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红军讲革命长征故事有感(最新20篇)

作为建党95周年的献礼之作，影片以1926年发生在山东省广饶县的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共产党宣言》是如何克服残酷的镇压和血腥屠杀，如火种般在人民群众中传递的故事。

当姜玉兰及一众农村女性得知从《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个小本子里能够知道取得馍馍的方法时，那激动而兴奋的表情仍然历历在目。那个年代，地主压榨老百姓，家里的孩子是顿顿吃不饱，天天饿着肚子睡觉，吃饺子都是奢望。想来如今的生活真是来之不易……

青年共产党员刘雨心带着中国首版《共产党宣言》来到广饶，向群众宣讲《共产党宣言》的真义，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支持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念，保护《共产党宣言》，保护革命的种子，最终她为了革命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但革命的种子也终于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

“种子生长需要泥土，能成为泥土，好。”的确，我们现在的安定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现代的我们可以吃饱穿暖，再不用天天饿肚子，穿大补丁的衣服，女性也不用裹小脚，且拥有了上学读书的权利。

吃水不忘挖井人，感恩先烈们为我们创造了现在的美好生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无比光荣。

这个故事发生在1935年6月的夹金山。

夹金山山峦起伏，白雪皑皑。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翻卷咆哮，凛冽的空气中，雪山似乎也在颤栗。

前进的队伍有些迟缓了。寒冷、饥饿、稀薄的空气侵袭着这支坚强的队伍。在这片让神灵都敬畏的土地上，已经有很多同志永远闭上了眼睛。

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歌声穿透风雪，驱散了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的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战士们笑了。

这名唱歌的女孩儿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女孩儿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翻雪山时，女孩儿身体单薄，同行的大姐怕她冻坏，把身上穿的一件红毛衣送给了她。她高兴极了，穿着这件长及膝盖的大毛衣在队伍里跑前跑后，在山坡上唱着跳着，红艳艳的颜色在雪地里分外耀眼，大家就开玩笑地叫她"小太阳"。

队伍接近山顶了，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很多同志因为疲惫和饥饿坐在了雪地上，这一坐，便成了冰雪的雕像。红毛衣也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突然，她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在这里，停顿就意味着死亡。"小太阳"拼命地摇着他，战士只是含糊不清地说："冷，冷......"

队伍依然缓缓地前进着。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干部休养连的战士们到处寻找，在半山坡的雪地里，看到这个年少的卫生员静静地躺在山坡上，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军衣，小小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在担架上，战士们找到了那件红艳艳的大毛衣，它穿在一个受伤的战士身上。伤兵流着泪回忆说，困乏时坐在雪地里，只觉得有人在拼命地拉着他，对了，还听见了歌声，他说，很熟的歌：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所有人都沉默了。伤兵脱下红毛衣，郑重地铺在雪地上。它像英勇战士快乐的微笑，舒展在茫茫雪地中。仰首望去，峰顶已经微现阳光，太阳红彤彤，照在皑皑白雪之上，映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穿过岁月的悠远。

很多年前，那许许多多美丽的壮烈的故事依然生动、依然鲜活。曾经有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快乐地行走在这支波澜壮阔的队伍里，她唱过最响亮的歌谣，让疲惫的战士仰望天空，看到太阳;她跳过最动人的舞蹈，让受伤的老兵忘记伤痛，欣然而笑;她曾为一件普通的红毛衣欣喜不已、视若珍宝，在最危险的时候她又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连同生的希望和力量，让给了自己的战友。那一年，她15岁。

出征的队伍绵亘十几里，风萧马嘶秋冷，红军将士们行色悲壮。每次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战斗队减员严重，而担架队却越来越长，任务也随之越来越艰巨。一个清瘦干练的姑娘穿梭在队伍里，像踩着风火轮似的，跑前跑后，安排抬担架的、照顾负伤的。这是她的职责，她是担架队队长。

据说她是自己从家里跑出来参加红军的，英子这个名字也是当兵后她自己取的。

20岁的她,已参加红军4年、入党3年麻利、果断、机智、勇敢的作风常让人忘了她是个姑娘。因此在长征前她受领了队长一职。临危受命，意味的不再是权力，而是用性命兑现所有的责任。困难、问题、危险，接踵而来。

担架不够用，伤员有增无减!有的担架员受伤了，雇来的民工逃跑了。十几个担架被扔在路上，重伤员血污模糊地躺着，较轻一点的伤员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触目的情景让她心如刀绞，血直往头上冲。年轻的队长杏眼瞪圆，咬着嘴唇，狠狠地说：“背也要背着走!”她对担架员的任务进行了分配，尽力找回逃走的民工，尽量安顿好每个伤员。

可安排到最后，再也匀不出担架和人来抬一个伤势严重、生命垂危的小战士了。看着前方的路，看着奄奄一息的小战士，英子决定背着他走。队员们反对，劝她留下这个伤员。

因为矮小、单薄的她看上去实在不堪重负，而且这个伤员伤势太重。可英子看着四周的荒山野岭，说：“丢下他，不就等于让他死吗。

决不能!”于是，再没有多说什么，她背着他在崎岖泥泞的路上，迈开了沉重的步子……伤员的手无力地搭在她的肩上，微弱地声音说：“放——下——我，放——下——我吧……”英子充耳不闻，薄薄的嘴唇坚强地抿起。是奇迹吗?弱小的她，背着比她高、比她重的战士，翻山越岭，竟然走过了许多路程。

而受伤的战士，也顽强地抗争着，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居然开始好转!一路辛苦，一路历险，一路化险为夷。担架队艰难而曲折地前进着。而英子却越来越瘦，她总是将少得可怜的食物分给担架员和伤员;她也越来越弱，她总是将金贵的盐和水送进战友的嘴里……

