”二字。扛起一份责任，献出一份爱心去诠释和谐、诠释人类的理性。

他们也都是普通人，和我们大多人一样。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很普通的工作，是他们份内的事情，甚至自己也能做到。但是在我们中不少人往往有始无终，中途因自身或外在的一些原因而不得不中断，坚持不下去，因此，很多人往往难以达到类似感动人物的事迹或境界。

陈俊贵，只因风雪之夜的一次生死相托，他在天山守墓几十年。还有格桑花开的最美乡村教师，一位西玛拉雅山下的园丁。她在一米多宽的山路上来往，下面就是悬崖，每天护送孩子回家，坚守在雪山和河流之间，与危险相伴。姚厚芝，一位慈祥母亲，在自己患有乳腺癌的情况下，她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她的孩子，想到他们将来的生活，将来的学费。病压垮了她的身体却没有摧毁她，她用她仅存的生命，日日夜夜的去完成清明上和图刺绣，为的只是自己死后，孩子以后困难了可以买些钱得以生活，如果是我以后会有她这般坚持与付出嘛。还有一位龚全珍老人，在习**接任之时就认识了，习**亲切的称她为老阿姨。当时我很疑惑，心想她到底有什么来头。现在知道了，原来是一名将军夫人，放弃高官厚禄跟着将军当农民，让我看到了爱情的坚贞，将军离世了却留下修好的水渠，大桥，良田。老阿姨继续把温情留给乡村百姓。她说，日子虽清苦但是心里快乐，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真心诚意对大家付出，大家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也会牢牢的记住这些话。

一曲道德礼赞，一篇精神史诗，一年一度的"心灵收成"。在这个简单却又内涵丰富的舞台上，闪现出这么多感人的事迹和值得感动的人。这些感动，不是因为脆弱，不是因为悲伤，而是“感动”激发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们崇高的人格，为国为民的伟大理想，让人泪不能止的事迹，让我感到我如此渺小。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些人物衬托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放飞追逐着我们的中国梦。感动中国，感动我们的心灵。中国梦，凝聚中华儿女的百年期盼，让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烘托我们美好的中国梦，支撑我们美好的中国梦。

“做一辈子的好人不难，只要每天检查检查自己”，我要向他们看齐，用实际行动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感动就在我们身边，感动一直都在传递着和发扬着，相信和期待更多的爱和梦想被点亮。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让我们一起高举正义之旗，让这种“正能量”洒遍整个神州大地。

自从看了老师给我们放的《感动中国》之后，我的心情一直平复不下来，影片的里故事主人公身上的精神让我不得不佩服她。

相比起从小就生活在蜜罐里的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在五岁的那年就开始了她的苦难之旅，爸爸因为车祸去世，由于不能承担生活的重担，所以她的妈妈只能忍痛割爱把她送给了别人。

但本以为可以过上好生活的她却不得不面临命运跟她开的另一个玩笑。

她的养母因为身体的缘故一直卧病在床，养父承受不了生活的压力而一走了之，母女只能相依为命。她弱小的肩膀不得不支撑起这个家庭，担当起重任。当别人家的孩子在撒娇，享受宠爱时，八岁的孟佩杰早已独自上街买菜，放学回家给养母做饭。

那时的她个头没有灶台高，她就站在小板凳上炒菜，摔了无数次却从未喊过疼，听着孟佩杰养母含着泪感激地回忆，我脑海里仿佛浮现出一个柔弱的小女孩站在板凳上，顶着脚尖吃力地拿起锅铲翻炒的情景，心里不由得阵阵酸痛。孟佩杰每天起早贪黑，帮养母穿衣、洗漱、换尿布、喂早饭，然后才安心地一路小跑着上学。晚上回家后，一大堆家务活等着她，服侍养母睡后，她才开始学习功课，那时已经九点了。就这样，孟佩杰在艰苦的生活中勤奋学习，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由于放心不下养母，她竟下定决心：带着养母上大学！

命运对待孟佩杰是残忍的，无情的，而她却从来没有抱怨过命运的不公，以灿烂如花的微笑回报这个世界。她面对逆境，乐观开朗，用青春的朝气驱赶种种不幸。她的存在，成为养母生存的勇气。当人们对她惊叹不已时，她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只不过做了每个女儿都会做的事。”

