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红军讲革命长征故事有感(汇总20篇)

从江西赣州市兴国县城向北驱车3公里左右，有一处村庄依山傍水、林木茂盛，这里就是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苏区模范乡、诞生了《长冈乡调查》的长冈乡。

从乡间的小路进入长冈乡的长冈村，距离村口不远有一处农家小院。记者一走进堂屋，身着灰土布做的红军服的钟发镇老人坐在木板凳上，笑着向我们挥手，瘦削、精神矍铄，慈祥的微笑，还有每一道记录着岁月的皱纹。

时间仿佛定格，因为此刻96岁老人的笑容，和84年前那个雀跃着加入红军的12岁小男孩的笑容一样纯真、质朴。

经过将近两天的学习和参观，我深深体会到，这次井冈山之行，不愧是一次心灵之旅，精神之旅。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尤其是通过认真阅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及《儿童爬天梯上学全村出山靠步行》这则新闻，使我对井冈山精神和群众路线有了进一步了解，让我切实感受到了老一辈革命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满腔热忱，进一步认识到了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如何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有了一些新的体会。

一、井冈山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我是五十年代末出生的，记得在上中学的时候就通过教科书对井冈山的革命历史和井冈山精神有所了解，通过这两天的学习，我对井冈山精神有了更深刻的感性认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血与火虽然已成为历史，但井冈山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弘扬。当前，在我国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井冈山精神不仅不能丢，还要大力弘扬，使之成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

传承和弘扬井冈山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可以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井冈山精神凝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初始经验，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为民，密切党群关系，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井冈山精神蕴含着丰富的党建经验，为当前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党的十八大也明确指出：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必须增强宗旨意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必须增强使命意识，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井冈山精神的时代价值就更加凸显出来。新时期、新阶段，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县委书记，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十八大精神，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努力履行好职责，坚决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二、井冈山精神与“八项规定”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中铸就了“坚定信心、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团结了群众，壮大了队伍，赢得了胜利。现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带头践行的“八项规定”和习总书记“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指示精神，是新时期对井冈山精神的传承和发扬。通过认真学习“八项规定”的内容，对照井冈山精神的具体内涵，我个人认为，两者在本质上具有许多共同之处。第一，二者都是实现党的理想的强大精神动力。无论是革命斗争时期，还是今天我们追求“中国梦”，建设“美丽中国”，都需要大力弘扬“坚定信心、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第二，二者都是发挥“实事求是”思想的具体体现。中央在“八项规定”里明确要求，要改进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这是提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三是，二者都将“群众路线”作为思想基石。在井冈山艰苦创业的过程中，红军始终关心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取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现在，中央“八项规定”也要求我们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可见，井冈山精神与“八项规定”一脉相承，都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井冈山精神必将与中央“八项规定”一起，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三、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无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还是在延安革命时期，做好群众工作一直是党的主要任务。今年，中央又决定在下半年，用一年的时间在全党上下开展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看看病”为主题的活动，这是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又一大决策部署。我想，在当前形势下，要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必须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要在思想上要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做到相信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古人云：“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以覆舟。”唐朝贞观之治时期，宰相寇准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之后得出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结论，唐太宗李世民常用此话告诫众人。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也指出：“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还说：“(广大群众)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也告诫全党：“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这里，不论是古人还是毛泽东和习近平同志，都明确指出了人民群众的重要历史低位，强调了相信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的重要作用。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我们党始终相信和依靠群众。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带领井冈山军民克服种种困难艰险，打破重重包围封锁，同广大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是我们党无往不胜的根本。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真理尽人皆知。如果我们脱离了群众，丢掉了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法宝，就会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只有更好地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我们的工作，党和人民的事业，才会无往而不胜。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实践还会继续证明这一点。因此，作为一名县委书记，我们必须在思想上要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善于和群众交朋友，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多向群众学习，多向实践学习，拜群众为师，在实践的讲坛里增长才干，提高素质;在工作中，要相信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领导和带领广大群众，为全(县)市的总体目标和中心工作努力奋斗，不断实现县域经济新发展。

二是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要牢牢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做到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首先，人民群众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的大多数，人民群众是构成人类历史活动的主要担当者和体现者，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是最终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生产力的体现者。其次，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它们的实践经验是精神财富的源泉。第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推动社会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群众观点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运用。其基本内容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路线，也是党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就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内容;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牢牢把握井冈山精神的基石，依靠群众，为民发展。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智慧的增长和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紧密团结群众，充分解决好“如何快速发展、科学发展和为民发展”的问题，在最大程度上，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在群众工作的实践中，我们**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渐形成了以群众工作统揽信访稳定工作的大格局，探索出了享誉全国的“**经验”。为进一步做好我们的基层工作，今年我们又在全市大力弘扬想千方百计、吃千辛万苦、走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的“四千精神”，号召领导干部带头践行半天在机关办公、处理日常事务，半天深入基层、深入一线解决问题的“半天工作法”，在全市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次学习结束之后，我还要把这次学习的心得同自身的工作进行再结合，将井冈山精神用在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上，用在**转型发展、科学发展的工作实践中。

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正是我们党对中国革命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才有了大革命失败后期“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势，才有了在艰难困苦环境中战胜一切困难的超凡勇气，才有了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的顽强斗志和在敌人屠刀下慷慨就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正是因为我们党坚定的信念和艰苦的奋斗，才能经受住了血雨腥风的洗礼和考验，最终战胜敌人，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屹立于世界之林，靠的也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艰苦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如今，我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已经是今非昔比，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依然是我们克服困难、战胜逆境，永远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法宝。新时期新阶段，我们要深刻领会十八大精神，高举旗帜，坚定信念，科学发展，艰苦奋斗。要澄清头脑中的模糊认识，深刻认识到只有理想信念上清醒和坚定，才能保持政治方向上的清醒和坚定。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令从大别山长征转战淮河发源地桐柏山，军政委吴焕先，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都是二十露头的青少年将军，刘华清是政治部组织科长，16岁，王诚汉是副连长，15岁，共产国际称这是世界上参加万里长征的最年轻的童子军。