队伍来到山里的一座小桥时，仿佛春天正好等在这里，娇嫩的小花与新绿扑面而来。劳顿不堪的战士们愣了一下，然后，都恍然大悟似地停下脚步，深呼吸……

那个重伤的战士已经可以拄着棍子走了，也许是受了这美景的鼓励，他走到英子队长面前，说：“队长，我要编个花环给你!”英子笑了，那开心而生动的笑脸让人想起她也只是个孩子，她点点头回答：“嗯，好。”可接着又故意板起脸说：“但是，你现在还需要休息。”这是她一生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为了给伤员舀水喝，她坠到了桥下的河水里。她坠落的声音那么小，她甚至没有挣扎，就顺水飘去……一去七十年!白云苍狗，世事变迁。很多事情改变了，但有些故事永远不会褪色。

就像此刻——一个垂暮老人，站在小桥边，凝视远方。山青水碧、草青花艳，和平的阳光照耀大地。

他的眼睛湿润了，半晌才说：“不一样了，但又一点都没有变。”过了许久、许久，老人又开口说：“如果英子队长多吃一点东西，可能就能坚持下去，可能就……”老人缓缓地在草地上采来缤纷的野花，用颤抖的手认真地编起一个花环，轻轻挂在桥头……

1.博古李德在长征前夜想甩掉毛泽东的故事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着名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叔叔的影响下，王新兰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先后加入共产党。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他任军长。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看出了妹妹的心事，知道她希望跟着红军一起走。于是，在姐姐王新国的鼓励下，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红军。

深明大义的母亲对此感到特别欣慰，只是担心王新兰年龄太小，红军不收。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当他见到王新兰扎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

王新兰惟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

徐主任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

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您就收下我妹妹吧!您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专心听王新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

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好吧，那你明天就过来吧!”王新兰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随着一声“是”，王新兰拉着姐姐就往外跑。徐立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她们喊：“你妈妈同意吗?”“早就同意啦!”一句愉快的回答从门外飘了进来。

几兄妹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王新国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王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一到宣传队，姊妹俩就开始编演节目、书写标语。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大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

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

小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我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老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 和平年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呢?”讲到这里，任老喃喃地说。

爬雪山，过草地，上刀山，下火海，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哇!其中，《金色的鱼钩》最感人。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秋天，红军进入了茫茫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像死神的魔爪一般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有营养呢?班长眼看着他们日夜消瘦了下去，整日整夜地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鲜嫩肥美的鱼跃出水面，顿时水花四溅。班长突然灵机一动：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状，钓起鱼来，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可口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茫茫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感动得泪流满面。班长那舍己为人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难道这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班长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成为祖国的希望，因为建设祖国的重任不久将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

8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8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中国像一条巨龙，屹立于世界东方!

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党步步紧逼，瑞金城十分危险，中央红军即将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和贺子珍都要随红军队伍转移，家中的父母和孩子必须托给可靠的人。

贺子珍心中焦急，想跟毛泽东商量一下，但毛泽东却已经随先头部队出发了，还捎信来嘱咐她安顿好父母和孩子后，抓紧赶来。

当时，贺子珍的父母和妹妹就住在瑞金下肖村里，贺子珍赶到那里，把父母和孩子托给妹妹照顾。正好妹妹要留下开展工作，可以照顾家人。贺子珍放了心，但看到孩子，又想到即将离别，不禁泪如雨下。

这些年，他们随着军队大江南北的跑，很少有时间陪孩子。小毛跟着爷爷奶奶，知道爸爸妈妈忙，很懂事地不吵不闹。他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圆圆的脸蛋，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特别是那张小嘴巴，笑起来嘴角微微上翘，说起话来非常响亮。

这些日子在瑞金，才多了点时间陪他，但还没几天，部队又要走了，就这么离开幼小的孩子，一向坚强的贺子珍也不禁十分难过。

贺子珍和妹妹商量好了，战争太危险，不能把小毛带在身边，只能先把他寄养在他的奶妈家，以后再做打算。贺怡(yí)见姐姐难过，就赶紧劝了几句，让她快去接孩子。

贺子珍回到家，收拾好了小毛的东西，带着他送到奶妈家。

“小毛就麻烦你了，我们安顿好了再写信来。”贺子珍忍着泪意，拉着奶妈的手说。她实在舍不得孩子。

奶妈也跟着掉泪，说：“你们去吧，早点打了胜仗回来，好好陪陪孩子。”

小毛听懂了，妈妈又要走了，还要把他留在奶妈家，就哭起来。

“我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不留下!”

贺子珍心如刀割，也抱着小毛哭成一团。不知为什么，这一次离开小毛，她感到从未有过的难过。

她想起从小毛出生起，就没有好好享受过父爱母爱。

自己和毛泽东都很忙，小毛一见到他们就特别开心，连晚上睡觉时都拉着爸爸妈妈的手，怕一放开了就又见不到了。

他缠着爸爸，让爸爸教他写字时的聪慧;他站在门口送爸爸妈妈出门的懂事;他抱着自己的脖子撒娇，甜甜地叫妈妈……“小毛乖，不要哭了。等打赢了仗，爸爸妈妈一起来接你回家。”

“我不听，妈妈骗人。”小毛哭喊着。

“妈妈不骗你，你跟着奶妈在这里，要好好学习，长得高高的，等爸爸妈妈来接你时，你就是个大孩子了，比妈妈还高了，好不好?”

贺子珍耐心地哄着，珍惜着和孩子的相聚。

“好，我要学写好多的字，等爸爸回来时给他看。”小毛不哭了，还带着泪的眼睛一眨一眨，十分可爱。

“这就对了!乖小毛，跟妈妈说再见，要听奶妈的话。”

贺子珍把孩子的手交到奶妈手里，又看看了看可爱的孩子，毅然转身，走了出去。她哪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能见到孩子，战争从她的手里夺走了孩子的生命。

当天下午，转移的红军队伍出发了，百姓都出来送红军们，拉着战士们的手热泪长流，不停地说：“这么快就要走啊?”