而现在的我，有时还跟妈妈顶嘴，跟妈妈对着干，做作业时，还跟妈妈吵架，和孟佩杰比起来，我实在是太惭愧了。父母从小就为我做过许多事，在我生病的时候，是父母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是我的疾病快速康复；在我学习上遇到困难时，是父母和我一起攻克难题，带领我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在日常生活中，是父母从小一直给我做饭，洗衣，是我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变成现在的高大阳光少年。我暗下决心：要向这位小女孩学习，在生活中要孝敬父母，感激父母，好好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星期五的班会课，老师给我们看了《感动中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广西桂林的何玥。XX年4月，何玥即将小学毕业，却被查出患有高度恶性小脑瘤，住院进行了第一次手术。9月初，病情突然复发第二次入院，肿瘤已扩散到脑部组织。当时听医生说自己的生命只剩下三个月时，她决定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11月17日，何玥脑死亡，父亲根据她的遗愿将她的两个肾和一个肝捐给了三个人。

在大家的眼里，何玥是个爱学习、有爱心的孩子。做完手术第三天，她就回到学校上课了。她的家里贴着许多她的“三好学生”之类的荣誉奖状。9月中旬，爸爸从广东打工回来，她第一句就说：“爸爸，我想把自己的器官捐出去，行不行？”她说，她只剩下三个月的生命，她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给别人生的希望。由于是何玥最后的心愿，爸爸妈妈姑姑最终同意了孩子的想法，决定帮助她完成遗愿。11月17日凌晨零点10分，何玥在医院里走完了自己短短XX年的生命历程。凌晨4点，她的两个肾被送到解放军医院捐给了两名患者。

何玥的爱心感动了我们，大家都称她“最美女孩”。

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晚会昨晚落下了帷幕。这十位平凡之人的不平凡之事，让我们感动，令我们震撼，一个个感人的事迹敲击着我们心灵最深和最柔软处，发出动人的感动之声。刘盛兰对自己很抠门，但在给学生捐款的时候却很大方，刘盛兰是一位普通再不过普通的村民，每天清晨，刘盛兰起来弄点简单的饭菜，就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去了，直到捡回一大堆破烂。他18年几乎没尝过肉味儿，没填过一件新衣，“吝啬”的连一个馒头都不舍得买，可捐资助学总计10万多元，资助了100多个学生。刘盛兰一直没进养老院，这样，能拿到每年4000元的生活补贴，但这些他全部捐给了贫困学生。

还记得那撼动心灵的颁奖词：残年风烛，发出微弱的光，苍老的手，在人间写下大爱。病弱的身躯、高贵的心灵，他在九旬的高龄俯视生命。一叠叠汇款，是寄给我们的问卷，所有人该思考答案。

从老人的举动中，能清楚的感受到他的慈爱之心、友善之心。获得殊荣的，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可以说，没有人是为了今天的奖台而选择自己独特的生活。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举动，只是因为忠于自己的内心，缘于爱。

生活中从来就不缺乏感动，只不过是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之中，我们疲于张开发现美的眼睛。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眼前，就在处理中心，处处都有令人感动的人和事。有默默奉献、踏实严谨的老前辈，也有积极进取、钻研努力的年轻人，有关怀体恤员工的领导、也有相互关爱的同事，无论是精诚合作，永不言败的团队精神，还是拔得头筹，闪耀着独特的个人魅力，在一点一滴中都流淌着感动，撞击着我们的心灵。张开眼睛，去发现身边小细节中隐藏的，被忽略的感动吧!

感动中国让我们明白，自己的路该怎么走;感动中国让我们清楚，人的梦想该如何做。感动中国让我们知道人应该懂得关爱和感恩，懂得坚强和坚持;感动中国激励我们年轻人前行和进步;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感动就在我们身边，感动一直在传递着和发扬着，相信和期待更多的爱和梦想被点亮，愿好人一生平安，愿善良的人，收获福报，

2020年1月，湖北武汉遭遇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狠毒袭击。在众多正在为击灭病毒而奋勇救人的白衣天使中，我特别留意到了一位八十四岁高龄的