红二十五军战士都是平均十五六岁的红军娃娃，有的是父亲牺牲或转战外地，有的是母亲被杀，大都是老红军的后代，却有着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战斗力。

这些长征红军将士从大别山日夜兼程杀过平汉铁路，麦苗露土立冬季节，夜宿豫鄂两省交界的桐柏山月河老街屋檐下，军纪严明不扰百姓，少年红军们在屋檐下枕枪搂炮打盹休息，当地老乡怕霜寒冻着红军，他们腾床加铺，千劝万请红军进屋休息，红军将土婉言谢绝。

第二天凌晨，长征红军不忍惊动乡亲们入睡，悄然整装出发。少年红军们蒙着霜汁的帽子上、草鞋里沾的野草籽，掉落在屋檐下的泥土里，来年春天破土发芽，抱着老乡屋檐下的柱子，攀着土墙，只几个月功夫，就一丛丛青丝丝绿盈盈爬起丈把高，五月喜俏俏开花，热闹闹蜂飞蝶舞直开到重阳节，细密密精致致的绿叶里，捧出千朵万朵鲜艳艳五角星的小红花。这些小红花支愣愣的坚挺花托上粗下细，状如千把万把朝天吹奏凯歌的冲锋号。

乡亲们看了无不惊喜，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美丽这么鲜艳的小红花!嫂子、大娘、老爷子们指点相告，哎呀呀，这多象上年在俺们屋外露宿红军娃娃们帽子上的红五星哦!于是，在淮河源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都称为红军花。

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农历1930年11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一个山村,他自幼家境极为贫寒，六七岁时父亲因受地主欺压，病恨交加而死。黄继光从小就给地主扛长工、割草放牛。1949年冬，家乡解放，村里组织起农会，黄继光不但成为农会第一批会员，积极斗争地主，还当上了村里的民兵。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国内停止复员并大量征兵。1951年3月，中江县征集志愿军新兵时，黄继光在村里第一个报了名。体检时，他因身材较矮开始未被选中。来征兵的营长却被黄继光参军的热情所感动，同意破格录取。

到朝鲜前线后，黄继光被分配到第十五军第一三五团二营六连任通讯员。1952年4月，部队到五圣山前沿阵地接防，本想杀敌立功的黄继光却被分配到了连队后勤。经过副指导员细致的思想工作，黄继光明白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样样工作都干得很出色。1952年7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经上级批准，他荣立三等功一次。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10月19日夜，黄继光所在的二营奉命反击占领597.9高地表面阵地之敌。当攻击部队受阻、伤亡较大时，已任营通讯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主动请战，消灭敌人火力点。在战友负伤牺牲、自己所携弹药用光的情况下，黄继光毅然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枪眼，为冲锋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通路，牺牲时年仅22岁。

黄继光的英雄壮举，获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高荣誉——他被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另一特级英雄是杨根思);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黄继光最后长眠于沈阳市北陵烈士陵园。

[人物档案李布德，四川营山人。1918年6月出生，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战士、文书等职。参加过平津、太原战役、抗美援朝等。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

1936年2月，我在红九军当文书，虽然只有16岁，但已参加红军三年多了，经历过很多生死考验，但第三次过草地前翻越"万年雪山"党岭山，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党岭山位于现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主峰海拔5400多米，积雪终年不化，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狂风漫卷，时而暴雨倾注。当地群众中说：爬上党岭山，如进鬼门关;若无大圣胆，难以再生还。先头部队白天翻越党岭山时，因狂风暴雪袭击，损失比较大，所以我们决定夜间行军。这天，我们来到党岭山脚下，只见山势悬崖叠峭，冰封雪锁，给人一种神秘诡异的感觉。黄昏时分，部队出发了。我们连行进在大部队中间，连长在前头带队，我跟着指导员断后。队伍借着残月微光，踩着前面趟出的冰雪路，一个紧跟一个，踏着蜿蜒崎岖的雪路向上摸索行进。开始行军时，大家情绪还十分活跃，又说又笑，行军速度较快，掉队的也少。越往上爬，积雪越厚，天气越冷，空气也越稀薄，人的体力消耗越大。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战士，一瘸一拐，一步一喘，慢慢掉下队来，停在路旁。指导员赶忙上前去对他说，来，我搀着你走，停下来就会冻死的!随即，从这位小战士身上摘下长枪，背在自己肩上，扶着他继续前进。

夜越来越深，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战士们个个都变成了雪人，整个队形好似一条银蛇，在雪山上缓缓移动。又有一个战士掉队了，指导员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咬咬牙，再努把力，坚持就是胜利。说着，又要帮这位战士背枪。指导员身上已经扛着两支长枪了，不能把他累垮啊。我抢上前去，把枪拿过来，背在了自己身上。枪虽不重，但当时我年小体弱，而且又累又饿，多背一杆枪，顿时感到眼冒金星，每迈一步都像要用出全身的力气。这时，突然听到指导员说：小李，抓住马尾巴。话音未落，马尾巴就递到我手里，我紧紧抓住马尾巴，踩着马蹄印，跄跄踉踉走了一段，人借马力，才缓过劲来。

越往上爬，山势越陡，道路越滑，好多战士的双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甚至走一步跌一跤。有的战士摔进了深谷，有的战士滑入了雪坑，还有的战士硬挺挺冻死在路旁。接近山顶时，战士小张突然摔倒在雪地里，不省人事，指导员急忙把他抱在怀中，伸手一摸，浑身冰凉，赶快拿了床棉被盖在他身上。