“一定要再回来埃”

“千万要回来呀。”

……

贺子珍在队伍中频频回头，深情地回望着这片红色的土地，然后坚定地对老乡们说：“乡亲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我们绝不会放弃中央苏区!”

同时，她也在心中默默地向小毛和父母深情告别：“爸，妈，小毛，等着我们胜利回来吧。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长征开始后，红都瑞金落入敌人的手中，收留小毛的奶妈的家乡，也成了敌人的地盘。由于敌人憎恨红军的领导，就四处搜捕红军领导的家眷(juàn)，连与红军接触较多的人都不放过。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和红军干部毛泽覃怕小毛有危险，就秘密地把他转移到一个警卫员的家里，后来毛泽覃在战争中牺牲，小毛就从此下落不明了。

贺子珍听说这个消息后失声痛哭，这位不怕苦不怕累，不怕伤痛的女战士，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孩子，连他是生是死都不知道。那时正是革命的重要时期，她强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工作，但这种痛失爱子的心痛一直跟随着她，成为这位女英雄的隐痛。

贺子珍的身体里有几块炸弹的碎片，一直没有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另一份记忆。那件事让所有人都佩服这位女英雄的坚毅和忍耐力。

那是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地区，刚刚想整理队伍，停下休息。一群敌机突然从山后飞过来。

“快趴下!”有经验的女战士立刻大声喊着，与此同时，拉住身边的同志一起卧倒。但敌人的飞机已经发现了她们。其中一架飞机快速俯冲下来，一阵子弹迎头扫射下来，同时三枚炸弹一起投向了休息营地。

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隐蔽自己。但有些伤员伤得太重，根本动不了，只能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坡下的，但她看到伤员们还在路上躺着，就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

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炸开了。

敌机轰炸了一会儿，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尘土渐渐散开，只见贺子珍浑身是血，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染得殷红，已经昏迷不醒了。

同志们赶快开始抢救。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了李芝医生救治贺子珍。

李芝先给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十七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太差，没有麻醉药，但李芝医生从没有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给伤员动这么大的手术。贺子珍见她犹豫，想说话，却没有力气，就拉着她的手使劲儿点点头。

李芝没有办法，就让一个战士在一边做助手，给贺子珍擦汗。于是，手术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开始了。

一块又一块，弹片从贺子珍的身体中取出，李芝忙得满头大汗，把取出的弹片放在一边。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línlí)，眼里噙(qín)满泪花，苍白的手紧紧握着旁边一个女战士的手，却坚持一声不吭。

她的精神和意志力让医生十分敬佩，更加投入地工作。一旁的助手紧握着她的手，不停地流眼泪。贺子珍颤抖着嘴唇，挤出一缕笑意：“傻丫头，哭什么。”说完疼得浑身发抖。

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了，但深入体内的弹片却没能取出，最终留在了她的体内，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贺子珍就是这样一位坚强而又坚韧的女性，在战争中，她表现出的精神和意志力，值得所有人为她喝彩，她是一位真正的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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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烈士丁麟章(1907-1945)，湖南平江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春，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同年年6月，在孝丰百步山反击顽军五十二师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丁麟章，1907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嘉义区横江村一贫苦农民家庭。他7岁起入学读书四年，11岁时从师学篾匠。因师傅手艺平常，学艺不成，他又回家务农。

1926年夏，平江农民运动兴起后，丁麟章兄弟五人一同参加了农协。1927年马日事变后，横江地区一片白色恐怖，丁麟章在农民自卫队里执行监视敌人的任务，工作十分出色。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转入平江县苏维埃游击队，历任班长、中队长。1930年夏，他随县游击队参加了两次攻打长沙的战斗。1931年，丁麟章调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警卫团一营副营长。期间，在保卫县苏维埃机关的历次战斗中，他的四个亲兄弟先后牺牲，自己亦三次负伤。但丁麟章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没有停止反抗，他将仇恨埋在心底，将悲痛化作力量，继续前进。

1933年4月，丁麟章随警卫团编入湘鄂赣独立二师，仍任副营长，先后参加了湘鄂赣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战斗。

1934年，秋风阵阵，落叶声声，中央主力红军撤离苏区长征后，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便进入了艰难的游击战争时期。这时，丁麟章奉调到中共咏生县委军事部工作。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他率领游击队巧妙地与敌军周旋，多次掩护县委和县苏维埃机关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并寻机向白区发起进攻，缴获粮食和药品，缓解了苏区干部和伤员物资、药品奇缺的困难。

1935年1月，丁麟章调任红十六军参谋。为了做好扩大红军的工作，他组织了一个宣传队，深入到黄金洞地区，用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向群众宣传参加红军的意义。经过一个半月的深入宣传发动，黄金洞等地先后有140多人参加红十六师。

革命战争把丁麟章锻炼成了一位勇敢善战的红军指挥员。1935年6月中旬，平江南江桥哨烟弥漫，枪声不断，红十六师遭到了敌人重兵围困。危急中，丁麟章根据师长命令，带一个排从敌防线薄弱处穿插出去，再回头向敌军佯攻，有效地牵住敌军，使全师成功地从麦市突出敌军重围。此后，丁麟章一直随红十六师转战于湘鄂赣苏区，坚持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36年，西安事变如一声春雷，驱散了沉沉的内战阴霾，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局面日趋形成。1937年秋，湘鄂赣边区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后，丁麟章任支队司令部参谋。次年春，他随部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在岩奇地区，丁麟章调任一团三营营长。6月初，丁麟章随部突破日军芜湖至宣城的封锁线，到达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宁(南京)杭(州)公路以东的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开辟江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0年4月，日本侵略军第十五、十七、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共万余人，在空军的掩护下，分三路向皖南新四军进行大“扫荡”。由于驻守的南陵、繁昌、青阳等地相继失守，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亦受到严重威胁。丁麟章奉命率全营在父子岭协同兄弟部队抵御前来“扫荡”的2000多日军的进攻。经过8小时激战，打退了日军10多次进攻，击毙日军370人，迫使日军后撤。