头发花白的老者，他就是我最敬佩的人——钟南山院士。

“新型冠状病毒”有着极强的传染性，染上这种病毒轻则疾病缠身，重则有生命危险。您临危受命，被国家任命为这场“战疫”的统帅。在前往武汉时，您接受记者采访时恳切地告诫全国百姓：“没什么事，别去武汉。”说完就义无反顾地登上高铁。您在高铁上靠椅稍作休息的照片让全国人民动容

泪目。到了武汉后，您多次通过媒体呼吁大家要注意安全，要隔离，自己却不顾个人的安危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去。

如今，被确诊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一天比一天增多，这对参与这场战斗的白衣天使们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和威胁。但您没有退缩，而是拿出了自己的本领和胆魄担当起保家卫国的重任。您用行动表现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雄气概。您身上的白袍就是您的战衣，您的智慧就是您的宝剑。您夜以继日地工作，带领白衣天使们攻坚克难，为人类的健康而鞠躬尽瘁。在近日的采访，您眼中泛着英雄的泪光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是能够过关的。”您悬壶济世的情怀又一次让国人泪奔。

钟南山院士，我敬佩您!您不辱使命，带领着浩浩荡荡的医护队伍，一起向祸害人类的“新型冠状病毒”亮出早已磨得锋利的宝剑，为武汉 为祖国

为人类无怨无悔地挥洒着自己的满腔热血。

钟南山院士，我敬佩您!不仅是您，还有像您一样参与“战疫”而逆行奔向最危险战场的千千万万个白衣天使。您们都是最美的中国人，感恩有您们!

有一种温暖，不需要语言，就能传递，叫感动;有一种力量，不求惊天动地，却足以令人震撼，叫感动。——题记

在感动中国节目中，感动我的有10个人，他们是于敏;朱敏才、孙丽娜;赵久富;张纪清;陶艳波;木拉提西日甫江;肖卿福;朱晓晖;陇海大院;抗击埃博拉病毒中国援非医疗队。

其中于敏很让我感动，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89岁，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一生只有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1999年，国家为两弹一星元勋授奖，另外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国家科技奖颁奖，于敏成为最高科技奖的唯一获得者。

感动中国给他的颁奖词是：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看过《感动中国》之后，我的内心仿佛收到了神圣的洗礼，在感动于眼泪的背后，我收获的不仅是这些文字上的，更多的是内心中无法言语的那份震撼与动容。

昨晚，我坐在电视机前看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看的我哭的稀里哗啦的，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主动捐献器官的小学生 何。

“虽然我们的女儿没了，但我们帮她完成了心愿，我们很欣慰!”在演播室，何的父母从走上舞台的那一刻起，就几度泣不成声。

去年4月，何即将小学毕业之时，被查出患有高度恶性小脑胶质瘤。9月初，她的病情突然复发，肿瘤扩散至脑部组织。在听说生命只剩3个月时，何做出了父母亲人都难以理解的决定……

那天，何对刚打工回家的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是，“爸爸，我想把器官捐出去，行不行?”吓了一大跳的父亲把何骂了一顿，因为按桂林老家的风俗，人死后尸体被剖开无异于大逆不道。何哭了：“我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给别人生的希望。”最终，爸爸妈妈含泪同意了。11月17日凌晨0时10分，小何在医院里走完了短短12年的人生路。凌晨4时，她的两个肾被送到解放军第181医院捐给了两名患者，她的肝也救助了需要的病患。

在旁人眼里，何一直是个品学兼优有爱心的孩子。家里满满一面墙贴着“三好学生”之类的荣誉奖状。2008年汶川地震时，她曾让父母捐出一个月的工资。被查出脑瘤后，学校为她捐钱，她却要把钱捐给更需要的人……

为了给小何治病，何父母已经欠下了10万元的债务。但为了完成女儿的遗愿，他们拒绝了器官捐献的补贴，也从未主动找过接受何器官救助的患者。他们想以最美的方式，实现女儿的“最美愿望”。

你来过，你不曾离开，你用平凡生命最后的闪光，把人间照亮。

不过我每年都会看的，我还会动员学生看，毕竟大部分获奖者还是有催泪效果的，有正面教育意义的。但不是全部，有几个获奖者，我真得很不以为然，想敬佩但无法说服自己。如果其他人也有同感，那就只能说明央视权威不足，犹如也有芮成钢这样的货色一样。其实九成以上初中生从来不看这样节目的，颇为遗憾。