一会儿小张苏醒过来，看着指导员和战友们焦急的脸庞，气息微弱地说：指导员，你们走吧，别让我连累了队伍。指导员紧紧抱着小张的脸，哽咽地说：别说傻话，我们就是抬也要把你抬下山。大家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站立起来，又迈开了前进的脚步。就这样，我们战胜了严寒、饥饿和死亡威胁，翻过了风雪弥漫的党岭山。

第一次过草地时，他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思忠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他走在最前面，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大约10厘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任思忠当时脸就变白了，疼得直冒汗，可是，他始终没有说一声痛。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思忠可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任思忠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他就咬紧牙关坚持跟上队伍。不幸的是，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他脚上的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任思忠都觉得像脚板里有个锯在割自己的肉，没有麻药，那种疼痛在钻他的心，但是没有任何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唯一办法。靠着坚强的意志，任思忠挺了过来。

在战友的帮助下，任思忠的脚伤渐渐好转，最后，脚背中央永远留下了一块大约3厘米见方的凹陷。

第二次过草地更是死里逃生，任思忠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

1935年下半年，当时任思忠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一连指导员。大军从阿坝向绥靖方向进发。来到黑水河时，木桥已被毁掉，南岸则被土匪占领。为了保证主力部队顺利过河，任思忠和另外30名干部和战士趁黑夜游水渡河。

当时正是隆冬，数九寒天，水流湍急，冰冷刺骨，站在岸边都冻得瑟瑟发抖，更别说游泳到对岸了。不过，越是危急时刻，战士们的勇气越是大增，最后成功游到对岸的有8名，任思忠就是其中一名。接下来就是一次令南岸敌军魂飞魄散的突袭，大部分敌军还没弄清楚是什么状况呢，就在睡梦中被击毙了，8名勇士很快便占领了桥头堡，大部队顺利地搭起了便桥。

然而，任思忠却因此染上了重伤寒，红军缺医少药，食物的供应也已经断绝，他的病一步步恶化，常常昏迷不醒，战友们便抬着他行军。20天后，部队终于走出了草地，来到绥靖。此时的任思忠长时间休克，脸色苍白，呼吸时有时无。有一次，战友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把他放在了绥靖滩石崖下的山洞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慢慢苏醒过来，感到口渴无比，轻轻地翻了个身子，浑身疼痛难忍，想站起来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力气，只有挣扎着爬向河边去喝水。十几米的距离任思忠竟然爬了整整三个小时。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他快到河边的时候，当地居民郝老汉发现了他，听他说了情况后，立刻将他救回了家。

郝老汉对待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每天熬小米粥一口一口喂他。老汉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便想收他为儿子。但任思忠却一心想要回到队伍里，他每天搬小板凳坐在大门口，希望看到队伍上的同志。

两个月后，任思忠的病基本痊愈了，他挥泪告别了郝老汉老两口，找到了在该地区活动的金川省委，重新回到革命队伍。

在长征故事的耳濡目染下、在红军父辈性格的潜移默化下，卜谷家庭逐渐形成了清正廉洁、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团结互助的红色家风。伯父从遵义到延安，从山西被敌机轰炸致双耳残疾到新中国成立后卸甲归田，康克清为伯父改名这件事，一直勉励着伯父每时每刻不忘共产党员的宗旨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为自己的名字作出最好的诠释。三年困难时期，伯父带头嚼野菜、咽糠团，主动为政府分忧。他说，比起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强多了。因为家中生活一直比较清苦，伯父就带领全家起早摸黑垦荒造田，粮食蔬菜基本自给，还在200多米长的河滩上栽种了千余棵树苗，在他的精心呵护下，小树长大成林，成为家乡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种红色家风体现在卜谷身上尤其明显。卜谷说：“红色家风早已融入了血脉。”他一生所信奉的“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正是“清正廉洁”家风的传承。创作的《红军留下的孩子们》，作为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他曾前往北京3次、上海1次、福建3次，走遍赣南大地，且大都是自费采访。

那年，在得知兴国县池煜华70多年守望红军丈夫的事迹后，卜谷前往采访的途中，残疾的脚被绞在摩托车后轮里面，穿着的皮鞋被撕碎，钻心的痛使他晕了过去。在病床上躺了4个多月后，伤痛稍轻，卜谷便挣扎着再次踏上采访路。正是父辈们坚韧不拔的意志，激励卜谷采访池煜华八九次，写下《红军留下的女人们》一书，并与池煜华结下不解之缘，池煜华认卜谷为“儿子”。池煜华离世后，卜谷还赶往奔丧，在池煜华身上覆盖上一块大红被面，上书：“永远的池煜华妈妈”。

卜谷对一些青年文学爱好者给予帮助，引领他们走上红色创作之路。在广东务工的张桂明，就是在卜谷的帮助下走上红色创作之路的，最近他的红色题材长篇小说《金画眉》将出版发行。

金秋十月，我有幸来到中国革命的摇篮---圣地井冈山，参加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20XX年第十期加强党性修养专题培训班。我已是三上井冈了，但前两次都是参观旅游、走马观花。唯有此次大为不同。学院充分利用井冈山及周边地区独特而丰富的红色历史资源，通过现场体验式、激情式教学，再辅以生动的专题教学、音像教学、访谈式教学和原著研读、分组研讨等多种形式，引领我们研读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的经典文献、较为系统地讲解党的早期奋斗史，使我们学习井冈山精神的精髓，理解井冈山精神的本质，感悟井冈山精神的灵魂，在心灵深处，牢牢打上了井冈烙印。