同年9月，日军再次向云岭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发起进攻。丁麟章所在的第一团坚守在离云岭7？5公里的汀潭地域。战斗中，丁麟章率部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一直坚持到支援部队赶到。由于作战勇敢，同年秋，他升任新一团政委。

1941年1月，丁麟章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被顽军击中腿部。部队组织突围时，把他安置在皖南山区一户可靠的老乡家里，隐蔽养伤。

伤愈后，丁麟章立即重返部队，并于1942年被任命为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六团政委兼中共横山和京芜中心县委书记。他很重视军队支援地方的工作，经请示师部批准，调三营营长去溧水县任副县长兼军事科长，进一步充实加强了地方抗日政权和地方抗日武装。

当时，日伪军在龙都镇的圩埂边修了一个大碉堡，里面住有伪军一个连，经常出来残害百姓。丁麟章决定首先拔掉这个碉堡。由四连组成的突击队，在丁麟章的指挥下，每人抱着一床浸透煤油的棉絮冲到敌碉堡下，然后点火塞进敌碉堡。霎时，浓烟滚滚，烈火熊熊，碉堡中的敌军被大火逼出，纷纷缴械投降。此后，丁麟章和团长黄玉庭率领四十六团进入横山以北地区，不断地打击铜山镇、大宫坪、马家桥的伪绥靖队和维持会等反动武装，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在极端复杂而残酷的敌后作战中，丁麟章表现总是那么沉着、坚定，富有智谋。

1943年4月中旬，顽军12个团，向驻在溧水和溧阳地区的新四军十六旅发起猖狂进攻，并于4月13日占领了新四军后方阵地回峰山和北经巷村。丁麟章和团长黄玉庭率领四十六团于当日深夜11时，迂？包围了北经巷村，全歼入侵的顽军6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使十六旅于4月14日晚间安全转移。

1943年11月，在攻打溧阳、高淳地区伪军的战斗中，丁麟章根据已掌握的敌情，改强攻为智取。他率部设伏于张沛桥以西，一举生擒伪军副师长陈炎生，并令其给添桥镇油坊据点的伪军写了一封“劝降信”，迫使100多名伪军全部放下了武器。

1944年12月，顽军七个团从浙皖交界的佐家庄、青岘岭、牛头山一线，分三路向新四军扑来。这次与丁麟章交锋的正好是皖南事变时的死对头。于是，他率全团士兵同仇敌忾，英勇出击，与兄弟部队一道，很快夺回了牛头山，青岘岭一线阵地，取得了反顽战斗的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丁麟章先后被任命为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二和第三支队政委。同年6月，顽军又集中了28个团，向东西天目山发起进攻，并首先抢占了吉县孝丰镇。丁麟章在率部参加夺取孝丰镇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8岁。

任务身后

1945年，在最激烈、最艰苦的第三次天目山战役中，为了反击52师对新四军的进攻，时任新四军苏浙军区一纵队二支队政委的丁麟章英勇作战，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仅38岁。1957年，丁麟章同志的战友吴咏湘将军不顾癌痛绝症的折磨，抱病亲自到当年丁麟章烈士牺牲的浙江孝丰，寻找丁麟章烈士的墓茔;由于长年的战乱，加之时间久远，要在荒无人烟的山上找到丁麟章烈士的遗骸，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当地政府的大力协助下，经过多方努力，几经周折，找到一位当年掩埋烈士的老乡，经过仔细辨别，丁麟章烈士的身份最终得到了完全确定。丁麟章烈士的遗骨最终被迁葬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功德园中。

贺捷生：大家一想到贺龙这个名字，就和菜刀联系起来了，觉得他一定是很凶猛，很不讲道理，拿着菜刀就把人杀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的家乡湖南省桑植县白族自治乡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那时非常贫困。我的爷爷他生下来就是小儿麻痹，他种地有困难，靠编织、修理农具，给有钱人家做衣服生活，很穷困。我的家乡有一些风俗大家可能也不是太了解,那个地方男孩子要早成家立业，所以我父亲13岁就结婚了，结婚了不管你是大人孩子，只要你有老婆了，那你就必须是这个家的家长，要负起养活家人的重任。这样我父亲13岁就离开了他的亲娘，出外帮助亲戚运盐。当时我们家乡是没有盐的，都要到四川去运，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都是很小的山路，为了防身，父亲和运盐的乡亲们身上都要带着一把刀。

那一年因为气侯的原因，盐化得很厉害，损失很大。那个时候，盐税又很重。父亲他们运盐走到一个叫芭茅溪的地方，这个地方从军事角度来说，是一夫把关，万夫莫过，很险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设立了一个盐卡，叫他们交税。父亲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了，也凑不起这个盐税。官兵让他们把衣服脱了，用皮鞭狠抽他们一顿，还威胁说过三天要到家里收税。几个青年回家后，组织起来去反对盐税，这有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说。

1935年11月1日，贺捷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而因为战乱出生不足20天的贺捷生便要岁部队进行长征。因此她也成为了出征大军中最小的成员。当到陕北时，1岁的小捷生又黄又瘦严重营养不良，后来林伯渠，花钱买了一只奶羊送给蹇先任，才让贺捷生的营养稍微有点跟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当时因为父母都有国家大事要做，于是将贺捷生送回老家。在湘西的山区，贫穷而潮湿，再加上逃荒避难，让贺捷生童年渗透了苦寒。再加上贺捷生先天就不足，后天又得不到良好的调养，她小小的身体，一直都没能好好的发育。

一直到1950年，贺龙和蹇先任才把贺捷生从湘西找回来，当时贺捷生已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少女了。

经过贺龙的栽培，贺捷生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5年。

贺捷生文革经历

而在文革时期，因为贺龙被迫害，致使贺捷生也难逃厄运，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罚苦役劳改。原本就柔弱的贺捷生，在这里受尽了磨难，身体也慢慢跨了。不仅如此，贺捷生因白细胞锐减，全身长了大大小小的瘤子。