近几年，评选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总是缺少维护正义、坚持真理、追求公平、扞卫法治的典型代表，这是为什么?评选的人物，确实有让我感动的，举一个例子，大概前年吧，广西阳朔有个叫何玥的12岁小女孩无偿捐献眼膜(20xx年度)，我看后眼睛就湿了，我很感动。但是评选出来的人物，清一色的都是或孝心或助人或敬业或公益的，缺少我前面说的那几种对社会公平正义影响力更大更有震撼力的，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评委会不乏和稀泥的功能，评委会有些东东本身就不具有全民族道德高度的代表性。

最简单一点，那些不畏强权腐官不怕打击报复义务帮助弱势群体维权的律师，才是民族道德的真正脊梁，但是他们连提名权都会被扼杀。上驷被剔除了，当选的只能是中驷，另外还会一两个下驷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为了行业和地域平衡)混杂其中。

如果一定要说《感动中国》颁奖典礼是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那只能说这是一部残缺不全的历史，挂一漏十。记得还有一个走廊医生兰越峰，故事发生几年了，至今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些道貌岸然的评委有谁有骨气敢提名他?新京报南都报等报纸很有一些不畏强势揭真相说直话的铮铮铁骨记者编辑，为何从来不见他们身影?因为这个评选活动，主旨就是树模范，造神，诱导，歌德，为“我”所用，而不是揭疮疤，洗澡，治病，下狠刀动手术，动真格，这就决定了这场活动，先天不足，后天的评选结果自然就只能嬴弱不堪，道德评判一旦被意识形态宣传绑架，盛装隆重贴过金之后，一切变化不大，并不能给中华民族精神增添更高标值的道德符号，因为社会公正正义不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与社会公德也不可能升上去。

也有网友说，今年的太政治化了，到现在除了颁奖词很美，他一点没感动。我没看直播，不好对其内容作评论，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心境。因为不是我们心硬，而是我们是有鉴别能力的，是有思维的，所以我们的眼泪，也不是那么廉价的，那么容易被赚取走的感动中国20xx年度人物评选之一丁点聊想：。但是俺们以前也曾经一边看一边流泪的。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何时能真正无门槛提名、全民海选了，那么评选出来的人物，才能保证个个不仅货真价实还人人皆为选手中上驷，自然届时才能让俺等对每一名年度人物膜拜不已地仰视和学习。

8月24日，“以生命铸就航母舰载机事业丰碑”张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青年代表近800人在这里感受英雄的梦想，汲取前进的力量。

2016年4月27日，我国年轻的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张超同志，因突发飞机电传故障，为保战机安全，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倒在了实现航母飞行梦想的最后一刻，他是为我国航母舰载机飞行事业牺牲的第一位英烈。

报告会现场气氛肃穆，讲台上的电子屏播放着张超的训练照片和部分视频录像。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部队长戴明盟等5人，讲述了张超对航母舰载机事业的热爱与情怀，还原他们眼里的张超。

“在追寻张超的短暂人生中，他年纪虽小却做了3次重大抉择，次次以家国为重、以使命为先，放弃的是舒适和安逸，选择的是梦想和挑战，取舍之间体现了一名革命军人爱党、强军、报国的赤胆忠诚。”

以身许国，何惧生死?报告会上，戴明盟深情地讲述，张超曾对妻子说，“如果有一天我牺牲了，就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正是这种无惧无畏的英雄气概，始终砥砺着张超的战斗激情。

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参谋长助理王亮忘不了张超生命最后的一句话：“我，是不是，再也飞不了了……”只言片语，流露的是张超对飞行事业的无限眷恋。

“在我们同一批里第一个放单飞、第一个飞夜航、第一个打实弹、第一个担负战备值班。”与张超既是大学同学，也是同团战友的南海舰队航空兵某团飞行中队长聂元闯，这样评价他们心中的“飞行超人”。

“他突然走了，带走了对我的全部承诺，没有留下一句嘱托。我虽悲痛，却为他的英勇壮举感到骄傲!”张超同志家属张亚的话令人动容。

“悲壮，是一种独特的感受：心绪哀伤，但意气激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陈欣讲述了在采访中的感受。他说，英雄牺牲，精神永存，如今的舰载航空兵部队，化悲痛为力量，以中国胆量、中国智慧、中国干劲、中国速度，踏上强军之路“新长征”。

感受烈士品质，激发奋进力量。报告团成员饱含深情的讲述，深深打动了现场听众。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张超同志的先进事迹引起了在场听众的强烈共鸣，不少人都流下了眼泪。青年官兵们表示，要像张超烈士那样，牢记强军目标，强化使命担当，奋力开拓进取，在练兵备战中学习他不怕吃苦、敢于拼搏的精神，在强军兴军道路上奋勇前行。

我们生活在愛的世界里，我们因爱而感动，世界因爱而更美丽!