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这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培育的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源头，具有穿越时空、超越时代的力量，在八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光芒四射，焕发出经久不衰的活力，对指导我们的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坚定信念、矢志不移。理想信念，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支撑一个民族奋发向上、追求进步的精神动力。在20XX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汪精卫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下，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百多次起义接连失败的严峻形势下，无数革命先辈为什么能掩埋好战友的尸首、揩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革命?井冈山斗争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零四个月，但为革命前后牺牲的烈士就有48000多人，而留下姓名的只有15744人。无数革命先烈为什么能前赴后继、勇于牺牲?在这支革命队伍里，有很多富家子弟、知识分子、原国民党军官、黄埔精英(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就是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们为什么能舍弃所谓的升官发财、荣华富贵和锦绣前程，来到井冈山过这种艰苦到了极致、且随时可能牺牲的生活?毫无疑问，就是因为他们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必胜信心。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的远大理想，在现阶段，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共同信念，也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梦想。经过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一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壮大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我们集团公司是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我们一定要坚定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坚定搞好集团公司决心，不管前行的路会遭遇什么样的风险和挫折，不论要面对多么复杂的局面，我们都要坚定信念、坚持改革，把集团公司做优做强。

二、实事求是、敢闯新路。在井冈山茅坪的八角楼上，在微弱的青油灯下，毛主席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在之后的转战赣南、闽西中，又写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两篇经典文章。正是这些不朽之作，标志着中国红色政权理论的形成，指明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国情，坚持实事求是，勇敢抵制“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共产国际的压力，解放思想，敢闯新路，闯出的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自集团公司成立以来，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集团公司确立了“一个核心能力，两个核心业务”的战略思想，并随着形势的发展，提出了树立忧患意识、增强紧迫感，加快转型升级的战略部署，从七个方面提出了转型升级的任务。我们一定要立足集团公司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个核心能力，两个核心业务”的战略思想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转型升级、管理提升的发展道路。并在前行的进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充实、完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同时，更需要有敢闯新路、勇于胜利的胆识和气度，把创新精神贯穿于集团公司改革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各种障碍，使一切有利于集团公司发展的创造才能得到发挥。提高科学发展的创造力。

三、依靠群众、勇于胜利。在井冈山血与火的斗争中，井冈山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为了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最后一尺布送给红军，最后一粒米充当军粮，最后一个娃参加红军……，井冈山人民为支持革命谱写了一篇又一篇可歌可泣的壮美诗篇。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革命就取得胜利，什么时候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革命事业就遭受挫折。就集团公司而言，实现做强做优的“核建梦”，更需要依靠群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举措，我们一定要以整风的精神，积极参加活动，牢固树立群众观念，进一步转变作风，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实现做强做优的“核建梦”，需要集团公司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奋斗。作为集团公司的一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个岗位每一件事做起，立足本职、爱岗敬业，脚踏实地地做好我们应当做好的每一项工作。要正确处理个人理想与集团公司战略目标的关系，按照集团公司的发展目标设计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将个人梦想融入集团公司的梦想之中，为了实现“核建梦”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通过不懈的努力，一步一步将“核建梦”变成现实。

短短十天的学习培训，无论是瞻仰井冈山烈士陵园、小井红军伤员烈士墓，还是同袁文才、王佐、曾志、甘祖昌等革命先辈的后代座谈，不论是听取全国劳动模范吴天祥的报告，还是教授老师的激情演讲，热泪一次次盈满眼眶。胸腔一次次被激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崇高品质，密切联系群众、廉洁自律的优良作风，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宽阔胸襟冲击着我们的心灵，荡涤着我们身上的灰尘，激发着我们的革命激情，使我们进一步增强了党性，坚定了信念，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将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弘扬井冈山精神，践行井冈山精神，让井冈山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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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总听说长征的伟大，但不知道具体的事迹。今天查阅资料，才觉得长征的艰难。

当时因为好长时间没吃东西，红军战士吃锅盔，它是干的，一喝水就在肚子里撑起来。他们经过这么长时间没有吃喝，又是寒冷，又是高原，一下子吃了许多，当时就有九个红军战士撑死了。想想我们现在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吃东西挑三拣四，这个不吃，那个不吃，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没东西吃时常吃煮皮带，有时甚至连煮皮带都吃不上。我们要珍惜粮食，节约花费每一分钱。

红军在长征中有百分之九十的路程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进行造谣污蔑，和当地反动势力勾结，不准给红军带路，企图置红军死地。通过广大红军的实际行动，一些受蒙蔽的少数民族群众渐渐认识了红军，他们不仅热情款待红军，还从方方面面帮助红军。这些看似简单的信任，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工作量啊!我们现在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大打出手，大骂出口，和红军比比，真是惭愧极了。我们生长在和平年代，应该珍惜这份宁静。不要斤斤计较，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每次听到这首豪迈激昂的《七律·长征》时，我的心就被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占据。

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战士四渡赤水，飞跃大渡河，过湘江，金沙江；翻雪山，过草地，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无数战士倒了下去，但无数战士凭借着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最终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长征是一曲悲壮的歌，也是一首催人奋进的诗。

红军战士历经重重磨难，风欺雪压不低头，就是为了能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自己：生活中，我只要遇到一点儿挫折，就退缩了，再也不敢迎难而上；学习上，遇到难题，就等着父母或老师讲，从不动脑筋思考。生活给我的机会，我就这样轻易地丢掉了！记得还有一次，我和爸爸妈妈去爬惠山，爬到半山腰上，我累得气喘吁吁，便一噘嘴，说什么也不爬了。现在想想，真惭愧呀！

虽然长征胜利已经八十周年了，战争的硝烟早已远离我们，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的长征路，长征精神a还要时刻牢记在心间。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红三军团担负中央交予的维护交通、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彭德怀亲自率领十一团来到维古村。

这是个依傍高山、面临大河的村庄。河上的桥已被敌人破坏，隔河而望，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双方虽是面貌可辨，可使尽力气喊话，对方仍是听不清楚。急中生智，他们互掷石头，在石头上缠上字条，相约在这里架设悬桥。听说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桥，彭德怀又来到以念。这里的绳桥也受到破坏，上下两条绳，只剩一条，河的对面就是红四方面军，双方仍然沿用维古的方法，向对岸掷石头。