在贺龙死后，贺捷生的丈夫也因为受其牵连而被破坏致死，然而即便如此，她始终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忠于党的。

贺捷生早年艰难的经历并没有让其失去活下去的欲望，文革结束后，她再次凭借自己的努力重头开始，如今已是我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同时也是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

长征是一部史诗般的过程，在枪林弹雨中激发出无数的精神，让人铭记。我大小的时候，接受了革命教育，通过老师和课本，我晓得了红军长征的故事，被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也初初地感知一点红军的英勇和战争的悲壮。长大后，经历了读书考试、基层工作，很少接触革命战争年代的史实，也很少人谈及。只有不经意的网上浏览，或有长征的讯息跃入眼帘，也激化脑海。每每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八十多年前，几万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浴血奋战的红军将士，有着怎样的一种精神呀?又有着怎样坚韧的意志呢?

带着求知和探究的心，在平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注意收集长征的纪实文章，逐渐地，我了解和加深了认识，被英勇的红军大无畏精神所感染，回想当下，革命战争年代奠定的根基，不禁感怀英烈的精神永存。长征所显现的“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尤其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瓶颈时刻，面临国际国内的各种困难，我们怎么做?是瞻前顾后、止步不前?还是迎着困难，锐意进取?是不是要继承长征精神，越是艰苦越向前呢?不言而喻，我们当秉承长征精神，勇往直前，度过难关，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完成十三五规划任务，再继而在建国一百年现实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继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的攸关所在。

1952年10月出生的朱和平，8个月的时候就被抱到了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的身边，直到爷爷奶奶去世，他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了近40年。朱和平对长征和长征中的爷爷有着特殊的感情：“爷爷一直用长征精神来要求我们、鼓励我们、鞭策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

朱和平是在听着爷爷革命故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坦言，在众多革命故事中，听得最多的、也是自己最爱听的故事就是长征中爷爷三过雪山草地的事。朱和平在访谈中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年的时候，他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采访长征老红军和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出版了《长征中的朱德》一书。

这本书是以爷爷的“人格力量”为主线，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生动鲜活的故事，展现了爷爷在长征中战胜敌人、踏遍万水千山的英雄气概。其中一段提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红四军总司令的爷爷朱德，带领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过雪山草地，同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巧妙地周旋，最终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部带到西北，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为长征取得胜利发挥了应有的贡献。朱和平认为这段故事是最为感人、最为震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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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红军的女儿，出生在1935年11月1日。

母亲说，那天，在我的故乡湖南桑植，父亲派来照顾她的卫生员因事外出了，屋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就在这时，我急不可待地出生了。母亲蹇先任是个坚强无比的女战士，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什么困难没有经历过?屋里没有第二个人，她自己果断地拿起剪刀，剪断了脐带。

听见我发出第一声啼哭，疲惫的母亲笑了。

一阵嘀嗒嘀嗒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像风一样刮过来。

父亲贺龙在前线听到我出生的消息，欣喜若狂。刚好部队打了大胜仗，他喜上加喜，骑上他那匹高头大马，火速赶回洪家关的贺家老屋，一进房门就把正在熟睡的我抱起来。我一下被他粗硬的胡子扎醒了，可能那时的我，把他强烈的爱当作对我的侵犯，不禁哇哇大哭。

回到前线，为了祝贺我的诞生和刚刚取得的那场胜利，父亲和伯伯、叔叔们纵情喝起酒来。父亲说：“我家小毛毛出生了，还没有取个名字呢，你们给我出个主意吧!”

部队的副总指挥，我的姨父萧克说：“小毛毛一出生，部队就打大胜仗，是个好兆头。正好总指挥姓贺，就叫她贺捷生吧!”

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

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父亲把一位最忠厚、最亲近的亲戚找来，对他说：“部队这次要走很远，一年半载回不来，而且越走越荒凉，越走气候越冷。毛毛刚刚出生，实在没法带走，留给你抚养，好吗?”亲戚满口答应，说回去给孩子找个奶妈，过两天来接她。分手时，父亲还给了他一些钱。但两天过去了，左等右等，那位亲戚却没有露面。父亲急了，抱着我登门拜访，却一头撞在门环上。邻居说，这家人两天前就搬走了。

父亲对母亲说：“看来没有人敢收养我们的孩子。罢了，我们干革命，不就是为了下一代吗?这孩子我们自己带走，只是路上要辛苦你了。”这时我正在父亲的怀里撕心裂肺地哭，母亲一把抱过去，紧紧把我搂在怀里，说：“不哭不哭，小毛毛，妈妈再苦再累也要把你带走，无论路有多远，天有多冷，都不把你丢下!”

1935年11月19日，红二方面军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出发长征。

那时，我生下来才19天。父亲和母亲把我放在一只由小骡马驮着的摇篮里，让我也成了这支浩浩荡浩荡荡的长征队伍中的一员。

军号响了，部队上路了，我的耳边响起了嘀嗒嘀嗒的马蹄声。那时而敲打在岩石上，时而深陷在泥沼里的马蹄声，真真切切地飘落在我涓涓细流般的血脉里，并让我一生注定与它命运相连。

母亲生下我就没奶，每到宿营地，都抱着我四处找奶。老乡们见红军中还有婴儿，非常稀奇，有奶的婶子和大姐，纷纷把我从母亲怀里接过去，争着喂我。母亲利用这个机会，给她们讲革命道理，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千里转战，就是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一个懵懂的孩子，饿了，尿了，骨头被小骡马颠得快散架了，我只会哭，不停地哭。久而久之，如果我不哭了，叔叔、伯伯和阿姨们反倒感到不习惯。因为，一旦我不哭，多半是病了，哭不出来了。有一次，我病得很重，不吃不哭不睁眼，长征路上又没有药。当地老百姓告诉妈妈一个偏方：用百年老灶的土，加上蛋青和成泥，糊在我的肚脐上。这个偏方还真管用，两三天后我又有力气哭了。父母听到我的哭声，悬着的心才放下了。

每到宿营地，大家都安排我和母亲住能遮风挡雨的房子。指战员经过我们居住的屋外，总要停下听一听，看看我在哭，还是在笑。有一次，我又病了，两三天没听到我的动静，大家的脸上笼罩着一片阴云，以为我活不成了，有位叔叔找了块花布，递给我母亲说：“娃儿走的时候用这块花布包她吧，她到底是个女孩。”

三天后，我又哭了。我嘹亮的哭声，使大家笑逐颜开，心花怒放。

长征队伍前面看不见头，后面看不见尾，叔叔阿姨们传递着一句话：捷生又哭了!捷生又哭了!