经过我看了《感动中国》颁奖典礼。我了解到在祖国的各个角落发生着许许多多让人感动的事迹。比如说，在短片中年纪最小的何玥，在自己生命结束的时候捐出自己的生命器官，用平凡生命的最后闪光，为别人照亮生活!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陈斌强用一根布带!连接着身患残疾的母亲!不，连接着他们的不只是这根布带，而是他们母子间那感人的深情!

20--年4月20日八点零二分，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里氏7.0级大地震，大地母亲在颤抖。100多条脆弱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而在这些让人悲痛的瞬间，却有一群用自己的双手帮助灾区人民!他们是我们敬爱的人民子弟兵们!他们不惧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去挽救那些埋在废墟下的生灵!在当天下午，一辆满载救援人员的卡车，在前往灾区的途中，为了避让其他车辆不慎翻入河中。河水夺去了两位战士的生命，但他们被救起来的第一反应，就是想继续赶往灾区救援!我为他们的行动而动容，为他们的大爱而落泪!而最美记者陈莹，在灾情发生当天，应该是她最幸福的一天，她步入婚姻殿堂，地震来袭，她不上完成自己的婚姻，第一时间对当地居民进行了采访!让我们第一时间了解到灾情!她的行动让我感动!

世界上许许多多让人感动的事迹，而这是这些让人感动的瞬间，才让世界变得更美丽与和谐!我，作为华夏儿女，虽然我的力量微薄，但是我愿意用自己的双手去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每一位人!让感动聚集，让愛无处不在!

借出差无锡的机会，上海楷麓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常久明匆匆赶回和县乌江镇卜陈村，再次看望自己的初中老师叶连平。

“您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2个多月前，叶连平骑自行车买菜，回家路上遭遇交通意外受伤，常久明一直很牵挂，“等您身体恢复些，我接您去上海休息几天。”

在村民们眼中，叶连平就是村里不灭的“蜡烛”，也是照亮孩子们走出村里的希望之光。

常久明曾一度刻意躲着叶连平。那时，初中生常久明学习成绩很好，但因为家境贫寒，父母就让他辍学学缝纫。一天下午，常久明硬着头皮把即将辍学的事报告了叶连平，意外的是叶连平并没有当场责骂他。常久明随即离校回家。

就在那天天擦黑的时候，正在棉花地里帮父母干农活的常久明，看到远处一个身影步履蹒跚地走过来。“叶老师怎么来了?”常久明和父母都大吃一惊，常久明赶紧躲了起来。

常久明家距离学校有5公里，都是土路，且要翻山过河，当时还正值汛期。叶连平最终没有说服常久明的父母。夜色笼罩着田野，躲在暗处的常久明盯着那个渐去渐远的落寞身影，忍不住热泪盈眶。

“尽管我后来还是辍学了，但成为叶老师的学生，是我一辈子的幸运。”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上海拼出一片天地的常久明，如今每年都资助叶连平奖学金基金。

叶连平坚持每年到每个学生家至少家访一次，不管多远都一定访到。特别是那些在校表现一般、家庭困难、住址离学校远的学生，他更是格外关注、关爱，多次上门。在卜陈学校周边的乡村田野间，经常会看到一个老人，提着马灯跌跌撞撞地赶路，有时身上还沾了很多泥水。

“叶老师对学生负责，是出了名的。”令叶连平曾经的同事、卜陈学校教师戴启涌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叶连平批改学生作业，连标点符号都会一一校正。

“教师不仅仅要教书，更要育人。”叶连平当班主任时，曾带着学生勤工俭学，用赚来的钱购买课外书给学生看，开阔学生眼界，在当时算是特立独行了。多年后，那个班的学生发现，当初勤工俭学挣的钱根本不够买那么多课外书，是叶老师自己贴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