十余分钟以后，接到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虽然取得了联络，但双方依然不能讲话，也不能渡河，仍是隔河相望着。

就在为难之际，红军战士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战士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拴在绳子上，从河对岸慢慢地荡过来了。接下来便是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其他官兵一个又一个地渡过来。双方终于会师成功。

两天后，维古的悬桥经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共同努力，终于架设成功了。

时下，有些人断章取义、歪曲中国**的历史、诋毁党的领袖人物、片面肢解长征历史。那些所谓的“重新发现”、所谓的“揭秘解密”，不过是打着种种旗号的历史虚无主义。

他们无视人类精神的力量，更无意发现人类心灵的秘密，让精神庸俗化、让历史碎片化。对此，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的领导。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民主党派成员要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深刻认识人民选择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周素园，1879年生于贵州毕节，前清贡生，年轻时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政院秘书。1921年回到贵州，先后任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1925年回到家乡毕节，不再参与政治，闭门读书，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涉猎甚广。

“九一八”事变后，周素园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但苦于报国无门，内心十分苦闷，在家书中写道：“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目前，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

1936年2月初，红2、红6军团先后占领位于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实现了战略转移第二步的任务——由黔东到黔西。

当红军快要打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周素园一起逃走。周素园却表示：“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莫雄吃惊地问道：“难道你不怕红军?”周素园平静地说：“我又没有鱼肉乡民，怕什么?”

红军攻占毕节城后，在位于城内十字街的周素园家里发现有许多宣传马列的书。翻开一看，上面圈圈点点，就报告给了红6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二人马上登门拜访，在询问了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书?

周素园回答：“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

王震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赞成，完全赞成。”

于是，在贺龙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诚心邀请下，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并在家门口挂出牌子。一时间，黔西地区的反蒋抗日武装纷纷前来归附。

2月2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城内的小校场正式宣告成立，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

期间，红2军团政委任弼时专门宴请周素园，并请他给驻威宁的云南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劝他不要与红军为敌。

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曾回忆：“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时，周素园坚持要与红军同行。贺龙知道后深为感动，称赞道：“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

红军进入云南后，军团领导考虑到周素园体弱多病，怕他不能适应紧张频繁的行军作战，准备拿出一笔钱，送他去香港治病并做统战工作。可周素园坚决不同意：“我在中国的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几位首长，我周某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就这样，周素园坚持与红2、红6军团指战员一起，不畏艰险，跋山涉水，走完了长征路。1936年12月2日，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在保安，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称周素园“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担任了八路军的高级参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在贵阳病逝。中共贵州省委赠送挽联：“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1.女将军李贞的长征故事

2.女英雄贺子珍的长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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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6开学第一课：梁天文的长征故事

8.彭德怀长征路上杀大黑骡子的故事

9.长征路上刘先与宋志刚的感人故事

10.老红军许义华难忘长征路上的故事

1911年，张自忠在天津法政学堂求学时，就秘密加入同盟会。1914年，他投笔从戎赴东北。1917年，入冯玉祥部，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张自忠，一代名将，生于“中华民族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1891年，别于抗战相持阶段之1940年，年49岁。

张自忠戎马近三十载，竭尽微忱。自抗战时起，命运起落无常。曾被污为汉奸，备受责难。又抱定“只求一死”之决心，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五战于枣宜，终换得马革裹尸还，以集团军总司令之位殉国。以一生之践行，换得了名中的一“忠”字

我的小书橱里一直静悄悄地躺着一本《红军长征的故事》。它是怎么来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一见这书名就想过：这些老掉牙的故事肯定没有我喜欢的童话故事有意思……所以，我一直不愿意碰它。

在妈妈一次次的“软磨硬泡”下，我终于一篇一篇地往下读，最平淡最朴实的语言简单直白地叙述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字里行间、点点滴滴中，我被深深地吸引了：

战地英雄故事中，贺子珍在敌人飞机的轰炸与机枪扫射下，不顾生命危险从安全的隐蔽处冲出掩护伤员，头部、上身、四肢被17块弹片击中。由于没有麻醉药，医生在给她做手术时，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

一袋干粮故事中，13岁的小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因照顾伤员自己的干粮袋被河水冲走。为了让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她没告诉战友，拔了许多野菜将挎包塞得鼓鼓的装作干粮。后来她的身体不行了，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于是争着分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家的温暖……

现在的我无法体会红军战士当年真实的生活，我只有努力地想象着红军战士：穿着单衣草鞋爬雪山;啃着野菜树皮过草地;面对死亡他们无畏无惧;面对艰险他们一往无前;面对困难他们坚毅忍耐;面对战友、同志和亲人他们又体贴关爱、无私奉献……我的心一次又一次被深深震撼，久久不能平静……

今天，我读了《十六年前的回忆》这篇文章。其中，我被文章的主人公——李大钊那种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文章见了作者的父亲——李大钊早出晚归地工作。为了保护共产党，他把一些重要文件烧掉了。局势越来越严重，一群宪兵、侦探、警察把李大钊抓走了，而作者、作者的妈妈和妹妹也被关进了拘留所。在法庭上，李大钊临危不惧，安定、沉着地和敌人作斗争，直至被绞刑牺牲。

读完文章，我对李大钊这位伟大人物敬佩不已。他那种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临危不惧的精神是多么可贵，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了了两，在那个战争的年代，有些人却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和钱财，背叛了党，与敌人勾结，把一些党的秘密和重要的资料传给了敌人，造成了党的巨大损失。他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不顾集体的行为是人们最痛恨的，是最可耻的。他们与李大钊相比，是多么渺小、丑陋啊。