在乌蒙山，部队趁夜突出重围，走几十里山路不能出声。我被母亲用小被子死死捂住，差点背过气去。过了封锁线，父亲看见我们累得喘不上气，就把我接过去，用大衣裹在怀里，指挥队伍奋勇向前。偎依他那温暖的胸膛，我仿佛回到了母亲的肚子里，仿佛那一路上嘀嗒嘀嗒的马蹄声，仍是母亲的心跳。

在一个山垭口，两边山头上突然出现了敌情。父亲拍马迎战，调动部队迅速把敌人压下去。就在他指挥部队迎敌的时候，我像个飞起来的包裹，从他怀里被颠了出去，重重地摔在草丛中。

离开了父亲温暖的怀抱，山风像水那样徐徐漫来，摔晕在草丛中的我慢慢醒来，那串熟悉的马蹄声已经销声匿迹，周围冷冰冰的。我有气无力地哭起来。走在大部队最后面的几个伤病员，听到了我微弱的哭声。

一个细心的伤员，一瘸一拐地循着哭声找过来，在草丛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我。“快来看啊!”他招呼同伴们，“是个小婴儿，身上还裹着我们红军的军衣呢!”伤病员们纷纷拥上来，轮流抱着我，端详着我，“看这小可怜，一定是红军的后代。”“对，要是留在草丛里，不被饿死，冻死，也会被狼吃了。我们不能丢下她不管!”

一场紧张的遭遇战过后，队伍继续赶路。松弛下来的父亲习惯性地伸手去掏口袋里的烟斗，却像触电一样，突然发现身上少了什么——他的怀里空了!他心爱的女儿不见了!

父亲汗珠滚滚流淌，带上警卫员，掉转马头十万火急地沿路回去寻找。疾驰数十里，不见我的踪影，他痛心疾首，几乎绝望了。

正在路边歇息的伤病员列队向总指挥问好，父亲一阵风从他们面前刮过去。伤病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惊愕地看着父亲策马远去。没走多远，父亲心里一惊，下意识地勒住缰绳，马在咴咴嘶鸣中掉转身子，又往回跑。完全出于一丝侥幸心理，父亲向路边的伤病员打听：“你们谁见过我的孩子?”

伤病员们一愣，把刚捡到的襁褓举了起来。“是她!是她!”父亲从马上滚下来，抢夺一般把我搂进怀里，两滴浑浊的泪水夺眶而出。

过雪山时，山高路滑，寒风呼啸，母亲背着我，像登天那样一步一步往上攀。千辛万苦翻过雪山后，又听见我的哭声，她激动得哭了。

重新把我放进小骡马背上的摇篮，嘀嗒嘀嗒的马啼声再次响起来，母亲发现我被风雪吹皱的脸笑得像一朵花。

但是我的二舅，红军卫生员，十六岁的蹇先超，却冻僵在雪山上，再也没有起来。

过草地时，荒无人迹，满目苍凉，嘀嗒嘀嗒的马蹄声也变得绵软无力。母亲把干粮分给丢了干粮的小红军;身为总指挥的父亲也断了粮，我饿得嗓子都哭哑了。父亲把干粮袋抖了一阵，抖出一小撮青稞粉渣，与野菜一起煮成糊糊，抹在我嘴里，我的哭声才慢慢止住。父亲笑道：“这伢子得亏牙没长齐，不然把我手指都吃掉了。”

一天，行军中路过一条小河，父亲看见河里有鱼，便想钓几条鱼给母亲吃，帮她催催奶。不料林子里突然冲出一队敌人骑兵，母亲从警卫员手里接过驳壳枪，冲号兵喊：“吹调兵号!”号兵一吹号，队伍前后呼应，顿时山中号声回荡，敌人骑兵以为中了埋伏，慌忙撤回林中，我们才得以脱险。

一年后，在我周岁的日子里，伴随着马蹄声声，我和母亲跟随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在这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会师的三大红军主力，即将改编为开赴抗日战场的八路军。一天，林伯渠伯伯来看母亲，见我又黄又瘦，始终被母亲抱在怀里，奇怪地问她：“孩子一岁多了吧?怎么还要抱?让她自己去玩吧。”母亲对林老说：“孩子跟着我们长征，餐风宿露，吃野菜，喝雪水，发育不良，两条腿至今还是软的，不能站立。”当天，林伯渠伯伯就给母亲送来一条羊腿。此后，母亲每天削一块羊腿肉，用搪瓷缸炖成羊肉汤喂我。慢慢的，我能站立起来了。

军长征胜利80年了，我也80多岁了。因为长征时我实在太小了，所以我的长征，是被父母和无数的叔叔、阿姨抱着或背着“走”过的，是被小骡马驮着“走”过的。长征一年，在这条充满险恶也充满希望的道路上，那日日夜夜回响在耳边的“嘀嗒嘀嗒”的马蹄声啊，早已刻入了我生命的历程中，记忆的底片上，就像风走过，必定会在树上留下风痕;雨打过，必定会在地上留下雨迹——它是我生命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美丽歌谣。