江姐和李大钊都是伟大的人，他们那种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更值得我们去反思。虽然，战争的硝烟已经远离我们中国这个地方，虽然我们都是普通人，但是对于自己的任务，自己的职责，我们又是否高度负责、竭尽全力去完成呢?我们要为别人照相，为集体着想，但我们绝不能为自己的方便，为自己的利益，而使别人、集体遭受更大的损失。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江姐、李大钊多么的伟大，他们的死，是重于泰山的;只有那些干坏事的人，他们的死才是轻于鸿毛的。而我们呢?我相信，只要我们对自己的任务、职责高度负责，尽心尽力却完成，虽然不及泰山重，但也决不会比鸿毛轻，而是在人们心中树立了一个榜样，激励着别人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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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王承登身材并不高大，但举手投足间却有一种久经沙场的军人所特有的威严、坚毅和果敢。他曾无数次置身枪林弹雨，无数次直面生死考验，身上还两度负伤，但他回忆起这些往事时，却总是保持着乐观与豁达。

王承登是孤儿，辛酸、苦难是他童年、少年的代名词。自1929年在老家吉安县参加红军后，他才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了。

在红军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王承登迅速成长。他先任通讯员，到长征时，他已是优秀的重机枪射手了。

王承登说，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有三条河流让他终生难忘。

第一条河当然是于都河。他所属的红三军团是从于都踏上长征之途的。王承登清楚地记得，当时部队是在傍晚出发的，通过浮桥渡过了于都河。当时大家心情都很沉重，老百姓心情也很沉重。部队经过时，沿途的老百姓都点起煤油灯、火把依依不舍地看到自己的队伍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第二条河是湘江。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路上最惨烈的战争。由于敌人判明了红军的前进方向，便提前部署了优势兵力，并修好了工事，湘江两边都是敌人的碉堡，天上敌机不间断轰炸，这让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湘江战役期间，王承登所部常常都要早早起来，隐蔽在山中，以免被敌机发现。部队后来接到任务，拿下江边一座碉堡。这个雕堡周围是开阔地，红军攻了几次都没有攻下来。后来，红军调了一门炮来，对准敌人碉堡平射了一炮，那发炮弹没有爆炸，只是把碉堡穿了一个洞，但敌人已魂飞魄散，很快逃之夭夭了。说到这里，王老不禁笑了，他说，红军战士是看不起胆小鬼的。

红军付出重大伤亡后，终于冲破敌人的湘江防线。但敌人还在后紧追不舍。有一次王承登所在的机枪班奉命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把机枪架在路口，向敌人猛烈扫射，很快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大部队安全撤退了，但王承登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王承登也负了伤，但最终还是摆脱了敌人，追上了大部队。几十年来，王承登一直深深怀念那些曾与自己生死与共的牺牲的战友。

不久，部队就到了乌江。这便是王承登长征记忆中难忘的第三条河。乌江守敌是王家烈部队。乌江不宽，但水深流急。江两岸都有敌人防守，船早被敌人毁了。王承登所部接到命令，在乌江附近砍竹子，每个人扛一根，在江边用打土豪时缴获的布匹扎竹筏架浮桥渡江。但扎好的竹筏一下水就被冲散了。后来，红军选了18名勇士，带着短枪，冒死潜水过江。上岸后，他们藏在敌人碉堡附近的崖洞里，从后面向守敌发起进攻，敌人从没见过这么英勇的部队，很快被吓得拼命逃窜，红军得以安全渡过乌江。

经过这么多艰苦卓绝的考验，以后王承登他们遇到的困难就显得渺小了。在红军战士这个英雄群体面前，任何凶恶的敌人、任何艰难险阻都只是陪衬……

1.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王璞从小跟随父母参加抗日工作，11岁时被选为儿童团长。他经常带领小伙伴们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给八路军送信带路，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王璞工作认真，学习也很刻苦。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每学一篇新课文，都要做到会认、会写、会讲、会用。

为了对付鬼子扫荡，民兵大搞地雷战，王璞不仅学会了布雷，还学会了造雷。一次，他用自制的地雷炸死了一个汉奸，还协助民兵抓住了两个鬼子。

1943年春天，鬼子扫荡到王璞的家乡，王璞和乡亲们躲进山里。一天早上，鬼子包围了王璞和乡亲们。鬼子拿着汉奸提供的名单，让村干部、干部家属和军烈属站出来，王璞和他妈妈张竹子挺胸昂首站在最前面。鬼子把刀架在王璞的脖子上，威逼他说出八路军兵工厂的枪支和弹药藏在哪里。王璞勇敢地推开鬼子的刺刀，带领在场的二十多名儿童团员高呼："我们不能忘记五不誓约，我们至死不当汉*。"残暴的日本鬼子向在场的群众开了枪，制造了又一起杀人惨案--野场惨案：118名无辜群众倒在了血泊之中，其中包括14岁的王璞、王璞的母亲、弟弟和奶奶。

为了纪念牺牲群众，晋察冀边区政府召开了追悼大会，授予他"抗日民族小英雄"的光荣称号，并立了纪念碑。解放后他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十大少年英雄"的称号。

王璞生前学习时用过的石板，站岗时用过的红缨枪，以及牺牲时压在身下，被鲜血染红的石块，陈列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长征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有千千万万的人壮烈牺牲了，同时也有千千万万的人在磨炼中前进，成长为更加成熟的革命战士。

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就是这样一位从磨炼中走出来的女英雄。她的人生并没有因为一开始的艰难而灰暗，反而在奋力拼搏之下，走出了一个光芒四射的新人生。长征中，她更是承受了巨大的悲痛，顽强的继续战斗，成长为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一九零八年一月，李贞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这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家庭，她的家里仅有两亩薄田，遇上旱涝灾害时，几乎什么都不长。父亲李光田见又是一个女孩，十分失望，连名字都不取了，就叫她“旦娃子”。