1.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一支乐曲，细细品味，才能感受其中蕴含的情感；一首诗词，细细品读，才能感悟其中的意境；一段历史，细细冥思，才能悟得里面的精髓。

每当开学的时候，老师都会放《开学第一课》给大家看，让大家对新的学期抱有全新的奋斗目标，能够快乐的成长。2017年热播的《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长征精神。我们看了整整两节课。每次看到触动心弦的片段。我都会暗自流泪。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几个穿着整齐军装的高龄老红军，他们一一诉说着他们的长征故事。虽说他们的年龄已经很大，但是看他们精神抖擞的走上讲台的气势，一点也不比当年差。他们为了祖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当他们亲手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五角星上，五角星带着他们的名字飘荡在空中，融入我们的心海。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比的荣光，无比的幸福和骄傲。每位老红军都有着不同的经历，记得。有一位老人讲到他年轻时，他跟着大部队去打仗，一路上就穿着草鞋，甚至有的时候还赤着脚，他的脚被地上的石子顶破了，但他没有放弃前进。有一次他们经过黄河时遭到敌人的埋伏，他随着他的包袱一起掉入河里，在湍急的河里，他一直在寻找他认为比他生命还重要的两节干电池，当他摸到黄金和大米时，叹了一口气，又继续寻找，直到找回干电池，他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可见，在当时，条件是何等艰苦，资源是何等的匮乏。

除此之外，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因为她是参军年龄最小的人，她一出生就参与了长征，他父亲把她带在身边，每当她哭泣时，大家都会很高兴地说：“太好了，这孩子还活着。”但与此同时，士兵们也担心队伍因她的哭声而暴露。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次贺龙的部队遭到袭击，他们父女被迫分开，庆幸的是一个军医救了这个婴儿，从此贺龙就决定把它揣在自己怀里，这样就不会把她弄丢了。后来，在一次大战中，贺龙骑着马冲向敌人，脑子里全是杀敌之类的，早已忘记了自己还有个女儿，就这样再次把女儿给弄丢了，等到战争结束后，贺龙才发现女儿不见了，顿时脸色苍白，心急如焚，他们到处寻找，终于在一个草丛里发现了她，贺龙曾说过：“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儿女都不能保护，又如何去保卫祖国。”

这一个个感人的长征故事被老红军们述说着，而我，早已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昨夜，与同学们共同观看了《大火种》这部电影，颇有感触。

这是我首次接触到共产党创建初期的历史题材电影，只有如此近距离的感受那段历史，方能体会到当时人民的悲伤与苦痛，更加珍惜现在安定的生活。

电影中有几段情节我印象深刻，不仅仅是为人物的遭遇，更多的是对当时人们生活环境有所感悟。

比方说那段对话。二婶笑脸盈盈走街串巷对村民说：“晚上来我们家听书”。村民们好奇的问：“什么书”?二婶继续笑着对大家说：“能让娃们吃上馍的书”。一句话让人为之落泪。现在回想起这段情节，都会让人心头一颤。明明剧中人物都是笑颜相对，我却感觉到些许苍凉，不禁为他们而哀痛。或许如今不愁吃喝的我们早已忘记曾经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农民经历过什么样的苦难，想象不到七八个孩子一起抢饭吃是怎样的一种情形。我们在遇到困难时不应该是抱怨命运的不公，感叹时运不济，而是竭尽全力去克服困难。脚踏实地的做每一件事，用心感受生活，享受上天赐予的人生。

还有许多情节让我印象深刻。像地主家的大小姐被迫缠足，《共产党宣言》被 指责成妖书，农民为了几顿饭钱冒着生命危险找地主要钱。这些细节生动的再现了当时落后的乡村生活以及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

影片中许多情节高度还原了历史事实。比如，第一版的《共产党宣言》被错印成《共党产宣言》，但是里面的内容没有任何差错。还有刘忠良同志牺牲时被敌人在胸前画了个圈，即使被钉子活活钉死，也不说出《共产党宣言》到底在哪。细致入微的情节，描绘出了前辈们为我们的美好生活做出了多少奉献和牺牲。我国在解放思想的道路上付出了多少努力才有了现在的生活。我们应该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让我们共同缅怀过去，铭记先人，珍惜当下，开创未来。

我相信，中国美好的未来，将由我们共同创造。

黄继光，1930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一个山村。他自幼家境极为贫寒，六七岁时父亲因受地主欺压，病恨交加而死。黄继光从小就给地主扛长工、割草放牛。1949年冬，家乡解放，村里组织起农会，黄继光不但成为农会第一批会员，积极斗争地主，还当上了村里的民兵。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国内停止复员并大量征兵。1951年3月，中江县征集志愿军新兵时，黄继光在村里第一个报了名。体检时，他因身材较矮开始未被选中。来征兵的营长却被黄继光参军的热情所感动，同意破格录取。到朝鲜前线后，黄继光被分配到第十五军第一三五团二营六连任通讯员。

1952年4月，部队到五圣山前沿阵地接防，本想杀敌立功的黄继光却被分配到了连队后勤。经过副指导员细致的思想工作，黄继光明白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样样工作都干得很出色。经上级批准，他荣立三等功一次，还加入了共青团。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10月19日夜，黄继光所在的二营奉命反击占领597。9高地表面阵地之敌。当攻击部队受阻、伤亡较大时，已任营通讯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主动请战，消灭敌人火力点。在战友负伤牺牲、自己所携弹药用光的情况下，黄继光毅然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枪眼，为冲锋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通路，牺牲时年仅22岁。

“狼牙山五壮士”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战斗中英勇抗击日军和伪满洲国军的八路军5位英雄，他们是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在战斗中他们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面对步步逼近的敌人，他们宁死不屈，毁掉**，义无反顾地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5位战士的壮举，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

五.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天，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一师一支百余人的队伍被乌斯浑河挡住了去路，队伍中有第五军妇女团的八名女战士，她们是：冷云(原名郑志民)、胡秀兰、杨贵珍、郭桂琴、黄贵清、李凤善、王惠民、安顺福。经过连日奔袭，抗联战士们又饿又累，师长决定在岸边休息一夜翌日早晨过河。十月的北方天气已经非常寒冷，露营河畔的部队燃起几堆篝火取暖，却被日伪特务发现。后半夜，日军熊本大佐集合了一千多日伪军将露营的抗联战士包围。 拂晓时，抗联战士们发现了日军，急忙向外冲。冷云比较冷静，命令七名女战士卧倒，日军没有发现她们，向大部队逼近。在此危急时刻，冷云果断组织女战士从背后袭击敌人，吸引日**力，掩护大部队突围。日军在得知她们只有八名女兵时，变得更加猖狂：“投降吧!皇军不会亏待妇女!”冲出日军包围圈的抗联大部队发现还有八名女战士没有突围出来，多次组织营救，终因日**力强大未能成功。

被包围的八名女战士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趁敌人卧倒的机会，毁掉**，挽臂涉入了冰冷的乌斯浑河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她们中最大的二十五岁，最小只有十三岁。

当年投江的八名抗联女战士和那个广场上晨练的女孩年龄相仿，但因为身处国难当头的时代，她们毅然决然地举起钢枪反抗外来侵略者，并在最后时刻选择了舍生取义。

前几天我在网上阅读了《红军长征的故事》这本书，那雪山上的身影，那草地上的篝火，那鼓动员的竹板声……很多很多的故事，都出现在眼前。我从书本里读懂了长征精神。

过雪山时，有一位军需处长，为了大家能多一个人穿得暖一些，自己穿着薄薄的衣服，最后被冻僵了，在雪地里，就像一尊塑像，他为了别人牺牲了自己。过草地时，有一位老班长，为了战士们能吃上鱼，想方设法弄了一个鱼钩，钓了几条少得不能再少的鱼，做成鱼汤给战士们吃，最后自己躲在背地里吃战士们吃剩下来的鱼骨头，他想别人的多想自己的少。长征路上，有一个小战士掉队了，陈赓让他骑马并要给他吃的，他说不累，吃得还多着呢，等他停止呼吸的时候，陈庚才知道他一直在撒谎，他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意拖累别人。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他们不怕牺牲的精神，他们敢于与困难作斗争的精神，像鼓一样震撼着我的心灵。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处，应该从他们身上吸取点什么才对呀。

长征是一部史书，是一部指引人走向正确道路的伟大史书，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书，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金色的一页。长征精神永远伴随我成长。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故事发生时间：1935年6月 地点：夹金山。夹金山山峦起伏，白雪皑皑。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翻卷咆哮，凛冽的空气中，雪山似乎也在颤栗。前进的队伍有些迟缓了。寒冷、饥饿、稀薄的空气侵袭着这支坚强的队伍，已经有很多同志在这片让神灵都敬畏的土地上永远闭上了眼睛。

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歌声穿透风雪，驱散了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的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战士们笑了。这名唱歌的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

翻雪山时，小姑娘身体单薄，同行的大姐怕她冻坏，把身上穿的一件红毛衣送给了她。她高兴极了，穿着这件长及膝盖的大毛衣在队伍里跑前跑后，在山坡上唱着跳着，红艳艳的颜色在雪地里分外耀眼，大家就开玩笑地叫她"小太阳"。

队伍接近山顶了，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很多同志因为疲惫和饥饿坐在了雪地上，这一坐，便成了冰雪的雕像。红毛衣也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

突然，她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在这里，停顿就意味着死亡。"小太阳"拼命地摇着他，战士只是含糊不清地说："冷，冷......"队伍依然缓缓地前进着。

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干部休养连的战士们到处寻找，在半山坡的雪地里，看到这个年少的卫生员静静地躺在山坡上，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军衣，小小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在担架上，战士们找到了那件红艳艳的大毛衣，它穿在一个受伤的战士身上。伤兵流着泪回忆说，困乏时坐在雪地里，只觉得有人在拼命地拉着他，对了，还听见了歌声，他说，很熟的歌：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所有人都沉默了。伤兵脱下红毛衣，郑重地铺在雪地上。它像女战士快乐的微笑，舒展在茫茫雪地中。仰首望去，峰顶已经微现阳光，太阳红彤彤，照在皑皑白雪之上，映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穿过岁月的悠远，70年前，那许许多多美丽的壮烈的故事依然生动、依然鲜活。

曾经有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快乐地行走在这支波澜壮阔的队伍里，她唱过最响亮的歌谣，让疲惫的战士仰望天空，看到太阳;她跳过最动人的舞蹈，让受伤的老兵忘记伤痛，欣然而笑;她曾为一件普通的红毛衣欣喜不已、视若珍宝，在最危险的时候她又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连同生的希望和力量，让给了自己的战友。她还只是个孩子。那一年，她15岁。

1935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11月，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审讯。

面对凶恶的日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仍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

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据敌伪档案记载，日本宪兵为了逼迫她供出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她进行了残酷的拷问。刑讯前后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其中就包括电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

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新中国成立后，哈尔滨人为纪念将她，把东北烈士纪念馆门前的街道命名为一曼街。赵一曼塑像就屹立在右边不远的广场，旁边是继红小学校。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还有的说，有一年天旱，人们抬着菩萨上山求雨，事先没有吃斋，“神仙”一怒，把人都扣下了，一个也没下来。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毛主席知道了这情况，教育大家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仙”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山去。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军团首长也向我们讲明了雪山的情况。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而且特别强调要认真执行。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一首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流行的山歌在耳旁萦绕着。

送得哥哥前线去，

做双鞋子赠送你。

鞋上绣了七个字：

红色政权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到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的情形。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难过，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没有负伤，我心里十分高兴，可是又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个窟窿。以后，我就更加珍惜它。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www.gs5000.cn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象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作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象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象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痛。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文/江耀辉，选自1975年10月17日《解放军报》，有改动。