父母亲生了六个女孩，一家人就挤在几间茅草房里。冬天，草房四处漏风，一家人只好紧紧地靠在一起互相取暖。但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多久，在李贞最小的妹妹出生才两天的时候，她们的父亲便一病不起，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李贞原名叫旦娃子，这是小名。旧社会的女性，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她连一个大名都没有，李贞这个名字还是参军时取的。李贞是旧社会中典型的受害者。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孤儿寡母很难维持生计，李贞的母亲含着泪，把她送给一户姓古的人家当童养媳。以前，生活再苦，都是在亲人身边，但这一次，到陌生的人家，李贞的苦难生活才真正地开始了。那一年，她才六岁。

所谓的童养媳，实际上就是粗使的丫头。打水、砍柴、洗衣、做饭、带孩子……这些都要六岁的她来做。早上她要去打水，盆又大又重，端不动，就要挨打;她要去砍柴，砍了背不动，回来得晚了，也要挨打;她要负责照顾一个比自己还大的孩子，背不动把孩子摔着了，更要挨打。

在婆家生活的那些日子，每天过着被公公婆婆打骂的生活，一边干活，一边伺(cì)候大她四岁的“丈夫”。

就这样，在无尽的苦役和打骂中，“旦娃子”度过了苦涩(sè)的童年和少年。熬到了十五六岁。

一九二四年一月，李贞与“丈夫”举行了婚礼，但婚后生活并不融洽(qià)。有的时候，婆婆提出无理的要求，她跟婆婆讲理，丈夫见她不听婆婆的话，抄起棍子就打。

李贞无法忍受在婆家的生活，她觉得生活很绝望，就想到自杀，邻家的刘婆婆劝她说：“旦娃子啊，这就是女人的命啊，女人应该认命啊!”

但李贞不认命，她年轻的心里总是燃烧着反抗命运的火种。

一九二六年的一天晚上，李贞的姐姐悄悄告诉她：“咱们这里来了共产党，还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呢。

共产党说：人人平等，凭啥咱妇女就得受欺负?咱们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革命?”李贞当时并不能理解这两个字的全部含义，但她从姐姐的话语中能到感受到，“革命”就能使穷人不受压迫，过上好日子。

“旦娃子，跟姐姐一起闹革命吧。”姐姐拉着她的手，她能感受到姐姐激动的情绪。

第二天，姐姐带她到永和区秘密地参加妇女协会。接待她们的同志了解到她是个童养媳之后，当即就同意了，并随手递给她一张表问：“填什么名字呀?”

“旦娃子。”李贞说。十八年了，她一直叫这个名字。

接待的同志拿着笔，望着她：“你姓旦啊?有这个姓吗?”

“你再想想。”那位同志说。

李贞不好意思了，站在一边想啊想。一个词突然闯进她的脑海：忠贞不渝(yú)。这几天，她听有些人说过，忠贞就是忠诚不变，要使穷人过上好日子，不就是要忠贞吗?

于是，她试探着问：“同志，叫李贞行吗?”

接待同志高兴地说：“好名字啊!”边说边在登记表上写下了：李贞。

从此，李贞头也不回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接下来，李贞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渐渐明白了“革命”的真正含义。这位受苦受难的旧社会女性，一听说革命可以使妇女翻身，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一心想脱离苦海的她，就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革命中去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进入了浏阳，李贞带领着一批进步妇女搞宣传、做军鞋，为北伐军征兵筹粮，成了永和地区非常有名气的女革命家，同一年的冬天，她被选为永和地区妇联委员。一九二七年三月，李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四月，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湖南城乡。许多女共产党被杀害了，敌人还在城墙上悬挂共产党员的尸体。但李贞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她秘密地联系上了几个同志，成立了临时的党支部，继续做地下工作。

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后，李贞又参加了浏东游击队，他们以极为简陋的武器与敌人周旋，坚持武装斗争，此时的李贞已是一位老革命志士。在敌人派兵围攻游击队时，李贞带领游击队依靠有利地形，击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

第二天傍晚，枪声少了。游击队长考虑李贞怀有四个月的身孕，便让她和几名游击队员先走。

李贞坚持守在阵地。许多战士都牺牲了，天黑了下来，敌人燃起火把搜山。李贞临危不惧，带领游击队员顽强抵抗。子弹打光了，他们就搬起石头朝敌人头上砸去。敌人还是围上来，李贞和剩下的队员退到了祖师岩的悬崖上。

“抓活的!”

“抓活的!”

敌人一步步向他们逼近，眼看就要攻上来了，李贞对仅剩的4名游击队员说：“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往下跳!”

话音刚落，她第一个纵身跳下了万丈深渊。

幸运的是，李贞没有在这一次战斗中死去，她卡在崖边的一棵树上;不幸的是，她的孩子夭(yāo)折了。在两名幸存的战友的搀扶下，李贞咬着牙坚持走了五十多里路，终于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胆小怕事的婆家怕被李贞连累，连忙一纸休书送到了李贞的娘家。从此，李贞结束了童养媳的命运，开始了新的恋情。

李贞一九二六年走出婆家闹革命的第一天，她就认识了当时任中共永和区委书记的张启龙。张启龙亲切和蔼，革命觉悟高，对同志们的问题总是耐心地解答，李贞从他的身上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

一九三零年，在张启龙的父亲、叔父、妻女和堂弟……所有亲人都惨遭反动派杀害后，李贞为了安抚失去亲人的张启龙，同时也为了报答张启龙对自己的关爱，悄悄地为张启龙送去热饭热菜、帮他洗衣服，打扫房间，还特意做了双布鞋放在他枕头下。两人之间渐渐产生了真挚的爱情。

一九三二年，经过组织上的批准，二人喜结连理。这是李贞的第二次婚姻，是她自己用热情如火的心追求来的。但不久，张启龙被错误地打成“改组派”。为了不连累李贞，张启龙痛苦地在保卫局事先准备好的“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一对恩爱的伴侣就这样，在彼此不情愿的情况下洒泪分离了……一九三四年八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对红军湖南、湖北和四川地区的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同年十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后，转战至湘西开创了新的根据地，并在湖南省永顺县的塔卧镇成立了新的省委、省军区。

原为红六军团组织部长的李贞，调任为省军区组织部长。为了巩固和发展这块新的根据地，贺龙率主力东进，向常德等地区展开攻势，而任弼时则率余下的部队在永顺和附近的桑植、大庸等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发展革命武装。

作为部长的李贞自然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动群众的工作之中。这时，红二、六军团已经完成了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于十一月中旬踏上了万里征途。长征初期，在任弼时夫人陈琮瑛的撮合下，李贞和第三任丈夫甘泗淇喜结连理，这对夫妻一起走上了长征之路。

李贞是怀着身孕开始长征的。一路上，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

跨过了金沙江，又渡过了大渡河，翻过了一座雪山又翻过了另一座。一路上忍冻挨饿，她的身体一直不好。

长征征途漫长而艰难，战斗频繁，对每个红军指战员都是极大的考验，而对于已怀孕的李贞来说，困难就更大了。

在过草地时，由于过分劳累、加上饥寒交迫，李贞怀孕七个月的孩子早产了。

生孩子很痛苦，特别是临产前昔，在旷(kuànɡ)野中生产的李贞疼得死去活来，全身的骨头都像散架了一样，人酸痛无力。因为当时没有吃的，她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还要花很大力气生下一个小孩。

她喊得嗓子都哑了，面黄肌瘦的脸上眼窝深陷，双手因为疼痛而挣扎着，紧紧抓着垫在身下的衣服……孩子好不容易生下来了，她的病体还没有恢复，根本没有奶水。当时全军都断炊了，没有能充饥的粮食，孩子饿得啼哭不止。

尽管战士们对小生命百般呵护，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青稞面，用水调和一下，给孩子吃，但根本不解决问题，没等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就夭折了。

而李贞由于产后没能休息，再加上伤寒病的侵袭，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怀过孕，这是甘泗淇和李贞夫妇为革命战争做出的巨大牺牲。当他们夫妻二人相互照顾着，齐心协力地随红军部队，顺利到达陕北时，贺龙高兴地称他们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李贞和丈夫甘泗淇终身未育，但他们抚养了二十多个烈士遗孤。李贞用行动把伟大的母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她的孩子们。

也许，长征并不是李贞一生中最困苦的时候，但长征是李贞付出得最多的一段人生路。虽然失去了孩子，也失去了生育能力，但李贞毫不后悔曾经参与了长征，见证了那段英雄的历史。

这就是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的故事，大大小小的斗争，使得她在长征中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精神，这位女英雄用她光彩的人生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新的长征路正等着你们去参与，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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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老红军许义华难忘长征路上的故事

在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王文珍老人。由于患脑萎缩等疾病，老人开口说话已非常困难，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但只言片语中，流露的都是对党无限的忠诚。

王文珍三岁丧母，五岁丧父，跟着奶奶讨过饭，给人做过童养媳，给地主做过长工，受尽苦难。13岁逃出山寨，投靠红军，结束了噩梦般的生活。她参加的是红军宣传队，队里近200人，全是十四五岁的孩子。王文珍每天排练节目，快乐得像一只回林的百灵鸟。“多亏加入了红军，否则早就饿死了。”

不久她参加红军妇女独立团，成为团里有名的“小神枪手”。1934年5月上旬，50多公里外开来国民党杂牌军的2个营约800人。经过大半夜急行军，已提升为排长的王文珍一马当先冲上阵地，独立团旗开得胜，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王文珍因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副连长。战斗后不久，敌人纠集了近六千装备精良的部队报复，战斗异常激烈。王文珍所在的一连负责掩护主力部队突围，激战中她额头中弹，鲜血如注，就是没下火线。

1934年10月，15岁的王文珍伤还没痊愈，就随着独立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因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她跟着过了两次草地。提到翻越夹金山时，王文珍唏嘘不已，“那么多人牺牲了，心里痛”!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一上一下要走70里路，高山缺氧，风雪漫卷，红军饥寒交迫，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王文珍喘着粗气爬上雪山后，累得再也走不动了，一头倒在一个大雪块旁，发现雪块里露出一截军装。她拨开积雪一看，是两个冻僵了的红军战士，背靠背坐着。看着战友的遗体，大家都泪水直流。

过草地更艰险，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着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天气也怪，一会儿狂风大作，暴雨如注;一会儿漫天飞雪，冰雹骤降。先头部队把能吃的野菜基本吃光，走在后面的独立团只能靠挖草根、喝水维持生命。一次宿营后，王文珍去挖野菜，不远处的一个小水塘一片葱绿，连忙奔过去。没想到是个绿色的陷阱，淤泥很快就没过了大腿。她急忙向外爬，越爬陷得越深。情急之中她摘下八角帽一边挥动一边呼喊，战友们赶来了，几根绑腿连接起来扔给王文珍，把她救了上来。

长征胜利后，王文珍换了好几次工作。每一次调动，她都愉快接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身为副营职干部的她被调动到偏僻的滨海农场当指导员，有人以为她犯了什么错误，有人劝她找组织重新分配。她没去，“跟组织不能谈价还价”，把名利看得非常淡。由于在战争年代被打断过两根腰骨，身上旧伤经常发作，她怕花单位钱，不肯到省里大医院做检查。家里人硬架着到路边等车去医院，路过的领导要把轿车让给她，王文珍说什么也不肯。1982年从企业离休后，人还没闲。单位有谁病了，她一定会去看望，小两口吵架她会去劝说，邻居闹矛盾她会去调解。职工的孩子上学路不好走，她拄着拐杖到有关部门去找，被大伙称为“名誉居委会主任”。

王老寄语：现在的年轻人，要把地位、职务、待遇什么的，看淡一些。这样，才不浮，烦恼也会少，老人呢，不能躺在功劳本上睡大觉，有一分热要发一分光。这样，才对得起过去牺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